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庸先生曾说过：“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们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个真实的人，这就必然要和他人发生联系。而在传统关系文化中，能够把握其脉络，成为集大成者的无疑是古往今来的“官场不倒翁”，他们深谙中国人的性格、人际交往的法则与处世的原则。对“官场不倒翁”的研究就是对传统关系文化最好的了解。当然，以“官场不倒翁”为代表的官场关系文化其实是一种病态文化，一部分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关键词】“官场不倒翁”；传统关系文化；病态文化
“关系”一词，已经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分不开，在生活中更多的表示的是人际关系。如何去理解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以一群人一些事为切入点，“官场不倒翁”就是最好的例子。“官场不倒翁”在学术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更多的是历仕多个朝代或多位君主的重臣。这里有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第一个是在多个朝代或多位君主都做官，是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第二个则是手握大权，身居要职。
一、差序格局：“官场不倒翁”产生的温床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用一个简单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是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这种差序格局十分具有排他性，关系中越靠近这个基本单位的越容易被接纳，越容易达成合作，而越是远离这个基本单位的则越有可能被排斥，形成一种疏远的人际关系，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在行为上内外有别，对有联系的圈内人讲仁义与尽义务，而对无关的圈外人则循礼而讲利。这样独特的差序格局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独特关系格局，以家庭、家族、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最小的基本单位。总之，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亲缘关系的一种拓展。差序格局的形成与等级制度的形成息息相关。自西周开始，在血缘上已经有了贵贱的等级之分，正如《礼记·檀弓》所说：“古者，殷时也。周礼以贵降贱，以逋降庶，唯不降正耳”。[2]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宗法制实际上也促进了差序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圈开始从家向外延伸到国，开始出现了家国天下、家国同构的思想，于是国家开始被纳入这个体系中，国家中最重要的是君臣关系，于是为了更好地合乎这个体系，君臣关系开始被拟血缘化，“君父”“臣子”“天子门生”这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开始被大家所熟知。这也正如费先生自己所说：“从己到家，从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3]这样就说明了“官场不倒翁”们产生的最大环境与深层的文化原因，君主对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差序的，任何的君臣关系都做不到《孟子·离娄下》中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4]而在现实中，君主对待臣子更多的是有亲疏远近的，亲近的臣子可以得到君主更多的信任，便可以出任更高的职位，获得更大的权力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反之疏远的臣子相对来说不受君王的信任，在升迁、考察、赏赐等部分的优先级不如亲近的臣子。同时，臣与臣之间的关系也是有亲疏远近的，中国历朝历代的党争的简单来理解就是亲近的官员群体一起排挤打压疏远的官员群体。虽然欧阳修《朋党论》的君子党在政治认同上有创新，但仍然逃不脱这个差序的格局。官员与上司、同事的亲近关系绝对也是仕途的一大助力，疏远关系也绝对是仕途一大阻碍。总之，差序格局让官员想要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要与君主、同僚保持亲近的关系，这样官场关系文化就一步步地演化并发展。其中一些善于钻营此道的人，就借着自己的本事的平步青云，就形成了“官场不倒翁”，在几任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都游刃有余。差序格局就形成了“官场不倒翁”产生的先决条件，也成了传统关系文化滋生的温床。
二、“官场不倒翁”所面临的复杂关系
要了解“官场不倒翁”与传统关系文化就必须理清其面临的复杂关系，弄清复杂关系后才可能去看清传统关系文化的表里。第一层是最核心的关系应该是与皇帝的关系。其人际交往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升职，而升职必须要经过皇帝的同意。所以与其他人的关系最终还是要作用到与皇帝的关系上。同时在官场内职位的数量一定的，一个人上位意味着另一个人失去晋升的机会，这就是竞争，而这种竞争的主导者大部分时候都是皇帝。第二层则是与家族的关系，家族可以为官员的升迁地提供助力，而官员亦可荫庇整个家族，《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第三层与官员的关系，这个官员包括三个含义：上司、同僚与下属，第四层即是权力的运用对象老百姓的关系。第五层则是与准官员的关系，准官员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定义也很广，候补官员、皇亲国戚、官员的子女、举子等，他们是不属于这个系统内的人，但是之后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进入或影响到这个系统的人。这样的复杂关系可以从一些“官场不倒翁”生平上领略到，在这里以隋末唐初的裴矩为例，他曾经效忠过七任君主，从雄才大略的两位开国君主杨坚、李渊，到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杨广，再到仁政爱民、从谏如流的李世民，裴矩都能够获得每任君主的赏识和重用，确实是典型的“官场不倒翁”。就这样的官员在与皇帝的关系上尤其是在对待皇帝的态度上可谓大相径庭。在对待隋炀帝时：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5]为了向戎狄展示隋朝的国力，在裴矩的建议下，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举行了元宵庆典，持续了一个多月，庆典期间洛阳城对外国人免费住宿和饮食。裴矩建议的动机就是为了迎合皇帝心意而进行的面子工程，既空耗国库钱财，又容易滋生腐败。而在唐太宗时期裴矩又以贤能的诤臣的面貌出现：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其言，因召百僚谓曰：“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6]裴矩能够建议隋炀帝骄奢淫逸，却在唐太宗时期能做到诤言直谏，敢于为皇帝纠错，他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司马光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7]其对裴矩此事的总结非常精辟即“佞于隋而忠于唐”，他认为原因是遇到不同的君主，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与官员所面临的复杂关系有关，这里就可以将面临的五种复杂关系变为一个决策方程，即是y=n1x1+n2x2……n5x5，这里自变量x1代表皇帝的态度，因变量y代表裴矩的决策，n1代表着皇帝的态度在裴矩决策中所占的地位，x2则可以表示与官员的关系，n2则可以表示与官员的关系在裴矩决策中所占的地位，以此类推。裴矩在面对不同的君主的时候，他的决策方程式是不一样的，在面对隋炀帝时，由于其不是一个开明的君主，而且杀伐果断，所以不管裴矩与其他人关系如何，n1的数值会变得很大，基本上这时候裴矩的决策方程就由皇帝的态度决定。而对于唐太宗来说，开明的君主让n1的数值变得小得多，裴矩可以开始考虑其他关系因素，综合起来让裴矩做出了劝谏的决定。总之，这个事例既说明“官场不倒翁”所面临的关系的复杂性，又说明了与君主的关系的核心地位。
三、结语
现在从“官场不倒翁”的身上，能够清楚地看见传统关系文化的主要特征，最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差序格局的存在，所以传统的人际关系被划分为血缘亲情型、泛血缘化型、君臣上下型与路人偶遇型四种类型。传统关系文化主要特点也可以根据各类型总结为：鲜明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性，以及后来发展的泛家族化取向；内外有别，亲疏有间的差序格局；重情主义与人情主义；向网状发展的趋势；重集体与轻个体的集体主义。这五个特点大概就是能从“官场不倒翁”身上看到的传统关系文化的全貌。最后，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传统关系文化是一种病态文化，是在制度不健全、社会监督力度不够、管理能力低下的历史时期才存在，容易滋生腐败、钱权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情世故下的传统关系文化并不能促进社会进步，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才是和谐健康社会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宋）朱熹注.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唐）魏征等撰.隋书（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后晋）刘昫等撰,陈焕良,文华点校.旧唐书(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7.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作者:冯仲鑫 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