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范例6篇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范文1

1、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实在令人愕然。

2、凡是涉及到性的内容,男人与女人的尺度或标准永远不会相同,那绝对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他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4、袭人笑道:“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是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

5、城管打人就是严格执法,小贩反抗就是暴力抗法,难道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么?()

6、依照男人的哲学,在性的问题上,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味道。

7、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说一句妨碍的话,你就说不吉利。

8、在政治上农民也是毫无权利的,俗话说得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衙门座北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都是描写当时农民的无权的。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范文2

大家都听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歇后语吧!但大家还没听过家庭版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戏吧!今天,我家就上演了这样一场“好戏”。走,看看去!

今天,一吃完晚饭,我就去和邻居许丹纯玩了,一回家,就看见妈妈那张“黑脸”,就觉得奇怪:“我可没有惹妈妈,妈妈为啥生气?”后来,一经我的”采访”,我明白了,原来妈妈打电话的时间长了点,爸爸就不高兴了,说:“再打,再打就要钱!”妈妈听了,也不高兴,但因为爸爸说的,只好挂了电话。事后,妈妈特生气,心想:“我也挣了钱,为啥不能用?”过后,我很不解,每次,去超市买我要的零食,总要一百多、两百多元,爸爸总是一句怨言也没有,慷慨地付钱。为什么?为什么?一百多、两百多元爸爸都舍得,但几元钱却不行!为什么?为什么?

爸爸能舍得一百、两百多元却舍不得几元钱。这,是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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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州官放火

1、意思:全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后喻在上者可为非作歹,在下者却处处受限。

2、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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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亲者痛,仇者快。(朱浮)

3、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陆游)

4、打破沙锅问到底。(吴昌龄)

5、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官场现形记)

6、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赵雪航)

7、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杜弼)

8、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彭大翼)

9、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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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酒泉社火;地蹦子;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4-0037-03

酒泉社火舞蹈“地蹦子”又叫“老社火”、“跑打场”、“秧歌子”,是流行于酒泉本土最古老的民间集体狂欢舞。表演中学说逗唱,调侃戏谑,歌舞相和,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地蹦子”和其他各种民间社火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风俗通义》载:“百日之劳,一日之乐,集社燃火,群歌群舞……禳于天、祷于地,以期吉也。”那时人们为了祈福禳灾,驱邪避恶,向神灵祝祷,便要“击器而歌,拊掌而舞,祈于天地、以期吉也”。我国古老的的神话传说中,那位吃了败仗以头颅怒触不周山而使华夏地势向东南倾斜的共工,他有一个儿子死后,变成了散布瘟疫的恶鬼,到处传播疬疫。这个恶鬼除去害怕鞭炮与烟火外几乎无所畏惧。于是广大的先民们就不约而同地在祈禳祭祀的活动中掺入了击器歌舞、燃放爆竹烟火的内容。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村人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和“地蹦子”里鼓子击细鼓、拉花敲小锣、和尚娃扮作四大天王等极为相似。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驱瘟禳疫的核心内容逐渐被文娱游艺和凝聚社区人心的成分所代替,慢慢演变为社火。

酒泉社火“地蹦子”里的膏药匠,在每一回社火活动开初,总要在他吟诵说唱的膏药词中反复发问:“众人家的会首笑哈哈,商商量量办社火,办上社火做什么?办上社火和地脉。”此处的会首,是由本“社区”(一般以村组为一个基本社区)群众推选出来的主持筹办社火或庙会的人,他往往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较强的活动组织能力。“和地脉”是祈盼风调雨顺、大地安祥、五谷丰登、人畜安康的理想,其实质无疑是“祈福禳邪、镇宅消灾”心理的再现。在春节来临时,“地蹦子”因其集体性、群众性、广泛性和热烈、奔放、诙谐的娱乐效果而成为当地民众的集休狂欢舞。

酒泉社火“地蹦子”的来历在民间还有两种说法。一是“民护清官保安全”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个清官叫庄王,他“察民情、知民俗、体民疾苦”,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爱戴。某年为民请命冲撞了朝中的权奸,反被权奸诬陷庄王聚众谋反。皇上受蒙蔽降下圣旨,春节一过就要将庄王全家满门抄斩,老百姓知道后个个怜惜,于是大家积极出谋划策营救庄王全家。此时正值斩期临近的最后一天――正月十五元宵节,百姓们就把庄王一家全部化装成社火“地蹦子”表演队伍。其中,师爷化装成膏药匠,男眷化装成鼓子,女眷化装成拉花,儿童化装成和尚娃(又叫棒槌娃),庄王和他的儿子化装成鼓手、锣手,其他杂役眷属化装成傻公子、丑婆子、大头和尚以及帮场人物等。他们一边在行进中表演,一边被人群裹挟着逃出城去,庄王一家因此而全部得救。从此,就留下了每年春节办社火的风俗,至正月十五达到高潮。

另一个是红灯满蒲州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山西蒲州地方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过着很美满的生活。有一年龙王的儿子化作人形来到蒲州城里游逛,他在街市上看中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当他非礼这位姑娘的时候被几个百姓痛揍了一顿,他回到龙宫向龙王编造了蒲州民众的许多坏话,龙王十分生气,他添枝加叶地去向玉帝告状,请求玉帝惩处蒲州百姓,玉帝便降旨火化蒲州。关圣帝君听到这个消息,很为蒲州百姓着急,于是他变做一个老婆婆下凡来到蒲州城中一户人家求食,这户家人热情款待了他。关圣帝君出门临行时给这人家留下一首诗:“正月十五月浑黄,须防灾星起南方。红灯高悬厅堂外,夜过子时凶化祥。”这家人不解诗意,便去本城请最有知识的老学究破解,老学究沉吟好一阵儿说:此乃上天有好生之德,欲救难于你家也。诗中说正月十五月色昏黄不明,南方者丙丁火也,有火灾。要你在门前挂个红灯,即可化凶为吉。这家人就把挂红灯避灾的办法告诉了自己的亲友,老学究也告诉了自己的亲友。一传十,十传百,及至正月十五的晚上,蒲州城里家家挂起红灯,远看一片红红的火海。关圣帝君向玉帝禀报说蒲州已经火化。玉帝站立云端见蒲州遮掩在一片红光之中,就信以为真,蒲州百姓因此躲过一场劫难。

为了表示对关圣帝君的感恩之心与好生之德,全城居民就举办了一场盛大社火以示庆贺,并把每年的正月十五定为花灯节。后来,他们许多人家移民到甘肃河西,就把每年春节办社火和正月十五夜里挂花灯的习俗也带到了居住地。酒泉也因此就有了社火“地蹦子”,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酒泉社火“地蹦子”大都以一个村、一个镇、一个堡、一个寨子或一条沟分为区域单位,成立社火会,首先推选会首,再由会首牵头组织各种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往往都离不开焰火(灯火)。酒泉人说的社火专指“地蹦子”。现在社火只不过是个统称,它的内容很多,人们把“地蹦子”在内的福禄车、赶驴、高跷、旱船、春官扫街、霸王鞭、狮子舞、龙舞、竹马子、顶灯舞、桶子鼓、大头和尚、铁芯子、磨盘秧歌、太平车、二鬼打架、血社火、黑社火、彩扇彩绸舞、腰鼓、锣鼓、彩旗彩车、霸王鞭、花拉棒等统称为社火。

关于“地蹦子”能够“和地脉”和“镇宅禳疫”的群体心理作用早已淡忘或不复存在,但借它来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通过一年一度的社火活动使人们加强了来往,沟通了关系,促进了团结。同时在互相协助、改变精神面、交流信息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由“地蹦子”完整而成熟的艺术结构和活动形式决定的。

在“地蹦子”的装扮和花样方面,酒泉市肃州区泉水片和洪水片的“地蹦子”各有特点。泉水片的社火是由4个鼓子、4个拉花、4个和尚娃、1个膏药匠、1个傻公子、1个丑婆子、1个大头和尚、1个柳翠等17个主要角色组成。洪水片除上述人物外,再加1个春官、2个皂隶、2个中军官、4个竹马子等26个主要角色组成。条件较好的村组还装扮有八仙过海的角色紧随其后。社火“地蹦子”中各角色的传统装扮别有意味。

春官:正月十三至十五春官要视察民情(民间叫“扫街”),他可以以州官的服饰装饰自己。春官这几天的“扫街”中要骑红马,可以有皂隶和中军护卫,行在社火队伍最前面,逢官必大一品,可以代民众批评地方官员的失职失察之处,也可以代民喊冤,褒善贬恶。

膏药匠:头戴道冠或草帽圈,身着八卦服或道袍,白色长髯,脚穿软底快靴,左手执显眼的膏药幌子,右手腕套上笏铃(又叫串铃)不时摇动发声以起指挥作用,他随行在春官之后,还有引唱、领唱、逗乐、搞笑的重要任务。

鼓子:头戴牛角尖的白毡帽,帽周用黑色平绒镶上云转图案,毡帽左右及前额插黄色表褶或红花,有的用五色纸褶花,上身穿红色夹袄,下身穿白色靠腿,穿云转双脸牛鼻鞋,左手提细鼓,右手执鼓槌,按中心大鼓的号令节奏进行敲击。

拉花:一般都是村姑形象打扮,梳长辫、戴红花,着红绿衲袄,系褶花裙子,穿彩鞋,一手拿小铜锣,一手执锣签,亦按中心大鼓的号令节奏进行敲奏。

和尚娃:四大天王的形貌,花脸。头戴僧帽再配以万字佛,身穿黄色马夹、红色靠腿,穿云转单脸牛鼻鞋,双手执棒槌,亦按中心大鼓的号令节奏进行敲奏。

傻公子:戏剧小丑的打扮,头戴相公帽,穿彩色道袍,手拿蚊甩子(也叫拂尘)。配合击乐活动于场外,起活跃气氛、维持秩序的作用。

丑婆子:老年妇女打扮,穿大红袄、大脚片子,大麻子、大红嘴、大肚子、两耳戴大红纸炮,化妆得特别丑(酒泉一向有“丑社火”之俗谚)。她左臂着竹篮,右手拿扇子,活动于场外,和傻公子担负着同样的任务,起着同样的作用。

大头和尚、柳翠:他们都戴着假面具,双双活动于社火队伍外,忸怩嬉戏,滑稽逗笑。与社火队伍若即若离,但又始终相随。

除此而外,还有司鼓、敲锣、打旗、掌灯笼等队员,共约三四十人。其规模庞大,人员众多,角色分明。

“地蹦子”的跑跳花样很多,据肃州区铧尖乡小沙渠村“地蹦子”老艺人王集旭(90岁)和银达镇蒲上沟村的李生茂(66岁)说,以前的“老社火”(地蹦子)约有二十多种跑跳花样,完整地跑跳一场要长达三四个小时。他们能说得上的花样名称有:一字长蛇、二龙戏珠、三环套月、四门焚香、四门斗地、四门拧钻、太子游四门、拜四门、五福梅花、八卦篡丁、九连环、十只梅、蛇抱九蛋、黑虎掏心、八角茴香、九斤葫芦、盘肠儿、蒜瓣子、龙摆尾、蛇脱皮、剪子股、宾扎墙、虎豹头、云转子、卷心子、白马分鬃、霸王观阵等27种。然而其中大部分都已失传,最多能跑跳五六种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唱兼备,歌舞并存是“地蹦子”的最大特点。其说唱形式可以分为先说后唱、先唱后说和自唱、点唱、对唱、边说边唱、边舞边唱等。说唱的内容极为丰富,有表达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美好前景向往的,有祈求神灵的,有表达通过辛勤劳动而获得丰硕成果后人们愉快心情的,有表达对当地好人好事的赞扬和对坏人坏事的憎恶的,有表述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颂扬吉利的,也有说唱古诗词的。大多都是即兴赋诗,现编现唱。

膏药匠是“地蹦子”当中最需要卖弄学问和显摆本事的角色。自说自唱是“地蹦子”的显著特色,也是膏药匠显示其才华的最好良机,还是逗观众开心的最好形式之一。社火队在选拔演员时特别注重选拔那些有文化且富有即兴表达能力的识字人或老艺人当膏药匠。当社火队伍跑跳几个花样后锣鼓暂停,队员们行自由步稍事休息,膏药匠便进入场中,他根据场合、对象或当时当地的氛围,一边串来串去,一边自编自说(或唱)。

比如到了龙王庙他就说唱道:

正月初三到十五,

求神降雨保农田。

秋后五谷丰登日,

高烧长香谢龙天。

到了有钱人家他就会说唱道:

进的庄宅雾腾腾,

上面供着聚宝盆。

聚宝盆里三只箭,

辈辈儿孙富满门。

到了懒汉家中就说唱道:

春里春风苦种田,

夏季起早莫贪懒。

秋季懒惰不收拾,

冬受饥寒莫怨天。

膏药匠往往在唱完后再说一段顺口溜(或叫大绞儿、囔白话),让观众开心地大笑一场,取得彻底放松的效果。

比如在民间流传甚广至于妇孺皆能说的一段绞儿:

且罢,且罢,

听我老大夫给你嚷几句白话:

人若不说白话,枉活了几冬几夏。

人若不当尻子嘴,枉在世上溜一回。

葫芦头、茄子把,见啥人、说啥话。

说白话的福分大,穿绸挂缎吃香喝辣。

沟子嘴,说鬼话,里吹外打人人信他。

……

只有我老大夫说的是实话,

窝窝囊囊活在人家屋下。

说完白话后锣鼓复又响起,队伍再跑跳几个花样,等锣鼓停顿。点唱又开始。当然仍由膏药匠入场,点到谁谁唱。

比如膏药匠点唱:

停了鼓来住了锣,

放开嗓子唱秧歌。

这个曲儿该谁唱?

该你四个背鼓子的哥。

四鼓子答唱:

三月的豆子土里埋,

青枝绿叶长出来。

开花结果到秋后,

多谢主人厚款待。

点唱完后就是对唱,或交替进行。锣鼓再次停顿,队伍众人互问互答。

鼓子(合):

拉花的姐儿休卖排,

我唱个曲儿你对来。

天上的梭罗树什么人栽?

地上的黄河什么人开?

什么人把定三关口?

什么人出家不想回来?

拉花(合):

背鼓子的哥你莫怪,

你唱的曲儿我来对:

天上的梭罗树王母娘娘栽,

地上的黄河老龙王开,

杨六郎把定三关口,

韩湘子出家不想回来。

如此反复对唱,直到社火队伍中所有的演员人人唱咏完毕,在和谐欢快的热烈气氛当中收场。

以前,春节一到,就由会首召集群众代表于正月初三或去庙里或在场院里一起商量办社火“地蹦子”。活动时间一般从正月初五到正月十五或十六。在这期间,白天里,社火队伍串庄子,挨家挨户给人们拜年,晚上定个时点落鼓收队。串庄子每到一家,主人放炮迎接,拿出节日食品(也有斟酒的)给所有人散发,然后自愿端些钱和粮食。会首要当众记录收入的银钱账目,待春节过后收集起来,作为明年的社火活动经费。社火队伍在定点的地方落鼓后,附近群众便将所有跟随社火队伍的人,不论大人、小孩或做生意的,全部请到家里吃饭。到了晚上,远近的群众纷纷来到落鼓地点(一般都在家道殷实人家的院落)。先有社火队“跑大场”,然后由眉户艺人演出传统眉户戏,叫做“闹小场”。两三个小时内观众们乘兴而来高兴而去,天天如此,夜夜狂欢。正月十五或十六的社火一定要在庙里落鼓,由众人商议二月二、五月十三是否再举行,定下以后,才彻底收场,再等明年春节来临。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范文6

在林云铭的心中,屈原的文章是没有人敢续,也是没有人能续的,其原因主要是没有人能有屈原一样的志向,这样,在人格上就把屈原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后世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屈原是千古第一忠臣,然而生不逢时。“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寄之于文以自见”②。楚辞正是屈原的情感的寄托,是其志向的表现,是“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③这样,自然没有任何拟骚续骚作品能够与屈原的作品相提并论了。林氏把屈原与许由、伯夷放在了同一个层面上。这样的取舍实际上也表明了林氏对屈原人格精神的绝对认同,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他认为不是出于屈原之手的作品全部删去了。

黄文焕说:“千古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林云铭认为屈原是“千古奇忠”之人,从情感上来说,似乎比黄文焕的评价来得更加深入。他认为屈原对楚国存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这样解释司马迁之所以将楚国被秦国吞并的结局附于本传之后的原因:

以宗国而为世卿,义无可去,缘被放之后,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忧国忧民。故太史公将楚见灭於秦系在本传之末,以其身之死生关系於国之存亡也。④

基于屈原对楚国的巨大贡献和屈原忠贞高洁的人格,林云铭不允许有任何微词加在屈原头上。他对前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否定表现出巨大的愤懑,用“巨恨”来形容。“后人动解作失位怨愤,去把一部忠君爱国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肠,以致露才扬己,怨刺其上之讥,千古蒙冤。愿与海内巨恨者共洗之”⑤。对杨雄、班固等人开其端的对屈原的批判,表现得极为不满。前人对屈原的至死不渝表现出了些许的不理解,认为他可以去国他适,别求贤君,语含规劝之意,林云铭继承了洪兴祖“宗国不可去”的观点,《楚辞灯·序》中说:“屈子以王者之佐,生于乱国宗族,志无所申,义无所逃。”《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一句下,林氏曰:“颛顼后,与楚同姓,为世官。便有宗国不可去之意。”这里的不可去的“义”,是身为宗族世卿,对于国家,对于百姓的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担当。《离骚·总论》中说得更加明白:“即无论能辨不能辨,有变有不变,但吾以楚族世卿,大义攸关,一言及他国已无自存矣。”林氏认为,面对这种艰难的境况,不能选择逃避,而应该迎难而上,有所作为。在《大司命·总论》中,林氏曰:

原以忠而见疏,不得复用,老已至矣,人寿几何,何安能留为有待,此二司命所由作也,细玩篇中寿夭二字,是后面眼目,层层说来,见得司命承帝命以操阴阳之柄。人自禀气以生,其寿夭离合,皆有一定不可易者,唯自尽其所能为而听命於其所不能为,此行法俟命,穷且益坚之大本领也。

林云铭对朱熹以来理学家对屈原的批评进行了反驳。《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下,林氏曰:“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结出本旨。晦翁谓屈原忠而过,呜呼,忠岂有虑其过之理乎?”林氏对历来批判和否定屈原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

林氏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但这里的忠君并不是建立在对君王个人的愚忠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包容天下的大担当上,即所谓的“以一肩担万世之纲常”,“与国存亡”之义,在这个基础上,林氏又概括屈原的精神为“忧国忧民”。这种概括与林云铭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林云铭出身寒微,幼时家境贫穷,生活艰难,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深有体会。林云铭自幼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他的父亲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轻视名利。林云铭的母亲贤淑大方,知书达理,颇有远见,好周济穷人。这些经历形成了林氏性格中同情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一面。在徽州推官任上,林氏就写过奏议,申请为百姓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他的多首诗歌中就详细描写了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和艰难生活。《悯旱》诗云:“居民十万皆啼哭,骄阳不化土生烟。苦欲射鸟无羿附,柳帻村儿仰首呼。”对旱情对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的同情,其关切而又无奈的感情表现得明明白白。《老女行》一诗,长达二百零八字,类似歌行体的诗句,详细地描绘了被卖到别人家为奴为婢的穷家女子的不幸遭遇。诗前面的引子说:“及时匹偶,人情也。徽俗多贾於外妇持家政,以男仆入室为嫌,畜婢无配,甚至终身不字,此风休宁为最。古诗云:老女不嫁,蹋地唤天,怨而至于怒,宜矣。聊述所见,以长歌当哭,亦不自知其言之悲也。”林氏对下层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生活都有所了解,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巨大的同情。他的这种情感体验对他的楚辞注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句下,林氏注曰:“可怜这些百姓,征战则夺其身,赋敛则夺其财,谋生多少艰难,如何再当得满朝求索。”对生活在苦难中,饱尝艰辛的老百姓的关切之意可见一斑。《九章·抽思》后面的分论说:“篇中先提出己之忧思,全是为国为民起见,因屈於君之多怒,难以面陈,遂趁笔带出民尤两字,则民不堪之状约略可见。”《哀郢》“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二句下,林氏注曰:“既忧自己,又忧国与民,未有断时。”这与其说是林云铭对屈原和楚辞的注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注解。“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一段下,林氏说:“已上叙被放九年中,无日不以忧国忧民为心。”屈原被放逐后,仍然无时无刻不在牵挂国家的安 危和百姓的幸福。这也是林云铭真实的内心写照。

林云铭把对先贤屈原的情感倾注到了对其作品的注解中,化为实际行动,前后近四十年,完成了《楚辞灯》。林云铭开始注释楚辞应当是他在徽州推官任上时,当时作者仅三十多岁。最终完成应该是在1697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成后不久,作者就辞世了。

林云铭秉性刚直,不同于流俗,为官之后,尽心尽力地为百姓谋福祉。对于上级官吏他从来不逢迎巴结,也不结党营私,这种性格使得他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平日素心难改,多年的夙愿又难以实现,面对庸俗的现实官场,作者显得厌恶而又无可奈何,以至于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林云铭开始了对楚辞的关注。《楚辞灯·序》中说:“余少痴妄,不达时宜。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后,所见所闻,皆非素习,故动罹谴诃。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失声仆地,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愤。”可见正是在现实政治中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道路,才转而在老庄的虚拟世界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平衡,以自我安慰。在读书的过程中,加以评释,是注释楚辞的开始。林云铭于顺治十五年授官出仕,九年后(1667)罢官,退居建溪,作者初注楚辞应当就是在理徽的九年里。

康熙十三年,福建兵变,作者遭遇不测之祸,身陷囹圄,其多年所著书稿也尽毁于战火之中,楚辞的注释暂告中断。次年,清兵南下,闽变平息,林云铭出狱,出狱后举家迁至武林。受到四方书商的请托,开始了第二次注释楚辞,然而再遭不测,“再注未就,又毁于回禄”。书稿又一次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次火灾发生在康熙三十三年,这一年作者已经66岁了。

《挹奎楼选稿·序》中说:“吾生平精力,尽在诗文。”这些倾注着他最大心血的诗文却屡历劫难,难以保存,作者的境况,可谓“迫之以患难坎坷,炼之以穷愁抑郁”。对于注释楚辞,他说:“余虽乏骚才,然老惫异域,贫寠不能自存,且四海之大,无一人能知余之为人者,而毕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为类。”身陷困境,志无所申,遂引屈子为千古知己,借注屈来宣泄自己的愤郁之情。在现实中,林云铭是无奈的,他把自己的穷困窘迫和无奈归之于天命,他说:“余尝谓文之可存与不可存,在作者得而主之,至于能存不能存,则别有主之,非作者所得与也。”楚辞手稿两次毁于火灾,他认为是冥冥中注定的,“前次未就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阴有督迫,使余为全骚计耶?”作者的无奈与天命观可见一斑。遂与康熙三十四年(1696年)再次着手注释楚辞,“因于丙子良月,杜门追记,并补未注诸篇。万驳千翻,止求其大旨吻合,脉络分明,使读者洞若观火,还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绪之文”。该书于次年完成,《楚辞灯·序》于“康熙丁丑岁孟春望日”最后写定,康熙丁丑即康熙三十七年(1697),时年作者已经69岁了。书稿完成当年,林云铭就辞世了。

《楚辞灯》的成书可谓历尽艰辛,始注时在作者三十多岁,完成书稿时已年近七十,其间历三十余年,这在楚辞诸注本中是鲜见的,作者在著述过程中的艰辛感悟可以想见。《楚辞灯》刊行后,所产生的巨大反响是一种独特现象。《楚辞灯》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刊行之后,很受欢迎,盛极一时,覆刻、翻刻本不少,到了乾嘉以后,书坊将不少楚辞注本更名,以“楚辞灯”为名推出,如将刘梦鹏的《屈子章句》更名为《楚辞灯章句》,称屈复的《楚辞新注》为《楚辞灯新注》,这些注本均被书坊冠以“楚辞灯”之名刊行,可见林云铭《楚辞灯》行世后的畅销程度了,这种借名刊行的现象在楚辞研究领域是很独特的。四库馆臣的评价“词旨浅近”,“盖乡塾课蒙之本”,恰好概括了《楚辞灯》的特色,即易读、易懂、易接受。民国六年北京石印本《楚辞灯》直接更名为《楚辞易读》,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本书对于初学者和只做普及性阅读的人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此书还被译介到了日本,几次翻刻,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因此,《楚辞灯》对楚辞的普及和研究所作的巨大贡献绝对不能被抹杀。

注释:

①林云铭.南沙文集序.见《挹奎楼选稿》卷三.清康熙三十五年陈一夔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

②③林云铭.楚辞灯·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④⑤林云铭.楚辞灯·凡例.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楚辞类》).

参考文献:

[1][清]林云铭著.楚辞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2][清]林云铭著.挹奎楼选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

[3][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