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新的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文件中反复提到，充分发挥各派和统一战线的作用，提高党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相对于内容导向的目标实现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作为主体的人和组织等维系转换的交往行为理念彰显着在当代语境下的“主体向度”的作用。执政党在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须依赖于客体化了的具有主体功能的各派的支持和认同。同样，参政党要想获得成长的空间，围绕这些任务的实现，必须给予自己准确的主体性定位，加强自身建设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和长期以来确立并贯彻执行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际合作的十六字方针，为参政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政策的引导。这一致力于“主体间性”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在新时期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客观基础上，注重突出人、组织等的和解行为，以及参政党和执政党之间相互承认和宽容的主体通性，并在共识基础上的协调合作行动，以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社会和谐的愿望。立足于此，各参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必须真正明确和强化与中国共产党三个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自身的策略和适当性行为选择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实现发挥自身的作用。 一结构性依赖 任何活动都是在系统中进行，结构功能主义认为，所有功能的发挥都需要相应的结构保障，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在宪法层面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这为两者的合作在宪政层面提供了公共理性空间和适宜有序的公共选择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作用的显性状态，参政党的自主功能相对来说过于弱化，或者处于隐性状态(民众了解甚少)。特别是在新的形势下，参政党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出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主张，以及在信息经济时代和公民社会中，多大广度和深度上吸纳民意，反馈民意，需要在结构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其真正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作用。现实中，人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在系统上能够再构造的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用语言建立起来的相互了解的主体通性，预示着类的历史更新，类的历史更新才使社会文化学习的层面有了可能，从这个层面上，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取决于同样的结构［1］。为此，我们应加强政党政治的民主化建设。这种结构性依赖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1．就体制内而言，中国共产党与各派的关系应进行细分。首先，就他们的地位而言，在决策方面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执行方面是主导和辅助的关系;监督方面是相互监督的关系。其次，就具体行政事务而言，在决策方面是平等协商下的竞争性方案妥协权衡折中的结果;执行方面是分工合作的关系;监督方面，随着具体事务的分工不同，监督的主客体是不断变化的。 2．就体制外而言，参政党和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一致性。一致性一方面体现为共识性的意义符号框架，世界观可以产生一种统一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反对认识上的分歧，而且反对社会的非一体化;另一方面表现为规范性的制度建构，制度化意味着共识行动的建立，共识行动建立在主体通性所承认的公认的要求上。在世界观、道德观念和同一性形态中表现出来的，在社会运动中实际起作用的并且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机构就获得理论战略上的重要位置［2］。对于全国各民族来说，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处于导航者的位置，处于国家政治中心位置，其思想、政策、方针、路线的一致性才能更好地引导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创造性，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伟大奋斗目标。 3．就体制内外的衔接而言，参政党起着桥梁枢纽转换的作用。处于减少外部合作的障碍和争取外部支持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按照哈伯特的“三C理论”，即配合(cooperation，利用资源帮助其他机构)、协调(coordinating，组织并整合资源以便更有效地实现多边目标)和合作(collaborating，综合利用资源以解决那些没有明确由谁负责的问题)，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促使功能的发挥［3］。参政党主要表现为对外而言，是宣传指导思想，进行政治社会化;对内而言，是反馈情报，分析整合民意，提供决策的参谋咨询的作用;同时，也具有提供协调，化解冲突，扩大共识的作用。这种结构性依赖关系表明我们需要加强政党政治的民主化建设，以保持参政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使其以旁观者清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才能看到执政党自身所看不到的东西，也只有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才能使统战工作更有说服力、可信力和号召力，以更好地监督执政党的工作。这种独立性可以显示为就纯公共事务关注的独立性，是就政策动议而言的，不受政治和行政影响，而且这种独立性也可以向社会暗示一种变革，一种治理的方式转变，一种理论的重大创新，一种任务的共同完成［4］。参政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可以在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与中国共担风险，在公民社会中接近并了解民众，增加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扩大社会共识，以便以统一的步伐行动。 但是，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以平等的姿态献计献策，而在决策的定夺上取决于执政党，同时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派处于协同合作执行的地位。第二，是宪法框架下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行使权利和执行义务。第三，是重大任务下的参政党。中华民族的振兴，以及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是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任务，更何况两者在任务面前处于导航者的位置。第四，是人民群众的参政党。在民主化时代的社会里，公民的自主诉求必然要求参政党反映民声，体现民意，必须将社会分层纳入参政工作的视野就是派的中心任务之一。参政党的相对独立性，就要求我们在政党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建设上下工夫。笔者认为，应就各派新形势下有自己的认同纲领以吸纳民意进行协商;派的实体规模应该在什么状态下既有利于执政党的领导，又有利于听取民意进行探讨;派的各种团体就其新的背景下的成立原因、运作资金来源、法律组织形式、内部治理结构、责任机制以及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进行规划;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各派以什么样的依赖和什么样的程序运作下，参政议政才能体现公平、公正，以真正反映民意民声?新的背景下，派只有在结构上解决了高层治理、控制环境和一定的管理自主权后［5］，才能发挥自己的自觉主动功能，为执政党献计献策，提供优化措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得以提高，也可以充分调动统战工作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的任务。#p#分页标题#e# 二行为性依赖 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行动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但如何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化解冲突，实现各自的利益，并进而达成行为上的相互依赖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呢?在民主制度下，公共利益所基于的不是一个阶级的福利而是许多团体利益的妥协，公共利益可以根据所有利益和我们社会所公认的价值概念被界定为对某一情景的最佳回应［6］。这需要双方在行动上能够整合利益关系，并在不同的利益中寻求重要与否的次序以及向人民提供可能作出合理选择中的可理解的许多项目创新，以满足不同层次民众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在新经济、全球化、公民社会兴起的情形下，各种局面复杂多样、瞬息万变，仅仅依靠执政党治理是力不从心的，而且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7］。在公共领域，集体行动并不意味着政府行动，尽管缺乏政府所拥有的正式渠道和强制手段，社会团体也能够就集体决策和公众集资达成意愿一致［8］。在还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竞争性合作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行为上相互依赖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准则之一。 因而在广泛的统一战线上，只有加强政党政治的科学化建设，才能更有效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并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增强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参政党的治理行动在什么层面发挥就是一个必须考量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及时地进行思维创新、转变职能、调整执政方式。按照新公共管理理念，表现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表现为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在政府的管理的价值选择上，新理念包括市场优化、顾客至上、服务意识、结果为本、民主参与等;在政府管理机制方面，新理念包括民营化与竞争机制的引入、公共服务设计和提供中的公民参与、结果控制而非过程控制、以人为本和以共识为基础的契约式管理［9］。因此，执政党和参政党在治理行为上的相互依赖表现如下。 1．在决策层面上，必须建立民主协商的科学表达机制。这种科学性应体现在决策制定阶段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平等讨论，强调提出议案的多元化和议案内容的多样化，举行广泛的听证和激烈的争论基础上的方案评估和选优，在中国共产党主持和主导下，方案是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各方利益综合平衡以及次序排列的结果。当涉及的是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重大事项时，更需要与各参政党进行民主协商;对于那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听取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制度，扩大民众的参与度。只有在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上达成广泛的共识，才能有效地化解各方的冲突，协调各方的利益，建立起完成任务的公共契约，形成合力有效实现目标。这种政策制定是以决策成本取代决策机会成本，没有这样的科学化决策，政府出台政策可能是高效率的，但不一定是高效益的;也只有科学化的政治决策，党的国家政策才有公信力和号召力，体现代表性，从而能够顺利执行。 2．在政策执行上，执政党领导下的分工合作，以“执政为民”和“参政为民”的服务理念，实现真正的职能转换，实现将微观调控转为宏观调控，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以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实现科学化的政策执行。执政党通过制度化激励以使参与公共治理的各方，特别是各派真正做到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顺利完成任务。 3．在监督层面上，加强各派监督的科学化设置。作为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的政府，是以公共强制力为保障来推动公共治理的，因而存在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利用的寻租腐败行为。派的监督作用彰显无疑，我国的政治制度也对各参政党的监督给予肯定，但是实际操作层面，要加强派监督的力度，通过科学化的设置，如赋予各派关于公民申诉的权益，通过巡视制度、调查制度、公示制度等，强化对执政党的监督，以加强执政党的责任意识;通过设立外部绩效评估和审计制度以及另类排解的弹性协调机制和听证制度等来加强监督。这些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应体现在监督的全面性上，如审查工作应包括条件性审查、程序性审查、内容性审查等，调查工作应有相应的流程，包括索取资料、资料研究、传召聆训、获取证据的权力等。此外，监督工作也只有建立在派相对独立性的基础上，才更加具有可信度，才能为双方的合法性提供认同和支持。这种独立性体现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的职能清晰、人员独立、财务独立等。 4．在反馈层面上，强化派的信息情报沟通能力。系统论的环境输入输出转换，对于系统的优化是必要的。党执政同样需要意见的反馈。党的政策制定依赖于各派的智力支持、对各方意见的综合评估以及对政策执行的意见反馈。没有反馈就没有政策的调整和改进，就没有对自身评估的依据，同样也就体现不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和科学。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双方在行动上相互依赖，加强行为模式的建设，发挥双方的功能作用，主要是在各方协调的基础上达成公共利益的一致，达成共识，以更高更快更好的方式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 三进化性依赖 中国共产党对于派除了重视和解决结构与行为上的共时性依赖问题，还必须关注结构和行为上的历时性依赖问题，也就是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派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需要双方“与时俱进”。这种进化性依赖表现为:制度化结构的适度分离，脱出机制的法律惩戒，风险代价的共同担当，权利利益的合理分享，民主规范的相互治理等，以达到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派和人民群众的派。中国共产党早期提出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依然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具有指导性。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根系，必须进行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p#分页标题#e# 1．明确相互进化的思想基础。思想力量是无穷的，现代政党政治都强调探寻符合时展、形成社会共识的指导思想，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信仰，同时在追随者中间形成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和义务感［10］。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出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新时期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表达了人民的诉求，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理论指南。因而各派也必须加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也只有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才能进一步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形成合力，把各党派、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智慧和力量都凝聚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上来。 2．建立共同进化的保障机制。各派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自身的目标、角色以及运行机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经济、公民社会的兴起、政党不断革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来保障自己不至于落后于时代潮流，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来保障。首先，强调宪政建设。宪政不仅仅是立宪设计和正式的法律规定，它并不足以保证民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基本共识。因而要强化宪政意识，强调宪法规定下的国家治理，明确中国共产党和派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形成宪法统领下的公共契约，确立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强调“无责任即无权利”，以真正实现新时期治理中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1］。其次，加强公正透明的程序建设。信息经济时代，需要建立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网络认同纲领，这种纲领体现为公正、透明、平等、有序的规则。这些程序的公正表现为决策方案的选择程序、方案执行程序、方案监督、反馈程序等，确立“无程序即无公正”的意识。再次，加强监督的制度化建设。我国的党内和党外监督的规定不可谓不多，但是在监督的力度和细节上还需要改进，可能对于重大违法违规监督的力度在增强，但是对于细小的违法违规的监督力度和制度化建设偏于薄弱，而规律性的公共事务是经常性的，很容易招致民众的不满情绪，如公务人员的态度问题，行政不作为问题，行政失当问题等，因而在强调对重大错误违法监督的同时，加强细微处的监督，增强“防患于未然”的意识和制度化建设。 3．建立共同进化的动力机制。发展需要动力，这种动力有物质的、精神的和文化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来说，首先应该确立学习型机制。中国共产党和各派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不断反思、评估和检讨自己，使自己经常处于革新的状态，以使自己真正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12］。中国共产党和各派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以扬弃的方式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以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建立处理事务的应急机制。当今世界千变万化，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派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建立相应的应急机制，以解决突发性事件。最后是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中国共产党和各派是相濡以沫的兄弟关系，必须共同进步和发展，建立必要的奖惩激励制度对于双方的发展是有益的。 新的形势下，执政党和参政党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面临很多的考验，客观上要求双方重视上述三种相互依赖关系，并按照这些依赖关系，加强自身的建设，同时据此加强政党政治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设，理顺两者的关系，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以形成面向未来的“大团结、大依靠、大融合、大发展”的新局面，实现良好的党际合作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