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的创新发展是其传承的重要条件，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基础。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解构和重构现象进行表述。村落经济结构断裂与回归、制度体系缺失到再生、精神隐忍到复苏是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出现解构与重构的主因，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审美特征和精神追求等促进了文化结构与传播途径的重构。
关键词: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文化符号
川东通常指达州、巴中、广安区域，是古代“巴国”属地，也是巴文化集聚地，自然地理环境较为复杂，早期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形式。村落是早期各类文化起源或发展的主体单位。近年来，村落的数量消减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其中文化因素是保护的重要单元。保护村落是传承村落文化的首要基础条件，保护村落文化是村落得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而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1］。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有安仁板凳龙、石桥火龙、元九登高和土家族摆手舞、余门拳等，是川东民间文化精神因子，能够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化的发展受到来自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影响，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在外来文化融入、传统经济结构转变、人口流动加快、制度革新等因素下，出现不同程度的解构或重构现象，进一步研究和梳理该方面的因素，对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川东典型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文化历史背景描述中可以看出，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形成主要来源于节庆活动、外来文化的融入、纪念活动、军事活动以及其他传统体育文化异化后的演进等，整体彰显出体育文化符号具有“仪式”感。人类学家用“仪式”(ritu-al)这一术语来指与正式的、非功利目的的地位有关的活动，包括诸如节日、庆典、诞生礼、入会仪式、游戏等事件，而不是仅仅限于宗教仪式。相对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诸如祭祀活动的仪式等在近代逐渐消失或异化，这也是诸多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出现结构或重构的重要原因。这与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离不开的，因为发展中物质、行为、关系、事件、体势和空间单位都在不同程度的改变。
2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解构与重构审视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更加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是不可缺少的，全球化进程加快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改变着世界各个层面，各种文化交融与冲撞，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面对当今社会对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现代冲击，如何保护文化符号的原始性，理顺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现展方向，使受到解构的文化群体重新回归母体，以此实现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进而促进其发展。审视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构上的变化，试从文化结构三层次说即文化物质层面、文化制度层面和文化精神层面探讨文化符号消解或重构因素。
2．1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物质层面:经济结构断裂与回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发展逐步稳定，但战火所造成的破坏程度是较为严重的，物质的匮乏导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现较大程度的破坏，物质是体育文化符号发展生存的必要条件，这是在于体育文化符号需要器物、特殊服饰、设施设备等支撑，区分不同体育文化符号的因素往往也在于此。早期川东地区村落自身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战争洗礼后更加困难，村落社会经济结构断裂，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消解程度是巨大的，后期修复中部分器物往往是记忆中的重构。审视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物质层面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工业水平技术或者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这种影响是迅速的，能够在短期内替代传统的制作技术方法，而且对生活、生产产生影响，如提升经济收入，改变传统劳作方式等。再者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早期体育文化服饰、器物等主要是利用手工打造，例如安仁板凳龙主要利用树干、包谷壳、竹篾、苎麻、板凳等物;石桥火龙主要取材于当地的竹子手工制作而成等主要来自自然环境下的产物。随着科技水平不断提升，部分器物的制作材料被取代，安全性进一步得到提高，也促进了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创新，为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重构提供了有利条件。
2．2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制度层面:制度体系缺失到再生。制度对文化发展具有导向、约束和保护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中力量搞生产，百废待兴，各种文化体系亟待修复，这一时期民间文化制度匮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文化制度的发展是较为缓慢的，这种影响是全国性的。制度层面的严重缺失，使村落本不健全的制度体制遭受严重的打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度体系得以重建，传统体育组织管理体系从混乱中重新树立起来，使村落传统体育组织体系逐步发生转变，早期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构建主要依赖于政府，经过不断经验积累和学术上的重新考证，民间传统体育组织逐渐壮大起来，使村落传统体育文符号从解构的状态重新得到修复，制度层面不断健全，文化保护的意识形态越发强劲，实现了文化制度层面的新发展。制度体系的再确立到逐步完善，保障了文化体制的发展和内容上的明确，原有宗教色彩的文化内容逐步向现代社会制度看齐，宗教的仪式感消亡或消减，带有农耕经济的传统体育文化逐步向旅游经济转型，政府包办向政府主管转变，以此把传统体育文化从文化断裂的边缘引向重组，因此，制度的再确立使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发生部分转变，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征和精神需求。制度体系从上到下逐层完善，对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逐步细化，对其传承和发展起到保障作用。
2．3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精神层面:隐忍到复苏。川东村落大部分按血缘关系、族群进行群体性搬迁，如安仁乡主要有谭氏、郑氏、石氏、魏氏、张氏、李氏等几大姓氏。固定的血缘关系、稳定的祖田收入、统一的祖祠和祖规构成了川东村落原始的社会组织结构［7］。族群关系中存在制度的约束，但精神上共同追求是形成独特文化符号的基石，是彰显一个族群或血缘关系的标记。精神层面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符号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川东村落的历史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十分丰富，体育文化符号的形成与早期村落的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科学认知薄弱的过去，村落人们通过在各种仪式中祈求、祷告、庆祝等行为逐步深入到精神之中并传承，这种仪式或劳作中的肢体动作从早期简单的表达到现在的升华，是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产生到发展的整过程，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是村落人民对过往质朴的精神表达。战争、人口迁徙、文化传承断裂等因素是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消解的重要因素，战争对文化体系的损毁程度是巨大的，在文化物质与制度层面十分明显，而精神层面表现出的隐忍成为文化得以复苏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精神文化是一个再生体。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在自然的竞争中和人类社会的斗争中都得以保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结构的精神层面从未消失，而是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表达在不利的环境下被迫选择了隐忍，在现代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得以重新发展壮大。
3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现代重构现象表述
3．1改革促进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重构。川东村落多以族群关系或同血缘关系组建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受近现代战争后保存下来的村落重新恢复生机，经济得到发展，村落人口数量逐步增加，传统的精神文化逐渐显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群体性参与的特征逐渐恢复。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交融，具有群族性特征，同血缘特征或地域性特征的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从追忆中逐步得到创新，多种文化形态交融，创新后的重构形成了具有现代审美或精神文明的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例如，元九登高已具有千年历史，以纪念曾在达州“以清廉勤政为官”著称的唐代大诗人元稹为始，后由崇敬转向祈福，现代已成为崇敬与祈福为主，踏青健身为辅的民俗节日。再者，土家族摆手舞的形式经现代审美的影响，也发生了明显的融合重构现象。
3．2发展模式重构。早期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意义多以祈福、庆祝等为主，群族性、血缘性、区域性较明显，造成发展模式单一，已不再适应社会的需求，逐渐转向多元化的发展，健身娱乐性等表现更加强劲。发展模式上具体表现出具有现代审美、向城镇化发展适应、旅游资源的开发、教育性、电子媒介的使用等，从过去一元模式的发展到现代多元途径的整体使用，是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发展模式重构的重要体现。发展模式的重构与补充，使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文生态系统，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和文化建设，更加符合现代人们追求的精神、物质需求。
3．3运行系统与生态系统重构。在制度体系完善的同时，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运行系统和生态系统逐步重新构建，促进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利用。传统体育器械、手工艺品、服饰等方面得到长足的发展，逐步摆脱物资匮乏的困境。现代电子媒介的使用，使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形式发生改变，新的传播路径促使产生新的产物，音像制品等提升文化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村落旅游经济的增长带动了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更具娱乐性、形式多样性等，通过社会组织的培训，实现传统活动参与主体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的转变，使其更具创新能力。经济的快速提升使村落传统体育文化重新走上节庆日、展演现场等，群众性体育活动更加丰富，促进了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运行系统更加的多样化，文化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3．4文化的本土性回归。村落是传统体育文化起源发展的主阵地，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形式有所差异。近现代以来，在意识形态革命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村落本身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化进程越发迅速，村落的消亡速度增加，致使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空间减小，后备人才缺乏，传承发生断裂，文化的保护意识逐渐得到重视。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是民间体育文化的母体，在历史变迁中为适应社会的需求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促进了村落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现象的出现，村落传统体育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构是文化从旧的发展模式及制度等中本土性的回归。
3．5传播路径创新的需求。村落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体育文化是丰富人们精神需求，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方式，体育文化的传播对其自身的传承十分有利，在信息化、工业化的当下，人民体质健康关乎国之将来，特别是青少年体质问题。体育文化自身具有文化价值，同时还具有经济价值、健身价值等，如体育旅游是一种比较现代的消费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促进健康生活的方式，促进了旅游产业发展及体育文化的传播，符合现代提高人们体质的要求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想。川东缺乏部级体育非遗项目，村落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两者相互互利的作用，对于孵化新的体育非遗项目较为有利，是进一步强化体育旅游的重要手段。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对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程度加深，创新传播路径是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是其现代传播路径重构的具体表现之一。
3．6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器物的重构。早起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器物在工业水平程度的限制下，主要来源于生活的环境之中，物质匮乏造成制作上的质量难以保障，加之经历战争时期，往往造成原始器物制作上的消亡。随着工业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现代工艺生产出的器物材料质量不断提高，传统体育活动所使用的器械、手工艺品及服饰等质量不断改善。在器物类型方面出现的重构在于部分器物实际的制作过程和样式已失传，只能靠人的记忆、图片或有限的资料记载等得以重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器物更像是新的再造物。器物的重构使村落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得以延续，使其形式能够得到保存。
4小结
川东在古代隶属“巴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四塞之国”，同时也形成了较多独特的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经过历史的变迁，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出现解构和重构的现象，从文化结构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体现。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审美观以及电子媒介等促进了川东村落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创新，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特征。同时川东地区位居川东门户，在改革开放的带动下传统体育文化运行系统及生态系统也迅速复苏，原有的运行系统在适应现代社会过程中出现解构或重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择优发展的表现，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作者:洪旭辉 祝利平 单位:四川文理学院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