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范文1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族志；写作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274-01
众所周知，人类学研究都离不开田野调查，并依据调查材料撰写民族志报告。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报告的含义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民族志是指人类学家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展开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通过观察和访谈深入地进行长时间的体验和调查等方式进行材料收集，形成民族志报告。“在民族志撰写阶段，人类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将收集来的丰富资料转换成人类学的概念性语言，最终问题是如何将被研究社会的文化范畴翻译为人类学语言，用人类学语言进行描述”。由此可见民族志报告绝对不只是靠凭空想象出来的，必须通过民族志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扎实开展实地的调查进行材料的收集和语言文字的组织，并充分地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紧密结合。此文意在浅显分析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民族志报告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一点可行性意见和建议，对民族志研究有进一步的探索。
一、田野调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实际调查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人类学总是会出现一些和预定目标的分离，让学界和社会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工作产生了质疑，一方面是民族志学者能否观察到被调查地的真实情况。因为传统上民族志工作者应到“自己所研究的社会应该从事1年到2年甚至更长的田野调查，并且要学习所研究对象的语言，参与当地的生活，在实地进行体验和观察，去调查、去听、去记录、去参与、去观察当地的社会。”另一方面是如何从全面和整体进行把握。人类学田野调查要求通过对社区的研究来逐渐接近并认识整体社会，而且该族群或社区的所有群体包括女性是否已涵盖是应该特别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大量的‘文化’真理现在看起来反映的只是男性经验领域的事。”应充分涵盖女性的意见和观点，这样完成的民族志才会更有整体全面的观念，才会被包括当地人在内的更多人接受和认同，具有更大程度上的真实性。同时，与调查社区居民的沟通也是一个问题，要求调查者具有耐心，在相互的熟悉中达到对于调查对象的了解。
二、民族志写作中的问题
民族志写作是把被调查社区或族群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反映出来的过程，影响民族志报告写作的因素主要为：一是人类学者与被研究对象双方是否平等。赵旭东先生就曾经提出：“民族志撰述所强调的是只有通过相互交往的活动，才有可能产生出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新认识。”埃文斯－普里查德提出人类学是“文化的翻译”，但是无论“直译”还是“意译”，翻译的困难是在田野民族志中找到一个确切的对等物。二是民族志学者的学术信誉和价值观问题。埃文思.普理查德也着重讨论过田野调查的所谓“信度”问题。三是民族志报告写作的文字组织问题。民族志报告要顺利完成，必须要通过文字表述和语言组织。顺利完成一部成功的民族志报告，这就需要报告写作者具有较好的文笔，就像有人说如果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好的文字功底，是不可能呈现出《忧郁的热带》这样的传世佳作的。
总之，民族志是人类学者对一个特定的社区和群体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体验，全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等精神风貌的文本或文字作品，所以完成一部好的民族志作品也绝不是很简单的事，对民族志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进行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还要求民族志工作者应摒弃自身的文化传统的思维和习惯，尽力避免或减少不同文化系统造成的文化误读，走出进行民族志调查和撰写民族志报告的误区，努力保持原生态的想法和思维方式，让当地人讲述当地人自己的故事，从当地人自己的思维视角阐释自己的生活形态。好的民族志作品就是以呈现当地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为目的，尽量维持民族志作品的原生态风格应该是最终的目标和归宿。
参考文献：
[1]王建民.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J].思想战线，2005,(5).
[2]马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文化人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1).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2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
[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昆明，65022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
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
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古人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金沙江是四川和沿海城市保持密切商业联系的重要水道，金沙江上游的水运最大中转站是宜宾，宜宾成为重要的西南腹地河港。如果要继续往西南方向的云、贵腹地，就要在泸州南折经过叙永县出川。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云贵高原北端，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长江上游与赤水河中、上游之间。因此，叙永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长江航运辐射云、贵、川、赣等省市的重要陆地中继站之一。有“川南门户”的美誉。老县城过去是富贾贤士南来北往、国粹民俗兼容并蓄的古镇，被称为“鸡鸣三省”之地，至今也还散发着悠古的气息。由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全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调整，以及环保和气候异常等因素，致使河水断流，叙永县城才逐渐变成今天交通上的死角。其实，60年前的叙永县城虽然深处西南内地，但并不是一个信息闭塞和孤寞的边陲小城。
叙永县境充分体现了我国西部复杂的地形地貌。首先，自然地理上，它正处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县域内地势落差极大，从地势最低的县城到直线距离50公里左右的南部山地，海拔落差可以达到近1600米。垂直气候和垂直植被明显，县城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山形陡峭、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其次，人文地理上，这里自古就是夜郎古国域内、罗氏鬼国所辖、水西土司盘地，古代族群成分复杂，现在也还有苗族(支系繁多)、彝族、回族、布依族和自称为“弈人”的人群分布……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还处于前期溃退阶段。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一线失守，云南、广西告急，国民政府被迫内迁四川、重庆等地，大批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也迁到四川，1940年8月西南联大在叙永县设立分校，几乎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也迁到南溪县李庄。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按照二十世纪初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兴和发展，民族学作为其中的显学之一，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空间，会有不少研究成果出世，川南苗族的研究迟早也会在其列。但事实是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术研究被迫中止。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1942年－1943年间我国早期民族学家能够在叙永开展苗族研究，其必然之中就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因素，这就是本文所表述的历史际遇。
二
根据芮逸夫先生在他和管东贵先生合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中的“自序”中说：1940年夏，“日军登陆越南，威胁滇、桂”，因此，迁入两省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再度内迁至川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从昆明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而与当时一同迁来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并一处”。我们说，军人报效国家的方式是浴血抗战，而部分学者认为对国家的报偿之一就是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们在1942年冬天，一边安顿下来一边就着手开始计划在川南地区选择合适的田野调查地点继续开展民族学研究工作。时任历史语言所副研究员的芮逸夫先生和傅斯年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家的胡庆均先生便开始了叙永县南部“鸦雀苗”的田野调查工作。
芮先生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回忆：他们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苗族，并制定了具体的调查时间、路线和调查范围，同时设计的调查内容也十分详细。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川南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杂散区，不仅民族成分多，民族内部的支系也很复杂，选择叙永“鸦雀苗”及其分布区开展调查研究，除了前面对川南整体上的经济、地理和历史际遇等综合因素的了解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原因?答案是通过分析他们的工作，其实原因很简单。他们基本上是沿着川南向云、贵方向延伸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展开他们的调查工作。但是，尽管如此，地理条件表现出来的生活条件的艰苦和海拔落差大表现出来的复杂气候特征，以及匪患不断的危险环境等等，还是让他们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是，对当地苗族的整体了解，除了书本上的系统理论、专业上的实践经验外，我想还有就是当时外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对苗族的田野调查研究，其中重要的首推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还有在成都执教的美国考古学、人类学家葛教授。
1902年，日本民族学家鸟居龙藏通过对贵州等地苗族的40多天调查，1905年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这在国际上和中国人类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专业上的，而且据说蔡元培先生在鸟居龙藏的中国苗族研究著作出版多年以后仍然耿耿于怀，曾经嘱咐加命令似的让凌纯声先生一定要写出一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苗族研究的学术著作，并且要求超过日本的鸟居龙藏。于是1933年，凌先生与芮逸夫、勇士衡前往湘西苗族地区调查，不仅调查资料详细，涉及苗族历史、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式出版的著作共有十二章节，并另有附录和图片)，而且还使用了摄像机，开创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河，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和寓意之深。该书于1936年在国内出版(凌纯声，1936)2003年再版。有了蔡元培院长的教诲和曾经跟随凌先生的田野调查经验，芮先生在对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结束多年后，进而在川南再行中国苗族的民族学调查，作为学科旨趣
之外想必也大有发扬光大中国苗族研究的意含。
葛(David，Crockett Graham，1884－1962)，美国人，心理学硕士，人类学和考古学博士、荣誉科学博士，他于1911年以美国浸礼会牧师的身份来到中国。从1912年到1918年间，以及1928年，他都到过四川的叙府(现宜宾市)，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四川多年。但是，作为外国人、经过正规专业训练的、早期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所做的工作，才是他在中国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从1932年至1948年退休，葛一直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被任命为该大学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在四川长达36年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主持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考古挖掘，对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羌、藏、苗、彝等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历史文化、悬棺葬、考古遗址、自然――历史标本等等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研究。由于他最感兴趣的是部落文化及其风俗习惯的研究。回到美国后，利用自己36年来在中国搜集的丰富材料，写成《川苗的歌曲和故事》(1954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羌族的习俗和宗教》(1958年史密斯索尼学院出版)的专著。他在四川研究的数十篇学术论文成果基本体现在《中国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和其他杂志上。1934年和1935年夏天，他曾对位于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川苗一也就是川南苗族的宗教仪式进行了记录。
计划是在分头进行中实施的。1942年12月初，芮、胡二位先生由李庄至叙永。
(胡庆钧，2006)芮先生也谈到：在最初第一月“观察了十几处苗人生活”……“在后山乡火麻沟苗村参加了苗胞张理安为子娶媳的婚礼；在枧槽乡峰岩苗村，参加了苗胞罗正伦亡故后的丧礼；又在分水乡越过省界至云南威信县境的牛路坪苗村，参加了苗胞陶家朝亡故数年后举行的做斋祭仪。”1943年1月中旬，他们又分开进行调查：胡先生去峰岩，芮先生去海霸乡南凹田。(芮逸夫、管东贵，1962)之后他们的具体的工作分工是：胡先生结束后回李庄做他的硕士论文写作，芮先生再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再去东部落窝乡、西部的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一个月多，五月中旬返回李庄所内。同年9月到12月三个月时间，请马家屯的苗胞古元生补充记录婚丧礼俗的原始语音资料。(芮逸夫、管东贵，1962)胡先生在《汉村与苗乡》“题记”中回忆：从1942年12月1日至1943年1月10日，和芮逸夫先生一道，走过叙永县第三区的五个乡，即由城区――后山――枧槽――分水――树坪，并因治安原因与原计划有出入外，从同月12月至5月约共4个多月的时间，我去了枧槽乡沟边(海拔约10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有苗族分布)从事社区研究，芮先生则去了海拔较低即约4500米的矮山地区。
在胡先生会议的田野调查行程中除了按计划开展工作外，他的行程则充满新奇、愤懑和冒险的经历，在去叙永途中，对船行速度和行程状况的描述，虽寥寥数笔，充满诙谐的情趣，让我们窥见到了当时中国许多背景：“二月一日出发，自李庄乘长远轮去叙府(本文注：现宜宾市)。二日搭民同轮下抵泸县(本文注：现泸州市辖域)，这一段水程是很方便的……四日晨由兰田坝搭木炭车去叙永，全程一百一十公里，按平常的标准三个钟头便可以到达，可是木炭车倒像一个干痨病人，形容憔悴，一路咳喘不止，摇头摆尾的常要休息。”他亲眼目睹社会的黑暗和军阀的残酷、军阀混战、草菅人命、以及社会底层、山地苗族生活的苦难，土地严重分配不均，感慨时局戡乱，“文人学士，涉足惊心，巨匪大盗，隐藏得所”，以及军阀混战，“滥杀无辜”。苗民“因经济状况不佳”丧失土地所有权，导致“且易受客族凌侮”，使他为此忧国忧民：“除了农业技术的改进外，必须注意他们土地所有权分配问题，以各种可能地方法使边民重新获得土地，同时协助发展农业以外的副业，维持收支平衡的局面，稳定边区经济。”但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他们的看法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例如，芮先生曾断言当地的苗族已经“在物质文化方面，除了妇女的服饰外，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汉化了；在社会组织方面，和当地一般山居农民，也没有太大的显著差别了。唯有在婚、嫁、丧、祭时举行的各种仪式中，尚保存着不少原始的风习。”胡庆均先生认苗族的汉化不仅不是现代化，而且在和汉族学的过程中存在生吞活剥的状况，这些显然还存在着文化等级和社会单线进化的思想。
1943年底胡先生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而且于1944年――1948年分别在当时的《边政公论》、《中央周刊》、《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分别发表了他的川南苗族田野调查报告和民族社会学研究论文：“川南苗乡纪行”、“川南苗族人口调查”、“不容忽视的边区土地问题”、“叙永苗族的生活程度”、“苗族人口品质的商榷”等，他的研究报告的发表和他在川南从事田野工作的时间相距1――4年。2006年6月他首次将他在70年的研究成果编辑成专著《汉村与苗乡：从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与川南苗乡看传统中国》出版，他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和研究论文收入该书的“第二编苗乡社会”。至此，自他开始田野工作到2006年学术专著出版时间过去了63年。芮先生在川南苗族地区的田野工作研究成果首次发表在1954年，名为“川南永宁河源苗族亲属制探源”，而基础性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民俗材料集这本专著――《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62年，从他田野工作开始到学术专著论文和专著出版时间上的差距是11――18年。按照他在《资料之部》“自序”上的计划还有一部鸦雀苗研究的第二部专著《解说之部》要面世，但是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实现。
从两位先生各自的先期田野调查工作和后期对应的研究成果的指向来看，芮先生主要侧重在苗族的历史源流、神话传说、婚姻家庭制度、亲属关系和称谓、婚丧礼俗等方面，他田野工作后期主要是对鸦雀苗的婚丧礼俗原始语音进行记录搜集和初期整理，工作是在多人合作状态下取得的：一位当地苗胞古氏的现场演示，加上著名语言学家张次瑶(琨)先生的“审音辨调”，成果中的“苗语词汇”部分，后来则是由李方桂教授“审阅凡例，指正几处谬误”后完成(芮逸夫、管东贵，1962)这也似乎印证了他在马家屯从事的鸦雀苗婚丧礼俗调查是最为主要的田野工作，这样的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长期下来鲜有人能坚持下来，这以芮先生最后出版了有百多万字的田野调查资料为证，这样的工作在整个中国民族学学术史中似乎绝无仅有。而胡先生的川南苗族研究则侧重于苗乡社会面貌分析、人口素质、农村生活、土地问题等方面，从胡先生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田野调查路线似乎也较芮先生曲折而考察的内容也较之为宽泛，它运用了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两种研究手法，即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这即使是在学科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也是田野工作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技术路线。但是从芮先生的研究成果看出，他的学术研究功力比较而言，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学生的胡先生来说是有差距的。
三
跨越时空的梳理，我们不仅为我国民族学的前辈们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执着的学术追求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不同的经历和境遇不胜唏嘘。可以说，本文所回顾的民族学前辈及国外学者，他们的田野工作和经历以及研究成果为我们后人的承继性研究和比对百年来的田野本身的沧桑巨变，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还可以说，对川南叙永苗族民族学的田野工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可资学习借鉴的经典范式，在我国民族学学术史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就其现实意义来说，它们对研究我国民族散杂区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不可复制的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资料弥足珍贵。今天看来，包括芮、胡等先生在内的我国民族学先驱们对我国各民族所做的田野工作都已经成为不可复制的孤本，尤其是不少学者亲自到真正的田野工作中去，亲笔记录、亲临搜集的第一手材料，以至于他们偶尔的情绪发泄和旁白作为背景性知识都显得十分宝贵。尽管当前人类学理论已经对这样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所谓的“参与观察”和“观察参与”。但是本文的看法是，虽然我们有为前辈们因受到学术理论和时展的局限性和制约性开脱的嫌疑，但是，必须厘清的是，即便是在今天人类学已经有了足够的学术反思的背景前提，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人类学仍然是人(人类学家)在研究人(人类社会或族群)的事实。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绝对地摆脱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人类普适的深层意识中思维结构和模式的原影响。
当然，胡先生最精彩的田野研究成果还不算是川南苗族的田野工作，同一本书的第一编“滇东汉村”，是他在1940年代对云南昆明近郊(现在昆明市的呈贡新区)汉人社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较为完整的社区田野调查工作。作为当时年轻的学生，胡先生的确是忠实地秉持了扎实的田野工作学风，并充分展示出了一个民族学、社会学家的学术品格。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3
事件在继续发酵，而且对抗之激烈超出我们想象。9月20日，双方的军舰都在该海域出现，中日对抗快速向经济领域扩散。一般地说，这种扩散会有几个月的潜伏期，我们没想到的是，它会爆发的这么猛烈。
9月17日的纽约，国际外汇市场出现的巨单狂抛日元风暴，导致日元与美元的汇率从1：77日元一路狂奔，一度跌至79日元。
当日尾盘，日元对欧元汇率下跌至103.24日元，一度触及103.86日元，创5月9日以来4个多月的最低水平。日元对美元汇率下跌至78.71日元，一度触及78.93，创9月7日以来的最低水平。消息传到日本，9月18日中午，日本政府举行紧急会议以研究对策。
日本债务及财政赤字均突破国际警戒线
惠誉10年来首度下调日本评级。已将日本长期外币与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A”和“AA-”调降至“A+”。两种评级的前景均为负面。也许这些坏消息仍不能说明日本经济的危情，那么，请看下面这个数据：
惠誉称：“评级下调及负面展望，反映了日本债务风险正不断加大，日本有着过高并不断增长的公共债务比率。惠誉预计，到今年年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飚升至239%，是惠誉所监测的信用国家当中的最高债务水平。
而欧元区为各成员国制定的最高债务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60%。日本的最高债务水平，竟高出此警戒线的4倍！
还有，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12年度为29.7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6.2%，而欧元区为各成员国制定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最高水平，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3%。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超越警戒线水位200%！
让我们再看一看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2009年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该年GDP增长为-6.3%，为战后历史最大经济衰退，2010年触底反弹，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3.9%。但2011年继续下跌，该年GDP增长为-0.9%。
野田内阁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了什么？
野田内阁为什么要在2012年9月，这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挑起之争？惟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为了提高人气低糜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了蠃得近在眉睫的大选。而这个解释也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解释能否成立。
可奇怪的是，如果日本社会各界并不认同中日交恶，那么民众支持率能上行吗？这个问题似乎成了悬疑。一直没有答案。
而且日本的两大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似乎都在比拚，谁在事件上的表现更疯狂，谁就能在大选中获胜，此情此景让全世界都产生了一种日本政权向右转，向右看齐的幻觉。
可事件真的能为野田内阁蠃得公众的支持率吗？日本民众也会被日本右翼所蛊惑所魔魇吗？我们很快便有了答案：
让我们来读一条最新的新闻，日本《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2012年10月6日和7日联合调查结果显示，野田内阁所获民意支持率为25.6%，相比9月初，下跌1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59.1%。野田内阁己开始吞咽事件的苦果。
这个《调查》结果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之争的“百害有一‘利’”的“利”并不存在。
那么，野田内阁民意支持率的下跌，是因为他在之争的过于强硬，还是偏于软弱？
我们接着看民调中的数字变化：此前的调查显示，相比野田，更加主战的鹰派代表安倍人气似乎较高，但最新的民意调查对象中，56.4%不看好他，表示会投反对票，支持率下跌至40.2%。
而另一个数字也许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集合在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旗下的，本来支持率便不高的右翼势力组建的新党“日本维新会”，支持率大幅下跌，己跌至14.2%，竟下跌了9.6个百分点。跌幅几乎40%。
还有一个更加另人惊诧的变化，中国的国庆节前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日本人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而中国的国庆中秋双节后的民意调查却显示，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调查对象，首次超过了主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人。
为了挽救野田内阁的颓势，日本首相野田佳彦10月1日进行了内阁改组，决定由田中真纪子出任文部科学相，期待利用其高知名度，在下届众院选举时发挥号召力。日本媒体评论说，野田起用田中之女，发出的是改善中日关系信号。田中真纪子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已故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女，在中国高层人士中颇有人脉。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中日经济战的威力正在展现。
中日经济战的杀伤力正在展现
10月8日，美国第二大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在《研究报告》中表示，中日领土争端，将使第四季度日本GDP下降0.8个百分点、加快经常项目日本的贸易顺差下滑，原因是出口下降和中国赴日游人数大跌。
摩根大通预计，第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将下降0.8%，而非之前所预计的持平。也就是说，日本经济今年GDP增幅，很可能继去年为-0.8%之后，再度为负值。这对于疲弱的日本经济的打击非同小可。
日本民众会问，为了一个，与自己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反目成仇，自断财路，值吗？这对于日本的全体民众几乎都是一场大灾大难。日本的核灾难的火山灰还没有尘埃落定，会成为又一个福岛式的大灾难的引爆点吗？
摩根大通说，争端将危及中日34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随着全球实力的增长，中国在日本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重要得多，”研报写到。“虽然还存在众多不确定性和不能排除争端升级风险，但我们认为在两国新政府的领导下，半年内争端将缓和。”此前摩根士丹利和法国巴黎银行均预计，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将连续第二个季度萎缩。
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认为，自2005年以来，最严重的中日外交危机，或将加速日本经常项目盈余的恶化，预计2014年底前盈余将消失，而今年1月时的估计是，直到2015年第一季度才开始出现赤字。
8月份，日本出口同比下降5.8%，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其中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下降9.9%。日本人说，我们对华贸易的损失，可以从欧盟市场上捞回来，可现实的情况是，对欧盟出口下降了22.9%。
10月5日，三菱汽车声称，9月份中国市场销售同比大跌63%，《读卖新闻》同日报道称，丰田汽车在华销量自8月以来下跌50%。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4
关键词：农田建设 创新 思路
1、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筹措的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已有基础上再建成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这对于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深化和扩展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内涵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既定目标，面临着建设任务艰巨、资金缺口和监管难度大等困难和挑战。建议通过积极主动的统筹谋划，大胆务实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主要包括：从技术层面保证社会化运作的可行性，建立公司制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考虑市场效率，区分地区、地形、地类，实施差别化投资标准；与工程建设接轨，加强图纸审查和项目全程监理；总结权属管理经验，评价绩效；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进行长期培训；创新融资机制，克服融资障碍，走社会化投融资道路等。
2、从技术层面保证社会化运作的可行性。
2.1 建立公司制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将目前项目立项与可研报告评审，从一开始就与项目规划设计评审分离开来，长年评审，至少一年数次进行项目立项与可研报告评审，对评审通过的报告原则上予以立项，向社会，并对海内外进行招商。
2.2考虑市场效率，区分地区、地形、地类。实施差别化投资标准
（1）建立丘陵山区、平原地区、环鄱阳湖地区项目实施研究基地。
（2）对重大工程和示范项目进行调研，形成《典型案例分析》。
2.3与工程建设接轨。加强图纸审查和项目全程监理
（1）建立图纸审查中心，在立项建议书及可研报告评审前，由图纸审查中心按照国家规范和省级标准进行技术把关。
（2）建立土地整治监理有限公司，并在各地建立分公司，对测量、可研、规划、设计、概况预算进行全程监理。
3、规范基本技术要求
①适当考虑进行效果图制作；
②对典型项目可制作模型，便于分析、评价和经验介绍；
③建立一套适应南方，尤其是江西地区的土地整治项目单体图集；
④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审查；
⑤对测量成果进行形式审查，并去现场进行抽检。
4、总结权属管理经验及绩效评价
4.1对权属试点、试验的经验进行总结。对优秀的经验进行推广，发现失误的地方也要对教训进行总结。
4.2 对实体新增耕地进行流转
同时对新增耕地指标进行流转，指标化交易，在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或挂网交易，以便筹集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
4.3在招商引资的前提下，尽量使建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尽快产生较大效益
可在适当的项目区，建立特色食品基地，如供港蔬菜基地，或专供超市、部队、学校等大型团体。在城郊建立农业观光园和景观生态园，开展乡村购物一日游，显化项目区农产品价值。
4.4对建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进行绩效评价的试点试验，奖优罚劣，奖勤罚懒
5、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进行长期培训
（1）出版江西版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标准》，并形成《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实用技术》一书，考虑适当涵盖增减挂、低丘缓坡、土地整治、复垦、开发等各领域，并与相关水利、农业开发办、农业部门相协调。
（2）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办技术培训班，对目前从业技术人员进行跨专业培训，也可进行岗位竞赛和技术比武，并予以奖励和政策倾斜。
①专业培训内容：水文学、水力学、土力学和工程地质、水利工程测量、水利工程制图、水工建筑物、农田水利学（灌溉排水工程学）、半年学习、半年实习，授予证书。
②相关培训内容：道路交通、桥梁、工程造价、土壤农作学、林学、地理信息、测量。
（3）长期对后备应用技术人员实施“3+2”培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成绩要求低于重点线100分以内，主要送往各地农业水利中专学校专业培训三年，同时跨专业参加大专或本科学习，拿大专或本科证书。可选专业为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土地资源管理、土壤学、测绘、地理信息、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工程造价。
6、创新融资机制，克服融资障碍，走社会化投融资道路
（1）融资和长期投入建设资金：目前国家投入部分的资金，实际约为50%，对这部分资金，在实施首年即投入建设；省级部分约为25%，允许在2年内投人建设；市县约为25%，允许在3年内投入，这样基本适应资金需求形势，亦可促进项目早日开工、正常建设，前期不足部分由施工单位带资建设，并由相应层级的政府承诺及时归还施工方。
（2）对大型的项目要一次完成规划设计，便于道路、水利、桥梁等贯通，但可多年分段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可具体划分到乡镇，每个乡镇项目控制在1500―3000亩，从严控制项目规模，以便各个项目在一年内完成施工，杜绝妨碍农事的跨年工程。
（3）对超标准设计，经济、社会效益低下，与生态效益背离的工程类目进行一定限制，出让新增耕地指标，获取稳定资金来源。具体措施包括：
①田间路可只建挡土墙，1.5―2m生产路，可以不要挡土墙，农桥、U型渠槽，T型水渠要适量，沟渠可适当硬化，南方省份的水量供应基本没有大问题，设计要适应南方省份的水量供应的特点。
②平原地区，控制格田大小在1.5―3亩内，以便减少土地平整土方量，丘陵地区以梯田代替格田，土方量可大为减少，也便于耕作和包产分户管理。
③对招商引资，引入社会资金，定向建设的特色种植基地，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验收后，可全额奖励形成的耕地指标。
④出让新增耕地指标，获取稳定资金来源。
⑤结合我们参与的2015年上海市崇明县郊野公园一期建设项目，推荐将土地整理与郊野公园等项目建设结合。
上海一期规划建设中规模最大的郊野公园――长兴岛郊野公园确定将在2016年底建成开放。在崇明三岛中，长兴岛是距离上海市区最近的，今后从市区出发最快只要开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这座郊野公园吃海鲜、摘橘子。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5
2007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跟随李金铨教授念博士。在申请博士项目时，我提交的研究计划是研究新闻媒体如何再现我国几个以人为中心的节日。
在第一年的学习过程中，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对于转型时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心理状况（诸如相对剥夺感和职业倦怠感）很感兴趣，并以此为题撰写了开题报告。
不过，老师看后很不满意，他说：“以你的训练，这个题目对你会很容易。不过，它在工业组织心理学里已经被研究得非常成熟了，你只是更换中国的新闻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很难有实质性的理论贡献。我希望博士论文能够成为你个人学术生涯中标志性的东西。”
这个意见令我沮丧了好些天。老实说，我当时只不过是把博士论文看作是博士生阶段学术训练的一部分，并没有诸如“个人学术生涯中标志性的东西”之类取法乎上的目标设定。大约一周后的某一天，我告诉高我一级的同门好友李红涛，自己打算改个题目，研究中国的新闻评奖制度及其实践。他的反应让我很意外，“我也想过做这个题目，后来放弃了”。
这对于当时的我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支持，我自嘲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与新闻奖这一题目失之交臂的原因在于，老师一开始就建议他以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知识生产为题做博士论文，他也觉得挺好。
当我忐忑不安地告诉老师自己的这个新想法时，没想到他居然立即就同意了，觉得这个题目很有研究价值。他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题目可是我当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接下来，我向研究生院递交了延期开题的申请，花了三个月时间，重写开题报告。在资格考试时，何舟和张可明两位教授也给予了我诸多建议。
我对于博士论文的构想是一个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设计。扎实的经验材料是论文的基础。我首先做的是质性数据，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去收集。研究生院批给我两万港币的研究经费，使我得以2009年暑假在大陆三个省会级城市开展田野调查，完成了七十余份访谈。最多的时候，一天做了三份访谈。
那段日子，劳累，但充实。说来惭愧的是，博士毕业后，我再也没有那样大张旗鼓地做过田野了。今年六月上旬，我到南京做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的田野，与博士论文的多地点大规模田野相比，这只是一个单一地点的很小的田野。
也许，我将无法摆脱以博士论文的田野经历来作为自己后博士阶段田野考察的一个参考框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情。至于定量数据，我主要借助《中国新闻年鉴》和中国记协网等来进行收集。这也是一件非常耗时的事情。即便在一些最简单的变量上，也难免存在缺失值。为了尽量减少缺失值，我想尽了各种办法。例如，在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申报表和新闻报道中，有些人的“教育水平”这个最基础的信息都未提及，我于是就通过搜索引擎、报刊、电话，以及名人录等方式去尽力确认。
它迫使我对文章要进行大幅压缩。
而忽视了其他一些可能同样重要的问题。
“要是……，就好了！”。
亲耳聆听到这些批评和建议。
而每一个触须都能延伸出其他的问题。”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6
目的意义
充分利用森林火险等级较低的天气条件，积极组织广大群众有计划烧除林缘、田边等地的可燃物，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在全乡范围内推行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主要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生产性用火和森林防火之间的矛盾，变群众无序用火为序用火，主动消除森林火灾隐患，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林区的安定稳定。
指导思想
开展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原有全面禁火、严查惩罚的单一野外火源管理办法和只抓管理、不讲服务的工作方式，转变为疏堵结合、管理与服务结合，积极组织和指导群众开展林缘可燃物“计划烧除”工作，做到有计划用火。
时间和范围
3月至4月底，在全乡统一组织实施可然物“计划烧除”工作，各村必须在进入野外生产用火高峰期前完成任务，凡林区道路两侧杂草、林内农田田埂草，农田内废弃的各种可燃物等都应列为“计划烧除”范围。
遵循原则
1、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掌握各地烧稻草、田埂草、烧灰积肥等田间作业习惯，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
2、尊重民意，服务群众。坚持做到方便群众，简化野外用火审批手续，实施办法简便易行。在低火险期间，农户提出用火申请，村委会审批后报林业站备案，具体点烧时间由村委会与用火农户共同协商决定。
3、严密组织，确保安全。坚持安全第一，包村干部或村主干在实施过程中要精心指导，必须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看护，确保野外生产性用火的安全。
主要做法
野外用火实行疏堵结合的管理办法，对林缘可燃物实施“计划烧除”的具体办法是：在三级火险及三级风以下，以“疏”为主，根据农事活动需要，引导农民有计划、有组织烧除田埂草及林缘杂草，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在高火险期，以“堵”为主，及时禁火令，加大护林巡查力度和密度，禁止和查处野外违章用火。
具体步骤
1、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必须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统一组织，精心部署，责任到人，分片包干，层层抓好落实，实行全过程跟踪、检查和督促，对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应及时处置。各村及包村干部应认真做好调查摸底、人员组织、审批把关等具体工作。
2、广泛宣传发动。“计划烧除”工作，群众性、社会性强，必须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计划烧除”的意义，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3、开展调查摸底。驻村干部和村主干要组织村民小组长和护林员，调查各农户用火意愿、田头地块，对地类、地点、面积、片数、户主通讯等情况，并进行登记造册，以便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4、做好前期准备。各村应根据调查摸底情况，合理安排烧除计划、时间、人员组合等并进行必要的简单培训，让烧除人员掌握林缘可燃物烧除技巧与方法。同时，相关农户用火前应准备好相关的扑火工具。村级扑火队应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发生跑火，能迅速扑火，防止酿成火灾。
5、认真组织用火。用火必须事先经过村委会批准并向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村委会批准时必须对用火点的防护措施、人员组织、扑火准备、通讯联络、天气情况等进行一次全面的核实。“计划烧除”的关键在于“多人在场”，每个用火点现场人数应不少于5人，并指定负责人集中相关人员统一指挥用火，准备不足和高火险天气，不得批准用火。
6、注意火场清理。在“计划烧除”结束后，相关人员应对现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确认彻底清除余火后，方可撤离人员。
检查指导
乡森林防火指挥部、林业站要抽调专门人员对“计划烧除”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对未按规定审批用火的单位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对未按规定审批用火的人员给予批评教育，造成后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不按规定审批擅自在野外违章用火的人员给予坚决的查处，对引起森林火灾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