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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德经的感悟范文1
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们深刻体会到：课改，改到深处是课堂，课前必先改课，课改必先改己。我校实施道德课堂建设活动以来，紧紧围绕“课堂教学”深挖细研，坚持每天深入课堂，通过道德课堂教学观课议课指导活动，通过观课议课三个阶段，进一步对课堂把脉问诊，以提高道德课堂教学实效，促进道德课堂在我校生根结果。
1 目标明确，简单明了
合乎道，至于德。那么什么样的课堂符合道德课堂的标准。怎样把细化标准、解读课标落实在课堂教学之中。在第一阶段我们紧紧把握三点：本节课中，（1）你要把学生带到哪里去？教师要回答的是学生的课堂学习目标问题：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2）你怎样把学生带到哪里？教师要回答的是学习策略和学习过程问题。（3）你如何确信你已经把学生带到了那里？教师要回答的是学习效果的评价问题。回答不好这三个问题，一定不是一节好课。
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让老师明确这堂课的目标、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手段。学校领导走上讲台，为全体教师上一节示范课，组织教师对示范课进行讲评。我们还通过推门听课，各个讲评。邀请外国语小学业务校长王娟老师和骨干教师对我校老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观课评课。让专业引领走进课堂，走进每一个教室，每一位教师，都能成为观课评课的受益者。
2 对照量规，先学后教
一年来，我校教导处经常深入课堂教学常态下道德课堂教学指导。通过“常态观课定向议课查看学情检测效果”的方法，采取听、看、评、议、研等多种形式，对教师常态下对道德课堂驾驭能力和教学效果作出科学合适的评价。让老师对照道德课堂诊断观察表评价量规，查出不足，安排有效的课堂教学，使教无定法的课堂班的井然有序，有依可循。
在四年级的靳沛娟数学课上，老师以简短而又明了的导课引入后，学生开始从口算题中探究积的变化规律，课堂上学生学习激情高涨，师生互动解决问题后，成功经历知识历程的学生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在二（二）班赵银娥老师的《欢庆》一课，引领学生自读课文，结合十月一日祖国妈妈的生日，让学生体会诗句所表达的真挚感情。在听课过程中，通过参与学生讨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以观测真实状态下的道德课堂教学效果。
听课结束，围绕道德课堂教学“以生为本体验生活合作交流真实高效”，笔者带领教研组、任课教师针对所听的课进行了常态道德课堂教研评课。充分肯定了道德课堂的成功之处，认为教师在课堂上注重了学习方法的指导，找准道德课堂教学的切入点，引导学生挖掘每一分钟的学习潜力，努力构建“师德学德，课有所得，一课一得”的高效道德课堂。同时举行道德课堂观摩活动，选出优秀教师参加新郑市教研室举行的比赛活动。赵沛、白晓燕和李娜等老师在新郑市小学优质课比赛中荣获一等奖。
3 妙趣自然，蛙声一片
去年10月份，在新郑市导学法培训班开幕式上，田宝华局长就道德课堂给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随着道德课堂的推进，教师们课标解读更加深入本质，不能仅停留在用课堂诊断观察表的条条框框去调整教师的课堂教学。应该跳出框框去教学。随着教师常态课一年的锤炼，教师教学处理不再盲动，教学艺术不断提升，能够寻找到符合自己的教学路数，能够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能够进入到“师亦生，生亦师，师生相长；兵教兵，兵练兵，兵兵互动”的百般自然万分清新的境界。
学道德经的感悟范文2
论文关键词：道德经，关联理论，最佳关联
1引言
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在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同时，更要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道德经》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在西行的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多翻译家的重视，尤其是在崇尚世界和平的今天，西方学者也在汲取的它的精髓。可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对《道德经》原文的理解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有难度的，因此就对《道德经》的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解决这种文化的差异性，关联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它翻译实践中所起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关联理论出发，探究如何更好的翻译《道德经》，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尽微薄之力。
2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西方语言学家Sperber 和 Wilson 基于Grice 的关联准则在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中提出的认知语用学理论。他们认为，语言的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即说话者提供关联性的最大信息，明白无误地或含蓄地示意， 听话者则挑出关联性最大的假设做出合理的逻辑推理，从而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1](69-73)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提出语言交际是按某种思维规律进行推理的认知活动。关联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以最大关联(maximalrelevance)为准则,而语言交际则以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为取向。因此，关联理论的核心原则就是最佳关联原则。
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认为最佳关联，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认知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2](P124)
关联性取决于两个因素：处理努力与语境效果。译者处理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但是，读者想要得到的不是最大的关联性(即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语境效果)，而是最佳关联性杂志网。[3](7)正如格特在他的著作《翻译与关联》(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书中所解释的：“关联论的主要观点是人类交际关键在于创造一种对于最佳关联性的企望，即听者企望他试图进行的解释能以最低的加工成本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也就是说，听者不用花费不必要的努力便可以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4](30)因此，最佳关联性不仅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
为了实现最佳关联，译者要进行两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译者根据原文作者提供的信息及相关语境，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找出原文暗含的意图，得出原文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在第二个过程中，译者在关联理论的制约下，充分估计读者的企望，并把原作的意图传达给读者。[5](203)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最佳关联性，让读者能够不用花费不必要的努力得到足够的语境效果，充分的理解原文。
诗歌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形式，它通过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内涵，中国的古典诗歌尤为如此。《道德经》作为古典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不仅记录着老子对人生的感悟，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众所周知，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诗歌，诗歌的本身都是感情和思想的表达，这也是中西方诗歌的相通之处。因此，为了中西方文化更好的沟通与交流，学者们致力于诗歌的翻译。关联理论也认为诗歌是可译的。
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诗歌的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过程。译者首先根据诗歌原文的明示，推断出诗歌暗含的交际意图，再根据语境假设，考虑读者的认知语境最佳关联，为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果，让读者不费力的理解诗歌。总之，诗歌的翻译要以最佳关联原则核心。下面就以《道德经》之九章为例，阐述关联理论框架下的诗歌翻译。
3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道德经》之九章的翻译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6](20)
译文一：
Fill your bowl to the brim andit will spill.
Keep sharpening your knife andit will blunt.
Chase after money and securityand your heart will never unclench.
Care about people's approvaland you will be their prisoner.
Do your work, then step back.
The only path to serenity. （Stephen. Mitchell译）
译文二：
It isbetter to leave a vessel unfilled, than to attempt to carry it when it is full.
If youkeep feeling a point that has been sharpened, the point cannot long preserveits sharpness.
Whengold and jade fill the hall, their possessor cannot keep them safe.
Whenwealth and honors lead to arrogance, this brings its evil on itself.
When thework is done, and one‘s name is becoming distinguished,
to withdrawinto obscurity is the way of Heaven.（James Legge译）
译文三：
One should stop indue time rather than fill it to the brim.
When a point iswhittled too sharp, its sharpness cannot remain long.
When a hall isfull of gold and jade, nobody can keep them long;
When a man ofwealth and rank is arrogant, he is looking for a calamity upon himself;
When one succeedsand subsequently retires, he follows the true way of heaven.
(辜正坤译)
之所以选取《道德经》第九章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在这段话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短语，可以让中国读者重温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第二，只从字面来看，《道德经》之九章的原文有些地方的表面含义是不太容易理解的，所以译者只有经过明示-推理的过程，让译文符合读者的期盼，即译文能够很好地把最佳关联性再现给读者才能让读者明白其精髓。
《道德经》第九章主要阐述了当一旦得到的东西已经很丰富了，就不要贪得无厌，不如停下来，你所占有的金钱地位多了，别人就会眼红，终究是不能“长保” 的。人一旦发富发贵，往往会骄傲自大，这样反给自己栽下祸根。人一旦有所成功，就得知足。懂得功成身退，就把握了自然的法则。
明白了原文的含义，再来分析这三特点鲜明译文版本。译文一使用了五个英语中的祈使句和一个名词短语，语言是最简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忠实原文。可是他把“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翻译为Care about people's approvaland you will be their prisoner，即在意别人的赞扬，终将会成为别人的俘虏，与原文的含义有点远，而且“富贵”也没有翻译出来，再看他最后一句“功遂身退，天下之道”的翻译，他译为“先做事业最佳关联，再后退，这是通往宁静、安详的唯一之路杂志网。”把“道“意译为宁静，安详，显然与原作者的暗含的意图有出入。尽管译文一的译者付出很大的努力，可是在由于他在第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从文字的表面找出原作者暗含的意图，没有实现原文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也就无法在译文中呈现出最佳关联性，因此影响了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译文二和译文三其实看起来有几分相似之处，他们都把原文按照英语的语法规则还原成了完整的句子，这样的处理显然更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因为英文诗歌几乎都是完整的句子，从这点看来，译文二和三是更符合译文读者认知语境，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其实他们也是有不同之处的。译文二的句子要比译文三的句子更复杂一些，换句话说，就是译者的处理努力有点大，处理的努力越大，关联性就越弱。同样来分析他对最后一句的翻译，他把它译为一个人事业完成，享有盛名了，再回到默默无闻就是天道。他的翻译显然比译文一更好的把握了原文的含义，而且读者理解起来会容易一些，满足了读者的企望，实现了最佳关联性。和四在处理努力上明显比译文一要小，从这点上来说，关联性显然增强了。译文三的特点是可读性很强。首先，译文四忠实原文，这得益于译者处理努力小，自然关联性就强。其次，译者用了相对容易理解的词汇，例如说在对最后一句的翻译上，他是这样翻译的，当一个人成功之后，退休，他遵循的是天道。很清楚，这样的翻译不仅忠实原文最佳关联，而且易于读者理解。最后，译者使用了四个带when…, …结构的排比句，结构更加紧凑，读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译者又选择了符合读者认知环境的词汇，让不同层次的读者不太费力就理解了原作者的意图，实现了译文与读者之间的最佳关联，达到了翻译作品交流和传播文化的要求。所以，译文三是最通俗易懂的版本，这也是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大学选择这个版本的《道德经》为参考书的原因。
4 结语
翻译是原文、译者和译文读者三元之间的交流活动，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译者根据原文的明示信息推断出原作者的暗含的意图，再评估出读者的认知环境，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让读者轻松的理解原文，翻译活动就是成功的。在翻译《道德经》这样的中国古典名著时，只要在译文中能够再现最佳关联性，翻译的效果就达到了，从而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何自然，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现代外语，1998，（3）.
[2][4]Ernst － Augus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Context[M]. Oxford: Blackwell，1991.
[3]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4（4）.
[5]王晓晓.关联视角下的翻译[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6]老子著，辜正坤译.道德经[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学道德经的感悟范文3
关键词：信息技术 国学经典诵读 教学研究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146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国学经典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一代又一代人中传颂着，见证了民族灵魂的薪火相传，滋润着华夏儿女的心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扬和光大革命精神，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国学’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可见，让广大学生从小接受中华经典美文熏陶，不仅可以使学生从中感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也是对学生语文素养的一种提升。
在教学实践中（以小学低学段为例），我
尝试通过多媒体运用到国学诵读中，进一步促进和提升学生的语言积累能力、阅读观察能力、创造性思维以及文化素养。
一、借用歌曲，古诗新唱的方法积累语言
根据课本教学内容和意境，利用多媒体播放适当的音乐，能为课堂注入无限的艺术魅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此外，给古诗词配上节奏，即兴来一段说唱，或在优美的音乐声中深情吟唱，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经典文化的同时受到音乐的感染。
如《静夜思》教学中，当学生听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缠绵的歌声时，学生会真切地体会到远方游子对故乡的深切思念的场景。又如，在学习杜甫的《绝句》时，随着轻快的节奏和悠扬的歌声，学生可以从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中情真意切地感受到诗人面对一派生机的春景时心情特别舒畅……借用歌曲，让学生随着音乐节奏产生心灵的共鸣，引发审美愉悦，可使枯燥的学习变得生动活泼起来。由此可见，古诗新唱的方法无疑给诗文的背诵带来了一缕新的春风。由于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喜欢的流行歌曲特点，把古诗词的学习延伸到课外，让学生把诗词配上自己喜欢的旋律，定期以歌唱比赛的形式展示自己的诗文积累。
二、巧借多媒体图画，提升学生阅读观察的能力
古人有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是有形诗，诗是无形画，自古诗画同源。由于图画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因此将古诗词语形体化，这样直观、形象、色彩鲜明的事物更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使学生能够清晰理解诗意，深刻领悟意境。
古诗所选配的插图，每一幅都是诗情浓郁，气质浪漫，真可谓“诗情画意，相得益彰”。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把这些插图展示出来，以此增添教学过程的生动性，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如在教学杜牧的《山行》时，教师可先出示幻灯片让学生观察所配插图：整个画面以红色为主调，展现山路、人家、白云和苍劲的树，停车观赏枫林的诗人。学生在欣赏完这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之后，反复朗读、体味，就会理解诗人所要表现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主题。
三、通过多媒体感悟意境，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通过多媒体的演奏情境，激发学生的联想与想象，从而进入诗歌中所描述的场景，表达诗歌的境界。如人教版一年级下册的古诗《村居》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如此生机盎然的景象，单就字面的感知理解是不够的。教师可让学生通过配乐朗读、听录音、看图画等方法，结合自己的生活，展开联想，想象诗中各种景物所描绘出的画面：早春二月的村庄周围，绿草如茵，黄莺飞舞，微风的吹拂下，河堤两岸的杨柳轻轻摇摆。放学归来的孩子们在这美丽的春色中快乐地放起风筝。形态各异的风筝在空中翩翩起舞……就这样，在悠扬的音乐中，教师通过多媒体创设意境，唤起学生的情感，把学生带入情境，反复吟咏。相信，学生早已被诗中的美景所陶醉，再次拉近了与诗人的情感距离，并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提升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四、通过多媒体播放视频，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国学经典蕴含着强大的道德能量。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许多经典的诗文立意深刻，学生通过反复诵读，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将得到不断提升。《语文课程标准》还指出：“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充实学生，就是给学生开启了一扇与历史名人对话的大门，与圣贤为师为友，帮助他们更好地塑造人格。
诵读经典古诗文，可以帮助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准则和方法，使人性格温和，举止文雅，修养得以提高。如在教学《三字经》中“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时，我会结合讲解内容插入“孔融让梨，黄香温席”的动画视频。学生在欣赏视频的同时会静静思考、慢慢体会这些故事所告诉他们的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个做人的准则。此外，我还会适时地播放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视频，如二十四孝的视频、感动中国人物的视频，还会播放孝亲歌曲的视频，如《感恩的心》《烛光里的妈妈》等。
学生在这些国学经典的浸染下，会潜移默化地用圣人的言行举止来规范自己，心地向善，进一步提高修养，真正做到“读千年美文，做少年君子”。
总之，在多媒体这双斑斓的翅膀下，“诵读国学经典”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它用自己的独特魅力唤起了学生创造的灵性，奏响了学生心中诗文的琴弦，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语文课堂也从此更加充满灵动和生机。
参考文献：
[1]熊春锦.国学道德经典导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彭雪卿.经典诗文诵读策略研究与实践[J].现代中小学教育，2007.
[3]郁忠华.创新理念，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发挥经典诵读作用[J].中国校外教育，2011.
学道德经的感悟范文4
关键词:比兴;哲学;现实;创作
“比兴”概念在先秦就已经被提出,但其萌芽在上古时代。“比兴”概念的生成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哲学文化因素、社会现实因素、文学创作的实践。具体而言,如下所是:
首先,美学思想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哲学文化而存在,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一个民族的哲学文化有关。中国古代美学范畴“比兴”也不例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注重“天人合一”的直观整体感悟,讲究类比联想,这是“比兴”范畴形成的根基。
所谓直观整体感悟指中国哲学处处以整体的眼光思考自然和人事,发掘其中蕴含的道理。中国的先哲们往往用整体的观念去探讨天道、人道、文道。儒家孔子就从高处着眼来关照现实问题,肯定了个体和社会的统一,“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按严格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社会,但又是一个人们彼此相亲相爱的社会。一方面个体处在同他人和谐的关系中,通过社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又因为各个个体的和谐结合而得到发展。” 1在此情况下,孔子用“仁”的思想去关照人的行为,说:“里仁为美”;“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2孔子用仁来衡量人的行为,他处处用整体思维来关照“仁”。道家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3他同样从整体入手,既抽象又辨证地阐述了道是万物之母,道可以推演出自然和人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在老子那里,自然和人事都是“道”的组成部分,这也是用整体思维来考虑自然和人事。由于受整体性思维的影响,谈“比兴”时也带有这种思想的痕迹。如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5但孔子并未详加解释“兴”的具体内涵。中国传统文论中“比兴”的含义,正如老子的“道”、孔子的“仁”,给后人留下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后来的《周礼》和《毛诗序》又分别提出“六义”、“六诗”,皆指风、赋、比、兴、雅、颂,但都未被加以具体阐释。这不仅说明古典美学家在言“比兴”时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影响,也说明了“比兴”的内涵丰富,就像孔子的“仁”一样,已形成了一个框架,有待后人发展补充,以至于对“比兴”的解释,形成了“随时之义不一,诗人之志有二”的现象。
这里的类比联想指借助于生动形象的外在物象来阐释问题。老子就常用类比方法生动阐述他的哲学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a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孔子言论中用生活现象来阐释哲学道理的更是到处可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些论述都有类比的特点。上古的《周易》一书最能展现类比思维的特点,整部著作都以“象”来推理演绎天地万物和人事百态,用简单的符号来类比自然和人事。最基本的两种符号是“――”类比天、阳、男人、刚强等;“D”类比地、阴、女人、柔弱等。清代的王夫之曾说:“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份,《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6意思是这些古代典籍在阐释道理时,虽方式有异,但最终皆是用“象”来阐释的,其中能其统摄的是《周易》。很明显,王夫之把“比兴”也纳入了传统的类比思维范围之内。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有程式化和主观任意性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指“用以类比的物象和被类比的事理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意向化的。只要类比者主体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便可不受拘束,随意类比。”7如老子的刍狗类比,庄子的象罔类比,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兴”概念的含义也受传统类比思维特征影响。
“比兴”范畴的形成还与一定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便是“比兴”范畴形成的文化基础。天人合一主要指自然与人情是相通的,人之性情在自然中孕育而成,自然也势必展现人性情的方方面面。《易经》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这是远古先民依据切身的经验对自然与人类关系所作的理解和描述,它无意间昭示出了古代先民特殊的文化取向。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人之性情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人在关照自然时,自然也会有人之性情的烙印。在文学创作中,天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情的关系。
其次,宗教原始文化和风俗活动等现实社会因素是“比兴”形成的外在因素。大量比兴意象蕴含着这种文化基因。
关于比兴与原始宗教的关系,赵沛霖先生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一书,作了论述:“从起源上看,兴在本质上乃是在诗歌艺术从包容着各种意识形态的混沌统一的原始文化中分化出来的一种观念意识物态化活动的标记,是扬弃了原有的宗教观念内容的习惯性联想的规范化的外在表现形式。”9赵先生认为“兴”的产生首先属于内容范畴,代表原始思维方式。赵先生所谓“宗教的”就是图腾、祭祀、神话等的综合,“原始兴象”其实就是比兴意象。再如闻一多先生论述鸟的意象时候所说:“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凡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为喻也,但为一种修辞术:自视为鸟,则图腾意识之残余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淡……”。10可见,“兴”的最初发生与原始宗教、图腾有一定关系。
从学理层面看,“兴”总是借助于客观物象将人们主观世界里不好直接陈述的东西传达出来,是出于一种审美心理的需要。但事实上,“兴”出现的年代是不可能具有这种审美意识的,在远古时期,人们生活都成问题,他们顾不得考虑审美的。“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不是出一种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一种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宗教原因。”11在原始社会里,初民往往感到神秘的自然界深不可测,因此总企图借助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来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神秘力量外现于自然万物,于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具体为对代表它的各种自然物的崇拜,客观世界被神化了,原始宗教就这样产生。于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等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宗教意义。正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说:“原始人丝毫不像他们那样来感知……不管他们的意识中呈现出的是什么客体,它必定包含着一些与它分不开的神秘属性;当原始人感知这个或那个客体时,它是从来不把客体与这些神秘属性分开来的……。”12原始宗教的逐渐兴盛,使客观物象与观念内容之间的特殊联系在人们心理上越来越稳固。某些物象总是与人们想象的一定的超现实的宗教观念内容相对应,早期的比兴运用自然是如此的。
另外,原始的农事、风俗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现实因素同样影响着“比兴”的生成。历史资料研究表明,“诗经时代”我国中原地区己进入以农耕为主的文明时期,大量围绕农耕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自然物象为艺术创作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产生时代最早的《生民》到《七月》,记载了大量的农作物名称和少量的动物名称,足以证明其时农耕之盛。而文化性最强的风俗活动也在很大范围内伴随着其他宗教形式异常活跃地展开,这些活动迹象都大量地保存在早期的各类典籍中,影响着“比兴”的形成。
最后,“比兴”概念在早期文学创作土壤中逐渐成熟。“比兴”萌芽于先秦典籍《易经》,成熟于“诗经”,繁盛于《楚辞》。
《易经》将符号系统和语言文字结合起来,让人在有限的“象”、“辞”中领略无限的、微妙精深的易理。《易传》上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3仰观俯察,正是“比兴”的产生过程。《易经》的符号系统是全书之主体,而符号系统多用比兴写成,这种“符号比兴”也是最早的比兴。如最基本的阴(D)阳(――)两个符号,体现了自然界的天地、人类的男女、禽类的雌雄等等,自然界万物无不以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形式存在着,这两个符号均为有特殊涵义的比象或兴象。以阴(-)阳(――)两个符号为基础,随之就出现了八卦、六十四卦。《易经》的卦爻辞多用比兴写成,如用“比”的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含义是:比喻人的处境依附于险毒之人;喻示人遭受极大的不幸。用“兴”的有:“明夷,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小诗,似写行旅之难,飞鸟垂其翼,其原因是受伤或饥饿;君子三日不食,说明旅途不顺畅,从这几句可自然联想到人生路途的困难或挫折。由此可知,《易经》始开《诗经》“比兴”之先河。
《易经》中的“比兴”艺术主要是运用符号媒介来阐释易理的,只是比兴艺术的一种萌芽。比兴艺术成熟运用于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诗经》中“兴”开始大量出现,据薛胜男对朱熹《诗集传》的分类情况所作初步统计:“在《诗经》1137章中,兴260章,比70章,赋比兴综合运用的共35章,其余为赋。”14这数字表明,用“兴”的句子在增多,而且在这个时期更加注重的是“兴”的美感,而不是象《易经》那样注重义理了。在结构上,往往是重章迭韵,反复咏唱,不仅能产生韵律美,而且还创造一种抒情氛围。《诗经》中的“比兴”的运用已成熟,如《小雅・苕之华》:“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诗人由黄光灿灿、绿叶青青的凌霄花联想到自己悲苦的命运,物与人形成极大的反差,因而感叹自己不如早些死去,达到了很好的抒情效果。比兴发展至《诗经》时代,由言理进入了抒情,由功利进入了审美,越来越凸现“比兴”的美学特征。
《楚辞》中“比兴”艺术继承了《易经》、《诗经》的合理内核,同时又融合了楚文化具有了新的特点。关于这一点,西汉刘安说:“‘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王逸也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15这清楚地说明《楚辞》与《易经》、《诗经》的承继关系。《楚辞》中“比兴”开始大量融合,构成体系群。《楚辞》更加注重比兴本身的意境美,《诗经》时代虽已注意到了比兴本身的形象美,如以“关关雎鸠”比夫妇之和美,“灼灼桃花”状之艳丽,这些“物象”也有审美意向,但大多数的兴象还是功利性多于审美性的。《楚辞》中,比兴本身是诗人美学理想的物化和外化,是诗人人格美的集中体现。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带长铁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鬼,被明月现宝璐”。芳香的草,艳丽的花,闪光的宝剑等这些东西无论是外形和内质,均与美有密切的联系。《楚辞》时代,比兴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总之,比兴的生成过程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机体形成过程。“比兴”概念以整体性中国传统哲学观为指导,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在《易经》、《诗经》、《楚辞》创作中逐渐的成熟起来了,在这一过程中蕴积了丰富多样的原始文化内涵和审美意义。
注释: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5页,中华书局,1980年。
34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第73、 233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85页,中华书局,1980年。
6王夫之《周易外传》卷六,第213页,中华书局,1988年。
7李键《比兴思维研究》,暨南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第12页。
8 黄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第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9 赵沛霖 《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第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0 叶维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选集》,第26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
11 邓玲《谈比兴》,据《钦州学刊》第30页,1998年3期。
12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第34叶,商务印书馆1981年。
13 黄侃《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第1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4 薛胜易《〈诗经〉〈楚辞〉比兴艺术之比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第99页,2004年1期。
15 王逸《楚辞章句序》,据郭绍虞《历代文论选》,第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