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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改革中的属性探讨

2012-04-26 23:35 来源:高等教育 人参与在线咨询

古今中外的高等教育实践既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例如,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往往成为统治阶段笼络御用人才的工具,今天的高等教育则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各行各业人才培养的阵地;某些国家实行高等教育的商品化、产业化运作,而有些国家却把高等教育当作国民的福利蛋糕。那么,有没有一种较好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能否由此找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源?应该说,付八军博士的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属性论———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选择的新视角》(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探索,颇有说服力地提出并阐述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源动力在于政府或者说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的选择与利用。从该种新视角及其所揭示的动力源出发,我们可以获得诸多新见与启迪。有没有一种较好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能否由此找到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源?应该说,付八军博士的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属性论———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选择的新视角》(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对这些问题作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探索,颇有说服力地提出并阐述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源动力在于政府或者说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的选择与利用。从该种新视角及其所揭示的动力源出发,我们可以获得诸多新见与启迪。

第一,彰显一种动力,而不是从表象的多种合力出发,这不仅揭示了高等教育变革的直接原因,而且有利于我们找到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学界曾有不少学者对高等教育的动力机制进行过理论探讨。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前副校长科·阿什比勋爵在他的著作《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受三种力量的牵动,即市场之力、政府之力及大学之内在逻辑;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是知识普遍化与特殊化的矛盾运动,认为知识普遍化反映的是学术的根本利益,而特殊化反映的是民族国家的局部利益,这两者始终存在着冲突,这些冲突演绎出不同形态的高等教育;厦门大学王洪才教授提出了“四元结构”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活动不是某种单纯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国家、大学、社会、个人四个不同方向合力作用的结果。毫无疑问,政府、市场、大学和个体都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力源。但是,其中还有一种对高等教育变革最为直接的动力,那便是“政策力”。本书在动力比较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观点,并通过中美两国高等教育的实践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验证。遵循此种路径,让我们找到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牛鼻子”,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理论武器。

第二,作者对该种新视角的探索是建立在对“属性”基本概念的分析之上,本书不仅对该概念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而且提炼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研究指出,对象事物的属性具有五个基本特点: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无限性、层次性。当我们把高等教育活动当作一项对象事物来研究,高等教育属性也就表现出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无限性与层次性。以高等教育的商品属性为例,既然高等教育具有商品性,那么其商品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客观性),且在实践层面上展现出来又是有条件的(条件性)。因此,我们不能说高等教育不能商品化,而要看其条件是否成熟,能不能商品化。这就可以解释高等教育商品化为何不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萌发,却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晨曦微露。但是,高等教育的商品化运作,最终取决于该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商品属性的选择与利用。这就可以解释同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的存在高等教育商品化的现实行为,而有的却把高等教育当作福利蛋糕。同理,既然高等教育具有多样化的属性(多样性),在实践上的展现又取决于政府的选择,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某个时期展现高等教育的政治属性,在某个时期展现其经济属性,在某个时期又展现其文化属性。不过,政府对教育属性的选择,同样不得违背其条件性,这就可以解释高等教育商品化的南橘北枳现象。至此,本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实践,源于政府(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的选择和利用。

第三,从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属性选择与利用的新视角出发,作者对中美两国自古至今的高等教育实践作了很好的梳理与比较,不仅进一步确证了该视角的科学性,而且归纳出中美两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属性选择的异同。中美高等教育发展史的梳理与比较工作,并不少见。但是,从该视角出发,在有限的篇幅里,对两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脉络系统地进行梳理,实属不易。该书不仅做到了,而且进行了比较,得出:在高等教育最根本的价值指向上,美国偏向其育人属性,而中国偏向其社会属性;在利用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上,美国突出其文化属性,而中国更加突出其政治属性;在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上,由于政府对不同高等教育属性的偏重,美国展现出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中国则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

第四,作者还认为,高等教育的产业性并不违背其公益性,甚至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其公益性。该书鲜明地体现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取向,在文中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高等教育商品属性、产业属性以及市场属性的推崇。从学界的研讨情况来看,目前既有人支持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也有人反对高等教育的产业化运作。反对者主要基于高等教育是一项伟大的公益事业,不能实行产业化。对此,作者在书中进行了很好解答,认为“高等教育的产业性是生产性与商品性的统一,其生产性不仅指一般的生产性,还包括一种特殊的生产劳动能力的属性,亦即高等教育的本体功能属性;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不体现在高等教育的产品性质上,而体现在它的社会功能上。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通过其本体功能实现,因而高等教育的产业性与公益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共存关系。同时,通过克服两者在商品性条件下的矛盾冲突,能够实现高等教育产业性和公益性的统一。”的确,我们不能从高等教育提供的产品是否属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反映其公益性。如果这样,那么美国的营利性大学、当前医院以成本加利润的方式提供的医疗服务(不是医疗保险)等等都不具有公益性。可见,我们不能从高等教育的产品性质来分析其公益性,更不能从产品的性质来分析和体现出高等教育有别于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的伟大和崇高之处。高等教育与医疗卫生等行业都属于与人本身密切相关的社会公益事业,但高等教育有比其它公益事业的社会价值更大的、特殊的公益性,这个特殊性正体现在高等教育通过育人功能来实现的社会功能。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澄清高等教育产业性与公益性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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