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但各个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采取的路径选择有显著的差异。作为一个处于整体性制度变迁中的转型国家，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困境与路径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俄罗斯的民主与民主化 苏联剧变后，俄国内掌权的民主派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模式，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开启了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1993年以立法形式确认了总统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和自由选举等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与制度，给俄罗斯政治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从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制度模式上来看，例如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分权制衡的机制等等，俄罗斯已经具备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诸多特征，建构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但按照完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仍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一是权力分立体制严重失衡。1993年俄宪法确立了“超级总统制”的政治特色，形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强总统、弱议会、软政府”的格局。二是政党体制不成熟。政党政治发展迟缓，政党多、杂、乱，政党与选民脱节。加上俄没有实行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超级总统制”的宪政框架内，政党活动对政府的组成和重大决策的影响相当有限，政党难以充分体现某些阶层、社会集团与利益群体的利益与要求，也难以实现连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1〕82的“桥梁”作用。三是选举制度不完善。俄罗斯各类选举中，存在金钱政治、收买选票、灰色政治交易等许多弊病。选举中往往是谁掌握舆论、谁动用金钱和权力的能力越大，赢得选举的机会越高。由此，“权力党”和由政府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有足够的资金、庞大的行政资源、忠于自己的国家电视网，因而在议会选举与总统选举中都占尽优势。四是公民权利缺乏根本保障。俄宪法扩大了公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但其中不少权利受到诸多限制，实际上是普通公民很难享用的。可以说，俄罗斯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国家。林茨和斯蒂芬将俄罗斯政治制度概括为“后专制主义制度”〔2〕26。扎卡利亚将之称为“非自由的民主制度”〔3〕。麦克福尔则称之为“选举民主制”，而不是一种“自由民主制”〔4〕。凡此种种可看出，在西方学者眼中俄罗斯政治与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的差别。普京在国情咨文中也指出，“我们应该对我国民主发展的现状提出批评。”〔5〕126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坦承，“民主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并趋于稳定，但是其效果非常不理想。”〔6〕当然，“俄罗斯未能在共产主义崩溃以后立即建立健全稳固的民主制度，这并不稀奇。……就许多方面而言，从苏联废墟中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很难想象任何伟大的革命能立即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7〕197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并非一定适合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实际，经过对“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深刻反思，当前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是其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更多地体现着转型期的特殊的国情。 二、俄罗斯政治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俄罗斯政治发展虽取得一些成就，但越来越受到许多制度性障碍的掣肘，面临着现实的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超级总统制”的宪政设计阻碍着俄罗斯政治发展 2011年12月，俄罗斯全国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集会，数以万计的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舞弊，要求重新选举并终结普京的统治。普京着力打造的“超级总统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并且可以预计的是，这种压力在普京重登总统宝座后将更加显著。应当说，“超级总统制”虽然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和对西方式民主发展道路反思的现实选择，但这种政治体制自身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首先，“超级总统制”弱化政府执政效率，阻碍俄政治改革与发展成果的制度化。在“超级总统制”下，总统几乎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这样，行政部门掌管权力，控制着国家的政治资源，又几乎不受监督与制约，从而使滥用权力和腐败成为摆脱不掉的噩梦。同时，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有可能导致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垄断一切、压制民主的危险。在这种体制下，人们把主要希望寄托于总统身上，而事实上，“在俄罗斯，超级总统制下的总统常常把所有的权力想象为自己的世袭财产，而把制度建设的实践视为是对他政策的威胁。”〔8〕其次，“超级总统制”不利于政党制度的发展。在现行的“超级总统制”下，俄罗斯的政党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既不能完全作用于选举过程(不存在执政党)，也不能对政权更迭产生实际的影响(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并不能参与政府组阁)。可以说，“超级总统制”的宪政制度安排使俄罗斯政党处于边缘化，“政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意义已经被宪法对俄罗斯议会的限制损害了。只要政府或者俄总统仍然凌驾于政党之上，政党的分量和吸引力就不会太高。”〔9〕政党无法真正起到反映公民的意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监督权力机关的作用。再次，“超级总统制”阻碍了俄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超级总统制”的模式下，在前苏联解体中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权威，又得到了强化，国家还是社会和国民的主人。与现实的政治国家结构异质性的公民社会在俄罗斯并没有形成。虽然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同时，一直倡导公民社会建设，但俄罗斯一些学者和民众却有这样的认识，即“对建立公民社会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国家政权的代表，而不是普遍公民。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在一直以来俄罗斯社会所处的这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下，现在政府方面的这种积极性是不是某种‘虚假客体’和‘诱饵’”〔10〕63。 #p#分页标题#e# (二)“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影响着俄罗斯政治发展 “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是俄罗斯政党制度最基本的一个特点，也是影响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不利因素。“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首先表现在，无论叶利钦、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从不以形式上依靠执政党的方式来赢得选举或进行管理。叶利钦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代表，拒绝组建自己的政党。正如费希所言:“从80年代他的战斗历程开始，到2000年总统生涯终结，叶利钦始终对政党带有蔑视。”〔11〕231普京在总统任期内，非常重视政党政治建设，但却一直拒绝加入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统一俄罗斯党。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保持无党派的身份。其次，俄罗斯还没有建立起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现代国家的政党活动中，执政党通过掌握国家政权来贯彻执行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政党作为现代社会中首要的利益聚合与表达组织，是联系国家与社会、公民与社会公共权力的纽带和桥梁，在整个国家民主政治系统运行中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没有成熟的政党组织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制约、监督国家权力，将会影响政治发展的品质。但俄罗斯的政党无力也无法对政坛重大问题的决定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是俄罗斯政党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正如普京所言:“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1〕82 (三)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制约着俄罗斯政治发展 总体而言，俄罗斯公民社会仍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民主国家、市民社会”及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都尚未形成〔12〕373，政治参与水平不高，更是“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机制”〔5〕641。究其原因，大体上有这样一些:首先，俄罗斯历来都是以国家而非社会为主要发展目标取向。在俄罗斯长期的中央集权制历史中，国家权力强大，在经历前苏联解体的削弱后再次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社会政治力量发展非常薄弱，政治参与水平较低，自治性、独立性较弱，无法发挥监督与制约国家机器的功效。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也就不能有效发挥其抵御政府掠夺行为，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功能。其次，中产阶级发展缓慢。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迄今为止，在俄罗斯，作为市民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一直非常弱小，甚至可以说，俄罗斯尚未形成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它的形成还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13〕再次，政治文化发展程度低。相当数量的民众对社会进程漠不关心，自我封闭，置身于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之外。民众普遍缺乏民主的信念，更多的是信奉权威。尽管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俄罗斯的公民社会是不完善的公民社会，无法支撑和维持西方式的民主制的发展。但受现实原因和传统的影响，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和过渡性，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务实选择，服从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总体需要，有其客观性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这种内生性的结构矛盾是影响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严重影响俄罗斯民主政治发展的质量。 三、俄罗斯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严重失衡的权力结构、弱化的政党政治与薄弱的公民社会基础等制约性因素使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步履维艰。俄罗斯政治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现实基础与约束条件，加强权力的分享与制衡，逐步实现以民主与法治作为俄罗斯未来权力运行的基础，使俄罗斯的政治建设更加完善和具有现代性。 (一)寻求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发展 民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然而脱离阶级立场与阶级基础一味强调发展民主无疑是虚无的民主，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会导致民众的政治狂热、国家权威的消弭，导致政府行为能力的严重削弱、政府决策的难以真正落实，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社会动荡不安与经济发展缓慢。“总之，过分的民主意味着统治能力的匮乏，统治能力的疲软表示民主的不完善，民主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毁掉自由或文明。”〔14〕45因此，就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而言，民主需要权威的引导和规制，需要寻找一条民主与权威协调发展的道路，使政府能够有能力创制和实施政策，确保民主政治建设不损害经济发展、引发政治失稳与社会动荡。俄罗斯独立后立即放弃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以西方民主政治模式为样本，全面启动了政治转轨进程。然而，西方式民主政治并没有帮助俄罗斯走向繁荣，反而使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民主实验”的失败、社会动荡的考验、历史传统的作用等因素促使俄罗斯重新选择了权威政治。当然，俄罗斯在重塑权威的同时，也没有忽视民主的力量。经过20年的努力，俄罗斯在权威与民主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俄罗斯政治体系中权威重于民主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尚未形成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关系，在权威与民主两个方面都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俄罗斯政治权威对权力的控制仍然是高度集中的，不能充分满足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要求，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和开放性还不到位。权威政体所固有的一些缺陷，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贫富分化，在俄罗斯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俄罗斯在发展民主方面同样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渠道不通畅;作为民主化社会力量的公民社会发育不完善;民主运行过程中有效政治竞争不足;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政治冷漠，等等。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权威与民主是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政治发展战略。俄罗斯理应进一步推动权威与民主在俄罗斯的平衡发展。首先，应在权威的引导下继续发展民主。在俄罗斯现阶段，民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较薄弱，政党无法充分发挥代表特定阶层或利益集团要求的职能。如果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权威突然撤出，就会留下权力真空，而社会力量和其他政治力量又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必将导致社会陷入动荡状态，致使境外势力乘虚而入。因此，俄罗斯民主发展需要权威政府的引导、控制和修正。其次，在民主的基础上推动权威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进一步淡化附着于政治权威之上的人格性因素，促使政治权威从人格型权威转向法理型权威，权力运行的方式和范围受到制度与法律的严格约束，权力主体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国家各层面的权力运作和交替实现制度化、公平化、程序化。总之，对俄罗斯而言，民主受权威的引导和节制，权威受民主的规范和制约。片面的权威取向或是民主取向都无法推动俄罗斯政治持续健康发展，都会蕴藏着比较大的潜在的政治风险，俄罗斯只能走一条权威与民主平衡发展的道路。#p#分页标题#e# (二)构建有限的且协调的国家权力结构 国家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权力，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也是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的必要保障。就俄罗斯而言，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势地位和权力所具有的扩张性、侵犯性与自利性倾向，使得国家权力容易背离其公共性的本质，甚至沦为国家权力主体谋取私利的手段与工具，导致大量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下的任何国家权力，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也易致衰颓和腐化。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5〕154因此，要保证掌权的代表在行使权力时能够始终依民意和法律行事，永远不敢滥用权力，侵犯和违背民意，关键是要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俄罗斯的政体是一种严重失衡的体制，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在国家发展的特殊时期，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式结构，有助于凝聚俄罗斯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国家引向稳定发展的轨道，但也是一个不完善的、过渡性的和充满内在矛盾的权力结构模式。总统大权独揽、议会位微权轻、行政权缺乏足够的独立操作空间、司法独立地位无法保障。这种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的总统制从一开始就为个人专权留下了巨大空间，也容易造成危害性的后果。如1993年以后，独断专行的叶利钦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导致了部门垄断和财力寡头猖獗一时，引发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与社会危机。普京时代国家权力的基本结构在形式上仍然是总统集权下的三权分立式结构。但普京认识到，“我们不能把俄罗斯的将来，把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命运跟一个人或是一个小集团连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现实的和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多党制度，我们没有一个能保护社会和国家免遭掌权者的错误行为损害的公民社会，我们将一事无成。”〔5〕534普京借助于总统的地位引导俄罗斯民主宪政的制度化发展，在已有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发展政党政治、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树立宪法法院的权威、培育市民社会等多种监督制约方式来弱化总统权力，增强议会和政府的权力，力求使总统权力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制约。梅德韦杰夫继任后，虽然形式上总统权力结构在宪法的框架内没有发生变化，但实质上总统的权力受到来自政党、议会、政府、宪法法院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限制。但总体而言，俄罗斯政体仍是一种缺乏制约与监督的体制。现代政治文明要求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制约。对俄罗斯来言，必须从制度治理入手，对争议颇多的总统权力进行有效分解，扩大政府职权、提升政党和议会权力、积极培育俄罗斯市民社会、强化新闻监督等，力求构造出一种具有监督和制衡内核的宪政制度体系。弱化总统权力，强化立法、执行与司法功能将成为俄罗斯国家权力结构的发展走向。当然制度的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任何急于求成的作法都无济于事。但有一点肯定的是，构建有限的且协调的国家权力结构是俄罗斯民主的应有题义。 (三)构筑民主政治良序发展的法治保障 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法律国家对于民主的巩固尤为重要，它是最为重要、最为持续也最为常规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国家的全部机构越是按照法治国家的原则运行，民主的品质就越高，社会越健康。”〔16〕62－63民主政治制度的顺利运转需要法治的保障。民主发展的每一步都需要法律的规范，需要通过法治限制、监督政治权力，及时巩固政治发展的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俄罗斯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制度。1993年俄宪法的制定启动了俄罗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立宪活动。“法制国家”不仅明确写入俄罗斯联邦宪法，而且写在第一条。应当说，俄罗斯1993宪法是一部反映并旨在促进法治精神的宪法。但在叶利钦时代，尽管建立了民主宪政的框架，但俄罗斯的法律大多是“官样文章”，实践中往往是“人治”大于“法治”。普京执政期间，为了整治和改造叶利钦时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宪政制度进行了调整完善，将突破口放在加强法制的建设上。普京指出，“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律及政治体系。”〔5〕187具有法律背景的梅德韦杰夫更加重视法治和司法独立，他加强了法律的制定、实施与落实，为俄罗斯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与公正的规则。 当代俄罗斯在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一些进步，但由于受俄罗斯过去与现在的条件所制约，俄罗斯法制实施的绩效一直不佳，正如梅德韦杰夫所指出的，俄罗斯是一个法律虚无主义国家。而俄罗斯民主政治的良序发展依赖于法治的保障。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对俄罗斯而言，构建法治国家首要的任务仍然是勾画法治的基本框架，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保证政治的稳定，保障转型期社会的良性发展，为真正实现民主、个人自由奠定制度上的基础。其次，对俄罗斯而言，法治化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是法治理念的确立。对俄罗斯而言，仅仅构建起法律制度并不能带来法治，唯有当法律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相一致，法律获得普遍的遵行，法治观念在人思想和日常行为中扎根时，法治的时代才可能到来。再次，加强公民社会的培育，为俄罗斯法治化提供社会根基。 总之，照搬西方式政治模式只能意味着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失败，只有立足现实国情，尊重文化传统，才能走上现代民主政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