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桃花源式的农村生活
在不少东北农村剧中，村落青山环抱、绿水环绕，农民的居所青砖红瓦，宽敞、干净、漂亮、舒适。在这样的环境中，伴着从始至终若有若无的背景曲调，农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意味与浪漫情调，他们想种花就种花（《玫瑰园里的老少爷们儿》），想想编织就编织，想养猪就养猪（《女人的村庄》），想做豆腐就做豆腐，想搞养殖就搞养殖（《乡村爱情》）。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农民们醉心于形形色色的农副产业，电视剧很少表现他们田间耕作的场景，即使偶有镜头出现，也很难使人联想到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的艰辛，倒像是生活中颇有闲情的短暂间歇。农民们在致富路上大体上一帆风顺，即使偶有波折，也会很快得到解决，农民们的致富项目从来不会经历“水土不服”的坎坷境遇，而是迅速地发展壮大，比如王小蒙的豆腐坊发展到合作联营（《乡村爱情》）、刘老根在农村发展生态旅游（《刘老跟》）、农民们养宠物猪、给猪洗澡（《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这一切都显得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农村生活实际。
二、类型化的农民形象
艺术人物塑造遵循着由具体到普遍再到具体的否定之否定之路：最早出现的某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成为艺术史中的某一类人物的经典代表，其后的创作者继续创作出一大批同类的具体的人物形象。比如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为了文学史中的第一个“多余人”，后继者又创作出了许多性格各异的“多余人”，如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屠格涅夫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博洛莫夫”以及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的“觉新”、柔石的“肖涧秋”等，尽管这些人物都属于“多余人”，但每一个又因其各自的特性而成为独有的“这一个”。反观农村题材剧的人物塑造，尽管这些人物形象也形成了不同的类别，但每一类当中的人物之间区别特征并不明显，是创作者主观臆想，“抽离了人物丰富的情感维度，拼贴出的一些类型化的‘单向度’人物”，是失去了“具体性”的“普遍人”。比如大公无私的基层干部。在不少农村题材电视剧都存在着这样一群人物，如张菊香，张二粮，徐大地，老钟叔（《樱桃》）他们任劳任怨，毫不利己，一心为公，有时甚至牺牲自我成就他人。但是，这些人物高尚品德的行动缺少人性化的行为依据，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的张二粮本来十分渴望进城当公务员，但在父亲的阻止下无奈留在了农村，由于电视剧并没有详细展现他被迫留在农村后的心路历程与思想转变，因此他之后主动带领大家致富的举动就缺少了动人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创作无疑不断导致基层干部的刻板印象。
三、多角恋爱与爱情速配
与都市情感剧一样，农村题材剧也出现了“情感泛滥”的创作问题。在电视剧中，农村的青年恋人之间充满繁复的三角恋与多角恋，故事的主角总是需要经历一番爱情磨难才能收获完满。比如《我的土地我的家》中，赵振和的宝贝女儿梅梅看上了聪明能干的二粮，可二粮喜欢的是队长振祥的女儿玉杏，三粮却对梅梅有了好感。技术员金萍对二粮萌生爱意，村里的大学生马骏又对玉杏穷追不舍。陈思和曾经说过，在农村，民主性的精华总是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一种藏污纳垢的状态。事实上，在朴野的、较为远离政治话语的农村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自由的、奔放的情感状态，但更多的则是封建的、保守的婚姻情感。大部分农村青年还不能自由恋爱，而一旦经媒妁之言缔结的婚姻也很少遭遇解体命运。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复杂多变的情感放大了农村社会中那极少的民主性的一面。尽管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是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许多作家批判揭露农村不合理的婚姻事实，其目的亦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农村题材电视剧对自由恋爱的叙写本无可厚非，但忽视农村社会的情感现实，不加选择地进行理想化表现，并不顾实际地使农村剧情感多角化、复杂化则有违艺术创作者历史使命。另外，在农村题材电视剧中，独身老年人之间也存在着情感纠葛，正如前文所说，在现实农村中，青年人之间的恋爱尚且存在各种阻隔，老年人之间的恋爱更是面临着各种障碍，但是，到了农村题材电视剧中，老年人集体焕发“第二春”，纷纷寻求新的情感对象，并在主角人物的帮助撮合下成功再婚，而促进老年人的爱情速配似乎亦是主角人物的政绩之一。比如，《当家的女人》中张菊香撮合自己的公爹和“情人”赵军平的三姨结婚，《我的土地我的家》中张老存在子女的鼓励支持下与荷花婶结婚，《女人的村庄》中两对老人纷纷成功领证。电视剧对农村情感的这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欲望”书写，是都市情感剧对农村剧的侵蚀与腐化，根本上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的窥视快感而已。
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在充满躁动与不安的时代氛围中，农村题材剧的创作还存在许多其他弊病，比如创作背景的局限化、作品风格的小品化与舞台化，因此，农村题材剧的创作若想突出重围还有许多艰难与险阻，而最重要的则是创作者需要真正的沉潜下来，与农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唯有如此，方能创作出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本文作者：黄巧莉、陈志磊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