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塞的诗意范文1
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当时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派。因为岑参的边塞生活体验最为丰富，他两次从军，主要出于边塞立功的慷慨豪情；他又是一位性情极为好奇的诗人，因此他重点以边塞、从军等为题材，总是以浓重的色调描绘西北边疆的奇丽风光和异域风情及守边将士在极其艰苦环境中顽强拼搏的精神等来显示其艺术特色。这些边塞风光和风情，一到他的笔下，便全部变得神奇瑰丽起来。由于特殊的军旅经历，所以岑参成为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风雄健豪伟，奇丽险怪，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岑参的这些边塞诗，极大开拓了边塞诗歌的内容和范围。从而使边塞诗歌内容十分丰富广阔，创造出边塞诗歌广阔境界和新颖风格。
如果说岑参的边塞诗是“奇逸而峭”，那高适诗则“悲壮而厚”。尽管岑高二人虽然都有军旅生涯的体验，他们是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但诗风却不尽相同。作为一位真正具有军事才能的政治家和著名诗人，高适的诗歌融汇了对边塞生活的实地体验和冷静观察，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大小无数次战争，亲身体验过丰富的战争生活经历。同时也无数次亲眼目睹过边塞风光。他总以政治家的眼光深刻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病，以政论的笔调表达对战争的意见，反映现实的深度在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中首屈一指，特别是代表作《燕歌行》。全诗以奔放的语言，沉郁苍凉的风格，描绘出战争的激烈艰苦和战士们的英勇精神；同时对边庭主将骄奢淫逸，不惜士卒行为表示不满，表现了作者对士兵的同情。诗中所描写的如：“枞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问”，“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群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等；充分表现战争的极其残酷和艰辛，同时也歌颂了将士们勇敢的杀敌精神及爱国情怀。
边塞诗派中还有一位享有盛誉的诗人是王昌龄。他的诗以五古、七绝为主。历史上号称“七绝圣手”。如果就体制之备，题材之广和数量之多说，实不如岑参高适和李白杜甫；但他的诗质量很高；边塞诗可并岑参高适而三，宫怨诗与李白争胜，卓然为盛唐一大家。他的诗用意之深，写景之妙，比兴之切，选语之奇，均有独到之处。殷瑶说他的诗“惊耳骇目”，刘晌说他的诗“绪微而思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多是写将士豪迈气概的。如：“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军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以及“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日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等。这些诗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如闻战场的鼓声，如见战斗的场面。沈德潜说： “少伯(昌龄字)塞上诗，多能传出义勇”，将士们抖擞的战斗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被诗人以强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了出来。所以诗境慷慨而昂扬，令人振奋。
与岑参高适的边塞诗相比，岑参高适的诗善于用长篇的七言歌行，铺写塞外风光和战争场面，意境雄阔高远，色泽浓烈，笔力粗犷，以雄放的风格见长；而王昌龄则以短小的七绝形式，概括凝练的语言及和美的音律，抒写战争军情，寓雄浑与自然之中，表现出清峻的风格。王昌龄的边塞诗更多在于意和境的结合，使意和境浑然一体，开拓出超凡绝俗的艺术境界。边塞诗派所创造出的独特而又丰富的意境美，同田园诗派及其他诗派一样，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并且在诗意提炼和诗境创造上，匠心独运，独树一帜。
出塞的诗意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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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贝海拾零边塞诗
下面我就边塞诗说说自己的一些理解和看法。
首先，说说边塞诗的起源。汉六朝时已经出现边塞诗，隋代数量不断增多，至“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时进一步发展，到盛唐则全面成熟。汉魏南北朝，为了反映边地和征人思妇的相思之苦，诗歌体裁以乐府诗为主，如陈琳的《饮马城窟行》、曹丕的《燕歌行》、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蔡琰的《悲愤诗》、徐陵的《关山月》、王堡的《渡河北》等。在隋代边塞题材较为普遍，甚至出现多位诗人同题唱和边塞诗的盛况，诗歌体裁既有歌行体，又有近体绝句，虽然数量不多，但促进了边塞诗的发展，代表作品有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出塞》等。到了唐代，尤其是盛唐，边塞诗创作到了鼎盛时期，涌现出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七言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绚丽。
除此以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俩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的《出塞》、《从军行》，王之涣的《出塞》，王翰的《凉州词》等。
盛唐的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而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是题材有所扩展。盛唐有两大诗派，其中一个就是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的边塞诗派，是浪漫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边塞诗题材大多反映边塞风光和军旅生活，风格悲壮宏伟，笔势豪健。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描写边塞风土人情，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矛盾。例如离别、恋乡、思妇、闺怨等，形式上多为七言歌行和五言、七言绝句，诗风悲壮，格调雄浑，最能表现“盛唐气象”。其诗人除了高适、岑参以外，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王翰等。
边塞诗派是盛唐诗歌的主要流派之一，以描绘边塞风土人情、反映戍边将士生活为主。诗人们从各个方面深入地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他们不仅仅描绘了壮阔苍凉、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而且抒写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壮志以及征人离妇的相思之情。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有歌颂的，有批评的，也有诅咒和谴责的，在思想上往往达到一定的深度。他们的诗作常常情辞慷慨、气氛浓郁、意境雄浑，大多采用七言歌行体和七言绝句的形式。其中杰出的作品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另外，中唐的卢纶、李益也有些格调苍凉的边塞绝句。
那么，盛唐的边塞诗为什么能如此之盛，究其原因：由于唐代疆域广阔，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国际交往也日益增多，为了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安宁，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保护国际通商，盛唐时代安定边塞性质的战争时有发生；又由于不少帝王好大喜功，一些官僚将帅邀功边关，唐王朝的开边战争也不断出现。这样，以边关战事为中心的边关生活便成了盛唐诗人关注的重要内容。他们一方面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立功边关求取功名的仕途所吸引，或身投边塞，或心向边关。再加上边塞善文能武者，招揽一些文学之士，使文人学士得以依附，并且获得一种横槊赋诗的创作环境。所以，盛唐时代的边塞诗，就在隋代以及初唐边塞诗的基础上繁荣起来。
而使其繁荣起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能进入仕途的激励。所以当时的文人纷纷投笔从戎，奔赴边塞求取功名。正如杨炯的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的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望，窗间老一经”，岑参的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等。当时边境战争非常频繁，这就给诗人们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边塞诗歌的表现内容也与盛唐的时代精神十分吻合，因此尤为适合表达时代的主流情绪。盛唐边塞诗是对以前边塞诗创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总的说来，边塞诗体现出了一种阳刚之美。从艺术上讲，在边塞诗中，诗人常以夸张对比的手法对战争之残酷，环境之恶劣进行展示，例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等。从内涵上讲，边塞诗作更凸显诗人面对战争时奔涌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迈之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豪情壮志。例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而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充溢着的崇高感，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边塞诗人善于描写边塞的自然风光、将士们的艰辛生活和战争的残酷气氛，善于表现征人的思妇离别愁绪。在诗体上，他们一般运用七言古诗或七言绝句，因为用七言来表达战争边塞的豪情壮志是最为恰当的。不过在他们身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点，即个人的功名思想较重，有时也会混淆战争的界限。但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并没有消极退却的思想。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乐观情绪和英雄气概以及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对人民特别是对士卒的深切同情，他们对边塞战争性质的认识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爱憎分明，情调高昂，显示出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其次，说说边塞诗的代表人物。边塞诗的代表人物有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等。高适，唐代边塞诗人。少孤贫，爱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且把建功立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被后世称为“高常侍”，有《高常侍集》等流传于世。高适在边塞诗中的地位极高，他与岑参并称“高岑”。其诗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那种特有的奋发进取、勃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岑参，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749年（天宝八载），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赴安西，751年回长安。754年又作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度出塞。“安史之乱”后，757年（至德二载）才回朝。前后两次在边塞共六年。他的诗说：“万事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又说：“侧身佐戎幕，敛任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由此可以看出他两次出塞都是颇有雄心壮志的。
王昌龄，也是写边塞诗的重要作家。他擅长七绝，现存诗作177首，其中七绝就有75首，五言绝句14首，占了总数的一半左右。在诗歌内容上以写边塞诗、闺怨诗、宫怨诗和赠别诗四个方面为主，或以为其诗超过了高适和岑参。他擅长七绝，被后世称为“七绝圣手”、“诗家天子”。在唐代，七绝诗数王昌龄写得最好，他的《出塞》就被推为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他的代表作是《从军行》七首等。
再次，说说边塞诗的鉴赏。因为边塞的自然风光是灿烂绚丽的，边塞的人们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就造成边塞诗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也异常丰富。我认为应该用以下几把钥匙去打开对边塞诗的鉴赏：第一把钥匙是要探究边塞诗的立意，要深挖它所蕴涵的主旨，从总体上去进行把握。第二把钥匙是要弄清景物描写与所抒之情的关系。第三把钥匙是要弄清诗中哪些地方是对战争场面的描写。俗话说得好“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过说说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这就需要我们灵活地运用，对具体的诗题和内容作出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可开锁的那把钥匙。
下面例举一些，供借鉴。
例如，高适的《营州歌》：
“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锺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从诗题和诗句的内容看，我将采用鉴赏诗的“第二把钥匙是要弄清景物描写与所抒之情的关系”来作出具体的分析研究：从诗题看，“营州”是地名，指当时的边塞之地。 “歌”字在这里有“赞美、歌颂”的意思。
从诗句所描写的内容看，诗人主要描写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唐代东北边塞营州，原野广阔，丛林茂密，水草丰盛，许多民族杂居在一起，以放牧猎兽为生。所以，那里的人们从小就开始学骑马习武，年轻时就有点厌恶自己生活的环境。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牧猎骑射之风，为了生存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即使是在边塞城镇附近也犷放地打起猎来。诗人正是抓住了看似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表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诗句中所描写的少年形象生动鲜明，“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锺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这一切无不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在构思上，诗人即兴寄情，直抒胸臆；在表现上，诗人白描直抒，笔墨粗放。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又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又有特点。
诗歌看似写景，其实是作者在抒发对边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憨厚的人情的喜爱赞美之情，算得上七言绝句中的一绝，所以这首绝句显得尤为可贵。
例如，岑参的《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对于这首诗，我就用“第一把钥匙是要探究边塞诗的立意，要深挖它所蕴涵的主旨，从总体上去进行把握”来做鉴赏吧。
这首诗的首句是写眼前所见的实景。“故园”指的是在长安自己的家。“东望”则点明长安的地理位置。其意是自己离开长安已经有好多天了，现在身在异乡，回头一望，心里只觉得长路漫漫，路途上尘烟蔽天。不知何时才能回故乡。
诗的第二句是带有夸张的口吻，意在强调自己思忆亲人的激情，这里已为下两句作了铺垫，暗暗透露出捎家书的微意了。“龙钟”在此是淋漓沾湿的意思。“龙钟”和“泪不干”都形象地描绘了诗人对故乡（长安）亲人无限眷念的深情神态。
诗的三、四两句是行者（诗人）匆匆的口气。坐在马上行走时忽然遇到故人，但是没有纸笔，也顾不上写信捎给家人，就请你给我捎个平安的口信到家里吧！因为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结句尤让人觉得似含有无数的悲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豪迈的情感。
这首诗好就好在无华丽的辞藻，诗人不假雕琢，信口而出，具有真挚的感情。诗人善于把当时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它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冰山一角爱国主义精神
边塞诗是盛开在唐代诗歌中的奇葩，是鸣响在“盛唐之音”主旋律中的强音。尤其是涵容于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撼人心魄，激人奋发。较之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主义的诗篇，唐代西部边塞诗以昂扬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美学品格，辉映当时，光照千秋。
在边塞诗中，有不少反映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尤其是盛唐诗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有爱国心是有社会的基础的，因此，在不少诗人的诗里，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表现。如贺知章《送人之军》：“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张说《南中送北使》：“闻有胡兵急，深怀汉国羞。”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勖》：“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肖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类诗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边塞诗中的精髓――爱国主义精神
尤其是盛唐边塞诗，它强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至今仍能激励着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多边塞诗中蕴涵着作者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山川河流的无比留恋。所以说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边塞诗中的精髓所在。那么盛唐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盛唐边塞诗的爱国主义精神最集中地反映了诗人们能舍生取义地捍卫祖国的边疆，因为“汉家烟尘在东北”，因此将士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辞家破残贼”。并且这种舍生忘死地捍卫祖国的边疆的行为完全是自愿的。这从高适的《燕歌行》中“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诗句里可以窥其一斑。由此可见，人民捍卫祖国的满腔热忱是不顾个人功名利禄的，他们的积极性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的，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边塞诗人用自己的诗笔把这种民族精神酣畅淋漓地反映出来，这其实就是盛唐边塞诗仍能激励人们的原因。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可少的。
第二，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在于歌颂当时边塞正义战争，更在于捍卫祖国、抗御外族的入侵，其蕴藏着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体现着对祖国的人民、山川风物甚至一草一木等自然风光的热爱，对千百年来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的热爱。正像方达儿在他的《边塞诗派的爱国主义思想能否定吗》一文中所指出：“边塞诗人把塞外的皑雪、火山、热海、狂风和屯云积水……等奇壮的景色，描绘得栩栩如生，形象鲜明，色彩强烈，展示了祖国的壮丽，读来如临其境。”另外，其他那些描绘边塞奇异独特的自然风光和部分少数民族的风俗情趣的边塞诗篇，也同样洋溢着诗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对塞外荒寒、冰天雪地的真实写照；王维的惊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不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第三，盛唐边塞诗中的反战主题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正能量传递。爱祖国首先得以热爱人民的思想作为基础，边塞诗人对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发出了深沉的呼声，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严厉的鞭挞，这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盛唐边塞诗中以反战为主题的诗篇也有，例如李颀《古从军行》，诗人讽刺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不顾士卒的生死，只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导致许许多多的士卒“年年战骨埋荒外”，到最后却只是“空见葡萄入汉家”。同时这首诗还尖锐地指出了交战双方的士卒皆是同一命运，“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当时边塞的少数民族的百姓是同样被统治者所驱使。
（二）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边塞诗中弥漫着英雄主义，诗人们利用诗笔来抒写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的人生理想和远大抱负，从而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盛唐气象”的时代精神。
而这种“盛唐气象”在边塞诗里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这就是：以国家为己任，热切地投身社会，积极地参与政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充足的自信和自尊，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勇于揭露社会存在的矛盾，针砭时弊等。就因为盛唐边塞诗人有着“盛唐气象”的时代精神，才使得盛唐边塞诗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盛唐边塞诗中无论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誓言，还是“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宽阔情怀，还是“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淡定豪言，其中无不表现出将士们的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我认为这种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正是边塞诗中的精髓――爱国主义精神。
当今，我们正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带领全国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奋斗，使广大人民群众能享受到红利，过上真正美好幸福的生活。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应具有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确地对待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应具有足够的自信和必胜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不辜负老一辈革命家和愿为革命洒热血、抛头颅的先烈们。
所以说，边塞诗人的那些可贵的爱国精神、崇高的爱民思想、高尚的自尊和必胜的自信，仍然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这也就是盛唐边塞诗流传千古，永盛不衰的原因。
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出塞的诗意范文3
一、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
论及新边塞诗崛起的当代文化背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对新生政权的崇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对政治宣传的信从，甚至稍后的个人崇拜风气，引发了文学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战火中燃烧了一个世纪的、“一穷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临的“重建”重任，使拓垦边疆成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识青年满怀革命的激情和创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随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的优美旋律，从四面八方奔赴遥远的新疆———一个充满创业激情的地方;与此同时，大量“红色”作家带着他们火热的激情纷纷入疆，体验生活，追寻艺术的圣境，他们所倡导、擅长的“追求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富于亮度”①的创作模式与新特的民族风情、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相结合，产生了一批独具风貌的文学作品，它们不仅铺染了西部文学的底色，而且为新疆本土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学者注意到新边塞诗与“十七年文学”中闻捷等人诗歌创作的关联性。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等诗人的旅疆诗作无疑为新边塞诗的发轫提供了原始积累。“闻捷的诗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一代诗风，是新边塞诗的第一座里程碑，诗人无可争议地成为新边塞诗的奠基者和开拓者。”②另一个对新边塞诗的形成功不可没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来新疆时就提出过创作新边塞诗的主张。”
总体而言，闻捷、郭小川、贺敬之、艾青、张志民、李瑛、田间、严辰、柯岩等老一辈旅疆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艺术奠基和方向性引导，洋雨、伊萍、雷霆、孙涛、东虹、郭维东等新疆本土诗人对新边塞诗的贡献在于实际的探索和开拓。但由于旅疆诗人的光环效应及时代氛围等因素，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本土诗人多在旅疆诗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实力型诗人，其创作一直被统一在全国宏大的和声之中，笼罩在旅疆诗人的光环之下，新边塞诗的喷发期尚未到来。20世纪50至60年代，周涛、杨牧、章德益等陆续迁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渐见其作品。然而走上诗坛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创作路线与模式，“杨牧是以政治抒情诗出名的”;周涛早期则沿袭“郭小川式”的诗歌创作模式，“数年之间，随波逐流，不知诗为何物”;章德益的诗亦“幼稚和粗糙，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④。不过三人不愿做“前人脚下香客”，而有志于做“伟大前辈当之无愧的伟大后人”⑤。周涛于1982年发表了《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文章虽短，却经过深思熟虑、周详规划，为日后新边塞诗的崛起与发展描绘了一幅简明的蓝图，故而人们多将此文作为新边塞诗及新边塞诗派成立的标志。随杨牧的《野玫瑰》、《复活的海》、《边魂》，周涛的《神山》、《鹰笛》、《野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阳》等诗集接踵问世，极大拓展了人们对诗歌的想象，斩断了捆缚新边塞诗发展的时代锁链，开辟了连通新边塞诗历史血脉的崭新通道，使新边塞诗走上了历史感与时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对新边塞诗的崛起另有一种解释，认为乃是源自“追赶内地的疲劳”和“标举个性的迫切”。“边疆写作”其实是一项“危险”的活动，不被主流认可或向主流讨巧都极有可能丧失发展空间⑥，抵御这种“边缘化的危险”，“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⑦就显得至关重要。新边塞诗正是要开辟出一条适合于边疆又不会被中心话语牵引的写作方式。新边塞诗的迅速起飞，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学批评的助推⑧。文学批评分为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和滞后性的文学批评两种，前者侧重于对“潜力股”的发现与开垦，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一部作品的价值判断。1980年代的批评界一如当时的创作界一样活跃，敏感的批评家们及时捕捉到新边塞诗崛起的信息，并及时对其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话语中心的诗评家，如杨匡满、唐祈、罗振亚、谢冕等，先后发表《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丝绸路上新乐音》、《新边塞诗的时空概念》、《崭新的地平线》等文章，不但从社会和文学的双重视角对新边塞诗的价值给予肯定，并且对新边塞诗派的历史渊源作了初步梳理，对其整体风格作出了奠基性评估。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容忽视。真正倾力研究新边塞诗的则是新疆本土批评家，如周政保、余开伟、浩明、韩子勇等，以及孙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区的学者。其实，在周涛发表《对形成“新边塞诗”的设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陈柏中与郑兴富合作撰写的《诗坛新花迎春开》，“可以说最早预示了‘新边塞诗’的崛起与繁荣。”
时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胆断言:“……他们(周涛、杨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来所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正在形成……”⑩后来证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学举办的“边塞新诗”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编选的《边塞新诗选》的问世，对新边塞诗“形成队伍”、“鲜明旗帜”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在进行阅读之时，“读者头脑中已经存在一种‘前结构’，即读者心理上已经预先形成一种‘结构图式’，用姚斯的术语说，叫做‘审美经验期待视野’。这种‘审美经验期待视野’将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阅读。”瑏瑡1979年4月《广州日报》刊登文章，认为此前具有“揭露”性质的文艺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艺”瑏瑢。1981年主持剧本创作座谈会之后，“用文学哭天喊地或进行尖锐批评的创作倾向开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个民族急需自尊与振兴的迫切心情，新边塞诗生机勃勃、积极奋斗的格调，以及其中“既有历史使命感又包含着对未来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时代的审美需要。另外，初离“红色叙事”的民众并不了解其他形式与风格的文学，随后产生的朦胧诗一时也难为一般民众所接受，况且当时文学“拨乱反正”最初确实定位于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与恢复瑏瑤，因而，脱下了“十七年”外衣却仍残留些许“十七年”体味的新边塞诗无疑是广大受众最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这也是新边塞诗诞生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新边塞诗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西部文化是中国西部一切艺术活动的重要背景。新疆文化虽不同于黄河、长江孕育的文化类型，但其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中原文化，因为西部文化更具有多样性与包容性。“由于西部中国的广袤辽阔以及历史的漫长、文化传统的悠久、各种民族的繁衍与融合、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与新形态的不断出现、宗教的延伸、阻隔与冲突、民俗风情的各异、丝绸之路衰落消失造成的闭塞，等等，使这块土地割裂为许多个不相同的文化圈子。”瑏瑥历史上的西域就是文化驳杂之地，班超通西域带回长安的西域诸国的信息几乎皆被视为奇闻。西域诸国与曾治此地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汉民族的中原文化，都在西域大地产生了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影响，还有对境外文化(如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也有一些影响。“由兰州经河西走廊至乌鲁木齐一线……其实是一条黄河流域汉文化的延伸线。”瑏瑦又由于古丝绸之路的贯穿，使新疆成为“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最先交流、荟萃的场所”，是“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宗教……碰撞和汇合的锋面。”由于地域广大、地貌多样，新疆的“雪域文化、大漠文化、绿洲文化”瑏瑧也各具特色，这些五彩斑斓的文化种类，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对象化，成为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为新边塞诗人所精神化，成为诗歌的内在气质。惟其如此，文化的各色光泽从诗壳中折射而出，诗歌便也因此绚烂。从民族迁移来看，“向东是一条求生存、求发展的路;反之，向西行则是一条逆向的路，这就可以明白中国历代为什么把向西作为流放之路了。”瑏瑨古代边塞一些主要的人员交流，“无论是西行戍边，流放胡地还是和亲出塞”，“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瑏瑩。这就决定了西部文学苍茫、悲怆的底色。其中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由于身处逆境，其忧患意识就会得到加强，“但由于实践能力的限制，其忧患意识就常常表现为对人进行全面的反思。”因而，迫切地关注时世、关注流民的现实境遇，并使其拔升到形而上的哲思层面，共同组成了边塞文学的基本姿态。应该说，新边塞诗的历史渊源是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新边塞诗中许多重要元素，诸如磅礴气势、巨制规模、浪漫主义气息、英雄主义质地、爱国主义精神、强烈参与历史的功名心、对动态美的痴迷以及独特的边塞话语系统等，都能在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中找到根据。当然，新边塞诗并非对古代边塞诗的复制，两者的相异性同样是显著的。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周涛对祖先采取的是崇敬和敢于超越的双重姿态，面对严峻的环境生发出的是热爱与积极改造的乐观情绪，具有以“人”为贵、自我价值彰显、放任激情等特点;而盛唐边塞诗核心人物岑参则很少思考与先辈的关系，更多地表现出对严酷自然的恐惧、以“君”为贵、扬“华”抑“夷”的特点和节制情感的倾向。这说明新边塞诗既有盛唐边塞诗的艺术基因，但又不是对遥远时代的盛唐边塞诗的简单回声。
普遍的叙述常常将新边塞诗与崇高进行捆绑。新边塞诗中的崇高源自“力量崇拜”，“目力所及，几乎全是激扬蹈厉，搏斗抗争的意向，各种对立的力量之间无不处于紧张、冲突的状态。”瑐瑡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对生命个体的生存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适者生存的基本法则使西部成了力量角逐的广阔天地，周涛在《从沙漠里拾起的传说》中的“力量之美，速度之美，动态之美”自然而然地成了新边塞诗共同的艺术追求。按康德的观点，崇高有“数学的”和“力学的”之别，即审美客体拥有巨大数字指标或巨大体积方有崇高感之诞生。力量之西部当然就是一片充溢着崇高、美感的空间，新边塞诗在崇高意境的营造上即使不标榜“最正宗”，其为当代文学所贡献的别具一格的崇高酿造方式也是功不可没的。“作家的文学风格必然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性。”瑐瑣更不用说地域气息异常浓烈的新疆，包括新边塞诗在内的文学无不受到地域文化的浸染。杨牧在《汗血马》中写道，“剽悍，强壮，洒脱，倜傥/因了血的灼沸而潮涨/炽情，厉志，遐思，豪想/因了汗的流淌而奔泻/那汗和血的交汇/一半洁亮，一半殷红/一半旭日出海曙/一半雪映天山月”;周涛在《荒原祭》中写道，“一切杀伐和征战/都似潮水退了岸/留下这块开阔雄浑的荒原/成了我对历史的祭坛”;章德益在《西部山岳》中写道，“我因此崇尚西部山岳/崇尚那力之悍美与/肃穆之静美/崇尚那使飞鹰得以强悍/使骏马得以威猛的，岩石的摇篮/崇尚那使大地得以峥嵘/使天穹得以接近的，沉默的威严”。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一方面浸润在历史文墨渲染和边地主观观感中的西部物象成了新边塞诗描写和抒情的对象;另一方面强韧如汗血马、阔大如荒原、巍峨如西部山脉的西部精神，“极自然地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豁达而粗放的世界观(包括诗歌艺术观)，那就是深邃悠长的历史意识，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排斥了孤立性的整体眼光，以及那种把一切抒写对象纳入自己的情绪轨道的思维能力”瑐瑤，使新边塞诗彰显出瘦硬、雄浑的内蕴气质。内外兼具的带有独特地域文化的审美品质，既使新边塞诗的内容与神韵获得了和谐统一，又为诗坛尤其是中原诗坛逼真地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塞外文化意象。新特的地域性还表现在军人气质或类军人气质。
古代边塞诗的多数选题，如征伐、誓师、厌战、侠客、讽刺将领、征夫怨妇等，基本上都与战争相关，尤其是盛唐边塞诗———西部诗歌中最辉煌的部分。高适、岑参等人皆是为求军功投入边疆幕府，甚至边塞诗也成了战争的“副产品”(边塞诗人多在军中作文书工作，属正规编制，乃“职业军人”而非专业“诗人”)，从新疆历史上的执政机构亦可见一斑。从西汉首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时设置的西域都护府起，历经西域长史府、戊己校尉营、西域长史营、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察合台汗国、伊犁将军府、民国时期的军阀统治直至解放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军事色彩从未淡漠。时至今日，黑龙江等地的兵团组织早已撤销，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仍保留完整体系，与新疆军区共同构成戍边固疆的重要力量，这也成为新疆特有的社会景观，始终影响着新疆文学的发展。在新边塞诗的三位领军人物中，周涛于1979年入伍，2003年授少将衔，是位名副其实的军人;杨牧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9年调至石河子市之前，在兵团莫索湾148团做工人;大致在同期，章德益在兵团农一师五团当农工及团中学教师。需要说明的是，兵团由于保留军队编制，其农工与农民并不完全相同，前者被称为“军垦战士”，军队的组织形式与内在精神是兵团的本质特征，这导致了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三位诗人的诗歌精神大同小异。同者乃军旅意识、(类)军人气质和军事话语的频繁而自然的运用。如周涛在《流沙》中写道，“它曾经想过/想突破白杨和沙枣的防线/切断它们的后路/掩埋水渠的动脉、水井的咽喉/把生命推进的历史掐住/成为一片废墟”;杨牧在《雄姿》中写道，“生在马背，战在马背，雄风抖一身威武的豪气/‘大雪满弓刀’不在纸上/在大野，在八百里沙场/这才是男儿汉的壮举:号角/连营。鼙鼓动地。旗幡/被冻得翻不动的时候，飞涌的马鬃/飘一支燃烧着的旌旗!”章德益在《八月，古原一滴雨的自述》中写道，“我飘过酷热、干旱、炙闷的记忆/飘过残垣、古堡、废墟的历史/我还在飘落头顶上/由万千雷霆组织的紫色的军阵/波动闪电的肩章已为我后备着/突入历史腹地的/光与电的出征”，等等，这些诗歌大量使用军事用语，是新边塞诗受地域文化影响深刻的明证，大大拓展了民族精神阳刚的一面。除了诗人生存地文化影响之外，新边塞诗的另一个文化源泉是诗人出生地或祖籍文化的影响。周涛生于山西潞城，来新疆前在此生活了八年。由于同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毗邻等原因，山西历史上民风强悍。唐代边塞诗人王翰乃山西太原人，其性放任，其诗豪迈，传世之诗虽不多，《凉州词》一首就足以震响诗歌界。周涛诗作的底色正是如此，放任、豪迈、遒劲、野性十足，可视为山西文化与新疆文化精神碰撞的产物。周涛在《人杰》中写道，“你便从此知道/要到哪里去/一切气魄由此而来/一切技巧由此而来/不用学/一条水源充溢大河的目的/就是直灌东海/用女真人的血/激荡三百年的浪潮/(然后化进大海/甘愿无影无踪)”。如此力抵千钧的诗句恐怕在以雄浑著称的新边塞诗中亦难有匹敌者。杨牧生于四川渠县，他虽然写有《乌斯玛》、《夜投》等清新、优美的诗作，不过更多诗作还是与诗风“流畅而又奔放，慷慨悲凉”瑐瑥的盛唐边塞诗人李颀一脉相连，贯穿着浑厚、苍凉的情思，杨牧在《读吧，这部毛边书》中写道，“一部镌刻着百川之源、千山之父的/雄浑的巨著。刻着/石斧和青铜的冷峻/刻着古筝和编钟的沉宏/刻着黄帝陵和兵马俑的/庄严和悲愤;刻着/长城的骄傲和屈辱/刻着无数探险者/和他们有如祁连的肌腱/刻着至今直接用黄土垒屋的子孙/日月可鉴的赤子情愫/大西北，一部毛边书。”同时，“巴人的精明干练、坚韧及哲人的敏锐、机智和顿悟，铸造了杨牧复杂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使得其诗“富于诗意和具象的思辨”以及“对苦难人生的血泪体验”瑐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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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适 岑参 边塞诗 诗风
俯瞰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全程，我们可以发现独树一帜的边塞诗，其皇冠遗落在大唐帝国的盛唐时代，皇冠上的明珠则为高适和岑参所摘取。以这两人为主形成的著名边塞诗派，奏出了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文学的最强音。因而，高岑二人的边塞诗歌就成为古代军事文学中的艺术珠宝，散发出夺目的光辉。其中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独特的诗风。我们试就此作一比较研究。
一.高岑的边塞诗都以军事爱国主义为主题，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透出矢志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惧艰辛的乐观精神，诗风共具慷慨豪放、雄浑苍茫、悲壮遒劲的特征。
古人所称的“汉唐雄风”，其主要内涵是指中华民族强大时期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风采，以高岑为主的边塞诗派所讴歌唱颂的正是这一精神风采。这一点是与诗人所处的时代绝难分开的。大唐王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兴盛繁荣、朝气蓬勃，国内相对安定统一，对外则是开拓疆土，国力强大，国威四慑。高岑二人生逢其时，必定激起爱国主义的雄心壮志，而唐朝边塞战事频繁、边防不宁，又使诗人忧国忧民，迸发出保卫边睡、建功立业的军事爱国主义热忱。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他们不辞辛苦奔赴苍茫绝域，抛妻别子，肩起卫国重任，充溢他们诗章的正是这种“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军事爱国主义最强音。将这些军事伦理精神注入雄伟的边塞生活、艰险的军旅人生、苍茫的西域风光，由此共同熔铸成高岑边塞诗慷慨豪放、雄浑苍茫、遵劲悲壮的艺术风格。请看以下诗句：“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长策须专用，男儿不顾身！”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正英雄一丈夫。…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二.高诗于豪放中寓含深沉的忧患，理性的思索，较为贴近于战争现实，既有对爱国将士的讴歌，又有对士卒的同情，思想深厚，气韵沉雄，苍凉悲壮，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精神风貌。
布封说过，风格如人。高岑二人的诗风在相同之外，更有不同，这与他们不同的经历有关。高适的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因为高适早年出身寒门，生活困顿，始终在下层，后又仕途坎坷，虽落拓不遇，仍多次奔赴塞外，在四十多岁时，仕途基本顺利，成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政治军事人物，对现实有着自己独立而较为正确的思考和认识。他曾三赴塞外，长期从军，因而他的作品就能比较深切地反映出盛唐时期尖锐复杂的边塞军事斗争生活。如“常怀惑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书写自己为国解除边患而愿贡献力量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塞下曲》真实再现了天宝十二年收复九曲战斗中唐爱国将士高昂的士气和所向无敌的气势：“万鼓雷殷动，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魂系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燕歌行》所写“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表达了他对战争给人民带来不幸的忧患。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高适）之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这与他长期接触人民生活以及本人慷慨激昂率直豪放的个性是分不开的。从其美学特征分析，高诗常常于大处落笔，浓墨重彩，笔调粗犷，洗炼地勾画雄浑的意境，使其强烈的军事爱国主义胸臆得到最酣畅的抒发。
三.岑诗于豪放中突出雄奇，侧重于描写边塞活的丰富多彩，立意新颖，气势雄伟，热情奔放，淋漓尽致地抒发其浓郁的军事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雄奇瑰丽的浪漫主义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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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盛唐；边塞诗；马意象
盛唐是唐诗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边塞诗在这个时期的唐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唐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马意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惯常话语，它经历了几个时代的重要发展后，到了唐代，马意象它在先前的基础上有了整合和扩充。马意象在唐诗中多处出现，就近些年来研究唐诗马意象的动态来看，作者们多从唐诗整体通观马意象，很少有论述一个时期、一个流派的马意象专题，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一个时期、一个文体继续探讨马意象的作用和文化意义。
一、盛唐边塞诗中大量出现马意象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与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由于政治对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政治集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政治可以成为强大的动力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由此，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也是自上而下发展的，在诗歌艺术方面，盛唐边塞诗中大量马意象的产生，就源于这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原则，这包含了以下两方面内容。
其一，从文化上看，唐王室有着一半的鲜卑血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互相影响与融合，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自唐初始，帝王自小受到的教育一半是汉民族文化的教育，一半游牧民族文化的教育，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这就使唐初帝王爱马成为了可能，唐太宗李世民陵墓的《昭陵六骏》浮雕便是个很好的例证。这种爱好即有民族性又有统一性，民族性是具有游牧民族文化的对马的喜爱，统一性是以马为代表的两种文化的统一，这正体现在汉民族的诗歌艺术方面上，唐太宗李世民就写了大量带有马意象的诗，如《咏饮马》：
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
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
在唐王室中，对“马”的这种喜好从初唐一直延伸到了盛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就很好的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王室传统。盛唐时期的宫廷娱乐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舞马，即训练马匹随着音乐节奏舞蹈，一般都是百骏齐舞；同时唐玄宗李隆基还要求科场的读书人要会打马球，每当科举后，进士及第的人们照例要到长安月光阁聚会，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让进士们打马球。同样，在诗歌艺术方面，唐玄宗李隆基在其《校猎义成喜逢大雪率题九韵以示群官》等诗作中也大量的运用了马意象。所以，基于统治阶级对马喜爱的意识形态，民间便产生了追随统治阶级喜好的思想，并大量的在生活中付诸实践，盛唐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在宣泄这种追求时，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大量运用马意象，甚至去夸张的赞美和马有关的物品――马具，比如高适的《咏马鞭》：
龙竹养根凡几年，工人截之为长鞭，一节一目皆天然。
珠重重，星连连。绕指柔，纯金坚。绳不直，规不圆。
把向空中捎一声，良马有心日驰千。
俗话说好“马配好鞍”，诗人这样不遗余力的赞美马鞭的目的实际上是要赞美配得起这根好鞭的良马。
其二，从军事上看，马是主要的军备之一，甚至到了近代它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很高，《后汉书・马援列传》中马援表曰：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尊卑之序，
有变则以济远近之行，而兵所以恃以取胜也。
在我国历史上，到战国末期，骑兵开始进入战斗序列，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正是我国骑兵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奠定了以骑兵为住的作战体系，而唐代对突厥、土蕃、回鹘、奚、大食等游牧民族的战争发展并巩固了这一体系。唐代是“马上得天下”，再加上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统治阶级自然认识到马的重要军事作用，因此唐代非常重视训练骑兵与饲养马匹。整个唐代的边地军中多有马匹，举目可见，甚至还放养军马，马匹在边地深入到了生活的每个角落，抬头即见马。岑参在其诗《逢入京使》中写到：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马上相逢无纸笔”尤为人叫绝，边关外，人不离马，所以说在马上相逢，纸笔不便书写，所以说“无”，而使者不能稍停，诗人一时来不及，才嘱其口传，这真是边塞生活的真实写照。再如高适的《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
征马向边州，萧萧嘶不休。思深应带别，
声断为兼秋。歧路风将远，关山月共愁。
赠君从此去，何日大刀头。
这首诗写得是在边塞送别，前四句围绕着马嘶来渲染离别之苦，用“萧萧”描绘马嘶鸣不息，然后写马的“思深”（心态）和“声断”（声态）都和离别自然的联系起来，征马嘶鸣的画面形象鲜活，正好为后面的赠别之语做了铺垫和过渡。
看来盛唐时期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深入了到边地军中，他们发现和注意了现实，并自觉的把马做为意象反映到的他们作品当中。由此看来，唐政府的军事行动在无意识中促进了盛唐时期边塞诗里马意象的产生与发展。
二、“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
盛唐边塞诗人有着浓厚的汉代情节，“以汉喻唐”模式在盛唐边塞诗中大量出现，基于这种模式出现的意象是多样的，其中马意象中的“天马”就是这样的一个鲜明代表。
人们对某一阶段的历史所产生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人们对现实的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于现实关联的程度，因此“汉代情节”不仅是盛唐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现实的反映和和对理想的追求。“生产力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主体精神都是承上启下的，盛唐兼容并包，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从历史沉淀中寻找符合时代精神的泉眼。
汉代和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时期，从地域上看，两个时代都定都长安，两个时代都受到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威胁，汉代有匈奴和西域三十六国，盛唐有土蕃和回鹘；从军事上看，两个时代都在边地不断用兵，重视边防建设；从文化上看，自唐太宗开始就有大量学者在研究“汉书学”，而政府又把前、后汉书列为科举试题之一，再加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是唐边塞诗的直接渊源，因此在盛唐边塞诗人看来，只有汉代才有可比性，也只有汉代才是汲取精神资源的宝库。
“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集中体现在了“天马”上，近来学术界也有探讨“天马”的，但并非从“以汉喻唐”模式入手，再这里我将对“以汉喻唐”模式中的马意象进行初步探讨。
盛唐边塞诗中出现的“天马”，就是诗人基于追求这种历史精神的心理而产生的。盛唐边塞诗中的“天马”实际上指得是大宛马，也就是汗血马，但在汉代，“天马”最初指得是乌孙马。汉朝与匈奴打仗，训练骑兵，需要种马，乌孙马的质量在汉代享有盛誉，最初从乌孙去内地的马匹，因其品质优良，遂称“天马”。直到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才知道大宛马的质量在乌孙马之上，于是汉武帝派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出使大宛买马。然而大宛王不但不肯卖马给汉使，且“令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消息传道长安后，武帝震怒，乃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讨大宛。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第一次征讨中，由于沿途小国坚壁清野，使得征讨失败。在总结教训后，武帝派李广利于公元前102年第二次征讨大宛，此次李广利率军攻灭大宛，乃选大宛好马数十匹献于长安。自此大宛马为“天马”，而乌孙马遂名“西极马”。
看来“天马”这一名词的出现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的，“天马”作为意象出现，不仅是诗人对汉代的歌颂，也是对现实的描述、对现实追求，如周存的《西戎献马》：
天马从东道，皇威被远戎。来参八骏列，不假贰师功。
影别流沙路，嘶流上苑风。望云时蹀足，向月每争雄。
禀异才难状，标奇志岂同。驱驰如见许，千里一朝通。
从表面上看诗人描写的是天马的威风形状，但实际上诗人是通过对“天马“的描写来来赞颂李广利的军功，从而表达对当时国家在边地战争上取得胜利的喜悦。在诗人看来，征服少数民族后最大的犒赏，就是效仿汉代，让他们献上宝马良驹，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一个征服者的“贪婪”，满足一个社会尚武的风气，从而激励作者本人和读者去边地建功立业。
除此，“天马”还可以用来赞誉一个人的勇武与气概，再看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
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
银鞍玉勒绣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
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
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
辛勤判作一年行。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旄夕刁斗。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年，高适在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浑将军为哥舒翰麾下之云麾将军、皋兰府都督浑惟明。高适在描写浑将军时用到“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浑将军率擅长骑射的“阴山（山名，今内蒙境内）儿”箭无虚发；骑一日千里的“大宛马”（天马）所向披靡。一位将军昂扬矫健的气势，豪雄坚劲的姿态跃然纸上，而他胯下的“大宛马”正是其英勇善战的表现，其往日军功的证明。但高适却不直接写“天马”，而是用了别名，是因为这位浑将军其祖先是汉代匈奴浑邪王。当初汉武帝名义上是为求良马灭大宛，实际上是为断匈奴右臂，如果高适在此直言不讳的言“天马”来炫耀浑将军的战功，势必会引起歧义，造成民族矛盾。但是唐代胡汉一家，民族政策比较开明，所以高适才会以“天马”来赞誉一位匈奴后裔的将领，可见诗人用心良苦。
由此看来，在盛唐边塞诗中“以汉喻唐”模式下的马意象，诗人们不仅用其称颂了盛唐的丰功伟绩，还赞誉了那个时代的文人武将，但由于民族矛盾，马意象在使用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三、马意象中的英雄意识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而又充满活力的朝代，它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军事强大，诗人们在时代的感召下，呈现出了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雄浑的气魄，他们对生活充满着希望与执着。帝国的强盛赋予整个社会以无限的活力，这种时代精神孕育了整个社会都具有英雄意识，整个时代都有崇尚英雄的风气，这是盛唐边塞诗中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
首先，盛唐时期有过边塞从军经历的诗人们的英雄意识是通过对英雄人物的崇敬和羡慕的心理来体现的，他们心中的英雄是以军武英雄为主的，以英雄为榜样，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在我们看来，英雄一般都会毫无节制的喝酒吃肉，他们会向掌柜的大喊：“来两斤牛肉，酒尽管筛来！”。因为我们会认为，填满英雄胃肠的酒和肉可以转化为征服敌人的能量，这也正是我们理解的英雄的人格。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展现英雄人格魅力的另一个方式――马意象。马上看壮士，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所背负的一定是强者，在那些歌吟勇武英雄的诗句里，骏马是英雄生命的一部分，诗中常常以马意象壮其行色，而那些英雄就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如杜甫的《高都护骢马行》：
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H然来向东。此马临阵久无敌，
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飘飘远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
交河几蹴曾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
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
何由却出横门道。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咏马，一匹形制壮丽，桀骜不训的宝马，但实际上是在赞颂它的主人高仙芝的英雄气概，近代的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说：“妙在句句赞马，却句句赞英雄”。再比如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中：
……红缨紫珊瑚鞭，玉鞍锦鞯黄金勒。
请君鞲出看君骑，尾长@地如红丝。……
岑参描写的马有高贵华丽的装饰和又长又柔如红丝一般的尾巴，为我们展示了一匹非凡的良马，但诗人的用意却是在赞颂卫节度的勇武。英雄骑宝马，宝马衬英雄，两者相配，不能错位，写马实则写人，战将的勇武一刻也离不开马的配合，因为战马与战将的配合，正是古代战场拼杀的一个基本战术构成，所以杜甫在《前出塞九首》中这样说：
……射人先射马……
其次，盛唐边塞诗中的英雄意识是对自己渴望建立功业的心理寄托而产生的。唐代文人投笔从戎走向边塞，投身于战斗生活当中，渴望在边塞一展身手，这对他们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成为了诗人建功立业英雄意识的集中体现符号。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这样写到：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
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
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此诗可以看作是岑参勉励李氏立功扬名，创造英雄业绩，但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理想和壮志呢？他内心蕴藏、焕发出来的功业追求，渴望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这一切都通过“马上取”得以挥斥、诉说，其英雄豪气使后世多少读者为之激动振奋。在这种建功立业的豪情中，马意象还成为了诗人自己的化身，它象征了诗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惧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信念。良马的神速也体现了他们对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也自信，如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
……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男儿称意得如此，
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
又如高适的《画马篇》：
……荷君剪拂与君用，一日千里如旋风。
飞驰的良马寄托着诗人驰骋战场的壮志，盛唐欣欣向荣的时代环境和诗人的建功理想在马意象上达成了默契，成为诗人个人英雄意识的写照。
在盛唐边塞诗中，马意象就是这样充满了英雄浪漫色彩，它们在形象上雄姿英发、器宇不凡，在精神上承载着的是一个一个边庭健儿和诗人自己高贵的梦
四、马意象同边塞风光
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向我们展示了神秘、雄伟、丰富多彩的边塞风光，同时也反映出了边塞生活的艰辛。
边塞的春天，李益在《塞下曲》中这样写到：
……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西北高原，天高云淡，鸟儿群飞，北方民歌飘荡在广袤的草原上，马群在绿色的草地上狂欢奔跑，撒欢鸣叫，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虽然歌声中饱含了边塞军士们对家乡的思念，但也饱含了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身处边地的自豪情怀，这种感情体由马群的欢嘶带来，而马群的欢嘶也迎接来了塞外的春天，这是怎样的一种壮美豪情。
春天是美好的，然而边塞的景色并不总是这么诗情画意，实际上边塞自然条件而劣，生活艰苦，人烟稀少。从历史地理学上讲盛唐边塞地处新疆、甘肃、内蒙的西部等地；从地理学上讲，这些地方在气候类型上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是干旱区，沙漠较多，降水稀少，冬季时间长而且寒冷、狂风肆虐，边塞自然条件而劣，生活艰苦人烟稀少。这些在盛唐边塞诗中的马意象里均有体现，有描写沙漠多的，特别指出的是岑参的《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胡沙费马蹄……
诗人在这里提到了马蹄，这个马蹄实际上指的是马蹄铁。蹄铁是中国的发明，大约发明于汉初，蹄铁的发明是为了减少马蹄的磨损，从而增加马的“脚力”。日日在沙中奔跑，可见对蹄铁的磨损很严重。同样提到蹄铁，却描写气候恶劣的有岑参的《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
……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
马踏在边塞冬天的路上，由于路上冰雪覆盖，而马蹄上又有蹄铁，因此马和路之间的附着系数很小，才会打滑走不稳。还有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马蹄脱指的还是蹄铁，由于严寒，钉进马掌的铁钉热胀冷缩，从马掌中滑落，导致了马掌脱落。钉蹄铁的铁钉比较粗，会是怎样的严寒才使其脱落的呢？这不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的酷寒，而诗人在边塞却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种寒冷。边塞除了酷寒，还有大风，如王昌龄的《变行路难》：
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
马儿嘶叫并不是应和风声，而是因为风太大、太冷，已经超出了马的承受力。而高适的《自蓟北归》里这样写到：
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
“哀”字正是形容了马的这种嘶叫是痛苦的。
这就是边塞的风光，既有它温存的一面，也有它冷酷的一面，诗人们通过对马的描写，侧面的勾勒出了边塞的艰苦生活，毕竟在酷寒多风的冬天，马背上的正是诗人自己，但这绝对不诗人的满腹牢骚，而是证明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决心和信心，他们让我们通过马看到了一个个投笔从戎、铮铮铁骨的盛唐读书人。
五、结语
最后，意象是由物像加工而来的，作为事物的马虽然千差万别，但意象本体――马是一致的，都具有同一类的相同特征，马意象在盛唐边塞诗中广泛运用，它不仅是时代风貌的反映，也是诗人自己人生理想的的体现，更展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
注释：
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扉页。
张玉娟.试论唐代边塞诗“以汉喻唐”模式[J] .山东社会科学，2004，3，91-93。
张柠.英雄的人格和语义[N] .南方周末，2007-1-18（31）。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1959年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范晔.后汉书[M]（1959年版）[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沈d.旧唐书[M]（1975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苗普生，田卫疆等.新疆史纲[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5]翦伯赞.秦汉史[M]（1999年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谭其骧等.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
[7]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1990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8]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0]王明居.唐代美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11]吴怀东.唐诗流派通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2]戴伟华.唐代文学宗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林庚.唐诗宗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4]高步瀛.唐宋诗举要[M]（1964年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
[15]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6]杨凤琴.唐诗中的骏马意象[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7（5）：
78-81.
[17]王立，郝明.唐代文学中的马意象[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9（3）：119-124.
[18]任文京.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J].文艺研究，2004，3，74-79.
出塞的诗意范文6
[关键词]丝绸之路；边塞诗；唐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0-0034-04
西汉时期，汉武帝凭借统一王朝的强大力量，开通丝绸之路，首次把河西走廊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河陇一带从此变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由之路，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河陇以及遥远的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命运休戚相关。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63所论：“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三者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大凡强盛的王朝，无不视河西为伸向西域的臂膀而锐意经营。而河西至西域一线到唐代亦进入繁盛期，无数唐代文人或游边、或入幕、或奉使，行进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写下了壮丽多姿的边塞诗，构成了盛唐之音最华丽的乐章。
一、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与文人的边塞情结
从东北辽水到西北的河陇西域一带，唐王朝漫长的北部边疆，烽火连天，战事频仍。而陇西作为最重要的边防地区，比之其他方向，腹地最为辽阔，用兵亦最频繁。唐代经营陇右，比之前朝亦更为重视。唐代陇右一带，少数民族势力异常活跃，在河陇一带的南北之地，北之突厥、南之吐蕃成为最大的边患。为对付这些势力，唐王朝在陇右屯驻重兵。开元、天宝年间，全国边地共设十节度，其中安西、北庭两节度驻西域，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分驻鄯州和凉州，以隔断羌胡，朔方节度使驻灵州，遥为策应。可以说陇山以西地区集结了全国最雄厚的兵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①作为全国的战略重心，经过长期的经营与开发，至天宝末，陇右至西域一带渐为富庶，司马光《资治通鉴》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②正是当日丝绸之路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激励下，立功心切的唐代士人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征大漠的丝绸之路，去边塞寻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初唐杨炯的名篇《从军行》表达一代文人的价值选择：“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西京”和“牙璋”的意象，表征着长安是兵发边塞、剑指龙城的出发点，出征塞外目的在于回到长安建功封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不仅可看作杨炯的人生宣言，实亦为众多唐代文人的人生取向，“投笔从戎”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签。边塞诗人高适在《塞下曲》中亦高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立功异域、封侯拜相可谓意气风发的唐代诗人的醉心向往。岑参《题虢州西楼》慷慨放言：“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在长安求仕无门的情况下，策马赴边无疑是人生的不二选择。其《送李副使真诚碛西官军》写道：“脱鞍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在送别的氛围中激励自己，充满了唐代诗人特有的英雄豪情。一生不遇的李贺亦曾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三十首》其五）此诗凭空寄慨，于峻急中作回荡之姿，于豪情中见愤然之意。从反面着笔，以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
唐代的西域，地处丝绸之路中段，是中华文明与西亚的波斯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明接触融汇的最重要舞台，成为一个多元文明融合的文化符号。在吐鲁番文书、北庭旧址、龟兹遗址、伯孜克里克和吐峪沟石窟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文明冲撞融合的痕迹。多元并包的文化环境，给唐代边塞诗歌提供了异样的素材。唐代西部辽阔的疆域，也给唐代诗人行旅天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中原相比，边塞奇丽而苦寒的自然风光，紧张而动荡的军旅生活，以及多彩多姿的异域风土人情，激发着唐代诗人激扬自我、感发生命。边地的苦寒，严酷的自然环境，更成为行进途中挥之不去的情绪记忆，众多唐代诗人心中横亘着时代特有的边塞情结。
二、唐代诗人笔下的丝路风情
从长安通向西域的漫长道路上，奔竞着无数的骚人墨客，他们伴随着丝路驼铃，感受着大漠风霜，一路行旅，一路吟唱，写下了大量吟咏丝路风光的边塞诗。从陇头到凉州，从阳关到轮台，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留下了大量边塞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
从长安西去踏上丝绸之路的第一道自然屏障即为关陇之间的陇山。陇山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隔断了秦陇两地，分开了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而且是一道文化分隔线，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是诸夏与犬戎的分界线，更进一步而言，又是一道心理分界线，是京畿内地与边关塞外的分界线。陇西之地虽然不是“平沙万里绝人烟”、“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荒寒之境，然心理上的荒寒亦呈现为文人墨客伫立陇头、瞻顾四望而油然生悲的情结。对于那些远走塞外的行客而言，陇山的艰险与崎岖，承载着太多的悲苦和无奈。离开“秦中自古帝王都”的长安，潺潺的陇头流水好像幽咽断肠之声，寄托着行人无尽的思绪和悲愁。尤其是来自东南一带“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文人，边地的风霜令人触目惊心。因而，从汉代陇头歌古辞开始，千百年来，关于陇关的感发汇成不绝如缕的歌声，飘荡在古老的关山之间。
作为盛唐最负盛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两次出塞出使西域，写有多首关于陇头的诗篇，其中既有陇头悲思的延续，又有慷慨激昂的英雄情怀。其《送人赴安西》：“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此诗反映的是诗人的报国雄心与赴边壮志。又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写道：“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 这是诗人第一次赴边初过陇山的切身感受，诗中所写当是诗人的耳闻，却也透露出对边塞奇异风光的心理感受与无限遐想。而《经陇头分水》所吟“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则延续出历来陇水诗歌的悲情意蕴，并给这一陇水悲凉抒情模式渗入了悠长的历史意识。
高适的陇头诗歌则多写得慷慨激昂，如《独孤判官部送兵》：“出关逢汉壁，登陇望胡天。亦是封侯地，期君早着鞭。”征人登陇而激发封侯万里的英雄豪情，表露出悲壮的美感。再如《登陇》：“陇头远行客，陇上分流水。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浅才通一命，孤剑适千里。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正如沈德潜所评论：“感知忘家，语简意足。” 诗中感情跌宕起伏，曲折多变，既有登陇思乡的幽情，亦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酬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高适早年仕途蹭蹬，不为世用，曾为风尘小吏，郁郁不得志。他正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
翻越陇头，经过南北两路皆可到达凉州，凉州自古以来为河陇重镇，西汉所置陇西四镇之一。初盛唐，凉州迎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唐僧玄奘西行经过此地，看到的是“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 。凉州的繁华亦屡见于唐诗，岑参、高适、王翰、王之涣、张籍等诗人都曾驻足于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 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 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 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 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于凉州歌舞繁华刻画中见诗人豪情，夜宴场面更是写得兴会淋漓、豪气纵横。
河西走廊西端的阳关与玉门关，扼守丝绸之路要冲，也是唐代诗人着意刻画的西域门户。自汉代班超上疏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后汉书·班梁列传》）“生入玉门”，成为此后西出大漠文人的口头禅。如令狐楚《从军词五首》：“暮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晚唐胡曾《咏史·玉门关》：“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反其意而用之：“汉家旌帜满阴山，不遣胡儿匹马还。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塞上曲二首》其二）“阳关”作为一个意象，既是进入绝域的门户，又是联接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唐诗中送友人赴安西而作的诗中提到阳关的不少，如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有云：“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其名作《送元二使安西》中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贺朝《从军行》：“自从一戍燕支山，春光几度晋阳关。”刘长卿《送裴四判官赴河西军试》：“阳关望天尽，洮水令人愁。”耿湋《陇西行》：“雪下阳关路，人稀陇戍头。封狐犹未剪，边将岂无羞。白草三冬色，黄云万里愁。因思李都尉，毕竟不封侯。”诗人借阳关古道，抒写了中唐以后唐王朝国力不振，吐蕃侵袭、河陇失陷后行人断绝的景象。
出阳关与玉门关，丝绸之路进入西域。在描写西域风光的诗人中，岑参最有代表性。作为来自南方的诗人，西域与内地迥异的自然风光引起诗人发自内心的惊叹，凝成壮丽奇伟的诗篇。除了著名的《白雪歌》写轮台风光之外，天山南北都留下了诗人足迹。唐代西州交河一带是唐代的军镇驻所，岑诗不止一次写到西州境内的交河与火焰山。如《经火山》写道：“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虞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燃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流汗，孰知造化功”。《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炎雪，献封大夫》中写道：“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淌汗，炎风吹沙埃。何事阴阳工，不遣雨雪来。”《火山云歌送别》写道：“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不开，飞鸟千里不敢来。”这些诗篇极力渲染火焰山一带独特的自然风貌，语虽夸饰而迹近写实。
西州境内的交河城地势险要，安西大都护府最初即选择设在这里。这里是丝绸之路中道的交通要道，在不少诗人笔下，交河成为西域的代名词，交河冬寒，征戍之苦成为诗人常写的意象。如虞世南《出塞》：“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骆宾王有《从军中行路难》诗云：“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诗曰：“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又有《前出塞》诗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孟郊《折杨柳》“花惊燕地云，叶映楚池波。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陈陶《水调词十首》：“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 交河已是边塞象征文化符号。
西域境内的铁门关也是诗人笔下常写的意象。铁门关襟山带河，位于南北疆交通的天险要冲，是丝绸之路中道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新唐书》志第三十三下记载：“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东晋法显和唐初玄奘西行时都经过此关，都写及铁门关两崖壁立、只露一线的险峻。铁门关亦常常出现在唐代诗人的笔下。由于安西四镇的设立，铁门关已有了唐朝军吏的驻屯管理，岑参行经此地，有多首诗写到铁门关，渲染关的险要。如《题铁门关楼》：“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宿铁关西馆》：“马汗踏成泥，朝驰几万蹄。雪中行地角，火处宿天倪。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辽哉。烟尘不敢飞，白草空皑皑。”这些诗篇描绘铁门关一带的自然景观与诗人心中的主观感受，至今读来极具震撼效应。
至于轮台、北庭、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地，唐代边塞诗中亦多有描写，唐代西部的边塞诗歌，通过形象的诗歌语言勾画出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可视为研究丝绸之路的感性资料。
三、丝路文化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
唐代边塞诗形象刻画了丝路风光，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文献资料。同时，丝路景观也为边塞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成为诗人抒情的触媒。二者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
其一，丝路文化影响了唐代边塞诗的精神风貌。丝路文化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唐代中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台湾著名学者傅乐成在论述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时，认为“唐代文化，上承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对唐代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端：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 。而后两种文化因素，则皆自丝绸之路传入，唐代“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与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③
由此形成的唐代文化的包容性、复杂性与多元性，唐代蓬勃向上的政治局面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不仅孕育了唐人自信豪迈的性格，也激发了诗人奔赴边塞的入仕热情。唐代边塞诗人多有豪迈自信的英雄情怀，正如丹纳所谓：“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④在盛唐这个赋予个体生命以理想色彩的时代，诗人们的思想行为大都带有鲜明的自我张扬特点。在唐代边塞诗中，固然多有绝域风霜、边地苦寒的描写，却掩盖不住其中渗透的理想主义与英雄情怀。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貌似感伤，却蕴涵着诗人坦荡通达的胸襟与豪迈劲健的气概。在丝路文化的影响下，唐代边塞诗集中体现了诗人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而这也是盛唐精神最值得称道的部分。
其二，丝绸之路为唐代边塞诗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古人云：文学得江山之助。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也得到丝路之助。一方面，丝路上的自然景观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全面翔实的刻画，大量的边塞诗叠加一起构成了丝路风光的全景图。另一方面，这里的文化景观已不限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写实，而上升为蕴涵着丰富历史与人文内涵的文化符号，前文分析的陇头、凉州、阳关、玉门关莫不如此，不仅丰富了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也深深地影响了边塞诗的风格与意境。赴边途中的行役孤旅、边地苦寒、流水声悲、思乡情切，乃至于报国志雄、游侠气豪等复杂丰富的情感主题，无不呈现于唐代诗人的边塞诗中，其中既有绝域苍茫、大漠风急，戍边将士、老死疆场，骨横瀚海、魂逐飞蓬，行客衣单、孀闺梦残这些悲苦意象，也有游侠临边、重义轻生，猛将临关、抚剑壮歌的豪放意象，构成了丰富多姿的意象群。
其三，丝路景观作为触媒影响着边塞诗的情感抒发。大部分唐代人的地理知识比较薄弱，尤其是中原士人，对边塞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前代诗歌和有关典籍，塞外的地理感知与先入为主的边塞想象结合在一起，使他们对边塞的概念极为敏感。在唐人心目中，边塞是中外华夷的分界线，也是文化、风俗与心理的分界线，以及家园与绝域的分界线。
因此，除了客观的写实，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边塞诗还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边塞成为借以抒情的文化符号。在这一诗性背景下，丝路风景只是激发诗思的触媒，只要举目一望，甚或仅仅转念一想，征戍之苦、思乡之切、报国之忠、立功之雄、边地之寒、思妇之泪等，无不浮现在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谓积淀了文人集体无意识的诗性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包含了人们情感的各个方面，真可谓思绪万千、万虑俱集。一方面，边塞严酷的自然环境冲击着人们的感觉；另一方面，边塞诗饱含的历史积淀又造成人们心灵的震撼，激发诗人对人生和历史作深入的思考与深沉的喟叹。古典诗歌常写的思亲念友、聚散匆匆，报国心切、岁月空老，人生苦短、功业难建，征戍无期、归家无计等，这些平常之情均在边塞背景下得到激发和强化，从而汇成丰富多彩的多元特色。因而，唐代边塞诗中蕴涵的情感如同西域美酒，显得更为浓烈，值得细细品味。
[注释]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