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马会范文1
深圳壹基金最主要的权力机构理事会由李连杰、万通董事长冯仑、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牛根生，以及深圳壹基金秘书长杨鹏和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周惟彦等11人组成；周其仁担任理事长和法人代表，王石担任执行理事长。
11人的名单，7位企业大佬。与其他公益组织不一样的是，深圳壹基金的发起企业和掌控这些企业的大佬们都有着极其广泛的资源调动能力，堪称“权势”。比如腾讯能直接覆盖几乎全部中国网民，阿里巴巴拥有中国最大的在线支付工具，万科是中国最牛的地产商之一。
能聚拢这些人，“当然李连杰的影响力很重要，包括他们的朋友关系，但是更多的是认可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理念。”杨鹏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
“2009年开始，包括王石先生、冯仑先生，包括企业界非常受尊敬的精英——柳传志先生，都给予壹基金很大的关怀和支持。”李连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我的人生里，我跟企业家学到了很多东西。”
冯仑、王石：
怎么架构，如何管理
深圳壹基金注册成立之前，理事会成员便已全部确定下来。最早确定加盟壹基金的大佬是冯仑，之前他就跟李连杰私交甚好。当时，他在北京的一个香港赛马会会所的活动结束后，李连杰就和他在会所大堂里找了两把小椅子聊天。
冯仑就壹基金高层组织架构方面给李连杰支招，包括理事会怎么建、有什么要求、谁能进理事会、该怎么出资、以什么名义出资，以及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决策机构，谁来做法人代表。冯仑建议李连杰，确定好理事会成员以后再去提交申请资料。
一个月以后，在冯仑的介绍下，李连杰与王石在北京的一个比较私密的会所见面。不过，那天谈得最投机的并不是壹基金，而是两人当年闯深圳的经历。王石因为这次谈话重新认识了李连杰，并感慨：“原来你当时也是一个企业家。”
据杨鹏透露，当时李连杰特别注意要把王石拉进来，并想让王石来管理壹基金。李连杰看中王石的两个特点，一个是管企业管得好；二是王石曾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有公益组织的管理经验。最终，李连杰如愿以偿，深圳壹基金成立后，王石一直在担任执行理事长，具体负责壹基金的重大决策。
王石进来以后，推荐了当时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秘书长的杨鹏加入并任秘书长。杨鹏曾任中国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有政府工作经验，与王石“有过合作也都比较了解”。
因为李连杰也是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柳传志是企业家俱乐部的主席，柳传志加入壹基金并没有太多的波折。
周其仁：规则制定、拍板决断
选择周其仁为法人代表是杨鹏的主意，而说服工作是由之前便与周其仁相识的王石完成的。
但在劝周其仁的过程中有一些波折。“周其仁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他不太愿意接受公开露面的事，他一直都觉得他自己不合适，但是我们一直都觉得他特别合适。”最后，周其仁碍于朋友的面子，加入进来。
但每次理事会开会，周其仁都会反复说自己不适合当法人代表，但所有理事几乎都说：“你特合适，就是你最合适。”
作为理事长，在每次讨论年度规划和预算的理事会上，周其仁既主持会议，也要发表看法。有一次，理事会讨论要不要定个议事规则，但有人觉得人数太少，没有必要专门设置。就在规则讨论快要不了了之的时候，周其仁定调：没规矩不成方圆，咱们虽然人少，但是也人多嘴杂。他说完以后，大家就都不吭声了，然后讨论出了规则细节，并表决通过。
三驾马车：
坚持信心、放下身段
据李连杰回忆，2007年4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诞生的时候，第一个出来支持的就是腾讯。“这么多年来，遇到任何困难，我们参与的救灾活动，腾讯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然其他的几家也一样积极支持，我们一直在开玩笑，说过去壹基金有三驾马车，就是腾讯的马化腾、阿里巴巴的马云、招行的马蔚华。”
深圳壹基金公益支持部总监唐艺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那时候李连杰见到一个人他都滔滔不绝地讲，谁能被他游说，便伸出橄榄枝跟他合作，就变成最早的合作伙伴，而且他们能看出来这个是好事，方法和思路也都靠谱。”
李连杰最难的时候，经常找马蔚华吃饭，马蔚华都在招商银行顶层招待他，一起吃员工餐。他经常鼓励李连杰，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这事情还是好事，所以我们要坚持。”
壹基金成立后，马蔚华向李连杰传授不少管理经验，招商银行的年轻员工比较多，他就把自己跟年轻人沟通的经验教给李连杰：必须要用心，要把这个机构所有年轻人的词汇都掌握，到支行必须干三件事，跟中层干部吃饭，所有员工都讲一次话，搞一次集体活动。
李连杰和马云经常会面的地点是在杭州马云家大别墅的院子里。
和李连杰第一次见面，马云就建议李连杰，要以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做，而不是一下子扯一个大企业，把自己架上去。他特别强调，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优越地位上去，踏踏实实做事。他还暗示李连杰，现在所有资源里面，人是最重要的，有这些人才有这件事，不是有这件事才有这些人。
李连杰曾和马云商议过，要不要宣传理事会成员不拿底薪这件事，马云告诉他千万不要说。“如果我们自己进行这样一个道德抬升，你让别人怎么做？如果说这个是不可持续的，这件事情不是放在每个人都会实现的，你就不要这么做。”
阿里巴巴为中小企业服务，所以马云特别重视公正和平等。他觉得做公益的出发点，是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这本身没有任何道德上面的优越。“所有我们任何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一个普通的人能不能做到。如果他做不到，你就不应该把这个当成一个要求。因为那样的话一定不是理性、可持续的。”马云告诉李连杰。
和大佬合作，没有后门
每次理事会，除了柳传志和牛根生派代表参加，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其他大佬都亲自参加会议。
尽管大佬们很支持，但在和大佬们的企业合作的时候，却依然没有后门可走，跟正常的商务合作并无二致。指教归指教，生意归生意。大佬谈大佬的，合作还得基层的工作人员谈，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还得董事局通过，像正常的商业合作一样，要遵守商业规则。
“壹基金在和招商银行商议共同推出一个壹基金月捐信用卡的时候，预算、项目设计、发卡量，都要经过合规的程序，招商银行直接负责项目的工作人员，要看到实在的效益才会和壹基金合作。”唐艺蕾介绍说。
壹马会范文2
虽然银幕上的李连杰永远扮演着大侠的角色，现实生活中的他却随性天然。6月14日，记者面前的李连杰穿着黑T恤，牛仔裤，戴着一顶鸭舌帽，脚上穿着一双普通的黑布鞋，如果走在人群中，不仔细看是不会认出他就是李连杰的。
在接下来接近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李连杰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坐姿：双腿在小腿以下交叉，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采访过程中李连杰不时变换着双脚，看上去随时想把双腿盘起来坐在沙发上。
对于熟悉中国武术的人来说，盘膝而坐是他们最自然最舒服的一种坐姿。或许对于李连杰来说，不论身份如何变换，他的人生主题始终没有变过。如今的李连杰将“人人公益”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并创立“太极禅”来推广健康快乐的理念。
壹基金：
从“李连杰标签”到“去李连杰化”
就像“少林寺”、“黄飞鸿”一样，李连杰用7年的时间，把“壹基金”淬炼成了一枚个人标签，提到李连杰，就会想起他的壹基金，和他的慈善事业。
壹基金的创办源于2004年12月印尼那场全球百年以来最大的海啸。带着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的李连杰意外遭遇了这场劫难。在亲眼目睹了大自然灾害的力量后，劫后余生的他产生了创办壹基金的想法。
2006年12月，《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首映礼上，李连杰带着他的 “壹基金”计划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一次次地感谢，一次次地鞠躬，恳请现场嘉宾、媒体和观众支持慈善事业。
2010年12月，壹基金向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的登记申请终于获批，成为中国首家成功“转正”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即面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4年来，壹基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似乎越来越具有公信力。但是，有了“合法身份”的壹基金又迎来了新的麻烦，日益增长的捐款后面是公众越来越高的质疑声。
面对种种质疑，李连杰认为非常正常，“质疑太对了！怎么能不质疑？就好像太极的阴阳，只有一面都会让人不舒服。你见过有谁不被质疑过？”
变身公募基金会后，对待壹基金身上的“李连杰标签”，李连杰更希望公众记住的是壹基金，而不是他本人。“谁是李连杰并不重要，壹基金永远传承下去，这样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李连杰说。
2013年，李连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曾经强调，走向公募就要“去李连杰化”。“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用我的无形资产去推动。走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去掉个人化，用制度去推动组织的进步。把李连杰的名字拿掉，将壹基金打造成集体领导的、透明专业高效的机构。”现在的李连杰是壹基金理事会的理事之一，但已不再插手具体事务。
李连杰对今天的壹基金很满意。6月14日，他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壹基金可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和国际接轨提早5年到10年。但在壹基金我已经不再处理日常的运营事务，我的角色是不断做一个志愿者去参与，不会牵涉我太多精力，我现在的工作重心是太极禅。”
李连杰：
我不是企业家，只是太极文化推广者
在壹基金的理事会成员名单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系列商界大佬的名字：柳传志、王石、冯仑、马云、马蔚华等等。也正是从壹基金开始，李连杰结识了马云。2011年，两人一同注册了“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马云对太极的迷恋可谓人尽皆知。不久前的一次活动上，马云曾经笑称，自己从阿里“功成身退”以后，还有“三大事业”：教书，做环保，练太极拳。
李连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太极对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982年他拍摄《少林寺》的时候，但是武术产业化的想法是在他去美国以后形成的。事后他和马云探讨这件事情，两人一拍即合。
“中华武术扬名海外，但是我们的武馆往往是以作坊的方式存在的，和国外的瑜伽、跆拳道相比，人家的产业化比我们高很多。我就一直在思索原因。”李连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后来我发现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学无止境，学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很难说清楚。所以我们要把太极文化产业化，把它推向全球，就要把它标准化、制度化，让客户清楚地知道，你花了多少钱会学到多少东西。”
之前外界曾经传言，李连杰将担任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一职。但是在2014年正和岛岛邻大会举办的“太极禅之夜”活动上，李连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担任太极禅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CEO一职的是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
夏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太极禅产业化的实施落地将由她来执行。她对太极禅的发展非常有信心。她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她和马云及李连杰第一次为太极禅一起开会的时候，马云告诉她说，太极禅就是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们都要做，别人做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做到最好。
李连杰并不认为他将太极文化产业化之后就成为了企业家，他认为自己只是太极文化的推广者。
壹马会范文3
关键词：《王力古汉语字典》 联绵字 猜测义 合成词 基础义
王力先生长期坚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倡导现代联绵字观念，并希望通过编字典将现代联绵字观念推广开来。《王力古汉语字典》（以下简称《字典》）中收了1526例“联绵字”，《王力古汉语字典・序》（以下简称《字典序》）介绍了作者对“联绵字”的认识，并介绍了《字典》注明“联绵字”的目的。
第五是注明联绵字。这对读者了解词义很有帮助。联绵字实际上是一个双音词，其组成部分不能拆开来讲。例如“辟易”一词，它是叠韵联绵字（古音锡部），表示惊退的样子，其词义与“开辟”的“辟”、“更易”的“易”无关。《史记・项羽本纪》：“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正义》云：“言人马俱惊，开张易旧处，乃至数里。”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又如“壹①”一词，它是双声联绵字（同属影母），表示郁闷的样子，其词义与“专壹”的“壹”无关。所以字又作“抑”，甚至倒过来作“抑”“邑”“悒”“伊”“纡”。新《辞源》于“壹”条注云：“壹，闭塞;，积滞。”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由此，必须将有些双音字看作是联绵字才便于理解。例如“妥帖”是双声联绵字（同属透母），其词义与“碑帖”的“帖”无关，所以又写作“妥贴”。又如“趋”是双声联绵字（同属清母），是巧佞的意思，其词义与“细”的“”，“步趋”的“趋”都没有关系。由此看来，注明联绵字，是有助于正确理解词义的。
上引《字典序》反映了王力先生晚年的联绵字观念，即继续用“联绵字”指双音单纯词。但是，上引文中所举的四个“联绵字”例词却都是合成词。其中“辟易”，已经考见是个联合式合成词，并证明其释义不确（沈怀兴，2009a）。下面考察《字典序》中其余三个“联绵字”例词。
壹郁，是动宾式合成词。《字典序》解释说：“又如‘壹’一词，它是双声联绵字（同属影母），表示郁闷的样子，其词义与专壹的‘壹’无关。所以字又作‘抑’，甚至倒过来作‘抑’‘邑’‘悒’‘伊’‘纡’。新《辞源》于‘壹’条注云：‘壹，闭塞;，积滞。’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这样解释有失允当，特别其“……所以……”前后的话没有因果联系却用了“所以”。第一，《字典序》列举了“壹”的七种书写形式，但是，它们并非同时产生的;如果不计时空差别，任何一个复音词乃至词组都会有多种书写形式。翻开方以智的《通雅》看看，其所释词语“专一”“一篑”等词或词组全部有多种书写形式，同类著作如朱起凤《辞通》中“一斗”“一升”等也有多种书写形式，然则多种书写形式与“联绵字”是否单纯词没有关系②。第二，具体到“壹”的多种书写形式，朱起凤（1982：2362）有个简洁的按语：“五方言语，清浊不同，故字亦随之而变。如‘抑’字作‘湮’，‘伊’字作‘纡’，并其例也。”这样说是对的。第三，说“抑”倒过来作“抑”，也不能证明它是双音单纯词。因为汉语里同素异序词有很多，人们不能把了解其语素构成情况者谓之合成词，反之则谓之单纯词。第四，说《辞源》分释“壹”是错误的，实际上《辞源》是先释“壹”为“忧闷”，然后又分释“壹”“”，而且其分释“壹”“”有本，只是未稍加变通而已。第五，说“（壹）其词义与专壹的‘壹’无关”，亦似是而非。因为大量考察古今注释，我们很难发现这个“壹”的“壹”曾被写作“专一”：本来就没有人把“壹”的“壹”讲成“专一”，再说“其词义与专壹的‘壹’无关”，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其实，“壹”是个合成词。壹，聚也。《礼记・玉藻》：“壹食之人。”郑玄注：“壹，犹聚也。”《玉篇・壹部》：“壹，聚也。”，忧愁。《楚辞・九叹・忧苦》：“志纡其难释。”王逸注：“，愁也。”《正字通・鬯部》：“，愁思也。”然则“壹”即聚忧思或忧思积聚的意思，浑言之即忧愁、忧思的意思。《文选・贾谊〈吊屈原文〉》：“国其莫我知兮，独壹其谁语？”吕延济注：“‘国’谓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独聚忧思，谁与语事者也？壹，谓聚忧也。”又，萧统《文选序》：“耿介之意既伤，壹之怀靡诉。”吕向注：“壹，忧思也。”此二例，吕延济注“壹”字字落实，吕向注“壹”乃浑言之。然则“壹”是个动宾式合成词，不是“联绵字―双音单纯词”。所以，《字典序》对“壹”的解释欠允当，原因在于偏执于现代联绵字观念。至于“壹”双声叠韵的特点，也跟“壹”是否是单纯词无关③。
妥帖，是联合式合成词。《字典序》释“妥帖”曰：“‘妥帖’是双声联绵字（同属透母），其词义与碑帖的‘帖’无关，所以又写作‘妥贴’。”这里也是没有因果联系而用了因果连词“所以”。字典正文第188页“妥”字条下释曰：“〔妥帖〕〔妥贴〕双声联绵字。①稳当，合适。《文选・晋陆机〈文赋〉》：‘或妥帖而易施，或而不安。’《资治通鉴・唐贞元二年》：‘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贴矣。”②安定。唐杜甫《故司徒李公光弼》诗：‘拥兵镇河汴，千里初妥帖。’‘妥帖’亦省称‘妥’。”《字典序》及字典正文对“妥帖”的解释多有不妥。第一，如果不是为了贯彻现代联绵字观念，为什么要注明“‘妥帖’是双声联绵字（同属透母）”？这样注明有什么意义？第二，说“其词义与碑帖的‘帖’无关，所以又写作‘妥贴’”，有什么根据？朱起凤（1982：2779）立“妥”为正条，又收了三个副条：“妥帖”“妥贴”“要括”，并加按语说：“‘’字本从心旁，后人有误从巾者，此是‘券帖’之‘帖’，非‘妥’之‘’也。‘贴’字，《说文》云：‘以物为质也。’义与‘券帖’同。王逸《楚辞序》作‘要括’，并形相涉而讹。”据此，“妥帖”的“帖”，其本字是“”，作“帖”是形近而讹。今不辨讹正，且误用讹字说事，但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第三，《字典》中所举“妥帖”最早用例见于晋代陆机《文赋》，而“妥”字独立使用却早得多，且“妥”产生之前，“妥”字一直独立使用，很难说是“妥帖”的省称。如《诗・小雅・楚茨》：“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毛传：“妥，安坐也。”《仪礼・士相见礼》：“妥而后传言。”郑玄注：“妥，安坐也。”《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薰鬻徙域，北州以妥。”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妥，安也。”上述各例中的“妥”或讲“安坐”，或讲“安”，不仅其单用例均早于“妥帖”，而且均与“妥帖”义通，肯定不能说“‘妥帖’亦省称‘妥’”。另外，“妥”作为自由语素还常参与构词，特别“妥尸”“妥妥”“妥绥”等词用例都早于《字典》所举“妥帖”用例，这也是持“‘妥帖’亦省称‘妥’”之说者无法解释的。
“妥帖”之“帖”的本字“”，在《广雅・释诂四》中与“安”同条，同释为“静也”，其本义为“安静;安定”。《广韵》帖韵：“，安也;服也;静也。”这表明“”很早以前就是个多义词了。这样说来，义为“安静;安定”的“”也和“妥/妥帖”义通。
综上所述，“妥”“/帖”二字均与“妥/妥帖”义通，“妥/妥帖”的“妥当，合适;安定”义是同义单音词“妥”“/帖”组合的自然反映，“妥/妥帖”是同义单音词“妥”“/帖”连用构成的合成词，不是“联绵字―双音单纯词”。
趋，是偏正式合成词。《字典序》：“又如‘趋’是双声联绵字（同属清母），是巧佞的意思，其词义与细的‘’、步趋的‘趋’都没有关系。”字典正文第211页释曰：“〔趋〕双声联绵字。巧佞。见《集韵》。《史记・日者列传》：‘卑疵而前，趋而言。’”其实，只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字典序》及其正文对“趋”的解释说不通。第一，《字典》释“趋”而依《集韵》，然而《集韵》是释“”为“巧佞”，而不是释“趋”为“巧佞”。第二，《集韵》释“”为“巧佞”，而举《史记》“趋而言”的“”为例，是不对的（详后）。并且，逐一考察《四库全书》中“”字的所有用例，并没有发现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有“”字可作“巧佞”讲的用例，甚至汉语史上根本没有“”作“巧佞”讲的用例④。这样说来，解释“趋”一词，《集韵》只错了一层，《字典序》却错了两层。
“”字本义为“细”，古与“”字通用。《说文・女部》：“，兑细也。”段注：“兑，各本作‘锐’……《汉书》曰：‘古之治天下，至至悉也。’‘’与‘’音义皆同，古通用。”趋，《说文・走部》：“趋，走也。”就是快走。然则“趋”就是“小步快走（以表谦恭）”义。这样说来，“趋”是偏正式合成词。
不过，“小步快走（以表谦恭）”只是“趋”的基础义。在具体语境中，由于换喻的应用，又在其基础义的基础上产生了换喻义。前人的解释中有的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如唐司马贞《索隐》释为“犹足恭也”，旧《辞海》释为“谦恭过甚之貌”，新《辞海》释为“过分谦恭”，《大辞典》（台北：三民书局，1985）释为“过分谦恭的样子”。浑言之，这四家的解释均较贴近“趋而言”之“趋”的实际含义。它们都较好地体现了“趋”的“小步快走（以表谦恭）”这一基础义因换喻而产生的形容词含义，基本符合“卑疵而前，趋而言”的语境。不过，也有的语文辞书没有接受司马贞的说解，致使其解释还处在猜谜状态。如“趋”，新《辞源》释为“巧佞”，《汉语大词典》释为“巧佞谄媚”，《字典》序文及正文沿袭新《辞源》释为“巧佞”。这三家对“趋”的解释与其基础义相差太远，明显多了一层主观臆测的色彩，因而不够贴切。由此说来，远离词的基础义的解释，只是给出了猜测义，往往似是而非，不合作者意旨。这一点，结合“趋”所处的上下文，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史记・日者列传》中说，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二人同车来到卜肆，亲聆日者司马季主“语数千言，莫不顺理”，不觉肃然起敬，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宋、贾二人这话是说，司马季主作为举世无匹的贤者当居尊官而享厚禄。于是司马季主先申贤者之义，而后曰：“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趋而言。”其中“趋”，司马贞《索隐》曰：“音。（趋）犹足恭也。”“足恭”指过分谦恭，由“趋”的基础义“小步快走（以表谦恭）”换喻而来。司马季主这话是说：现在您所说的贤者，都很可羞啊。（他们）卑躬屈节地向前迎合（主子），过分谦恭地（向主子）进言。如果按照新《辞源》和《字典》序文及正文的观点，把“趋”解释为“巧佞”，显然语义过重，与语境不合。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二人以司马季主为举世无匹的贤者，但不解其为何“居之卑”“行之污”（即地位低，职业不体面）;此情此景，司马季主不管怎样清高孤傲，会面对身居高位者直斥身居高位的“贤者”巧佞吗？果真直斥“贤者”巧佞，便直接违背了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其品位低下，常人不齿，也就不是令人敬仰的司马季主了。所以这里的“趋”只能是由其基础义“小步快走（以表谦恭）”换喻而来的“过分谦恭”义。《字典》序文及正文则错释为“联绵字”。不错，错释有本。但是，所本只错了一层，订正起来也容易。而今又被披上了现代联绵字理论的“法衣”，原有的错误被掩盖，一般人要想识别、订正也不容易了。《字典序》作者的初衷是注明“联绵字”，帮助读者正确了解词义，最终却事与愿违。
上述考察结果表明，《字典序》所举“联绵字”例词全部是合成词，一个单纯词也没有。它们被硬判为“联绵字”之后，释义偏离了其基础义，以至于解释、议论多欠允当。
至此，读者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字典序》开头处所云：“注明联绵字。这对读者了解词义很有帮助。”结尾时又说：“由此看来，联绵字的注明，是有助于词义的正确了解的。”而上面的考察结果表明，事实恰恰相反：由于拘泥于现代联绵字观念，解释“联绵字”只是主观认定，最终却事与愿违。由此说来，如果不从现代联绵字观念中解放出来，不抓住“联绵字”的基础义，那么字典词典就无法准确解释“联绵字”，也就更不用说帮助读者正确了解词义了⑤。
至于《字典序》所谓“联绵字实际上是一个双音词，其组成部分不能拆开来讲”等等，乃是信守现代联绵字观念者的误会。他们不知道“其组成部分不能拆开来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部分不成词语素组合成词的情况，隐喻造词的情况，换喻造词的情况，用了词的隐喻义的情况，用了词的换喻义的情况，词义发生了其他变化的情况，用了通假字的情况，等等。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误以为“汉语的双音词有一种特殊的构词法”（王力，1958：45），于是发现构词成分不能直接体现或准确体现复音词的词义，“其组成部分不能拆开来讲”，就说它是“联绵字―双音单纯词”。也有的虽然知道它是合成词，但由于受联绵字语素融合说或联绵字不可分训说影响（沈怀兴，2013：180～197），也硬判为“联绵字―双音单纯词”了。一般著作中这么做，贴贴标签，影响不大，也可以不予计较。但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教材或字典词典中的话，就不容忽视了。
注释：
①“”字简化为“郁”之后讨论起来不便，暂且用繁体字。
②详见沈怀兴2009b;2015a.
③吕叔湘（1942）提出“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仿照王国维
《联绵字谱》分联绵字为双声的、叠韵的、非双声叠韵的三类，但忽视了王国维的“联绵字”不指双音单纯词（详见李运富，1991;沈怀兴，2012）。实际上，如果没有现代联绵字观念之成见，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词组在内的任何一个双音节语言单位都可以归入这三类中的某一类。这方面的问题，沈怀兴的两部书《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2013）、《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2015b）中都有考察讨论，可参看。
④《新唐书・魏徵传》：“徵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
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党。”例中“”字，《汉语大字典》释为“巧佞”，是错误的。此“人”实指小人，其“”即“小”义，由本义“细”而来，十分自然。
⑤ 沈怀兴（2015b）对此类现象的考察讨论较多，本文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李运富.是误解不是“挪用”――兼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
[J].中国语文，1991，（5）.
[2]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沈怀兴.现代联绵字观念的来历[J].中国语研究（日本），
2007，（49）.
[4]沈怀兴.王力先生联绵字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版），2009，（4）.
[5]沈怀兴.从王筠“长言”说看现代联绵字理论[J].汉语史学报，
2009，（8）.
[6]沈怀兴.古今联绵字观念截然不同的原因[J].汉字文化，2012，
（5）.
[7]沈怀兴.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沈怀兴.方以智“语”问题辨察[J].语言研究，2015，（5）.
[9]沈怀兴.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5.
[10]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壹马会范文4
关键词：税草量词 围 束 分
关于唐五代税草的征收量词，不论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书，都语焉不详。笔者试图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书，对其加以考论，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从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可知，唐五代时期的税草是据地征收的，在征收、运输和使用中，草基本上是以“束”为计量单位的，如吐鲁番文书《武周某馆驿给乘长行马驴及粟草帐》A（1）中就有“草壹拾贰束”、“草拾束”、“草贰拾柒束”、“草肆束”、“草伍束”等记载。再如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出草帐》（A2）共有19行，其中第7—9行为：
康守相贰亩柒束 大女囗小贰亩柒束 张元感壹亩半肆束半
氾和敏贰亩柒束 樊申陁贰亩柒束 马葱元壹亩半
孙元敬贰亩柒束 囗囗寺贰拾捌束 囗元寺贰拾贰
第19行为：
崇圣寺拾肆亩肆拾玖束
另如元稹《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A（3）曰：
严砺又於管内诸州，元和二年两税钱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
有时候，草的计量单位也被写作“团”。如《太平广记》曰：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A（4）
这里的“团”为何意？则不得解。
《旧唐书》卷135《裴延龄传》载：
其年（贞元八年），迁户部侍郎、判度支，奏请令京兆府以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围送苑中。宰相陆贽、赵憬议，以为：“若市送百万围草，即一府百姓，自冬历夏，般载不了，百役供应，须悉停罢，又妨夺农务。请令府县量市三二万围，各贮侧近处，他时要即支用。”
《太平广记》和《旧唐书》所载，显系一回事，一写作“团”、一写作“围”。我们认为，应该是“围”，至于写作“团”，乃是“ ” “ ”形近讹误造成的。
至于“围”和“束”的关系，我们认为，“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为大概念，即一围等于十束，如上引《旧唐书》卷135《裴延龄传》曰：“奏请令京兆府以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围送苑中”。裴延龄的这一奏议遭到了宰相陆贽等人的反对，陆贽为此还专门有《论度支令京兆府折税市草事状》，内曰：“度支奏……请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税和市草一千万束，便令人户送入城输纳。”由此可见，“百万围”等于“一千万束”，即一围等于十束。另外，《新唐书》卷167《裴延龄传》也载有此事，只不过记载略有不同，即“又请以京兆苗钱市草千万，俾民输诸苑。”《旧唐书》本传所说“百万围”，《新唐书》本传又成了“千万”。这里的“千万”自然是“束”而非“围”。
我国西北地区，长期以来，在夏收时，就将小麦捆为一捆一捆，每10捆再拢为一拢，即8捆以金字塔型立起，两捆作为盖子盖在上面，这样既可防雨，又可防潮，待晒干农闲时，将其拉到场上碾草打粮。
这里我们所说的“捆”，实际上就是“束”，因为这类量词原本都是动词的借用，现代汉语动词用的是“捆”不是“束”，所以量词当然也跟着用“捆”，而不用“束”。B（1）
用 “束”来表示饲草的数量，在我国西北地区是有传统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B（2）载：“今余茭五千六百五十束”（3·15）；“出茭九束，正月甲子以食囗囗”（24·5）；“囗丙辰出茭卌束食传马八匹，出茭八束食牛”（32·15）；“出钱卅买茭廿束”（140·18B）；“定作卅人伐茭千五百束，率人五十束，与此三千八百束”（168·21）。《居延新简》B（3）一书又载：“受六月余茭千一百五十七束”（E.P.T52：85）；“驷望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平虏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惊虏隧茭千五百束直百八十。凡四千五百束直五百卌尉卿取当还卅六囗”。（E.P.T52：149A）。何为“茭”？《说文》云：“茭，干刍”。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云：“刈取以用曰刍，故曰‘生刍一束’。干之曰茭。故《尚书》曰‘峙乃刍茭’。”简言之，“茭”即饲养牲畜用的干草。至于青草，徐锴所云“生刍一束”，语出《诗·小雅·白驹》：“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生刍”即未晒干的青草。汉简中也有关于青草的记录。《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有云：“……出二十五毋莆十束，出十八韭六束”（175·18）；“需蓻十束”（213·50）。而据《说文》，“菁”乃韭花，“蓻”即茅草芽，自然均是青草而非干草。它说明，居延地区韭菜、韭菜花、茅草芽均是用“束”表其数量的。从《诗经》到汉代，青草、干草（茭）一直是用“束”作计量单位的。C（1）由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可知，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一直是用“束”作计量单位。
“围”的第二个含义为小概念，它与“束”相同，即一围等于一束。如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二十二年杨景璿牒为父赤亭镇杨嘉麟职田出租请给公验事》C（2）内有：
杨嘉麟职田地七十六亩 亩别粟六斗，计卌五石六斗，草一百五十二围。
这里的“围”就等于“束”。
“围”的大小两种含义，在其他领域中也有相同情况。如唐初乐坛的主流是燕乐。燕乐包括十部，即燕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高昌。在十部乐中，燕乐作为一部，乃狭义的燕乐，同时，十部乐的总名又称为燕乐，以区别于传统的雅乐。
在这里，我们说一围等于一束，那一围是多少呢？《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职掌条云：“每围以三尺为限”，即一围是三尺。在唐代厩牧令中也有记载：
诸象日给蒿六围，马、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每围以三尺为限）。蜀马与骒，各八分其围，骒四分其围，乳驹、乳犊五共一围，青刍倍之。C（3）
在仿照唐令所制定的日本令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日本厩牧令第一条曰：凡马，日给“干草各五围，木叶二围”，并加注曰：“经一尺，周三尺为围”。C（4）其厩牧令第二条曰：
凡马户，分番上下。其调草，正丁二百围，次丁一百围，中男（少丁）五十围。C（5）
由上可知，唐令与日本令都有记载：“每围以三尺为限”。前已指出，一围等于一束，那是否有证据证明呢？吐鲁番文书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如《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载《唐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蒲昌县界长行小作具收支饲草数请处分状》：
1． 蒲昌县界长行小作 状囗
2． 当县界应营易田粟总两顷共收得囗囗叁阡贰伯肆拾壹束每粟壹束准草壹束
3． 壹阡玖伯肆拾陆束县
4． 拾捌束上每壹束叁尺叁围，陆伯肆拾捌束
5． 陆伯伍拾束下每壹束贰尺捌围
6． 壹阡贰伯玖拾伍束山北横截等三城囗
7． 肆伯叁拾束上每壹束叁尺叁围，肆伯叁拾束每壹束叁尺壹围
8． 肆伯叁拾伍束下每壹束贰尺捌围
9． 以前都计当草叁阡贰伯肆拾壹束具破用、见在如后。
10． 壹阡束奉县牒：令支付供萧大夫下进马食讫。县城作
11． 玖伯束奉都督判命令给维磨界游奕马食。山北作
12． 壹阡叁伯肆拾壹束见在。
13． 玖伯肆拾陆束县下三城作 叁伯囗囗囗束山北作
14． 右被长行坊差行官王敬宾至场点检前件作草，使未至已前奉
15． 都督判命及县牒支给、破用、见在如前，请处分。谨状。
16．牒件状如前，谨牒。
17． 上元二年正月 日作头左思训等牒
18． 知作官别将李小仙
从本件文书可知，饲草分为上中下三等，每束（捆）约为三尺，即上等每束叁尺叁围，中等每束叁尺壹围，下等每束贰尺捌围。为什么将饲草分为三等呢？本件文书第二行明确标示：“每粟壹束准草壹束”，即地里的收获物粟是多少束（捆），其草也就应有多少束，这是相等的。因为在夏、秋收时，需将麦、粟捆为一束一束。用什么来捆麦、粟呢？并不需要专备的绳子，而只是将麦、粟两头接起来就可以了。因为地的种类不同，既有水地、旱地，也有山地、川地，麦、粟的长短也就不一样，被捆为一束一束的麦、粟就有了大中小三等，由此而产生的草也就有了上中下三等。
束草分为上中下三等，吐鲁番文书也提供了证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所载《唐西州高昌县状为送阙职草事》中有“阙职草壹阡小束”、“高昌 小束”的记载。这里的“小束”，可能就是以上所说的下等。
这里的“围”，即“每壹束叁尺叁围”，“每壹束叁尺壹围”，“每壹束贰尺捌围”中的“围”，是两手合抱的意思，因为人们在捆麦、粟、草时，都是用两手捆，其一捆（一束）大致和人的腰围相等，即三尺左右，也就是每叁尺叁、叁尺壹、贰尺捌被围成一捆的意思。D（1）
至于“分”，应是比“束”小的一个计量单位。元稹在《同州奏均田状》D（2）中说：
当州百姓田地，每亩只税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其诸色职田，每亩约税粟三斗，草三束。
这里“草四分”的数量不大明确，但从元稹的其他状文中我们得到有关信息。
从前所征斛斗升合之外，又有抄勺圭撮，钱草即有分厘毫铢。……臣今所征斛斗并请成合，草并请成分，钱并请成文。在百姓纳数，元无所加，於官司簿书，永绝奸诈。其蹙数粟、麦、草等，便充填所欠职田等数。E（1）
在《同州奏均田状》中，元稹建议，对于职田、公廨田、官田、驿田等：
此色田地，一切给与百姓，任为永业，一依正税粟草及地头榷酒钱数纳税。其余所欠职田、斛斗、钱草等，只於夏税地上每亩加一合，秋税地上每亩各加六合，草一分。
由此也可知，“分”是草的一个计量单位。
既然“分”是比“束”小的一税草征收单位，那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比例关系。上面已说明，十束等于一围，那一分为多少呢？我们估计，十分为一束。因为从“束”这一量词的发展看，它常被用作“定数集合法”，即十个。如《礼记·杂记》：“纳币一束”。郑玄注曰：“十个为束”；孔颖达疏曰：“一束谓十个也”。《仪礼·礼聘》郑玄注也曰：“凡物十曰束”。E（2）
这里的“分”可能是西北农村将麦草等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意思，十个小把相当于一束，即一捆。如目前在西北农村集贸市场上，常常把葱、菜扎成二三斤的小把出售，但在冬季来临前藏冬菜时，就扎成一捆一捆出售，每捆约二三十斤，相当于十小把。
我们说“分”与“把”相当，在吐鲁番文书中找到了证据。《高昌重光三年（公元622年）条例虎牙氾某等传供食账二》E(3)有：
十月廿八日，郎阿住传：麻叁束壹拔（把），供大账上用。
《高昌重光三年（公元622年）条例康鸦问等传供食及作坊用物账》E(4)有：
康鸦问传：麻一拔（把），用紧练。
这里的拔（把），显然是比“束”小的一个量词单位。
前已述及，“捆”就是“束”，S·11287N有：
葱贰佰束束准时价伍文计钱壹仟文；
柴陆佰束束别叁文伍计钱贰仟壹佰文。F(1)
另如吐鲁番文书《唐大历三年（768年）僧法英佃菜园契》F（2）中有“园内起三月囗囗送多少菜，至十五日已后并生菜供壹拾束，束壹囗”；在《唐孙玄参租菜园契》F（3）中也有“拾束与寺家”、“收秋与芥壹伯束”等记载。
这里的葱、菜为何以“束”相称，殊不可解，但若将“束”看作“捆”，并了解西北的气侯、冬菜窖藏的特点等后，就可以明了的。
我们说一束等于十分，在日本令中也找到了相应的记载。唐田令曰：“诸田广一步，长二百卌步为亩，百亩为顷”。根据这一唐令所制定的日本令则曰：“凡田，长卅步，广十二步为段，十段为町”。并在下特别注明纳租标准：
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廿二束。F（4）
另日本厩牧令在谈到马牛羊等给料草时规定：
其乳牛，（日）给豆二升、稻二把，取乳日给。F（5）
这里的“稻”应该是指稻草。这里的“把”相当于唐代的“分”。一段二束二把，十段（即一町）为廿二束，即10把等于一束，一把等于一分。
综上所述，在唐五代的纳草量词中，一围等于十束，一束等于十分，一束约为三尺上下。围有大小两种概念，大概念的围即一围等于十束的“围”，小概念的围与束相同，即一围等于一束。由于民间习俗与地方特色，一分也可以称为一把，即分与把相同或相似。转贴于 A（1）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465—466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
A（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23—2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图录本第四册第262—26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
A（3）见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第420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A（4）《太平广记》卷239引《谭宾录》；周勋初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88页。
B（1）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华书局，1965年，244页。
B（2）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B（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C（1）参阅邓文宽《献疑》，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7日7版。
C（2）《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01—10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C（3）见[日]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编纂代表）《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第1379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3月。蜀马较小，《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驾部郎中》曰：“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故当马给嵩一围时，蜀马就给五分之四围。
C（4）见[日]仁井田陞著、池田温（编纂代表）《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第1379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3月。
C（5）见《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第1380页。
D（1）“围”除上述大小两个概念外，元稹在《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中曰：“山南西道管内州府，每年两税外，配率供驿禾草共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七围，每围重二十斤。”（见《元稹集》卷37）这里“每围重二十斤”的“围”，可能是特指，或特殊情况的反映，与上所论的“围”有差异，现存疑。
D（2）见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第435—437页，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E（1）《元稹集》卷39《论当州朝邑等三县代纳夏阳韩城两县率钱状》。
E（2）参阅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243—244页，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E（3）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170—17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录本第一卷第377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E（4）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173页；图录本第一卷第379页。
F（1）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第十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04页。
F（2）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292—293页；图文本第四卷576页。
F（3）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301—302页；图文本第四卷580页。
壹马会范文5
壹基金是年轻的公益组织，2011年1月成立于深圳，是全国首家具有独立身份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的启动基金来自国内一些著名企业家的捐助，这些捐助者组成了壹基金的管理层，其中包括王石、冯仑、柳传志、马化腾、马云等。管理层参考现代企业制度，设计了壹基金的治理结构。现任的11名理事组成理事会，定期讨论壹基金的重大决策；执委会以及秘书长负责具体执行；监事会则发挥监督作用。在财务上，壹基金聘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账目审计，记账公司则是毕马威下属的凯誉管理咨询公司。这一财务管理标准高于国家的法定标准，接近上市企业的标准，其结果也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公布。
作为公募基金会，壹基金成立后也接受公众捐款。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壹基金尚不能在注册地深圳以外从事线下募捐，但由于互联网是开放的，线上募捐则不受地域限制。壹基金通过透明的治理模式和财务标准，来体现对捐赠人的负责和尊重。这使年轻的壹基金收获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此次线上募捐就是明证。
但凡重大灾难，对政府、社会和民众，都是一次重大考验。政府无疑是救援与灾后重建的主力，而社会的爱心和自组织潜力也是无限的，壹基金正是其中的一分子。面对灾难和一切重大挑战，政府和社会携手共济、共同成长，这或许就是中国梦的真谛。为此，本报特约记者专访了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时代周报：在雅安地震救灾行动中，壹基金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您如何看这种认同和支持？
杨鹏：壹基金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这是一个突破。壹基金资金都来源于公众捐款。捐款是公众的自愿行为，因此公众认同壹基金，是壹基金存在的前提。如果公众缺乏认同，就不会捐赠，不会参与支持，壹基金就不可能有未来。任何公益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其前提都是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
自从2011年1月11日在深圳成立以来，壹基金一直受到各界认同和支持。只不过在雅安地震中，大量捐款，体现了公众很大的认可和支持。对壹基金来说，这种认可和支持首先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壹基金的具体管理来说，这也是非常大的压力。这种认可和支持，不仅是捐赠金钱，更关键的是公众投入了信任的情感。公众托付了信任，对社会和未来的美好情感。公益组织只是一个爱心者，帮助公众去实现美好的愿望。公益，会有很重的情感性负担，不做公益的人大概很难理解这种信任压力有多大。当然，这也是激励我们竭尽全力的动力。
时代周报：在实际运作中，壹基金如何协调各方资源，又如何与政府部门协作？
杨鹏：做公益的出发点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政府是重要资源部门，要做成事情不可能绕开政府。我们有个说法叫“假定善意”，要相信政府官员也是有善意的，要尽可能获得政府支持，把事情做成。要与政府部门顺利合作，工作的思维方法就应该是建设性、合作性的。
时代周报：在您看来，公益组织在救灾行动中可以扮演怎样一种角色？
杨鹏：公益组织的角色，主要是由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决定的。只有有人需要帮助，又没有其他救济渠道，公益组织就可以尽力做很多事。只要政府能满足需求的地方，公益组织就可以减少参与，寻找其他需要帮助的对象。
时代周报：在这次救灾行动中，公益组织也在成长，这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杨鹏：我觉得这意味着整个社会在成长，大家越来越自觉地参与公共事务，越来越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学会自我治理，逐渐增强社会自治能力。社会越强，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就不断减少，政府可以收缩自己的职能范围，强化其核心功能如外交、国防、公共安全等。很多的社会服务职能就由社会自己来管理了，这是比较根本性的变化，也为政府减轻了负担和压力。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社会冲突和管理的问题正凸显出来。公益组织可能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角色，帮助大家训练理性地参与公共生活。传统中国，民众较少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公益组织可以提供一些途径，帮助大家熟悉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比如制度设计、财务运作等。在这过程中，每个参与者、公益组织和社会都在成长，提高公众公共参与的意识和能力，这样公共事务才能得到更好解决。
时代周报：目前各界都很关注壹基金的透明度，壹基金如何回应这种关注？
杨鹏：透明是公益的底线，是公益组织获得信任的基础。在组织机构上，壹基金建立了一套透明的管理机制，管理层由理事会、执委会和监事会组成，监事会的组成也非常多元化，既有政府官员、媒体人士，也有专业的审计专家。
壹马会范文6
福安全县共有登记茶商号67家，福安、坦洋、穆阳、上白石、下白石等地为当时坦洋工夫红茶重要的产区及运输销售码头、集散地。需要大量的小额钱币结算才产生如此多的“茶银票”。
当时福安社口坦洋村沿街茶行36家，现存世有社口“义衡兴”发行贰角“茶银票”为横版印刷，发行时间民国二十五年印，中间为整拾角换法币壹元，左边图案可能为当时福州旧城门景象，由福州上杭街瑞昌石印印刷，色彩简单。无票据编号，尚未在市场中流通。
坦洋“同泰春”茶行发行壹角“茶银票”为横版印刷，发行于民国二十四年，“茶银票”左方为当时英国议会大厦，背面为英文茶行名称，“茶银票”面额10分币的英文为“茶银票”底图，“荣银票”号码002223，发行年份1935年。
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壹角拣工暂用票为现存最明显有体现为茶行专为支付拣工专门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黄色花纹为底，“茶银票”正中间有一中式建筑风格，与闽东古民居很相像。依山而建，可能是当时坦洋“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两边为“壹”字，斜向内如灯笼；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左右两边各一红色印章“振泰兴章”，两个“壹”字直立底部两角，钱币右边框中间留白，竖印“拣工”二字，左边框中间留白，竖印“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穆阳是福安的西部山区，由于水路交通方便。店铺、商号林立，茶行盛行，也发行许多的银票如：“洪泰方”、“坤裕”等。穆阳“生春协”茶行发行茶庄票，票面额伍角，民国二十三年印，票据中间为高层宝塔，周围山峰林立。风景秀丽。正上方为“生春协”字号的名称，左右两边为茶庄票编号001728，上角两边直书“伍角”，底角两边斜书单个“伍”字，中下方整拾角换大洋壹元。
上码头(上白石)地处福安的北部山区，是长溪水路运输上游码头，北部山区茶叶均由正记茶行收购运往坦洋加工，在运到赛歧码头由下白石白马港水路运往全国各地及海外。上白石正记茶行发行“上马头”(上白石)和合正纪“凭票支取伍角正”茶钱庄票，该票正面直版印刷。长17.6厘米，横8.2厘米，用淡橘色作底层，用蓝色印边框和券内图案，用黑色印票券文字，其底层印线条纹左右相交，中间较密而上下散开，图中央嵌入空心字体“合和正记字号”6字，甚为古雅，而蓝色边框，上下左右四角各嵌入一字合为“福安伍角”，边框上楣有“上马头”(上白石)3字，下方为一扁圆形横披中印黑色“凭票支大洋伍角正”8字，右边印黑色“整拾角兑付通用大洋壹圆”11字，框之下端则以五枚壹角铜版角币重叠排列为图案，颇具中式地方票券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