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意见范文1
一、认真组织民政干部学习行政诉讼法,提高对实施行政诉讼法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自觉性。
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起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将在更大范围内接受司法监督,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成为普通的事情。民政部门是以管理社会行政事务为主要职能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广泛联系,有些工作做得不好也容易侵犯群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组织干部学好行政诉讼法,使广大民政干部掌握行政诉讼法的具体内容,克服与行政诉讼制度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以积极的态度做好行政诉讼法施行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政法规,使民政工作的行政管理活动和管理手段有法可依。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行政行为要有法可依,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管理手段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政立法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民政工作的主要业务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是,立法工作还存在不完善、不配套的问题。民政部正本着从基层工作实际出发,有地加快民政立法步伐,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政法规。各地民政厅(局)要加强法制建设,协助立法机关不断完善有关地方法规。
为了保证地方性民政法规、规章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各地民政厅(局)要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清理有关的地方性民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已经过时的或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要及时修改或废止。同时,要严格执行规章备案制度,做好规章备案工作。
三、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工作,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是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证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有法可依的民政行政行为,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对暂时没有法规规范的民政业务,要严格遵守职责范围和政策规定开展工作。要尽快理顺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避免执法上的重复交叉或扯皮现象。地方人民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赋予民政部门行使民政工作以外的行政执法权力,要有法定的授权和委托或明文规定。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切实支持和保护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纠正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为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要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民政法规的贯彻实施。检查的重点是列入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民政行政行为,尤其要注意有关限制人身自由、实施各种处罚的民政行政行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对于收容遣送工作、殡葬管理、婚姻登记管理等几项容易引起诉讼的民政行政行为,必须统一认识,高度重视,严格依法行使职权,以避免或减少诉讼。
收容遣送工作:在国务院没有新的规定之前,严格按照一九八二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送遣办法》管理,禁止越权处罚、滥施处罚等违法行政行为。地方政府明令规定的任务必须有法律依据或当地人民政府的法定授权和委托。
殡葬管理:严格按照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办事,不得施行规定以外的违法行政行为。对当事人进行《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以外的处罚,必须经由地方人民政府规章明确作出补充规定。
婚姻登记管理:要坚决执行《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对于容易引起行政诉讼的结婚年龄问题,应按《婚姻法》办事,在双方符合法定婚龄经晚婚动员后仍坚持结婚的,应准予登记。反对结婚登记中乱收费。
其他各类民政行政行为,容易引起行政纠纷的,也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应诉的对策。
四、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的领导。
民诉法意见范文2
一、 抗诉
（一）现行抗诉制度的优势
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唯一的检察监督方式。这种检察监督方式在50年代的检察实践中就有适用，不过在那个时候将抗诉称作抗议。1在90年代制订《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将抗议统一称作抗诉。
抗诉制度原始于《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在该法典中，对苏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权，都作了完整的规定。其中第282条第二款规定：“检察长，不管他是否参加过该案件审理，都可以对不合法或无根据的法院判决提出抗诉。”按照该法典第319条和第320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自治州、民族州的检察长，都有权按照监督审程序提出抗诉。建国初期，中国司法制度借鉴了这些抗诉制度，取得了初步的成效。11982年制订《民事诉讼法（试行）》，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1990年制订《行政诉讼法》，正式规定了行政诉讼中的抗诉制度；1991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中的抗诉制度，构成了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制度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以后，检察机关正式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自1990年办理第一件行政抗诉案件之后，每年办理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逐步增多。至1999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34821件。人民法院再审审结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为12482件，其中改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和调解等改变原判决的为10246件，占总数的82.09%，发挥了审判监督的作用。
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从总体上说，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抗诉的必然后果是引起再审，法院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再审。这就是抗诉的再审强行性原则。
（二）现行抗诉制度的局限性
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抗诉程序是有严重局限性的。这些局限性表现在：
一是没有规定上诉程序的抗诉程序。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是完全不同的，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是诉讼参与人，是自始至终参加诉讼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诉讼中，检察机关对于行使审判活动的监督，并不是仅仅有一种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还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以及其他的监督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监督，在发现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才能够提出抗诉，使自己进入诉讼程序，参与到诉讼中来，实施法律监督。在庞大、复杂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中，仅仅依靠这样简单的、单一的监督方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以减少矛盾上交的程度，将纠纷解决在基层，同时，也能够保证检察监督的效果。
二是缺少抗诉程序的具体规范。就是现行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程序，也是不具体的，尤其是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在《民事诉讼法》中，对抗诉程序的规定算为最详细的了，但是也仅仅只有分则的4个条文，只规定了抗诉条件、抗诉效果、抗诉书和抗诉再审。对于具体的抗诉应当怎样操作，法院怎样审理，法、检怎样配合，都是毫无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操作。例如，检察机关是否有权调阅人民法院的审判卷宗，就没有类似《苏俄民事诉讼法典》第322条关于“检察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权从相应的法院调阅民事案卷，以便解决是否有理由以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问题”的规定，致使对这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一直得不到解决，成为“老大难”问题，争论了十年，至今还是没有结果。
三是规定终审法院的上级检察院才有权抗诉，就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集中在省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这不符合“将矛盾消灭在基层”的原则。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抗诉的程序上，不能不存在不同的看法，激烈的争执和纷争由此而生。至于其他的一些不同看法，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无法正常进行。
（三）抗诉制度的改革
无论是在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作单轨制监督模式，还是作双轨制的监督模式，抗诉制度都应当进行改革。可以选择的方法：其一，继续坚持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但是将抗诉的权力下放到做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由同级检察院提出抗诉。其二，在现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使检察机关在一审判决作出以后，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抗诉，发生提起上诉审的法律效力。
我们的意见是选择第二种方法：
首先，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当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就是，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抗诉。在具体的抗诉程序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上，制定统一的规范，防止任意解释。例如，在调卷、审级、审限、再审程序、检察机关在再审法庭上的职责等，都应当规定清楚。
第二，增加上诉程序的抗诉权。
现实生活中对司法权的不正当行使，造成错案，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的基础。现行法律将检察机关的抗诉对象限定在生效裁判的范围之内，大大地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没有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的范围，大致基于以下理由：法律已经将上诉权赋予诉讼当事人；未生效裁判尚未取得执行力，对其抗诉没有实际意义。但是，这种理由并不具有说服力：
一是，尽管现行法律已经将上诉的权利赋予诉讼当事人，但是，在法院的裁判涉及的公共利益与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没有直接的关系时，当事人往往不提出上诉。即使存在富有正义感的人，由于当事人资格的限制，他也难以依据现行法律找到可行的途径。
二是，法律已经赋予检察机关对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抗诉权，不能成为否定将未生效裁判列入抗诉对象的理由。虽然，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不会造成错杀无辜、冤狱等人身损害后果，但是，错误的民事、行政裁判和错误的刑事判决一样，一旦生效并付诸执行，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法律应当尽可能防止错误裁判付诸执行，据此，赋予检察机关对未生效裁判的抗诉权，可以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稳定社会，因而是十分必要的。对此，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俄罗斯联邦新的仲裁诉讼法规定，对仲裁法院裁决，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1
第三，如果不能建立上诉程序的抗诉制度，则应当将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交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行使。
这样，可以减少上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将矛盾解决在基层，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按照这样的设想，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对该判决、裁定有意见，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同级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条件，即可向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抗诉，该法院应当进行再审。
二、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必要性
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对于重大的民事、行政案件享有参诉权。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和行政诉讼中还不享有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权。解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不完备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就在于：
第一，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是检察机关的重要的职责。据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分析，国有资产主要是在投资、转让、处分等重大民事活动中流失的，鉴于此，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有责任维护国有资产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对此，在法国等国家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涉及到国有利益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是必须以从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的，监督法院的判决是否侵害国有利益。按照越南的法律规定，法院在对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须立即通知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参加该起案件的诉讼。2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我国法律有必要作出规定：凡关系重大国有资产的投资、转让、处分等的案件，应有检察机关派员参加，有权了解有关国有资产的具体情况；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国有资产权益时，人民检察院应当有权参与诉讼。
第二，参与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诉讼的参诉权，也是检察机关十分重要的职权。在民事、行政诉讼中，诉讼各方的活动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无论出于技术上的考虑，还是出于确保公共利益不受损害的考虑，都应当设定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对于这样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代表国家和公益，参与诉讼，在诉讼中监督审判活动，监督诉讼活动和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权提出参诉意见。对于检察机关的参诉意见，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听取，正确的应当采纳。
第三，对于涉及到一方当事人诉讼地位较弱，涉及到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涉及到当事人的主体资格等案件，检察机关参与诉讼，扶助该当事人在诉讼中正当行使诉讼权利，不使该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在这里，检察机关虽然扶助的是单个的当事人，但是由于这种当事人的能力有一定的欠缺，国家有责任对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这种责任当然要由检察机关承担。这种情况，在《法国民法典》中，有详细的规定。仅以关于推定失踪问题的规定为例：首先，检察官有权提出推定失踪的请求；检察院特别负责关照推定失踪人的利益；凡是涉及推定失踪人利益的请求，均应听取检察院的意见；检察院得以职权要求适用或者变更本编所规定的措施。1在我国澳门新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典》中，也有这样的类似规定，检察机关在类似的诉讼中，可以为失踪人、无行为能力人或不能做出行为之人做出防御，可以为其。2
（二）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程序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行政诉讼，参照有关国家的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程序：
1.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时，对于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应当通知检察机关参加诉讼。需要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案件的当事人，当其已经参加诉讼时，也可以请求检察机关参与诉讼。
2.检察机关接到法院的通知或者当事人的请求，审查该案件是否属于检察机关应当参加诉讼的案件，以及是否应当参加诉讼。决定参与诉讼的，应当通知法院。
3.对于检察机关决定参与诉讼的案件，在开庭时，应当通知出庭的检察官，并在法庭上设置参诉人（或者称为监诉人）席位。
4.检察官参与诉讼，在诉讼中负责监督审判活动，对于违背诉讼法律的庭审活动，以及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有权提出监督意见。
5.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的审判长在庭审结束之前，应当征求检察官的意见。
（三）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后果
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身份，按照《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从当事人。按照越南的规定，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就是诉讼监督人。按照我国法理的传统理解，检察机关参与诉讼，其身份、地位应当是诉讼监督人。其参与诉讼的法律后果有两个：
第一，在诉讼中，检察机关有权对违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行为，进行监督，提出意见，监督法庭纠正。
第二，当一审判决、裁定作出以后，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错误，有权提出上诉程序的抗诉。其法定后果是提起二审程序，上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二审程序对该案件进行二审，并做出终审判决或者裁定。
三、检察意见
（一）检察意见监督方式的创设及其依据
检察意见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创设的一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学者认为：“检察意见，是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活动中，就人民法院、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以及与诉讼有关的单位或者个人，在诉讼活动中发生的不合法行为和对案件的处理出现的错误，所作的基本结论和监督意见。”1这种意见虽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界定的基本内容是明确的。
在最初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阶段，这种监督方式不是称作检察意见，而是称作检察建议，包括的内容基本上是上述学者意见中所概括的内容。当时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领导同志针对抗诉程序的繁琐和拖延，协商采取一种便捷的方式，在协商的基础上，尽快纠正判决、裁定中存在的错误，使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尽快得到妥善处理。其做法是，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后，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不走抗诉的程序，而是由同级检察院直接向同级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依法再审。法院不是按照检察院的审判监督程序再审，而是按照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法院再审结束时，应当将再审结果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再审法院不接受检察院的意见的，检察院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正确，可以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由上级检察院决定是否抗诉。同时，检察意见还适用于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一般不合法行为，以及其他应当纠正的问题的方面。
在实践中，这种做法是较为有效的，尤其是一个地区的司法机关关系比较协调的，效果更为明显。以1996年为例，全国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1783件，法院接受建议进行再审改判的775件。1991年至1996年，重庆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 108件，接受建议的机关和单位纠正60件，其中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对案件的纠正建议78件，纠正32件。2问题是，按照检察机关的习惯做法，检察建议适用于对某些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的场合，3即前述的第二种适用范围，而不是适用于对案件的处理。经过反复研究，民事行政检察厅认为采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因而，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应运而生，并且将检察意见和检察建议两种监督方式作明确的分工，前者专司对案件的监督，后者对一般诉讼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的监督，包括法院和诉讼参与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经过讨论，正式确认了这种监督方式，制订了检察意见的文书样本，从1998年下半年正式试行。1
检察意见的法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既然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进行监督，总要有具体的监督方式，检察意见就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创造出来的。
从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时间中，各级人民检察院共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办案5709件，法院接受再审意见做出改判判决的2097件。
（二）检察意见的适用
关于检察意见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关于检察意见书使用说明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若认为建议人民法院自行纠正效果更好的，可以使用此文书；对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宜抗诉的案件，对于调解、支付令、决定等案件，可用此文书建议人民法院纠正。”2
检察意见这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适用于以下范围：
1.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的检察意见，法院愿意接受的，检察机关可以不走抗诉程序，直接向法院提出检察意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抗诉”程序。3
2.对于不属于抗诉范围的民事调解结案的案件，如果调解违背自愿、合法原则，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检察机关确认属实，可以检察意见的方式向法院提出再审的意见，建议法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调解。4
3.对于民事执行中的裁定，如果确有错误，例如执行案外人财产，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提出纠正意见。对于这种案件检察机关能否进行抗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抗诉，理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执行不是审判活动，因此，检察机关不能进行监督。另一种意见认为，执行程序中的裁定，抗诉以后无法引起再审程序，因此不宜抗诉。第三种意见认为，凡是裁定就能够抗诉，这是《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基本精神。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较为准确。采用抗诉的办法，虽然不违背第185条精神，但是抗诉以后，法院难以进行再审，因而，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更为妥当。
4.对于抗诉不能引起再审程序的裁定，检察机关可以使用检察意见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例如，在审判程序进行中，法院做出的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裁定，确有错误，如果抗诉，无法引起再审程序，不能进行再审，抗诉变得没有实质的发动再审的意义。适用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5.对确有错误的支付令、决定的案件，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人民法院纠正。例如，法院做出支付令并予送达之后，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法院没有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转入诉讼程序，继续执行支付令的，就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进行监督；法院对当事人予以民事制裁的决定确有错误的，也可以适用检察意见的方式，建议法院纠正。
（三）检察意见的效果
实践证明，检察意见如果运用得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现在的困难是，运用检察意见进行检查监督，不能只是“一相情愿”，应当加以有力的配合，其主要原因就是立法上没有确切的依据，尤其是对检察意见的法律效果没有做出规定。
对此，一方面应当继续进行实践，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联合做出司法解释，明确上述问题；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角度看，首先应当在立法上规定检察意见为法定的检察监督方式，然后规定其适用的范围，规定提出检察意见的法律后果。
关于检察意见的监督方式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确的是：
第一，提出检察意见的检察院，应当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该检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后，做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应当受理，不得将检察意见予以退回。
第二，同级人民法院接到检察意见后，应当对该案件进行复查，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原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裁定进入再审程序，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认为原判决、裁定没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人民法院再审开庭，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参与诉讼，监督审判活动。
第四，再审终结，人民法院应当将再审判决书送达提出检察意见的人民检察院。
四、纠正违法通知
（一）适用范围
纠正违法通知，是借鉴刑事诉讼中的做法创设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其适用范围，是纠正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程序上的错误，该程序错误是在诉讼进行当中发生的，或者是在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判决、裁定在实体上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即没有影响实体判决、裁定。对此，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向人民法院发出书面的纠正违法通知书，请人民法院纠正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中规定了这种监督方式的书面文本。
关于这种监督方式的适用范围，该文书样本规定：“本样式供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发现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有较严重违法现象或行政诉讼当事人及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时适用。”1按照这一规定，纠正违法通知的适用范围是：
1.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有较严重的违法现象需要纠正。例如，有的法院法官在诉讼中对当事人有逼供现象，或者伪造、篡改庭审笔录等问题，就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书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2.对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有违法行为需要纠正的，也可以适用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进行纠正。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适用这种监督方式，检察机关应当出具纠正违法通知书，正式送达人民法院。接受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当是在诉讼中存在错误的法院。
人民法院在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后，应当对纠正违法通知书中提出的程序错误进行研究，确认属实的，应当进行纠正。在纠正之后，应当将纠正的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通知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纠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或者有关单位应当将纠正的结果报告人民检察院。
五、检察建议
（一）适用范围
检察建议是对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性错误，或者是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活动中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不具有特别的强制效力，仅仅是提出问题，供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参照纠正或者参考改进。从原则上说，这种监督方式不是针对具体的案件进行，可以是针对案件中的问题，也可以是针对某些案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这种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两次。一次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赔偿案件，关于赔偿个体企业的经营损失，是否应当征收经营所得税的问题，经过与国家税务总局商量，认为应当征收，故向最高人民法院建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次是针对银行与当事人串通，侵害对方当事人合法债权，各地法院的认定不统一的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订司法解释，统一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
这种监督方式，也是借鉴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文书样本（试行）》的“说明”中，规定“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适用《检察建议书》，其格式参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法律文书格式（样式）》第107号样式制作”，1确定的这种监督方式的文书样式，就是直接使用刑事诉讼中的文书样本。
（二）适用方法和后果
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发现同级人民法院在诉讼中存在应当适用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的问题时，经过研究确认后，检察院应当制作检察建议书，指出应当纠正或者应当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予以纠正或者改进。
人民法院在接到检察建议后，应当进行研究，确认检察建议书提出的问题后，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在工作上进行改进。纠正或者改进后，法院应当将纠正或者改进的情况通知做出检察建议的检察院。
六、 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
民诉法意见范文3
一、诉讼文书留置送达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的时候，送达人可以邀请他的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文件留在他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绝的事由、送达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认为已经送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也作出了相类似的规定。由于种种原因，在审判实践中常常遇到受送达人或其亲属或代收人拒绝接收诉状、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等送达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送达人可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即视为送达，使诉讼文书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得以解决。
但细心的审判人员发现，同是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如果收件人本人或者代收人拒绝接收或者拒绝签名、盖章，送达人可以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并将诉讼文书留在收件人或者代收人住处或者单位后，即视为送达。”《民事诉讼法》第79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两处规定，一是与刑诉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相抵触，有失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二是给诉讼文书的送达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使审判人员无所适从，也使案件审理的周期拉长。三是迎合和助长了某些当事人的不正常心态和软磨硬抗心理，不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抵触之处主要是：当出现收件人本人或代收人拒收或者拒绝签名的情况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1条第2款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2条的规定，送达人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签名，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代收人的住处，即视为送达。而按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4条第3款和《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送达人虽然也可邀请见证人到场，说明情况，也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送达日期，但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后，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或者代收人的住处才视为送达。前者仅这达人签名即可，后者须由送达人和见证人同时签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按照这一规定，行政诉讼文书的留置送达虽可参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执行，但同样碰到上述不易操作和无所适从的问题。
二、“近亲属”范围界定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却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可参照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得更宽：“行政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同是“近亲属”这一法律名词，几部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却作出不同的解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上的一种脱节和缺陷，有损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统一和尊严，也有失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刑事诉讼中取保候审的申请，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依照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六）项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只有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才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则无权申请。刑诉法对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得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按照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和《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关于“近亲属”的范围界定，在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中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均不存在或不愿申请取保候审的情况下，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则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可取的。
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两点建议
民诉法意见范文4
谈原告在一审撤诉后能否再行
陈继兰
在一审民事案件中，原告撤诉以后又重新以原来的诉讼请求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法院是作为新案受理？还是按申诉案件处理，其主要法律依据和理由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明确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的告之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予撤诉裁定除外。”另一种意见认为应作为案件对待，重新予以立案。笔者认为上述二种意见，均有偏颇之处，在此谈点不成熟看法。
我国民诉法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一条重要诉讼原则，也是当事人重要的诉讼权利。根据上述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既可以处分诉讼权利，也可以处分实体权利，一般来说，处分实体权都是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的。比如说，原告在诉讼中减少放弃诉讼请求，这表明原告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而处分此实体权利是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有的案件当事人虽然对诉讼权利作了处分，但是仍保留实体权利，比如债务人答应在一定的期限内偿还债务，债务人为此而作了撤诉。显而易见，债权人所作的撤诉只是处分了诉讼权利并没有放弃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诉权是源于实体民事法律关系，只要民事法律的存在，当事人就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即有权向人民法院，产生诉讼法律关系。综上所述，第一种主张按申诉处理的意见，显然不符合民事诉法综上所述，第一种主张按申诉处理意见，显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中“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原则。
这样说是否就可以认为原告在一审撤诉后都应该允许其其次，给予重新立案呢？我认为，能否给予重新立案，应该区别对待：如果原告在撤诉时明确表示放弃了诉讼请求，即当事人不仅处分诉讼权利，同时也处分了实体权利。对此，可视为当事人间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消灭，即原告不再享有诉权，也不能就原有法律事实再行。如果原告在撤诉时并未明确表示放弃诉讼请求，只是因某种原因，比如对方答应履行义务，或者因客观造成的原因不能继续诉讼等而暂时撤诉。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并没有消灭，原告仍然享有再行的权利，对此人民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由此可见，第二种认为只要在一审撤诉后再行的，不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应作为新案重新受理的意见显然不够准确，结论也过于绝对化了。
民诉法意见范文5
何谓检察诉讼监督方式（以下简称“监督方式”）？本文认为，它是指法定的检方（亦即“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的统称）依法适用检察诉讼监督法律及其检察诉讼监督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因此，监督方式与检察诉讼监督途径或渠道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发现监督事项后而采取何种形式、方法对其实行监督；后者强调的是，通过哪些门路、途径而发现监督事项——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可将监督方式分为许多种类：一据适用范围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通用和专用监督方式两类；二据监督者检方与被监督者——羁押方、侦查方、检察方、审判方、执行方和监管方“司法六方”关系差异，可将其分为内部和外部监督方式两类；三据诉讼活动性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检察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监督方式3类；四据诉讼活动阶段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检方立案、侦查、起诉（或公诉）、审判和执行监督方式5类；五据被监督者性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检方羁押、侦查、检察、审判、执行和监管监督方式6类。而每一类监督方式又包括许多种；每一种既可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监督方式同时适用。
二、我国检察诉讼监督方式的不足与完善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检察诉讼监督效能并不高；不愿、不能、不敢、不忍监督以及不虚心、不情愿接受检察诉讼监督现象，比比皆是。究其原因，突出表现为通用和专用监督方式的不足所致。为此，本文不仅主张借“两院组织法”、“两官法”、《行政诉讼法》再修正的有利时机，对以下10种通用检察诉讼监督方式进行立法完善，也赞同“一方面，开拓创新，探索诉讼监督新方式。手段上，如建议更换办案人、建议更换办案机关（建议改变管辖权）、建议处分责任人（针对事中监督中较为直观的违法行为或事后监督核实的严重违法行为）、质询意见书（类似于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只是对象不同，发给负责人）；形式上，如同步监督、综合监督（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手段）、联动或合力监督（即在检察一体化原则指导下，形成上下级、平级检察机关之间和检察机关内设部门之间相互衔接、配合、制约机制）。另一方面，打造平台，拓展诉讼监督新渠道。真正实现同步监督、全程监督、全面监督，切实增强诉讼监督实效”之主张。
（一）公诉
所谓公诉，亦称公益诉讼，是指有起诉权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进行控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请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的行为。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公诉3种，也是通用监督方式之一。
而完善公诉监督方式的具体办法，除依法用足用好纠正意见等现行公诉监督方式外，要依法建立健全量刑建议、民事和行政公诉监督方式。
（二）抗诉
所谓抗诉，亦称抗议，是指检方认为审判方作出的裁判确有错误时，提请有管辖权的审判方重新审理并予以纠正的监督方式。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抗诉3种，同样也是通用监督方式之一。
而完善抗诉监督方式的具体办法，除应遵循“三大诉讼法”有关抗诉的规定外，还应遵循《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决定》、《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等司法解释规定，并彻底扭转重刑事抗诉、轻民事行政抗诉的局面。
（三）检察意见
所谓检察意见，是指检方依法履行检察诉讼监督权责时，依法对“司法六方”在诉讼过程中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对具体案件处理错误，以书面形式依法向其或其上级等有关单位提出纠正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检察意见3种，也是一种常见的通用监督方式。
另外，检察意见与检察建议不同。前者是对事情的一定的看法并具有约束力，后者则是向有关单位、领导等提出的主张而无约束力；前者是下行文，后者是上行文或平行文；同时，两者的内容载体——法律依据、适用范围、格式和内容等也不尽相同。
此外，从《刑事诉讼法》或其司法解释上说，检察意见是法定监督方式；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讲，它却不是法定监督方式。但概言之，它却不失为通用监督方式之一。
再者，目前，它除缺少法律规范外，实践中的适用成效也不高：缺乏刚性；适用范围随意性较大，并常与检察建议混同适用；适用程序没有统一规范。因此，建议将检察意见法律化。
（四）检察建议
所谓检察建议，是指检方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与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检察建议3种或者口头与书面检察建议两种，也是实践中最常用的通用监督方式。
目前，检察建议的适用还有如下不足：对其重要性和针对性认识不足；适用范围、主体和对象不明，并常与检察意见混用；内容空泛，行文格式不统一；审批、登记、送达、归档等程序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对其跟踪督促、回访考察落实不够，整改效果不一。对此，一要在用足用好现行有关检察建议法律及其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同时，着力促其制度法律化；二要明确采用检察建议参与社会管理的合理边界，防止其被滥用。同时，要明确检察建议问题的来源、适用对象和内容等事宜；三要提高检察建议书的制作质量，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制作；四要明确审批、登记、送达和归档等制作程序，提高其制作质量。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建议工作的跟踪督促、回访落实、内部考核、奖惩以及检察建议的撤销、变更等机制。其中关键，是将《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规定，落到实处。
民诉法意见范文6
作为一名民行检察干警，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发现，抗诉方式无疑是一种重要而且有力的监督方式；而在某些情况下适用非抗诉方式对人民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会更加灵活有效并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笔者结合民行工作实践，主要就民事案件非抗诉监督方式进行一些总结和探讨。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抗诉
监督方式的法律根据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民事判决提出抗诉，在《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而非抗诉监督方式却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从大的原则和立法精神来看，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抗诉监督方式是可以找到法律根据的。我国《宪法》在大的原则方面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民事诉讼法》也确立了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行政审判的法律监督权。而非抗诉监督方式作为监督形式的一种，在法律、司法实践中都应当是合法、有效的监督方式。因此，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抗诉监督方式是可以找到原则性的法律根据的。这里所说的非抗诉监督方式主要有提出检察意见或检察建议、做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工作。
l.提出检察意见或检察建议。检察意见书是检察机关在审查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发现法院审判活动存在违法行为而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的文书。由于检察意见书是一种比抗诉书更灵活、更直接的监督手段，也不必像抗诉那样由下级检察院向上级检察院提请抗诉，而是由同级检察院向同级法院发出。因此，近几年来，检察意见书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较多的运用，并且也取得了不少效果。
2.做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工作。民事诉讼案件经过法院判决之后，进入判决的执行阶段，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有和解的意愿，在法律上是允许不必执行法院判决改而执行和解协议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体现了诉讼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如果双方当事人有和解的共同意愿，则这种和解的共同意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其法律地位应当是至高无上的。先前已生效的判决或裁定在此种情况下便不再执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也有关于执行阶段当事人和解的具体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这些规定可看出，双方当事人在执行阶段和解也是有法律根据的，因此人民检察院当然也就可以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工作。如果经人民检察院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则其和解协议的效力应当是高于法院的判决或裁定的。
人民检察院适用非抗诉
监督方式的几种情况
l.人民检察院采取向法院发出检察意见书的情况有：当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在诉讼审判过程中，有实体上或程序上的错误，存在明显不合理或不合法，但根据“两法”规定又还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可以采取向法院发出检察意见书的形式进行监督。具体情形有：案件已由法院受理，正在或准备审结，发现其拟作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不妥的；案件本应由法院受理而没有受理或案件不属法院管辖而受理，可能影响判决、裁定的；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在适用实体法和程序法存在不妥且又不利法律正确执行的；申诉人在执行阶段向检察院申诉，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如果法院执行完毕，将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的。
2.人民检察院适用调解双方当事人的情形：主要是看该案件有无调解的基础和可能，比如一些存在程序违法或不太合理的民事判决，或者是双方当事人只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没有太多积怨的民事纠纷，在双方都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可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非抗诉监督方式在
民行检察工作中的积极意义
人民检察院采用抗诉方式对人民法院进行民事案件的监督，是一种直接、有效的监督方式，也会必然硬性地导致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对该案进行再审。但这种抗诉的方式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检、法两家对立，抗诉改判率不高或者抗诉再审后久拖不决等。毕竟抗诉是一种强硬的要求，这种强硬的方式对于法院来说是较难以接受的。基于此，人民检察院若能在适合采取非抗诉方式的情况下，采取较温和的、建议的方式诸如向法院发出检察意见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或做当事人的和解工作来进行民事案件监督，则更有利于让法院接受检察机关的意见，也有利于错案得到及时纠正。
适用检察意见书的作用：
1.有利于及时纠正审判机关的错误判决或裁定。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在其未作出判决、裁定前，发现可能有错误时，及时通过检察意见书，把问题解决在判决、裁定前。这样做能有效地防止错误判决、裁定的发生，减少负面影响，树立司法机关良好的社会形象。
2.有利于提高检、法两家的办案效率。检察意见书不受抗诉审级的限制，与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法院同级或上级检察院均可提出。将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形式转化为法院内部监督形式，简化程序，缩短办案时间，既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又有利于检、法两家工作协调，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3.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人民法院未作出判决、裁定前，发现可能有错误，提出检察意见书，促其纠正，不仅有利于防止错误判决、裁定的发生，而且在这个阶段提出，法院也容易接受，改正快，将矛盾解决在基层，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对一些不太适合采取抗诉方式的案件，采取检察机关出面做好当事人双方和解工作的方式有可能更能收到社会实效。前面已对民事申诉案件适用调解方式处理的法律依据进行了论述，应当说适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申诉案件是有法律根据并且是行得通的。
人民检察院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申诉案件，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打官司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说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的决定。其实当事人双方都知道，打官司是一件既费时间又费精力更费金钱的事情。这么一件累人、烦人的事情，不是万不得已恐怕没有人愿意去做。在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的调解下，如果当事人双方都能重新认识自己的行为，采取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态度来重新处理该纠纷，从而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和解协议，这样就对双方都有好处，达到双赢的效果。
人民检察院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申诉案件，有利于解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对法院判决不服而到处申诉所留下的“后遗症”。以双方自愿和解的方式处理纠纷，则能让当事人双方都感到满意，从而有利于圆满地、永久地解决此民事纠纷。
人民检察院适用调解方式
处理民事申诉案件的可行性
许多民事诉讼都不会有全胜的赢家的。如果按照法院判决执行，双方当事人都有可能因打官司而受到或多或少的损失，而如果双方当事人能坐下来共同协商解决，则有可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和解协议，从而也避免了因打官司带来的损失。同时适用调解要求当事人双方的积怨不深，矛盾尚不尖锐，双方只是因为经济利益而诉诸法律，并没有因此太多的伤到感情和面子。或者是对于某些不太适合采取抗诉方式的案件，采取检察机关出面做好当事人双方和解工作的方式可能更能收到社会实效。如果民事申诉案件存在这些条件、情形，那么人民检察院在受理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申诉后，是有对双方进行调解的基础的。毕竟，许多官司都是一件两败俱伤没有赢家的纷争，仅仅是为了一时的意气而斗得你死我活并没有什么好处，若能化干戈为玉帛，促成双方当事人本着平等互利原则进行协商和解，则能达到双赢的结果。既然如此，当事人在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自然会考虑这种和解的因素。因此，经过判决之后再做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工作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
此外，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民事案件的申诉人对争取更大自身利益的希望已经不大，不能再抱侥幸心理来希望实现其最初的诉讼请求。另一方面，对于赢得利益较多的一方也面临着判决执行难的问题，若被执行人不配合法院的执行，其判决亦面临执行难的局面。因此，若能形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和解协议，相信双方当事人是会同意并接受的。比如我们所办的曾某房产买卖申诉案。我院民行科认真审查了申诉材料，并到法院调阅案卷，发现该案的症结在于该公司未及时办理房产证而引起纠纷，后该公司也承诺能将房产证补办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进行和解的基础，于是便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双方当事人也意识到和解能达到双赢的效果，对双方都有好处。虽然双方后来由于积怨过深而未达成和解，但我们却发现了民行工作中采取调解双方当事人的非抗诉形式，更能达到社会实效，更能发挥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并且，在其他基层检察院已经有过多宗调解成功的案例，事实也说明了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申诉案件可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这些案例，我们看到了采取对当事人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民行申诉案件是大有可为的，也是很值得去研究和总结的一个新领域，因此今后将继续进行这种非抗诉形式的深入探索。
非抗诉监督方式的立法完善
如前所述，人民检察院采取抗诉方式对民事案件进行监督，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的规定；而非抗诉监督方式在法律大的原则方面只是抽象的概括，却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只有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因此，完善非抗诉监督方式的立法在当前是非常有必要而且重要的。也只有进一步完善非抗诉监督方式的立法，人民检察院才能对民事申诉案件进行更加灵活、有效、正确地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才能有章可循地在具体操作程序下进行非抗诉方式的监督。
l.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运用检察意见书对人民法院进行监督的职权及其程序。
经过多年的民行检察实践，检察意见书已经产生一定的监督效果，并有良好的社会基础。作为监督方式的一种，检察意见书同抗诉书一样发挥着民事申诉案件的职能。只有积极行使检察建议权，才能与抗诉权形成一套完整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以实现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
2.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可以对民事申诉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