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书简》书写于1911至1914年期间，其所标示的历法各一，如“壬子阴历”、“大汉元年”、“主后一千九百十一年”、“中华民国元年”等。部分日期不详者，据其内容可以判定是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如“（自流井）［巡］防军反正，掠井而去，四路同志会于是源源来井，统领都有24人，兵卒难以其数”，“赵次帅（赵尔丰，四川总督）于冬月初三日被杀”。《牧师书简》具有数量庞大、内容翔实、特色鲜明、可信度高等特点，这批档案的主体是英美会各个站点的布道、教育等事工，其广博而翔实的佐证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和修正以往基督教史研究中因中文文本不足而存在的错漏与缺陷；因其内容中还涉及历史转折时期的川省状况，亦可管窥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民生等。
乡土社会对于“洋教”由排拒到接纳的佐证
清末民初，随着一批基督徒成为中央及地方首脑，使“西学”在中国的声誉，“西教”在国人的观感，“西人”在社会的地位，无一例外地都在发生提升、逆转和巩固的情况，一度带来了教会人士所视为“伟丽的传道机会”。通过对《牧师书简》的发掘与研究，则以翔实的史料呈现出值此变革之际，川省民众对“洋教”的态度转变和“心门”的开放。正如手稿中所书写的，1911年夏，川省保路潮起，“因路事风潮，各地扰乱，暴烈骤起，演成一大战事”，在川教会骤然陷于停顿和瓦解之地步。12月底，西教士大多远避沿海，川省各地的教徒则“如群羊遇烈虎之唬，惊惶四窜”，如威远、自流井、新繁等地的福音堂，为了“避祸”而取下牌匾，有人还在教堂内卖“叶子菸”，一些华籍传道或归桑梓，或避异乡，或另寻别业。在此时期，川西及川南出现了排外反教风潮。一有风潮发生、异样变故，牧师即要求信徒来函说明，华员亦迅即报告，并寄来告示、揭贴。现摘录其中一二：崇邑（今崇州）四周，风潮甚重，仇杀日日更多。
再者，有红灯教四起，并言打教堂、杀教民，现将崇义铺天主堂烧了，烧了数家，伤了数人。又闻温江吴家场，已将天主教房子烧了。（新繁）各处风潮胜重，匪人胜多，说的是保清灭洋，做的是要杀外国人并奉教人、打教堂，此事重大，请牧师向外务司说明各处风潮，要扎饬各县知事出示加意保护，不然恐生非常之事。经历了半年多的惶恐，由于政府的保护条令，以及民众对基督教态度的微妙变化，给予教会以发展的机会。早在反清起义期间，保路同志军就有过“保教安民”的口号，四川军政府成立以后更是叠出保护教会的告示，遍贴于各地城乡，以各地来函为证：如井研县“知事出有［告示］保护教堂，并外务司及都督均出有保护告示”，威远县城乡贴有都督、民政司、外务司、罗伦等保护教会的告示］。5月中，启牧师接报自流井福音堂受到惊扰，立刻复函：“军人来堂，说要杀奉教的人，可惜咯。这宗无知的人，这样说要加害于我们信徒，更要加害与国家与政府，跟到（四川方言，立刻之意）报信与领事府官，请他转达外务司，或者要他一张保护教会的告示，贴在自流井。”随后，华员又来函催要保教告示：（威远）县有都督、民政司、外务司、罗伦等，都出有保护教会的告示，而自贡等处毫无一张，生不知上头或发否，也不知该处的公事人将告示压了、或烧了，请医生费心清查，以免各支堂的信徒灰心，受谣言的煽惑。……再请医生费心，会领事转达各公司有关系教会之告示下来，请送各会堂粘贴各支堂门首晓谕，以免无知的人造谣生事，煽惑人心，又除公事人仇教弹压。
四川反正后，大汉军政府、蜀军政府以及四川都督府，对教会均抱以亲善态度，一些新教教徒还担任过政府要职，如杨少荃（公谊会信徒）就曾担任外务司副司长，以至于有华员提出，“请医生费心面会杨少荃商量，定要由军政府派一个有力量的民政到自井，才能治理得太平。”时局趋于稳定，教会工作也渐次复兴。4月，华籍传道均回归本堂。5月，英美会学堂已有38所复学。6月，西教士也陆续返回四川，办理传教与学堂的事务。在复兴的过程中，从各地传来的消息，“今年甚是兴旺”、“教会大有奋兴之情形”等词语溢于言表，“教外人怦然欲动”、“教外人民闻道欲动”的景况，更令中外人士为之陶醉：当此天演淘汰之世，支那更新之期，真所谓天国近了之旨意；现在有本书，能可帮人信道，就是叫《中国革命记》，内中有孙逸仙先生信道受感之事，生想此书布道，恐怕比福音小说要多售些。……何不嘱华英书局的工人翻印几百本出来，若是能翻此书，生暂定百本。各地的教会情形，均胜往年：泸州：鼓楼街及大荒市医院两处支堂，开设演说时，坐满一堂，而堂外皆有人喜欢站听。重庆：现在重庆教会有点兴旺，前清秀才，或是学堂教员，并官立学堂学生都来学习真道。
教会“西学”在乡土社会的发展与境遇
英美会在四川素以教育发达而著名。其初级教育（初等／高等小学堂），经多年的布局和扩充，到1912年时已“遍设于城市乡镇”，与官办学堂成对峙之势。《牧师书简》以丰富的史料文本，将该会学堂的布局设置、教育模式及教学内容做了系统的呈现，其中有关民众对教会学堂的热衷以及对教会“女学”的抵制，则是新近发现的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于教会兴学，该会人士认为“学堂亦是教会辅助之源”，并称“学堂不开，教会断难兴旺”。
四川“反正”后，鉴于百废待新，英美会议决在1912年度，仅恢复初等学堂，并要求各校需“收足学生”方可复办。然而，各地却出现了济济盈庭的“大喜之气”，据《牧师书简》可判知其原因：一是教会学堂免费入学的吸引力，二是教会学堂不输于官立学堂的师资，三是本地未办或停办了官立学堂。面对蜂拥而来的学生，威远、仁寿、彭县、荣县等地纷纷求告，请求增拨人力、加添财力。仓促之下，启牧师建议可采用征收学费、捐款助学等方式，并下令道：“学生有多，不如把天分好的一起留到，天分不好的不收”。“学生多了，把勤快的抽出来留到，把蠢的辞退。”据《牧师书简》资料显示，该会各学堂均依照“华西基督教教育会”所颁布的课程标准，科目有修身、国文、地理、作文、讲经、读经、呗经、算学、英文、格致、历史、体操、音乐、习字等。所聘教员多为师范生，且须为教内人士，如教友、学友、听友、信友等，“各校当请会中教绅，须以性质纯洁，及热心圣道，学识高尚者教授，免阻福音前途膨胀之效力。”学堂的教育方式，游离于传统书院与近代学堂、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既要求背读福音书、圣经问答，也要求读三字经、背四书，如彭县海窝子学堂一天的功课：早临呗书数道，写字毕即讲《孝经》，稍息整列，赞颂祝福，放学；午后来堂，熟读温书，外呗书二道；微歇，教员讲论《国文》，分句解释使学生易知，拟题必借古男女名目，功烈不外忠孝节义。#p#分页标题#e#
对于教会“女学”，《牧师书简》中也存留有一批实证史料。1912年，英美会已在四川的7个县开办有女学堂或男女合校，有的地方女学生还多于男学生。兴办“女学”，会面对种种阻力，诸如风气作祟、谣言煽动，都会导致“女学”的夭折，彭县海窝子女学堂开办于1912年4月。海窝子地处偏僻，该处“山高人性多野蛮”，乡民猜疑女学，“籍此煽谣，使学生含羞畏谤，哭泣辞学”。开办不到4月，女学堂就此散了。接报“女学”散了的信息，启牧师徒呼奈何：可惜、可惜，可惜他们不知好意，反造谣妄语。可以用言语规劝，实在劝不转女学生来堂，是他们错想了，不知将来有多大益处，发达家庭教育，到那时要征费读书，女学生又没得力量出钱，想读不得读，想发达不得发达，那时无知愚妇悔之晚矣。实在劝不转来，罢了、算了，他们不应该有此好造就之女子。现在只得注重男学堂。后经华员们多方奔走，得到彭县知事、视学的维持，该女学堂才重新开学。各地诋毁女学、污秽女学生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如新繁一所女学堂，堂牌被本街一平民摘下，书写污言“第二十九号监视妇，定价三元”，以此损害女学堂名声，学堂方将此事送交巡警，巡警厅长说是小事，不管。
对于差会“连环”及“循环”布道体系的新发现
对于基督教传教团体在基层的布道体系，因史料阙如而少有研究，据《牧师书简》史料以知，英美会在四川的布道体系，乃是以外国传教士、华籍劝师、华籍助师等组成的宣教群体，以及由教友、学友、听友、信友等组成的信众群体。该会为每位西牧师，划分出专属的布道区域，即所谓的“牧师连环”（又称区会），连环内“一切传教与办学堂的事情，归连环牧师办理”，如仁寿区会，辖有仁寿、眉山两县，共有福音堂8处，学堂10所，分别划归白牧师连环、马牧师连环所辖。在“牧师连环”内，由西教士选派华传道，委为“劝师”，每位劝师分管2～4个支堂，即所谓的“劝师循环”，监理教务、学务。在劝师监理区域内，由劝师选任教友担任“助师”，助师则负责每个支堂礼拜等事工，“劝师有管理该循环助师及教员之权利与调查之责”［24］。以上有地域划分、中西区别、等级界限的传道人员，构成一个蜘蛛网式的宣教体系。中西“两班”（连环、循环）人员，一直维持这种秩序，在辛亥革命的风潮平息后，英美会大会决定，“两班仍然旧地布道，连环不能迁移循环，循环亦不得移住连环，各归各地，不能更改”。对试图逾越“连环牧师”的行为都严厉阻挡，强调一切传教与学堂，归连环牧师主领。
对于华籍教牧的翔实记载
以往对于西教士、华传道及信众的研究，率多采用的是西教士及教外人士的材料，《牧师书简》则提供了华籍人员的史料文本。一封信记录了两位华员的对话：“你我用外国的捐资，你我不听（启）医生之话，你我的良心何在。”英美会在四川的一切开支，主要依靠来自母会（加拿大合一教会）津贴，而来自本国捐款、收入则是很少，如即便是富庶的自流井，一个福音堂的礼拜捐助不过几十至数百文。《牧师书简》统计，仅1912年3～5月期间，由启牧师寄往华员的银元就达1295元（枚），差会为华员制定有统一的薪水标准。 外国津贴是维持教会“信心”的支柱，一旦出现短少，就导致人心涣散，个别华员甚至以威吓方式让差会拨款，如：先生快点把薪水发来，免得他们运动，牵动全体学界。……先生莫说是骇人的，先生来华几十年，树大根深，又极有把握，岂是那个骇得到的。但依鄙人蠢想也要防备，此时代民气发舒，一切性情非满清时代之专制，随便奴隶可也。教堂、学校的一切开支，甚至华员的锅碗瓢盆，统统由牧师付帐。眼见寄出的银两，变成名目滑稽、漏洞百出的帐目清单，诸如米4斗（喂养猫）、割杂草800文等，就让牧师很不高兴，他多次抱怨“谙不到要用那们多钱收拾房子、添家具”、“望先生俭省到用，处处的帐报清”。“愿先生多为主作工夫，多得人来信福音”，这是牧师回函里常见的口吻，牧师还会以嘘寒问暖、关怀许诺，以银钱、图书、洋货、药品等“恩惠”，勉励中国传道员作工，甚至还为华员“配妇”———为华传道在女学生中说亲。然而，在不绝于耳的对于牧师感恩之中———诸如“牧师明如悬镜”“牧师裁断公义”等溢美之词，掩饰不了华员的卑微和挫折感，“教会中每有妄言人之短，以炫己之长，徒以取悦于贵国人者。正所谓谗害同胞，为上等人所不齿也，岂真教会无公理耶？”有华员宣称“宁肯一死以自绝，绝不肯偷生以失信于贵国人”。
来函中署名的华传道有50余名，年龄在20～40岁之间，资历较长者信教12年，且经过布道学校的训练，有多年的布道经历。他们在山野地方奔走劳碌，致力于礼拜、售书、演说等事工，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华员们默默地耕耘播种，基于他们平等博爱精神之领悟，他们也在尽力展示个人的智慧，对于西人选任人员上不辨良莠与任人为亲，提出“教会所需者是能调和人之传道者”，对于学堂管理混乱、自为风气，提出应该委派华员“专司其责，以资统一”，对于牧师偏听偏信、任意开除华员，他们在唏嘘之余亦表达惊骇，“医生远在省垣，恐易受人蒙蔽”……于细微处表现了自立意识的觉醒，要求教会改变西人一言堂、歧视中国人的弊病。实际上，华员们发出的抗争与改革的声音并不罕见，既有对教会某些教规的不满，也有是对外国人把持教会的谴责。依教规，传道师不得娶教外女子为亲，否则会受贬级降俸的处罚。一位华员就公开与教外女子结亲，并上书年会，指出教规的不合情理：原敝国之风，男女有别，兼之生无内眷，所以不能设法而劝女客耳。意欲在教会中说一亲事，无如教会中竟往往不喜配传［道］者，其故以传道者无家财而更嫌其远游也。既而自思若与外教为亲，揆之教会之规则又不合，若不与外教为亲，缺一内助而女界之信道者风气不开，生虽布道在外于教会究有何益乎……倘一旦受魔鬼引诱犯戒命之第七条，不惟无益于人而反有害于生之灵魂及教会之名誉，教会究何时而能发达耶。更有人直接抨击教会“行诡诈贪婪阻挡的事”、斥责西牧视华员为“小媳妇”，泸州两位华员联名上书道：（泸州内地会）会内弟兄今已自立教会，派人传道，独英美会阻挡圣神，冷落到如今，教会如同重病的人，死了一般。……中国办教会有多少艰难地步，说得真来要得罪人，不说得来一得罪圣神、二教会不兴旺，牧师们只言传道人莫有敬本分，传道者如小媳妇，当公婆的、当丈夫的，要说你好你就好，说你这小媳妇不好，须有善法也不能用也。#p#分页标题#e#
在《牧师书简》传道员名录中，有的人在后来成为英美会的四川领袖，如张春如、夏锡畴、张次仁、杨春林、谭可久，其中张春如、谭可久后来担任年会主席。从清末以来，由于西人的权利把持、经费掌控，虽然华员表现过软弱、卑躬，但是随着自立意识的高涨，他们努力践行着要完成“自立教会”的理想。
关于中国信众的丰富资料
来华西方传教士，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他们的历史记录，因而对他们的熟悉、了解程度，远远超过对华籍教牧、教徒的认识。很多时候，中国基督徒仅仅作为“教民”符号而存在，作为“教会年鉴”统计数字而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牧师书简》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百年前的普通中国教徒，关注他们在字里行间中传达出来的信息。
在清末民初，英美会信徒确有增长，但是离“兴旺”还远。以仁寿为例，1912年4至7月间，每月新添信徒4～7人不等，常守礼拜者约240～350人之间。因“劝”得一二人信教，华传道一面向牧师报喜表功，一面述说苦楚“现今的人，不容易劝到一个”，很多传道员在娶亲后多年，“也劝不来妻子信教”。信徒中不乏无业者和贫民，其中的孤寡老人依靠教会赈济维生，而无业者则受雇为教会看门、杂役、卖书。新繁1912年赈济单上列出的19位教徒，其中城市5人，乡村14人，中有3位寡妇，5位贫者，11位极贫者。不少女子因家贫而“立约入堂”，她们的“伙食衣物均归教会承担，长大适人，亦从教择选，出阁时一切嫁奁，亦归教会维持。”信徒中也出现了“做生意的”“家境富足的”，一些教会学堂的毕业生已开始进入教育、医药机构任职，使信徒的人员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将构筑起基督徒中的精英人士。因“洋教”与乡土社会与中华礼仪的冲突，因此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如在仁寿、新繁等地，就有过多起教徒辞世后“礼仪之争”：死者的遗愿是“不信虚假”，但其族人坚持传统丧葬法事，而其教内弟兄姐妹则坚决反对，有的将丧家所供之灵牌，“扯去用火烧了”，引发了肢体殴斗。最终，只得以“协和”方式解决，即死者家族采用迷信法事、供奉牌位，而死者所在的教堂则采用教会的办法。根据教徒的家庭背景来看，往往也是父信子不信，兄信弟不信，夫信妻不信，反之亦然，摩擦、排挤现象也常常发生，如新繁一李姓宗祠因族人信教，“要逐伊出祠，每年办会不准伊一家老少坐席，租钱租谷亦不分伊，亦不算帐，要将伊一家逐出祠外。”
《牧师书简》中的华籍教牧及信徒，是英美会在川“播种收获”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教徒，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角色“冲突”与身份“矛盾”：一方面，他们的“教民”身份还在延续并保持，因其得利于教会的布施与恩德，依然被视为“米教徒”。另一方面，他们的“国民”身份也在逐渐增强。从信函可以知道，有不少教徒参与地方上的反清革命，所以，在教徒的来信中，他们对政治的诉求也前所未有地高涨。在基层教会，教徒们对“西学”、“西政”的热情超过了对“西教”的热情，乡村教堂里最受欢迎的不是布道，而是科学知识的传播。
本文作者：张丽萍单位：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