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既是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地方官。他德行高尚，任职寿宁知县期间公正廉洁，简政轻赋，政绩显著。由他编写的《寿宁待志》详细记录了当时寿宁百姓的艰苦生活，以及其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和从政感悟。冯梦龙用实践书写了循吏的动人篇章，以高尚的道德和高洁的情怀为廉政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冯梦龙;《寿宁待志》;廉政文化
冯梦龙（1574—1646），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县（今苏州）人，出身名门世家，自幼饱读经史，但仕途不顺，直到明崇祯三年（1630）才考取贡生，明崇祯七年（1634）以61岁高龄被任命为寿宁知县。作为文学家，冯梦龙才华横溢，就算是困顿于苏州场屋时也潜心著述，创作颇丰，尤其体现在通俗文学方面，他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强调真挚情感，注重文学的教化功能；作为地方官，冯梦龙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政绩显著，清代重修的《寿宁县志》将冯梦龙列为“循吏”。冯梦龙根据前任寿宁知县张鹤年和戴镗分别编修的两部县志，修纂了《寿宁待志》[1]（以下简称《待志》），《待志》约五万字，分上下二卷、28个条目，记载了当时寿宁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风土人情。它既是一部地方志，也是冯梦龙的自传性笔记，着重叙述了他的任上之事。冯梦龙不仅创新、丰富了地方志的写作内容和形式，而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影响了寿宁的官风和文风，为廉政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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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念为民之心”的循吏形象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奉职循理”的官员称为“循吏”：“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司马迁为循吏立传，为后世勾勒出了理想官员的形象，他笔下的“循吏”既要奉公尽职、清正廉洁，还要勤政爱民，引导民众向善。冯梦龙正是以“循吏”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为官不为权力和金钱，只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寿宁的四年任期中，冯梦龙一心为百姓着想，他认为即使自己无善政及民，但“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1]115，《待志》展示了其一心为民的廉吏形象和以民为本的吏治思想。明崇祯七年冯梦龙赴任寿宁知县，他不顾寿宁山高路远和自己年事已高，立志要将以民为本的吏治思想付诸实践。冯梦龙的《石门隘》描写了寿宁的恶劣环境，抒发了自己的豪情壮志：“削壁遮天半，扪萝未得门。凿开山混沌，别有古乾坤。锁岭居当要，临溪势觉尊。笋舆肩侧过，犹恐碍云根。”[1]4石门隘是一个凿山开辟的岩洞，山路穿过岩洞，洞外山道险要，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则沿溪蜿蜒，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施展抱负的迫切心情。冯梦龙跋山涉水，走遍全县调研了解寿宁的基本状况。他在《待志》中多次提到寿宁民贫、民困的现象。如当他发现县库无余财时，便查看家册了解寿邑之贫：寿宁丁多田少，粮满五两者不过数家。[1]21-29在了解了“寿邑之贫”和“寿民之艰”后，他就着手改革吏治，整顿民风。冯梦龙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治县方略：“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1]88“无寇”“无饥”“无讼”是冯梦龙的吏治目标，为此他立志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为实现寿宁“无饥”，冯梦龙仿效戴镗的“准粮之法”，使原先已“一空如扫”的县仓“三年以来，储俱见谷”[1]33，足以应对饥荒。他深入了解寿宁民情，关心田地开垦和水利建设，“凿石为田，高高下下，稍有沙土，无不立禾”，“田滋于水，水脉通塞，田之肥瘠随之”。[1]15为了防止吏胥胡作非为、扰民肥己，冯梦龙采取措施解决寿宁百姓的两大“里役”：解送公粮和官员的送旧迎新。冯梦龙上报条陈，历数其中种种弊端并提出解决办法，他为民请命：“民无余欠，库无余财，欲有司之有为于地方，盖亦难矣！今将万历二十年后加裁之数详著于后，使览者知寿民之艰与寿令之苦，冀当路稍垂怜于万一云！”[1]21他作《催征》，希望当权者能减轻赋税：“不能天雨粟，未免吏呼门。聚敛非吾术，忧时奉至尊。带青砻早稻，垂白鬻孤孙。安得烽烟息，敷天颂圣恩。”[1]29从中可以看出冯梦龙为民请命的苦心，他期待“长民者可以恻然矣”[1]29！孔子的“仁政”和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他胸怀济世经邦之志，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明代李贽的文学观对冯梦龙的影响也很大，李贽认为真正出自“童心”的优秀作品是通俗文学，因此，冯梦龙重视通俗文学所含蕴的真挚情感与教化作用，他编撰了白话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期望能有导愚而醒世的作用。冯梦龙任职期间不辞劳苦地为百姓排忧解难，造福了一方。作为寿宁县令，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反而一直安贫乐道。《待志》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一心为民的循吏形象。
二、“不求名而求实”的廉政作风
“廉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晏子春秋》中。齐景公询问晏子：“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3]晏子认为“廉政”就像流水一样可以奔流不息。孟子也提出不义之财“可以无取，取伤廉”[4]的为政之道。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时，明朝已处于贪腐成风的末期，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随波逐流，一直在等待施展抱负的机会，终于在花甲之年投身仕途，并在寿宁进行了一系列吏治改革的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冯梦龙提倡简政轻赋。《待志》详细记载了冯梦龙解决寿宁“造解黄册”之弊的全过程：黄册每十年大造一次，每造一次就得重新登记丁口和田粮，事情繁复且花费巨大，寿宁百姓识字者不多，只得雇人承办，包揽之人便借此敲诈，先是敛取纸张和油烛等费用，还要索取谢犒，甚至拖延索诈，“费一开十，本一利二”，使得县衙“宦债未清，屡见讼牍”，穷苦百姓“典妻卖子，犹不能偿”，冯梦龙深感“本官之用有限，而里役之派无穷”，于是建议“照依家册造成细册”，至下一轮造册时便不需再查产，可以减少大半工程。他上书条陈，希望能够“勒石为定”，将之作为成规保留下去，并表示自己“生平作事不求名而求实”。[1]59-62冯梦龙求实的工作作风还体现在修筑城隘上。寿宁城处万山之中，形如釜底，防守全靠城隘，自遭倭寇残毁，城墙崩坍，四门荡然。前任知县曾经上书请加增筑，但因缺乏资金没有办成。冯梦龙莅任不久就带头捐俸，并发动富户捐资修筑城隘，使各隘扼要而居，重立四门谯楼，设置大鼓，设立司更，并修复东坝，为百姓建起安全屏障。[1]3-5冯梦龙在断案时也展现了一个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他发现了寿宁县无仵作，需到外县迎请，既花费大量银两，还有可能弄虚作假。他还提出了“省其谳牍，可使无讼”[1]88等主张，认为诉讼的目的是化解纠纷，应减少文书篇幅，革新文书语言，简化工作环节。他理讼明决，认真调查、观察、分析、取证，“遇民以恩”，《待志》记载了他智取“一方之霸”陈伯进的事迹：陈伯进屡次杀人但都通过行贿逃脱了惩罚，“弄官府于掌上”[1]110，但冯梦龙一身正气，“亲往索之”，“以丹书垂戒”[1]110，终使陈伯进就范。此外，在“姜廷盛诬告案”中，顽民姜廷盛状告刘世童砍伤他弟弟，冯梦龙通过周密调查，查清真相是姜廷盛为诈取钱财而将弟弟砍伤。冯梦龙注重现场调查取证，灵活判案，使得县监狱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1]40-41冯梦龙重视民风的教化，他坚持“磨世砥俗，必章劝诫”[1]104。冯梦龙设立旌善亭、申明亭，彰扬忠孝节义，训诫恶棍霸徒，这些正、反面人物的言行对民众有一定的示范、警醒作用。冯梦龙特别注重劝化世道人心，寿宁当地多有“典妻”现象，小户人家稍不如意便弃妻如弃敝屣，或有急需便典卖其妻，毫不忌讳；寿宁轻女，导致生女多不肯留养，或淹死，或抛弃。针对寿宁的“典妻”和“溺女”现象，他了《禁溺女告示》：“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1]52他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明确重责弃女者，奖励抱养女婴者，使此风顿息。冯梦龙推崇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思想，他的醒世思想受到了王阳明救世思想的影响，他在“三言”中通过塑造贤明的清官形象来寄托自己的吏治思想，如在《况太守断死孩儿》中塑造了明代苏州知府况钟“况青天”的形象，盛赞况钟体察民情，为百姓昭雪奇冤，赢得万民称颂。[5]冯梦龙运用智谋化解各种纠纷，注重化繁为简，采取“兴学立教”等多种措施，以实现“无讼”的德治理念，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三、“老梅标冷趣”的品格操守
苏州人文底蕴深厚，历史上出了许多清官廉吏，为百姓传颂爱戴。汉末三国时期的陆绩卸任郁林太守，归家时两袖清风，担心舟轻不足以抵御风浪，便以石加重，留下了“廉石”精神；宋代范仲淹为人正直，品德高洁，一生节俭，捐出自家宅地开办义庄，留下了“先忧后乐”精神；明代况钟清廉刚正，世人称其为“况青天”。冯梦龙虽直至花甲才担任知县，且任期只有短短四年，但他凭借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品在百姓中留下了美名。冯梦龙以诗言志，作《戴清亭》表达自己要做一个清廉良吏的决心：“县在翠微处，浮家似锦棚。三峰南入幕，万树北遮城。地僻人难到，山多云易生。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1]8“戴清亭”是冯梦龙在寿宁县衙后建造的一个小亭，以此纪念寿宁前任知县戴镗。戴镗为官清廉，冯梦龙与之神交已久，他对戴镗的施政良法赞赏有加，并以他为榜样。冯梦龙借景抒情，虽天气寒冷，但老梅依旧风趣不减，梅树孤傲、高洁，他以梅自喻，表明自己要像老梅一样在官场中光明磊落，独善其身。冯梦龙以清官自许，也处处以清官的标准律己，当他发现寿宁新旧官员交替时，路费、修衙门费都全部摊派给了乡民，办事者又以少报多，导致乡民不堪重负，为此，他立即上书提出建议：“酌定新任应路费若干，离任应路费若干，画为定规，通县均派，竟送本官自行备办，此外不许需索分毫。”[1]62他期望能改变官员私捞油水、横征暴敛的现象。此外，冯梦龙还多次捐俸为民办事，在修筑城墙、修复东坝和重修学宫时，他都慷慨捐俸。《待志》记载寿宁百姓无论男女都敬奉马仙，而“关圣，县无庙宇”[1]13，为此，他又捐俸建马仙庙。在教化乡民方面，冯梦龙也多有付出。寿宁虽有学校但读书者少，于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四书指月》发给诸生，并亲自讲解，使读书人欣欣然渐有进取之志；当地百姓信巫不信医，为改变此风气，冯梦龙捐俸买药为百姓治病；寿宁虎患，“闻西门外虎暴，伤人且百余矣”[1]117，他得知周姓匠人擅长制作捕虎工具，于是他又捐俸制造捕虎器具，“余捐俸造数具，置虎常游处”，半年间“连毙三虎，自是绝迹”[1]117，解除了寿宁的虎患。冯梦龙任职寿宁期间改革吏治，教化民风，办了许多实事，留下了清官的美誉。作为一名官员，当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时，他也深感为政之艰难，但他依然写下十三款条陈，针对各种弊端提出了施政建议。冯梦龙把对现实的忧患意识和政治理想详细记载在《待志》中，这部别具一格的自传性县志，集中体现了他的吏治思想，记载了他的吏治政绩，展现了他廉洁勤政的品格操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廉政文化财富。
作者:王敏杰 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