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从生态的角度来阅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形成了生态批评这一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 叶芝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2］。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审视叶芝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其中并没有特意去揭示现代工业文明对大自然原始生态的破坏，但叶芝在借助文学突显爱尔兰文化身份并推动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的途路中，通过后殖民“反写”和“反叙述”，描绘了爱尔兰乡野自然景观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表现了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维形态，突出了爱尔兰的多元文化构成。这些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透露出了人们的家园意识和对理想的生存状态的追求，对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以及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等鲜明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爱尔兰的自然环境与人们的生存状态 叶芝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明显的地域感。在斯来沟、都柏林、伦敦等地理空间中，叶芝主要以爱尔兰西部特别是斯来沟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爱尔兰西部由于交通不便，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蚀，美丽的大自然幽居其间有着独特的魅力。叶芝童年时代徜徉于斯来沟的山梁水泊间，迷人的风光让其流连忘返，多年之后魂牵梦绕的也是这里美丽的田园景色。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培养了叶芝对自然世界和荒野的热爱，他的创作中设置了很多自然意象。在《因尼斯弗里弗岛》、《乌辛的漫游》、《被拐走的孩子》、《梦想仙境的人》、《快乐的乡镇》、《心愿之乡》、《库勒的野天鹅》、《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庄园，1929》、《漫游的安格斯之歌》等作品中，他写到了本布尔本山、斯利什森林、罗西斯角、吉尔湖、克瑙克纳瑞、库勒庄园、壮姆克利夫等斯来沟附近熟悉的风景名胜，涉及到大海、沙滩、森林、草地、山脊、幽谷、小溪、瀑布、湖泊、沼泽等荒野和自然景色，大量使用玫瑰、芦苇、榛树、槲寄生、天鹅、猎鹰、鲑鱼、雄鹿等动植物的自然意象，体现了爱尔兰人与自然和谐无间的相处方式。 宁静简朴的大自然是西部爱尔兰人和叶芝的精神家园。作为“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叶芝的创作体现了他对自然之美的细腻把握，对原始自然的真挚爱恋。叶芝开始创作是以这里的人们作为假想的读者群。最后选择安息之地时，他在遗嘱性的诗篇《本布尔本山》中这样说：“寸草不生的本布尔本山下／壮姆克利福的教会墓地里叶芝长眠。”叶芝的创作很少描写工业化程度较高、商业气息较浓的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基尔代尔等爱尔兰东北部的城市生活，因为他们大多完全英国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严重疏离。 在叶芝眼中爱尔兰的农耕文明是原始、高贵、淳朴和和谐的，它哺育了生活在爱尔兰的各个阶层的人物。但叶芝宣称：“有三类人创造了所有美好的物事：贵族创造了美好的仪容，因为他们位高，所以居于生活的恐惧之上；村夫创造了美好的故事和信仰，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不会患得患失；艺术家创造了所有的美，因为上帝使他们无忧无虑。”［3］ 叶芝认为贵族具有良好的血统，纯真的礼仪，富有教养、温文尔雅，代表着文明、谦逊、自制和优雅，“象征着思想的延续、行为的准则和文化的历史”［4］。只有贵族才能真正欣赏美的事物，创造、赞助和保护艺术品，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产生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绵羊牧人与山羊牧人》、《纪念伊娃•郭尔－布斯和康•马尔凯维奇》等诗歌中，叶芝对贵族作了热烈的赞颂。 叶芝在一生中常常提醒自己是艺术家的儿子。“诗和雕塑的存在是为了保持我们的激情不死。”［5］他曾致信格雷戈里夫人：“我在爱尔兰的使命是为趣味，而不是为任何特定的宣传服务。”［5］在《天青石雕》中，叶芝认为艺术世界永恒而纯粹，政治却转瞬即逝，主张用艺术来陶冶民众，恢复古老的文明。在《王宫门口》中，主人公认为诗歌和诗人在国民生活中具有着崇高地位的传统要延续下去，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叶芝深知，伟大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可以创造民族性格，心灵只有从伟大的艺术品中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价值。 爱尔兰西部是爱尔兰最富民族特色的地区，也是苦难深重和经济极度贫困的地区。在叶芝的笔下，爱尔兰西部的民众是“善良古老的族群”，“拥有烈火生出的情感”［6］，有着想象的天赋和浪漫的气质；他们喜欢讲故事，大多能言善辩，口若悬河；他们天性纯朴乐观，音乐和舞蹈牢牢扎根于其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心灵单纯，到处浪游，见多识广……叶芝的作品中涉及到很多底层人物，如乞丐、傻瓜、隐士、小丑、浪人、农夫、渔人、疯子等，“这些贫困的乡间男女的信仰和情感比我这些有学问的人更接近古老的希腊世界。”［6］他们在自然状态下按自然法则生活，身心健康、朴实自然、天性顺畅、热爱自由、人格独立、生活在自然的怀抱中，是卢梭《爱弥儿》中所说的未经文明玷污的“自然人”。他们是爱尔兰国民性格的体现者，代表了爱尔兰社会的无字传统。叶芝常用他们来做自己的“面具”，希望自己和爱尔兰人从这些人物身上继承和发展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 在叶芝的创作中，贵族、艺术家和普通民众这三类人在爱尔兰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的生活不以生计为意，不是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纯粹是为了追求创造的快乐。他们物质生活非常简单，接近自然，不破坏生态平衡，在平凡、简朴、单纯、宁静的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在英国人的头脑中，无形的等级制度被有形的地理方位空间化了，爱尔兰的景色是蛮荒的、无意义的，爱尔兰人是低人一等的。但叶芝却通过爱尔兰的自然景物、贵族人士、底层民众和艺术家证明了父亲经常向他灌输的观念：“较诸英格兰，爱尔兰品格之优越不仅在于风景和气候，而且在于言谈举止、艺术家气质和绅士风度。”［5］叶芝笔下的三类人不再是处于蛮荒之地需要教化的人类，其笔下的自然风光和底层人物体现了他对诗意的生存方式和理想人格的看法。所以叶芝对田园牧歌式的乡间伦理的礼赞和“对现代城市描写的规避恰恰反映了他对现代社会的失望和逃避。”［7］#p#分页标题#e# 二、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和思维形态 宗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尔兰西部荒野这一独特的地理空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形成了爱尔兰人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思维形态。在长时间收集、整理和发掘爱尔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叶芝发现“爱尔兰人似乎比英国人更接近神话时代。”［8］尽管公元432年圣帕特里克就来到爱尔兰传播基督教，后来英国殖民者又带来了国教或新教，但很多爱尔兰人都相信古老的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宗教。因为“凯尔特人是自然崇拜者，他们崇拜天空、星辰、大地、丘陵、高山、森林和林中空地，甚至对某些树木、河流、湖泊、大海以及象征力量的动物也进行崇拜。”［9］凯尔特宗教和神话中有众神之母妲娜、黑暗之神弗莫伦、生命和光明之神丹岸、太阳神卢赫、美丽女神奈芙、风神希、水之精灵克露丝•纳•贝尔等。在这些神话中自然在爱尔兰的宗教中被主体化和人格化了。 爱尔兰人都保有了一份“灵视的天赋”［10］。凯尔特的自然崇拜使爱尔兰人大多对超自然世界、神秘学说和现象有着特殊的兴趣，对无形世界充满着向往，对异教色彩的着迷更甚于正统的天主教信仰，相信鬼怪和精灵等魔幻玄妙的事物。他们大多是自然天成的神秘家，具有超常的预感和遥感能力。凯尔特人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观察和表现世界的独特方式，其中的超自然主义、异教自然崇拜等被看成是非理性的，其重视感觉和想象与机械简化的英国工具理性截然不同，因而被现代知识体系排除在外。通过复兴凯尔特的神话和传说，通过连接遥远的蛮荒时代的气息，叶芝在探寻比欧洲教会更古老的信仰传统，爱尔兰古老的诸神又回到了大地，爱尔兰的大自然和民众从被人任意处置和蹂躏变得又重新充满了神性。 叶芝对爱尔兰泛神论宗教信仰的标举其目的是要批判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无所不在、支配一切的近性主义。叶芝早年深受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然而他很快发现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生命的解释实际上是“对生命的机械简化”，只是“灰色真理”。在理性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以工业化、商业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形式以英国为代表，这是一种城市的、无机的、逻辑的和僵死的文明，拒斥精神、想象和情感，是粗俗、善变、浅薄和物欲的体现。由于长期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教条的自然科学和物欲性的理性主义不仅使得爱尔兰的自然被祛魅，同时也对爱尔兰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柏林有资产的市民们庸庸碌碌地活着，整日沉溺于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泥淖中，国家、民族、艺术和美与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在《一九一三年九月》、《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凯瑟琳伯爵小姐》、《再度降临》等作品中叶芝对爱尔兰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和处事方式甚至影响到了爱尔兰的政治生活。在《天青石雕》、《没有第二个特洛伊》、《凯瑟琳女伯爵》、《好让夜晚到来》等作品说明叶芝反对急功近利式的暴力革命，因为这样的革命方式最后会像《伟大的日子》和《帕内尔》等作品中所表明的那样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为了批判理性权威和科学崇拜，叶芝终身都对心灵研究和神秘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曾宣称“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通神论者”［11］。神秘主义的活动让他明白“真理不可能被发现，只可能被启示”［12］。在《魔法》中，叶芝道出了自己从事神秘主义活动的原因：“我相信三条教义———我想它们是从早先的时代传下来的，并且几乎是所有巫术实践的基础。这三条教义是：（1）我们心灵的边界是游移不定的，众多心灵似乎能互相交流并创造或揭示出一个单一的心灵，一个单一的能量。（2）我们记忆的边界也是游移不定的，而且我们的记忆是一个大记忆———自然本身之记忆的一部分。（3）这个大记忆和大心灵可以通过象征符号被召唤出来。”［3］ 叶芝一生神秘主义探索和实践的总结是《幻象》一书。《幻象》是“神话学的意象库”，体现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和历史的“经验的格式排列”。［5］《幻象》“创造了一种新宗教，几乎是个永不失效的诗歌传统的教会，其中有一大堆故事、人物、感情，与他们最初的表现不可分割，由诗人和画家在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某种帮助下一代代传下来。”［13］它给叶芝的诗歌和戏剧提供了宏大的参照背景，帮助叶芝把握现实和真理，赋予他的创作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象征符号，企图激发起人类的大记忆，唤起和揭示整个宇宙和人类的奥秘，以建立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叶芝中晚期的《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塔堡》、《旋梯及其他》、《最后的诗》等诗集中很多诗歌都与《幻象》中的思想体系有关。通过神秘主义来理解宇宙、揭示真理，体现了叶芝和爱尔兰不同于工具理性的思维形态。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在马克斯•韦伯等提出对自然“祛魅”的思想之后，叶芝却要通过复兴泛神论宗教和自创宗教的方式接引古老的爱尔兰诸神回归大地，用万物有灵论来恢复大自然的神性和魅惑，以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三、作家创作的系统性与爱尔兰文化的构成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自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时代始，受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机械论逻辑的影响，处于支配地位的一直是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浪漫主义继承的仍然是这样的文化传统，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叶芝的创作一直努力保持对立性，认为对立是一种强有力的文化态度，为此他从不放弃对立，但是文化和文学中的尖锐对立和割裂一直困扰着叶芝，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芝感觉到“世界现在不过是一堆残存的碎片”［8］，“在我们的诗歌里，对断片式的美感或分裂的思想的吸收，已经剥夺了我们将巨大的材料塑造成型的能力”［3］。 阅读了赫拉克利特、但丁、布莱克、柯勒律治、巴尔扎克等人的哲学和文学作品后，他认识到事物在对抗和动态中是可以获得平衡、和谐和统一的，认为“艺术的高贵存在于对立面的中和”［3］。叶芝的一生都在自我怀疑、自我追问、自我争吵，但各种对立和异质因素在叶芝的创作中实现了存在的统一。其对立统一被罗森塔尔称之为“人的双重意识原则”，韦勒克说叶芝“总是力求调和对立者”，用“想象力克服了共相对殊相的二分法”［14］。“真正的辩证法，派生的黑格尔学说，渗透着他的艺术理论”［14］。#p#分页标题#e# 在《假如我二十四岁》中叶芝说：“我曾经有三个兴趣：文学、哲学和对民族的信仰。”［8］在三个兴趣中，叶芝不以其一限制另一，故三个兴趣能够被锤炼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从1900年起叶芝开始不懈追求统一和秩序，致力于“心灵的重新整合”，将各种矛盾对立的“思想锤炼成一个统一体”［8］。为了让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叶芝经常写一些具有对照作用的诗篇。如《快乐的牧羊人之歌》与《悲哀的牧人》，《和平的玫瑰》和《战斗的玫瑰》，《一个男人的青年和老年》与《一个女人的青年和老年》等，运用面具将生活与自我的不同侧面在诗歌中比较完整地表现出来。通过一生的努力和不断的探索，叶芝的创作中灵与肉、生与死、美与丑、爱与恨、青年和老年、精神与物质、野兽和人类、伟大与渺小、艺术与生活、理想与现实、暴力与秩序、贵族与民众、理智与情感、天主教的爱尔兰与新教的爱尔兰等因素得到了对立的统一。叶芝特别注意整体的统一和完整，注意秩序和和谐，使他的创作具有了独特的系统性。“叶芝反复使用成套的主导意象，它们将短小的、次要的、互不相关的作品联成一体，形成更大的体系，……具有了史诗的性质。”［15］他的创作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就好像其中的根、茎、叶、花、实。“没有对他早期作品的研究和鉴赏，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真正地欣赏他的晚期作品；而晚期作品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早期作品，使我们看见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美和重要意义。”［16］ 叶芝还将他对诗歌和文学的理解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从1920年开始，为写作《幻象》，叶芝阅读了柏拉图、阿奎那、维柯、贝克莱、柏克、尼采等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大量的哲学、美学和心理学著作，其思想体系中有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印度教、犹太教、新柏拉图主义、古希腊和埃及的多神崇拜、斯威登堡和布莱克的契合理论等多种渊源。叶芝自述《幻象》的创作目的为：“我渴望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解放我的想象力，让它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并使它所创造出来或将创造出来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12］利用这一思想系统，叶芝企求能像古希腊人、但丁、巴尔扎克一样具有综合性的思考和创作能力。 《幻象》标志着叶芝信仰和象征体系的完成。在这个大体系中，作家既是一个孤独的人，同时又代表着一群人，从而与爱尔兰人甚至整个宇宙融为一体。由《幻象》可以看到叶芝对理想的文化生态的看法。叶芝的创作从凯尔特神话和民间传说开始，逐步吸纳天主教民族派、新教统一派、英国的传统文化、欧洲和东方等其他的文化资源，叶芝的象征体系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象征体系帮助叶芝规范其思想，帮助叶芝整理其经验，但是这样的思想也是叶芝以一种体系化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充分尊重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其在破碎中构建整一的努力体现了叶芝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他所持的多元文化并存融汇的思想与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整体主义是暗合的。“生态整体主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以人类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认为生态系统是由一切生物群落及其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动态的平衡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生物群落和它共同生存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彼此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17］在长时间收集、整理和发掘爱尔兰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他发现爱尔兰有一个比英伦传统更为历史悠久的一个“大记忆”库。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大记忆或世界灵魂主要以传统的凯尔特以自然为基础的泛神论为基础的。在叶芝对大记忆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大自然具有思想和灵性，体现了人类群体与自然和大地之间的联系。利奥波德、罗尔斯顿、拉夫洛克等生态学家所提倡的生态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重视每一个方面在大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是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础。叶芝对“大记忆”的看法和对多元文化的吸纳说明叶芝的创作无意间完成了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哲学向注重整体的当代存在论哲学的转型，从人类中心向生态整体的转型。 后殖民理论家艾伦•劳森认为：“民族身份是身份政治的一种形式：它被表达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一种反抗策略。”［17］在后殖民的反写中叶芝颠覆了英国人的文化贬损，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实现了用文学来统一爱尔兰的宏大愿望。通过叶芝等一代又一代爱尔兰文化人多年的努力，爱尔兰的自然环境、爱尔兰的民众、爱尔兰的文化等“缺场的在场”逐步走向了真正的在场，“爱尔兰的统一、自由、自给自足和自主自立，使用自己的语言，将古老的基督教盖尔文化的财富奉献给世界”［18］等共和理想到本世纪初基本上都已实现，爱尔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凯尔特之虎”在欧洲大展神威。叶芝们的政治遗产和生态遗产缔造了现代爱尔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叶芝在构建民族身份时仿佛“在爱尔兰所做的是恢复社区的意识。”［2］但从当代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待叶芝的后殖民创作和爱尔兰文艺复兴，可以看到叶芝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希望能将物质、技术、功利统治下的人类拯救出来，对于经历过19世纪40年代等生态灾难的爱尔兰人来说，这种反思为当代世界的生态文化建设和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积极的启示意义，体现了爱尔兰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一种伦理焦虑。当然，叶芝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批评家和生态文学家，他的生态伦理思想是零散的而不是系统性的。叶芝的创作也告诉读者，生态问题与种族和阶级问题总是息息相关的，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控制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对其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