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曼先生的问题范文1
张旭可以说是中国重汽的忠实用户，他的车基本上跑的是固定的路线，从江苏无锡出发到新疆喀什，沿途经过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兰州、西宁，一个来回接近一万公里。
对HOWO T7H，张旭很满意，“现在我的车已经跑了接近6万公里了，运行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特别是上大坡过程中，HOWO T7H强劲、舒适这是其他车无法比的。HOWO T7H的稳定表现给了我敢于挑战皑皑白雪的底气。”
这里的HOWO T7H，就是中国重汽与德国曼公司合作，全部掌握了曼技术生产的车型。这款车上融入了众多曼的元素，包括曼车桥、曼车架以及大动力的曼发动机。
在中国重汽的发展史上，不仅有张旭经历的HOWO、HOWO A7、到HOWO T7H，还有从第一代老黄河车开始，历经“斯太尔”、“沃尔沃”到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HOWO”系列重卡的技术积累历程。
全面掌握曼技术
中国重汽同步引进德国曼公司的全套先进技术。经过三年的发展，中国重汽目前已建成曼发动机生产线、车桥生产线、驾驶室生产线和整车装配线，具备批量生产的能力。
据了解，德国曼公司是位居世界500强之列的著名跨国汽车制造商，制造了世界第一台柴油发动机，拥有先进的重卡整车及关键总成技术，拥有21世纪最新研制的D20发动机，在欧洲市场上，其重卡份额仅次于奔驰排名第二。
HOWO T7H采用的曼发动机原型是曼的D2066，国产型号是MC11。曼发动机的设计理念是增大扭矩优先，而不是增大功率，以最少的齿轮转动获得最大的燃油经济性。
资料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在全国重卡行业下滑的背景下，中国重汽总体运营质量和效益水平保持明显提升。尤其是曼技术产品，中国重汽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定位、对市场格局的敏锐嗅觉，以及市场营销方面的屡屡创新，使产品销量节节攀升，取得了产品热销，并呈现出稳健强劲的增长态势。其中，HOWO-T7H产品同比增长134.86%，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重汽在中高端重卡市场的稳固地位;HOWO-T5G产品同比增长381.75%，增势迅猛，后来居上。
中国重汽集团一季度销售整车4.3万辆，其中重卡销售2.5万辆，市场占有率同比提高1.66个百分点。效益大大好于收入，收入大大好于产销量，完全符合国家提出的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要求。
尽管经历了从设计、工艺、制造的全方位吸收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升级，实现了我国重型车制造业质的飞跃，技术、品质不断在变，而始终没变的是中国汽车品牌：“中国重汽”。
业内专业人士评论，对于中国重汽来说，通过技术转让，在“技术提升型”卡车和欧Ⅲ、欧Ⅳ、欧Ⅴ发动机的生产制造、质量控制、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展开合作，可以彻底帮助这个中国最大的重型卡车制造商解决最困扰其未来卡车的核心技术问题，显然这使得中国重汽在产品、技术、市场乃至企业全景上展开一幅新的拼图。
2015年总发展目标20万辆
根据中国重汽2015年的产销快报，公司2014年四季度实现重型卡车产量16848辆，销量为23439辆。2014年度累计实现重型卡车产量为80077辆，同比下降2.65%;销量为90735辆，同比增长7.97%。
据了解，中国重汽集团提出了2015年总的发展目标：实现整车销售20万辆以上，其中，重卡要销售13.5万辆以上，市场占有率提高1个百分点;各项主要指标增长12%左右，整体质量创造国内一流水平，曼技术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企业效益力争保持行业最好水平。
中国重汽集团销售部总经理张晓东曾表示，2015年中国重汽销售部将以强化品牌战略为指导，以"互动营销"为着力点 ，加强过程管理，注重细节评价，实现"前三有我 勇争第一"的行为地位;聚焦曼技术产品，丰富营销手段，引领用户价值升级;科学规划网络，提升网络能力;通过实施"互动营销"战略，全力推进曼产品销售，开创营销新局面。
从老黄河车开始
1956年，中国重汽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济南汽车制造厂成立。1960年制造出中国首辆重型卡车黄河系列JN150，并从6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1984年，济南汽车制造总厂与中国其他整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商合并，组成重型汽车工业联合公司，从奥地利斯太尔公司引进整车技术，在国内联合生产“斯太尔”系列重型汽车，济南汽车制造总厂是主要项目单位之一。
在加速消化吸收“斯太尔”技术的过程中，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利用斯太尔先进技术优化“黄河”第二代产品，在斯太尔产品和黄河产品的系列化、通用化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通过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成果以及生产设备，是工厂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生产工艺和产品技术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2001年1月18日，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济南正式宣告成立（简称“中国重汽”），中国重汽与沃尔沃卡车公司重型汽车合作，成立合资企业济南华沃卡车有限公司，第二年本土生产的第一辆沃尔沃重型卡车下线。
2003年12月18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中国重汽集团重组山东小鸭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重汽进入资本市场，“小鸭电器”变成“中国重汽”。
2005年12月12日，中国重汽集团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HOWO重型卡车第10000辆驶下生产线，标志着HOWO重卡当年投放市场当年产销突破万辆，这在当时中国尚属首次，也创造了世界重卡历史上的奇迹。
中国重汽“三兄弟”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作为母体，其包括有济汽、陕汽、川汽，当时3家共有斯太尔技术。由于同属于一家集团，按照分工协作的原则，三兄弟企业分工协作，按需分配，山东重汽生产发动机（今天的潍柴）、陕汽生产驱动桥、陕西法士特生产变速箱等。
1989年6月，浓缩了中国重汽“三兄弟”心血的第一辆国产斯达一斯太尔重型载货车在原济南汽车总厂下线。
斯太尔技术的全套引进经历了消化吸收融合的过程，斯太尔作为中国重型载货车第二代主力车型，以其承载力强、适应性好以及低廉的价格赢得了用户的喜爱。
在第一辆国产斯太尔重型载货车下线后的10年间，原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却陷入巨额亏损。济汽、陕汽、川汽一度陷入危机之中。中国重型载货车之路到底怎么走？
2000年7月26日，国务院召开第74次总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原中国重型汽车集团进行战略性重组，将重汽集团分为3部分，分别下放地方管理，原“中国重汽集团”正式一分为三。重汽的核心和主体部门保留“中国重汽”的称号，划归山东省管理，原重汽集团三个整车生产厂之一的“济南重汽”改称“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而另两个整车生产厂重庆重汽与陕西重汽，分别下放重庆和陕西地方管理，组建为“重庆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目的是集中优良资产、集中品牌、集中优势产品、集中核心技术，剥离不利于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成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各省出台特殊政策予以扶持。这一正确的决策使济汽、陕汽、川汽获得了再生。他们依靠科学的决策与管理、国内独有领先的技术、领先的发展及服务理念等优势参与到国际化市场竞争中，稳固地建立起中国重型载货车发展平台。
由于引入竞争机制，3家斯太尔生产企业将斯太尔平台打造得愈发稳固。如今济南重汽、陕西重汽、重庆红岩都各自完善了配套体系和零部件生产厂，斯太尔核心技术的共同拥有使3家企业拥有了角逐市场的资本。
“去斯太尔化”
斯太尔在中国的30年，不仅斯太尔车型、斯太尔品牌是公认的赢家，而且很多利用斯太尔部件或总成的重型载货车生产企业也各取所需，赢得了自己品牌的发展。
然而业内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国家高速公路的快速建设，重型载货车也向着高速化、重型化方向发展。110km/h的速度已经是新时代对重型载货车的基本要求。而设计时速只有90km的斯太尔，在市场对速度及效率的要求上有很大差距。
每一家重卡企业，无论其与斯太尔平台亲疏，都在不同程度地“去斯太尔化”;而斯太尔的主干零部件制造商，也都在变脸。
沃尔曼先生的问题范文2
现在，欧陆的许多豪门球队都有着优秀的右后卫坐镇。他们在进攻时犀利的突击，防守中不遗余力的堵截，基本上是一个人分担着本该属于两名球员的任务。近些年来获得巨大成功的球队，都有着极其出色的右后卫：多特蒙德的皮什切克；巴塞罗那的阿尔维斯；国际米兰的迈孔以及尤文图斯的利希施泰纳等。
如今，迈孔和阿尔维斯的年龄日渐增大使其不可避免的状态下滑，而利希施泰纳和皮什切克等人不再年轻，于是现在对于右后卫位置的探讨，更让人们有兴趣和谈资的是那些年轻有发展前途的小将。目前，以拉斐尔、蒙托亚以及凯尔・沃克为代表的“90后”右后卫的未来毫无疑问是足坛关注的热点。
巴西天才护卫曼联
1990年7月9日出生的拉斐尔，毫无疑问是巴西足坛乃至世界足坛公认的最具备成为顶级右后卫潜质的新星。2008年，当时年仅18岁的拉斐尔代表曼联的处子秀就让人们眼前一亮，他一个人就激活了整条右路。犀利的进攻和强悍的防守令人印象深刻。拉斐尔的成名之作是2008-2009赛季曼联客场对阵阿森纳的比赛，虽然那场比赛曼联失利了，但是拉斐尔却打入了他在曼联的处子球。虽然加盟曼联的首个赛季有着不错的发挥，但是随后的几个赛季里，拉斐尔的成长也曾出现了波折。2009-2010赛季人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他在面对拜仁时的鲁莽红牌，年纪轻轻的拉斐尔显然不是老油条范博梅尔和里贝里的对手，在两个人的轮番“诱导”下，脾气火暴的拉斐尔最终两次染黄被驱逐出场。这也直接导致了球队被拜仁慕尼黑淘汰出局。
2011-2012赛季对于拉斐尔来说，是一个分水岭。拉斐尔先是入选了巴西参加伦敦奥运会的阵容，并且以主力的身份帮助巴西获得了亚军。本赛季，他彻底确定了曼联的主力位置，不论进攻还是防守，他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截止到对阵女王公园巡游者的比赛，拉斐尔已经为曼联在联赛中打入了3个进球，这对于一个右后卫来说已经堪称优秀。
作为巴西球员，拉斐尔有着出色的技术，而与加里・内维尔和布朗相比，拉斐尔的进攻能力明显更强。之前“红魔”的中场多为双中前卫，大多倚重边前卫的插上或传球，这就要求曼联的边后卫龟缩后场。拉斐尔则改变了这一现象，他体能充沛，加之具备完美的速度和技术，保证了他在助攻上的高效以及回防时的及时。
拉斐尔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自身的不稳定性和火暴个性，像对阵拜仁时的红牌和在伦敦奥运会决赛上与队友胡安内讧，这都是一个成熟球员不应该出现的情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脾气火暴并非完全是坏事，如今铁血铮铮的拉斐尔身上已经有了曼联传奇队长罗伊・基恩的影子。曼联一直都是铁血的象征，如今拉斐尔身上所表现出的血性，正是曼联一直推崇的精神。
巴萨右闸勇者不畏
1991年4月14日出生的马丁・蒙托亚是瓜迪奥拉执教巴萨时期第16位上演一线队处子秀的球员，在巴萨的鼎盛时期，年轻球员要想获得出场机会，必然要付出比常人更艰辛的努力。
回顾蒙托亚的成长史，他的母亲在其成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蒙托亚8岁就入选了拉马西亚青训营，其母亲则努力地工作以赚取他在拉马西亚的训练费用，每天还要送他去训练。而蒙托亚17岁那年，他可敬的母亲患病去世，对于蒙托亚来说毫无疑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逆境可以帮助一个人成长，或许艰难的年少岁月造就了蒙托亚坚韧的个性，这也让他能够勇敢面对任何困难。他深知母亲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希望他可以在足球场上闯出名堂，因此在承受母亲去世的巨大悲痛之后，他依然艰苦不懈地训练，以期待获得出场机会。
天道酬勤，从拉马西亚走出来的巴塞罗那主教练瓜迪奥拉善于培养年轻球员，永不言退的蒙托亚自然进入了瓜帅的视野中。2011年2月26日巴萨客场挑战马拉加的比赛中，蒙托亚替补阿德里亚诺出场，虽然这场比赛他只有5分钟的表演时间，而且球队3∶0的大胜与他毫无关系。不过，这样的职业生涯开端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影响深远。好事多磨也好，命途多舛也好，也就是在这个赛季，两个月后的巴萨1∶2输给了皇家社会的比赛中，蒙托亚骨折导致他缺席了这个赛季余下的所有比赛。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出色的天分很重要，但是面对困难和挫折后的选择更为重要，受伤后的蒙托亚没有自暴自弃，他反而更加努力地训练。2011年丹麦U-21欧青赛，蒙托亚作为西班牙U-21队主力球员，帮助球队获得了欧青赛的冠军，更让蒙托亚欣喜的是随后他还入选了德尔博斯克的国家队。
2012-2013赛季，蒙托亚在短短的时间内两次面对皇马。先是在超级杯次回合做客伯纳乌，阿德里亚诺就被红牌罚下，巴萨1∶2告负，失去了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但是蒙托亚的发挥是这场比赛巴萨为数不多的亮点。而2012年10月8日对阵皇马的联赛国家德比第一回合，在顶替受伤的阿尔维斯上场之后，蒙托亚的发挥堪称惊艳，在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更是直接命中门框，险些帮助球队绝杀皇马。
在瓜迪奥拉离开巴萨之前，他和比拉诺瓦决定提拔4名年轻球员到一线队，这其中就包括蒙托亚。客观地说，现在的蒙托亚还不具备阿尔维斯那样超强的助攻能力，大部分的时间更多专注于自己的防守区域。蒙托亚要做的就是在做好防守的同时提高进攻能力。其次蒙托亚必须学会等待，因为现在的阿尔维斯虽然状态下滑，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他还是会占据巴萨主力右后卫的位置。短期之内，蒙托亚必须要有耐心。
年轻人奔驰白鹿巷
相比较拉斐尔和蒙托亚，同为右后卫的凯尔・沃克并不是非常耀眼，毕竟他效力的托特纳姆在足坛的影响力远不及曼联和巴萨。不过凯尔・沃克在2011-2012赛季成为PFA年度最佳新秀后，也成为了英格兰媒体关注的对象。或许受到贝尔的熏陶，凯尔・沃克的速度同样惊人，这自然让人对他的名字（Kyle Walker海岸漫步者）调侃起来，很多人都说他的名字和他的表现完全不相符，而认为他应该将名字改为Kyle Sprinter，意为海岸奔驰者。
沃尔曼先生的问题范文3
塞尔维亚在何处?这一从东罗马帝国继任体拜占庭时代起就存在的悬念，在2008年5月11日该国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了部分解答。选后85％的开票结果显示，在今年2月连任的现总统鲍里斯・塔迪奇所领导的“为欧洲的塞尔维亚”竞选联盟，取代前议长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领导的激进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因科索沃独立与总统分道扬镳、赌气辞职的原总理科什图尼察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却被泡沫化。不过，亲欧一派虽然领先，但未获议会绝对多数，而激进党、塞民党和已故米洛舍维奇曾领导的社会党这3个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所获的席位加在一起，居然略微超过了议会半数，有能力在联合后组建新政府。
对于坚定走欧洲一体化道路的总统塔迪奇来说，目前的胜利来之不易。如果说在年初的总统选举中，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输给亲俄候选人尼科利奇是个意外，而他得以在2月初第二轮投票中咸鱼翻身从容击败尼科利奇，是因为欧盟给予了鼎力配合，那么，在科索沃2月17日独立引起塞国民情汹涌、而昔日盟友科什图尼察又跟他反目的情况下，他领导的政党还能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应该是非常了不起了。这只能说明亲欧盟是一个大趋势。
然而，初步计票结果同样表明，塞尔维亚人对于科索沃独立的民族悲愤情绪依然比较普遍。科索沃境内参与投票的塞族人把大部分选票投给了主张“联俄抗欧”的激进党，而社会党从上届的16个议席增加到目前的20席，俨然是决定今后谁能组阁的关键少数派。
不管最终的计票结果如何，对“科独”睁只眼闭只眼的“为欧洲的塞尔维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赢得优先组阁权，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塞民众暂时咽下了“科独”的苦果，而着眼于从欧盟那里换取切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也难怪，在塞国及其前身的历史上，科索沃独立只是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在欧洲酝酿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延续和必然结果而已。
如果把历史往前挪一挪，科索沃几乎成了塞尔维亚民族衰败的主题词。600多年前，塞尔维亚人为了抵御奥斯曼帝国入侵欧洲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科索沃会战致使塞族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塞尔维亚帝国王子也命殒沙场，称雄巴尔干百年的塞尔维亚帝国轰然倒塌。从此，随着大批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人拥入科索沃，塞尔维亚山河破碎，民族受难。1999年，北约部队对前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狂轰烂炸，塞尔维亚再一次失去了对科索沃的实际控制，前南联盟总统米洛什维奇被塞尔维亚本国的自由出卖，最后命丧监狱。
基于历史教训，塞尔维亚自民党这次喊出了“接受科索沃独立”的逆耳之言。不完全选举结果显示，它距离上一届的15议席仅仅只差1席。不过，作为总统塔迪奇首选的联合执政伙伴，自民党的叛逆性执政理念仍会给至今不敢公开抛弃科索沃的总统带来麻烦。
沃尔曼先生的问题范文4
神童
伍德沃德1917年4月10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伍德沃德从小即醉心于化学，小学、初中时就已经开始自学化学。在他上高中前，就已经把路德威・哥特曼（Ludwig Gattermann）编写的一本学校普遍使用的有机化学实验教材里的大部分实验，都想办法做了一遍。
20世纪早期，德国在全球的科学技术成就颇高，掌握着很多世界前沿的科学技术。年仅11岁的伍德沃德深知德国强大的科学研究实力，就找到了驻波士顿的德国领事馆总领事，并通过他取得一些发表在德国期刊上的论文。后来伍德沃德回忆道：“我无意中在这堆论文中发现了奥托・迪尔斯和库尔特・阿尔德关于双烯合成反应的原始通讯，毋庸置疑，我被迷住了。”在随后的生涯中，伍德沃德大量地将此反应应用于有机合成，并在理论和应用上对此反应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1933年，素有“神童”之称的伍德沃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在班里年纪最小的他从入学就被寄予厚望，但他却在次年因忽视其他课程的学习导致成绩不好而被校方开除。戏剧性的是，麻省理工于1935年再次录取了伍德沃德，这次学校为了培养他，专门为他单独安排了许多课程。伍德沃德不负众望，于1936年成功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学士学位。
伍德沃德获学士学位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直接攻取博士学位。当他学完博士的所有课程，通过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他的很多同学甚至连学士学位都还没有拿到。从学士到博士，普通人往往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而伍德沃德只用了一年，这个速度不仅在他同龄人中极为罕见，就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获博士学位以后，伍德沃德在哈佛大学执教，1950年被聘为教授。他的教学风格以严谨著称，并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化学演示实验，以重点训练学生的实验技巧。经过他培养的学生，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化学界的知名人士，这其中就包括获得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化学家霍夫曼（R.Hoffmann）。
有机合成和诺贝尔奖
在20世纪初，有机化学总体上还是一门实验学科，没人认为复杂的分子还可以被人工合成出来。伍德沃德通过合成奎宁毒素给大家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机合成可以成为一门理论学科，利用反应和结构的知识可以帮助实现复杂的有机合成。
奎宁的人工合成是伍德沃德一生所完成的无数极其复杂而精妙的合成里的首例，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开端。从1940年开始，伍德沃德合成了许多复杂的天然产物分子，包括奎宁，胆固醇，可的松，马钱子碱，麦角酸，利血平，叶绿素和头孢氨素等。通过这些分子的合成，伍德沃德开创了有机合成的一个新纪元，这通常被人们称为“伍德沃德时代”。他向世人展示了只要仔细地运用物理有机化学的原理，以及精细的策划，天然产物可以通过人工的方法合成出来。许多伍德沃德的合成工作被同行誉为杰作，他的工作甚至被别人描述为一种艺术。从那以后，搞合成的化学家们总是希望在合成中力求实用与美的结合。
伍德沃德在他的研究中大量应用当时新兴的红外、紫外和核磁共振技术，并注重合成中的立体化学问题。许多药物分子往往是某种特定结构的异构体才能充当药物，这就需要解决合成中的立体专一性问题，进而才能合成具有特定立体化学的分子。虽然今天随便什么像样儿的合成都要涉及到立体化学问题，但在当时伍德沃德的工作却是开天辟地的。他的工作告诉人们通过透彻和理性的规划，立体专一的合成是可以实现的。
伍德沃德的合成工作大多采用的是通过引入刚性结构因素于分子中，迫使分子形成某个特定结构，这种思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研究的标准方法。伍德沃德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以他完成的利血平和马钱子碱的合成作为代表，在有机合成发展史上是里程碑式的贡献。伍德沃德还在有机合成中应用了红外技术和化学降解方法来测定复杂分子的结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山道年酸、马钱子碱和土霉素。
世界大战期间，伍德沃德提出了青霉素正确的β-内酰胺结构，纠正了罗伯特・罗宾逊提出的塞唑啉-恶唑结构，而后者是当时有机界的权威。伍德沃德的同事、诺贝尔奖获得者德里克・巴顿评论道：“最牛的结构式鉴定当属土霉素无疑。这个问题工业价值很大，引得众多天才化学家们纷纷投入这项工作中来。研究数据繁多而无头绪，很多东西实验上没有问题，但却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伍德沃德拿了张卡片，罗列出各个研究数据，静思良久，便推出了土霉素的正确结构。这在当时是无人能及的。”伍德沃德再一次通过实例告诉人们，结合理性思辨与理论知识以及对化学精准的直觉，他可以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可以说伍德沃德是把有机合成当做一门艺术来做的。而他对世界科学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于是他在1965年摘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这个奖既是对他有机合成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后来工作的激励。在他的获奖发言中，伍德沃德描述了抗生素头孢子氨素的合成，并声称他已经设计出了这个分子切实可行的合成方法，颁奖后很快就可以做出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如果说1965年伍德沃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是众望所归，那么197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是“众望未归”。20世纪50年代初，伍德沃德与在哈佛工作的英国化学家杰夫里・威尔金森一道提出了二茂铁的新颖结构――二茂铁分子由有机分子和铁原子构成。这一度被当作是金属有机化学的开端，而如今该学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重要工业价值的学科。后来一直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威尔金森与恩斯特・奥托・费歇尔就是因为二茂铁的研究一道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在这背后，伍德沃德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更大，正因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伍德沃德应该分享此项奖。伍德沃德本人也有一样的看法，他还曾经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写信表达看法，不过最终他还是与1973年诺贝尔化学奖擦身而过。
维生素B12
如今我们能够轻易的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到维生素B12，但是在几十年前，人工尚不能合成B12的时候，这种极为重要的药物，只能从动物的内脏中经人工提炼，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供不应求。 缺乏维生素B12会导致神经功能的损伤、精神抑郁、睡眠质量不好、记忆力下降等，因而当时对于维生素B12缺乏的人群来说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维生素B12的结构极为复杂，伍德沃德经研究发现，它有181个原子，在空间呈魔毡状分布，性质极为脆弱，受强酸、强碱、高温的作用都会分解，这就给人工合成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伍德沃德设计了一个拼接式合成方案，即先合成维生素B12的各个局部，然后再把它们对接起来。这种方法后来成了合成所有有机大分子普遍采用的方法。合成维生素B12的过程中，不仅存在一个创立新的合成技术的问题，还遇到了一个传统化学理论不能解释的有机理论问题。为此，伍德沃德参照了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提出的“边界电子论”，和他的学生兼助手霍夫曼一起，提出了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这一理论用对称性简单直观地解释了许多有机化学过程，如电环合反应过程、环加成反应过程等。该原理指出，反应物分子外层轨道对称一致时，反应就易进行，这叫“对称性允许”；反应物分子外层轨道对称性不一致时，反应就不易进行，这叫“对称性禁阻”。分子轨道理论的创立，使霍夫曼和福井谦一共同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因为当时，伍德沃德已去世两年，而诺贝尔奖又不授予已去世的科学家，所以学术界认为，如果伍德沃德还健在的话，他必是获奖人之一，那样，他将成为少数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之一。
伍德沃德合成维生素B12时，共做了近千个复杂的有机合成实验，历时11年，终于在他谢世前几年实现了完成了复杂的维生素B12的合成工作。在有机合成过程中，伍德沃德以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例如在合成番木鳖碱、喹宁碱等复杂物质时，需要长时间的守护和观察、记录，那时，伍德沃德每天只睡4个小时，其他时间均在实验室工作。
大师
“大师”，不仅仅是在某个领域造诣深厚的人，更是以身体力行影响别人并对社会有益的人。伍德沃德不仅在有机合成领域成绩斐然，他还和他的同事在多年的实验室工作期间研发出了一些化学仪器，而且他还发现了众所周知的“伍氏规则”。利用这个规则，科学家可以预算烷基或羰基取代的共轭二烯或三烯等的紫外吸收峰，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非常吻合，其准确度一般可达2纳米-3纳米误差范围之内。在红外光谱的使用方面，他通过对青霉素结构的测定，开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β-内酰胺的研究领域，在医学和化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他根据使用仪器分析的体会，纠正了当时许多化学家把红外光谱仅用于测定纯有机物的习惯，认为这样做不仅限制了这个方法的使用范围，并且降低了这个方法的威力。他号召化学家应将这个方法运用于反应进行时混合物的测定，这不但可以提物的结构，还可以为反应的进行及机理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
伍德沃德谦虚和善，不计名利，善于与人合作，一旦出了成果，时，他总喜欢把合作者的名字署在前边，也有时干脆不署名，对他的这一高尚品质，学术界和他共过事的人都众口称赞。
沃尔曼先生的问题范文5
神射手的养成
位于加州的Advanced Brain Monitoring（ABM）是一家专门制造脑电图（EEG）头盔的公司，这家公司的CEO兼合作创始人克里斯·博卡（Chris Berka）多年以来一直与军方合作，共同研究能够增强士兵认知能力的神经科学技术。
ABM之所以涉足于领导力研究领域，还得从一个利用神经科学提升士兵学习能力的研究项目开始谈起。为了提升士兵射击技术，博卡详细研究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射击教练、奥运射箭队甚至专业高尔夫选手的脑波和心率变化。此项研究的原理是先分辨出与优秀射击表现相关的特定脑状态，再为学习者提供神经反馈，使之能够重现出相似的大脑活动模式。
在利用这个名为“超速巅峰状态训练器”的系统进行练习时，使用者需要戴上脑电图感应器，感应器会测量脑电信号，并通过一个连在使用者颈部的振动电机提供实时反馈。当使用者在执行手头任务时表现出上佳状态，电机便会停止蜂鸣。“通过该系统，我们能让使用者的表现提升一到两个档次。”博卡说。
从战场到商界
该研究项目还会对成功军事领导者的大脑活动模式进行探索，其参与者除了博卡外，还包括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雷商学院教授大卫·沃尔德曼（David Waldman），以及现任纽约圣文德大学商学院院长皮埃尔·巴瑟扎德（Pierre Balthazard）。经过共同商议，他们决定将这一军事项目移植到商界。“军队需要具备适应性、灵活性、创造性和道德性超强的统帅，他们必须能够应对复杂的全球军事环境，”博卡说，“而这些课题一直以来也正是商学院的研究内容。”
为商界领袖们量身打造的神经反馈与神射手的养成方式大致类似：装配脑电图装置和某种触觉反馈机制，使用者一旦开始相关活动，便会进入训练状态。当使用者脑部进入共鸣或专注等理想的领导力状态时，实时反馈会发出提示。
正如射击选手可以参考优秀射击表现中的脑活动一样，这些公司的头头们也可以配上脑电图装置，然后对照优秀领导者的脑状态来训练自己的大脑。“通常领导者并不知道该如何行事，”沃尔德曼说，“对此，我们的理论解释是，他们的脑中还没形成恰当的领导力模式。”
显然，相比训练枪法这种基本技能，鉴别领导能力这样的复杂人类行为肯定要难得多。不过，博卡及其同事相信，他们能够识别出特定品质，如共鸣（empathy）所对应的大脑活动模式——这些品质通常被认为有助于领导者高效行事。
研究者们目前的工作集中在如何鉴别高效领导者的精神状态上，但他们期望能够很快将其推进至干预阶段。“改变领导者的大脑，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让他们成为更优秀的领导，我觉得我们正在接近成功，”沃尔德曼说，“要不了几年，这一切就会成为现实。”
问题在哪里？
研究者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并不知道商界领袖是否会对此类技术感兴趣，更别提为此而付费学习了。不过沃尔德曼相信，神经反馈的市场潜力巨大：“光是在北美地区，人们在领导力开发上的各种投资就高达数百亿美元，但神经科学方面的应用却甚少涉及。”虽然神经反馈可能无法完全替代其他类型的领导力培训工具，但足以形成有益的补充。“它直接作用于领导力之源——大脑。”
沃尔曼先生的问题范文6
译者按：本文译自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2006年第4期，作者A．и．卡尔图诺娃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高级研究员，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她一直注意收集和发掘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档案资料，考查他的身份和革命活动，1989年曾发表《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一文(载《远东问题》杂志1989年第2期)。现在她又根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材料写成此文，对尼克尔斯基的生平及其赴华前后的活动作了更详细的介绍。现全文译载如下。
2006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学家都知道，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这就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如果说荷兰共产党人马林的身份和活动几乎都清楚，那么尼克尔斯基是何许人，他有怎样的活动生涯，至今在著述中还没有披露出准确的材料。
1987年，苏共中央一位书记应中共中央邀请访问了中国，回国后，他给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办公室提出一项任务：寻找中共一大参加者尼克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和照片。那时我在该院工作，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我。当时我已经掌握了有关尼克尔斯基的一些材料，因为此人早就引起了我这个史学工作者的兴趣。接到院办交给的任务后，我于1987年秋天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进行了相应的查寻工作，研究了涉及尼克尔斯基的各种档案文件和材料。工作成果于1989年发表。
在那篇文章中，我引用了有关尼克尔斯基的材料，主要是与他1921年夏在上海的逗留、出席中共一大和在一大上的发言有关的材料。文章结尾吁请尼克尔斯基的在世亲属以及在工作上了解尼克尔斯基的人作出回应，并告知我们很想知道的有关尼克尔斯基的情况。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反应。
现在，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帮助，出现了介绍有关尼克尔斯基赴华之前和他返回苏俄之后情况的更全面材料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今天对内曼-尼克尔斯基是何许人才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
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内曼-尼克尔斯基，即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尔格，1889年2月10日生于后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地区奇特坎村，出身于小市民家庭，在赤塔商业学校三年级结业。1912年至1916年先后在赤塔市私人店铺和阿穆尔铁路斯贝尔格站商店当店员。1916年至1917年在第十六西伯利亚步兵预备团和第五一六乌法国家民兵团当列兵。1917年至1918年复员后，在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私人商贸企业当职员。1918年至1920年先后在白军第三十一赤塔步兵团和匪首谢苗诺夫白军部队中的独立犹太人军事感化连当列兵。
1920年4月(据另一些材料说，是1920年底)，他同该连一起转到红军方面。1920年至1921年在雅格布松红色游击队，即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第二十四(据另一些材料说，是第十五)阿穆尔起义团第四游击队当普通战士。1921年至1923年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1921年起为俄共(布)党员。
现在已经清楚，内曼-尼克尔斯基在赴华之前已具有一些侦察工作经验。
1957年，栖梧老人发表了有名的回忆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其中说：“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与他一同来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从那时起，这种说法就成了论述中共一大和尼克尔斯基参加这次会议情况的各种文章和书籍的基本说法。
早在1972年和1983年，笔者就更准确地查明，尼克尔斯基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到中国去的，在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通信中，他是以化名瓦西里或瓦西里耶夫出现的。
根据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管的材料和文件，还发现尼克尔斯基去中国出差时担负的任务：他应同马林一起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和举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担负职工国际(更确切地说，是在赤塔设有分会的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职责。尼克尔斯基掌管一定数额的资金，负责向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以及当时在这个国家工作的其他苏俄共产党人提供经费。
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现在尼克尔斯基同志同我在上海，我只限于完成他所接受的书记处(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者注)的委托，不做任何独立的工作，以避免产生混乱。”马林还写道，在尼克尔斯基从伊尔库茨克(即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者注)收到的指示中指出，“尼克尔斯基同志应该出席所有党的会议”。后来我们弄清楚，尼克尔斯基不仅应该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应该出席当时在上海的朝鲜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代表会议。
《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札记中谈到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代表大会工作时说：“斯内夫利特(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斯内夫利特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他在爪哇的工作情况，建议我们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组织。尼克尔斯基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远东局(即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者注)组织情况，并向我们讲述了他对俄国的印象。这以后，根据尼克尔斯基同志的建议，决定给伊尔库茨克发电报，报告会议情况。”栖梧老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尼克尔斯基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和任务”。另外，关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中共一大工作情况，还有一种说法。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马林的坚决要求，他同尼克尔斯基被邀请出会。马林想向大会发表演说，但就在那天晚上开会时(据推算，是在大会工作的第八天)，在举行会议的李汉俊家里闯进一个陌生人，会议工作只好中断，分途离开。结果，据回忆，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同时还说，马林同前来参加中共一大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们举行过会面，这还是在大会召开之前的1921年6月间，如同、李汉俊、等人的会面。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马林从上海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在报告中并未提到他在中共一大上作过演说。一般说来，回忆录通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不排除在大会召开之前，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1921年六七月间向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们讲过话，而在会上，看来只有内曼-尼克尔斯基讲了话。
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写了报告。至于尼克尔斯基，在档案中没有发现他的任何书信、报告或由他签署的电报。只有一处提到他的两份财务报告。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唯一一份由尼克尔斯基签署的文件，是他在动身去苏俄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
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注)时给张开具的证明。关于这一点，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即尼克尔斯基，称他尼古拉耶夫斯基――作者注)将中苏边界满洲里地带的情形摘要相告，然后问我是否准备够了御寒的衣服。我对他说，全准备好了，可以即日起程。他便从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证明)，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他详细地告诉我如何秘密地将这个名片交给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我过境。”
带着尼克尔斯基给他开具的证明来到伊尔库茨克，然后来到莫斯科参加上面所说的代表大会。
至于内曼-尼克尔斯基，有许多证据表明，尼克尔斯基履行了他所担负的与筹备中共一大有关的职责，而后又履行了外加的组织中共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职责，他本人应返回伊尔库茨克参加这次大会，但是在这次大会上尼克尔斯基并没有出现。
1987年秋，为查明尼克尔斯基离开上海后的去向，作者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高级研究员P．и．帕拉季佐娃一起，利用另一些档案(包括征询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赤塔的档案)进行了细致的查证工作。当时我们推测，1921年至1925年尼克尔斯基在满洲工作，而在1926年夏天，由哈巴罗夫斯克来到赤塔。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新材料没有证实这种说法。
实际上，1921年至1923年，内曼-尼克尔斯基先后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参谋部侦察科和第五军参谋部侦察科工作。从那时起到自己事业的结束，他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同苏维埃远东的侦察和反侦察机关联系在一起。1922年至1925年他在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侦察科工作，1925年至1926年任该代表处反侦察科全权代表。1926年至1927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赤塔州处反侦察科全权代表。1927年至1929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处反侦察科全权代表、高级全权代表。1929年至1930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处格罗杰科沃站地段全权代表。1930年至1932年任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反侦察科科长。1932年至1933年任远东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处外国科科长。1933年至1935年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工作。1935年至1937年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七处工作人员。
1938年2月23日，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内曼-尼克尔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作为“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的积极参加者”逮捕。1938年9月21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巡回法庭裁决，他被认定犯有以下罪刑：自1931年起积极参加“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中活动的反苏右倾托洛茨基恐怖组织”，以及为日本情报机关服务从事间谍活动。他被判处极刑――枪决，同日在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内曼－尼克尔斯基被捕时是国家安全总局大尉。
1956年11月8日，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裁定，因缺乏犯罪要素，内曼－尼克尔斯基被昭雪。
我们曾试图在档案中找到内曼－尼克尔斯基的照片，但没有成功。在同他见过面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回忆录中，对他的外表有大致的描述，如已经提到的栖梧老人回忆说：“尼克尔斯基好像是一个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写道：尼克尔斯基讲话简炼，长相一般，“他用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还写道：“应该说，他是一个有才干、谨慎而有经验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