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危机与生态批评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反思终于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生态学”也就成了研究领域里的显学。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Haeckel，1834～1919)首先提出“生态学”这一概念。okoologie这个字是从希腊文“oikos”(生态)派生而来的，“oikos”表示“人和家庭居住场所或环境”的意思。十九世纪中叶，生物学家借用它来表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后来日本学者译为“生态”，即“生存状态”的意思。在英文中，“ecology”(生态学)和“economics”(经济学)的前缀是相同的，均为来源于希腊文“oikos”的eco－。可见，从词源和词义上来说，生态学与经济学、家庭、环境等是密切相关的。［1］18在当时是作为生物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的，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由非生物物质的生命支持系统和不同功能特性的生物体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其中，绿色植物是唯一的生产者，各种动物和人都只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各种生物则是生态系统的分解者，它体现了生态系统内部各种要素的本质联系。但还没有运用到对整个人类生态发展的考察。1921年美国社会学家派克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1971年杰伊•W•弗莱斯特出版《世界原动力》。由此，生态学研究步步走向深化且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 由于生态危机和生态文学的出现，生态批评(Eoccrtiicism)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欧美主要是美国学者所确立。我国学者对这一批评理论的阐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鲁枢元和王诺两位学者。鲁枢元先生认为生态批评应包涵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这三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三个方面。自然生态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社会生态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精神生态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为研究对象。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中，自然生态的破坏必然影响到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状况，而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状况同样对自然生态产生着影响。生态批评对这三个方面都不容忽视，缺一不可。王诺先生认为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是以生态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为指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进行思想文化批判。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了生态的危机，从而促进人类的思想文化变革。”［2］4 生态批评的这一“思想文化批判”的任务和“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的目的正好与英国作家D•H•劳伦斯在其小说中对工业文明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不谋而合。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为独特的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作家，其颇受争议在于其独特，其独特在于写性。他以两性关系作为创作的核心内容，他把自然人性的复归作为拯救因工业文明而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把性行为等同于回归自然，人应当保留自然天性，抗拒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异化，因而其创作具有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心理探索的多重含义。这在他后期创作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得以突出的体现。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冷峻地描写了自然生态的破坏、人性的异化、生命的枯竭，同时也诗意地描写了女主人公康妮在幸存的一方净土———森林(大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在与梅勒斯的和谐性关系中得以“新生”，既揭示了人类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提出了拯救生态危机的策略，体现了劳伦斯对于和谐生态理想的追求及对于现代西方人的生存与前途的思考。 二、生态危机的书写 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开始就这样写到:“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处废墟之中。”［3］1短短两句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工业化社会人类的生存困境，人类的这种生存困境在小说中表现为自然生态的破坏、人性的异化和生命的枯竭。 (一)自然生态的破坏 劳伦斯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作家，对大自然的爱使他在文学作品中大力赞美自然的和谐的具有生命力的美，但也因此而更加痛恨工业文明。因为在他看来，大自然的美渐趋消失，原因就在于工业文明摧毁了森林，摧毁了人类的美好的生存环境，摧毁了和谐的古老的英格兰。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里，康妮与克利福德的生存家园———格拉比肮脏而丑陋。由于煤矿的开采带来了环境的污染，空气不再清新，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在格拉比“看得见特弗沙尔煤矿浓烟滚滚的烟囱，以及远处潮湿朦胧的小山坡上那苦苦挣扎着的特弗尔村。这个矿村几乎挨着猎园的大门开始，极其丑陋地绵延了一英里之长:一排排破烂肮脏的小屋，砖头砌就，黑石板屋顶，见棱见角，凄凉而消沉。”“它的丑陋是难以置信的，索性不去想它。在格拉比郡阴沉的房间里，她可以听见煤矿中筛煤机的嘎嘎声、卷扬机的扑扑声。”“风从那边吹来时———这是常有的事———房子里就充满了大地秽物燃烧后的恶臭的硫磺味。即使没风的日子，空气中也弥漫着一种地下的气味:硫磺、铁、煤或者酸味物质。肮脏的尘埃就连圣诞蔷薇都不放过，黑色的粉沫像末日天空降下的黑露般执著地沾在花草上，”［3］11－12以至于康妮觉得自己生活在地下。劳伦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工业化对煤炭能源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因而一处处煤矿的开采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在矿区，房屋里充满的是恶臭的硫磺味，空气中弥漫的是地下矿物的气味，村舍丑陋、肮脏、凄凉而阴沉。这就是工业化社会里自然生态恶化的现实描写，人类失去了美丽、安宁而舒适的栖身之所。在小说中，只有一方小小的“净土”———猎园中的一片小树林尚未被污染，成了康妮生命复苏、心灵慰藉的唯一的地方。为此，劳伦斯不由得发出悲哀的叹息:“这就是历史。一个英格兰消灭了另一个英格兰。煤矿业曾使这些宅第发财。现在煤矿却又把这些宅第消灭，正如已经把那些农舍消灭了一样。工业的英格兰消灭了农业的英格兰。一种意义消灭了另一种意义。新英格兰消灭旧英格兰。事态的继续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的。”［3］193－194#p#分页标题#e# (二)人的异化 工业文明不仅仅破坏了大自然的美，同样也导致了人的异化。劳伦斯笔下的人的异化现象也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社会里的生态危机之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表征。在工业社会里，没有人能逃过劫难，不管是上层绅士还是下层百姓，不管是老板还是工人，人性中美与善以及生命活力都被工业化大潮席卷一空。下层社会的工人们如同奴隶一样艰难地生存，异化为“怪异的动物”。“当煤炭召唤他们时，他们成千上万地出现，或者他们只是煤缝里钻出怪异动物。另一世界的生物，他们是要素，服务于煤元素，就像钢铁工人是要素，服务于铁元素一样。他们是非人的人，是煤、铁和黏土的灵魂。他们是碳、铁、硅等元素的动物。他们也许具有积分矿物那种奇异的非人之美，有煤的光泽，铁的沉重、忧郁与坚韧，玻璃的透明。他们是矿物世界那怪异变形的元素生物!他们属于煤、铁、黏土，就像鱼儿属于水，虫儿属于朽木一样。他们是分解矿物的生物!”［3］198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人已经不是工人，更不是人，他们成了动物，成了矿物质的元素，成了分解矿物的生物! 人的异化同样体现在工业主克利福德的身上，这是劳伦斯在小说中刻意塑造的一个“阳萎型男人”形象:既没有生命的活力，又狂妄虚伪，代表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象征着濒死的工业文明。克利福德冷酷自私、没有生活热情。战前他早就是一个精神麻痹的人，他所关心的是一切给他带来荣耀的东西。在战争中他因受伤而导致下肢瘫痪，不能直立行走，更重要的是使他失去了性能力。在劳伦斯看来，性是生命活力的体现，性是一种美，克利福德性功能丧失也就是美的丧失，是生命活力的丧失。他不仅仅是生理上异化了，更为严重的是精神上的异化———虚伪自私而又懦弱，成为一个冷酷的没有生活热情的人。他满足不了妻子的性需求，于是把性当作一种肮脏的东西看待;为了继承家业，他希望妻子与血统高贵的男人通奸生一个儿子;他把矿工们视为动物，否定工人人格存在的合理性。他写小说，幻想要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名人;当知道妻子与梅勒斯的关系时只能像女人似地嚎啕大哭，孩子似地扑到女仆身上寻求安慰。在劳伦斯看来，正是工业文明造成了克利福德灵与肉的脱节。也“正是这看似发达的文明造成了人类自我驯服，失去自我的潮流。这股潮流在有产者中漫延开来，他们纷纷运用对机械的知识，对文明的驾驭，创建了一个个庞大而完美的机器体系，其结果却是使自己成了机器的附庸，成了零余人。更有甚者，成了文明时代的暴力产物———战争的牺牲品，失去了男性机能。”［4］因而克利福德正是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异化的典型。 (三)生命的枯竭 工业文明造成了自然生态的破坏，导致了人性的异化，也导致了生命的枯竭。在小说中，克利福德是一个在生命本质上枯竭，没有生命活力的人。而康妮在与克利福德结婚后和认识猎园看守人梅勒斯并与之和谐交合而获得新生之前，生命活力逐渐枯竭而步步向死亡迈近。康妮婚前是一个脸色红润、体格坚实、充满幻想和青春活力的女子，而婚后的康妮则陷入了毫无生机的虚无的生活之中，以至于她在生理上日见枯萎。小说写到:“那本应继续流畅下去的曲线，却平板了起来，而且有点生硬。整个身体仿佛没得到足够的阳光和热量，有点发灰，有点枯萎。”“她身体日渐失去价值，变得沉闷晦暗，现在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物质了。这使她无比沮丧，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什么希望呢?她老了，二十七岁就老了，肉体失去了光彩和活力。”［3］83－84因而她发出了愤恨的呐喊:精神生活!好一个骗人的精神生活!不公平!不公平!27岁就显得老了，皮肤松弛，没有弹性。而精神上也因丈夫的缺乏温情和性能力的失去而深深苦恼。正处在热爱生活，享受生命大好年华的康妮，却与残废的克利福德生活在死气沉沉的拉格比大宅里一点一点地耗尽生命的热能!如果说克利福德是一个因丧失性功能而导致生命本质上的枯竭的“荒原人”，那么，康妮在获得新生之前生命枯竭的直接原因就是来自克利福德性功能的丧失。然而，如果我们再进行因果推导的话，我们发现，康妮的生命的枯竭仍然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使克利福德成了生理和心理的残废，从而也造成了康妮因没有得到而使生命枯竭。 三、生态危机的拯救 其实，劳伦斯在小说开篇中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生态危机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也提出了对生态危机的拯救，即如小说开篇所说的:“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处废墟之中。我们开始建造新的小小生息之地，培育新的小小希望。这是相当艰难的: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现存坦途，但我们绕道而行，或爬过障碍。我们总得活下去，不管天塌下了多少。”［3］1劳伦斯希望在废墟之中“建造新的小小生息之地，培育新的小小希望”其实就是他要拯救生态危机的决心。“绕道而行，或爬过障碍。”就是要独辟蹊径，寻求拯救生态危机的策略。在小说中，劳伦斯对生态危机的拯救策略就是要融入自然，与自然一体，要恢复人类性的生机与活力，即“自然拯救策略”和“性拯救策略”。 (一)“自然拯救策略”———融入自然，与自然一体 融入自然，与自然一体，从自然中获取生命的机能，是劳伦斯拯救生态危机的一个策略，应该说也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思想策略，这一点，劳伦斯与现代生态主义者不谋而合。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美丽的大自然是人类的栖身之地，也是人类心灵得以慰藉的家园。因而劳伦斯在描写工业文明将大自然摧残得肮脏丑陋之时，也不惜笔墨大加赞美未被工业文明侵蚀到的大自然之美及其大自然生命的律动。如在没被污染的森林里，“一阵阵阳光忽暗忽明，奇异地明亮，照亮树林边上榛树下面的燕子草，它们像金叶似的闪着黄光。树林是一片寂静，越来越静，但却不时射下来一阵阵阳光。早生的银莲花已经开放，开得满地都是，一眼望不到边，树林里一片洁白。”［3］103而在霏霏细雨中的树林里，“老橡树环立着，它们那强劲的灰色树干被雨水浸成黑色，圆圆的，充满生命，枝桠张牙舞爪。地上并没有什么细树乱草。银莲花星星点点，有一两丛灌木，说不好是接骨木还是雪球树，还有一堆淡紫色的荆棘，黄褐色的旧年蕨草几乎消失在绿衣下面。也许这就是未被奸污的地方。”［3］114在劳伦斯的笔下，未被奸污的地方自然、宁静而安详，散发出生命的活力，充满了灵气，是人类灵魂复苏、精神升华的圣地。正是这块未被奸污的地方———森林，成为守林人梅勒斯和康妮唯一的精神安慰场所。劳伦斯笔下的梅勒斯是一个“自然人”形象，他仇恨一切文明，为摆脱文明的束缚而置身于森林，在远离尘嚣的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中获得心灵的自由。显然，梅勒斯这一人物形象也体现了伦斯的融入自然，与自然一体，从自然中获取生命的机能这一思想。然而，小说中重点揭示的并不是梅勒斯而是康妮。小说着重揭示的是康妮的新生，因而康妮既是劳伦斯自然拯救策略的主要体现者，同时也是其性拯救策略的主要体现者。在劳伦斯笔下，生命日渐枯竭的康妮经常漫步于树林，“古老的树林散发出忧郁的古代气息，这气息使她感到安慰，这总比外面世界那强烈的麻痹好得多。她喜欢这片残余森林的内向性，喜欢老树那无言的含蓄。老树具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沉默力量，同时又体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存在。”［3］77树林给予了康妮安慰，树林那勃勃生机也传导到康妮身上，使她日渐恢复活力。“大自然不仅能给人类带来慰藉，而且，人在大自然中还能汲取力量，让生命的本能焕发出应有的能量。于是康妮在森林中遇到代表自然、生命、激情与人性的猎场看守人梅勒斯。在工业文明把人类的生命蚕食殆尽的时候，在这块未被奸污的地方，康妮与梅勒斯相互吸引，真诚相爱。”［5］199于是，康妮与自然融为了一体，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与梅勒斯完成了人性最原始的结合，从而再生了一个新的妇人!#p#分页标题#e# (二)“性拯救策略”———恢复性的生机 如果说劳伦斯倡导的人类应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才能获得新生这一拯救策略与生态整体主义拯救策略是不谋而合的话，那么，通过恢复人类性的生机与活力来拯救生态危机则是劳伦斯最为独特的思想。在小说中，康妮的再生除了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日渐苏醒之外，更主要的是她在大自然中与梅勒斯的一次次和谐的，是与梅勒斯的交融使她的生命得以再生!在小说中，劳伦斯以诗意的笔调描写了康妮与梅勒斯的场景及康妮的生命再生过程:“她在他的怀中变小了，娇小而小鸟依人。愤怒之情消失了，她开始在一种奇妙的平静中融化。”“她觉得他象一团欲火，但却是温柔的欲火，她觉得自己正溶化在这火焰之中。”“她心中的恐惧消退了，又敢于心神荡漾了，毫无顾忌。她放胆尽情弛骋，投身于这洪波之中。她仿佛是大海，海中只有那幽暗的波涛，澎湃上升，澎湃上升，形成一个巨浪，于是慢慢地，整个幽暗都动了起来，她是那翻动着黑暗海水的海洋。”“她自己也象波涛一般，越荡越远，离开了肉体，把肉体丢在一种突然而至的温柔、战栗的痉挛之中，她整个生命中的最美妙处触了电，她知道自己触了电，飘飘欲仙，方死方生，她消失了，她出生了:一个妇人!”［3］216－217在这一场面的直抒胸臆的描写中，劳伦斯运用了火焰、大海、波涛等象征意象，这里的火焰是男女两性激情之火，纯洁的爱欲之火，它溶化了一切同时也燃起了温情。而大海、波涛在这里正是高潮的涌动的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形象化的抒写。这种感受就如同生命中最美妙处触了电，而“飘飘欲仙，方死方生”正是康妮在与梅勒斯的性行为中渐渐体验到的性的温柔与美好。而俩人在滂沱大雨中的尽情狂欢更是一种灵与肉的升华，弹奏出生命体验的最强音:一对情人在雨中疯狂地爱着，爱情的火焰在两个人体内燃烧着，灵与肉在和谐地交融着，整个世界成了他们演奏爱的舞台。两人在这里不顾一切地享受着性和爱的欢乐，用全部身心去体验，迷醉于自然的野性的劲舞，似乎超越了环境，超越了世界!纯洁和谐的，使人们忘却了一切的烦恼，使人超然脱俗。正是这种的力量，使康妮摆脱了性的压抑，激发了对完美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正是在这诗意盎然的中，康妮那枯竭的生命得到了复活。［6］ 劳伦斯对的富有诗意的描写，将恢复性的生机视为拯救濒临死亡的生命的途径之一，体现了他对性的独特的推崇。劳伦斯认为，“性是人生之强大、有益和必须的刺激物，每当我们感到它象阳光一样温暖而自然地流遍全身，我们会很感激的。”［7］342他认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性不是传统的道德观念所说的那样丑恶、淫秽，而是美的和可爱的，是一切美、爱与生命的基础，性与美同在。从而在观念上第一次将性从传统认为性是污秽这样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为此，在小说中劳伦斯将赋予诗性，赋予使生命重生的能量。每一次都是康妮灵魂复苏的一付催化剂，在体验的过程中，康妮压抑已久的性得以复苏，枯竭的精神得以复苏，从而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康妮，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妇人!为此，劳伦斯笔下的一系列的描写便有了其之外的另一层深意，即体现了劳伦斯关于使人的生命复苏从而可以拯救人的灵魂、拯救衰竭了的社会这样一种独特的观念。［6］ 四、结语 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是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8］4“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的生存论关系之上，人不是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内，自然是人类之家，而人则是自然的一员。”［9］即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和其他物种一样，都是这个相互依赖的系统中的有机构成要素。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生命的生存及其生存的质量，既依赖于其生存的物理环境又依赖于它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因而生态之美也就在于生态和谐之美。由是观之，劳伦斯的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对生态危机的“自然拯救策略”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的生存论关系之上，人类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才能得到精神的平衡和心灵的慰藉。而“性拯救策略”则是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衡，在小说中，康妮与克利福德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既没有生理上的欲也没有精神上的爱，而在与梅勒斯的关系中，既有精神上的爱又有生理上的欲的满足，正是在这种平衡关系中，康妮才能最终获得了新生。当然，劳伦斯过度地强调了性拯救策略，认为只有性的和谐才能拯救康妮，才能拯救英格兰，才能拯救整个因工业文明而衰微了的现代世界，这难免有失偏颇。或许，这就是劳伦斯所说的要“绕道而行”去“建造新的小小栖身之地”和“培育新的小小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