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何镇邦
完颜海瑞的长篇历史小说《归去来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不仅比他前些年一部反映明代宫廷一段反腐故事的历史小说《天子娇客》前进了一大步,具有更高的思想艺术境界,而且在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中,是一部在思想艺术上均有新突破,其创作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的重要作品。中华历史观与民本思想正确的历史观既是观察历史与书写历史的万能钥匙,也是一部历史小说的灵魂和决定历史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关键。因此,考察一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往往首先考察其历史观正确与否。我们看到,完颜海瑞的这一部为清代康熙中早期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收复台湾的历史小说,其历史观是正确的,他是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和表现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塑造一系列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的。首先,他用大中华的历史观来观察和表现康熙派施琅专征台湾,终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
明末清初,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满族入关入主中原,从山海关到北京以至江南,一路杀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均使满汉矛盾激化,此时,郑成功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抗击南下的清兵,曾经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后来又移师台湾,把被荷兰殖民者盘踞的台湾宝岛收回。仅此两桩壮举,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称郑家军为正义之师,丝毫不为过。但是,在郑成功病故台湾之后,其继承者郑经就毫无功业可言,其孙郑克土爽更是成了被人操纵的昏庸的傀儡,在其小朝廷中,刘国轩专横跋扈,冯锡范卑鄙无耻,政令日非,民不聊生,台湾成了孤悬海外的一个非邦非国的孤岛。而满人入关之后,在经历了一段杀伐稳定局面之后,顺治帝福临即提出“满汉一体”的主张,中原渐趋平稳;尤其是在康熙帝玄烨即位亲政之后,诛鳌拜,平三藩,中原渐显现盛世之象,这时,他提出收复台湾,统一全国,是顺应民心的爱国之举。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和刘国轩同为郑成功之部将,后来降清,其家二十多口被郑成功指使刘国轩所杀。但归降之后,也不为康熙重用,被调至康熙身边任内大臣十三年,直至福建总督姚启圣再三奏请委任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以便征剿台湾被康熙恩准,施琅才得以施展其抱负。对于施琅先是降清后来又奉旨专征,剿抚并举,收复台湾一事,史家向来有所争议。如果按照以汉民族为正统的史观来看,对施琅的行为有所争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若按照所作所为就是无可非议的了。
《归去来兮》的作者完颜海瑞在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用一种大中华的历史观来观察和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刻画施琅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写他如何带着复仇的目的到福建就任水师提督,又写他在取得专权之后,尤其在澎湖海战取得胜利之后,如何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性命财产,改征为抚,冒着性命危险到台湾岛上劝降,终于用征抚并用的办法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以为,作者在这儿所采用的大中华历史观是一种正确的唯物史观,它保证对施琅奉旨专征收复台湾这一历史事件的作为和施琅这一历史人物的形象创造取得成功。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在描述施琅奉旨专征收复台湾这一历史事件中,还处处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民本思想。这种民本思想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轲早就提倡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近民而为天子。”(见《孟子•尽心下》)这种“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成了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或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一种可贵的政治理想,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归去来兮》开卷第一章写沿海以腊姑和周元生为代表的渔民越过“界墙”下海打鱼遭受官兵镇压的场面,表现出对由于“战事不息”而遭受自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直到广东五省筑成的界墙禁鱼之苦的渔民的莫大的同情,后来又为周元生(周伯)与腊姑参加施琅出征台湾的水军发挥重大作用,周元生甚至在澎湖海战中壮烈牺牲。这些描写都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民本思想。小说中写施琅在颇为壮观的澎湖海战获胜之后,为了避免百姓遭受战火之苦,暂停进军台湾,改征为抚,下大力量和冒风险到台湾去招抚刘国轩等,也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民本思想。
而最为重要的一笔,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场面是第十四章第五节精心描写的一个场面:在澎湖大败刘国轩的水师精锐之后,施琅冒险登上台湾岛直达刘国轩府上劝降,当施刘在客厅上唇枪舌剑进行辩论接近尾声之际,被刘国轩绑架至台湾囚禁于密室后来被施琅原来的老仆“施福”救出的施琅义子施世骓、女儿施世秀化装为刺客潜入刘府客厅,欲行刺刘国轩,结果世骓被其亲生父亲刘国轩手刃,世秀也随之自杀殉情。在施琅劝降刘国轩大功告成之际,却发生了如此人生悲剧,其中意蕴颇为耐人寻味。看来,施琅在政治上是成功了,但是却丧失了义子和爱女,他在人性上和良心上将长受责备。从这个情节的设置和这个场面的描写中,似乎闪耀着更多人性的光辉,当然也以更深的层次表现了作者贯穿于全书的民本思想。关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成了衡量一部历史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标尺。检视近三十年来林林总总的历史小说,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不尊重历史真实的。要如或戏说历史,随意编造,或打着“新历史主义”的旗号,用一些史料片断来表现和诠释自己的观念,有的甚至不惜把历史现代化。这种作品,其创作态度是不严肃的,当然不足取。而另外一些历史小说,名为小说,实则历史资料而已,它们过于拘泥于史实,不敢进行合理的虚构和艺术想像,只是把一些史料加以拼接和堆砌,没有进行从历史到文学的艺术转化,这种作品当然也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何谓历史真实?就历史小说而言,历史真实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某些言行的真实,更重要的是某一种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即文化的真实。在这方面,我同意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的如下的表述:“所谓历史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1、典章制度的真实;2、风俗民情的真实;3、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见《让历史复活》一文,《〈张居政〉》评论集第26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从历史真实方面来考察,《归去来兮》也称得上是一部创作态度严肃、艺术质量上乘的历史小说佳作。小说所描述的主要历史事件和描写的主要历史人物都是有史有据的。康熙二十二年前这场从姚启圣奏请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拉开收复台湾、统一全国这一事件的序幕,到施琅征抚并用,收复台湾全岛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康熙递呈《恭陈台湾弃留疏》获得欣然允奏,这场长达数年的斗争画上完满的句号,整个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和大的关节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小说中所写到的一些主要历史人物康熙、施琅、姚启圣、刘国轩等等,也是于史有据,符合历史人物的原貌的;小说中一些虚构人物,如刘国轩安排在施琅身边的潜谍许杰(施福),施琅的义子世骓和爱女世秀,渔民腊姑、周伯(周元生),姚启圣的义女戴鸣凤等等,其言行,其思维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p#分页标题#e#
而更重要的,《归去来兮》的历史真实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典章制度的真实。小说中,举凡写到清初的典章制度,服饰礼仪,以至像皇帝诏书的语气,青年康熙每日的行止(早上寅时便起,雷打不动地坚持做完听政前的两件事……)朝会对群臣应答的语气,等等,都是中规中矩,经得起查考的。其次,风俗民情的真实。读此小说时,我心中常常感到诧异,完颜海瑞系金人之后,出生成长于江淮之间,可是一写到小说主要的生活场景闽南一带,从风俗民情到闽南方言之神韵,均跃然纸上。且不说闽南功夫茶冲泡技术的描写,闽南四时八节民俗的演绎,即使是作者所不熟悉的闽南方言,在其叙述中也隐约可以感受到其神韵。这可能是作者认真搜集和钻研有关典章资料神游于其中之故。而这一切有关闽南风俗民情的描写,又增强了小说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历史真实性。再次,文化的真实。这首先是人物思维的真实。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施琅、刘国轩、姚启圣等,他们的思维信和言行既是性格化的,也是符合其历史真实的,绝无将其现代化之弊病。而读第十三章第二节施琅在澎湖海战之后为祭奠阵亡将士而用三天时间草拟的《祭澎湖阵亡将士赋文》一文时,其文辞,其情感,都是符合其历史真实的。做到这一点,尤其不容易。至此,可以说,《归去来兮》的确是一部在历史真实上形神兼备的上乘之作。戏剧化的冲突与引人入胜的情节用正确的历史观观察历史,梳理史料,追求历史的真实,尤其是营造形神兼备的历史氛围和文化的真实,这只是一部历史小说成功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善于把史料转化为文学形象,把历史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才能成功地创作出文质兼优的历史小说。
完颜海瑞既是位有经验的作家,更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在剧本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处理康熙派施琅专征台湾这一重大历史题材时,就显得游刃有余,善于处理各种层次矛盾冲突,并把它们戏剧化,从而编织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把小说写得既好读又耐读。在康熙接受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委派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专征台湾这一事件中,以康熙为首的清廷(中央政权)同以郑成功之孙郑克土爽为傀儡的孤悬海外非邦非国的政权,是一对矛盾,它们中的一方面要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大业,一方却想维续盘踞台湾,苟延残喘。全书就是围绕这一主矛盾并以它为矛盾冲突的主线展开的。而在清廷这一方,其矛盾也是层层存在并且错综复杂的。我们看到,完颜海瑞善于展开这一层层的矛盾并组织好其戏剧化的冲突,从而构成相当引人入胜的情节。康熙同施琅之间,一方面是对他的信任,以瀛台赐宴派施琅到福建任职到委以专征重任,都表明对施琅的信任,可施琅毕竟曾是郑成功的部将,降清之后,曾被康熙调任为内大臣十三年,不让他到福建前线施展抱负,派他到福建任水师提督之后,又将其家属大小百余口留在北京,这一切又表现对他的不放心。康熙与福建总督姚启圣之间,也有既信任又不放心的矛盾,加上姚性格倔强,常有不顺应帝意之处,故最后落了个悲剧下场。施琅与姚启圣之间,既有感激其推荐之恩的一面,但施到福建任职之后,施与姚之间在出兵台湾的时间、路线等方面意见又常常相左,矛盾也愈演愈烈。
故在澎湖海战大捷尤其到台湾抛抚之后,施琅在呈送康熙的奏章中,一方面表彰姚的功劳,一方面又给姚下线子。至于施琅与原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的矛盾,同他的世仇刘国轩的矛盾,更是处处可见了。在台湾方面,刘国轩同郑克土爽的岳父忠诚伯冯锡范的矛盾,也是很深的,尤其是刘国轩在澎湖战败逃回台湾岛后,冯锡范曾密谋挟持郑克土爽等逃离台湾宝岛,或同荷兰相勾结,刘国轩同冯锡范等的矛盾就显得更尖锐更表面化了。完颜海瑞正是根据上述梳理出的层层矛盾来巧妙安排小说的情节的,于是必然形成既冲突尖锐紧张而又富于戏剧性这一特色。康熙以至姚启圣、施琅对台湾的策略是征抚并举,姚启圣在福建总督的任上,多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做刘国轩等人的招抚劝降工作,派了大量特工人员曾在台湾活动;而台湾方面当然也在姚启圣、施琅身边安排他们的潜谍搜集情报,于是便形成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刘国轩早在十几年前就派他的亲随侍卫许杰潜藏在施琅身边作为线报,此人成了施琅身边的一名侍仆,化名施福。“由于他的忠勇,几次为施琅排除险情,为人又诚厚朴实,寡言少语,深得施琅和施夫人的器重和喜欢”,也得到世骓、世秀的爱戴。十多年中,他向台湾发出不少情报,但他的潜谍身份一点不露痕迹。直到施福突然接到密谕令他除掉施琅时,一向冷峻果决的他此时踌躇彷徨了。一方面他绝对忠诚于郑氏和刘国轩,执行密令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一来施琅一家对他如同亲人,无形中已把他融入这个和睦亲善的大家庭,使他对施琅及其一家老小产生了一份亲情,二来随施琅到福建后又亲身感受到百姓盼团圆、渴望祖国统一的民心,如果杀了施琅,将会推迟台湾回归祖国的时间。于是,他在下了毒后,又在杯下压着写有“剧毒”二字的纸条,然后逃之夭夭,辗转安南、吕宋,逃回台湾,逃入白云寺,成了伪装的慧明法师。后来从他儿子处得知世骓、世秀被绑架台湾承天府囚于密室,又想尽办法把他们放出来。小说中的这一情节安排,可谓一波三折,既曲折动人,又巧妙自然,颇能体现作者在“后记”中提出的“以史为鉴,以情为纲”的创作准则。其它,如施琅将刘国轩失踪的儿子刘思明收为义子,改名施世骓,从小对其进行仇刘教育,准备用刘国轩亲儿子的手杀其亲父,后来世骓与世秀相爱,二人跟随施琅到福建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绑架至台湾,又被化名施福的许杰救出,最后在施琅到刘国轩府上劝降之时,双双死于刘府厅堂上。还有姚启圣收为义女的民女戴鸣凤作为医官入伍,随施琅大军到台湾寻夫的经历。这些情节安排,都富于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不仅体现了“以情为纲”的创作准则,也大大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当然,由于追求情节的戏剧性,有些地方情节显得过于巧,只注意了偶然的巧合,而忽略了必然的逻辑性,这也是不足取的。如第七章写施琅携世骠、世骓、世秀、鸣凤由铜山到汀州石门寨探望刘国轩的母亲,在佛堂拜会刘母时,几个刺客斗法,扑朔迷离,就显得过于巧。形象塑造小议人物形象的创造仍然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是否成功地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也是衡量一部历史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重要标尺之一。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创造,其难度就在于既要忠实于历史人物原型,又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实现由历史到艺术的转化。我们看到,完颜海瑞在《归去来兮》中集中笔墨所刻画的几个主要历史人物如施琅、姚启圣、刘国轩等,都是既忠实于历史人物原型,又根据作者的审美理想进行艺术创造,成功地进行艺术转化的艺术形象。施琅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墨较多精心刻画的一个艺术形象。看得出来,作者就能够找到的史料对这个人物的历史原型做了深入的研究,因而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施琅的形象是鲜活生动的,性格是复杂的,作者不仅从他同康熙、姚启圣、刘国轩等人的关系中(也就是矛盾中)写出施琅性格的多个侧面,也从他收养刘国轩遗失的儿子刘思明,准备把他培养成杀其亲父刘国轩的杀手这一点上看出他工于心计和用心狠毒,当然也写出他熟悉海战以及在澎湖海战中的英勇气慨和在大战之后作文悼念阵亡将士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兵之情……但我以为,作者在塑造施琅这一艺术形象时,其最突出的成就是注意写出施琅从为报私仇而要求征台到最后为了生灵免于涂炭,老百姓不再受战火之苦而毅然在澎湖海战胜利后不乘胜追击,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台湾岛去招抚刘国轩,这个由私到公的转变,使施琅的品格得到提升,形象也大放光彩。#p#分页标题#e#
姚启圣也是作者着力刻画而且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在他出任福建总督期间,致力于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大业,可以说倾其家财和全部心血。他不仅献出全部家资,长期实行征抚并举等政策,对台湾郑氏政权的大小官员做了大量招抚工作,而且屡次上表康熙力荐施琅接替万正色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当康熙恩准以后,他虽然在出兵时间和路线上同施琅有所分歧和争论,甚至后来康熙准予施琅专征台湾之后,仍然为施琅的出征和出征之后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从这些方面表现出姚启圣对收复台湾统一祖国大业可谓鞠躬尽瘁。但是,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形象时,也写出他性格倔强和不懂海战却固执坚持已见,尤其是他不懂得迎合康熙最后落了个悲剧下场。看来,姚启圣的悲愤性格及其悲愤命运又有一种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读者。刘国轩是作者小说中着意刻画的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作为郑成功当年的部将,他忠诚于郑氏三代,尤其是到了郑克土爽执政时代,他大权独揽,成了支撑郑氏政权的擎天一柱。因此,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台湾郑氏政权的安危和去向。在性格上,他有专横残暴的一面:当年,他曾奉命杀了降清的施琅一家二十余口;后来又不讲情面地杀了准备偷渡回大陆投降清廷的侄子刘诚信,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杀人魔王的印象。
但是,他又是一个孝子,对于留在家乡汀州石门寨的老母,他时时不忘行孝,在杀了侄子之后,还修书派人带回大陆向老母解释认罪。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孝心,在他于澎湖海战兵败逃回台湾之后,才拒绝葡萄牙人鲍什莱的引诱,阻止冯锡范准备挟郑克土爽等外逃吕宋岛,最后在施琅的劝抚下,归顺清廷,让台湾回归祖国,也免去了老百姓的一场战争之灾。刘国轩这样做,在他的性格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而最后这一笔,也使刘国轩的形象趋于完整并站立起来了。除了施琅、姚启圣、刘国轩这三个主要人物外,青年康熙、大臣李光地,颇有神秘色彩的施福(许杰),节烈的世秀,渔民腊姑和周伯,还有着墨不多的刘国轩老母以及诗人纳兰性德等等,形象也都是鲜活的,给读者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除了以上论及的几个方面外,完颜海瑞在这部小说中的叙述语言也是值得称道的。
他在有着典雅然而相当流畅的叙述中,既有像澎湖海战那种金戈铁马壮观的海战场面的描绘,又有相当多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的描述,而更多的是爱国情、亲人情和朋友情的抒写,这一切,构成一部多种旋律交错节奏明快舒缓有致的乐章和一幅多种笔墨构成的多彩的长卷。由于有了这多姿多彩而且独具韵致的叙述语言,完颜海瑞作为一位历史小说作家,才有可能攀登上历史文学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