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语录范文1
沈曾植当然不仅为大书家，同时，他还是光宣诗坛的大诗人，而尤其重要的，则是在近百年的学术史上，他还是一位学术大师。他读书的博淹，是王国维也极为称道的。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有一段论说，甚为流传，云：“世之言学者，……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把他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相提并论。（樊增祥《乙菴先生七十寿序》云：“其为学也，精于卢抱经，博于钱晓徵，密于孙季逑，深于洪稚存，书翰之妙，超于包安吴，纵横之气，醇于魏默深，以言乎学问，吾不如也。”可与王说参。）但是，我必须老实承认，虽然于其诗，我也许可勉强置喙，但是于其书法及学术，我是“连附和的资格都没有”。沈曾植的研究者，也是目前最有资格说话的学人，则是许全胜博士。他所撰写的《沈曾植年谱长编》，无可怀疑，不仅是目前搜罗沈氏资料最宏富的著作，而且，也该是历来的年谱类著述中最佳作之一，因而，我也可以断言其必为一部传世之作。
沈曾植极其博雅的学问，在当时即受到学人的景仰，不仅前所引王国维极度礼赞，即与其同时的如同样以博雅自负的文廷式、康有为，或后来更加博雅的钱锺书，都对其读书之博表示心服的。不仅于此，当时外国学人来中国，亦多有造访沈氏、相与谈学者，如哲学家俄人Keyserling伯爵，即是其一（见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所以，在沈氏的身后，闻风而起的后生学者，如钱仲联、王蘧常等，即已着手研究其人。王蘧常的《沈寐叟年谱》，于沈氏的生平考证，有较多的贡献。不过，王谱“宥于闻见，简略特甚，不能尽显其平生”（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自序》），所以，许君遂起而重作，其所搜得的沈氏材料，较之王谱，以篇幅论，早已十倍而有馀！葛洪《抱朴子》云：“后作胜于前事。”学术研究，“亦如积薪，后来居上”，良非虚语。
为说明许谱所搜材料之富，我可随举一二例，以为其证。如所周知，沈曾植乃光宣间大诗人，其早年有所谓“三元说”，即所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其说乃与陈衍合创，见载于《石遗室诗话》。后又有自创的“三关说”，乃是借禅说诗，以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但著意通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又云：“元嘉关如何通法？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併一气读。刘彦和言：‘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笔则空、假、中三谛之中，亦即徧计、依他、圆成三性之圆成实性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勿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其说见于《与金蓉镜书》中。但此《书》的文本，一般人所见，不过是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所节引，又钱仲联辑《沈曾植未刊遗文》（载《学术集林》，据金氏《滮湖遗老集》卷首），或郭绍虞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所据为未刊本《海日楼文集》卷上，题作《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沈书的手稿，似未有亲见者。而许谱第469-70页所引，即据其于上海博物馆所得沈手迹，重新校录，并补出论古韵一节，可称此《书》的最善之本。此《书》为近代诗学的重要文献，虽由钱仲联徵引在前，然至许谱之出，人间始获睹其真面。
当然，搜辑材料宏富，尚不足以尽许书之长，因为，据钱锺书先生妙语：学问分两种：一种头脑做的；一种屁股做的，譬如编引得。自然，穷览烟海，需要结实的屁股，但是，考证撰述，却非缜密的头脑不可。“天圆地方”（范文澜语），这两样长处，许君是全都具备的。同时，许君的旧学很深，不仅为同侪所罕有，亦老辈之勍敌。如不欲逐页细读，节省目力，可以翻看此书自序，但看许君的两首七律，便足窥其旧学之一斑。而尤能体现其学识的，则是此书的“发凡”。传统的学人，看一本著述的好坏，最便捷的办法，是看其“发凡”。所以，清人章学诚才会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家书》二）只是，“发凡”之重要，非陋儒所能知，亦人所易忽者。凡“发凡”不通之人，其著述之不通，也是不言而喻的。许谱之“发凡”，能识其大，与时人之所著相较，故不啻天壤。而其编排之谨严，考证之精审，更不待论。
我自己于许君书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所载近人的轶事，以及附带录入的诗文评。我昔于清代学人稍有兴趣，又平日所治为集部之学，故遂有此偏好，并非谓其仅此可观，其实许谱如建章宫殿，千门万户，读之者，尽可以自取所需。其中沈氏与康有为的交往，我尤为有兴趣。康氏博雅，前已言及，但他较之沈氏，是不免瞠乎其后的，所以，他在初见沈氏时，就据说是这样的：“康有为之初至京师也，气焰张甚，迨见先生论学，虽机锋百出，而无一足与先生抗。先生曰：‘嘻！子再读二十年书，与吾谈可耳。’康乃不敢作跋扈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沈子培先生年谱序》）这固是后学所记，或许不免夸张，未可全信。按据《年谱》所载，沈、康之定交，在光绪十四年（1888），时沈三十九岁，康三十一岁。次年七月，康有与沈一长书，论学，开头云：“昨得书，并审仆气质之偏，而启之以中和。”是沈于康确有所批评。后即云：“吾子之学，体则博大兼举，论则研析入微，往往以一二语下判词，便中窾窍，却非识抱奇特，好学深思，不能及此。……诚一时寡俦也。但文理密察多而发强刚毅少，论说多而负荷少。积之既习，便成老氏之学，不为人先，因物自然，随而不倡，见事太智，藏身甚巧，在己亦忘之矣。得无禀气近是耶？”所谓箭锋相拄，也是反唇相讥，不客气的了。尽管如此，于沈氏的博学，仍表示心服。而前所引的唐序，印证以此书，似尚非大过。后来，沈论及康，颇有贬斥语，见于著述书札。如其《护德瓶斋客语》云：“道希言及糠[即指康]曰：‘此伧耳，何能为？’予曰：‘世界益低，人才益瘁，仆至今日乃不敢藐视一人。’道希徵其故，曰：‘此禅家所谓草贼也，草贼终须大败，第不知须费几多棒喝。仆老矣，且去国以后，理乱罕闻，政恐意气褊激，诸公未免将为此人鼓动耳。’”（《年谱》第201页引）又文廷式《芸阁丛谈》：“六月二十四日，得沈子培刑部书，云：‘糠孽[借耶律文正诋邱长春语，隐康字]大名，遂满宇宙；南城谈士，卷舌无声。假留我辈数人，何至令渠跳梁至此？自仆观之，今之骂糠者，皆张糠之焰者也。……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变法之机，为此君卤莽灭裂，中生变阻。’”（《年谱》第205页引，参见第211页引《与黄绍箕书》。）竟将变法之败，归于康一人。不过，变法失败后，康逃往国外，及归，仍与沈有往还。1914年冬，康有请沈吃饭一札，云：“后日七时，请美、德领宴集，望公惠然。彼俗不同，望公稍整冠美服，[胶青刷鬓，乃中土笑少年者，西人则皆然，每夕食必剃须理发。昔张文襄以不剃须及食烟遍地，大为所攻笑。]不患人指也。”数语颇令人失笑。沈一向号“皇甫书淫”，不修边幅，所谓“敝帽欹徐整，深衣绝屡缝。外形从躐蹋，自哂托龙钟”（陈曾寿《乙老六十九岁生日祝词》），康故有此数语。
沈从文语录范文2
6月12日，记者从沈阳市招办了解到，日前沈阳市教育局下达了2017年招收沈阳市初中毕业生的各类中等学校招生计划，其中普通高中招生计划34790人，比2016年增加267人;师范学校招生计划168人，比2016年减少86人;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3+2”模式)学校面向沈阳的招生计划2368人，比2016年减少40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33857人，比2016年减少6993人。2017年，沈阳市中考考生报名总数是55173人，比2016年增加了1761人。为了帮助和指导考生填报中招志愿，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市招考办对填报志愿及录取政策进行解读。6月14日——18日起考生可在网上填报志愿沈阳市中招填报志愿工作实行网上填报志愿，集体报名的应届考生可由学校组织在学校填报，也可自行上网填报;其他考生可自行上网填报，也可到报名所在的区、县(市)招考办上网填报。6月14日—18日(公休日不休息)考生在网上填报各类中等学校志愿，考试结束后考生还可到中等职业学校补报志愿。需要注意的是，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否则视为自动放弃。考生须牢记密码，考生首次登录网报系统必须更改初始密码，如果忘记密码，可凭准考证向区、县(市)招考办申请恢复初始密码。中招志愿共设4个批次中招志愿共设4个批次，分别为第一批次、第二批次、第三批次和第四批次。第一批次为省级重点高中、省级示范高中、市标准化高中，设16个志愿。(体育、艺术特优生设3个有序志愿;统招公费生提前录取设1个志愿，可填报省实验中学〔含中美课程实验班〕、东北育才学校、沈阳市第二中学其中的一所学校;统招公费生、指标到校生和民办学校自费生设12个平行志愿，可填报本批次中除省实验中学〔含中美课程实验班〕、东北育才学校、沈阳市第二中学以外的其他学校。)第二批次为师范学校、国家及省示范中等职业学校，设4个志愿(师范学校设1个学校和专业志愿，国家及省示范中等职业学校设3个平行志愿)。第三批次为市级重点高中、一般高中，设8个志愿(体育、艺术特优生设2个有序志愿，统招公费生和民办学校自费生设6个平行志愿)。第四批次为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3+2”模式)学校、一般中等职业学校，设4个志愿(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校设1个学校志愿和两个有序专业志愿，一般中等职业学校设3个平行志愿)。录取原则：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择优录取德、智、体全面考核，依据考生中考成绩和志愿择优录取。综合素质评价为D档的考生，招生学校不予录取。信息技术考查、理化生实验操作考查、音乐和美术考查、综合实践活动及地方与学校课程考查不合格的考生报考省级重点高中时不予录取。普通高中、师范学校、国家及省改革发展示范中等职业学校部分专业录取设立最低控制分数线。报考普通高中、师范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考生在成绩(普通高中体育、艺术特优生为折合后的综合成绩)相同、志愿顺序相同时，具有优先录取条件的优先录取;优先录取条件相同的，按照考生数学、语文、外语三科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三科总成绩相同的，依次按照数学、语文单科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沈从文语录范文3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将一部分户口纳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员统领，一部分汉民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汉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户口是被编入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的原则，除了俘虏作满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还被编为民户，有一部分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把在抚西获得的尼堪们给各自的贝勒、各自的额真考察后，可以任命领催人。把辽东(指辽阳)获得的养猪的尼堪、绣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库(汉语：管领下食口粮人)牛录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贝勒庄合住的尼堪，给牛录的人。牛录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数内”13。“领催”是牛录属下的低级官员，一般每牛录下设五个领催人。显然那些抚顺最先归降的汉人，以及和八贝勒庄合住的汉人的户口，无疑是编入八旗的。辽阳归降的汉人养猪、绣匠这些“有用的”即有技艺特长的汉人也是被编入八旗的。当时在盖州沿海一带还有“八旗煮盐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被编入八旗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户中的“有粮的人”，一部分隶于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汉官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努尔哈赤采取了收捕和屠杀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对去盖州、威宁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五牛录额真说：“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没粮的穷人，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屠杀了。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后来也都作了满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他们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满族社会的最低层。
对于那些强制隶入八旗的汉人，尽管他们的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入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户口编入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那城管辖下的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消息，都要听从任命的官员，兵仅服从该管的额真”16。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现在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汉人民户，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尽管如此，但辽东的广大汉人和满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员的统领之下，同一个政令，努尔哈赤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三，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政策。
努尔哈赤在1621年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颁布了“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这是对女真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满汉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据明朝辽东地区的屯田制，在女真社会中，局部地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土地上垦荒耕种，以收获的粮食储于官仓，以备食用。这种牛录屯田制是带有封建农奴制性质的。这说明在进入辽沈以前，女真奴隶制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的因素。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人千余户。如何处理这些封建制度下的汉人民户?对于处在两种生产方式岔道口的努尔哈赤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选择。努尔哈赤采取了明智的抉择，没有按照惯例，把他们降作阿哈(奴隶)，而是“命安插抚顺所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毋令失所，……并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旧明制设大小官属”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设置官属，令汉民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原来辽沈地区的封建制生产方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三十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交出的无主田地三十万日，按照丁口授于满汉人户。当时并规定，每l丁男，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每3个丁男种官田一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l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田所收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18，即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与一庄”，“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纳官粮的土地，是庄丁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八旗各级首领的土地，产品也是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各级统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庄丁自己经营，为其全家衣食来源。
总之，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都是八旗各级统治者占有土地，而作为劳动者的满汉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们向各级统治者缴纳租税，负担徭役。满汉人丁与八旗各级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像奴隶那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与以往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再就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满汉丁户，已经有自己经营和支配的份地，对于国家和各级统治者，他们奉献出劳役地租。因此，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形式，还是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都发生了与原来根本不同的变革。即基本采取了原来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变革是很不彻底的。在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隶制的残余。但不管怎样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本来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活的满汉人民，基本上统一到同一个生产方式之下，同步前进。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上实现了。
其四，语言习俗方面的一体化。
语言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满汉人民同居共室，没有共同语言是不行的。满人是征服者，满族是统治民族。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称为国语)，强制在汉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数量众多的汉人仍旧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汉语经过几千年的提炼，语汇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语，都依从汉语。甚至满族人之间互相交往，亦有用汉语的。所以汉语在当时并不是禁用的语言。特别是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学习汉语。努尔哈赤本人，就熟谙汉语，而且十分注重学习汉语。所以尽管满语是强制推行于满汉之间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语言。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促进了满汉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
其次，强制剃发(即男子剃去周围头发，顶上留发结辫垂在脑后)，是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习俗方面的又一一体化措施。努尔哈赤攻城掠地之后的第一项政令，就是剃发留辫。事实上剃发在当时已超出了一般的习俗范围，而是作为一条拥护还是反对后金统治的政治标准。这项有损汉民族尊严的措施，曾经引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这是努尔哈赤的失策之处。但是，它毕竟用强烈地手段使满汉民族在主要习俗上趋向一体化。
再就是婚姻关系方面。在征服辽东的战争中，努尔哈赤为了笼络汉人降将，曾将自己的孙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降附的明辽东抚顺守将李永芳，号称李驸马。后又以宗族女，嫁与李延龄(又名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与因密报军机而立功的抚顺商人佟养性，称佟为“石乌礼额驸”。在进入辽沈以后的几年中，满汉民间通婚情况，史乘几无记载。但是既然在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此在两个统治集团，在低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前，女真人入边，掳掠汉人与之通婚，屡见不鲜。而进入辽沈以后，满汉人民同居共室，又怎么能骤然终止通婚呢?再说，我们在主要史籍中，尚未发现入关前有限制满汉通婚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除了上述的满汉之间通婚事例外，满汉民族间互相通婚应该说是不乏其人的。
努尔哈赤统治辽沈地区以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强制推行其满汉一体化政策，是有其原因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尔哈赤早就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善于学习汉民族先进的东西。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20，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1，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22，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23，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24。《国榷》卷八三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任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卷七零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付，方教老乙可赤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25。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26。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庸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27。总之，努尔哈赤自幼年一直受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守将，甚至身边文武侍卫都用汉人，耳濡目染，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熟悉汉话，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于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努酋(指努尔哈赤)习知”28。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努尔哈赤当时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即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生产方式差异悬殊。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努尔哈赤是很难在辽沈地区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正是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强烈推行满汉一体化政策，作为他立国定政的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如果完全照搬辽东汉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制生产方式，这既不可能，又不现实。因为刚刚跳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满族社会，对于经营农业经济，并未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而一直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女真人，一下子完全把他们固着在土地上，这也是很难办到的。而女真贵族奴隶主，也并不愿意一下子舍弃他们旧的特权。因此，把封建农奴制这种带有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加诸满汉两族人民的头上，既不完全使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作一次大的逆转和倒退，而对满族社会来说，也只是在旧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并不触及女真贵族的根本利益，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明智的政策。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努尔哈赤的这种满汉一体化政策，究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的强制推行，客观上缩短了满汉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方面的差距，大大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使一个经济文化本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迅速地赶上了辽沈地区的先进经济文化，从而逐步填平了满汉民族之间差别的鸿沟。辽沈汉区的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对满族社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满族社会要在很短时间内弥合这一差距，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即是在努尔哈赤不自觉的情况下，用暴力手段，扫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逐取缩小，以至最后填平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次，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渗透，巩固了辽沈这块根据地。这对于后来皇太极占据整个辽东，以至最后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当然，这种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本身就包含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内容。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使广大汉族人民沦于被奴役的地位。但这种政策，毕竟使两个不同的民族处在一个共同政体中，这本身就扩大和加强了满族社会的力量。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提供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的兵源补充，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又何以能扩建汉军八旗，又何以能得到千军万马，而最后打败明残余势力，以致最终入主中原。这就是清王朝为什么在入关之初仍旧把辽东当作它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要将这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是“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奠都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9。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辽人已和满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体化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是在暴力强制之下推行的，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甚至是在野蛮的屠杀政策之下推行的，曾给满汉广大人民，特别是给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给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女真人民重新戴上农奴的锁链，另一方面又使辽东广大汉族人民沦于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的大量拖克索田庄中，依旧严重地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这些正是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的局限之所在。
总之，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对满族社会的进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其临终的前一年，曾十分自得地说：“我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部住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30。我们从努尔哈赤这些粉饰太平的言辞中，可以窥见这一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满汉人民在强权之下，杂居共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逐步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日趋一致，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我以为，这是努尔哈赤一体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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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语录范文4
[关键词] 《四声韵谱》 沈约 杨锡震 版本考证
[分类号] G256.22
《四声韵谱》，是南朝梁沈约的一部韵书，《隋书・经籍志》著录后，就再也不见著录了，大概在唐初已亡失。清康熙间，“广东香山县监生杨锡震，自言得沈约《四声韵谱》古本于庐山僧令”，并对其进行了集注，于是就形成了抄本《四声韵谱》，或称《四声韵谱集注》，现藏于重庆三峡学院图书馆。
1、抄本《四声韵谱》
重庆三峡学院图书馆所藏抄本《四声韵谱》，只存平声后五册和上声前四册，共九册(即第九至第十七册)。半页框高18.2厘米，框宽l3厘米，九行十八字，白口，无鱼尾，双边。书壳为黄纸内夹万年红纸，绢制书签。全书用纸为宣纸，由于抄写十分工整，用墨饱满，字距列距均匀，如不仔细辨别会被视为刻本，实际上为抄本。上声(第十四册)的卷端署“梁中书令吴兴沈约撰，国子监岁贡监生臣杨锡震集注”。卷端书名、书口书名为《四声韵谱》，书签书名为Ⅸ四声韵谱集注》。板框、栏线及板心书名为刻印。
因该书前后缺佚，看不出其成书的时间，书中也无卷次。清王土祯《居易录》卷四记载，该书约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后，“二百六十一卷”。全书按平、上、去、入排列，下分各韵部，部内再列同韵字。各韵及同韵字，有反切、释义、例证。
2、沈约与《四声韵谱》
沈约，字休文，《梁书》和《南史》都有传。沈约著述很多，《四声韵谱》是其中之一。
2.1 沈约与《四声韵谱》
《四声韵谱》，又名《四声谱》、《四声》、《四声韵》、《四声类谱》。《梁书》和《南史》的《沈约传》，对《四声谱》无卷数记载。《梁书》卷十三日：“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口：“何谓四声?”舍日：“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竞不遵用。”《南史》的记载与《梁书》基本相同。周舍何人?《梁书・周舍传》载，周舍为周禺(页)之子，被梁高祖召拜为尚书祠部郎，与梁高祖接触机会多，故被问及“四声”。
对于沈约的《四声韵谱》，文献多有记载或谈及。从时间上讲，《宋书》和《南齐书》应是记载较早的。
《宋书》是沈约修撰的史书，也是他自己谈论“四声”较早的史书，他在《谢灵运传论》中谈到“四声”时说：“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何谓“此秘未睹”?沈约说：“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并说：“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南史・陆厥传・答陆厥书》)
《南齐书》是沈约同时代的萧子显修撰的史书，《南齐书・陆厥传》记载日：“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禺(页)美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也，呼为“永明体”。”
隋朝的刘善经在(《四声指归》中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着其谱论，云起自周禺(页)。”(《文镜秘府论一天卷》引)。与此同时，隋朝王通《中说・天地篇》称李伯药说诗“上陈应刘，下述沈谢，四声八病，刚柔清浊，各有端序。”阮逸注云：“四声韵起自沈约。”这都是比较早的记载。
《梁书》、《南史》和《隋书》都具体地记载了沈约《四声韵谱》的史实，三书均成书于唐贞观年间。《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其卷数：“《四声》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约撰。”这些史书，是后来人们谈及有关沈约《四声韵谱》的史料依据。
对于四声韵的产生，学界说法不一，但历代的主流观点是“起自沈约”，并就其对我国音韵史所产生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如：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声韵》说：“周禺(页)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永明中，沈约文词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声谱》。……时王融、刘绘、范云之徒，皆称才子，慕而扇之，由是远近文学转相祖述，而声韵之道大行。”这不仅说明了四声韵的产生，也说明了当时如王融等对四声韵作出的积极反映。
在明代，一些学者对沈约的四声韵表明了明确的观点，如王世贞在《州四部稿》卷一百六十八中说：“沈约始为四声韵，以平上去入，分清浊高下，自谓灵均以来，未始有睹。”再如方以智在《通雅》卷五十中说：“沈约始定平上去入四声韵。”又如崔数仞《元韵谱序》说：“迄于梁之沈约始因胡僧神珙之四声，以为类谱，实开声韵之先基矣。”他们不仅认为四声韵的首创者是沈约，而且是开了声韵的“先基”。
清代的学者对沈韵的研究和评介更加广泛、深刻、客观。如牟应震《韵谱》说：“字以形分有定者也，音以呼辨无定者也。沈韵行而天下归于一。沈韵行而古今判若二矣。”又如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二百七十《诸家字书序例》说：“梁沈休文乃分四声韵，至今称诗者宗之。”
纪昀是清朝的著名学者，他对沈韵有专门的研究，撰写了专著《沈氏四声考》。他在《序》中日：“法言之书，实窃据沈约而作者也。约书虽唐代己亡，今不见，然儒者著书立说，将使天下之从。”卷上说：“《隋书・经籍志》‘沈约四声一卷’。按：《梁书》、《南史》并称沈约作《四声谱》，《志》无‘谱’字，盖脱误。”《后序》又讲：“然从委穷源，则《广韵》本《唐韵》，《唐韵》本《切韵》，《切韵》本《四声》。”
王家相《韵徵叙》：“自齐梁，《四声韵》行而《诗》《书》易读之。”龙启瑞《古韵通说・总论》：“平上去入四声，始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世。当日沈约诸人精通音律，制为四声，以括天下之字。”
历代学者对“四声韵起自沈约”深信不疑，对沈韵的历史地位肯定充分，对沈韵的重大作用实事求是，对沈韵的深远影响作了高度评价。因此，沈约的四声韵是我国音韵学史上的里程碑，为以后各代的韵书统一了标准。尽管音韵是发展的，但沈约四声韵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2.2 沈约《四声韵谱》的存佚
沈约的《四声韵谱》，《隋书・经籍志》著录后就不再见有著录，说明在唐代被亡佚。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二十一：“惟沈约所撰《四声谱》见于《隋志》，仅一卷，其非全韵，可知至唐四库书目不载，则已亡之唐初。”也有人说其书“隋开皇时，其书已不显”，还有人说“僖宗时己佚矣”。
可是，明清两代曾有人说得到沈约的“故本”或“古本”：明代郭正域在《韵经》的《凡例》中称“家藏有《四声谱》，
乃约故本”；清朝王士祯《居易录》卷四说：“广东香山县监生杨锡震，自言得沈约《四声韵谱》古本于庐山僧今睹。”
《四声韵谱》佚失几百年后复得，的确是一件幸事，有人相信，但也有人提山了异议。例如：
清朝的王宏撰对郭正域家藏沈约《四声谱》就深信不疑，他在《山志》卷二说：“……纬真(屠隆字)所指正，即渊韵。郭美命刻《韵经》云，有《四声谱》，乃约故本，与渊韵颇有异，其上平有九哈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赚，去声有八祭、十代、十七；入有十六昔，而今韵无之，纬真不及此。”讥屠隆未见《韵经》，误指刘渊的平水韵为约书。
又如，清朱彝尊于康熙四十三年撰《重刊广韵序》说“近有岭外妄男子伪撰沈约之书，以眩于世，信而不疑者有焉。”朱彝尊所说的“岭外妄男子”，指的就是杨锡震。朱彝尊认为杨锡震是“伪撰”，但他又同时承认“不疑者有焉”。
3、杨锡震与集注《四声韵谱》
杨锡震，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人，字宝生，室名“露香阁”，具体的生卒时间不详。据《(光绪)香山县志》卷十四记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中本省乡试第十一”，以举人选授满州黄旗教习，未到中年，辞官归里，不复仕。“著有《四声韵谱》百一十卷，《韵补》二十卷，《露香阁摘稿》十卷二刻十卷。”杨锡震16岁补入郡学，翌年入贡太学，故在《四声韵谱》的卷端署“国子监岁贡监生臣杨锡震集注”。
关于杨锡震及其集注《四声韵谱》的记载，资料很少，除了《香山县志》外，就算王士祯的《居易录》了。《居易录》卷四记：康熙庚午(1690)“广东香山县监生杨锡震，自言得沈约《四声韵谱》古本了庐山僧今民航法，因合吴械《韵补》，详考音义，博徵载籍，为古今诗韵注，几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旨付内阁与毛简讨奇龄所进《古今通韵》订其同异。”
王士祯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杨锡震集注《四声韵谱》的卷数，但王土祯说的261卷与《香山县志》记载110卷相差很大。对此，《香山县志》卷二十一说：“《说部精华》其卷数与此悬殊，未知其审。”《说部精华》，丛书，十二卷，王士祯撰，刘坚类次。《香山县志》未直接引用《居易录》，而是从《说部精华))引用。从重庆三峡学院图书馆所藏的《四声韵谱》抄本看，并无卷数，王土祯和《香山县志》所记载的卷数，不知依据何在，而且悬殊之大。
据王士祯说，这部抄本是“因合吴械《韵补》……赴通政司疏上之，奉旨付内阁与毛简讨奇龄所进《古今通韵》订其同异。”由于此书是“奉旨付内阁”的，用于与毛奇龄的《古今通韵》“订其同异”。所以抄本的书写非常常认真、仔细、工整、规范，书壳的用纸比较考究，外面纸的颜色为黄色，内夹万年红纸，用于防虫。
4 几个韵本的异同
按照王士祯的说，杨锡震集注的《四声韵谱》“奉旨付内阁”，是“因合吴械《韵补》”和“与毛简讨奇龄所进《古今通韵》订其同异”。其实，杨锡震集注的《四声韵谱》与《韵补》、《古今通韵》是有区别的。下面就三书作个简单的比较(除韵序换用成阿拉伯数字外，其它依照原貌)。《四声韵谱》：
抄本《四声韵谱》只存9册，其中第九至十三册为平声，第十四至十七册为上声。已知平声失掉8册，上声“马”韵之后遗失(不知册数)。平声存三十二(韵)至五十七幽(韵)：
……323334添3536凡37寒38垣39删40山41覃4243咸4445歌4647麻4849虞50模5152霄53爻54豪55尤56侯57幽
上声存一董(韵)至四十五马(韵)：
1董23耩4567旨8止9尾1011贿12海13蟹14骇15轸1617梗18耿192021拯22等23寝24吻2526阮27混28狠293031琰32忝3334(豆兼)3536范37旱383940产41感42敢43哿44果45焉……《韵补》：
吴械的《韵补》，五卷。卷一为上平声，共28韵；卷二为下平声，共29韵；卷三为上声，共55韵；卷四为去声，共60韵；卷五为人声，共34韵。上声55韵为：
1董23蒜4纸5旨6止7尾89虞10姥1112蟹13骇14贿15海16轸1718吻1920阮21混22狠23旱2425潸26产27282930小31巧32皓33哿34果35马363738梗39耿40静41迥42拯43等44有45厚46黝47寝48感49敢50琰51忝52(豆兼)535455范
《古今通韵》：
毛奇龄的《古今通韵》，十二卷。卷一至四为上平声，共15韵；卷五至六为下平声，共15韵；卷七至八为上声，共30韵；卷九至十为去声，共30韵；卷十一至十二为人声，共17韵。上声30韵为：
1董23讲45尾67虞89蟹10贿11轸12吻13阮14早15潸16铣1718巧19皓20哿21马2223梗24迥25拯26有27寝28感29琰30(豆兼)
以上是从三书的上声看它们差异的。为了说明问题，下面再从上声中的“董”韵看它们的同异：
《四声韵谱》的“董”韵为：
董多勤切正也督也害禹摸董之用威注勤于九功者戒喻而休美之其怠者刖督责董戒之也周官董正治官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抚董正治官之事外攘益内治也又骨羹名取食欠食烹之又姓晋良史董狐良臣董安于
“董”韵下列举43字：
董、懂、董、硐、、、洞、、统、捅、桶、、、、、蠓、懵、、、、、(广)、、、、、蓰、、汞、、、蓊、、、、唪、、(王丰)、繁、孔、、拢、(龙马)
《韵补》的“董”韵下只有8字：
口、蚌、绒、虹、降、项、往、容
((古今通韵》的“董”韵为：“董多勤切正也督也。”下列74字：
懂、董、、、蠓、、、懵、漾、朦、、孔、空、倥、(甬攵)、(竹)、、摁、、、(禾)、鬣、、、、(广)、蓰、(车凶八攵)、、、(广)、、、汞、、(汞虫)、桶、捅、、侗、疃、蓊、、翁、、、、(火翁)、(竹公羽)、(月翁)、(多农)、、、(王丰)、(封系)、、、拢、(龙马)、、、、(有龙)、、洞、、(日同)、酮、、、硐、、唪、
综上所述，《四声韵谱》、《韵补》、《古今通韵》三书的异同在于：
4.1《四声韵谱》无上平下平之分
《韵补》和《古今通韵》平声均有上平和下平之分，而《四声韵谱》的平声，无上平和下平之分。
4.2《四声韵谱》的韵数与《韵补》有可能相同
《四声韵谱》平声的前8册已遗失，第九册开始为“三十二”，第十三册末为“五十七幽”，表明平声共57韵。《韵补》分上平28韵、下平29韵，上下相加为57。由此推断，两书的
韵数有可能相同。但与《古今通韵》30韵相比，差异较大。
4.3三书的具体韵字不同
古代的纽或韵，都是用一个具体的汉字表示。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存在南北之差，东西之异。由于音、韵的差异，因此，各韵的具体用字就有所不同，即使《四声韵谱》和《韵补》的韵数相同，其具体用字也不相同。通过比较，三书韵部的具体用字存在不同。
4.4三书的韵序不同
以上声中的“养”韵为例(三书均有此韵)，《四声韵谱))列序为4，《韵补》列序为36，《古今通韵))列序为22。列序不同，说明各自的门类不同。
4.5韵下同韵字数量和用字不同
以“董”韵为例，《四声韵谱》下列43个同韵字，《韵补》下列8个同韵字，《古今通韵》下列74个同韵字，而且用字各不相同。
4.6三书的体例不同
以上声为例，《四声韵谱》的各韵和各同韵字均有反切、释义和例证，由此体现“集注”风格。“韵补》只对董、纸、语、轸、铣、、哿、养、有九韵有释义内容，韵下各同韵字有之反切、释义、举例；其它各韵则无实际内容，只注“古通×”，如：“二厘，古通董”、“三耩，古通蕃或入董”。《古今通韵》有反切和释义，无例证。
三书既然存在的差异如此之大，而王士祯则说杨锡震的《四声韵谱》“因合吴械《韵补》”和“与毛简讨奇龄所进《古今通韵》订其同异”，不知依据的是什么?
沈从文语录范文5
[关键词]沈祖荣 图书馆学本土化 实践 贡献
[分类号]G250
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始终包含着本土化的探索。近代的中国学人和图书馆学家，如梁启超、杜定友、沈祖荣、刘国均等人都注意到了图书馆学的本土化问题，其中，沈祖荣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并进行了积极实践。回顾沈祖荣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和实践，对当前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讨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对中国图书馆现状的调查
众所周知，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是一相当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掌握现代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方法，还要对中国图书馆的具体现状有深入了解。沈祖荣的图书馆学本土化探索，正是从调查中国图书馆的实际发展情况开始的。
1918―1933年期间，沈祖荣用调查研究法对我国图书馆现状进行了考察研究，并先后发表了《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1918年)、《民国十年之图书馆》(1923年)、《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调查报告》(1933年)等多份学术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详细考察了当时中国图书馆的类型、馆藏、借阅、目录编定、经费以及图书馆管理等实际情况，并作了分析研究，指出中国图书馆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以下方面：①在图书分类编目方面，各省图书馆或沿用旧的四部分类法(变革者也至多在四部之外，别增目录以补不备)，或新旧分类法混用(即中文书籍多用四部分类法，西文书籍多用杜威的十类法)，没有统一的分类法统贯中西新旧图书；②在图书收集和选择方面，各省馆内所藏之书，古籍书和大学参考书占了大多数，其“万轴牙签，多非实用之书籍”，而适合一般民众阅读需要及反映现实问题的书籍极少；③在图书装订方面，“中国书壳，纸张绵薄，不耐摩擦；出入频繁，最易破坏。书头虽可注书名卷数，层累堆集，碍难检查……此中书装订所宜改良也”。由于中式装订图书不能立排在书架上，而平放又不便查找和取放，影响了图书馆的工作效率；④各地图书馆专业人才缺乏，绝大部分图书馆人员没有接受过图书馆专业的教育和学习，专业知识欠缺，极大地阻碍了图书馆事业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沈祖荣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置中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于不顾，盲目仿照西方图书馆所造成的。为了解决图书馆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必须要对此进行“改良”，以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图书馆，为此沈祖荣开始倡导图书馆学的本土化。
2 “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提出和倡导
沈祖荣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的萌芽较早，在他留美期间发表的《中国能够采用美国图书馆制度吗》一文，就表达了他反对盲目照搬美国图书馆制度的思想，可以说，这是沈祖荣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的滥觞。这一理念的明确提出，见于《我国图书馆事业之改进》(1933年)一文。他在文中谈到，中国新式图书馆学术事业，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国外引进和试办阶段，但却是一个无计划的阶段，其成效不敢过多期许；今后，要进入有计划的发展阶段。该阶段的计划之一，就是要办成“中国式的图书馆”，而“中国式的图书馆，应有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情，合乎中国书刊出版物的字形与装帧式样。我们虽然取用了人家的科学管理方法，但应在具体工作上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如分类、编目、存储和使用设备等，都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姿态，从图书馆里体现出来”。这里所谓“中国式的图书馆”，就是要把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和中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
沈祖荣认为，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必须继承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优秀遗产。他说：“我国现代图书馆，是接受固有图书馆遗留产业的机关。对数千年来的文献的收藏、保护、汇集、处理、传布、应用等一切遗规旧范，都曾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应予以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种承先启后的工作，如果专靠新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新方法只能使其供应便利，对于古书罕本，极难收藏”。即要继承中国古代在书籍的收藏、整理、保护、分类编目等方面的优秀成果和经验，并结合现代图书馆学的管理方法加以改进，才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为此，沈祖荣在全国各地呼吁、倡议图书馆学本土化，引起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赞扬和呼应。抗战以后，沈祖荣仍热情不减，继续倡导图书馆学本土化，如他谈到：“抗战以来，图书馆界在技术上有许多地方仍墨守着西洋的旧方法，未能因时制宜，其流弊还不是与守旧的国粹保存派的作法相等吗?”“他认为，”图书馆的规制，当然要采用欧美各国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决不可一味盲从，而要事前有慎重的选择和严肃的批判。要顾到我们的习惯和风俗，切合我们实用。”沈祖荣提醒中国图书馆界：“今后办理图书馆要同时注意现代化与中国化”。这里的“中国化”，其实就是“本土化”。他认为中国今后的图书馆建设，要现代化与本土化同时进行，这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3 本土化的实践
沈祖荣不仅在理念上倡导图书馆学本土化，而且在图书馆实践中积极推动本土化，其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实践集中体现在图书分类法、编目、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等方面。
3.1 分类法本土化
在图书分类法的本土化方面，沈祖荣主要是对《杜威十进分类法》(以下简称《杜威法》)进行了改造。正如前面所说，当时中国的图书馆在分类法上面临中西新旧糅杂参差，无一完善目录可供应用的困境，因为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已不能容纳西书和新书，而《杜威法》又无法容纳中国的旧书和古籍。为统一中西、新旧书籍，沈祖荣与胡庆生合著了《仿杜威书目十类法》(1917年)一书，该书以《杜威法》为参照，吸取了其编制原则和技术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调整、修改和增设，形成一部新的分类法。
《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共分000经部及类书、100哲学宗教、200社会学与教育、300政治经济、400医学、500科学、600工艺、700美术、800文学及语言学、900历史等十大类，全表共700多个类目。其创新之处如下：①为了容纳我国古籍，在《杜威法》的“000总类”中并入了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和类书，例如010经解，050类书，071抄本、善本；②将《杜威法》中的哲学和宗教合并为一类，并把四部中的子部并入其中；③在《杜威法》的“800文学”中并入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例如830词赋、戏曲，840诏令；④在《杜威法》中的“900历史地理”中并人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例如940年表、年谱、姓氏，970省府县志；⑤把《杜威法》的“300社会科学”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提升为一大类，以增加经济政法类目的容量。《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只采用了《杜
威法》的十进制原则及数字记号的形式，其类目表的内容与杜威类目表已完全不同。由此可见，沈祖荣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杜威法》，而是结合中国学术发展和古籍分类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式的十进分类法。可以说，《仿杜威书目十类法》，就是《杜威法》的本土化。这种分类法，一方面，把中国古籍书纳入现代分类体系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旧书籍在书目上无法统一的难题；另一方面，把经济、政治、医学提升为一大类，适应了当时中国急需经济、医学、政法类知识的实际情况。
《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是为中国书籍编写的一部新图书分类法，虽然其分类表比较简单，有些大类存在轻重失当之嫌，但它继承了四库分类法的合理内容，并将其融合到杜威图书分类体系中。因此，该分类法是图书分类本土化的先声，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一经问世便被图书馆界所瞩目，仿效者甚多。之后，杜定友、王云五、刘国均、皮高品等人，都各自发明了以《杜威法》为参照的新型分类法。正如蒋元卿说：“此法既系开山之书，较之近人著作，自为简略，然其所设类名，后之师之者，颇不乏人……此足见其影响于吾国图书分类改进之功，实未可泯也”。沈祖荣的分类法，为后来者开辟了新道路，迈出了中国图书分类法本土化的第一步。
3.2 编目本土化
沈祖荣重视图书编目工作的本土化，从1920年创办文华图书科起，沈祖荣一直主讲图书编目的课程，并编译了《简明图书馆编目法》(1929年)和《标题总录》(1937年)等著作，系统地介绍西方现代编目方法。正是在长期的教学和图书管理实践中，他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编目方法，先后发表了《中国图书馆目录应采书本式抑卡片式》、《图书馆编目之管测》等文章，对中国图书的编目提出了两大原则：①图书编目应以卡片式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相结合。沈祖荣说，“目录古今异宜，东西异式”，古代中国采用书本式目录，而现代西方采用卡片式目录。随着目录种类和出版物类型的增多，他认为旧的目录方式亟待改进，但不可完全抛弃，因为传统的书本式目录不仅有利于对古籍的整理和检索，而且有利于人们把握图书馆藏书的全貌及有价值的部分。因此，只有吸收卡片式目录和书本式目录两者之长，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目录类型。沈祖荣明确主张，“国立省立图书馆，或经济充裕之图书馆，自宜二者兼备，不可偏废”。②不能照搬西方的编目规则。沈祖荣认为，应该采用西方常用的著者目录、书名目录和件名目录(即“主题目录”)的规则，但不能一味的盲目遵守，必须结合我们的经验，找到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编目规则。如在著者目录中，针对中国人名“常有一人数名，如张之洞、张南皮、张香涛之类，编目员若不认定一名为准，势必把一人所著几种书分列多处，其结果必至紊乱。若读者只知著者名，不知其他，就不能供他的需要，那就失了著者目录的功用。……中国古书，有用谥号的，应把爵名同谥号，存记在正名以后”。又如在书名目录方面，针对中国一书多名，如“石头记”、“金玉缘”、“红楼梦”等；而同一书名又有加批、详注、增像、钦定及御纂之别；版本上又有殿版、宋版等不同，凡此种种，要求编目员要酌量增减、加以详细记录或应注明。总之，沈祖荣从中国图书和学术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创新，从而解决了中国书籍在编目上的难题，增强了编目技术的可操作性、科学性。
3.3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本土化
推动图书馆学的专业教育，是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关键环节。沈祖荣深知专门人才对发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非一蹴所能致，必先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研究专门学识，庶能办理得法，有条不紊。”而图书馆人才的培养，不能专靠海外留学，因为“海外留学，所费不赀，远涉重洋，谈何容易?纵令虚往实归，而桔枳变异，势所必然；所学各件，在外国虽称合法，在中国不能完全采用。由是言之，欲推广图书馆事业，务须在中国组织建立培养人才之机关，使学生将来学业有成，可以供图书馆之任用”。因此，他极力倡导图书馆专业教育，努力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1920年，沈祖荣与韦棣华等人一起创办了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1929年文华大学图书科改名为“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自1929年起至以后的20多年里，沈祖荣一直担任该校校长与教授之职，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图书馆学专门人才，因而被誉为“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
在沈祖荣的倡导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在教学内容及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本土化的有效尝试。他说：“图书馆学课程，……如图书馆经营法、图书馆行政，大体说来，中外可说是一例的。但我国图书馆事业，自有其特征。我们国家人民所要求于图书馆的，也有其特征。这样，我们要讲授图书馆的组织、管理、行政、方法等等，自然不得不特为适应这种种需要了。至于目录学、编目法、分类法、参考法、书籍选择、图书馆史等，我们的课程不成问题，自然也要中西兼备的。再如外国语、如德、法、日文等以及经规定一般学校必须设置的几项课程，在外国图书馆学校里是没有的，而我们却应当有。又再如与图书馆相关的课目，如档案管理、序列法、索引法、古器物学等等，和图书馆员亟应补充学习的课目，如图书馆应用簿记会计等等，我们想到也必不可少”。文华图专的课程设置，正是在参照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课程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图书馆的工作需要，加入了诸如中国目录学、中文参考书举要、中文书籍编目学、中文书籍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史略等课程，同时还补充诸如档案管理、序列法、索引法、古器物学以及图书馆应用簿记会计等课程，做到了中西融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沈祖荣还将西方图书馆的组织、管理、行政、方法等内容，进行某种改造和转化，以适应我国图书馆的具体情况。正是由于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的本土化改造，文华图专自建校以来，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图书馆高级专门人才，可谓成效显著。
总之，作为图书馆界的先驱，沈祖荣为我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奋斗了一生。他不仅旗帜鲜明地倡导“图书馆学本土化”，而且在图书分类、编目、图书馆专业教育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探索，其贡献是开创性的。
沈从文语录范文6
沈阳工业大学2018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招生方式
我校博士生招生方式有两种，即普通招考和硕博连读。
(一)普通招考：
面向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进行考试选拔博士生的招生方式。普通招考分为统一考试入学和申请考核制两种。我校在普通招考博士生招生中试行申请考核制，部分优秀应届硕士毕业生可通过“申请考核”的形式申请攻读我校博士学位研究生，具体办法详见《沈阳工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工作办法》。
(二)硕博连读：
从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优秀，且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博士生的招生方式，具体办法详见《沈阳工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生招生硕博连读工作办法》。
三、学制及入学时间
基本学制：4 年，学习年限：4-6 年;入学时间：2018 年秋季,以录取通知书为准。
四、报考条件
以“统一考试入学”方式报考博士生的条件是：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二)硕士研究生毕业或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 6 年或 6 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下同)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还需具备下列条件： 1.本科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2.已修完硕士学位课程及选修课程且成绩合格; 3.考生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4.在与报考学科相关学术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3 篇以上学术论文，或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课题，或重大工程项目的主持者或主要参加人。
(三)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 [2003]3 号)文件标准，并在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
(四)有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专家推荐;
(五)现役军人报考，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五、报名程序
以“统一考试入学”方式报考博士生的报名程序是：
(一)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17 年 12 月 14 日-2018 年 2 月 27 日报名网站：沈阳工业大学研究生院网站，点击左下方“招生管理与服务平台”链接进入博士研究生招生系统进行报考。所有考生都应严格按照网报流程进行信息录入、上传电子照片(近期正面免冠 2 寸彩色电子照片)。考生须认真核对网上提交的报名信息，如因提交信息有误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二)现场确认：
1.现场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1 日-2017 年 3 月 2 日 (8:30-11:30,13:30-16:30);
2.现场确认地点：沈阳工业大学研招办(中央校区校部 313A 房间);现场确认需要本人携二代身份证到场进行信息确认、资格审查，递交报考材料。逾期未进行信息确认者，其网报信息无效。
3.现场确认需提交下列材料：
(1)《沈阳工业大学 2018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
(2)《报考沈阳工业大学博士生申请材料审查和科研创新能力考核表》;
(3)两名本专业领域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推荐书;(以上表格在附件中下载)
(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本科学位证书复印件
(6)硕士成绩单
(7)硕士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前提交，如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则取消其入学资格);
(8)教育部学历(学籍)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网报前须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chsi.com.cn/)上进行学籍、学历信息查询：
① 应届硕士毕业生报考，需提供本科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硕士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② 往届毕业生报考，需提供本科和硕士的《教育部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具体流程请见：chsi.com.cn/)。
③ 以已获得国外学位身份报考的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认证报告
(9)同等学力考生还须上交本科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硕士单位提供的成绩单原件、高级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学术论文或科研课题证明等;
4.准考证打印时间：考生须在 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7 日登录沈阳工业大学博士招考系统中打印准考证。
六、评价与考试以“统一考试入学”方式
报考的评价与考试过程如下：
(一)申请材料审查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对考生提交的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进行审查。
(二)科研创新能力评价学院应组织专家对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认真的审查，并对考生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评价。通过考生提交的硕士课程成绩、参与科研、、出版专著、获奖等情况及专家推荐意见、考生自我评价等材料对其做出评价结论，审核合格后方可参加考试。
(二)初试初试时间和地点：2017 年 4 月 18 日-4 月 20 日，沈阳工业大学中央校区(具体考试时间地点以准考证为准)。初试的笔试科目为：外国语(外语口语测试在复试中进行)和两门业务课。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政治理论课(自然辩证法)和两门本专业硕士学位主干课。
(三)复试复试时间：初试成绩后另行通知 5 复试内容主要包括对考生学术水平的考查、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学术水平考查主要根据专业培养要求和考生具体情况，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本学科前沿知识及最新研究动态掌握情况，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以及科研实践能力，并进行外国语的口语测试。
七、体检
复试通过后考生上交研招办体检表，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八、录取
(一)初试总成绩 300 分，其中含外语 100 分，业务课一 100 分，业务课二 100 分;(二)复试总成绩 150 分，其中含外语口语测试、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等方面。
(三)沈阳工业大学 2018 年博士研究生拟招生总人数 86 人(最终招生计划以国家下达为准)。最终录取名单根据初试、复试成绩和分导师招生计划确定。每名导师每年招生人数(含普通招考、申请考核制、硕博连读)原则上不超过 3 人。
九、博士生待遇
(一)研究生助学政策：
1.助学金：博士研究生期间第1学年可获得研究生助学金 20500 元，第2、第3学年每年可获得研究生助学金 23000 元。(研究生助学金均按月发放)
2.生源地助学贷款：学校根据生源地助学贷款规定，协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向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农村信用社申请贷款。
(二)研究生奖学金政策： 1.学费减免政策：本科和硕士均为“985”院校全日制学习方式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减免学费 30000 元;“985/211”院校博士点专业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减免学费 20000 元;硕博连读录取新生，减免学费 10000 元;其它院校博士点专业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减免学费 4000 元。“985”“211”院校不含其下设独立学院和分校。 2.国家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奖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表现优异的全日制研究生。博士每生每年 30000 元。 3.学业奖学金：根据学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学术论文、社会服务等情况确定获奖人选。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0000 元。
(三)其他
1.作为交换生国际交流：学校现已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芬兰等国家的 49 所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学校每年在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和学习交流。
2.校外培养:我校与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贵州林泉电机、广东省科学院、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北京海军舰艇研究院等几十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了校外培养基地，为我校研究生增强实践能力提供了广阔空间。
3.科研资助:学校还将通过立项资助研究生科研创新课题、鼓励导师提供科研津贴等形式吸引研究生参与高水平科研项目从而获得资助。
十、其他
(一)目前为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定向就业的考生、原为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定向就业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否则不予录取。考生与定向就业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由考生负责。
(二)在录取前，学校与定向就业博士生所在单位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按教育部规定非定向就业博士生档案及人事关系(与原工作单位辞职)应转入沈阳工业大学。
(三)考生在报名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填报的所有个人信息必须准确、详实;所提供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以及其他相关证明必须真实。因提供虚假和错误的信息或材料而造成取消报考资格或录取资格等相关后果，考生自负。
(四)从 2014 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教育全面实行收费政策。学校将按照国家和辽宁省的相关规定博士生学费 1 万元/年。
(五)未尽事宜参见教育部 2018 年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相关工作文件;若本简章与教育部相关工作文件不一致，以教育部文件为准。招生网站：yjsxy.sut.edu.cn E-mail:yzbsut@163.com 单位代码：10142 学校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 111 号 575 信箱邮政编码：110870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 联系人：刘老师、顾老师联系电话：024-25496237、024-25494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