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代表作范文1
关键词:张爱玲;经典化;热张;小资
从“经典化”到“符号化”，“张爱玲现象”的转变过程其实是文化转变的一个过程。“尽管说‘张爱玲现象’是一种经典化的表现，转型以后这种经典化就走向了‘符号化’，逐渐地随着经典化的演进，‘符号化’所代表的不是文字，而可能成为个人的一个标志。”[1]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文学的发展，“张爱玲现象”的本身在社会环境、群体的思维方式、消费文化以及商业文化发达的条件下，都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张爱玲现象”具有了多极化的发展。
一、百花齐放的“热张”运动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百家争鸣”，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因为这是他们实现精神价值、发挥仁智才学的理想境界。然而，这一梦想和理想在曲折复杂的历史发展中曾倍受挫折，当代文学争鸣经历的风雨坎坷就是见证。“张爱玲现象”恰恰是文学争鸣、百花齐放的最好见证。来自学界的，民间的各种研究、欣赏、仿效恰恰也是这个见证的有力支撑。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热”成为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有人也许不读张爱玲作品，却早知张爱玲的大名，熟知张爱玲的逸闻妙语。更普遍的情形是，“误读”和“浅读”张爱玲，忽略其深刻的人性探寻和别致的审美创造，把张爱玲“明星化”、“小资化”。她的传奇经历、她的爱情悲欢、她的日常喜好、她的华美而苍凉的作品、她的俏皮话，一方面是出版业、影视业的卖点，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小资阶层竞相追逐效仿的热点。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热张’运动可以理解成学界与民间对张爱玲理解的多个版本，同时‘热张’现象所产生的连带反应就是深层次地促动了文学社会化的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运动中，张爱玲不再是文学的一个符号，而且她成了一个文化图景。”[2]文学作品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模本的重现，已故多年的张爱玲的魅力不断被挖掘出新的可能性。
“张爱玲现象”不单单是文学界的一个现象，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符号。作为传统文化的容纳与衔接，“张爱玲现象”更直观地体现了文学在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意义所在，当然我们还应该还清楚地看到“张爱玲现象”在被世俗化与平庸化，显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理想的结果。的确，“读张”、“看张”的表面似乎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这个削平深度、雅俗互融的时代，谈谈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及“另类”个性和浪漫爱情、欣赏她小说的故事性、品品她的俏皮话，是一件怡情养性的赏心乐事。张爱玲的悲哀与虚无、深刻与独创就这样被“误读”和“浅读”掉了。十年前就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 [3]
二、文化崇尚的“悲凉”性别
在大众谈到张爱玲时，更多的说辞则是悲凉、华美、惊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为经典化代表的张爱玲，她的身份界定始终是带着一丝被误读的痕迹。人们常常认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没有自我，她们的生存方式都极为卑劣。她们大多数不能在获得物质生存的同时主宰自我，而要通过依附男人，借助婚姻来摆脱生存的困境。无可否认，张爱玲小说女性的生存意识十分坚韧。“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言明她的女性形象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生活牌位。”[4]而她们在与现实的较量中，往往会不自觉地丢失了女性自我意识。综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早期创作来看，女性自我意识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张爱玲深切体会到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艰难的生存困境，也意识到在物质生存面前，女性自我意识的无力感。在张爱玲创作的后期，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她告诉人们:在生存困境面前，什么是女性真正的归宿，女性又应如何寻找自我的归宿。
不管我们怎么样去评价张爱玲，或者如何去解读“张爱玲现象”，受到传统文化思维的影响，在我们面对张爱玲的时候，女性的性别、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制约，这种制约必然地为所谓的文化热与文化景观打上了特殊的烙印。在张爱玲的思想里，死是容易的，生却是很艰难。单纯活着便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这就是张爱玲的生存观。但她更要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强调自我归宿感的重要性。早期的张爱玲为了宣告走出男权控制的体系，而让虞姬自杀。从这以后，她已跳出了这个价值以外，以一种更冷静、更客观的态度，深切地看到男性价值系统对整个社会的渗透，以至对女性自身的渗透。
三、符号化的张爱玲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的转型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渐无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平民化、市俗化的视角，在这种背景之下，张爱玲那些小男女恩恩怨怨的文字特别具有亲和力;再者因为张爱玲的文字与其生活方式迎合了现代都市文化消费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她的个性、她的从容、她的优雅与博识成就了其文学个性。
(一)小资情愫与消费意识的博弈
在多元化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张爱玲由经典化到符号化的转变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具有时代特色的消费意识同时又具备了文学元素的特点。那么在边缘文化时期，张爱玲的小资情愫成就了消费意识，继而使文学作品承载了传统文学与变革后的文学作品的对弈，更为主要的是小资情愫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消费的成本、文学消费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变革。
有评论家也注意到小资写作只学了张爱玲的皮毛甚至是她反感的部分，“张爱玲被错误或者片面当成了偶像。假如抽去了张爱玲的那种虚无的体验，单是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和津津乐道的都市情感体验，我想刚好是张爱玲的都市形象的反面”，“后来的很多人学张爱玲，……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张爱玲小说中消解掉的东西在他们这里努力地被还原出来”[5]。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面对俗人俗世的坦然，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提升出人生的意蕴;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玩味细节的能力，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能从细节中捕捉时代的总量。
显然，小资情愫与消费意识的搏弈并不能等同，而是相互之间有张力，有排斥，尽管也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更需要体现文学功能的，文化发展的一个考量标准。
(二)文学价值与精英文化的同一性
文学价值莫过于被广泛的受众所接受，而精英文化则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内一种共性的文化，它是不可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张爱玲具有典型意义。这种意义的推崇对于文学价值的泛化以及与精英文化的对决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爱玲在“重写文学史”的谈论及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中被经典化也是社会文化力量“内外夹攻”的产物。“内部”的力量就是上面提到的、当时大陆的思想解放和文坛的自主性、主体性思潮;“外部”的攻势则来自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产生的影响。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译本1985年左右从香港传入大陆，引发了文学史写作与经典秩序的“地震”。此前关于张爱玲的“重新发现”尚带着些许的暧昧，在对她的评价上也显得谨慎、犹豫和举棋不定，远远没有达到要把她置于文学史顶端的程度。夏志清的文学史则非常明确地提出:张爱玲“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金锁记》则是中国“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张爱玲、钱钟书等40年代上海文人的创作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高峰，“比文学革命时代那一批作家要成熟得多，足以代表新的一代”。正是夏志清的文学史把张爱玲的地位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三)意识问题与女性语权的斡旋
女性意识问题是文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随着女性文学话语权的产生将女性的意识问题与女性话语权的问题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在她的作品中，她把女性意识女性话语权的有机结合最终融合成了自我意识的一个的表达与主张，也就最终完善了女性的意识与话语权的整体回归。
不可忽视的是“张爱玲现象”作为文化界，文学界的一种必然现象，在消费主义时代它所引发的现象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们只有真正意义上读懂张爱玲，深层次去理解张爱玲的作品，才可能促使“张爱玲现象”发挥它的作用力。
注释:
[1]公秀梅.《从当代文学思潮看张爱玲热现象》，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王敏.《从“消失到重新发现”—评半个世纪的张爱玲热》，信阳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2
这些事或许是张爱玲和宋以朗的父母未曾想到的。宋淇、邝文美夫妇在生前对于与张爱玲的这段友谊着实低调，邝文美曾对张爱玲明确表示，不愿“挟你以自重”，而对于宋以朗来说，这段友谊是值得被纪念的。“在以前出版的张爱玲传记中，没有提到我父母和张爱玲的友谊的。在电视剧《她从海上来》中，我爸爸只出现了3秒钟”，宋以朗回忆说，“在第24集。但我不怪编剧王蕙玲，因为他们没有素材。”
宋以朗整理了300余封往来于他父母和张爱玲的书信―“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这是张爱玲写给邝文美的句子，书中多是这种脉脉温情的交流。读者在书中可以邂逅到一个更隐秘与日常的张爱玲，而不是做出苍凉手势的剪影。
《张爱玲私语录》一书共分为四部分，前两部分是邝文美与宋淇描写张爱玲的两篇文章，都曾发表在当时的媒体上。第四部分则是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的书信选录，宋以朗希望以此能纪念三人之间的友谊。最耗费宋以朗时间和精力的是第三部分，张爱玲语录―“我本来以为只需要2个月，结果差不多要了我的命。”
书中收录的张爱玲300余条语录，宋以朗花了将近18个月的时间寻找相关材料，来尝试解释这些语句。“张爱玲非常之复杂，很多事你不可以根据她信上写的东西去理解，你要非常之小心，而且有些句子毫无头绪”。以“人在幕后戏中戏，有口难言，无奇不有”一句为例，宋以朗写下的注释是“《有口难言》，宋淇署名‘林以亮’的剧本”，“《无奇不有》（今日世界，1953）则是邝文美署名‘方馨’的译作，原名是Anything Can Happen，作者为George and Helen Papashvily。‘人在幕后戏中戏’即指我的父母皆用笔名写作，仿佛躲在幕后操控。”张爱玲这则“语录”从字面看似不难明白，但读了这段注释才会弄懂这句话实有所指，才能领会张爱玲的机智、俏皮。
“这个工作可不可以给别人做呢？里面有很多事只有我才可以回答。因为说的是我家里的事。”但宋以朗认为，自己仍然算不上研究张爱玲文学的专家，“我只可以说是一个电脑的资料库，你问我这一句哪里来的？强记而已。”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3
1995年张爱玲的逝世让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度复出，在这之前，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公认，可能是源于她自身复杂的经历与背景，除却文学本身的价值，人们似乎习惯地冠于她种种帽子，或者把她划分于某种领域与流派，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就是她属于海派文学，当然，她亦是代表人物。
海派文学在上世纪40年代曾辉煌一时，唯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新鸳鸯蝴蝶派，两种流派最初文风迥异，互为不齿，然而到后来，由老《万象》杂志的撮合，两派文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互为渗透的倾向。这一时期，众多文人文风略改，惟张爱玲不变，更成就了她写作生涯里的第一个辉煌，那时她尚20出头，却已用《红玫瑰白玫瑰》、《金锁记》、《倾城之恋》奠定了她当时的文学地位，后来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大抵是拿自己作为例子，只是在这言语背后，很少人能看穿里面的无限苍凉。
张爱玲的笔致是越轨的，她擅长把艺术生活化，把生活艺术化，一方面她流俗于世间的爱恨纠缠，一方面又可跳出这份儿女情长，她的作品中生活的悲剧感无处不在，这种悲剧感让她笔下女性皆拥有某种细腻与古典的美感，而她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又令人惊异，这种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社会无疑是为另类。即使在今日，也为很多作家所不能及。她悲天悯人，时时看破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自己又在生活中冷漠寡欢；她通达人情世故，却又刻意与众生保持距离，独自孤高，我行我素。她一直站在观望者的角度，这是她的天赋秉性，也是刻意而为，她对被人看破有种天生的抗拒，源于是她自始自终的不信任，因此她从不给人留下可窥内心的一丁余地。张爱玲的这份洞察人事对她来说又是极为痛苦的，在20几岁便有了这样的人生体验似乎是她悲剧性的人生的某种征兆与预感。后人仿张爱玲的文风，形似者已能吃饱饭，但却始终无人可跃至她等同的高度，可见并不是文字能力的问题，而是人生本身的差距。因此可说张爱玲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
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与她整个人生命运是相辅相成的，这也让她众多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个人痕迹，上世纪40年代，她在上海声名鹊起、一时无二，若干年后，又辗转美国，过着清心寡欲、深居简出的半隐士生活，辉煌一时所带来的浮华喧闹与潦草片刻引来的落寞孤寂，她似乎可以同时承担，她不屑于跌宕起伏的人生假象，反而对命途的变化有着习惯性的逆来顺受。她的文字也亦是如此，以作者的一生为参照，也许是更好体会其作品的方式，张爱玲的文字抛弃了当时上海左翼文人标志性的聪明刻薄，而把重心落在对人生客观的描述，因此在张爱玲的作品里，经常轻易地还原了人物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内心的原始推动力。这让她作为一个记录者堪称称职，这也是她文学价值中一颗重量砝码。
张爱玲的笔致因为客观而显得冰冷，她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与西方文化教育使其作品中有着只修辞不修饰的残酷面孔，发生了就让它发生了，结束了也就让它戛然而止，她不炫耀，不管是写世俗还是雍容，一字一句都似从良心上称过，再落于笔下，杜鹃泣血。
半生缘――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
张爱玲的一生始终与这个男人纠缠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也许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总会被人所津津乐道，也许是两人的人生经历在动荡的时局下所体现出不同的戏剧性颇值推崇。总之，提及张爱玲，胡兰成的名字自会应声而出。
1944年春，时任汪伪政权要职的胡兰成无意间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以其文学直觉，遂起结识之意，于是给苏青写信相邀，信中处处流露出对张爱玲的好奇与欣赏，当然，那是文人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此时的胡兰成，对张爱玲的相约也只是出自相约本身。后来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情颇高，性情孤傲，不愿见人。苏青的简短叙述更是让胡兰成难以忘怀，不久，苏青再次回信，并附带一本杂志，上面有张爱玲文章和照片，从这时起，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欣赏已不仅仅是欣赏了。
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委托苏青所要张爱玲地址，苏青深知张爱玲孤傲，便断然拒绝，胡兰成软乞再三，苏青推托不过，便把张爱玲上海的地址给了他，胡兰成次日便登门拜访，不出所料，张爱玲闭门谢客，不得已，胡兰成把自己的地址、电话写在纸上，并附结交之意，递于张爱玲门里，方回。
苏青是张爱玲颇欣赏的女性，也曾公开说过，拿我与冰心等人比，不觉得有何，提及苏青，才方合我的心意。可见苏青在张爱玲的朋友里是很重要的一位，而苏青又是胡兰成的挚友之一，苏青在两人关系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且在早些时候，苏青曾邀张爱玲为被开罪的胡兰成求情，两人后来的见面，已不是第一次。
胡兰成回到住所，第二天便接到张爱玲的电话，说要登门拜访，胡兰成喜不自胜，不久，张爱玲便到，胡兰成亲自相迎。在胡兰成的住所，两人相谈甚欢，由文学到时政再到生活，两人一番畅谈后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尤其张爱玲，吸引她的是胡兰成的才情，而张爱玲本身亦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之人，她对男人的标准也往往被才气高低所左右，胡兰成的学识与见地深得张爱玲的好感。次日，胡兰成回访张爱玲住处，张爱玲房间的典雅华贵之气让胡兰成有些不自然，近而更觉得张爱玲绝非凡类。此后，胡兰成每日都登门拜访，两人相交莫逆，如影随形。胡兰成曾索要苏青第二次回信时附的那张照片，张爱玲便取来送他，相片背后写着：见到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但她心理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如今已是张爱玲的代表符号之一。而胡兰成晚年的自传里写到这段经历时，则是这样描述的：我只端然的接受，没有神魂颠倒。各种感情与思想可能只是一个好，这好字的境界还在感情与思念之前，但有意义，而不是什么的意义，且连喜怒哀乐都没有名字。胡兰成的口吻是带着间接的否定的，这否定有些小心翼翼，却还是说了出来。不知道张爱玲看后又会是怎样的心境？恐还是之前她与胡兰成的诀别语：我将自是萎谢了。还有一则趣闻，晚年胡兰成给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信，询问生活近况。张爱玲回信想借阅胡兰成前作若干，胡兰成自是将前作与刚刚出版的《今生今世》邮至张爱玲住处，并附信流露出重言旧好之意。张爱玲再回信说：邀旧作只为研究而用，旧日之事已无心再提。胡兰成看罢，也觉自己自作多情，从此两人再无联系。
张爱玲的贵族出身，让其生命处处表现出典雅一面，而童年的不幸则让其作品笔调灰冷，但又在生活中我行我素、及时行乐。张爱玲的这种矛盾胡兰成是懂得的，只不过胡兰成的懂她是风流天性的一种技艺，因此这种懂让张爱玲日后受到了极大的困惑。胡兰成与她相识时，大她14岁，又背负汉奸之名，而张爱玲的义无反顾则让她与胡这段是非纠缠得到了升华与成就。
1944年入秋，胡兰成与第二任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张爱玲待字闺中，于是二人顺其自然地结为连理，但由于时局动荡，汪伪政府已有穷途之势，胡兰成怕日后连累张爱玲，这场婚姻便没有仪式、也没有走任何法律程序，只由张爱玲的好友作证，两人合签一纸婚书：张爱玲与胡兰成亲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前两句为张爱玲所书，后两句则是出自胡兰成之手。
1944年岁末，时局已相当悲观，胡兰成也意识到了危险，便与张爱玲道别，只身去了武汉。而风流成性的胡兰成在抵达武汉不久，便与医院护士小周如胶似漆，那时小周才刚好17岁而已，胡兰成后来在张爱玲不知情的情况下又与小周举行了婚礼。待1945年胡兰成短暂地回到上海期间，才向张爱玲透露此事。张爱玲的选择也只是忍受，她心里还是只有这个人。
再说胡兰成，胡兰成的出身与张爱玲可谓天壤之分，云泥之别。他自幼贫苦，历经磨难，后来的成就也皆是自己双手打拼而得，包括胡兰成的学识，他只作为旁听生在当时燕大上课，只不过凭借过人的天赋才在文学上落下了不朽的成就。胡兰成的文藻华丽，灵气迫人，与当时沈从文厚重朴实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曾例举二人：胡为黄鹂，沈是青鸟。颇为传神。只不过胡兰成的恣意潇洒仅仅是他在人世间的游刃有余，而他的思想非但并不出世，反而比凡夫俗子更留恋于红尘万丈，这是张爱玲所忽略的、甚至是看不到的，她始终认为胡兰成于她除却丈夫，便是文人，这忘了胡兰成的戎马出身，供职军中要员，定是有野心的，历朝历代，但凡出世者，无一愿食朝廷俸禄。可叹张爱玲的一生，纠葛不过是这张窗户纸没看破罢了。相对胡兰成，一个张爱玲又怎么能够……
流淌于故事之间，遗失在字词之外
张爱玲系出名门，有显赫的家事，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可谓一代望族，只不过到张爱玲的童年时，家道没落，只剩最有一丝余响罢了。这让张爱玲矛盾的人格有了最初的形成，一方面她摆脱不了家族给她的烙印，另一方面，她也无法彻头彻尾地落位众生，这对她的写作是财富，但对她的人生则是痛苦。
张爱玲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远度英伦，她跟随母亲，14岁便考入了伦敦大学，而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迫终止了留洋，辗转至香港求学，临近毕业时，香港全盘沦陷，张爱玲无路可走，孤身回到上海，日后与胡兰成的文坛佳话，又成了解放后难以洗清的罪状，不得已再出走美国，于1995年中秋客死异乡。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4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度“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关键词】 张爱玲/消费主义文化/小资/庸俗化/消解
她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上海的通俗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雅俗共赏的作品而成名，在50～7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销声匿迹，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浪潮中被主流学术界请进文学史并获得高度评价，在世纪转型期的消费主义文化浪潮中成为了小资的文化偶像、消费符号。这就是张爱玲。本文要探讨的，是大陆的第三次“张爱玲热”的成因和特点，描绘并剖析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一、作为消费符号的张爱玲
如同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具有明显的消费主义趋向和消费主义文化特征，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掌控权。消费之为消费主义，是说消费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不断制造欲望、不断刺激欲望、不断追求欲望的满足。“欲望号街车”穿行在中国城乡，成为了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裹挟进去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可以简要概括为“消费至上”。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中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主要的不仅是对物质欲望或需求的满足，而是一个人的趣味或社会地位的象征。他指出：“受制于特定趣味的消费实践不只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而且提供了一种认同于各自地位和身份的方式和途径，就此而言，消费也就是社会格局、地位、身份等权力符号及结构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即创造社会等差序列的‘符号型暴力手段’。”[1] 这就是说，特定人群的消费方式是其地位、品位、时尚、幸福生活观念的表征，某种消费品和消费方式具有符号象征意义。
不仅物质产品的生产受制于消费主义原则，而且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也受制于消费法则。在文化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制造充分具有符号引领功能的文化符号是其应有之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传播媒介也日益具有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传播媒介日益注重大众的消费需要，对休闲娱乐等生活内容及相关消费的大肆渲染，充斥荧屏书肆。新富阶层、成功人士、各类明星的生活习惯、服饰打扮、隐私生活以及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了许多媒介报道和传播的重要内容。传播媒介使他们成了消费的对象，也使他们成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的标志和符号。近些年来，文化精神产品的消费屡屡出现一味追求时尚、跟踪热点的情形，如易中天热等，也明显带有消费社会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早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常态范围，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有人也许不读张爱玲作品，却早知张爱玲的大名，熟知张爱玲的逸闻妙语。更普遍的情形是，“误读”和“浅读”张爱玲，忽略其深刻的人性探寻和别致的审美创造，把张爱玲“明星化”、“小资化”。她的传奇经历、她的爱情悲欢、她的日常喜好、她的华美而苍凉的作品、她的俏皮话，一方面是出版业、影视业的卖点，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小资阶层竞相追逐效仿的热点。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度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
文学本来是面向大众的，没有受众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和欣赏，受读者喜爱也是评价一个作家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尺。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化，作家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印刷技术和报刊业的发达，现代文学越来越具有了商品属性，因此可以说所有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是要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尤其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的90年代以后，作家无一例外地要面向市场写作，他们的作品也就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但面向市场并不等同于迎合市场，不能一味地把文学这种审美创造物降格为一般时尚消费品。张爱玲却“不幸地”遭遇到这样的命运，并成为有别于其他现代作家热的“张爱玲现象”。 转贴于
自新时期以来，不少现代知名作家都曾“热”过一阵，如沈从文热、钱钟书热、林语堂热、萧红热等。先是学术界对之重新评价，再是部分文学爱好者推波助澜，最后是传媒包括出版业轰炸一番。但无论从时间长度还是从走红程度上来看，热度都不及张爱玲。
为什么偏偏是张爱玲？王德威从三个方面评价了张爱玲的时代意义：“第一，由文字过渡(或还原？)到影像的时代”，“第二，由男性声音到女性喧哗的时代”，“第三，由‘大历史’到‘琐碎历史’的时代。……正是在这些时代‘过渡’的意义里，张爱玲的现代性得以凸显出来”[2] 64。从消费主义文化语境来看，张爱玲的作品被大量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她早年主创的电影也在电视台重播，在影像时代的张爱玲魅力不减，反而得到了更大的传播空间和接受效应；消费主义时代是以女性为消费主体的时代，张迷们大都为女性，女性谈张、看张、仿张写作已成为一种时尚；当代中国都市已出现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某些特点，个人的、享乐的生活方式抬头，人们津津乐道世俗化的个人生活，习惯于用消费来彰显个人财富、能力、品味。张爱玲以写都市的世俗人生见长，早已有人注意到喜爱张爱玲者大都为都市中人，读者能从中窥视到旧上海的生活情形并得到想象性满足。而“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3] 26。
消费需要市场、需要消费主体、需要符合消费主体兴趣和购买欲望的文化符号。在对张爱玲的消费热潮中，它的消费主体就是一度在中国社会贬抑了数十年如今又被热捧为时尚阶层的所谓“小资”，用比较时尚的话来说，就是白领、金领或粉领。他们主要生活在大都市，大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和职位，他们的收入虽然不稳定，但是仍能供养自己的基本需要而有余。他们可以名副其实地拥有自己的小小资产，这笔资产一般不会使他们产生要做大资产阶级的野心，但却足以产生比工薪阶层优越的自足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领导时尚的人一般都是占总人群20％的中产阶级，其中大多就是小资。
小资是时尚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和领导者，小资情调也是一种消费方式和消费形态。中国大陆的第三次张爱玲热主要就热在这些小资和“准小资”(大学生)中间，张爱玲被他们视作小资鼻祖而拥戴，传媒也在把张爱玲“小资化”上做足了文章。
二、当代小资与张爱玲
张爱玲把她的散文称为“张看”，一语双关，早成美谈。现在人们也把谈论张爱玲简称为“看张”，已成熟语。一方面是消费主体要“看”，另一方面是文化制造商制造着一个给他们“看”的镜像，“看”即欣赏，即消费。看张者们看到的是什么？
他们通过看“张看”到了上海，小资的上海。上海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小资的原产地，在张爱玲写作并成名的年代，上海经过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物质扩张后，已经崛起为中国的贸易、金融、生产、消费和娱乐中心，并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都市。它的日常生活同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关，它的生活品位和步伐紧跟西方大都市，它是中国最“小资”的城市。张爱玲熟悉上海，喜欢上海人，她与上海有血肉相连的情怀，这个双重文明交织的殖民大都市是她的创作之源，是她的“本命城”，如同鲁镇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东北之于萧红。是上海成就了张爱玲，张爱玲也成了上海形象的代言人。
张爱玲是一个天生属于都市的作家。作为一个学生出身的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她具有小资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生活乐趣。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族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悯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所以，她是把自己隔离开的，她像是隔着玻璃看着玻璃外的人生。
张爱玲的生平和她生活的城市是一大“看点”，也是一大“卖点”。近几年关于张爱玲与上海的书成了出版热门。《张爱玲地图》、《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张爱玲的上海舞台》等纷纷摆上了书店的显眼位置。《张爱玲地图》记录了作者花了八年时间寻访到的张爱玲文中所提到的老房子、爱丁顿公寓等确切地址和细节重现，让人们重温了老上海的风韵。《张爱玲的广告世界》，完全就是借着张的名头的上海物质生活模本，其内容是到每一间咖啡馆和西饼屋细细验证张爱玲当年吃喝过的东西。如今的某些张迷谈论张爱玲买过的俄国黑面包，就像谈论《红楼梦》里王熙凤喂给刘姥姥的一口茄子羹一样，亲切而又贴心。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能爬上畅销书的排行榜，毫无疑问买书的人只是要借此窥探胡与张之间的风月情事。而作为图书购买市场的主力消费群——这些小资们的阅读口味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们眼中，张爱玲的气质与小资、与上海天然相合。比如小资们乐于谈她的着装，既有名门之后的华丽雍容，又有自食其力小市民的通达。她既是小资，又是布尔乔亚，游刃于大俗与大雅之间，这才是真正让小资们折服的地方。
从文学作品到实实在在的生活模本的重现，已故多年的张爱玲的魅力不断被挖掘出新的可能性。熟悉了张爱玲的散文、小说之后，开始了对张爱玲的生活、情感，甚至吃喝玩乐的细枝末节的追随。通过这些形式，对张爱玲的阅读再一次拓展开来了。
消费主义时代是一个影像化的时代。张爱玲的作品也被众多导演追捧，不断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张氏作品之美在于文字，人物形象多靠细节和内心描写来支撑，她的小说尖锐深刻、阴冷入骨、别具一格，并不是每个导演都能把这些文字很好地转换成一幅幅蒙太奇，所以张爱玲作品的改编是有难度的。比较而言，把张爱玲作品改编为电影的大都较忠实于原作，比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导演和演员对情节和角色的把握都相当到位。相较于电影，电视剧是更普及也更世俗的艺术样式。但电视剧版的《半生缘》，完全没有书中人物的神韵，贱化了人物，糟蹋了原著，与其说是张爱玲版的还不如说是琼瑶版的。把张爱玲“琼瑶化”正是为了迎合地地道道的小资口味。
最违背原著的当数电视剧《金锁记》。原著描绘了曹七巧由婚前的泼辣强悍到婚后的疯疯傻傻到分家后的乖张暴戾以至变态的性格历程。它使读者触目惊心地感到，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金钱婚姻在一个遗少家庭表现得多么丑恶，对人性的戕害是多么狠毒残忍。七巧的变态性格的意义至此得到充分揭示。无怪乎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赞道：“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曹七巧身上没有浪漫和激情，她精心算计着自己的人生，在感情与利益之间权衡。姜季泽也不过是个好赌好嫖的败家子，分家之后来找七巧，完全是为了骗她的钱。而电视剧竟然把他俩变成一对不能厮守而互相折磨的有情人，七巧成了乖巧娇俏的女人、痴情勇敢的情人；季泽竟会声泪俱下地对着爱妻的尸体，发誓将终生不近女色；长安更成了为追求爱情勇于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战士；长白还是叔嫂通奸的必然结果和罪证；而把曹七巧后来的心理变态归罪于对爱情的失望而去报复她身边的人。这部名为《金锁记》的电视剧，除了人物的名字和时代简直就看不出与原著有什么关联。张爱玲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有多么瑰丽的铺陈，也不过是为了衬托灰色的人生。电视剧版的《金锁记》打着张爱玲的名义却完全背离了张的精神，夸张浅薄、粗鄙滥情。制造商借助张爱玲这个文化品牌，把《金锁记》改编成了一个符合当下欣赏趣味的通俗言情故事，张爱玲被彻底地庸俗化了。
90年代以来的小资写作(包括小女人散文)也是把张爱玲奉为偶像的。小资写作喜欢模仿张爱玲，但又与她不尽相同，他们依托和表达的是一种在90年代泛滥的白领时尚文化——一种自我装扮自我欣赏自我满足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在他们的相互认同、相互追随中产生的，是建立在一定的职业认定、消费方式认定的基础上的。小资写作关心的绝不是那些有尖锐冲突、有大境界、有沉重内蕴甚至有焦虑和绝望的东西，而是关心所有那些新鲜事：新的流行、新的视听、新的产业、新的资本家故事……他们都看重“生活品质”，擅长用优雅、别致、谐谑、微讽的笔法写不太大众化的咖啡的美妙，写某家有很多老外的特色酒吧的情调，写某档一般小市民不会感兴趣的电视节目或某个比较另类的电影导演的奇情逸趣，写写对某些食谱和有关服装的见解，写各种玩具、网球以及形形色色的“版本时尚”。
因着张爱玲的“俗”，对小资写作而言，高尚要比庸俗更见不得人。小资写作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装”字。不但在身份上装扮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是贵族后裔，而且从名字和文字中读不出其性别)，在趣味上标榜自己(似乎每个人都有着最精细的感官，仿佛每个男人都很幽默，每个女人都很可爱)，而且连其“庸俗”也是装出来的。他们更愿意装出庸俗之态来消解写作活动的神圣性。借助于高度技巧化的装扮，小资作者躲避了文化书写的诚恳，也隐匿了内心深处的自卑，他们已经习惯于沉浸在物质消费包装起来的幻觉中自欺欺人。即使嘲讽和自嘲，也只是一种具有高度技巧的自我装扮、自我保护。
有评论家也注意到小资写作只学了张爱玲的皮毛甚至是她反感的部分，“张爱玲被错误或者片面当成了偶像。假如抽去了张爱玲的那种虚无的体验，单是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和津津乐道的都市情感体验，我想刚好是张爱玲的都市形象的反面”，“后来的很多人学张爱玲，……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张爱玲小说中消解掉的东西在他们这里努力地被还原出来”[4]。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面对俗人俗世的坦然，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提升出人生的意蕴；小资写作模仿张爱玲玩味细节的能力，却不能像张爱玲那样能从细节中捕捉时代的总量。
三、过度消费即是消解
娱乐性、商业性、消遣性和休闲性是消费文化的特性和原则，它可以把任何经典文化、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产品都拿来消费一番，并进而消解其经典性、高雅性和精英性，使其成为大众咀嚼的话题和聚会的谈资，失去其庄重和严肃。杰姆逊说：“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5] 147～148时尚文化与商业文化具有亲近的血缘关系，它与真正的文化创造无关，它本身就是消费的一部分，是财富和虚荣在文化名义下一次自我肯定，是享乐趣味得到尊崇和美化的巧妙表达，是对狭隘幸福欲念和肤浅人生愿望的精心包装和广告化诠释。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这种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6] 175。
消费主义时代商业文化有意将张爱玲塑造成文化偶像、消费符号。可以说，在文化流通消费领域中的张爱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小资的一种符号，她不再与文学有关，而是与时尚有关。谈论张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看张也变成了一种时尚。张爱玲就这样被谈俗了。
在中国，名著被误读和浅读，进而被庸俗化是一种并不稀罕的现象。《三国演义》中的人际关系被当作生存交往的厚黑学和商场博弈的生意经，《水浒传》中的草莽英雄被当作男人忠义的模范，属严重误读。读者在《红楼梦》中普遍沉浸于表亲之爱情和人生之无常，而忽略其四大皆空的人生意蕴，是一种常见的“浅读”。这种浅读和误读状态与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的文化水准是大有关系的。畅销对作家来说未必是件幸事，它时刻有被误解被利用的可能。
张爱玲早就注意到过这种情形。她在谈到《红楼梦》的传播与影响问题时说：“《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兴趣。”[7] 8她举例说，美国的大学生视《红楼梦》如巴金的《家》，都是表兄妹的恋爱悲剧。这种读法当然大大缩小了原作的深广度。
《红楼梦》流传至今已两百余年，它有无数的崇拜者，经久不衰。一代又一代读者各有各的读法，这正是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特征，《红楼梦》的被庸俗化，因其自身的博大广泛，更因读者的文化心理。尤其是在它的本土，被人们熟悉得一塌糊涂，也被庸俗得一塌糊涂。鲁迅曾嘲笑过30年代有人以宝玉附会歌德笔下的少年维特，以《红楼梦》附会西方19世纪恋爱的看法。他更有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道学家看见宫闱秘事的著名分析。鲁迅这些观点也是对庸俗《红楼梦》倾向的批评。《红楼梦》的各种改编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庸俗《红楼梦》的过程。迎合读者观众心理，是改编者的共同做法。中国人之喜欢读《红楼梦》，实有其文化心理积淀因素。他们在这本作品中对家庭热闹、四世同堂、人事纠纷、婚丧嫁娶、表亲恋爱有一种异常的亲近感，而最终停留在“人生如梦”的浅层次感喟上。一部《红楼梦》，满足的是千百万中国人的白日梦。因此，在《红楼梦》中，家庭本位、婚礼之合、梦幻人生的内容被一步步庸俗化了。
张爱玲曾经哀叹她钟爱的《红楼梦》被庸俗化了，然而她自己又何尝免得了同样的命运。把《秧歌》、《赤地之恋》轻易地判定为“反共小说”，撇开其与前期作品一以贯之的特点，忽略其人性探寻的深度，看不见它们对现当代很多同类题材作品的超越，可视之为误读，这基本上属于戴着有色政治眼镜在学术层面上的误读。而只见其“华丽”而不见其“苍凉”，只见其“世俗”不见其“反世俗”，则是大众文化消费层面的“浅读”。的确，得张爱玲的表面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在这个削平深度、雅俗互融的时代，谈谈张爱玲的贵族出身及“另类”个性和浪漫爱情、欣赏她小说的故事性、品品她的俏皮话，是一件怡情养性的赏心乐事。张爱玲的悲哀与虚无、深刻与独创就这样被“误读”和“浅读”掉了。十年前就有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3] 26
“在现代文化中，除了精英文化继续从各种俗文化中吸取有用之物外，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就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向吸纳。大众文化不但在自己的轨迹上运行，而且也‘侵入’过去属于雅文化的各个领域，并且粗暴地强制性地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如果说雅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吸纳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的话，那么大众文化对雅文化材料的吸纳，则是从‘陌生化’转向‘流行化’或‘通俗化’。……大众文化的这种改造，在另一方面也使原来局限于少数人的文化产品，变成大众可以消费的对象”[8] 84～85。“反向吸纳”即是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消解”方式之一。应该看到，这种“反向吸纳”在当下中国已颇为常见，表现在一窝蜂式地戏说已有定评的历史事件、搞笑式改编经典名著等方面。90年代以来，对张爱玲的“反向吸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抽空其深刻的悲观主义人生态度，夸张其对世俗的迷恋；埋没其解剖人性的深度，渲染其故事的戏剧性；忽略其艺术表达的创造性，满世界套用她的奇言妙语。一个探寻人性的大师变成了通俗言情小说名家，一个顽强活在自己世界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小资的榜样，一个严肃的作家变成了一个文化明星、消费符号。过分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真实的严肃的深刻的张爱玲被消解。
在消费主义文化时代，张爱玲被庸俗化为消费文化符号是一件可以理解但不能怂恿的文化现象，学术界中人应对之作出适当的引领，这不仅有利于还张爱玲的真正面目，而且还是提升大众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 关于电视[M]. 徐钧，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王德威. 落地的麦子不死 张爱玲与“张派传人”[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3]温儒敏. 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M]//再读张爱玲.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4]宋明炜，刘志荣，孙晶. 张爱玲：我们如何面对都市[M]//百年文学十二谈.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6]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北京：三联书店，1989.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5
师范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
学生姓名： 陈嘉 学 号：2003101222
院 (系)： 中文系
专 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题 目： 解析张爱玲小说的恐怖电影式镜头
指导教师： 刘文菊 副教授
2007年 3 月 27 日
开题报告填写要求
1.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设计)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1。此报告应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前期内完成，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及院、系审查后生效;
2.开题报告内容必须用黑墨水笔工整书写或按教务处统1设计的电子文档标准格式(可从教务处网址上下载)打印，不能打印在其它纸上后剪贴，完成后应及时交给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3.有关年月日等日期的填写，1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如“2005年4月26日”或“2005-04-26”。
4、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引注标准要参照《韩山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标准》(韩教字[2005]53号)执行
毕 业 论 文(设 计)开 题 报 告
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研究目的：
张爱玲与电影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在小说写作中创造性地化用了电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组合带有丰富的视像性和表现力。文本以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为切入口，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中短篇小说出现的恐怖电影式镜头进行解析，试图在体会张爱玲语言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1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法。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表现手法的研究主要从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电影造型、电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张爱玲作品对电影艺术手法的借鉴技巧：
(1)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画面感：《犹在镜中——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造型:《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申载春);《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张江元);《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屈雅红)等;
(4)研究张爱玲小说的死亡意识：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等
国外研究现状：
海外研究对张爱玲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标等人对她作品的介绍与评述”“第2阶段1985年至今，辐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分析和评价”。1995年9月后，她在美国辞世后，海外学者多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来剖析。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
研究内容：
张爱玲的小说映照了1个阴阳不分、鬼气森森的世界，恐怖镜头繁复缤纷，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拟鬼，她笔下的人物均飘荡在凄冷荒凉的宿命轨道上。本文尝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根据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学术界既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张爱玲小说、相关的研究书籍及其评论等出发，分析整理资料，从场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对张爱玲小说当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研究、阐释。
毕 业 论 文(设 计)开 题 报 告
4.本课题的实行方案、进度及预期效果
方案、进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资料。重读作品，确定论文题目，查阅相关资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师的指导下，拟定写作提纲和开题报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论文修改。听取老师意见，撰写论文初稿，并交指导老师评审。
2007年4月——：定稿。
预期效果：
本文结合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通过分析、比较、归纳等方法对张爱玲小说中出现的恐怖镜头进行阐释，尝试更近距离地感受张爱玲艺术感觉的细微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揭示张爱玲小说所蕴涵的悲剧感和死亡意识。
5.已查阅参考文献：
书籍：
1、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达，《华丽影沉》【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3联书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类时空》【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吴战垒，《电影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陈卫平，《影视艺术鉴赏与评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聂欣如，《类型电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学术论文:
1、何文茜《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技巧》，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页。
2、 李祥伟《“丑”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象》，学术论坛， 2005年第6期第140页。
3、 李祥伟《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死亡意识》，广州广播电视大学报，2004年第4期第38页。
4、张江元《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手法》，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26卷第4期，第54页。
5、屈雅红《张爱玲小说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页。
6、何文茜《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造型 》，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02期，第39页。
7、何蓓《犹在镜中 —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页。
8、申载春《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倾向》，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页。
9、吴晓，封玉屏《电影与张爱玲的散文写作》浙江社会科学报， 2004年第1期第204页。
网络资料：
1、《恐怖情节心理分析》
2、《绽放在暗地里几个唯美的惊惶意象》
3、陈文珊《女性·月亮·鬼气——试论《聊斋志异》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院(系)审查意见
张爱玲代表作范文6
【关键词】：张爱玲；爱情观；郁悒；奋争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乃至生活都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甚至可以说，张爱玲在世人面前已经成为了一个“透明”的人，但尽管如此，直到今日，也有很多人去研究她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她的人生，而通过小说，去研究她的爱情观，毋庸置疑，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张爱玲天性内倾，是个清冷的女子，用一双冷寂眼神看世间所有繁华热闹，写感情总是毫不留情地剥去种种温情的外表，直接暴露出人的本然，没有任何修饰，让人看了顿生悲凉。文为心声，张爱玲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感受其所在时代的一切。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阳光也有阴暗，能够将两者都看到的人才有可能是幸福的，然后张爱玲的多舛命运、细腻却又不停受伤的情感生活，决定她看到的多是社会中的阴暗、负面现象，这就决定了她乐于通过在小说中挖掘人性的黑暗，进而表露自己的精神，而她在小说中所展现的爱情故事更是如此。
张爱玲笔下衰败世家中的男男女女，或是孤独，或是庸俗，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所演绎的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起因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看似是他们自己的爱情故事，实则是张爱玲爱情理念投放而成的故事，它们将张爱玲的爱情观以一种隐含的方式做了呈现，在郁悒的氛围中，用一种奋争的方式，体现了张爱玲爱情观中蕴含着文化审美追求。
张爱玲在《白玫瑰与红玫瑰》中说过一段经典的话：“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就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1]。”短短几十字，就揭示一切男子掩藏在真情下的所有本质。无论在哪个时代，女性在感情中的地位都比较弱，如王美雨指出“即便是曾扬鞭马上的满族女性，也逃脱不了受男性支配的命运”[2]。张爱玲深知身为一个女子的无奈，她无法改编现实，但她可以将残忍的真话隐在自己淡淡的哀愁里不经意地说出来，让人分明感觉到悲哀却又拿她毫无办法。如《心经》里父女之间的畸恋，《金锁记》中无爱的曹七巧，扭曲的人性，疯狂的报复，一切让人感觉的都是冰冷的，人与人之间最为温暖的感情，也只不过是一种利益的表达，这种种，只是人身处绝望时的挣扎在爱情中的一种体现。
在张爱玲冰冷的爱情文字中，《倾城之恋》仿佛是个例外，书中白流苏的爱情虽然曲折但结局也算圆满。小说中白流苏只是一个生长在大家庭中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女子。她离了婚，在一个特定的机会下结识了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又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看到范柳原在电话里对白流苏说“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却有别于时下的爱情故事，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肉欲，没有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它有的，或者说更多的，是一种带着淡淡哀伤的压抑的与时代与命运相系的感情。也许白流苏是幸运的，一场陷落让她等到了一个男人，一段婚姻。“女性是文学创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她们以自身独特的魅力，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愉悦感，激发了读者与作品的共鸣”[3]。同样，一段爱情故事如果只有唯美、没有了女性的柔弱、悲伤，似乎就无法激发起读者的审美愉悦感，所以即便白流苏的爱情似乎相对完美，但也必须有悲伤的陪伴，否则那就不是爱情，更不可能是张爱玲笔下的爱情。
一个女人，把命运当作赌注，想来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了。可是这段情感的圆满又非常不幸地以一个大悲惨为前题为背景。那便是一个城市在战争中的陷落。其中生、死、离、别，都只在毫厘之间，只有片刻之差，所有的一切都拳在命运手里，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只是命运手中牵串拉扯的玩偶，比起外界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只是渺小，根本做不了主，他们能做的只是相爱，剩下的事，交给命运，而这一次，命运通过一场战争成全了他们。毫无疑问，在各自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一对自私的男女成就了一段俗世的真实的爱情。不能否认，这也是张爱玲内心所期许所向往的，在她看来，无论世事多么艰难，白流苏俩人多么自私，这个世界总会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安身的。因为，在张爱玲这里，爱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做平凡的夫妻。
众所周知，张爱玲是清高孤傲的，所以，她能写尽人间风月、把世情看得玲珑剔透，也逃不过情的劫难。因为像她这种人，并不轻易付出情感，一旦投入，就凝聚所有光华，烧得炙热璀灿，爱得千回百转。如为了胡兰成，她把自己置于尘埃，原谅他跟另一个女人一起，甚至还会给胡兰成生活费。对于胡兰成的种种自私和劣迹，种种遭常人谴责之处，张爱玲仅仅只有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就将所有流言蜚语化为烟灰。“女性一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但这个元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不同时代人们对女性的要求不一样，因此随着时间的变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4]。女性形象的变化，不仅是外表，更多是她们的情感追求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和作者的情感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爱玲生于五四运动时期，其童年、青年自然也会收到当时思潮的影响，后来，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自然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尽管张爱玲在书中作出了奋争，然而，当局者迷，谁在一段感情中失去了自我，谁就卑微，所以脱离张爱玲自己的情感生活，只看张爱玲书中女性形象的情感追求時，我们会以为张爱玲在现实中也是通透的，然而实际上，张爱玲在爱情中是卑微的，她将自己低到尘埃里，只求一段平凡的爱情，但，她全身心的付出也终只换回满心神伤和黯然憔悴。不管是张爱玲还是她笔下的白流苏亦或是其他女性人物，她们都是平凡而世俗的人：对于生活有着自己的无可奈何，对于爱情有着自己的平凡期待。
张爱玲在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女性爱情观，“绝不是为了文学效应而无中生有的创作物”[5]。而是中国女性在情感追求、亦或是婚姻中的缩影，女性在爱情中虽柔弱、不堪一击，却又是充满了奋争。
（指导老师：王美雨）
参考文献：
[1]王光东主编.解读张爱玲经典[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
[2]王美雨.语言文化视域下的子弟书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114.
[3]王美雨.语言文化视域下的子弟书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108.
[4]王美雨.语言文化视域下的子弟书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