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唐代，茶成为了大众消费品，中国北方也已经是“茶为食物，无异米盐。”（《旧唐书•李玉传》）文献中记载：“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全唐文•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这些都可以充分说明，在唐代，茶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范围上也已扩展至全国，在国家的经济当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茶叶的兴盛推动了瓷器制造业的繁荣，《中国茶经》有这样的记载：“唐朝中期，北方消费茶增多，引起各地瓷窑的兴起，尤以烧制茶具为中心。”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窑址的出土物中，与茶器相关的器物数量远远多于前代，也在同时代出土器物中占了很大比重。以越窑为例，盛唐一朝，碗、盘、水盂、注子产量最大，占所有出土物的80%以上，而以碗的出土量最为巨大。（《中国陶瓷史》）除了水盂之外，上面提及的其他三种瓷器均作为茶具使用。
其次，茶文化的兴起，推动了瓷器器型的革新。唐代以前，瓷器尚保留了大量陶器的特征。自茶文化兴起，瓷器变得更加灵动。以壶为例，魏晋时期流行“鸡首壶”，壶身与早先的陶罐无异，仅多一鸡首状流，盘口、鼓腹，短小流，整件器物重心偏下，显得厚重。唐代以后，“汤瓶”取代了“鸡首壶”，盘口逐渐变为侈口，腹变小，流加长，且流多管状或棱状，重心上移，整件器物显得活泼。这些变化，可能与晚唐时期兴起的“点茶法”有关。“点茶法”即先将茶末置于盏内，用汤瓶注以沸水，将茶末调成膏状，最后持汤瓶向盏中冲注适量热水而成饮用的茶。向茶盏中冲注的动作称为“点”，因为盏的容量很小“，点”特别讲究技巧，否则沸水很容易溢出。于是对装沸水的汤瓶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从流里面倾倒的水水流要顺畅、水量要适度、落水要准确。
为了便于点注，高颈、长腹、长流的汤瓶应运而生。管状和多棱状的流，顺畅性和水流稳定性明显好于魏晋时期流行的鸡首流。魏晋时期的碗，直口或者敛口，深腹、实心底，与陶钵较为相似。至唐代中期，碗多为侈口，由深腹变为浅腹，圜底增多。唐代晚期流行斜直壁碗，器型也有逐渐变小的趋势。关于唐代文人饮茶方式，文献中也有零星的记载。唐代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封氏闻见记》卷六有这样的记载：“……伯熊著黄批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器内装的是刚刚煎完的茶，温度较高；喝茶时要能“手执茶器”而不烫手，茶器应该便于散热，而且方便“手执”。这一时期大量发现的敞口、浅腹、圜底的小碗，敞口、浅腹利于散热，小巧、圜底的特点，使人能以手执住而不致烫手，很可能是作茶具用。这种小型侈口碗，应是陆羽所提及的“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的茶瓯。
再次，由于品茶、斗茶风气的兴盛，人们不仅对茶色、茶味进行品评，还提高了对茶具的审美要求，进而推动了瓷器装饰性造型、纹样的产生，大大增强其文化内涵。“花口”是唐代瓷器的一大特色。中晚唐时，花口造型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大致与茶文化兴起的时间一致。根据考古的出土材料看，晚唐时的茶具大量采用花口造型。如当时流行的花口茶瓯，通常表现为五瓣花形，腹部无棱，圈足稍外撇，器型小巧精致。陆羽认为“膻鼎腥瓯，非器也”，即茶具已经不是一般的食用器，而是具有了一定文化内涵的器物符号。“花口”的造型，大大提升瓷器的文化内涵，使其脱离了“食用器”的范畴。1987年发掘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现了极其精美的秘色瓷碗。根据其器型、一同出土的金银茶具及文化意义上分析，这些秘色瓷碗应该为茶具。以茶具为代表的瓷器烧造，其技术已为我国青瓷制造的最高水平。
最后，因咏茶而推及瓷器，因而赋予了瓷器极大的文化内涵。有很多诗句都是借赞美瓷器来表现茶香，如郑谷“茶新换越瓯”、施肩吾的“越碗新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都是很好的例子。咏瓷诗兴盛是在唐代，并且咏瓷诗几乎都是咏吟茶具。由于茶文化的引入，瓷器第一次具有了深刻的文化内涵。茶文化的兴起在瓷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前，瓷器作为食器，深深打上陶器的烙印，造型较为古拙；茶文化兴起以后，对瓷质茶具的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器型变得小巧灵动起来，装饰性花纹和造型也大量运用其上。
因茶文化而兴起的“咏瓷诗”，标志着瓷器文化意义的升华。因此，将唐代茶与瓷的结合称之为瓷器发展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陈昱文 单位：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