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在我手里的这部三十多万字的《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传记文学作家郭久麟教授继《传记文学写作论》和《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之后连续撰写出版的第三部传记文学的理论专著。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郭久麟教授一鼓作气，连续出版三部近百万字的有质量、有份量的传记文学理论专著，这在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我为郭久麟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是传记文学大国，从《史记》开始，两千多年来，我们不但有二十五史中的浩如烟海的史传作品（其中不乏优秀的传记文学佳作），而且还有被称为杂传的散见在各种书籍中的传记文学精品。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世纪，传记文学也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巨大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传记文学大家，涌现出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世纪初有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等，“五四”以来，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林语堂、沈从文、张默生、朱东润、谢冰莹、沙汀、周而复、吴其昌等传记文学作家。当代传记文学成绩更大，而且作家更多、品种更多、数量更多、影响更大。建国初期，主要是青年英雄、革命家、革命烈士的传记，这就是《刘胡兰》、《董承瑞》《》、《》、《丁佑君》、《向秀丽》、《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王若飞在狱中》、《战斗的一生》等；六十年代初期还出现了《雷锋》、《焦裕禄》等传记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发行量大，流传甚广，受到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欢迎，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导师和朋友，对塑造新一代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传记人物，至今影响不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是传记文学创作和出版最活跃、最繁荣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如刘白羽、叶永烈、王朝柱、毛毛、匡亚明、铁竹伟、权延赤、陈廷一、杨绛、王火、张紫葛、陈晋、廖静文、陈贻?、邓在军、戴煌、桑逢康、徐铸成、胡辛、郭宝林、陈白尘、韦君宜、许渊冲、张俊彪、张维、王晓明、章诒和、余德庄、郭久麟、陈祖德、刘晓庆、袁世海、新凤霞、赵宗祥、黄昌勇等。随着思想的解放、禁区的冲破，传记文学创作的领域拓宽了，从领袖人物到党政军杰出人物，从革命英雄到革命烈士，从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到民主人士、海外侨胞，从当代名人名星到中外历史名人到普通百姓，从正面人物到反面人物到有争议的人物，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有人写了。传主的类型，传记的范围、传记的内容大大扩展；出版的品种多，数量大；传记的写作水平和质量更大大提高。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的传记文学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传记文学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生力军。 可是相对于传记文学的兴盛，传记文学的研究却相当滞后。“五四”以前，中国几乎没有传记文学的研究专著；直到新时期，才出现了几部关于《史记》及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和作品评论，更是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郭久麟决定总结自己多年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的经验和教训、心得和体会，从事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他写的第一部传记理论著作是《传记文学写作论》，该书在论述传记文学的性质、特点、作用、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及传记文学作家修养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传记文学写作的规律和方法。 该书于1999年出版，是中国新时期以来较早出版的传记文学理论专著。2003年，他又出版了《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该书对从古到今的八十余篇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鉴赏和评析，是第一部把传记文学理论研讨同传记文学作品分析评价结合起来的专著。在这个基础上，郭久麟针对二十世纪末只有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而没有二十世纪及当代传记文学史的状况，决定撰写一部《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如果说《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是对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的散点式赏析，有较大的随意性的话；那么，《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则要求对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作历史性的、系统性的、科学性的研究和评价，要求对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精品作比较、分析、综合、归纳，分门别类，分类排列，然后系统地进行研究，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二十一世纪传记文学的发展。这是郭久麟传记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飞跃，也是传记文学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本书虽名为二十世纪传记史，可是在写作时却扩大到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叶，较二十世纪略有扩张，为的是更清醒地认识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发展和成就。 本书最大的成功是作者完全按照自己的认识来选择作品、安排纲目，并独立地进行评价。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传记文学不但数量极大，而且每部作品字数又很多（一般都是三十多万字），并且几乎没有人做过评价。这就给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写作提出了极大的难题和挑战：你怎么去认识、评价和选择那浩如烟海的传记文学作品？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可以进入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入围范畴？其中又有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可以真正地入选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对此，郭久麟就不得不阅读大量的传记文学作品，并在研究分析中制定了把握的标准：那就是在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有突出贡献和显著特色，首先要求该作品是传记文学或者说是文学的传记，即要用文学的立意、文学的手法、文学的语言，写出真实的、历史或现实的人物的经历及其性格乃至于心灵、性格和感情。从这个标准出发，凡是史传性的传记，作者一般不选；传记小说，一般不选；一些评价甚高，但没有以人物为中心或是没有很好地写出传主的经历及个性的传记，也没有选用。其次，则是对属于文学传记的作品，因数量太大，而能选入传记史的则应是有相当水平、相当质量和相当有代表性的。因此，作者又拟定了几个条件：首先是在中国文学史、传记发展史上有重大成就、巨大影响、突出地位的作家作品；其次是在传记的历史性、真实性、科学性与文学性、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或者在传记写作的某些方面有突出特色的作品：或者在传主的选择、传记形式的开拓、人物的塑造、人物心灵和感情世界的开掘、艺术的手法及语言的创新上，或者在传记理论研与创作的结合上有贡献的。总之，郭久麟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和标准，确定了入选作品。#p#分页标题#e# 在初步选好入围作品后，作者再按纵的时间线索和横的逻辑关系，安排出全书的构架及纲目。本书的结构安排较为科学；材料取舍也很得当：全书分为六篇：绪论、近代、现代、建国后、新时期、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全面涵盖了二十世纪中国（包括海内外华人）的传记文学。近代部分最少，现代部分较多，而当代部分最多，这充分反映了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发展的实际；这个结构显然是非常清晰的、合理的，也是高明的。 在对所选传记文学作品的评价上，作者没有按照正统的、一般的文学史的写法：由编写组共同讨论，分头执笔，限定每篇、每章、每节的字数，然后由主编或副主编定稿；而是根据他个人的感受和理解，融合着他的文艺学、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观点，对作品进行比较自由的、文学的、审美的、历史的、社会的评价。郭久麟往往是抓住作品突出的特点展开论述，灌注进他的感情，他的体验，他的共鸣；所以，他的评论写得舒展自如，摇曳生姿，文采焕然，并显得很有感情，很有个性，很有特点。评论的篇幅，也不完全固定，有的很长，有的较短，不象一般文学史那般拘谨、死板。评论的长短并不完全同作品的质量成正比。 由于是个人写史，所以在本书中郭久麟大胆地、酣畅淋漓地融入了个人的独特、新鲜的见解。作者大胆地为四川大学教授、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张默生恢复名誉，对其平民传记文学作品《义乞武训传》、《厚黑教主传》给予了如实的评价。郭久麟还对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萧红的《回忆鲁迅》、陈晋的领袖电视传记片等做了较高的评价。此外，对一些有争议的作品，如刘晓庆的《我的路》、《心香泪酒祭吴宓》，作者在认真研读了作品、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做出了自己的评论。为了对《心香泪酒祭吴宓》提出自己的见解，作者甚至专程到成都采访了张紫葛先生。作者对作家作品，不但谈优点，谈成就，谈贡献，而且也敢于谈缺点、谈不足、谈教训。如对朱东润、对权延赤、对王朝柱、对王晓明，甚至对李敖等，郭久麟都在高度评价其成就的同时，也如实地、甚至是比较尖锐地指出其不足或缺点。作者绝不风大随风、雨大随雨，也不为名人或领导的言论所左右，而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感受来独立地评价作家作品。作者对我讲：“我的观点可能有偏颇，甚至可能有错误，但是，它绝对是我的一家之言，是我对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独立见解。而且我的用心绝对是好的、真诚的、坦白的，是为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更好地发展。我非常欢迎专家、作家、学者、读者对我提出批评指正。我很高兴，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给了我发表独立见解的条件和机会。”对郭久麟的这种学术观点和立场，我是很欣赏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郭久麟能在十年时间里推出三部传记文学理论著作，是他对传记文学矢志不移的爱的结晶，是他几十年在传记文学写作与研究上艰辛奋斗的结果。据我所知，郭久麟从中学起就热爱传记文学，粉碎“”以后即开始从事传记文学写作，出版了五、六部传记文学作品。尽管他有数千册书籍，但是，他却感到大大不够；为了写好《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他不得不经常到市区和学院的图书馆去查阅、借阅、复印有关资料，到各大书店和旧书店去寻找、去掏宝；他放弃了所有的爱好和兴趣，把教学以外的所有精力和时间都投入了传记文学的阅读、研究和写作之中，他也在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钻研之中，感受到精神的快乐和充实，感受到思想的提升和生命的价值。 这部书气象宏大，内容丰赡，论述深刻，文笔畅达，对于广大的传记作家，传记爱好者，大中小学的语文、历史教师，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各单位的史志编修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作为大学文科院系的补充教材。我特向大家推荐，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