楚庄王伐陈范文1
陈国从它成立之日直至被吞并,600多年间,一直安静地居于淮水之北、颍水东岸,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强国之间。
妫平国是陈国的第20任国君。在他继位的那一年,南方楚国的楚穆王病死,王子熊侣继承了楚国的王位。
这两个同年继任国君的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截然相反。熊侣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妫平国则是恶名昭著的陈灵公。
这个陈灵公有什么毛病呢?他好色。
当时陈国有个夏姬,是郑国郑穆公的女儿。春秋时期,郑卫两个国家是出美女的地方,这个夏姬更是美艳非常。她早先嫁于郑国一个叫子蛮的贵族,子蛮死后改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没几年,夏御叔又病死了。夏御叔一死,门庭寥落,而夏姬艳名在外,那些之徒纷纷上门来欺负她。领头的就是国君陈灵公。
陈灵公就连这种事情也要找上伴,《史记》上这么记载这件事:“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
灵公十五年的某一天,三个衣冠禽兽又来到夏家饮酒作乐。酒过三巡,这三个家伙头脑发热,拿夏姬的儿子、陈国大夫夏征舒来取笑。
灵公说:“呀,你们看,征舒长得像你们。”
两个大夫一脸淫笑:“也像主公您。”
在一旁侍坐的夏征舒,脸色铁青,杀气外露。
夏姬瞥见儿子神色有异,暗暗心惊,赶紧叫他离席。
夏征舒昂然立起,不拜而出。
背后是那三个人的讪笑。
三个将死之人。
良久,灵公等酒足饭饱,尽兴而出。
护卫簇拥着灵公经过马厩时,黑暗里一箭射来,灵公应声而倒,随后夏征舒领着伏兵四面杀出,冲散护卫,将灵公乱刀砍死。
孔宁、仪行父夺路而逃。夏征舒召唤同伙起事,陈国。
的结果是,孔宁、仪行父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夏征舒自立为陈侯。
这一年是公元前599年,也是楚庄王十五年,晋景公元年。
5年前,也就是楚庄王十年,陈楚缔结了盟约。因此对陈国的,楚国不会袖手旁观。
楚庄王十六年,楚国“率诸侯伐陈”。
楚军没费多少力就攻下了陈国,夏征舒战死,死后尸体被车裂。
楚庄王讨灭夏征舒后,把夏姬俘回楚国。夏姬的美貌实在非比寻常,竟使楚庄王也春心大动,想纳其为妃。
庄王找来巫臣商量这件事。这可就找错人了,因为巫臣也看上了夏姬,正盘算着怎么把她搞到手呢。听楚庄王这么一说,巫臣急了,马上表示反对。他当然不敢说自己是庄王情敌,而是说了一堆大道理。
他说:大王你召集诸侯、兴师伐陈是一个正义的行为,目的是诛杀乱臣贼子。你现在纳娶夏姬,天下人难免就会以为,大王伐陈只是贪恋夏姬的美色。
楚庄王觉得确实不妥,于是作罢。但是楚王不要,也轮不到巫臣。
楚庄王把夏姬赐给了鳏居的襄老。
巫臣费尽心思,到头来还是替人作了嫁衣。
夏姬确实命运多舛。
三年后,楚军在之战中大败晋军,俘虏晋军统帅知蓥。这一战奠定了楚庄王的霸业,但襄老战死沙场,连尸体都没运回。
襄老一死,夏姬又落入了孤苦无依、任人欺凌的境地。
于是巫臣及时地出现了。他找到夏姬,悄悄地示意她:“回郑国去,我要娶你。”
郑国是夏姬的母国,夏姬当然想回家了,但关键是,怎么才能回得去,楚王怎么才会放行?
巫臣教她如此如此。
过了几日,襄老府上来了一个自称是郑国使者的人,对襄老的家人说,晋国愿意交还襄老的尸体,但必须由夏姬亲自到郑国迎回。
夏姬赶紧求见楚庄王,告之此事。楚庄王于是召见巫臣商议。
这正中巫臣下怀。其实所谓的郑国使者,也是他派人假扮的。
巫臣说:“这人的话可信,因为知蓥的父亲是晋成公的宠臣,他爱惜儿子,这次一定是他想通过郑国,用襄老的尸体换回知蓥。郑国在之战中得罪了晋国,正好借这个机会向晋国献媚。”
楚庄王想,留着知蓥也没有用,于是就派遣夏姬回郑国,去迎襄老的尸体。
这时郑穆公早已死去,他的儿子郑灵公也死去多时,如今在位的郑襄公子坚,是灵公的庶弟,也是夏姬的弟弟。
夏姬归国不久,巫臣就偷偷送来聘礼,向郑襄公提亲。郑襄公想巴结这位楚王面前的红人,当即就同意了。
虽说如此,巫臣仍不能娶夏姬。因为楚庄王还在位,这时娶夏姬,简直就是找死,巫臣得等机会。
巫臣一等就是7年。
楚庄王死后,楚共王即位。当时齐晋正在交兵,楚共王准备趁机打晋国捞便宜,于是派巫臣到齐国去,告之楚军出动的日期。
巫臣领命,却出动全家,带足财物,直奔郑国而去。到了郑国,巫臣派副使送回原用于出访齐国用的礼金,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去了。
史料上没有记载巫臣的心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除了叛逃,是否还作过别的打算。巫臣是屈氏,屈氏与楚王的熊氏其实是同一个祖宗,屈氏在楚国是个大族,巫臣做官做得也蛮顺畅,抛开这一切去漂泊他乡,还真要不小的勇气。
再说夏姬,好容易回到了故乡,有亲人庇护,不再受欺凌。何以巫臣一来,又抛下安逸的生活,随他亡命天涯?
在《史记》、《左传》中揣测爱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里面有太多的兵火血泪,容不下那点柔情。
但是,笔者情愿相信,巫臣与夏姬之间产生了那种名叫爱情的东西。不然,该如何解释这次叛逃?
巫臣在出国境前,遇到了楚臣申叔跪。申叔跪看见巫臣春风满面,说:“奇怪!你肩负军国大任,应当心怀忧虑才对。可是看你的神色,和《诗经》里约会的青年男女一样,你该不会是偷了谁的妻子出逃吧。”
楚庄王伐陈范文2
楚族认为自己乃火正祝融之后。火正，火神也。亦为太阳神。①楚族乃前商太阳图腾部族“高阳颛顼”以及帝舜族之直系后裔。②楚王族熊姓即有熊氏之后。有熊氏，黄帝氏族也。楚亦黄帝（帝舜）之后。其祖居地在中原中心的“祝融之虚”及昆吾故地，即今河南郑州、濮阳间（新郑）。③楚族在商代封为“子”。（其首领称“楚”子，见之于周原甲骨出卜辞。）周灭商后，将先楚诸族中一部分（舜帝后人）封国建于陈（今淮阳）。另一部分徙于中原南界的南阳盆地，即丹浙水之间的“鄢郢”故地，此于西周为国之南界。故称南国。楚族被逐于此，守望南方，以备南蛮。④与楚族关系密切的商族被迁于商洛，即古商国。⑤此地乃商之宗社所在，亦为楚之“三户”、“三闾”、“三祏”、“三社”所在。⑥《史记商君列传》正义：“於商在邓州内乡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90里，本商邑，周之商国。”楚子在西周未始居丹阳（今南阳），地在今丹浙二水之间，所祀者，商社也。丹者，太阳别称。直到春秋，楚贵族死仍归葬于丹阳。⑦
①新郑古称“祝融之墟”。《左传》昭17年：“郑，祝融之虚也。”杜预注曰：“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郑。”《路史·国名纪》：“今郑州有祝融冢。”“郐，祝融之后，复居祝融之墟”，郑为“祝融之墟”，是祝融八姓的中心。楚，郑音通。
②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
③新郑古称“有熊”。其地传说不一。一说即在今陕西商县一带，《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四十里，齐桓公登之望汉也。”楚族在春秋时之活动范围，以南阳盆地南部边缘地带的浙川县为中心，西至陕西商县，南到湖北南漳和保康县一带。
④鄢奄故地本乃炎黄帝故地之号也。楚族起于炎黄，是一支南迁的分族。熊绎之居丹淅水间，因以郾、奄故地以名新邑，此即楚之鄢陵。楚人自中原南徙到丹江、汉水流域，同当地的土著蛮人杂处。遭到周人歧视，所以又被称作“楚蛮”或“荆蛮”。《周语·郑侯》：“祝融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昆吾为夏伯鲁，大彭、豕伯为商伯矣。当周末有。”昆吾即鮌（鲲）、禹之族，故称夏伯。夏亦祝融（帝舜族之后）枝族。大彭、豕伯二族为商伯。周人歧视祝融之族，故逐之，而不封之。
⑤值得注意的是在今陕西商县丹江上游地区，以“荆”、“楚”命名的山川甚多，如商山、秦望山均叫“楚山”，乳水叫“楚水”，清池水亦名“荆水”。
⑥三户，楚社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言楚虽失土只要宗社仍在，灭秦者必楚人。楚俗强悍尚复仇。
⑦《左传》昭9年，记载东周一个贵族追述西周全盛时期的情形时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楚被视作西周的“南土”。楚在“南土”的居地叫丹阳。《左传》桓2年“正义”引《世本》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丹阳亦称丹淅，清宋翔凤《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云：“战国丹阳在商州之西，当丹水、淅水入汉处，故亦名丹淅。鬻子所封正在于此。”丹淅入汉处，在今河南淅川县下寺附近。楚从始都丹阳以后，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到了春秋战国之时，乃成为“五霸”、“七雄”之一。
从考古发现所见楚人的族属源流考察，其祖先最早亦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中部的郑州、新郑一带；在豫北的濮阳、滑县等地，也留下了楚先人的足迹。后来他们中间的一支逐渐南徙，来到南阳盆地的南部边缘地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承继于有虞及有夏、殷商先祖的文化，南迁后乃同当地的南蛮融化结合，遂创造出一支生气勃勃的新文化——楚文化。
西周初年，楚定都丹阳，及春秋初，武王徙郢。标志着楚国早期历史的重大新起点，从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於商、鄢郢故地接近中原，是楚族先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之地。后来楚虽不断南迁，文化中心向中南及东南扩展，但对此先王故地，仍一往情深。
战国中期，楚宣王时，秦相商鞅趁楚中心南迁，吴楚争斗方酣无力北顾之际，袭夺楚商於地，并受封于此。楚深衔之，子威王立，威王名“熊商”，即以志之不忘故地也。屈原本为楚之司徒（左徒即左司徒），因谗被贬为三闾大夫，则乃曾任楚宗社之司祭也。
屈原年表及大事
周安王15年（前387年）
吴起入楚。悼王素闻其贤，任其为楚令尹，谋变法。
其变法主要内容是改革贵族子弟食税于公田的制度，而将贵族非嫡子弟迁往“广虚之地”去辟田垦荒。国家不再奉养独立的“武士”阶层，而招摹游民设立常备军。
《韩子·和氏》：“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喻老》：“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来绝（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此与商君之法有所不同，商君募平民垦荒，立军功者赐爵（赐地），而吴起则外迁贵族非嫡子辟远地垦荒。）
周安王21年（前381年）
吴起变法失败，死难。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余家。”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欲，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
楚宣王17年（前353年）①
①关于屈原生年，异说殊多。参之余见各种史料及屈原著作，此从胡念贻、浦江清说。郭沫若说在楚宣王29年（前340）正月庚寅（初七）。刘帅培据王逸、顾炎武说推为楚宣王27年戊寅。皆过早。
正月初一屈原生于秭归。秭归，古称“归”，古夔国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史记正义》：“屈、景、昭皆是王族。”］
何按：屈当作“胐”、景、昭、胐（屈），皆以阳光为姓氏。王逸以为封屈邑受姓，臆测无据之说也。］
《水经》：“江水东过秭归县之南。”注：“故归乡。”《地理志》：“归子国也。”宋忠曰：“归即夔，古楚之嫡嗣有熊挚者，以废疾不立，而居夔。为楚附庸，后王命为夔子。”何按：归屈古音近，故王逸讹为以”屈“邑为氏。《水经注》明袁山松疏曰：“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②
②《永乐》本卷13第15页。
屈原虽出自贵姓，但非嫡子，而属庶族，早年身世孤寒贫贱。
［宋玉《九辩》说屈原早年，“坎廪（何按，即今语“可怜”）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即今语“旷浪”，孤独也）兮，羁旅而无友生。”］
楚威王元年（前339年） 15岁
屈原怀志高远，少年自励，有矫世远图之志。
楚威王7年（前333） 20岁
弱冠，行冠礼（男子进入成年礼），作“桔颂”而自勉。《桔颂》：
“后皇嘉树，桔来服兮。①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层枝剡剡［棘棘］，圆果搏搏（团团）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纭宜（秀），姱（华）而不丑兮。
①徕服，旧失解。窃以为即烂斑、斑烂、斑驳语转。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②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②苏世，即逊世，逊，远也。
愿岁并谢，与长反兮。疏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侍读楚太子熊槐于兰台（学宫）。
是年，越人伐楚。楚威王兴兵大破之，杀越王无强，尽取越及吴故地至浙江。越国以此散。诸王子弟或逃亡于海隅，或臣服于楚。③
③清儒黄以周以为楚灭越年应在楚怀王二十二年。（《史记·越世家》补并辨）
是年楚破齐军于徐州，威扬天下。
威王使将军庄乔将兵循长江西进，略巴、黔中以西。至滇池，开边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之尽归楚。庄乔以其众称王于滇，变服色，从其俗。今云南有地名“楚雄”，即庄乔故地也。
《史记西南夷传》载滇王庄乔故事如下：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乔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系夺楚巴、黔中以西，乔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①
①徐中舒谓：“《史记》此说有许多可疑之处：秦夺楚巴、黔中在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二七七年），而楚威王的年代则为公元前三三九——前三二九年，早于秦夺楚巴、黔中六十年左右，杜佑在《通典》中早已指出其年代的差误。”
［此事后人有所异说。荀悦于汉献帝时奉命改编纪传体的《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于《史记》中庄乔故事有所不同：
“初楚庄王使将军庄乔循江略地黔中，南以西。乔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傍平地肥饶数千里。既克定之，会秦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乔因以其众王靡漠，变服从其俗。”
荀悦改楚威王为楚庄王。战国文字，严、庄、威字通，故易讹乱。徐中舒以为：“荀悦所说的楚庄王即楚庄襄王的省称。楚顷襄王之顷原当作庄。古阳部字如享如印其后或转入耕部，楚倾襄王在《战国策楚策》中亦得省称为襄王，此庄王为顷襄王的省称亦可无疑。”
荀悦此文除改楚威王为楚庄王外，又改庄乔王滇为“王靡漠”。
常璩《南中志》：
“楚顷襄王遣将军庄乔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王，椓牂牁系船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因改其名为牂牁。”①
①常氏此文乃据《太平御览》七七一卷所引，同卷一六六卷及《北堂书钞》一三八卷所引内容大致相同，《史记正义》及《汉书地理志》颜《注》所引，以上唐、宋类书所引，应是常书《南中志》的原文。
《后汉书西南夷传》分伐夜郎的庄豪与滇王庄乔为二人。
“初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椓船牂牁处，乃改其名为牂牁。”
《南中志》：“唐蒙为都尉，①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牂牁郡。”
①唐蒙即唐昧、唐明。威王、怀王时楚之名将，于楚怀王二十八年与秦战败被俘，被杀。故徐中舒、杨宽俱采纳《后汉书》、《南中志》注，认为楚之开滇，在庄襄（顷襄）王时。不可信。威、庄、严三字古文字中音近义通，隶变后常相讹乱。《汉书·古今人表》有“楚唐蔑”，梁王绳曰：“唐蔑始见《商子·弱民》、《荀子·议兵》、《吕氏·处方》，又作唐昧（楚策、秦亿、六周表、楚韩世家、屈原传。昧、蔑古通。）又作唐明（赵象），亦曰唐子（韩诗外传四），兵败见杀。”
诸说悉不可信，仍应以《史记》为准。］
苏秦说楚威王行合纵拒秦之略。曰：
“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郁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臣闻治之其未乱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熟计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寡王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
楚威王采纳苏秦与齐魏合纵拒秦之战略，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以苏秦为从约长，佩六国相印，联盟抗秦。
楚威王11年（前329年） 24岁
威王卒，太子熊槐立，是为楚怀王。
楚怀王元年（前328年） 25岁
魏背盟约，趁楚丧，袭楚，破楚军于陉山、丹阳（今南阳）。陉山、丹阳，乃楚先祖宗社所在地。魏惧楚报之，乃以所得地赂秦。张仪任秦惠文王相国。
屈原侍职兰台。①
①赵逵夫说。
楚怀王6年（前323年） 30岁
楚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齐。
张仪初使楚，但连横略。楚怀王信之，秦、楚、齐、魏盟会于翟之啮桑。连衡拒秦之盟遂破解。
楚怀王5年（前214年） 31岁
屈原任楚“左登徒”，即“左徒”（登徒，升徒）。此官周制称“司徒”，位列三公。在楚国官制中，地位仅低于“令尹。”
《屈原列传》：“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缰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楚怀王11年（前318年） 37岁
《屈原列传》：“王使屈原造宪令，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疏，异本作流，流迁也。）
屈原晚年南流后作《思美人》怀思此际云：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畦。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庞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彻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詹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何负臣之无皋兮，被离谤甘而见尤”。可与《史记》所记相参证。
怀王出屈原，去其左徒，谪任三闾大夫。①三闾大夫者，楚宗社之守、祭酒及学官也。“三闾之职，盖专守宗社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
①此下用姜亮夫说。《离骚序》：“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子兰、子椒，应于此时为屈原学生也。又，王逸。
三闾大夫，乃宗社之官祭酒。宗教之官也。楚宗社在鄢陵/夷陵（今宜城）。地在汉北。
鄢陵，即夷陵。《括地志》：“故城在襄州安养县北三里，古郾子之国，邓之南郢也。”“又，率遂县南九里有故郾城，汉惠帝改曰宜城也。”楚郢都在荆州江陵纪南。
《楚世家》：怀王11年，苏秦再约合纵，会合山东六国共攻秦。以楚怀王为纵长。
《新序·节士》：“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邻。”
怀王遣屈原初使齐。屈原羁旅异域，作《抽（愁）思》。诗中云：
“有鸟自南兮，来栖（集）汉北。好姱佳丽兮，泮独处此异域”。“道迢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楚怀王16年（前313年） 40岁
《屈原列传》：“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
《楚世家》：“16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怀王大悦。”
楚乃遣使绝交于齐。
楚怀五17年（前312年） 41岁
《屈原列传》：“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
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阳。”
《楚世家》：“17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
《张仪列传》：“秦齐共攻楚，斩首11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
［丹阳异本作“丹淅”。索隐曰：“丹、淅，二水名也，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为县名。在弘农、所谓丹浙是也。”］
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击秦，战於兰田，楚军再大败。
楚怀王18年（前311年） 42岁
“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再使于齐。①
①此用姜亮夫说，屈原曾两使于齐，为楚结盟。
屈原受命再使齐修盟。返楚，劝怀王杀张仪而绝秦。
《屈原列传》：“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
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为哀悼纪念丹阳、兰田大战中死去的楚国将士，屈原作《九歌·国殇》。
《楚世家》：“18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
楚怀王19年（前308年） 43岁
张仪去秦，入魏，任魏相。
楚怀王20年（前309年） 44岁
《楚世家》：“20年，齐湣王欲为纵长（按：应为齐宣王），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遣楚王书。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
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和秦，而合齐以善韩。”
张仪病死于魏。“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楚怀王24年（前305年） 48岁
《楚世家》：“怀王24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
楚怀王25年（前304年） 49岁
《楚世家》：“25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
楚怀王再度采纳亲秦路线，屈原再被放。
作《惜诵》，《抽（愁）思》，《怀沙》诸篇，抒写郁闷，讥刺小人，意在讽谏怀王。怀王不听。
楚怀王26年（前303年） 50岁
《楚世家》：“26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於秦而请救。”
楚太子名公子横。
楚怀王27年（前303年） 51岁
楚世家：“27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
楚怀王28年（前301年） 52岁
《战国策·赵策》：魏攻楚，战于陉山，楚军大败。将军唐明（昧）被擒。
《楚世家》：“28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眜，取我重丘而去。”
或说唐眜即公子椒，任楚司马。①
①赵逵夫说。
怀王令昭睢将兵以拒秦。
楚怀王29年（前300年） 53岁
《楚世家》：“29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援。太子横师傅乃慎到，与横同行。屈原复被招用。”
“秦取楚襄城”。
楚怀王30年（前299年） 54岁
《屈原列传》：“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
怀王稚弟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楚世家》：“30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
怀王弟公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
于是往会秦昭王。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
以怀王之远别，屈原悲痛而作《离骚》，寄情于怀王。①骚，又作“操”（藻）、“辞”，古赋之一体也。篇中力劝怀王迷途知返，曰：
①时年屈原约54—55岁。“《离骚》中多伤老叹逝、缅怀往迹之语，非壮仕之年所当有。则《离骚》之成当在晚年无疑。”（姜亮夫）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 55岁
《楚世家》：“怀王入秦，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
［楚国西境早已达金沙江上游流域，有地下遗物可据。1975年云南楚雄万家霸墓葬遗物，具有滇池地区特区而较江川李家山文化更为原始，其年代经碳14测定约在春秋中后期。李家山文化现在我们都认为是战国至西汉时代楚人遗迹。据此，知楚人到达金沙江及滇池地区皆有地下遗物可徵。］
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子菽等）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诸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幼子公子兰）
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
昭睢乃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
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
太子横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
《楚世家》：“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
楚人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
屈原作《思美人》，以美人寄托对怀王的思念。
“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
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
顷襄王2年（前297年） 56岁
屈原《离骚》。诗中讽刺公子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怒而迁之”，废屈原之闻大夫之守，而流放南楚洞庭。
行前辞于社宫，观望画法史，作《天问》。
公子兰，名黄歇。襄王时任左徒。考烈王元年任令尹，后封春申君，封地吴门，在今之苏州、上海之间。今松江县地名有春申浦。①上海故名“申城”，当即本此。
①参姜亮夫说。春申者，春神、东君也。兰乃春草。
屈原由汉北谪迁湘中。
《楚世家》：“2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
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
顷襄王3年（前296年） 57岁
《楚世家》：怀王拘困死于秦。秦归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威。诸侯由是不直秦。屈原作《招魂》，招怀王魂。
屈原作《惜往日》悼怀王。其辞略曰：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因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嬉。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辞。心纯庞（敦厚）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彻其然否。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避之。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率没身而绝名兮，惜瓮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
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节兮，或弛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谅聪明不明而瓮蔽兮，使谗谀而日得。宁溘（可）死而流亡兮，恐祝殃亡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庸君之不识。”
篇中所责庸君，盖指顷襄王也。
怀王死，秦楚绝交。
彗星见。
顷襄王6年（前293年） 60岁
秦王胁楚，遗楚王书云：“楚背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饬士卒，得一乐战。”
襄王大惧，乃复谋与秦和好复交。
顷襄王7年（前292年） 61岁
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顷襄王8年（前291年） 62岁
《秦本纪》：秦昭王命“大良造白起攻魏、攻韩，攻楚，取宛。”（秦本纪）
宛，地在今河南南阳，古称丹阳，乃楚先祖兴国之地。
顷襄王12年（前287年） 66岁
屈原屡作辞赋，讥刺时政。襄王怒，再逐放屈原。远迁原于洞庭、湘中一带。
屈原已老，而竟悲愤南下，作《涉江》。道过夷陵，谒楚先祖宗庙，见图壁画，乃作《天问》。诗中多有讽刺时政愤懑之词。
顷襄王14年（前285年） 68岁
楚王与秦昭王会好于宛，结和亲。
齐灭宋，南侵楚。据楚淮北。
顷襄王15年（前284年） 69岁
楚与秦、三晋、燕共伐齐。
楚取齐淮北地。
顷襄王16年（前283年） 70岁
春，楚王与秦昭王会好于鄢。
秋，复会于穰。
鄢陵，楚故地也。
顷襄王18年（前281年） 72岁
楚复谋与齐、韩连横伐秦。
时昭子（睢）为令尹，计中辍，未行。
顷襄王19年（前280年） 73岁
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尽予秦。
秦将司马错伐楚，赦罪人迁之南阳。
大发陇西卒，因蜀攻楚黔中。
顷襄王20年（前279年） 74岁
“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资治通鉴》）
胡三省注：西陵即夷陵，属南郡。《水经》：“江水东径夷陵县，又东径西陵峡。”“应邵曰：“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后复曰夷陵。”
顷襄王21年（前278年） 75岁
“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烧夷陵。”（《资治通鉴》）
“烧楚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楚世家》）
“秦以郢为南郡，封白起为武安君。”（《资治通鉴》）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①
①五渚江，即虎渡江，江在郢南。洞庭、虎渡江南，即今之湘西资、沅、澧、油道通黔中地。说见卞鸿翔《洞庭五渡江南考辩》。
荆王君臣南走，东伏于陈。”（《韩非子·初见秦》）
郢城破日，屈原在湘中流放中，悲痛而作“哀郢”。②略曰：
②郢字从王从邑，即王邑之合文会意也。王邑即王都，凡楚王都所在皆称“郢”。楚先世居“丹阳”，“武王徙郢”。此郢即楚之中都，在今江陵。桓谭《新论》记：“楚之郢都，车毂击，人相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可知当其全盛日郢都之繁华。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按：指楚王迁都东逃于陈事。］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旷不知其所蹠。哀见君而不再得，上洞庭而下江。将运舟而下浮兮，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厦）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忠湛湛而愿讲兮，妒被（披）离而鄣之。彼尧舜之抗行兮，杳冥冥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③
③《哀郢》云：“惟郢路之逐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郢都失陷时，屈原被放逐已达9年。（王夫之说）姜亮夫据《韩非子》：“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谓“此时屈子自沉长沙，亦入秦矣。”而疑王夫之之说不确。案，姜说谬。武安君先出西陵峡，烧夷陵，再袭郢，再沿江入洞庭，取洞庭、五湖、江南，乃一系列战役行动，非一朝一夕之事，无经年数月不可达目标也。此数月间，秦兵先破郢，毁楚先王故居庐墓宗社，屈原悲之而作“哀郢”。及秦兵向南逼近长沙，屈原遂于五月绝望沉江。姜说不足信也。
［此年屈原在避兵祸之中颠沛流离。郭沫若说，夏作《怀沙》。怀顾长沙。秋作《涉江》（戴震亦有此说）。］
或说屈原悲夷陵楚宗社之见烧，而作《天问》。
秦武安君拨楚巫山、黔中，秦初置黔中郡。
［何按：秦之进军路线自西陵峡沿江而下，先攻夷陵，再破郢（江陵），回兵沿江入洞庭，侵湘中。又回兵逆江复下三峡，入川黔，遂据有黔中。］
楚军兵大散，国势衰微。
顷襄王22年（前277年）
端午（五月初五）屈原自沉汩罗而死。终年76岁。①
①郭沫若说死于前278年端午，终年62岁。
《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说文》：古者“七十曰老”。
《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瞧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醇？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于是怀石遂自沈汩罗以死。①
①《水经》：“汨水又西经罗县北。”注：“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亡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经：“‘汨’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经玉笥山”，“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周圣楷注谓：“今湘阴县即古罗子国。汨罗一水，流经玉笥山下汇入湘潭，而以汨罗江名者，亦犹湘江之统称矣。其地在湘阴县北七十里。”
秦武安君论破楚事曰：
“是时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发梁焚舟以专民，掠于郊野，以足军食。当此之时，秦卒以军中为家，将帅为父母，不约而亲，不谋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是以能有功也。”（《战国策中山》）
《楚世家》：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考烈王元年（前262年）
以黄歇为相（令尹），封为春申君。
楚世家：以左徒黄歇为令尹，封拟吴，号春申君。
前248年（考列王15年）
春申君请封江东，因城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
前241年，考烈王22年（秦始皇6年）
楚考列王从春申君计，去陈，徙都于寿春，亦命曰“郢”。春申君就封于吴，居相事。
楚王负刍3年（前225年）（秦始皇22年）
秦将李信攻平舆，蒙恬攻寝丘，大破楚军。信又攻鄢郢，不克。于是引兵而西，项燕将楚军尾随之，突袭李信，大破李信军，李信奔还。
楚王负刍5年（前223年）（秦始皇24年）
秦将王翦、蒙武破楚国，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楚将项燕自杀亡。
楚庄王伐陈范文3
如果从时代背景上看的话，春秋处在一个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的年代。但其在形式上还维系着周王室的统治。各诸侯国的力量虽然逐渐强大，也出现了春秋五霸。但表面上，人们依然依从周礼。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外交场合，人们在表达上依然遵王命、讲王权。所以在这一时期行人演说时需要达到的目的往往与实际的演说内容存在些许矛盾，主要表现在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诉求以合乎礼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这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遵从周礼这一点可以从《左传》中看出。宣公三年，楚庄王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派使者慰劳，“楚子（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意思是说楚庄王有夺取周朝天下的意思。从这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因为遵守礼法而在表达上显得委婉曲折。
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势力的进一步增强，周王室力量进一步衰退，社会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富国强兵，通过战争保存自己或者称霸成了各国的主要诉求。这一时期的文学，由于受到社会影响。已经不再遵从礼法，在追求实用的时代背景下，战国的策士应运而生，他们不再受到奴隶制礼法信义的思想束缚，用自己滔滔不绝的口才，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各诸侯国间游说奔走。所谓的君臣之义，朋友之信在实用主义面前都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在《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中，苏秦本来是游说秦王实行连横之术。不被秦王采纳于是发愤苦读后游说赵王行合纵之术，终得成功。苏秦本就不是秦国人，后来又投奔赵王，可见他心中根本没有君臣之礼，而将成功作为行动的标尺。他信奉的是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他发奋进学的目的是需要“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另外，他的父母与妻嫂也是这样的态度，当苏秦游说秦王不成时落魄归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由此看出重实用，轻礼法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风气，这成为春战国与秋时期的重要区别。
另外，在人物的塑造上，两个时期的风格也很不同。由于《左传》是一部编年史，而《战国策》是一部国别史，所以首先在体例上，由于《左传》是按时间描写单独的事件，所以不能将同一人物不同时期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看，所以人物的性格特点在单独的故事中都不那么清晰，略显单薄。但是《战国策》就可以将人物的生平顺序叙述下来，更易了解人物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心理变化等，人物的形象也必然更加丰满。
楚庄王伐陈范文4
摘要 不同时代学者研究春秋学，主题、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宋代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宋代春秋学研究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印痕。尊王攘夷、正名分、寓褒贬等传统内容被宋儒重新阐释并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他们经世致用精神的载体。
关键词：宋代 春秋学 经世致用 尊王 攘夷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所作经学成为后世学者共同尊奉的法典，被奉为金科玉律，只能信奉注释，不敢稍有违异。北宋初至北宋中期，宋儒疑古惑经成为一种风气，他们完全摆脱了汉唐师法的束缚，遍观经史子集，以独见为荣，以雷同为耻，当仁不让，唯理是求。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春秋》及其三传自然也受到怀疑和审视，被重新阐释和发挥，赋予了本来就具有“正名分”、“寓褒贬”、“大一统”、“尊王攘夷”等思想的春秋学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内涵，承载宋儒的经世致用精神。
一 经世致用
《春秋》作为儒家经典被封建国家奉为学术宗教圣典之一，是“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历代不乏学人致力于此，研究主题、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带有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宋代春秋学研究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整体看，“尊王攘夷”是两宋春秋学之主流。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偏重“尊王”，以适应赵宋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南宋则好论御侮，“尊王”、“攘夷”并重，以激励君臣同仇敌忾，复仇雪耻。这种时代性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具体反映。
经世致用思想是儒家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经世即治世之意，最早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历代典籍经过诸儒的阐释和政府的推广，深寓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就成为士大夫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春秋》就是孔子有感于礼崩乐坏而编写的经世之作，其体现经世致用精神的方式就是“正名分”、“寓褒贬”，这是孔子《春秋》本有之意。如“正名分”，《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和子路关于“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讨论，说明了经世以正名为先的道理。再如“寓褒贬”，孔子对齐桓、晋文的赞许，对“弑”、“杀”不同意义的界定等。通过后儒的演绎发挥，借助历史传承和积淀，春秋学便具有了“大一统”、“异内外”、“尊王攘夷”、“用夏变夷”等政治致用功能。“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历代儒者对《春秋》的不同阐释，都是借《春秋》之腹，产自己现实政治主张之子，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措施于注解之中，积极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依据和治理现实社会的方略和计策。如从史学经世的角度看，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学经世不仅有令乱臣贼子惧怕的镇慑作用，而且还有减少乱臣贼子产生的预防作用，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可谓大矣。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概括前人观点：“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可见，《春秋》之经世致用价值在世事突变、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
宋代内外交困的形势砥砺了宋儒普遍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遂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尽管政治主张各异，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动机是一致的。虽然改革旧弊与谨守成法的斗争很激烈，但双方之争不外乎是为解决矛盾而“创新世”、“破旧世”较多与“经旧世”、“守旧俗”较多的分歧而已。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世致用精神是相同的。宋代春秋学经世致用的集中体现就是对“尊王攘夷”的大力提倡。
“尊王”、“攘夷”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尊王”从正面阐释，“攘夷”则从反面立论，目的依然为“尊王”。北宋、南宋所处形势不同，强调重点有别，大抵北宋强调“尊王”，南宋则二者并重。
二 尊王
“尊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正面贬刺周天子的轻佻失礼行为，强调天子应该怎样做才合乎至尊应有之礼；二是讨伐诸侯、大夫的专擅无礼行径，强调诸侯、大夫应该如何做才符合人臣之分。宋儒春秋学著作大多通过对此类事件的褒贬来阐释自己“尊王”的政治主张，略举数例以说明。
1 贬刺天子以尊王
《春秋》桓公四年载：“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天王，指周桓王。伯纠，周桓王的宰相。聘，指聘问杀兄自立的鲁桓公。此句大意是记载周桓王二十二年（鲁桓公四年），桓王派他的位至伯爵的一个叫伯纠的宰相来聘问鲁桓公。
认为《春秋》有贬无褒的孙复对此事议论道：“威公（鲁桓公）弑逆之人，威王（周桓王）不能诛，反使宰渠伯纠来聘，此桓王之为天子可知也。”讥贬直指周桓王的失尊行为。阐释经义、崇尚新奇的刘敞议论道：“天子大夫不名，其宰渠伯纠何？讥！何讥尔？桓内弑君，外成人之乱，又不受命，王弗能讨也，而聘之，是崇乱也，参讥之。”他认为，孔子笔削如此，是对宰渠伯纠和周桓王的双重讥贬。身为天下共主的周桓王却派自己的家宰去聘问“内弑君外成人之乱”的鲁桓公，无疑是崇乱之举。他们贬刺周天子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宋高宗觉悟怎样做才合乎至尊之礼。
2 讨伐不臣以尊王
《春秋》载：庄公十三年“齐人灭遂”。孙复评论说：“威（桓）公贪土地之广，恃甲兵之众，驱逐逼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则侵之伐之，甚则执之灭之，其实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故此年灭遂，十四年伐戎……二年迁阳，皆称人以切责之。”认为《春秋》书齐桓公为“齐人”是讨伐齐桓公“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的罪行。王皙在《春秋皇纲论》（卷一）《尊王篇》中提及此事也说：尽管齐桓、晋文“有尊周室、安中国之心”，但他们仍然是“执中国之权，制天下之命，则是强僭之臣也”。
宋儒中贬诸侯专擅无礼者不仅孙复、王皙两人，凡撰《春秋》著作的，多有此意。程颐于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条下云：“搂诸侯以伐诸侯，固为罪矣，而卫弑其君，天下所当诛也，乃与修好而同伐人，其恶甚矣。”隐公二年载“无骇帅师入极”条，胡安国议论说：“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同年，对于《春秋》载“郑人伐卫”条，朱熹论道：“书伐国，恶诸侯之擅兴……”诸如此类议论，宋人春秋学著作中随处可见，兹不赘举。
对于诸侯的专擅无礼行为，宋儒讥贬如此；对大夫的专擅不臣行径，更深恶痛绝。如《春秋》载：鲁襄公三年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会。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前后两次鸡泽之盟，是诸侯在而大夫结盟的开始。孙复对此评论道：“诸侯既盟，而陈袁侨至，无盟可也。己未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强，诸侯始失政也。”鲁襄公十六年《春秋》载：“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这次干脆只记载诸侯相会溴梁，而结盟者却是大夫。对此，孙复痛恨地说：“溴梁之会，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故不言诸侯之大夫，不言诸侯之大夫，大夫无诸侯也。”胡安国于此亦曰：“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胡安国还对掌兵权、擅自主政征伐的公子 、公子庆父和公子遂严词斥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夫乱臣贼子，积其强恶，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权势已成，威行中外，虽欲制之，其将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乱也”。其意在警示高宗，对臣下需防微杜渐，切不可掉以轻心，养成羽翼以致坐大轻君。这些观点和高宗秦桧集团为巩固皇祚而猜忌大将收兵权的政治需要步调一致，高宗对胡氏及其《春秋传》亦欣赏有加。
三 攘夷
中国地广人众，少数民族众多。徐、吴、楚、越，“诸戎皆四岳之后”，《春秋》为何待之以夷狄呢？“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华夷之辨别，常不以种族分而以文化分”。意即华夷之界线不在于所居之地，而在于礼乐文明，是否依“礼”行事。周初分封，徐、吴、越、楚皆为周之诸侯，之所以后来称之为夷狄，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有违周礼。可见夷夏之称是可以转化的，夷狄可进而与中国同，中国亦可退为夷狄，其关键在于“礼”，是否按自己的名分做应做之事。《春秋》中对楚国的称呼变化反映了这一过程：庄公十年称楚为“荆”，襄公二年直接称“楚”，僖公元年则称“楚人”，昭公四年称为“楚子”。这一变化反映了荆楚由侵突中国、僭号称王进而遣使修聘、会盟尊周，即逐渐认同融合于华夏文化的过程。孙复于《春秋尊王发微》议论道：“案吴、楚本子爵，入《春秋》始则曰荆、曰楚、曰吴，终则称人称子。楚始谓之荆者，楚先吴僭，罪大贬重，犹曰荆州之夷也，终则称人、称子者，以其同中国，与诸侯会盟，及修礼来聘。称人，少进也，称子，复旧称也。”在孙复看来，僭号无礼则退为夷狄，遵规守礼则恢复旧称。
孙觉则从反面立论，认为荆、楚称呼变化过程是感叹中国之衰。如在《春秋经解》中云：“……至其侵陵之甚，主盟中国而虐害中国也，则书人书爵，与中国等矣！若曰中国而至于是者，中国无人焉尔。中国无人焉尔，则中国亦楚，于楚又何外之？故楚之所以称人称爵者，非进楚也，罪中国也，一时之中国不深罪之，则无人以惩后世也”，“吴、越书之有渐焉，非进之也，蛮服益强则中国益衰，《春秋》书之，所以伤中国之衰也”。孙觉从“罪中国”立论，强调自立、自强以“惩后世”，目的和孙复一样，“内京师而外诸夏，尊天王也，内诸夏而外四裔，尊中国也”。期望在夷狄僭越侵礼日甚一日之时，及早使中国觉醒，实是未雨绸缪。“欲令中国备之于始盛之时，制之犹易也，至其渐盛，将不可以制矣”，与胡安国防微杜渐论调主旨相同而侧重有异。
胡安国目睹金兵侵占汴梁，感于时事，提醒执政者：“中国之有四裔，犹昼之有夜，阴之有阳，其势迭相消长……理之常也。然而必不容其颠倒错连，则亦使之各安其所也……是故以诸夏而亲四裔，致金缯之奉，岁以饵敌，其策不可施也。以内属而朝诸夏，位侯王之上，乱常失序，其礼不可行也。以降人而居塞内，无出入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萌窥伺之渐，其祸不可长也。”中国与四裔势力迭相消长是常理，为政者不应“致金缯之奉，岁以饵敌”，而应该对非我族类的夷狄“窥伺之渐”的举动明察秋毫，要因时、因事以制宜，“处其变尽其变”。
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无一日无夷狄之患，在蔚然大观的宋儒春秋学著作中，“尊王攘夷”的思想观点也贯穿了三百二十年。宋儒从简约的《春秋》经及其三传记载中，挖掘出各方面的史料给尊王攘夷以新的阐释，即使现实政治不尽如人意，亦给予理论上的诠释。大到诸侯、大夫专兵会盟侵国、抗击王师，小至朝聘礼节、天象异常的记载，皆被援引，著以己意，这是宋儒主体意识高涨，为适应两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和感于强敌交相威逼中国而经世致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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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觉：《春秋经解》，《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楚庄王伐陈范文5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楚国赋作家，从《韩诗外传》和刘向的《新序》中，我们可以得知，宋玉的政治地位应该比较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等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地理志》云，屈原被流放，作《离骚》等赋以自伤，后有宋玉、唐勒等等慕而述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亦云，“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王于〕友景差”，①结合晚唐无名氏的《无能子》中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关于宋玉对屈原的劝告一事等来看，②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玉曾是屈原的弟子或是曾事屈原；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证明宋玉接受道家思想的可能性：
1、从师承方面来看，宋玉应该接受道家思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宋玉曾是屈原的弟子或曾事屈原。宋玉应该具有接受道家思想的可能。冯友兰先生认为，屈原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③屈原在《天问篇》中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就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唯物主义宇宙发生论。屈原向天发问，“邃古之初，谁传道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这些问题都是屈原在向天发问时，希望得到的答案。《淮南子·精神训》也说，“??骱瓒矗???涿?rdquo;。由此来看，屈原应该是黄老之术的传播者。宋玉经常出入于屈原的身边，不可能不接受其道家思想。
2、从宋玉的人际交往方面来看，宋玉是接受道家思想的。据宋玉《钓赋》云，“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加之以詹何、娟?种??rdquo;，高注：詹何、娟?侄?耍?枪糯?频鋈嗣?A跷牡湎壬?担?段难?middot;七发》注引“娟??rdquo;作“???rdquo;，又引高注说，??郑?坠?比恕！独аЪ臀拧芬?嘧?ldquo;???rdquo;。《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子十三篇，并云“?子名渊，楚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亦说，?衷ǎ???耍??Щ评现?酢V?橛猩稀⑾铝狡??缘赖轮?狻！豆阍稀分兴担?庞谐?统济??衷āA跷牡湎壬?衔??蘼凼蔷?帧⑿?ǎ?故峭??值鹊龋??嵌际遣⑸???佟C?洳灰唬??滴?蝗硕?选＂苡缮鲜霾牧峡梢灾っ鳎?斡裼Ω糜械兰宜枷搿?br />
3、从宋玉作品的语言及思想方面来看，宋玉是接受道家思想的。在宋玉的《九辩》中，宋玉一方面因贤士失志而愁思不已，妄图用“安心隐志可长久”思想来安慰自己，渴望用与道家“顺时处命”相同的时命观来解脱自己，使自己成为圣人式的“瑰意奇行”、“超然独处”；另一方面，宋玉又以“与其无义而有名，宁穷处而守高”、“窃慕诗人之遗风，愿托志乎素餐”，坚守着自身的信仰。凭借着“徼幸而‘有待’”，选择与野草同死。关于“有待”，庄子说，“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庄子·逍遥游》），在《庄子·齐物论》中，影连续用了三个“有待”来反问自己，宋玉用“有待”思想，陈述其“守高”的原因。单从这一点上来分析，道家与宋玉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联系。此外，张松辉先生、周晓露先生从宋玉语言的角度出发，分别以《无能子》中宋玉的语言以及宋玉作品《对楚王问》为据，证明宋玉是一位道家文人，并从“无心”与“虚静”的角度出发，阐述宋玉对儒家“劝谏”行为的看法。①
4、从宋玉生活的时代来看，宋玉应该是接受道家思想的。《庄子》中有不少关于惠子的记录，例如，“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死，庄子为之送葬”等等。据《左传》记载，惠施于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之赵，请伐齐而存燕。楚怀王十九年（公元前310年），魏惠施因仪逐之，楚奉惠施纳之宋。楚怀王在位30年（公元前329—公元前298），屈原此时还健在。惠施至少死于楚怀王十九年之后，而庄子亦说为“惠施送葬”。可以推知，庄子去世更在惠施之后了。而宋玉稍晚于屈原，宋玉所生活的年代应该在庄子离世不久或正值庄子晚年，作为当时楚国一个重要文学家的宋玉，不可能不知道当时著名人物庄子的思想。
此外，宋玉《高唐赋》中的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与《庄子》中的藐姑射山之神女相差无几，这不仅体现出“楚以道为盛”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体现其道家对“真人”形象的审美要求。再者，《高唐》《神女》等赋中“廓大翔实”的立体叙述方式，不正是庄子精神的整体“大用”？在其意象上，《对楚王问》中的“鲲”与“凤”正是对《庄子·逍遥游》中“鲲”、“鹏”的化用。总体而言，宋玉是接受道家思想的。诚然，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致使行文粗糙，望大方之家给予批评指正。
注释：
①、《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四辑）陈鼓应 主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9年11月第1版；p189；
①、《襄阳耆旧记校注》 （东晋）习凿齿 原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年12月第1版；p15；
②、《无能子校注》王明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12月第1版；p23；
楚庄王伐陈范文6
他跟孔子无怨无仇,但是因为不同意孔子的做法,便常常让孔子垂头丧气。在他主编的故事里,孔子经常无限谦卑地到老子那里请教问题,每次都是带着羞愧和自责离去,然后真诚地觉得自己很渺小。孔子俨然已被抓了典型,典型的“不得道者”。
孔子的伟大人格也曾打动过他,他实在不忍心眼看着孔子不停地受挫而坐视不管,便自作主张安排了孔子的归宿。
孔子周游列国时,遭遇过最困窘的事就是“厄于陈蔡”,这是事实。楚昭王听说孔子经过陈国和蔡国之间,此地临近楚国,便派人聘请孔子。蔡国人见孔子徒众极多,以为是一次侵伐,而且他们也不愿楚国得到这样的贤人,就兴兵围绕,一连七日。孔子粮食罄尽,从者饿病者极多,忧悲困苦,邻乎死地。
虽然孔子镇定自若,弦歌鼓琴,未尝绝音,表现得可圈可点,但这还是不能令庄子满意。于是,庄子就在他的故事里,安排了一个叫太公任的高人去安慰并指点孔子。
太公任语重心长地问:“你差点死了吧?”
孔子说:“是的。”
太公任进一步问:“你怕死吧?”
孔子说:“是的。”
于是,太公任就给他讲了一个意怠鸟的故事。东海有一只鸟,名叫意怠。它行动呆笨迟缓,好像很无能,得让同伴领着飞,挤在同伴中休憩。不敢飞在前头,更不敢落在后头,不敢先尝东西,总是吃剩饭。所以大家都不排斥它,外人也伤不着它,居然活得比别的鸟都好。
太公任怕孔子还听不明白,继续引导说,直木先伐,甘井先枯,你一定是扮着聪明相,又洁身自好,衬出了他人的污浊,所以才不能免祸,你还是收敛收敛吧。
孔子像被五雷轰顶了一般,顿时大彻大悟,从此“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穿兽皮粗衣,吃橡栗野果,安心过原始人生活去了。据庄子说,孔子在那里过得很好,完全融入了大自然。他所过之处,兽不乱群,鸟不乱行,大家都没把他当外人。
其实,庄子的坏笑跟孔子本人无关,也绝无故意恶搞的初衷,只因他骨子里的愤世嫉俗,实在看不惯时代的虚伪与做作,看不惯他们矫情地拿圣人那一套说事儿。气不过的他便顺手拈来,借名人效应,抓了个典型。
事实上,庄子本人非常尊重孔子,并视其为唯一的真正的儒者。在故事里,庄子就亲自出马,去见孔子时代的鲁哀公。
鲁哀公对他说:“鲁国有很多儒士,却很少有人学先生的道术。”
庄子不屑地说:“鲁国也没几个儒士!”
鲁哀公反问说:“全鲁国都穿儒士服装,怎么能说儒士少呢?”
庄子自信地说:“我听说,儒士戴圆帽是表示懂得天文,穿方鞋表示懂得地理,腰佩玉珏表示遇事能当机立断。但是穿这种衣服的未必能做到这些,您若不信,可以向全国发个号令:穿此服而无此能者,死罪!”
发出号令五天后,没人敢那样穿了。只有一个男人,穿着儒服来到鲁哀公门前。召他来询问国事,千变万化而应对无穷。庄子说:“全鲁国只有一个儒士罢了。”我想,这个男人只能是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