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文学界对于简•奥斯丁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评论向来是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它是“奥斯丁的第一部完全成熟的小说”［1］，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几乎是在直白地说教［2］，甚至有人把它与当时庸俗的畅销书《柯莱布寻妻》相提并论，认为它可能是奥斯丁“为了在当时保守的文风中乘机捞一把而产生的结果”［3］79。批评者多不满把主人公范妮塑造成帕米拉式的人物，认为小说宣扬的是传统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并据此认为作者是道德教育家［4］。本文拟以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理论支撑，结合奥斯丁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地位，探讨作者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女性主义叙事策略来反映社会意识形态，建构自己的叙事权威，表达叙事立场。 二、《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叙事策略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声音”，在女性主义和叙事学的批评范畴中均是关键词。在女性主义批评范畴中，它是标志女性社会身份的话语存在;在叙事学中，它表述为“叙述声音”，是构成叙事结构的一个因素，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意义。事实上，男权制社会的话语霸权使得女性的“声音”受到叙述形式的制约。“女性的叙述声音不仅仅是个形式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5］117苏珊•S．兰瑟主张在政治化的女性主义批判中加入叙述形式及其研究，并在其《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中以此作为中心议题。这里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指“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文本之外的读者大众”［6］6。《曼斯菲尔德庄园》避免外向的作者权威，叙述者不采取外在的姿态，不用第一人称指称自己，不谈社会性别和文学本身，从而避免了外在的作者权威。相反，作者转向了冷言妙语的直接描写和含蓄揭露，表现出有节制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小说第一句话开篇:“大约三十年前，亨廷登的玛丽亚•沃德小姐仅凭七千英镑的陪嫁，就幸运地赢得了北安普敦郡曼斯菲尔德庄园托马斯•伯特伦爵士的钟情，一跃而成了准男爵夫人，既有漂亮的宅邸，又有大笔的进项，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7］1仅一句话就为文章的社会背景定了基调，让读者看到文本背后的社会现实:对妇女来说，婚姻是命运的主宰;以丰厚的物质、高贵的门第为基础的婚姻是她们的生计乃至终生幸福的保障。在讲究门当户对的社会，以玛丽亚•沃德小姐的身价，能攀上这等婚姻进而获得诸多好处，实属幸运之极。一句话达到了讽刺的极致。小说对人物的描写不动声色又入木三分。对诺里斯太太，就是伯特伦夫人的姐姐的刻画最吸引人。诺里斯太太自称是个寡言少语的女人，但读者刚阅读第一章，就感受到她的无比喧哗。滔滔不绝的陈词滥调不断地从这个女人的大嘴巴用大嗓门喊出来。她同伯特伦夫妇讨论收养范妮的计划，“却毫无意思为抚养这个孩子破费分文。就跑跑腿、卖卖嘴、出出主意而言，她倒是十分乐善好施，谁都比不上她更会支使别人做慷慨大方的事情……她这样迷恋钱财，加上对妹妹没有真正的感情，她充其量只是给这么一笔费用不菲的善举出出主意，做做安排，再多她是决不会干的。不过她毫无自知之明……”［7］5而在谈论伯特伦小姐和拉什沃思先生即将订婚的消息时，她“在逢人便讲的时候，最后总要告诫人家现在还不宜张扬”［7］33。一般而言，叙述者对于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可以有强调故事情节的意义，但这种公开的介入无论多么睿智雄辩，都会使读者对他这种神一般的权威性产生怀疑［8］。然而，奥斯丁却用冷静、客观的含蓄描写，使得读者跟着小说的情节去认识和思考这些人物，而不容易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含蓄的作者型叙述者看上去比外露的作者型叙述者更让人信赖。另外，作者也适当运用了总括式的议论，指涉虚构以外的世界，明确表达意识形态立场。它们对当时的“文化文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抗，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权威。比如，第一章作者含蓄地评论:“在这个世界上，阔绰有钱的男人毕竟是少数，正如值得他爱的漂亮女子不多一样。”［7］8又如，在第二十四章，作者高谈兄弟姐妹的情谊胜过婚姻关系。“这种兄妹之情甚至胜过夫妻之爱。……致使兄弟姐妹在一起感到的那种快乐，在夫妻亲朋关系中很难感受到。……骨肉之情有时胜过一切，有时一文不值。”［7］208－209这些格言向读者揭示叙述者作为独立思考者和判断者的在场。小说通篇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模式，舍弃第一人称的自我指涉，只在结尾部分出现了一阵短促的“我”。如:“让别的文人墨客去描写罪恶与不幸吧。我要尽快抛开这样一些令人厌恶的话题，急欲使没有重大过失的每一个人重新过上安生日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往下说了。这时候，不管怎么说，我的范妮还真是过得很快活，这一点我知道，也为此感到高兴……这一次我有意不表明具体日期……”［7］409这里，奥斯丁直接对大众受述者说话，对叙事行为进行明确指涉，突出了有节制的作者权威，表现出虚构世界之外的历史情境。兰瑟指出:“这些作者型的‘我’为小说的最终结局打圆场，或使之个人化，或使之变得不明朗。每次出现的‘我’都有一点宣布无可奈何或拒绝言说下去的味道。这种现象也是对个人身份和原创性的一种置码式的宣扬。每次的‘我’都出现在某种正式的语言结构中，显示作者斩钉截铁的决断态势，也建立了某种与小说人物或读者达成一片的感觉。好像叙述者不自我表现一番就不愿意退出文本。”［3］80不过，总的来说，奥斯丁大多用含蓄委婉的第三人称叙事模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以女性的声音进行了反抗，颠覆了传统的男性话语权力，建立了女性话语的权威。 (二)叙事聚焦 根据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叙述视角(聚焦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往往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若聚焦者为男性，批评家一般会关注其眼光如何遮掩了性别政治，如何将女性客体化或加以扭曲。若聚焦者为女性，批评家则往往着眼于其观察过程如何体现女性经验和重申女性主体意识，或如何体现出父权制社会的影响。……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6］8。《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表面情节是两个乡村绅士家庭之间的感情纠葛。一家是托马斯•伯特伦爵士及其妻子，以及他们的子女汤姆、埃德蒙、玛丽亚、朱丽亚，还有他们的外甥女范妮•普赖斯。范妮是作者宠爱的人物，而且故事是通过她的眼光来筛选组织的。范妮不仅是个不名一文的外甥女，也是个性格温和的被监护人和养女。尽管在“故事”层次，女主人公是个顺从乖巧、逆来顺受的道德典范，并依靠美德最终成为爱德华的妻子、庄园的主人。但“话语”层次，却体现了范妮在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体验，起到了颠覆传统权力关系的作用。范妮这个外来人，作为小说的“聚焦人物”，作为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超然的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使她成为作者的便利代表。作为叙述视角，范妮的眼光与读者的合二为一。叙述者和读者都通过范妮这一“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读者通过范妮的眼光观察整个故事中的人物，如:多嘴多舌、小题大做、俗不可耐的诺里斯太太，不动声色、严肃刻板的托马斯爵士，怠惰、懒散的伯特伦夫人，浮华势利的克劳福德兄妹，真诚正直的爱德华，漂亮但浮躁的伯特伦姐妹。透过表面文本，读者也从更深层次的文本中看出了19世纪初英国社会现实:男人只要有巨额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女人获得舒适的生活保障的唯一途径就是婚姻，她们要随时准备答应任何一个有钱男人的求婚，要永远耐心地等待男人的救赎。范妮从被观察的客体转变为观察的主体，她的眼光控制着叙事的进程。作为庄园园主的养女，她的语言表达受到了各种礼仪规矩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范妮以女性视觉来观察周遭并对他人的眼光进行阐释。这种非语言方式成为范妮另一种交流手段，从而颠覆了权力位置。范妮的内聚焦视点，保证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从而在叙事文本内树立了女性叙事权威。这样的策略是对当时流行的男权叙事传统的颠覆，这是文本外的奥斯丁难以达到的。#p#分页标题#e# (三)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话语就是不带引导句的间接引语。作为展示人物思想活动的一种话语类型，在人称和时态上保持与正规的间接引语一致的同时，保留了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成分。它无需叙述者的小说人物之间紧密的联系，既可用于讽刺，也可用来表达肯定的权威。女性作家采用这样的形式，赋予思想聪慧、品性高洁的女性社会的评判者和阐释者的地位，以此树立她们的社会权威，并建立了一种处于作者牢牢控制之中的文本表面结构。这是18世纪女性小说家常用的手法。兰瑟认为，“间接性的议论被表述为或接受为权威的声音，它也就毫无疑问地树立了它所附着的小说人物的权威，由此建立了作者型叙述声音与这个小说人物的共谋关系”［3］82。同时，这些论断因为出自某小说人物之口而变成临时性的东西，也就失去了可声称的绝对真理性［9］。这种非确定的议论和判断通过叙述者和人物的双重声音表达出来。有时，作者强烈地表现出意识形态。比如，第二十七章，当爱德华明确向范妮挑明要娶克劳福德小姐为妻时，范妮感到很痛苦，“她要是认为克劳福德小姐真的配得上他，那就会———噢!那就会大不相同———她就会感到好受得多!可是他没有看清她，给她加了一些她并不具备的优点，而她的缺点却依然存在，但他已视而不见”［7］234－235。奥斯丁极不赞赏克劳福德小姐的品性，对其婚姻观表示不屑。通过这一方式，奥斯丁间接地执行叙事行为，表达叙事立场。有时某一间接表述与其说是小说人物的话，不如说出自叙述者之口。比如范妮被冷落在家，想着埃德蒙和克劳福德小姐骑马的情景，涌出酸楚:“克劳福德先生虽然给吹得为人敦厚，虽然那么会骑马赶车，但却不大懂得这个道理，和埃德蒙比起来，毫无助人为乐的热忱。范妮开始觉得，让这匹马承受这样的双重负担，未免有些残酷。她自己被人遗忘也就罢了，这匹可怜的马还得有人牵挂才行。”［7］60又如，亨利和伯特伦姐妹在从索瑟顿庄园返回的马车里，“都在琢磨，这一天给他们带来的是愉快还是痛苦”［7］95。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舞会上，范妮意识到他(汤姆)不会邀请自己跳舞了，但她生性谦恭，“立即觉得自己不该那样指望”［7］107。另一方面，小说人物的直接话语必须紧紧地依附于自身的感觉、思想和语言。自由间接引语却没有这种局限。在交叉的叙事形式中，奥斯丁不置入她最能引起争论的议论。有关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之论通过这种形式深层地置入小说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作者往往赋予小说中一些道德形象模糊不清的人有关带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活动。例如，在得知托马斯爵士即将从安提瓜岛回来的消息后，“玛丽亚比朱丽亚更为可怜，因为父亲一回来她就得嫁人。父亲最关心她的幸福，回来后就会要她嫁给他原来为了她的幸福而选定的意中人。前景是暗淡的，她只能给它蒙上一层迷雾，希望迷雾消散之后，能出现另一番景象”［7］96。又如，克劳福德小姐“经过实际比较，她毫不含糊地意识到她更喜欢他弟弟。这是很苦恼的事，她为此深感愧疚，不过事已如此。她现在已不想嫁给老大了，甚至不想取悦于他，只不过觉得自己姿色美丽，稍微向他施展几分就行了。他离开曼斯菲尔德这么久，只知道寻欢作乐，遇事从不和她商量，这一清二楚地表明，他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上。她的态度比他的还要冷漠，她相信，即使他这就当上他迟早要当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成为不折不扣的托马斯爵士，她也不愿嫁给他”［7］103。奥斯丁用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者可以参与到小说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构成文本内叙述者和人物的双重声音，留给读者充足的余地对小说人物的思想活动和背后的社会现实进行考察和反思。自由间接引语将总括话语变得机巧偶然，含混不清，不会因为作者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直白评判而授人以柄。这一技巧使得作者型叙述声音和小说人物形成共谋关系，进一步构建了作者的叙事权威。 三、权威与虚构权威 奥斯丁身处的时代，女性小说家的地位经历着戏剧性的起伏。18世纪后半叶，随着出版业、公共图书馆的兴起，作家的身份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作者型叙述声音流行起来并代替了原来的书信体或回忆录等叙述声音。小说家的道德和智能权威正在逐渐形成。然而，女性的话语权威逐渐受到男权社会的挑战。18世纪90年代，“欧洲的知识女性在智能上被视为劣等，政治上被当做危险分子，道德上被看成软弱无能，因此遭到嘲弄讥讽”［3］73。由于女性作者权威承受的权力压力，18世纪末的英国的女性小说家既选择作者型叙述声音，又最大限度地减弱它所能激发的作者权威。与成熟老练的同时代女作家相对照，年轻气盛的奥斯丁在她写的《诺桑觉寺》中一下子抓住了作者型叙事模式的权利，为了构建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采用了18世纪作家对抗文学前辈时那种咄咄逼人又貌似友好的做法［10］。这部小说可能由于冒犯了当时正在走俏的哥特式小说而遭到拒绝出版的厄运，使得奥斯丁汲取教训，调整了叙述声音的范围，在形式上翻新花样。到了19世纪初，鉴于当时女性作家的文学名誉和商业规律的约束，奥斯丁采取“母语”写作策略，即:用有节制的作者型叙述声音，迂回地采用女性的视角来叙述事件，采用自由间接引语叙述方法，逐步构建作者的叙事权威，反映作者的女性观，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反抗，恰如其分地凸显作者在虚构文本以外的历史地位。作为女性作家，奥斯丁“迫于男性主导意识和话语的挤压，必须借助男性主导的写作修辞和社会常规，使自己在挑战男权的过程中不得不又回到本来致力于结构的立场上，从而反倒在无意识中加强了男性大一统的声音”［5］118。这也许是为什么《曼斯菲尔德庄园》给许多读者造成道德说教的假象。 四、结论 奥斯丁巧妙地运用间接的叙事策略来“包容作者权威和女性气质、坚持己见与礼貌得体、激愤郁怒与彬彬有礼之间的矛盾”［3］70。在她后期的小说中，所有的外在作者权威逐渐隐退，而这种叙事态势却通过补偿性文本创作深层次地得以驻留下来。她用女性语言颠覆了男性叙事传统，构建出女性作家的独特叙事权威，也体现了小说的审美价值，开创了间接叙事和含混性叙事的先河。#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