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程 许思友 单位：池州学院中文系
情感是文学创作必然显现的特定内容。离开了情感，艺术直觉就失去了动力，因而，情感性是艺术直觉的一个特点。情感因素在艺术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艺术思维的发展方向。这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般规律，以此为基础，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又有着独特的贡献。沈从文和卢梭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以“情感的审美化”为艺术旨趣，在文学批评上又以“审美化的情感”为批评标准，虽然各自的理解有着中西文化的差异，但对我们解读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情感的审美化:沈从文和卢梭文学创作的艺术旨趣
一般来说，作家、艺术家爱憎好恶的审美情感倾向性异常强烈、鲜明，情感与直觉在他们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沈从文和卢梭在抒发一般意义情感的基础上，更是以自觉的审美眼光观照了人类的情感，排斥工具理性，浸润着自然的审美理念，通过抒发审美化的情感，把艺术美精粹化，呈现出独特的浪漫气息。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那种自然情感、自然性情的表达便是他“情感的审美化”的典型表现。他的湘西风情小说以传统乡土文明的质朴、自然与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堕落对比，讴歌乡土文明的自然状态，发掘并赞美“愚夫愚妇”身上那些看似琐碎却源于自然的人情、人性，嘲笑并讥讽都市人们的虚情假意和趋炎附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所抒写的是一种理想的湘西人生形式。然而，他正是以“审美化的情感”这一理想人生形式，呼唤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表达对整个中华国民健全的精神人格的追求。沈从文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淳朴自然的环境，这是一种爱意洋溢的生存空间，也是温馨恬淡的艺术境界。那种顺乎生命本性的自然情爱追求，那种天真无邪、欲说还休的“思春”情怀，实则体现了至善至美的情感向往。沈从文一直凭借他的自然直觉和他的自然情感，希望借助文学的手段来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这种希望对民族进行一种道德的重造，视文学为“重造的工具”的创作态度甚至逐渐发展成一种抽象的抒情，表现出一种静思的审美化的浪漫情怀。譬如，《边城》描绘的是那种淳朴的人性，而《长河》等作品开始揭示人性堕落的趋势，抒写了灵魂失去凭借的焦虑;《烛虚》《潜渊》等一系列散文，进一步显示出在敌机轰炸和躲避警报的战争背景中的诗性沉思。“日光多，自由多，在日光之下能自由思索，培养对于当前社会制度怀疑和否定的种子，这是支持我们情绪的唯一撑柱，也是重造这个民族品德的一点转机!”［1］214在沉思之中，他将个体的生命体验投放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造之中。苏雪林较早地对沈从文的文学审美理想予以较为准确的定位:“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他很想将这份野蛮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2］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中注重情感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早在18世纪的法国卢梭作品中获得了同样的呈现。“卢梭是法国第一位情感作家。”［3］99这是法国浪漫派诗人拉马丁对卢梭的一个著名评价。卢梭是自然情感的崇尚者。他始终以人的纯朴直率毫无讳饰的情感向统治阶级的虚伪造作、腐朽病态的风习挑战。他为自己确定了这样的生活原则:“我作了一番大概从无先例的最热情、最真诚的探寻之后，我决定在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4］100这里的“感情”就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深藏于人类心灵之中的喜怒哀乐。卢梭善于用最恰当的形式将人类的“自然情感”———人类在被压抑和束缚中生发出来的种种顾虑、矛盾、委屈、失望、痛苦、希望和欲求等内在情绪进行十分细致的描绘和突出的渲染，因而他的作品不断涌动着炽烈的情感波涛。卢梭认为如果理性造就了人，那么情感就是指引人的。
卢梭的“自然人”思想与沈从文那种对于顺应自然而生发出的情感、情操的赞美是相通的。这种精神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和生命之中，自然获得了生命的现代性意义上对于人的本性和精神的关怀。在卢梭看来，人类生命力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因为人性中情感和想象力的因素具有永远清新和无限丰富的内容，它中肯地表现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信念;文学应有其特有的语言，应从真情性出发，个性、情感、天才创造性的想象理应取性和机械模仿而获得自己的权利。爱情是文学中最具人性意味的永恒主题之一，爱的观念实质是人的价值观的体现，文学作为人学，对两性之爱的描写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自我的不同理解，而文学在两性之爱表现上的此消彼长，正是人的观念演变的晴雨表，作品《新爱洛伊丝》主人公之间的纯真爱情便是卢梭对人类崇高纯洁的情感的一曲赞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评论《新爱洛伊丝》时曾指出，卢梭对爱情的观点也和其他方面一样，“他希望爱情也处于自然状态，在他看来，处于自然状态的爱情是一种猛烈的不可抗拒的感情”［4］17。《新爱洛伊丝》给了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关于感情的理论一个致命的打击，它一反古典主义悲剧崇尚名誉、尊严和国家义务，以荣誉来扼杀爱情、以理性来节制情感的沉闷格局，第一次把活生生的个人感情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圣普乐尽管有骑士的品质和美德，却像一团感情的烈火，在克拉伦斯树林里的第一次亲吻就像雷电一样，引起了触电般的感觉和感情的大火;当朱莉向圣普乐俯过身来吻他时突然昏厥，完全不是戴假发的时代那种卖弄感情式的昏厥，而是猛烈的感情在健康真纯的少女身上引起的反应。”［4］17这简直是一部主张爱情自由、号召感情解放的宣言书。
如果说《新爱洛伊丝》以情感和自然见长，那么《忏悔录》则以自我取胜。作者把自己的真实面目和内心世界赤裸裸地和盘托出:“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官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5］1－2卢梭真诚大胆地袒露自己的一切，有人说这部作品写的是情感的真，而不是事实的真，这是真正理解了作品的情感审美化的特质。#p#分页标题#e#
二、审美化的情感:沈从文、卢梭的文学批评标准
沈从文与卢梭既是真正地对情感予以审美化的作家，也是以审美化的情感作为审美尺度的批评家。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中，一向重视作品的情感因素，尤其是作者自然情感的表现、自然性情的表达。通过文学批评来达到“工具的重造”，以此实现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抗争文学审美危机，可谓两人共同的审美理想。沈从文说过:“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6］287当然，他对于自然情感的宣泄，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沈从文生活极度潦倒，他也易于感伤和愤世嫉俗，所以，在《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中，沈从文不满诗境太清的诗，认为朱湘的诗“清丽华贵，却不亢放”，而赞赏高长虹的诗“有力而且真”，“看他的文字正愤着，我的心同时也在愤了”。［7］28这时的沈从文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多注重作家表现的情感是否传达了他的心理感受，引发自己的情感活动，满足他的心理需求。沈从文性格内向、性情沉静，本应钟爱那些注重节制悲愤、激情的作品，但因当时年轻气盛，陷入了困境，心情悲愤，加上郁达夫直接抒发感伤、愤慨的“表现自我”的创作方式的影响，使他情感反而更倾向于狂热、富有激情。他早年的自叙传作品《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棉鞋》《生之记录》等都反映了其早年悲愤、苦闷、感伤的心理，所以其早年的文学批评都看重作品情感的直接抒发、宣泄。
30年代后，特别是与张兆和结合后，沈从文心境日趋平和、安详。刘洪涛将沈从文在1931年秋到1938年夏之间创作的特点概括为:“情感和文字追求含蕴，纯净，优雅，思想趋于古典化，与传统文化寻求认同。”［8］6沈从文早年在创作与批评中冲动的情绪这时冷静下来，牢骚、感慨少了，加上他逐渐认识到文艺作品的情感表现必须考虑艺术效果，他开始反省自己曾在热烈情绪状态下创作的不足。在《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中，沈从文从罗黑芷生活于战乱环境这一角度分析他烦躁的创作心态。“苦闷，恍惚，焦躁，罗黑芷君想要捉到的并没有在作品的‘完全’上作到，却在作品的‘畸形’上显出……”接着沈从文坦言自己早年的某些作品与罗黑芷的这些作品具有同样的不足:“为愤怒(生活的与性格的两面形成)，使作品不能成为完全的创作，对于全局组织的无从尽职，沈从文一部分作品中也与之有同样的短处。”［9］175－176这时的沈从文从情感上更倾向于节制悲愤，克制热情的表达方式。而此时对刘延蔚、朱湘的诗也表示认可，他赞赏两位诗人在创作中善于节制情感、克制热情。沈从文在1931年6月写成的《〈山花集〉介绍》一文中推崇刘延蔚这本诗集，认为这本诗集可以让年轻人“静味自然的美，体会人生的爱”。［10］225可见沈从文的审美化的情感是随着其创作心理与欣赏心态的转变发生相应的变化。他赞赏周作人“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的审美趣味。［11］145－146所以在文学批评中，沈从文常以作品表现审美化的情感是否自然、蕴藉这一标准来评论作家作品的得失，认为艺术的最小限度是“用有节制的文字表现一个所要表现的目的”，“用笔最少轮廓最真的是艺术”。因此，沈从文强调文字的节制，实际上是指作家在创作中应善于分析，节制自己的哀乐爱憎，正确把握自己情感的“度”。所以他不怎么欣赏郭沫若“夸大豪放，缺少节制，单纯的反复喊叫”［12］458的诗，从审美化的情感上更倾向于朱湘、闻一多讲技巧懂节制的诗。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完全凭借自然情感在文学的世界里探幽索隐、寻奇觅胜、评品优劣，难以分清运用了什么理论哪种方法，一切只属于批评家审美的自然情感的体验。现代人或许责备这样的直感式的概括有些模糊和笼统，缺乏严密的逻辑和科学体系，但同时也赞美其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思维的灵气。
身兼作家与评论家双重身份的沈从文坚守文学的本体性，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他是在文学范围内研究文学，来重造工具。他常以敏锐的艺术家的感觉全身心地感受作品的情境，注重与艺术家进行心灵对话，深入领悟艺术世界的生命体验。沈从文在品评徐志摩的诗文时，抛开了徐志摩的信仰、世界观和社会意识、政治理想及其复杂的思想背景，而以其敏锐的直觉体验了徐志摩“对现世光色的敏感，与对于文字性能的敏感”，从而把握住徐志摩的创作个性和独特风格。在《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中，沈从文引用了徐志摩的大量性情诗文来突出他怎样感受、领悟自然美，并指出徐志摩把康桥、康河描写得实在“妩媚美丽得很”。“他要你凝神的看，要你听，要你感觉到这特殊风光。”这是因为徐志摩多以“官能感觉和印象温习来写随笔”［13］251，从而文字清新，作品给人一种“柔美的判断”。在这里，沈从文完全是进入徐志摩创作情境中，没有做“名理的判断”，而在印象、感觉中对徐志摩作品的精神内涵作启悟式的把握，从而传达对徐志摩诗文的情调和韵味的直觉感受和主观印象。所以不少评论者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为印象主义批评是有道理的，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多来自他阅读时感悟作品所获得的感受与印象，他批评的直观、印象式特征主要取决于他批评中的直觉思维。他在《落花生》一文中也称自己的批评方法是“近于抽象而缺少具体引证的。是印象的复述”。归根结底，他的文学批评是将自己的审美化的情感摆在首位。卢梭注重作品的审美化的情感，但他的这种审美化的情感不像沈从文很明显地表现在对作品的直接批评上，而是隐含在其哲学和美学思想中，体现在其文艺创作和艺术世界中。
卢梭哲学的终级根据是情感。一般来说，哲学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幸福及终极关怀的思考和追问，卢梭哲学内容也是如此。卢梭全力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和心性安宁。卢梭不相信能将人的一切都托付给(科学)理性，也因此，卢梭认为哲学的第一个真理就是:“我先有感觉，然后有思考，这本是人类共同的命运。”［14］5“我存在着，我有感官，我通过我的感官而有所感受。这就是打动我的心弦使我不能不接受的第一个真理。”［15］367因此，“我感故我在”成为其浪漫主义存在意识与哲学特征，所谓浪漫主义存在意识就是指特别基于情感之上的那些最本原的哲学概念。从哲学角度看，卢梭的哲学中也带有鲜明的审美化的情感色彩。卢梭曾断言:“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们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16］79卢梭相信的是心灵感觉能力而不是理智判断，他说:“我不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有感觉的生物，而是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不管哲学家们对这点怎样说，我都要以我能够思想而感到荣耀。”这里的“思想”即是指心灵感觉能力。“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芽滋生。”［17］497卢梭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感觉比判断、推理可靠，因为它最接近外在于主体并对感官发生作用的自然物质。因此他强调感觉经验，提出“采取多凭感觉而少凭理智这个准则”［14］386。对卢梭来说，本能的感觉比斟酌过的判断更可靠，凭借直觉的见识比出于理性或清晰的思考更为真实，如果说敏感幻想是卢梭极为个人的气质特征(休谟说卢梭在整个一生中只是有所感觉，在这方面他的敏感性达到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那么，心灵感觉论取向则是卢梭哲学的气质特征，而以内在情感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则是他哲学的基本原则。卢梭的“信仰自白”不是别的，正是情感信仰了。诚如卢梭所说:“我作了一番大概从无先例的最热情、最真挚的探询之后，我决定在我的一生中选择感情这个东西。”［18］100可以说，从自爱心和怜悯心的自然情感，到爱善爱正义爱秩序，再到内化为供奉心之殿堂的宗教情感，奠下了卢梭浪漫主义哲学基石。罗素曾评说:“把自己的信仰基础放在人性的某一方面———敬畏情绪或神秘情绪、是非心、渴念之情等等上面。这种为宗教信仰辩护的方式是卢梭首创的。”［19］223卢梭创立了一种新的信仰方式，即情感信仰。#p#分页标题#e#
一般而言，美学即情感体验的艺术。卢梭因强调人性中的情感本质而成就了他的文艺美学思想，换言之，卢梭对理性的反思，对文明的批判是一以贯之体现在文艺美学范畴中。卢梭在关于审美以及美的形式和内容上，否定使用纯粹的理性来表达思想的方式，怀疑那些冰凉理性的倾向，赞叹赋予理性以具体的形象感知的能力和技巧，主张借助“语言的象征性表达”，即通过寓言、比喻传说和可见的各种形式作为艺术的主要表现方式，卢梭尤其是强调通过想象，通过眼睛深入心灵的符号意义。在其看来，美是感性的，而加入想象，感性的力量更强大:“感性的力量本身是薄弱的和局限的:只有加进想象才能使它们成为破坏的力量;正是这个想象煞费苦心地把欲望挑起来，使欲望的对象有比自然所赋予的更大诱惑力，正是这个想象打开人的眼睛，使他看到更加迷人的东西。”［20］178卢梭的文艺美学不似一般意义上的美学理论，而是其浪漫主义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它的最根本的形式”，是一种基于特定情感上的审美体验。在《爱弥尔》中，他发现对于培养人来说，审美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想成为有用之人的人。卢梭细致地区别它们:一种是愉悦的，属于审美的范畴;一种是有用的，属于伦理范畴。同时他强调两者的共同联系:即品味启发心智，接受所有美的事物，包括道德思想。卢梭认为应努力通过启发和召唤人的爱美之心来达到爱善。卢梭说:“知道善，并不等于爱善;人并不是生来就知道善的，但是一旦他的理智使他认识到了善，他的良心就会使他爱善;我们确信情感是天赋的。”［15］399
三、情感与审美:沈从文、卢梭对中西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的构建
关于沈从文与卢梭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凌宇曾问过沈从文是否接受过卢梭的影响，沈从文肯定的回答“没有”，说他不曾读过卢梭的书［21］，可事实却不尽然，当今学界有不少学者通过阅读大量材料已论证之。美国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小说中提到的，或作品中人物所依据的角色，很多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大都是19世纪俄国与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很入迷。虽然他指名提到的只有卢梭的《忏悔录》”［26］72。金介甫还举例:“作者写《边城》中的妙龄女主角几乎具有卢梭式的美德……然而，《边城》还没有写出像卢梭理想的‘自然状态’。”［22］155从金介甫的研究中，至少可以得出沈从文接触过卢梭的作品，而且在作品中已经表现出接受到卢梭文学审美观的影响。我们从沈从文《论郭沫若》一文中也看到:“可是《反正前后》暗示我们的是作者要作革命家，所以卢骚的自白那类以心相见的坦白文字，便不高兴动手了。”［6］144他认为卢梭的作品是“以心相见”的，而郭沫若要作革命家，所以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表现方式。这也充分说明沈从文虽然不一定系统地阅读过卢梭的作品，但间接受到其思想影响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者思想的自然暗合。
不论沈从文是否受到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肯定的是，沈从文和卢梭在文艺领域都积极提倡以情感与审美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特定内容，为“情感至上”的中西积极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的构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中国新文学中，沈从文以勤奋忠实的创作，执著地展示偏处一隅的湘西风物地貌、人情世态，构筑了一个鲜活而富有魅力的艺术世界———湘西世界。因其对艺术的独特发现和审美创造，确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地位。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不是虚幻的世界，而是实在的乡土社会，只是它被理想化了，诗意化了，用以反衬城市文明的堕落，为即将逝去的农业文明唱一首凄美的挽歌。正如沈从文在《〈看虹摘星录〉后记》中再次谈到情感第一和善于想象的叙事策略之于经典重造的重要性时说:“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恶劣，道德的成见和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他的小说整体上展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形式，即现实的人生形式以及出于对现实人生的不满与厌倦所创造的理想的人生形式，特别是在后一种人生形式中，倾注着自己真诚的情感和审美理想。以《边城》为代表的小说，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并且继承了中国山水田园诗歌的传统，以讴歌自然人性之美，不仅典型地表现了作者的理想人生形式，更以其完整畅达的结构形式，独特的审美品格以及深刻的情感内涵，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境界，为中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构建了一种理想化的写实意境，而不像西方积极浪漫主义表现出的幻象世界，那种神秘怪诞的风格。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用了一个概念，就是“诗性浪漫主义”。
这种积极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尽管走着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但仍然呈现出顽强的发展姿态，许多当代小说都蕴含着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要素，成为一部分作家最恰当、最有力地传达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某种精神的象征符号，然后利用“回归自然”这种形式来表达心灵的思想和感情。在标榜“理性法庭”的18世纪，卢梭以孤独执著的创作，构建了远离都市而富幻想的异域风光、世外桃源，他的作品塑造了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倡导情感至上，质疑人类文明的负值，批判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提倡“回归自然”，成为西方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源头，也构成了卢梭“情感和审美”的特定内涵。他的《新爱洛伊丝》，将分属不同社会等级青年的爱情故事放在清新、自然、美丽的阿尔卑斯山麓的自然环境中，远离人烟的自然风光不仅印证着相爱于其间的男女主人公情感的自然天成，而且唤醒人们珍视、珍惜人类的这种美好情感，即珍爱人自己。作品通过抒写人的自然情感来肯定人类本身，说明值得人赞颂并引以为自豪的，除了人的理性，还有美好自然的情感。作品首次确立了情感至高无上的审美地位。他在《爱弥尔》中的爱弥尔对友谊的态度建立在朴实而真挚的情感之上，他的《忏悔录》为浪漫主义文学树立了自我个性张扬的审美典范，他的《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则更是把情感安放到灵魂的宅底，蕴含着一种无比安静的力量，抒发着灵魂的梦幻和对人类的炙热之情。卢梭的积极浪漫主义继承了中世纪的幻想文学传统，逃离、反叛现实，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他从宗教神秘主义中寻求对抗现代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精神力量，创造了一种理想化的虚幻意境。#p#分页标题#e#
文艺创作从来都讲抒情，但只有到了卢梭这里才被升华到激越的地位。卢梭的情感和审美情趣直接影响了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使得人们对大自然的爱好“在十九世纪初期像巨大的波涛似的席卷了欧洲”［23］41，也使浪漫主义艺术家们对自然、朴实、纯真的情感的追求蔚然成风。康德美学思想深受卢梭影响，极力强调艺术天才的“朴素单纯”的鉴赏趣味与自由和谐的审美情感。美国学者伯恩斯•拉尔夫写道:“要阐明卢梭的影响有多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是第一个认为感情和情绪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可靠的重要作家，他通常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之父。他以后的五十年里欧洲的文学界都在哭泣。”［24］307－308在卢梭的影响下，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体系把情感放在首位，情感成为艺术生命的源泉，浪漫主义诗学体系的一个核心，其他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从拜伦、雪莱的诗歌，到司各特、雨果的小说，都因为这种情感的大胆显露和极具感染力的审美艺术创造而成就了名声。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诗论的核心命题就是情感。他所写的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序言，被公认为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理论宣言。在这篇序言中，其两次强调指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他的这一著名论断开了西方浪漫主情说的先河，在西方文艺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拜伦认为“诗即激情的表现”，它“本身就是热情”。［25］152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坚持认为，诗是不受心灵主动能力支配的，诗的诞生与人的意识和意志没有必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