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还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曾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大小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②在这场讨论中，确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启人心窍的观念和方法，并对若干文学史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及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性的探讨。由此也引发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相关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些人耽于玄言惊世、“买空卖空”，大话说了不少，却并不能够平心静气、扎扎实实地去实践。尽管如此，沉寂多年的学术界终于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这股“思潮”非常强劲，将原来具有宣传意味的文学史书写很快拓展为多样态文学史的书写，仅就狭义的30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不仅有为各类大学生包括自考生服务的教科书类型的文学史，也有与教材体例明显有别的专题史、史料选、区域文学史及文体文学史等等。而当这种重写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某些学者便对文学史格局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不满，特别是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世界化，何来现代性？”等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立志高远的学者们便在贯通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学史“三段式”体现了一种断裂的文学观，某种党派政治和思维惯性使其显示了某种文史特色，也淡化了文学史的历史连续性以及文学史自身的某些特征，遂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并有一些学者在文学史编写层面积极进行实践，推出了多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笔者以为，进入21世纪的我们，自然应该有更为宽广的文学史视野，建构出更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文学史框架。因此，从大历史观出发来思考相关问题，才能摆脱某种促狭的思维和言说方式，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来统摄原来人为划分的近代文学（部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数年前笔者就说过：“我赞成将刚刚成为过去的20世纪中国文学,径直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理由固然可以说出很多,其中有一点在此不妨说明，即这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对一段文学历史的‘称谓’,亦即我们的一个‘命名’而已,何况‘现代文学’较‘近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名头更其响亮,也更为人知,更具有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性与语言魅力,用其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相对而言也最易于被人们所接受。”③这种想法如今就更加坚定了，认为除了中国文学通史意义上的国别文学史概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和相对意义上，对称“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当是非常适当和平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从相对意义上说，历史事实和现实需要都说明，言说或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是必要的，可行的。同时还要进行“跨世纪”的有机整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视野里,我以为有个相当完整的时代主题或文化主题,这就是民族的独立自强与个人的独立自强的对立统一。由此也可以看出从事重写文学史的学者们，在思维活跃、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很有必要进行多方面的包括文学史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思考。而要着手重写文学史，自然要有新的认识和文学史书写方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学史家应首先是文学理论家。因为没有独到的文学理论眼光，就没有深度和高度，文学史就容易成为“山寨文学史”或“克隆文学史”。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而前两个层面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的。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文学理论是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是文学创作完成以后在读者中的反应。文学的发展史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共同推进的历史。这并不是说要在文学史著作里加进许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内容，在文学理论史和批评史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撰写文学史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们只是强调撰写文学史应当关注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并用文学思潮来解释文学创作，并注意文学的接受，引导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作品。
如今看来，在反思机械进化论的语境中，重写文学史也要摆脱线性“进步”文学史观的影响。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初民们创造了神奇玄秘的“神话”，接下来，在灵魂和现实的冲突中，人们又创造了“宗教”这一拯救心灵、认识世界的重要形式；之后则又有了新的变化，人类在精神上对“真理”的期待至少和对“科学”的期待一样重要和迫切。或许，看上去往往是后者有替代前者的趋势，但遗憾的是，作为文化创造的精神上的东西总有其极为顽强的文化生命力，很难被替代被灭绝，反而是复合更生，多元交融，不断创化，持续造成我们的现实和未来的“人文环境”。文学、文化的发生发展自然与此息息相关。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文学上的“替代”往往属于幻觉，新旧更替其实不过是新的建构及整合，特别是读者这位上帝的阅读接受，将接受美学理论视野的文学史观告白于天下，使活在读者心中的文学泯灭了古今或新旧、中外或地域的界限，更将进步或落后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文学史观推下了深渊。
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文学史包括现代文学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黄金时段，在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现象研究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在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接受史、性别文学史等等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书写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成就也确实不容小觑。对此，有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总结，④在此不再赘述。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作为学科概念还是作为文学史关键词，都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阐释。原来学术界习惯用“新文学”这个概念，如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等书都使用“新文学”，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还在使用“新文学”这个概念，在同时以及后来的内地以及香港和台湾都有“新文学”方面的史著陆续出版发行。但同期也有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0年）和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2年）等史著问世，尝试使用“现代文学”概念来统摄“近期文学”。不过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后者的名头确实没有前者响亮，直到1984年唐?、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才使后者时来运转，陆续出版了越来越多的以“中国现代文学”冠名的文学史著作。⑤由此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史观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会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化的宏阔视野，将国别文学的断代文学史从逼促而又狭隘的语境，进入了丰富、多元和对话的语境，对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社会诉求和追求现代性的文化诉求有了整体的体认和理解，于是在“大历史观”的启示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便成了近代以降中国文学的“大概念”，也相应出现了朱栋霖、丁帆、朱晓进联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⑥，程光炜、刘勇、吴晓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⑦等颇受欢迎的文学史。这也生动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已有了可喜的变化与调整。
众所周知，文学史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关系密切却各有侧重。文学史主要研究的是文学发展的过程，意在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阐述各种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产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寻求它们前后相承相传、沿革嬗变的规律，揭示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的关系以及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与各民族（国家）文学相互交流、影响的关系，特别是要对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评述等等。这是最为“正宗”的文学史观，主导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或生产。近些年来，我国的现代文学史生产旺盛，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的出版可谓风起云涌，其它类型的文学史也接踵而至，显示了文学史研究和编纂的重要进展和不可忽视的业绩。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中存在明显的忽视理论思考、淡化理论色彩的倾向，值得关注和反思。其主要表现有：
其一，从文学史编写者的角度看，很多文学史的编写者都没有充分注意理论修养。事实上，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文学史家，首先应是一位出色的文学理论家。但现代文学圈子里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属于“白话文学”，且时空距离近，易于把握和理解，于是对文学理论的重视程度自动降低了，有的人甚至放弃了起码的独立从事理论思考的习惯，并对文学史研究动态关注不够，自己也很少从事文学史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所以在编写文学史时，只能如人所熟悉的那样，买上若干种文学史，照猫画虎，东抄西凑，就“大功告成”了。于是“编者”成了“抄者”，连已有的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也不能及时吸纳，这就造成了现代文学史“千篇一律”或“大同小异”的状况。乱象所示，居然让人一头雾水，终不知谁抄谁了。笔者以为，就目前状况看，似乎迫切需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者的“从业资格”进行审核，不能因为是一个“教书匠”就能自由从事正规出版的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一方面编辑者或出版社要严格选人选书，另一方面是编著文学史的作者要严于律己。事实上，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本应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也需要“十年磨一剑”的意志和精神。在如何对待教材型文学史方面，有人以为文学研究要致力于理论创新，教材编写则只能涉写已经取得“共识”的文史知识，凡有争议尚无结论的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最好都要回避，因为考试和批改很难把握，云云，这类观点在“圈内”非常流行。正是这种看上去很无理论色彩且很普通的观点，却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实，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教材理应汲取国内外最前沿、最先进的学术思想，应能汲取该领域全国最优秀、最扎实的理论创新成果，既要“集萃”，更要有所“创新”。自然，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学者意识到编写文学史是一项很严肃的事业，有的学者也确实是积毕生学力来编写心目中的文学史，在文学理论、文史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和重要的影响。由这样的学者来从事文学史编写工作，才可能编写出具有创新性和启示性的文学史。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样的学者和文学史还太少了，况且还往往被淹没在泛滥的文学史潮流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还有，近年来针对学术上自由主义的空疏散漫和主观主义的“别有用心”，有些资深学者及其门人在忧患中开始大力提倡史料学方法和“重回历史语境”，却不期而然诱发了“溺于史料”的学术倾向，显示了某种纯粹客观主义的“无所用心”。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越编越厚，而文学史编纂者的资质却在逐渐降低，模仿西方汉学家建构的中国文学史框架而拼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杂以一系列舶来语汇居然就可以显出“崭新的面貌”。但由于缺乏文学史理论方面的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表述假以“教材需要稳妥”的托词，得以畅行无阻，尤其是在不少联合集体（多所高校部分教师协议合作）撰写的文学史中，更是存在着弱化“理论”或“理论”缺失的现象。
其二，从文学史使用者的角度看，也存在着淡化理论、轻视理论甚至放逐理论的倾向。从实际情况看，文学史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考试工具而被利用的，这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编纂者忽视了理论思考，接受者更是机械记忆不辨真伪，只求考试顺利不求理论探索；即使那些打着教改旗帜的教材，也基本仍然遵循着硬塞“必考”知识给学生的思路，而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思路。文学史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使用者，主要是大量的任课教师和那些意在混学分求毕业（或升学）的学子，他们常常被考试牵着鼻子走，出题者多考虑稳妥和客观，容易判断和批改；答题者更是希望题目越简单越明确越好，对那些具有理论难度的比较抽象且常有争议的文学思潮命题，常常感到难以把握，于是就不满，就颇多微词。这样的信息反馈会促使教学者避难从易，加上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高校多种原因的促使下，课时压缩了许多，任课教师常常串讲一下主要作家作品就匆忙结束了文学史的讲授。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理论经典论著和文学思潮以及论争，几乎统统被边缘化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中国高校的文学史教学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合是很不密切的，两者各行其是，前者常常大谈西方文论，转述多于思考；后者耽溺于作家作品，主要生平加代表作品的介绍就成了课堂上的主要内容。于是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史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发展史的线索、思路变成了模糊不清的景观，教学者说不清，学习者不探问，这种状况对那些有心从事高水平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学者，无疑也会产生某种无形的压力，即使用力写出有关章节，也常常被忽视，在教学实践和学习应试环节得不到重视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的目的，不是重在理论思维训练，给人心智上的启发，而是实用第一，应试需要第一，罗列知识点，搞系列参考题参考书等等，如此这般，将传授知识、把握“考点”视为关键，必然是“实用”压倒“启智”！于是机械记忆的东西必然多于机智思辨的东西，对那些知识面窄、思维能力弱却有意于混文凭的人来说，这样做无疑十分有利。但结果如何？事实上，即使那些被用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其中的文学史也多是如此，实用性大于理论性，记忆多而清晰者多可以高居榜单前列，也许并非文学史书写者的本意，但事实上却是，如此年年考试过关的，绝大部分是女生，面试时在很大高校的文学专业考点，几乎很难看到男生的身影，导师们甚至包括女导师都齐声感叹：男生都到哪里去了？阴盛阳衰是否只是一个假象？男教师自嘲成了“洪常青”，女教师叹息进了“女儿国”。这里其实并不存在性别歧视问题，而只是从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角度，希望能够在学术界、学生群体中避免出现新的性别失衡现象。所以，现当代文学史对知识体系的建构，适当增加理论色彩，加强理论思辨能力训练是必要的，仅仅从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角度看，也应当如此。再者，要加强文学史的理论色彩，就要适当拓展视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及现象等进行纵向梳理的多，对作家作品及诸种文学流派、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的少。有“史”的垂直线索，却少有“史”的厚重内涵，这便导致了文学史本身的单薄，缺少应有的思想力度和征服力。在这方面就要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如王富仁的《河流•湖泊•海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略说》、丁帆的《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等，既要加大文学史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在文学史编纂方面更好地“还原”历史，也要加大对文学生态环境或文学现象关联方面的研究，在文学史中更好地“体现”历史。即如王富仁把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三大文学流派革命文学、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比喻为河流、湖泊和海湾，既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三大文学流派的主要特征及其三派之间的生态关系。这里还想说明：文学史提升理论水准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密切关注学术前沿，除了编者独立的思考判断之外，努力将重要的有价值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吸纳和融汇，这也是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品格的重要途径之一。
其三，从文学史生产或出版的角度看，骨子里特别看重经济效益的生产目的，导致了文学史经济链的形成。可以说，在经济社会，大量的教材型文学史生产都与所谓经济效益挂起钩来，编纂者追求，出版者更追求，于是叠床架屋、争相编写和出版。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出现大量东拼西凑的现象，甚至被人讥为“垃圾化”或“假冒伪劣”现象。从而有了骗钱的嫌疑。即使那些为了职称和课题而撰写的文学史固然多少也有严肃的一面，但也成了功利化的产品，基本很难成为具有原创性或创新性的文学史。试想，迹近垃圾的所谓教材如何能够教化出高水平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这种情形下，那种借“国学”或新国学（中国学术）来培养所谓“大师”的喧嚣或呼吁，听起来很美，其实不过是“浮云”而已。前几年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新书会上，曾爆出“现存于世的中国文学史多达6000多部，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达1000多部”的消息，经报道后激起强烈反响。顾彬言论时有夸张（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说等），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也许在数字上亦有明显夸张，但劣质文学史生产过剩却是一种事实，让人感到强烈不满却又常常感到无奈。章培恒教授曾表示，我国近年诞生了众多中国文学史的现象确实存在，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学校拥有选择教材的权利自然无可非议，可由此也产生一定的问题，比如经济利益和学术标准孰先孰后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好。众所周知，教材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教材编写者能够打通学校的销售渠道，其经济效益也一定相当可观。正因为如此，一些高校老师比较热衷于编写教材。⑧这是揭秘性质的分析，值得深思，或可引以为戒。
其四，从文学史编纂形式上看，则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模式化现象。编写这种模式化文学史几乎谈不上理论思考及文学史研究，而“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是否能以独特的思路和史识（包括历史的眼光）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有独特的发现，即通过文学史研究得出文学历史现象独特而有意义的见解”。⑨没有独特的文学史观念或胆识，根本谈不上创新意义上的“重写文学史”。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意识形态或党派争端等原因，再加上曾经发生的运动留下的后遗症和心理恐怖等潜在原因，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较之于古代文学史编纂的“危险”系数似乎大一些，于是下笔谨慎，乐于依循现有叙述模式便成了一个“特点”。很多编纂者习惯上都在套用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定的叙述模式，诸如以建国为分水岭、以现实主义为主流正宗、以10位左右的大家为一流代表作家、以政治需要或时代特征为言说背景等等，辅以个人熟悉的材料有所增删，在不长的时间里即可以从容自如地编排时代背景，讲述作家生平，揭示作品主题，欣赏艺术特色。各章节字数甚至也预先设定，参编者按部就班、驾轻就熟地操作一番，就可以完稿交差了。难免有的海外学者会诧异于中国内地“生产”文学史著作的“多快好省”。
其五，由于文学史理论建构的缺陷，遂有意无意造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文本的某些缺失或薄弱环节。由于显意识或潜意识中存在着某些歧视、轻视、忽视等问题，使我们的总体性现代文学史存在着不少弱点或缺失，如自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旧体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儿童文学、山水文学及台港澳文学、民国“主流文学”等，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史中都若隐若现或基本隐形，仿佛这些文学都无足轻重，于是现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受到了严重的遮蔽。不仅不够重视莫言等作家，而且不够重视女性作家及女性化作品；不仅不够重视人性文学、生态文学，而且不够重视边缘文学和网络文学。有一些文学史撰写者基本没什么理论水平，也无心无能去发现有价值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遂导致“真正的文学创作”可能走在理论之前，也走在文学史文本之外的现象不断发生；有一些文学史撰写者或“崇洋”或“媚政”，不是妄自菲薄贬低现代文学，就是妄自尊大抬高现代文学，遂导致遮蔽或失准、轻视与忽视等文学史书写的现象接踵而至。有的文学史家已经关注到这些现象，如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⑩中就曾介绍过1995年以前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史编纂的一些情况。他指出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基本上是汉族的文学史。正是由于我们崇尚的这种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实则为中国汉族或汉语文学史，且往往只关注宏大叙事、重大题材、主要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于是就留下了许多“现代文学史”外的文学史海，依然风光无限，令人流连驻足，且必能有满意的收获。遗憾的是，现在我们似乎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使文学无限泛化，而这种相对主义的过分泛化的文学观念也会给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带来混乱，并且形成其无法摆脱的悖论性的困境：如果一切皆文学，文学无边界，那么文学史写作就几乎无法进行。文学史研究要重视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但绝不能止于对个别现象的孤立研究。文学史既要与一般的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区分开来，使之具有“文学”史的意味，同时又“要与孤立的作家传记以及个别作品的鉴赏加以比较和区分，使其成为文学史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文学和撰写文学史，拓展理论视野、提高理论水平仍是必要的，如从王富仁《“新国学”论纲》等长文提示的理论视野，以及“新人学”（包括文学人类学、文学文化学等）提示的宽阔思路，即可重审新文学，整合多元素，重写文学史。这种“新国学”思想的整合取向和学术激情也明显刺激了许多学者开始自觉从事相关论域的“开发”或“掘进”式思考与探索，在文学史研究和实践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由于理论视野的不断拓展，对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互动、文学史上的作品出版与文学的互动、教新式育与文学发生发展的互动等文化运演机制等便给予了越来越深入细致的研究。
其六，基于前述的这些原因，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在取得历史性重要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新情况，其中，理论缺失或弱化理论而造成的浅薄、狭隘、失准、机械、堆砌、克隆等形态的文学史纷纷出笼，呈现出一种“学科轻化”综合症。由于现代文学史这一支撑本学科的“顶梁柱”没有足够的分量，导致很多专业教师和学生都看不起现代文学专业。有的知名学者和研究生都曾叹息过“误入歧途”，游离学科、专业的想法挥之不去。笔者曾从“文学文化学”的角度，将一味贬低、哀悼中国现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倾向及态度称之为“新虚无主义”，并从文学创作、文化创造的角度认定中国现代文学是“大现代文学”，也有自己的“文学大师”和堪称辉煌的文学业绩，树立了不朽的文学世纪丰碑。尽管存在的新旧问题仍有许多，但都不能否认这种起码的现实和事实。而在正视时代变迁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上，我们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就可以坦然自若地承认它与世界文学的接轨不是自掉身价，更不是自我泯灭；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实现了现代转型，并在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风格，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文学成就。贾植芳先生曾明确指出：“正像我国的古典文学曾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作出巨大贡献一样，我国的现代文学也是世界现代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表现为它曾经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潮、理论和文学样式，同时还表现为它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东方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新生。”诚然，这样的评说并非夸张，相信事实（文学传播与国力增长往往成正比以及文学的国际获奖等）会越来越有力地证明这点。因此，从文学史书写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理论品格建构也确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这也就是说，尽管笔者在此罗列了上述诸多“不良现象”，对其原因也有所分析，但过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方面取得的业绩也毕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有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我们仍然需要积极借鉴诸位文史名家如王瑶、唐?、严家炎、黄修己、黄曼君、吴福辉、孔范今、发、陈思和、陆耀东、朱栋霖等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努力像他们那样做到深有学养、造诣精深、理论水平高且念念在乎有所创新，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新的能够反映学术新进展的具有理论品格的学者型文学史。同时也要努力向境外汉学家（如夏志清、李欧梵、孙康宜和顾彬等等）学习，尽管他们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存在某些问题，但因其独立思考的特点非常明显、文学本体意识较强，所以也还是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特别是在“莫言现象”或“莫言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都应从更高更宽的理论视野来思考山东地域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即包括通常所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联，思考与之相关的文学史价值、意义。这也可以说明，尽管我们应该排拒克隆性、拼贴型、浅薄化的现代文学史，但我们依然需要多样多元的现代文学史世界。特别需要理论含金量高而且极其富有启发性的文学史，需要原创性强、理论水平高的文学史。
思考是无尽的，理论之树常青。围绕中国大现代文学史的言说也会持续下去。笔者在本文最后仅就如何增强中国现代文学史理论色彩和创新性简单提出两点设想：一是亟待完善相关思考，进行“跨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有机整合，使之具有学科、专业建设的意义。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经仅仅局限于民国“三十年”，如今则一定要进行“跨世纪”的纵向贯通，将19世纪末、20世纪及21世纪初的文学发展规律研究和整合书写视为当务之急，从而确立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即“大现代”文学史），超越此前的三段式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断代方式，并积极带动相应的文学史编纂实践，成功建构新的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大现代文学“通史”；二是要从理论层面深刻把握住“现代性”的“兼容”特征，既要注意文学史撰写的多样化、实证化、个性化、人性化乃至“生命化”的优势和局限，更要注意在总体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进行适当的扩容，即不仅要进行上述的纵向性的历史整合，还要在世界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语境中，致力于打破“文体歧视”、“雅俗对立”、“民族歧视”等，从而努力联通新旧文体、贯通雅俗文学、融通各族文学，以此达至文学史编纂的“三通境界”，进行最为有效的横向整合，从而“磨合”或创编出恢弘大气、富含启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并对文学发展及文学教育等产生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
本文作者：李继凯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