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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艺术对决策艺术的影响

2012-05-26 08:32 来源:艺术理论 人参与在线咨询

 

一、一项重大决策范例

 

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决策,若从50年代算起,已历经30多年。先后参加决策研究、论证的各方面著名专家、学者计有400多位。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工作之深细、争论之热烈、意见发表之充分,前所未有,可谓开创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范例。

 

截至目前,“三峡工程”论争的焦点仍然是:上还是不上,立即上还是暂缓上。主张上的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地理位置优越,坝址地质良好,对长江的防洪、发电、航运效益显著,尤其是对缓解我国电力紧张状况有很大作用,应当立即着手兴建,且不存在任何工程技术问题;反对的意见则认为:“三峡工程”所需投资太大、工期太长、移民太多、泥沙淤积碍航、增加上游洪灾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当前尚难解决,近期不能上。

 

以上两相对立的意见,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一时还难于做出定夺取舍。正如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同志所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

 

二、决策者最难的抉择

 

哲学家布里丹曾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头可爱的小驴,在两堆同样大小,同样远近,又同样肥美的草堆之间,难于做出选择,终因不知道吃哪一堆草为好而挨饿……。”这一个虽属寓言的故事,却道出了许多重大决策过程之中出现的屡见不鲜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常见,乃是因为:任何决策最终总会形成两个利弊儿乎相同或两个尖锐对立又各有道理的方案、意见来供决策者选择。而这种最终的选择,恰恰.是最关键丫最紧迫、也是最困难的抉择。一‘特别是高层次决策者所遇到的重大的宏观的决策,常常是多要素、多变量、不确定因秦很多、随机性与突发性很强、多因多果……极其复杂的决策。这样的决策,往往既不是典型的程序化、模式化、规范化的决策,也不是典型的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规范化的决策,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决策、模糊性的决策。进行这样的决策,尤其是在最后1必须对两种方案、意见,做出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二取其一的抉择的时候,单靠科学程序的智力活动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还需要、甚至最终完全需要依靠决策者的个人特有的综合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学的、技术的…‘•)全局的、战略的价值意识与价值取向,要依靠决策者的特殊才能一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规范化的、超理性的决策艺术,才能实现最后的抉择,完成这一决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赛蒙曾讲道:“愈往高层,领导人就愈无法找到符合决策的明确程序,这就往往要依靠高级管理人员本身的经验、判断力、直觉和创造力。”这里,不妨重温一下《三国演义》中“武候弹琴退仲达”故事给予人们的启示。当时,“司马筋引大军15万,望西城蜂拥而来妙。而诸葛亮此刻“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二班文官,所引5000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2500军在城中。”面对这等严峻情势,如果按照科学决策的一般的常规的模式,只能拟出以下两个方案:一是战守,另一是弃城而走。然而,依据科学的预见,战守,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鼓所擒呼”。为此,诸葛亮一反一般的决策模式,超越了.常规的决策模式,“将族旗尽皆隐匿,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20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则“乃披鹤髦、戴纶巾,于城上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摆出“个非战又似战、似战又非战的姿态。司马鼓见此状,按一般的常规决策模式,做出了.“亮乎生谨慎,不曾弄险。必有埋伏,我军若进、中其计也”的决策,“便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诸葛亮选择拟定的恭而迎之的方案,是在摒弃依照决策科学只能做出“战守”或“弃走”二个方案的局限性之后,在把握司马郭“料吾生平谨慎,必不险弄,见此模样,疑有伏兵”这一对于决策最为关键的因素,及由此因素导至的起决定作用的因果关系,高超地运用了决策艺术,所做出的明决。堪称即能善择、又能择善的优秀的决、策者。

 

三、决策艺术褥要情报艺术

 

一个决策过程,大体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第一是调查阶段,即发现所需进行决策的问题,选择所应进行决策的目标,第二是决策研究阶段,即拟制方案(至少是二个或以上方案)以及方案的论证,第三为决策阶段,即方案的抉择,选择决定出‘个方案;第四为执行、实施阶段。一般来说,发现问题、选择目标和方案的抉择阶段,比较多地是依赖决策艺术,而拟制方案与实施阶段,则大量地主要是依靠决策科学。

 

决策过程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对情报的不同需求。大体上讲,在决策研究阶段和实施阶段,可以通过程序化、模式化的情报工作为其服务,而在调查阶段和决策阶段,则需要在程序化、模式化服务的基础上,用非程序化、非模式化的情报艺术为其服务。

 

在这方面,杨沛霆等同志在情报事业创建的年代里,率先投入为领导、为决策服务的情报实践,为我们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可贵的经验。50年代末,杨沛霆同志在和其他同志一起完成的“大爆破专题资料”的基础上,深人进行研究,写出了我国情报部门的最早的述评之一:“大爆破述评”。以后,他针对我国二、三线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准备在沿海建设石油化工基地的需要,以日本在海滩渔村平地建设世界规模的大型石油化工墓地为例,写成“鹿岛的变迁”。他出于对技术引进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完成了“技术引进争夺战”的研究报告,等等。他的不少述评、报告,受到了有关领导的批示,称赞,有的荣获情报成果奖。这些材料,在我们情报界都广为流传,当时研读起来,就爱不释手,即使今天,那给人的启发,也还觉得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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