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让沉寂已久的台湾电影界热血沸腾的一年，这一年有一部电影横空出世，为士气低迷的台湾电影带来了一线曙光，这就是《海角七号》。仔细品读《海角七号》，发现它是将写实和娱乐巧妙融合，这不得不让人想到香港电影的社会阅读般的写实和娱乐的特点，那么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是什么呢?港、台两地唇齿相依，同宗同祖、同族同根，地理位置十分接近，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也十分方便。纵观几十年来的港台电影史，我们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港台电影就交流甚密，香港电影在台湾电影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引导者、启发者和挑战者的角色，甚至可以说香港电影一直在刺激着台湾电影的发展。 一、40年代末至50年代:从“夏语片”到“台语片”40年代末，台湾电影身处严峻恶劣的生态环境之中。 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败迁台，这四年是台湾电影的荒芜时期(指台湾省的故事片)。除了省营的台制拍摄少量的新闻纪录片外，只有在南京的国民党制片机构派摄制组来台湾摄制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外景。 40年代初国产片在台湾非常流行，如《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松花江上》等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取材现实，贴近社会生活，具有时代性，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但这却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恐慌。1949年春，由梅兰芳主演的内地首部彩色片《生死恨》预定在台北的大世界和台湾戏院联映，但因台湾当局颁布“凡亲中共政权的演艺人员拍的影片禁止在台湾上映”的诫令使得观众无缘一睹大师风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台湾自上海制片公司的电影来源断绝，故转而仰赖香港和外国供应。 1949年对于香港来说也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由于受内地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内地的电影人纷纷从上海来到了香港，其中包括电影导演、摄影师、灯光师和制片人等，除了人才之外、他们还将大笔资金和经验带到了香港，加之当时在港拍片的自由环境，由此香港开始了电影事业蓬勃的发展。由于香港电影业各种人才、各种语言和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多元特征，使得香港电影长期并存着多种语言制作的电影。1947年，移居到香港的厦门、泉州的戏曲从业者，利用粤语片设备或结合粤语片、国语片的工作人员开始拍摄夏语电影。“夏语片”采用闽南方言，其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的闽南华人商家，拍摄的地点是香港影厂。起初水准不高，但因语言相通，在台湾、东南亚一带的卖座竟越来越广，题材也从夏语戏曲，到翻版粤语戏曲片、改编民间故事，甚至有将粤语片改配夏语发行者，在50年代末，夏语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要片种之一，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发展态势。 由于国民党并不反对地方戏曲题材，加上一直在拉拢香港电影界，夏语片在台湾得到了大量进口。1949年末，台湾从香港进口了第一部夏语电影《雪梅思君》。在原本说着外国语、外省语的银幕上，突然出现听得懂的乡音，演出的内容又是民众所熟悉的戏曲故事，这令台湾民众倍感亲切。为了争取认同，发行商索性将夏语电影称为“台语古装巨片”。由于港产夏语电影十分卖座，给台湾电影人很大刺激，认为如果自己出来摄制台语片，会比香港人拍的夏语片更好。于是，在“夏语片”的刺激下，台湾终于有了本土制作的“台语电影”，从此拉开了“台语片”与港制“夏语片”之间的竞争，它们互比高下，争夺市场，也由此举办了第一届台语片的金马奖。不久，台语电影在台湾逐渐取代了港产夏语电影。台湾电影在香港电影的影响下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二、60年代:“国语片”的黄金10年 50年代是台语片发展的全盛时期，但到了1959年底，台语片产量直线下降，只拍了42部，比前一年减少了20部，究其原因不外乎盲目追求赢利而忽视影片的质量，造成观众锐减，市场疲软。就在台语片在台湾沉浮未卜之际，60年代，来自香港的黄梅调电影、文艺片、武侠片以及一些雄心勃勃的电影人陆续登上台湾电影的舞台，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人才以及新的电影观念，从此，这个原本被台语片主宰的舞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电影再次成为台湾电影前进的新动力。1963年夏，香港邵氏公司由李翰祥导演，凌波和乐蒂主演的黄梅戏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演，风靡台湾省。这部充满着中国传统戏曲韵味的电影赚足了人们的眼泪，在台湾创下了162映天，930场，721929人次，840万元新台币的空前卖座纪录。台湾由此掀起竞拍国语片的热潮，之前台湾本省也有国语片，但产量低，制作水平也不尽人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巨大成功促使李翰祥带领一批人马到台湾组建国联公司，另立门户。日后正是这支来自香港的电影力量带动了台湾电影的发展，从而创造了台湾电影史上的盛世。李翰祥仿佛像当年下西洋的郑和一般，为台湾带去香港的先进技术、人才、制片观念，将台港两地联系起来，为台港两地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国联起用、钮方雨、汪玲、李登惠、甄珍等“五凤”及伍秀芳等演员，开办演员培训班，秦汉即出自其门下。此外，他还提拔了诸多新导演，如朱牧、宋存寿、张曾泽、杨苏、郭南宏、王兴磊、刘维斌、丁善玺以及原来在台语片导演群中颇具才华的林福地等。国联电影公司造就的编剧、导演、演员，美工、灯光、摄影，累计多达一二百人，他们日后多数成为七八十年代台湾电影导演的骨干或某一类型电影的顶梁柱。 除了为台湾引进香港的技术、表演、专业人才，李翰祥还将邵氏大制片厂制片概念引进台湾，为台湾建立了新的片厂制度，成立编剧小组，招揽文人、小说家、影评人为创作库，推动明星和宣传概念，使人们对在台湾拍片产生兴趣。很多片商由拍台语片转为拍国语片，民营公司也纷纷成立大规模拍片，这直接带动了台湾制片业，对台湾的国语片有关键性的影响。 除了这些技术的、观念的、人员的支持，李翰祥本人的创作风格和艺术追求也影响了一大批台湾电影人。他的电影中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执著、对于中国古典艺术情趣的把握以及后期作品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都为台湾影人树立了榜样，对提高台湾电影的水准和品质起了重要作用。他与在台湾土生土长或自内地迁台的电影艺术家们共同奠定了台湾电影传统，其中包括戏剧电影传统、现实主义电影传统，在台湾掀起第一波革新电影的浪潮。#p#分页标题#e# 除了黄梅调电影，台湾的文艺爱情片也在60年代得到繁荣发展。在台湾凡是描写男女爱情、多角恋爱之类的电影都称为正宗的文艺片，因以现代生活为背景，专事抒写男女之间的爱情波折，取向唯美，富有浪漫色彩，按其特性，影艺人又称之为浪漫爱情片。60年代中期以前，动作片未曾勃兴的时候，香港摄制的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影片输台甚多，较著名的如《不了情》《蓝与黑》《星星•月亮•太阳》《何日君再来》等。这些影片比较注重遵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讲究发乎情、止乎礼，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多受到社会或家庭或道德观念的阻挠，但两人总是保持着情感的纯洁。在港制爱情片的刺激下，台湾导演李行率先投拍琼瑶小说电影造成了文艺爱情片风气，形成琼瑶片与当时风靡一时的台语片、黄梅戏调古装片三分天下的局面。后期，黄梅戏调古装片又抵挡不住文艺爱情的时装片冲击，被淘汰出局。随着邵氏的阳刚转型，华语电影的“文艺片”中心从香港转移到台湾。 1966年，也是琼瑶小说电影大获全胜的那一年，香港导演胡金铨的新派武侠片《大醉侠》在香港诞生了。新派武侠片与拍法呆板、制作简陋、故事草率的老派武侠片相比，以精细的技巧制造电影的动感，紧凑迫人，奔放浪漫，很快在台湾有了拥护者。台湾由此掀起了拍武侠片的热潮，武侠片成为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的另一大片种，在70年代甚至占了全部台片创作的40%。这类影片虽然数量很多，卖座率高，但艺术质量一般都不佳，只有少数是认真之作。 虽然终未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但却在创作实践中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香港导演胡金铨带着他的武侠片来到台湾加盟台湾联邦影业公司后，担任该公司的制片经理和导演，为台湾影视圈培养了上官灵风、石隽、徐枫、张艾嘉等诸多表演人才。 台湾电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出现了从黄梅戏调古装片、琼瑶片、台语片三分天下到琼瑶片、武侠片、台语片三分天下的局面。这段峥嵘岁月正是台湾电影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国语片从1960年的产出5部，增至1969年的89部，在1971年达到101部，除了产量提升以外，国语片也逐渐能在市场站稳脚步，质量上有了重大飞跃。台湾国语片的兴盛繁荣与香港电影以及香港电影人的帮助与支持是分不开的，港台两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交流达到白热化，这真是台湾电影史上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 三、80年代:从“新浪潮”到“新电影” 1978年至1983年间，香港、台湾先后出现香港新浪潮电影、台湾新电影运动。1979年，在香港包括许鞍华及徐克等导演，结合了香港特有的国际商业海港文化，向传统华语电影类型挑战，摄制了《蝶变》(徐克)、《点指兵兵》(章国明)、《疯劫》(许鞍华)、《行规》(翁维铨)等，掀起了华语电影第一波新浪潮。在香港影坛掀起新浪潮的同时，1979年至1981年间，台湾出现了令人瞩目的三位新导演:王菊金、林清介、李丽安。王菊金的《六朝怪谈》获第17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地狱天堂》参加1980年多伦多影展与芝加哥影展; 林清介的《学生之爱》参加1981年休斯敦影展与南非影展，这些电影都属于前卫、纪实、带探索性电影，与香港的新浪潮电影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的作品受到影评人与海内外影展的肯定，然而，却未得到台湾电影界的重视。1980年10月，新闻局在台北举办第17届金马奖，特别办了一个“香港新锐导演作品观摩座谈”的活动，邀请徐克、谭家明、严浩、许鞍华等七名香港新导演带着他们的作品跟台湾的电影工作者座谈。这次盛会中台湾电影人出席的并不多，也没有给台湾电影界带来太大的回响，但是台湾电影界已经感受到来自香港新浪潮的威胁，无关乎新浪潮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成就或卖座成绩，而是人们预感到香港新浪潮数十位导演，凭着他们优越的电影生态环境和电影制作锐气，日后一二十年间香港电影的主力将会进一步扩大在台湾电影市场，对台湾电影造成莫大的冲击。 在这种危机感的刺激下，1981年，宋存寿与张艾嘉仿造香港电视台培养电影新导演的经验，在《台视剧场》的《综合剧场》制播改编自林佩芬小说的《十一个女人》系列单元剧，邀集海外留学返台和本省院校毕业的电影学子参与编导，其中包括刘立立和新秀杨德昌、柯一正、李龙、傅维德、张乙辰等，企盼借此培养影视人才。香港电影对于台湾电影的影响和作用，并不完全是补给和引导，还包括对台湾电影的刺激和启发，这也是台湾电影成长中不可忽略的因素。正是来自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启发和挑战，刺激了台湾年轻导演的敏锐神经，他们蓄势待发，终于为台湾电影界带来了充满革命意味的台湾新电影运动。 四、90年代:走向极端的台湾电影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生与成就长了台湾电影人的志气，侯孝贤、杨德昌导演的作品纷纷在国际上获奖，这让长期在香港电影光环下仰望的台湾电影人终于有了真正扬眉吐气的感觉。对新浪潮主力导演的追捧成为90年代台湾电影从业者的热潮，但极端的态度使他们与外界孤立，也削弱了自己的创造力。再加上9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为了促进外交的形象力，向电影界提供“辅导金”，要求导演们去国外拿奖宣传台湾，更为台湾电影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 在新电影运动之后，中影又培养出4批新人，他们受到前辈的熏染，致力于在国际上获奖，为争取扶助金而奔走，积极地去迎合国际大赛评委会的口味，台湾电影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渠道，一个释放自身能量的平台，却放弃了本土的市场。整个台湾的本土市场被港片、美片等占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在这段时间里，台湾走出了香港电影的庇佑，本土的大部分导演都到国际上去闯荡。90年代前期，台湾当局提供的“辅导金”帮助了李安、赖声川、蔡明亮等这些第二浪潮的代表人物走向国际。但是，“扶助金”政策下的台湾电影企业却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资助，到了1991年台湾本土电影的产量只有33部，整个商业电影生产体系几乎崩溃。台湾电影工业由于长期脱离本土观众，脱离票房，一味地靠拿“扶助金”去迎合国际评委的口味，使得台湾电影制作环境恶化，本土市场萎缩，大量创作人才外流，导致台湾电影走入低迷，一蹶不振。9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电影受好莱坞的冲击、金融风暴和盗版VCD的影响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一时期的港台电影交流几乎匿迹。台湾电影在本地泥沼中难以自拔，香港电影则放眼内地，寻求合作机会。#p#分页标题#e# 五、新千年的惊喜 新千年以来，台湾电影界在一片死寂中偶有一两部小清新之作问世，但很快便被来自世界各地铺天盖地的电影掩埋，不过，2008年是不会被人遗忘的一年，这一年有一部台湾电影终于在废墟中横空出世，创造了台湾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并赢得了非常理想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台湾人不在谈论它”，这就是《海角七号》。《海角七号》的成功与传统的本土文化背景离不开，也与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分不开。说它与本土文化离不开，是因为:在电影产业作为大众娱乐业的当今，很多电影在台湾都会选择台北或者高雄这样的大都市作为背景，而《海角七号》则另辟蹊径选择台湾南部不那么发达的恒春小镇作为故事载体，将恒春视为“台湾的缩影”。台湾时政、闽南语的调侃、客家话的插科打诨等台式幽默与故事融为一体，也极具台湾本土韵味，此外，月琴、琉璃珠文化等当地传统文化在影片中也是着力表现的内容。这恰恰暗合了台湾全球化背景下对在地文化的回顾和怀念的潮流。说它与现代商业的特点分不开，是因为，《海角七号》是一部极力想要和现代流行文化元素相融合的一部电影，它不同于以往的台湾国语片，它重视娱乐性和商业性，更重要的是它找到了推销自己的方式。电影作为文化产业，具有娱乐性和商业性品格，这也是电影与流行文化相契合的地方。 流行文化是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青春、爱情、偶像、梦想、励志是流行文化常用的重要元素，而这些都可以在《海角七号》里寻觅到踪影。在行销上，《海角七号》更是运用了口碑行销、网络行销、制造话题、采用名人效应等方式，使出浑身解数。这一次，我们的台湾电影人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真正和观众面对面坐在了一起。《海角七号》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它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而这种融合不得不让人反思长久以来的台湾电影。《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胜曾跟随杨德昌学习电影，并担当过杨德昌的副导，受其影响毋庸置疑，他属于看着“新电影”成长、以“新电影”为理想的一群人。所以他的电影中关注着本土、关注着小人物的命运，对市井民情有着细致入微的写实刻画，观众正是被这种真实所打动。 但他的电影中也抛去了八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电影极端化的诟病，起用全明星阵容，娱乐化商业化兼具。仿佛时光倒流般，回到了李翰祥的时代，那个时代欢声笑语，万人空巷，只不过这次带领风潮的是台湾导演，而不是香港导演。台湾电影走过60年代的全盛、80年代的辉煌，终于在新千年又带给我们惊喜，理解并消化着香港电影的娱乐精神和商业化，又继承着侯孝贤、杨德昌这样的台湾电影革新家的本土意识和社会使命感，相信台湾电影的再次起飞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