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消费议论文范文1
[关键词]网上购物 选择性注意 信任 信任建立
[分类号]C93
1 引言
对网站缺乏信任是消费者不采用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网上购物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很多方便，并具有价格低等优势，但更多的消费者对网上购物持不信任、怕受骗的态度，担心商品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质疑其安全性等。消费者缺乏对购物网站的信任，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障碍。
当前，国内对电子商务信任的研究属于发展阶段，主要以案例和定性描述为主，尽管这方面理论的探讨对未来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其中很多观点并没有得到系统实证研究的确认，缺乏说服力；国内学术界在系统实证方面还不能满足业界开拓电子商务实践的需要，专门为在线市场的成长提供的建议不多。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尝试从消费者网上购物体验的视角出发，探索消费者选择性注意购物网站所呈现的关于商家能力、诚实、可预测和善意信息如何作用于客户信任及行为反应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在回顾电子商务信任理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研究模型和假设，以网上购物为背景对信任的驱动因素作了量化测量，并实证检验了模型和假设。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现有的相关观点提供一定的数据基础，同时对电子商务信任、理论研究作一些补充，为业界开拓信任、建立实践提供一些启发性建议。
2 理论和假设
2.1 信任在电子商务中的重要性
网络充斥着风险。在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信任是交易顺利进行的保障。在交易过程中，信任不仅体现在消费者对商家自愿的依赖性，同时也意味着商家作为被信任者，会按照约定自觉完成交易过程。
由于网络虚拟性，消费者不能像传统购物一样，能够有效地觉察和防止商家损害顾客利益的投机行为。在传统商店中，消费者决定购买前可以触摸、感受甚至试用产品，这大大降低了购买的风险；而网上购物需要消费者提供各式各样的私人信息，包括住址、电话甚至信用卡资料，且由于网上购物的时延性和争端解决成本高，许多消费者因此“望而生畏”。由于存在有限的可用认知资源，消费者不得不运用思想捷径或信念跨越等精神与心理模式来降低电子商务互动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而信任在其中充当着这种角色。
2.2 电子商务的信任概念
众多学者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信任概念进行了概括，但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信任是一种互动，它包括两个实体：信任的主体(trustor)与信任的客体(trus―tee)。学者们对信任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信任是主体关于客体诚实、有善意和有能力的一个信念集合；②信任是主体对客体的信赖，即主体将自身的利益依赖于客体未来行为的意愿；③信任是主体对客体的期望，期望包括了客体承担责任，且行为是公正、可预测的；④信任是主体对客体行为的信心；⑤信任是以上各方面的综合。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信任的建立需要双方的努力。首先从信任客体的角度：①客体必须是一个有能力承担责任的实体，具备完成交易的条件；②客体应诚实、公正、具有善意，无投机意图；③客体完成交易的行为对于主体来说，透明、可以预测，其次从信任主体的角度：①主体对客体的信用充满信心；②主体对客体没有控制能力的依赖意愿，信任的建立基于双方的需要，当相互交易的协议不能提供足够的措施保证回报，甚至根本就没有明确详细的协议来约束对方的行为，此时，信任是交易成功所必须且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
2.3 信任的驱动因素
根据Mayer等的总结，信任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过去与现在明确或模糊信息基础上，产生对客体未来行为的期望意愿。Gefen等把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客体信用特征归结为四个维度：能力、诚实、善意和可预测。能力是指客体在特定领域为主体提品或服务的技巧和专业知识；善意是指客体被认为以主体的利益为导向，而并不仅仅追求自身利润；诚实指客体言行一致，符合社会所能接受的规范和标准；可预测是指客体行为与所处环境充分一致，以致主体能够预测客体的行为。当网上商家的行为与它所表现的善意和能力一致公正、可预测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这其实就是值得信任的表现。
从主体因素考虑，影响信任关系建立的条件有基于知识的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它是从主体的经验和理论角度讨论信任。主体关于客体的知识，使主体能更好地预测客体未来的行为，有利于降低交易的复杂度。
本文分析消费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浏览购物网站的体验对消费者信任建立及行为倾向的影响。消费者在浏览购物网站时会筛选掉那些对自己没有意义或与自己的经历不一致的刺激，而只选择某些信息加以留意，这就是选择性注意。消费者在网络环境中的行为选择是他们在自身的知识背景指导下，对购物网站所呈现关于商家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形成不同程度的信任感知，导致不同的行为意向。在这过程中，主体变量是知识结构，客体变量由消费者知觉的购物网站选择性注意组成，包括表现网上商家能力、诚实、可预测和善意的信息，这些信息作为一种提示，引导消费者在众多选择中做出合理的决定。根据以上分析，于是有如下假设：
H1：信任对消费者网上购物的行为倾向有正向效应。
H2：消费者对网上商家能力的选择性注意对信任有正向效应。
H3：消费者对网上商家诚实的选择性注意对信任有正向效应。
H4：消费者对网上商家可预测的选择性注意对信任有正向效应。
H5：消费者对网上商家善意的选择性注意对信任有正向效应。
H6：消费者的主观知识对信任有正向效应。
3 研究设计与样本
本文以有网上购物经验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放问卷调查他们最近一次网上购物经历的感受，利用所得数据检验假设。问卷的填答方式采用了“李克特五点尺度”，填答者勾选“非常不同意”记1分，依序增加1分，填答“非常同意”记5分。研究使用的统计软件有SPSS12.0和LISREL8.7。
所有问卷项目都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的变量衡量指标基础上，结合中国语境的要求做了适当的修改。通过网络和手工的方式进行调查，共回收22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为75％。在167份有效问卷中，男女基本持平；年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区间；教育水平基本集中在本科以上学历人群，高学历的特征明显；大部分网民至少有3年的互联网使用经验。
4 数据分析
4.1 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确保模型假设检验的有效性，有必要先行检验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我们采用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构变量衡量的信度。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在0.643和0.882之间，表明本研究中各结构变量的衡量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使用LISREL8.7对测量模型进行计算，首先检验测量模型与数据间的拟合程度。LISREL计算得出的拟合指数为：X2=184.12，df=131(p=0.00154)；x2/df=1.405；NFI=0.96；NNFI=0.98；CFI=0.99：GFI=0.90；AGFI=0.85；RMSEA=0.049。关于结构方程拟合指数的论述很丰富，一般而言，由于x2对样本规模敏感，因此不建议把x。作为检验指数，而是把x2/df0.90，AGFI>0.8，RMSEA
表1列出了测量模型的因子负荷值，所有项目的因子负荷值都达到显著水平，因子负荷值在0.7以上或接近0.7，表明所有语句在其所衡量的变量上具有强收敛效度。对于区别效度的检验，本文根据Ander-son和Gerbing的建议，比较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是否存在大于1.0的情况。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出的各变量相关系数(见表2)，各相关系数在0.34和0.80之间，它们的置信区间均小于1.0，表明各变量之间有显著区别，区别效度得到验证。
4.2 结构模型的拟合评价及假设检验
在确保模型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后，利用最大似然估计的方法计算结构模型拟合指标和各路径系数的估计值。为了改善现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尝试找出可能存在的潜在最优模型，LISREL提供了修正指标，在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竞争模型，通过比较竞争模型与原模型的拟合程度以及理论合理性来确定更合适的模型。根据LISREL的运行建议，本文在初始模型中增加了自变量“能力”到因变量“行为倾向”的路径。修改后的模型拟合指数为：x2=188.35，df=135(p=0.00166)；x2/df=1.395；NFI=0.95；NNFI=0.98：CFI=0.99；GFI=0.89；AGFI=0.85；RMSEA=0.049，比修改前的拟合指数有较大的改善，同时参照建议值，可以发现模型与数据间的拟合匹配良好。
最终模型的路径关系如图l所示。其中，因变量“行为倾向”和“信任”的方差解释量R2值分别为0.56和0.71，表明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大部分方差。各变量间的关系假设可以从路径图中得到检验。“信任”和“行为倾向”间的路径系数为0.42，处于0.01的显著水平，此结果支持了假设H1。假设H2不被样本支持，“能力”与“信任”间的路径关系未达到显著水平；但“能力”与“行为倾向”间的路径系数为0.44，并呈0.01的显著水平，这说明网上商家的能力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倾向，但没有通过“信任”的中介作用。“诚实”、“可预测”、“善意”及“主观知识”与“信任”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6、0.36、0.19和0.24且都显著，假设H3、H4、H5和H6成立。
5 结果分析与讨论
信任作为一种信念，它降低电子商务互动和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其建立能提升消费者网上购物的采用意向。尽管消费者对网上商家能力的选择性注意对信任建立没有显著影响，但它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倾向；而诚实、可预测与善意是消费者对购物网站重要的信任评价。由此，网上商家要有意识地向网民传递和强化这些体验，建立信任，增加交易机会。与此同时，消费者对网上购物的熟悉程度对信任的建立也有明显影响，消费者对网上购物愈熟悉，信任建立也越容易。
正确消费议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协整，居民收入，消费，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上海作为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在变革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有所好转，但还处于逐步恢复阶段误差修正模型，扩大内需还是保持经济增长是根本之策，然而较低的居民消费水平限制了市场的开发。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总体上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其影响因素很多,但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消费水平没有充分开发直接影响上海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研究收入和消费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国内消费市场，从而制定准确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本文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以上海为例，对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关系进行分析与建模，最后得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样本数据
本文选用1978～2008 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Y) ”和“人均消费支出(C) ”,利用以1978 年为基期的上海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 ,令Yt= ( Y/ P)×100 和Ct = (C/ P) ×100 ,即得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收入( Yt ) 和实际消费(Ct )。为了减少数据处理中的误差，尤其是异方差，对原始数据分别取自然对数，得到实际收入（lnYt）和实际消费(lnCt)。其变动的趋势见图1误差修正模型，由此可以看出,它们都是带有趋势的非平稳序列。应用的计量分析工具是专业计量软件Eviews6.0。
图1 lnYt和lnCt 走势图图2 lnYt和lnCt 走势图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单位根检验
从原始序列变量图，可直观看出其不平稳的态势。时间序列计量分析需要样本是平稳的单位根过程，否则就存在“伪回归”问题。对两者进行一阶差分后, lnYt 和lnCt 相应序列图如图2 所示。由图看出,经过一阶差分后,两者图形渐趋平稳。进一步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其是否为I（1）过程。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法，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lnYtt、lnCt 及其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t,*)
ADF值
5%临界值
结论
lnYt
(c,t,1)
-3.07131
-3.574244
不平稳
lnCt
(c,t,1)
-2.972389
-3.574244
不平稳
lnYt
(c,0,1)
-4.561073
-2.967767
平稳
lnCt
(c,0,1)
-4.254837
正确消费议论文范文3
一、消费者求偿权实现的障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了消费者的五种求偿途径：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似乎面面俱到地给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维护权益途径，但在实践中却大量存在消费者索赔无门的情形，这五种求偿途径的实效和作用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要如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者与经营者实质地位的不平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经济地位和实力相差悬殊，这主要体现在：①信息的不对称性。"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商品花色品种的增多，商品构造的复杂化，导致消费者难以从直观上了解商品的性能和质量，从而在选购上处于不利地位。"③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对信息的判断能力相对于专业化、技术化的经营者是不对称的；②承担的风险不对称。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在消费关系中承担的是经济性的经济风险，而进行"生活消费"的消费者除了承担经济风险外还要承担人身损害的生存风险，两者是不对称的。
（二）我国消费者协会畸形的法律地位
我国法律对消费者协会的定位和职能体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章中，消费者协会在我国法律上被界定为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但是在实践中，消费者协会的人员、组织结构、经费来源却体现着一种浓厚的行政性质，梁慧星教授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协会不同于一般民间团体，是由各级政府发起成立的半官方的组织，协会工作人员和经费由工商行政管理局配备和提供，在同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属于'官办的社会团体'。"④消费者协会的这种行政依赖性决定了法律对其7项职能的规定在现实中大打折扣，现实中消费者协会往往与企业间存在各种撇不清的关系，这种非独立性也导致其无法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与实力雄厚的经营者形成对抗，不能起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有作用。
（三）行政部门的职责不清和行政调解的局限性
①行政部门职责不清。消费纠纷涉及的领域甚为广泛，法律规定的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也相应庞杂。如《食品安全法》设立了卫生行政部门、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多头监管的格局，但我国长期存在广受诟病的行政部门职能交叉的情况往往导致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卸，法律仅规定"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而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申诉部门，实践中令出多门的各种规章制度对职责的混乱划分往往使消费者申诉无门。
②行政调解具有局限性。首先，行政调解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如前所述，将消费关系认为是一种平等自愿的关系是不可能使消费者利益得到真正维护的。其次，行政调解往往程序性意识淡薄。最后，行政调解不具有强制性，"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执法部门也不能强制执行。"⑤
（四）仲裁程序自身的局限性
根据新浪网2010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显示，在消费者维护权益采取的方式中，"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以1.8%的比例位列倒数第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①申请前提难以实现。申请仲裁的前提在于消费者和经营者在纠纷前或纠纷后达成仲裁协议，而实际上双方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不仅消费者无法在纠纷发生前与经营者达成仲裁协议，而且纠纷发生后经营者也不会同意配合消费者达成仲裁协议；②费用高。我国商事仲裁机构少，只在几个大型城市设有仲裁机构，另外"现有的仲裁机构普遍对小额消费仲裁重视不够，原因就是仲裁机构贵族化，高昂的仲裁费令消费者望而却步。"⑥
（五）司法制度的不完善
根据新浪网2010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调查"显示，在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方式中，"向法院"以2.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二，远在位列第三、第四的"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15.6%）和"找新闻媒体曝光"（12.5%）之后。诉讼途径难以实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诉讼成本高，消费者不愿意提讼。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往往数额并不高，相比较诉讼费用、时间成本以及投入的精力，我国法院在赔偿数额上的谨慎态度使得在投入产出上成为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②举证责任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对消费相关诉讼的举证责任予以规定，那么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消费者对于其主张负有举证责任，除了在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这样的举证责任对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很重的负担。
③惩罚性赔偿问题。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同时《食品安全法》第96条、《侵权责任法》第47条亦有关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规定，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赔偿数额过低，无法起到威慑作用、对适用对象主观心态的考查有欠考量等。这些缺陷限制了惩罚性赔偿功能的发挥。
④诉讼方式问题。我国现行诉讼方式对于消费纠纷的解决是不够多样化的，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制度完善现行诉讼方式。第一，简易程序不完善，标的额较小的消费纠纷案件往往并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而普通程序较长的诉讼周期和较高的诉讼费用将影响小额权益受损的消费者利用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目前的共同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当事人范围的确定、代表人行为效力、法院判决效力的扩张性程度上都不能适应广泛保护消费者群体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第三，我国法律虽然明文规定了消费者协会辅助消费者诉讼的制度，但是我国消费者协会法律定位和职能的不完善妨碍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私人提起的公益性质的诉求，如在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纠纷案中，原告要求乐金公司和某商场在其所购买的化妆品外包装上标明开瓶使用期限，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方法。⑦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了共同诉讼制度和代表人诉讼制度而且要求提讼的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故而这种私人提起的公益请求常常因为与公益无利害关系而被法院驳回，这对维护消费者群体的利益显然是不利的。
二、消费者求偿权实现障碍的相应排除措施
（一）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
对于消费者协会社会中间团体地位的确认不应停留于法律层面，而得在现实体制中予以确认。一方面要划清消费者协会与行政机关的界限，使消费者协会真正独立于行政部门；另一方面要划清消费者协会与企业的界限，明确消费者群体利益代表的性质。此外，消费者协会的职能也有待完善。借鉴其他国家群体诉讼、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其独立提起群体诉讼和公益诉讼的诉讼当事人地位，以真正发挥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
（二）设立专门监管机构维护消费者权益
如借鉴《食品安全法》，在国务院下设食品安全委员会，但是对于这种专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委员会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工作的职能还需要加强，"将条块分割的工商、卫生、质检、商检等重叠的权限进行归一整合，以统一规划、协调，处理牵扯面极广的消费者保护事宜，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加强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避免出现监管漏洞，要解决好几个部门都管又都不管和管不好的问题，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赋予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手段。"⑧
（三）推行消费仲裁制度
鉴于消费仲裁的特殊性质，有必要改革现行仲裁制度，建议单独推行消费仲裁制度，适用独立的仲裁程序：第一，在地方基层广为设置仲裁庭；第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仲裁费用；第三，建议在仲裁机构成员中加入消费者协会代表；第四，仲裁程序设置高效、快捷；另外应促使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做出公开承诺并在承诺中增加仲裁条款，以方便消费者与经营者达成仲裁协议，给与消费者选择仲裁程序的可能性。
（四）完善现行司法制度
①降低消费者进入诉讼的门槛。降低有关诉讼费用，明确缓交、免交诉讼费用的门槛，同时严格执行有关法律关于立案标准的规定。
②完善有关举证责任的配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某些消费者与经营者实力相差悬殊、消费者举证明显困难的，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③完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不应一刀切地确定价款一倍或者十倍的标准，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律可以规定一个最高标准，在确定这个最高赔偿标准时，应当合理地考虑价款、消费者的损失以及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唯此，惩罚性赔偿制度更能有针对性地发挥其应有的惩罚作用。
④建立多样化的诉讼方式。第一，可尝试借鉴小额争讼程序，利用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简单的诉讼程序、调解与审判一体化、以诉讼标的金额或价格来决定适用范围、次数在一定时间和同一法院受到限制、调停前置等特点，作为维护小额利益受损的消费者权益的便捷手段。第二，借鉴集团诉讼制度。在小额消费交易的个别消费者不愿意提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时候，集团诉讼可以将所有的小额消费争议集合在一起由一个或数个代表人提讼，有利于解决我国广泛存在的小额消费争议无合适诉讼途径的问题。第三，设置公益诉讼制度。所谓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之活动。"⑨如前所述，消费者法具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法性质，因此有必要借鉴公益诉讼扩展原告的资格，使得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当事人以外的非利害关系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都能为维护公益利益而提讼。
结论
消费者求偿权是消费者权利中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其实现程度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消费者求偿权实现还存在诸多障碍，因此有必要在法律理念上确立消费者的弱势地位，确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性质；确立消费者协会社会中间团体的地位，发挥其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功能；设立专门的行政监管机构维护消费者权益；改革仲裁制度，推行消费仲裁制度；完善现行司法制度，即一方面降低消费者进入诉讼门槛、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另一方面要多样化诉讼方式，按照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小额争讼程序、集团诉讼制度、团体诉讼制度以及公益诉讼制度。唯此才能排除现有的障碍，真正实现消费者的求偿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彰显消费者保护的经济法功能。
注释：
② 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第72页。
②news.省略/fortune/2007-03/14/content_5847653.htm，2011年12月5日16：24访问。
③王先林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第12页。
④刘益灯：《国际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
⑤廖善康：《我国消费者索赔权实现现状和法律对策》，《商业时代》，2010年第15期。
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的前沿问题系列研讨会第三次会议综述，中国法学会，省略.cn/Column/Column_View.aspx?InfoID=3640，2011年12月7日10：39访问。
⑦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6期，第27页。
⑧赵多丽娜：《论消费者索赔权之实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5期。
⑨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
[2]王先林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
[3]韩志红、阮大强：《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4]廖善康：《我国消费者索赔权实现现状和法律对策》，《商业时代》，2010年第15期。
[5]赵多丽娜：《论消费者索赔权之实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5期。
[7]刘益灯：《国际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
正确消费议论文范文4
从商业运作角度来说,它能够使商家的产品得到推广,而代言的明星由此获得不菲的代言费用,可以说达到了双赢的效果。而双方资金资源与人才资源做最有效的结合,为推动广告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从第三个层面来说,作为产品受众的广大消费者甚至是普通的观众,对精湛的广告艺术也存在一种欣赏态度。笔者之前见过一些县级电视台粗制滥造的广告,也忍受着平时糟糕到让人想崩溃的电视连续剧,此种情况下,看看那些构思奇妙制作精良的电视广告的确不失为一种享受。明星代言,真可谓一石三鸟,但别忘了所有这些前提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目的,那就是为广大消费者推荐产品,产品不行甚至有害如三鹿奶粉,越言之凿凿越是可恶。
所以明星代言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诚信。
从商家角度来说,诚信是对广大消费者最起码的尊重,叫明星说空话说谎话,昧着良心做生意的商家从来都不可能做大做久;从明星来说,诚信是对其粉丝最起码的负责,因为很多人对明星的话深信不疑,选用明星推荐的产品。如果明知产品有假,为了金钱利益还去代言,这种行为不仅不能为商品加分,还要使自己掉价,掉人格的价,这样的明星跟其代言的粗制滥造的商品一样走不远做不大,因为她(他)自己就是娱乐流水线上的劣质品。
现实生活纷繁复杂,利益驱动水深似海,但无论局势怎么诡异,只要存有一颗正直善良诚实的心,做诚信的商家、诚信的明星,就能强强连手。诚信是一种宝贝似黄金的品质,为产品加分,为人格加分。
我们期待每一份明星代言的广告背后都有一颗真诚的心。
而这也需要我们大家的努力。最近听新闻说,以后明星代言商品,如果商品出了问题,明星要连同厂家一样承担连带责任。笔者以为这个政策很好,有效地加大监管机制也是保证消费者利益的强有力手段,笔者甚至觉得控制外延可以覆盖得更大,那些没有尽到审查义务的平台――报纸、电视、网络等,也应在出现问题时承担连带责任。让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以诚为信,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没有疑虑与担心的消费环境。
而明星们,请你在微笑着向消费者推荐某一件产品的时候,请记得,最美的不是你的微笑,而是那颗诚信的心。
正确消费议论文范文5
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农民在整体政治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中均处于明显的被动和劣势。农民消费者是我国消费者中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但是其权益保护的状况并不乐观。尤其是对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消费方面,权利被侵害但又难以维护的现象比比皆是,仅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对这一弱势群体的保护给予特殊的关注。
一、农民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的一般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法执行。这是农民作为特殊消费者受消法保护的直接依据。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与经营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流通环节的增加和销售形式的多样化,常常使农民消费者难以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和追究损害其消费者权益的具体责任者;同时,当代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在同一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日趋严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农民处于明显弱势一方,救济力量相对薄弱,更是无法有效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农业生产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使得无法维权或者放弃维权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05年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75.1%和72.7%的农民被访者知道“与经营者协调和解”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这两种途径。知道“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这一途径的被访者比例最低,仅有61%,而同时,知道并愿意向法院提讼的只有22.5%。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同年另一份调查表中,当问及被访者“在发生消费权益争议时,一般采取何种措施”时,调查结果显示:有41.9%被访者在消费过程中受到损害时选择与经营者协商解决。回答“忍了算了”的比例是21.2%,排在第三位的选项是“请求消协调解”,其比例为20.3%。民众对司法的依赖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对民权维护与发展的程度。司法保护因其具有客观、公正、程序化等优点,裁决较容易被当事人接受,是保护农民消费者权益的有效方式。但是,和其它几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尽管诉讼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以及权利实现的相对完整性等几大优势,在实际生活中,农民消费者们却没有表现出太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大多只选择去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有关行政部门申诉。而对于那些为数众多、标的额相对较小的纠纷,大部分农民消费者选择了放弃。本次调查反映出,当农村消费者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对于将消费侵权案件诉至法院仍然抱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这样的现象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维权力度,更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实体上的正义要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来进行保障,但是除了农民本身的法律意识问题以外,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也难以很好地承担起保护弱者权益的重任。高额的诉讼费用使受到侵害的农民无力承担;复杂的司法程序让农民难以有效地维权,继而产生畏诉心理。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消费者不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主要是维权成本很高,包括索赔成本、时间损失以及维权时所遭受的其它间接成本和执行的不确定性,单纯提倡农民消费者素质的提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首先完善国家的相关诉讼法律制度。
二、司法诉讼制度改革的法律建议
第一,建立小额诉讼法庭。我国一些地方人民法院积极设立专门审判机构审理小额消费纠纷案件。例如,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目前已设立73个保护消费者权益合议庭,并吸收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代表担任陪审员;湖南省常德市也先后在全市9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除了设立小额消费审判庭的设想外,还有其它思路可供选择:即设立综合性的消费者争议审判庭(我国目前的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庭主要是这一模式);或者设立综合性的小额争议审判庭(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州和英国等国家的小额争议法庭即属此类)。第二,改革诉费承担。建立农民消费者保护公益基金来作为小额农资消费纠纷的支撑。为应对农民消费者无力聘请律师的问题,应当建立健全农民消费者法律援助制度,设立专门的农民消费诉讼基金。这点对于农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尤为重要。农资消费侵权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无力承担高额的诉讼成本而放弃,从而侵权行为屡禁不绝甚而愈演愈烈。通过设立公益性的农民消费诉讼基金,不但有助于保护农民运用法律维权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维护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提高司法的权威性。第三,改革诉讼主体制度,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当消费者由于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或者质量有瑕疵使其权利受到侵害时,除了可以向特定的行政机关进行申诉以及向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之外,诉诸于司法部门寻求司法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途径。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还是《民事诉讼法》,都是想实现通过个体发动消费侵权诉讼达到对其实施最终司法救济、限制不法竞争行为这一目的的。而根据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其理论,人必须对其所发动的诉讼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有权发动这一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受害者本人,即诉权的享有者必须是具有实体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这样严格的主体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诉讼积极性,也使得一些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目的而设立的社会非政府组织难以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第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等。《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第89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委托税务人代为办理税务事宜。除此以外,证券法、投资法、商标法和专利法都规定了委托和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我国行政程序中的律师制度还相当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立法零散,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作专门性规定。例如,《行政许可法》应该是最能体现行政程序权利特征的一部程序法,但是恰恰这样重要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规定行政程序的权;《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行政强制法》(草案)则干脆没有规定任何委托制度。此外,从学术研究上看,关注行政程序制度、比较系统地概括国外行政程序法上的制度的论著也较少。
正确消费议论文范文6
（一）一般商业条款的兴起及其带来的法律问题
所谓一般商业条款，是指企业在商业活动中针对不确定买家事先拟定并且反复使用的合同条款。就其产生和兴起的历史背景而言，一般商业条款的出现不妨看做是市场经济“理性化”的结果之一。[1]伴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一对一”的偶然性交易被“一对多”的多次、反复交易取代，严格意义上的“消费者”概念产生。在这种新的交易模式中，一般商业条款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因为它不再需要与每一个客户商定合同条款；对消费者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由于通常并不掌握有关机器生产的技术、程序和标准的知识，与厂家单独议价既超出了一般消费者的能力所及，亦非其兴趣所在。
问题是，一般商业条款由企业单方制定，企业在制定这些条款的过程中，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安排相关权利、义务关系。而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首先，面对企业提供的格式合同，消费者只有选择“进入”或者“不进入”的自由，[2]而没有就具体条款发表意见的自由。其次，由于机器生产的高度复杂化和专业化，消费者多数时候不具备就合同条款讨价还价所需的知识。最后，这种议价过程对于单个消费者来说显然成本过高。由于这些限制，所谓“合同自由”，对于此时的消费者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一些本该由其承担的交易风险转嫁给消费者。[3]
并非所有一般商业条款都是非法的，但是，对那些违反商业道德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损害的一般商业条款，传统救济方式显得应对乏力。一方面，针对个别受害者的传统救济方式并不能对企业造成足够的威慑。即使消费者胜诉，判决效力的范围也仅限于原被告之间，而不能阻止企业继续针对其他消费者继续使用该一般条款。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资本权力，势单力薄的单个消费者并没有足够资源去捍卫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当这种损害（对于个别消费者而言）数额很小时，消费者通常会选择沉默。
以上问题，说到底源于传统法律体系的自由主义特点。这就意味着，它不大可能在这种法律体系内部，通过传统救济方式得到矫正。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立法手段对一般商业条款予以干预，已成为德国法学界的共识。[4]
（二）可能的方案
尽管多数学者同意通过立法手段干预一般商业条款，但就如何干预，却有多种方案提出。基于本文的论题，只介绍几种程序方面的代表性观点。
最先被提出的是“行政许可制”。这一Ludwig Raiser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的观点，[5]在70年代讨论中一度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6]社会民主党法学家发表的两份建议草案都采纳了这种观点。[7]按这些学者的观点，唯有引入一种针对一般商业条款的事前行政许可，才能真正实现对于一般商业条款的全面控制。另外，这种行政许可制在现行法中已有先例，比如保险、建筑储蓄等领域的行政许可。就负责许可的机关，多数学者主张创建一个联邦消费者保护机关，但也有学者主张由联邦卡特尔办公室行使这一职权。
这种观点遭到激烈批评，[8]以致在讨论后期完全销声匿迹。对这种建议的批评首先来自可操作性的考虑。由于一般商业条款的数量巨大，如果所有一般商业条款都需要经过行政许可，那将意味着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行使审查权。从理论的层面，则有学者指出，这一建议意味着从私法进入经济行政法，最终导致大量合同“与民法典告别”。[9]对于建议者提出的那些行政许可的先例，反对者指出，这些领域都具有特殊性，与一般商业条款并不具有可比性。
同样诉诸行政权力、但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的另一种建议，是所谓的“事后行政监督”。比如，Love认为，唯有引入一种事后的行政审查程序，才能避免法院个案审查的偶然性，避免个别消费者承担对其而言难以接受的诉讼风险。为了确立这种事后审查，首先要求所有一般商业条款都在一个法定机关（比如卡特尔办公室或者联邦政府新建立的其他机关）登记，只有获得登记号码的一般商业条款，才允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同时，授予该机关根据法院申请就某个一般商业条款进行规范审查的权力。如果该机关确认某一般商业条款违法，则宣布撤销该条款，并在联邦登记公告上登出。该撤销决定及公告具有普遍拘束力。与此配套，对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司法审查的管辖权应当集中于某些法院——比如每州一个高等法院，以保证法律解释的一致性。[10]Wolf建议，将对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审查和追诉的权利排他性的授予一个行政机关。按他的建议，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该机关对特定一般商业条款加以调查。假如该机关经过调查，认为某一般商业条款的确存在疑问，则它可以向法院提起确认无效之诉和不作为之诉。就该类案件的管辖法院，他的建议与Love相同，即每州由一个高等法院集中负责审理。[11]“司法部工作小组”在其《第二次报告》中，同样建议授予联邦及各州消费者保护机关就一般商业条款提起消极确认之诉的权利。报告指出，这种授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眼下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不能期待消费者保护团体可以完全担负抵制一般商业条款的职责。[12]基本可以归入此类的另一类建议是，设立一种消费者代表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处理和追查违反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作为其制度蓝本的，是瑞典的消费者保护官(Verbraucherombudsmann)以及英国的公平交易办公室主任(Director General of Fair Trading)。这两个机构的共同特点是，在就消费者保护行使法律规定的行政职能的同时，还可以就违反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13]
在讨论中，不乏引入《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团体诉讼，通过消费者团体的不作为之诉来对一般商业条款加以控制的建议。[14]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竞争法上的团体诉讼体现了一种通过非直接受害人追诉保护客观法秩序的思想，就存在类似需要的一般商业条款法领域，同样可以引入这种诉讼资格。[15]不过，这种建议受到了一些权威学者的质疑。除了个别学者提出团体的范围难以限定外；[16]人们更多时候担心，消费者团体诉讼在诉讼资源和动力方面存在欠缺。[17]出于同样的担心，司法部《第二次报告》尽管建议授予团体诉讼资格，但同时又建议授予联邦和州一级的消费者保护机关同样的诉讼资格，而其建议的重心显然在后者。[18]
上述两种观点中，事后行政监督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19]但在1974年9月召开的第50次德国法学家大会上，这种观点却遭到实务界人士的激烈反对。[20]另一方面，在这次大会上，就团体诉讼的引入已经没有人表示明确反对。[21]人们争论更多的是，在团体诉讼之外，是否有必要引入其他的诉讼主体。在最后大会的投票程序中，一项拒绝任何行政性介入的提案以206票赞同、152票反对、12票弃权而通过；[22]另一项建议赋予行政机关诉讼资格的提案则以155赞成、188反对、15弃权而被否决。[23]如果我们假定这次投票反映了德国法律界的主导性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后来的立法程序中无疑得到了忠实呈现。在基民盟、基社盟(CDU/CSU)的第一份提案中，提案人明确声明，草案选择以一种“民法以及用来实施民法的诉讼程序的规制方式”解决问题，而拒绝任何形式的行政介入。[24]在之后的立法程序中，这一基点再也没有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讨论中，类似美国集团诉讼(Class Action)的规制方式也曾被提出。[25]在司法部工作小组，也有人支持类似的判决效力扩张。[26]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学者看来：其一，美国集团诉讼的效果与其特殊的律师费用制度有着密切关联，而德国法没有类似的制度；[27]其二，集团诉讼中的判决效力扩张会带来宪法问题。[28]
（三）《一般商业条款法》的立法经过
1975年1月30日，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提出第一部《一般商业条款法》草案。该草案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了规制。在实体方面，草案不仅从一般层面规定了一般商业条款的达成和效力，更从消极层面就无效的一般商业条款作了概括性和列举性规定——这部分内容构成了草案的主体部分。在程序方面，草案拒绝了自Raser以来被反复提出的行政性审查方案，选择了一种团体诉讼的司法救济方式。[29]根据草案第27条，经营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可以就一般商业条款提起不作为之诉；但这些团体必须具有民事上的诉讼资格，并且事先获得了州最高主管机关的资格许可。根据第28条，消费者团体还可以通过其成员的书面授权，代表后者提起针对一般商业条款的不作为之诉。[30]提案人指出，消费者团体的资格许可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那些受到公共财政支持的团体，才有可能真正动用法律赋予它的诉讼资格。为此，这种诉讼资格，以及与此相关的财政支持，只能赋予少数团体，“比如一州一个团体”。[31]
稍后，联邦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一般商业条款法》草案。草案在实体方面很大程度上沿袭了CDU/CSU草案，但没有就程序问题做任何规定。提案者认为，起草程序条款的时机尚不成熟；并且打算，等到司法部工作小组1975年3月发表的报告经过进一步讨论之后，再就相关程序问题提出专门的草案。[32]
不过，在《一般商业条款法》正式颁布之前，政府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份草案。[33]最终确定该法程序规定的基础的，是联邦议会法律委员会1975年6月23日的申请。[34]法律委员会一致认为，政府草案必须补上类似CDU/CSU草案第三部分的程序条款。以社民党、自民党(SPD/FDP)的建议为基础，法律委员会在申请中建议引入一种抽象不作为之诉和撤销之诉。[35]与前述CDU/CSU草案相比，法律委员会的建议主要有以下特点：(1)诉讼资格被明确授予三种主体，即消费者团体、经营者团体，以及工商业协会和手工业协会。(2)上述主体除了可以针对一般商业条款提起不作为之诉，还可以提起撤销之诉。引入这种诉讼形式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尚未生效的一般条款也能受到控制。(3)上述诉讼的保护目的被明确界定为“保护客观法律秩序”，而不是保护个别消费者利益。为此，个别消费者不具备提起该法上的不作为之诉和撤销之诉的资格；消费者团体也不能作为个别消费者的人提起该类诉讼。(4)能提起该法上的不作为之诉和撤销之诉的消费者团体，其成员必须至少包括两个团体或者75个以上的自然人。法律委员会认为，这样的界定方式优于CDU/CSU草案中建议的“州最高主管机关的资格许可”。(5)关于一般商业条款起诉、判决以及其他处理结果，都要在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登记。[36]在1976年12月9颁布的正式法案中，上述几个方面均被采纳。[37]
参照此前的立法讨论，立法过程中有两点特别引人注目。其一，行政性审查几乎是被不假思索的放弃；其二，团体诉讼成为《一般商业条款法》上排他性的救济方式。尽管由于相关法律政策讨论的范围过于宽泛、观点过于纷杂，法律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将该法的救济方式限定在抽象性司法审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前司法部工作小组基于同样前提提出的许多其他建议被一并摈弃，却令人惊讶。[38]这些建议中，最常被提起、可能也是受到最多支持的，就是授予消费者保护机关诉讼资格。因为，团体诉讼不可能单独完成事后司法审查的任务，这一点在整个立法讨论中已经被反复指出。这种情况下，立法者仍然选择团体诉讼作为《一般商业条款法》上的排他性救济方式，显得多少有些意外。就此“意外”的唯一解释是：立法者宁愿选择一种已有先例，与现有体制更容易协调的制度模式。[39]换句话说，在团体诉讼与覆盖面更广、也更有效率的行政性控制的权衡中，立法者选择了前者，因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与私权社会更容易协调的制度模式”。[40]
（四）《一般商业条款法》的运行效果
当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般商业条款法》已经运行数年，德国法律界开始对该法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就该法第13条上的团体诉讼，学者的判断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程序运作而言，《一般商业条款法》上的团体诉讼在实践中的落实相当顺利。实务界恰当借鉴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运行中积累的经验，甚至将后者中的一些制度引入了《一般商业条款法》。比如事先警告的做法，尽管《一般商业条款法》并没有规定，甚至立法者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但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在起诉之前向使用或者建议使用可疑一般商业条款的企业发出书面警告，只有当后者拒绝作出不作为声明时，才考虑动用诉讼手段。[41]这使得大量争议在法院外解决，也使得一些不成熟的案件被事先过滤。另外，《反不竞争法》中的临时救济措施，也被实务界引入与一般商业条款相关的诉讼过程中。[42]
但另一方面，就团体诉讼的实际影响而言，立法者期待的效果并没有出现。立法者引入团体诉讼的目的是对所有一般商业条款施加全面监督，从而避免个别消费者诉讼的偶然性。[43]但是，《一般商业条款法》第13条上的团体诉讼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期待。
首先，团体诉讼的数量有限。从1977年4月到1983年4月的6年时间里，在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登记的程序事件共981项，其中起诉385件，临时救济申请79件，批准临时救济66件，生效判决335件，其他方式结案113件，撤销登记3件。[44]这就是说，在6年时间里，进入诉讼程序的一般商业条款案件不到400件。而根据估算，在市场交易中被使用的一般商业条款多达2-3万。[45]面对海量的一般商业条款，团体诉讼的数量显得微不足道。[46]
其次，起诉的团体有限。一方面，起诉团体的总数有限。在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的登记簿上出现过的团体一共只有34家。另一方面，这些团体非常集中。首先是主要集中于消费者团体：在全部登记的385起诉讼中，由消费者团体提起的诉讼占了88.6%，而由工商业团体提起的只占11.4%。其次是高度集中于个别团体：在全部登记的385起诉讼中，柏林的“消费者保护联盟(Verbraucherschutzverein)”提起了203件，“巴登符腾堡州消费者中心(Verbraucherzentrale Baden-Würtenberg)”提起了115件。就是说，这两家消费者保护团体起诉的案件占到全部登记案件的82.6%；而其他所有32家团体一共提起了67件，其中大多数团体（26家）不过提起了1、2件。[47]
最后，被告限于中小企业。研究表明，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追诉重点是那些被消费者投诉的具体条款，而使用或者建议使用这些条款的企业多是中小企业。[48]这不能被定性为“歧视性”监督，而只是因为，针对大企业提起诉讼会给消费者团体带来额外的风险。这类案件通常更加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调查，而且案件诉讼标的一般较大，一旦败诉，企业将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负担。
与此相关的是企业界的冷漠反应。即使在《一般商业条款法》生效后，仍有许多企业有意无意地使用非法的一般商业条款。企业这么做，固然有对新法关注和理解不够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们并未把可能被提起团体诉讼的风险考虑在内。[49]这样的局面当然不是立法者愿意看到的；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一般商业条款法》的立法缺陷所致。
一方面，消费者团体在人事和资金方面的局限，使得他们不可能行使全面监督一般商业条款的职能。在立法讨论过程中就有学者指出，由于消费者团体只向其会员征收很少的会费，因此其活动力度完全取决于公共财政的支持。[50]而能得到充分资助的消费者团体非常有限，并且这些资助中通常又只有很小部分可以用于诉讼活动。比如，在两家参与一般商业条款审查的主要消费者团体中，柏林的“消费者保护联盟(Verbraucherschutzverein)”每年有80000马克的专项基金，用于一般商业条款法领域的诉讼支出，[51]“巴登符腾堡州消费者中心(Verbraucherzentrale Baden-Würtenberg)”只有10000马克的资金用于诉讼支出。[52]人事方面，只有柏林的“消费者保护联盟”配有2名专门负责一般商业条款法相关事务的法务人员。[53]其他消费者团体，既没有具体负责诉讼活动的法务人员，也没有专门用于该项事务的资金预算。考虑到一般商业条款案件的复杂性，缺少专门的法务人员，使得前期审查受到很大限制；缺乏专项资金，则让团体对于可能的诉讼风险分外敏感。其结果是，只有明显违法的一般商业条款才会被追诉，[54]只有小企业的一般商业条款才会被追诉。[55]
另一方面，立法者又对团体诉讼资格施加了人为的限制。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法》第13条第2款第1项，“提起该法上的不作为之诉和撤销之诉的消费者团体，其成员必须至少包括两个团体以上或者75个以上的自然人”。这一规定，使得私立消费者团体的成立基本没有可能。[56]
（五）团体诉讼的功能限度
在1984年的研究中，Axamann曾经预言，不能期待上述局面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改观，“在未来，人们仍然要继续面对两家消费者团体垄断诉讼提起的局面。”[57]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一预言完全正确。[58]考虑到大规模改善消费者团体经济状况的可能性很小，[59]人们难免再次提出这样的疑问：团体诉讼是否适合作为对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抽象审查的排他性方式？[60]
我们不妨将《一般商业条款法》上的团体诉讼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团体诉讼作一比较。如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保护对象是竞争者，消费者保护只是196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个附带目的。对该法而言，最重要的诉讼主体是竞争者和由竞争者组成的工商业团体，消费者保护团体则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61]与此不同，《一般商业条款法》的保护对象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终端消费者。在程序上，《一般商业条款法》拒绝了个人起诉的可能性；而经营者团体虽然有权起诉，但它们多数时候并没有兴趣行使这种权利。结果是，消费者保护团体成了该法中最重要、主导性的诉讼主体。[62]
这种地位的差别，也许可以多少解释团体诉讼在《一般商业条款法》领域遇到的困境。这就是，立法者预设的规制任务超出了团体诉讼的功能限度。正如Kotz指出的，德国消费者团体的会员主要是团体，而不是个人。会员数目有限，团体能够获得的会费收入也非常有限，于是，这些消费者团体几乎完全依靠公共财政的资助维持运转。[63]这种情况下，除非政府打算给予消费者团体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否则不能指望它能对所有一般商业条款实施一种全面、系统的审查。消费者团体的这种局限始终存在，并不是只体现于一般商业条款法领域。[64]只不过随着《一般商业条款法》的生效，随着消费者团体第一次被推到了舞台中心，这一点才真正作为问题被揭示出来罢了。
四、团体诉讼在21世纪的发展
（一）从《一般商业条款法》到《不作为之诉法》
在《一般商业条款法》颁布后的二十多年里，该法上的团体诉讼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直到欧盟1998年5月19日通过的“关于消费者保护不作为之诉的98/27号指南”通过，德国立法者才不得不对其团体诉讼制度作相应的调整。[65]该指南以1993年11月16日欧洲委员会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蓝皮书为出发点，旨在通过一定程度统一成员国关于消费者保护不作为之诉的立法，在整个欧盟范围内改善消费者保护状况。指南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各国要把本国有资格提起消费者保护之诉的“合法组织”上报欧盟，在欧盟的清单中公布；其二，在清单中公布的“合法组织”，可以在欧盟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提起消费者保护的不作为之诉；其三，消费者保护不作为之诉的适用范围，是违反欧盟9个消费者保护指南的行为。按照指南，各成员国应当在30个月通过其国内立法或者行政规章执行上述规定。[66]
经由2000年6月27日的《远程销售合同、其他消费者保护问题及欧元转换法》，[67]上述指南最终进入德国国内法。根据该法，《一般商业条款法》关于团体诉讼的内容作了相应修改。这主要反映在该法第13条第2款的修改，以及第22条、第22a条的加入。这三条的内容主要是：
1.根据新的第13条第2款规定，有权提起不作为请求权和撤销请求权的是：(1)在根据第22a条维护的清单中，或者在欧洲议会及其理事会1998年“关于消费者利益保护的不作为之诉的98/27/EG号指南”第4条规定的欧盟委员会名册中登记的合法机构；(2)维护工商业利益且具有法律能力的团体，但以该团体成员包括大量在同一市场销售（或提供）相同或者相近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且根据其人事、技术和经济条件，该团体可以实际履行其章程确定的维护工商业利益的职责，且请求涉及行为足以对市场造成不可忽略的歪曲为限；(3)工商业协会或者手工业者协会。
2.根据第22条，对于其他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行为，也可以为保护消费者利益提起不作为之诉。就这里的消费者保护法，尤其指该条列举的9个涉及消费者保护的特别法；具有诉讼资格的团体与第13条第2款的规定相同。另外，该条还引入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禁止滥用诉讼资格条款。
3.第22a条就合法机构在欧盟委员会的登记作了规定。
从国内法的角度，这次修订给德国团体诉讼带来了明显的变化。[68]特别是将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行为列入团体之诉的适用范围，有可能让这种制度在现实中的意义大幅度提高。不过，通过《一般商业条款法》来完成这种扩张，却相当令人意外。多数学者认为，欧盟98/27号指南的执行，应该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或者制定一部关于程序的特别法来完成；[69]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应该放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70]但是立法者并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在《一般商业条款法》中新增“第三章”，专门对违反消费者保护法的行为做了规定。于是，在一部以“一般商业条款法”为名的法律中，就要同时规制两种违法行为：(1)非法的一般商业条款；(2)非法的商业活动。[71]在学者看来，这是“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立法体例。[72]
好在这一体例并没有存在太长时间，2001年5月，由联邦司法部准备的一部《债法现代化法》草案就已经提出。[73]根据该草案，《一般商业条款法》中的实体部分被归入《民法典》，程序内容则由一部另外制定的程序特别法予以容纳。[74]2001年11月26日，这部名为“消费者权益法及其他法上的不作为之诉法”（以下简称《不作为之诉法》）的专门法律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1月1日生效。
《不作为之诉法》对前《一般商业条款法》的程序性规定作了体系调整和重新编排，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实质性的修改。其中，新法第1条规定了关于非法一般商业条款的不作为请求权和撤销请求权（前《一般商业条款法》第13条关于请求权的规定）；第2条规定了关于其他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行为的不作为请求权（前《一般商业条款法》第22条关于请求权的规定）；第3条就行使上述请求权的合法主体作了规定（前《一般商业条款法》第13、22条关于请求权行使资格的规定）；第4条规定了相关团体在联邦行政机关登记的程序（前《一般商业条款法》第22a条）。此后的程序条款，基本上照搬了原《一般商业条款法》的规定。相对较新的规定是第13条和第14条。前者规定，根据第3条第1款第1项、第3项规定享有请求权的机构或者市场竞争团体，为实现该法第1条和第2条赋予的请求权，有权向相关通信及媒体服务提供商请求为实现其请求权所必需的信息。[75]后者则配合《民法典》第675a、676g、676h第1句，就顾客投诉的仲裁程序作了规定。[76]
《不作为之诉法》生效至今，一次比较重要的修订发生在2003年。为了与该年9月10日颁布的《信息社会的著作权规制法》相配套，[77]立法者在《不作为之诉法》中加入了第2a和3a条。按照这两条规定，就违反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限制的）第95b第1款的行为，具有法律能力、非营利性并且非暂时性地维护受著作权法第95条保护主体的利益的团体，可以行使不作为请求权。该次修改与《信息社会的著作权规制法》均于2004年9月1日同时生效。[78]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21世纪的发展
在为执行欧盟第98/27号指南而颁布的《远程销售合同、其他消费者保护问题及欧元转换法》中，也就《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3条关于消费者团体诉讼资格的规定作了修改；[79]《不作为之诉》颁行后，《反不正当竞争法》又作了相应调整。但这些修改都不妨看作适应性的调整。进入21世纪后，真正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展意义重大的改革是2004年的修订。这次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引入了团体提起的“撇去不法收益之诉”。
在团体诉讼中引入金钱给付之诉的动议由来已久，[80]但直到21世纪初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这类动议均以失败而告终。作为一次“《反不正当竞争法》大改革”，此次修订的目的是适应相关法律的最新发展，与欧盟法保持同步，将司法实务中的制度发展成文化，以及强化消费者保护。[81]为准备这次立法改革，早在2001年，联邦司法部就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82]2002年年底，司法部工作小组的三位成员，Kohler、Borkamm和Henning-Bodewig，发表了一份全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草案。[83]根据草案的第9条，如果消费者因为“有计划的误导”而接受了企业供应的产品或者服务，则第8条第2款第3项上“具有合法资格的机构”[84]可以请求企业以其消费者的代价而获得收益。团体胜诉所得的收益，只能用于章程规定的用途。在立法理由中，三位学者特别指出，不法收益由团体保留而不是上交国家，可以让消费者团体获得经费上的支持。[85]
在司法部2003年1月底公布的专家草案中，[86]上述建议得以延续。根据专家草案第9条，对于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违反该法第3条，[87]并造成大量购买者损失的行为，根据第7条第3款第2-4项有权提起不作为之诉的主体可以提起撇去不法收益之诉；被撇去的收益，在扣除必要支出上交财政。[88]不难发现，专家草案除了对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提起要件做了更具体的限定以外，还在以下两个方面与“教授草案”明显不同：一是起诉的主体由消费者团体扩张到了所有有权提起不作为之诉的团体；二是被撇去的不法收益不是留归团体，而是上交联邦财政。就第二点，立法理由中指出，这是为了避免团体仅仅出于利益动机而提起诉讼。就学者提出的依靠该收益建立一项消费者保护专项基金的建议，草案以行政成本过高为由而拒绝。在草案起草者看来，“既然消费者团体总归也要由政府资助部分经费，那么该项收益上交联邦财政似乎并无不妥。”[89]
在5月7日提出的政府草案中，上述两点都没有改变，甚至连相关的立法理由也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专家草案中的阐述。只是，在政府草案的第10条中，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限定为“故意”违反第3条的行为。就此提案人认为，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威慑效应该只针对故意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而非过失违反该法的行为。[90]值得注意的是，在联邦上议院就政府草案的声明中，第10条被认为过于复杂而完全没有可操作性。这一批评所指向的，主要是该条中关于不法收益计算的第2款和关于费用补偿的第4款。但声明同时指出：关于不法收益上交联邦财政的第4款，使得这项制度完全失去了意义。团体根本不会提起撇去不法收益之诉，因为根据该款规定，团体在败诉时承担巨大的费用负担，而在胜诉时却得不到任何的好处。[91]联邦上议院的上述批评完全没有被接受。在其关于上议院声明的答复中，提案人重申，不法收益上交联邦财政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团体出于与该法立法目的完全无关的动机而起诉。就联邦上议院就团体缺乏起诉动力的担心，提案人认为，“经济刺激对于具有起诉资格的团体来说似乎并非必需，因为，这些团体在过去一直在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尽管提起不作为之诉根本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刺激。”[92]
在2004年1月14日联邦议会法律委员会的专家听证会上，政府草案第10条受到各方完全不同的评价。来自经济界的意见认为，该规定是个“灾难”，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消费者保护组织则在总体上欢迎该制度的同时预言，由于过于严苛的事实要件，该条规定在实践中的意义很小。[93]
在最终通过的法案中，立法者只对政府草案第10条作了细节上的修改。一个修改是将“基于大量购买者的支出”改成了“基于大量购买者的负担”。这意味着，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提起并不以个别消费者的损失为前提，“只要不法行为使得大量消费者处于一种经济上的不利状况”，该要件即视为已经满足。另一个修改是：在正式法案中，不法收益上交联邦财政被作为诉讼请求直接规定在了第1款，与此相适应，第4款规定了团体诉讼费用的补偿。[94]
2004年8月1日，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生效。新法第10条上的“撇去不法收益之诉”，被认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际上也是一项发明。[95]但这项发明，几乎从其被提出那天起，就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反对这项制度的学者指责它违反宪法，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撇去不法收益之诉”在性质上属于刑事制裁，在团体诉讼中引入刑事制裁，是对国家刑事执法权的侵犯。[96]支持引入该制度的学者则担心，由于限制过多，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带来预期中的威慑效应。特别是“故意”要件，在诉讼中很难证明。而另一方面，由于不法收益要上交国库，消费者团体没有什么动力提起这种诉讼。[97]第一种批评，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并不能自圆其说。[98]而第二种批评，却似乎并非杞人忧天。由于过高的诉讼风险，在新法生效后的几年里，团体在撇去不法收益之诉领域的行动相当谨慎。[99]而在已经判决的案件中，过于严苛的事实要件成为该类诉讼获得被法院认可的一个巨大障碍。[100]
尽管如此，引入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意义仍然极其明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制度的保护对象主要是消费者利益，而非竞争者利益。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的引入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保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比重。[101]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双重目的——消费者保护与竞争者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诞生过程中再一次显露无遗。在立法理由中，立法者明确提到小额、分散性侵害的法律救济漏洞，并将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引入看作填补这一漏洞的有效策略。[102]这一策略的要点不是民法上的侵权赔偿，而是通过民事诉讼手段没收不法厂商从事不正当竞争的非法所得，进而制裁不法行为人，净化市场竞争。问题是，立法者就这种诉讼施加的种种限制，让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能够带来期待中的效果。毕竟，任何一种期冀通过诉讼获得的威慑效应，都是以这种一定频率的提起为前提的。一方面希望增加打击不正当竞争的力度，另一方面却又施加一系列的、可能并非必要的限制，关于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法律规定，怎么看都像是“戴着镣铐的跳舞”。而这个镣铐，正如我们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百余年实践中一再看到的，正是“自由竞争优先”与“消费者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结论
以上考察，让我们有可能就德国团体诉讼以及这种制度在比较法上的意义，得出一些暂时的、初步的结论。
（一）德国为什么选择了团体诉讼
尽管团体诉讼并非德国法上唯一的群体性救济方式，但它是适用最广泛的一种。在比较法视野中，团体诉讼显然不是群体性法律救济的唯一方式，甚至不是“主流”的方式。德国立法者为什么选择了团体诉讼，而不是类似美国集团诉讼的群体诉讼制度，或者类似英国公平交易局和瑞典消费者保护官的行政性救济方式？尽管本文的研究尚不足以就此问题给出全面回答，但它已经展示了回答这一问题的基本线索。这就是，当德国立法者面对一种传统私法体系所不能解决的群体性利益保护问题时，他们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背景当中：(1)现行法律体系的自由主义风格必须维持；(2)经济团体在德国的充分发展。这两个背景使得1896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者和1976年《一般商业条款法》的立法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团体诉讼，而不是某种行政性的救济方式。[103]
（二）德国团体诉讼的功能限度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德国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由经营者团体拓展到消费者团体，又拓展到工商业协会和手工业协会，其保护对象也由竞争者利益一步步渗透到消费者利益。这一变迁足以说明团体诉讼的存在价值。不过，就在这逐步拓展的过程中，团体诉讼的功能局限也被越来越清晰地暴露了出来。特别是，当团体诉讼被引入《一般商业条款法》，由之前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边缘性救济方式一跃成为一个法律领域中的主导性救济方式时，它的局限性也第一次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这种局限的表面原因是消费者团体的经费不足，而其根源，则必须到消费者团体的社会角色中去寻找。
（三）团体诉讼在比较法上的借鉴意义
团体诉讼能否，以及能在何种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被外国法借鉴？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1.团体的充分发展，是团体诉讼得以存在和有效运转的基本前提。这一点毋庸多说。立法者考虑在某个法律领域引入团体诉讼时，首先要确定，在这个领域是否有足够数量，而且其人事、经济条件足以保证其有效履行诉讼职责的团体存在。
2.不同类型的团体诉讼，其设计和实施的难度有巨大差别。德国的经验表明，作为防御性救济（主要体现为不作为之诉和撤销之诉）的团体诉讼，其程序运作相对简单，实施效果也可以预期。而一旦涉及补偿性救济（表现为给付之诉），则立即遭遇各种理论和实践上的难题，比如团体损害赔偿之诉与个人赔偿之诉的关系、赔偿金的计算、胜诉所得的流向，等等。
3.引进团体诉讼，必须面对团体的诉讼动力和诉讼资源问题。一方面，团体并非受害者本人，它起诉的动力从何而来，是立法者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在一个缺乏公益性组织传统的国家，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只有团体具备了相应的经济、人事条件，[104]它才有可能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
4.团体诉讼只是诸多群体性救济方式中的一种。就群体性利益的救济，人们首先可以在公法性救济和私法性救济中作出选择。就前者，可以想到的至少有刑事制裁、事前行政许可、事后行政制裁，以及由行政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就后者，则可以想到传统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合并、以美国集团诉讼为代表的群体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近年新近兴起的示范诉讼，等等。所有这些群体性救济方式的制度结构各不相同，它们所能发挥功能的领域不同，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也不同。立法者在准备引入团体诉讼时，必须首先弄清：它面对的问题是什么，这问题是不是最适合以团体诉讼的方式解决的那一种。
注释:
[1] Hein Kotz， 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nahmen empfehlen sich zum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gegenu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Formularvertrage? Gutachten for den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Verhandlung des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e/( Bandl），Munchen 1974，A 23ff.
[2]这种自由也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心理学的调查表明，95％的顾客在面对一般条款时，认为他必须接受该合同。Wilhelm Weber， In: Sitzungsbericht H Zum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Munchen 1974， H 175.
[3]就这种风险转移，见Walter Love， Der Schutz de Verbraucher vor Allgern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Eine Aufgabe fur den Gesetzgeber， In: Festschrift fur Karl Larenz zurn 70. Geburtstag， Munchen 1973，S 376; HeinKotz， 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3nahmen empfehlen sich zum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 gegenuber Allgemeinen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Formularvertrage? Gutachten fur den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 Verhandlung des 50.Deutschen Juristentage/( Bandl），Munchen 1974，A 23ff.
[4] Grunsky反对就一般商业条款加以控制，在他看来，竞争本身就可以解决一般商业条款带来的问题。Wolfgang Grunsky， Allgemeine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Wettbewerbswirtschaft， BB 1971，S 1113ff．他的观点几乎遭到后来所有学者的批评，因此只能看作是例外。
[5] Ludwig Raser， Das Recht d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1935，S 103ff.
[6] Ingo Gudian，Genehmigungspflicht von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ZRP 1972，S 147ff; Eikevon Hippel， Praverntive Verwaltungskontrolle Allgemeiner Geschaeftbedingungen? ZRP 1972，S 110ff; RGroβmann，Entwurf eines Gesetzes zur Regelung vorformulierter Vertrage，ZRP 1974，S 99ff.
[7] ASJ Hessen-sud，Rechtspolitisches Programm zum Schutz vor AGB， ZRP 1970，S 190ff; ASJSudbayern， Entwurf eines Gesetzes fiber die Genehmigungspflicht von Allgemeinen Geschaftbedingungen，ZRP1972．S 148ff.
[8] Walter Love， Der Schutz de Verbraucher vo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Eine Aufgabe fur den Ge－setzgeber， In: Festschrh fur Karl Larenzum 70. Geburtstag， Munchen 1973，S 397；Hein Kotz，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nahmen empfehlen sick zum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 gegenu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und Formularvertrage? Gutachten fur den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 Verhandlung des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e/（Bandl），Munchen 1974，A 96；Harald Koch， Schutz vor unbilligen Geschaeftsbedingungen， ZRP 1973，S 89ff;Vorschlage zur Verbesserung des Schutzes der Verbraucher gegenu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Zweiter Teil-bencht der Arbeitsgruppe beim Bundesmimster der justiz， 1975，S 87-88.
[9] Walter Love， Der Schutz de Verbraucher vo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Eine Aufgabe fur den Ge-setzgeber， In Festschrf fur Karl Larenz zum 70. Geburtstag， Munchen 1973，S396.
[10] Walter Love，Der Schutz de Verbraucher vo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Eine Aufgabe fur denGesetzgeber， In Festschrift fur Karl Larenz zum 70. Geburtstag， Munchen 1973，S 393 ff.
[11]Manfred Wolf， Vorschlage fur eine gesetzliche Regelung d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JZ1974．S 44ff.
[12] Vorschlage zur Verbesserung des Schutzes der Verbraucher gegenuber AllgemeinenGeschaftsbedingungen， Zweiter Teilbericht der Arbeitsgruppe beim Bundesminister der lustiz，1975，S 39ff
[13] Wolfgang Daubler， Konsumenten-Ombudsman und Verbraucherselbsthilfe? in：Gerechtigkeit in derIndustriegesellschaft， Karsruhe 1972，S 57；Gebhard Carsten，Marktgerichthof und Verbraucherombudsmann，WuW 1973，S 667；Hein Kotz， 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nahmen empfehlen sich zum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 gegenu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Formularvertrage ? Gutachten fur den 50. DeutschenJuristentag. In Verhandlung des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e/( Bandl），Munchen 1974，A 87ff.
[14] Fikentscher， Schuldrecht， 2. Aufl. Berlin 1969，S 112-113；ders， Wege und Zielvorstellungen auf dmGebiet der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JZ 1973，S 617；Hans Erich Brandner， AllgemeineGeschaftsbedingungen， in: Gerechtigkeit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Karsruhe 1972，S 50；Harald Koch，Schutz vorunbiligen Geschaftsbedingungen， ZRP 1973，S 90.
[15] Harald Koch， Schutz vor unbiligen Geschaftsbedingungen， ZRP 1973，S 90.
[16] Walter Love，Der Schutz de Verbraucher vo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Eine Aufgabe fur den Ge-setzgeber， In: Festschrift fur Karl Larenz zum 70. Geburtstag， Munchen 1973，S 395.
[17] Manfred Wolf， Vorschlage fur eine gesetzliche Regelung d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JZ 1974，S 44f; Gunther Kuhne， Allgemeine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Verbraucherschutz， JR 1974，S 315。
[18]司法部工作小组第二次报告的“命题42”是：“只有一个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国家机关的参与，以上建议的程序才能发挥其功能。”Vorschlage zur Verbesserung des Schutzes der Verbraucher gegenuber AllgemeinenGeschaftsbedingungen， Zweiter Teilbericht der Arbeitsgruppe beim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1975，S 29. Ko丨z也持类似观点，Hein Kotz， 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nahmen empfehlen sick zum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gegenu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Formularvertrage? Gutachten fur den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Verhandlung des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e/( Bandl），Munchen 1974，A 87.
[19]这一观点得到了三份重要文献的支持：Love的长篇论文、Kotz向第50届德国法学家大会提交的主题报告，以及司法部工作小组发表的研究报告。见上文相关注释。
[20]尤其是Werner lunge和Wolfgang Philipp，两人在第50次德国法学家大会上的发言，见Sitzungs-bericht H Zum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Munchen 1974，H 181，184..
[21]Hein Kotz， In: Sitzungsbericht H Zum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Munchen 1974，H 211。
[22]这项议案由Wolfgang Philipp提出，内容是：“德国法学家大会反对任何行政机关介入消费者保护或者一般商业条款审查。这一任务只应当通过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来完成。” Sitzungsbericht H Zum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Munchen 1974，H 229.
[23]这项议案由Peter Schlosser提出，其内容是：“应当授予消费者团体、经济团体以及国家机关就一般商业条款提起抽象司法审查的诉讼资格。”Sitzungsbericht H Zum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Munchen 1974， H228.
[24] BT-druck 7/3200，S2.
[25] Schlosser/Coester-Waltjen/Graba， Verbraucherschutz im Modellversuch， S 30，34.
[26]这是第二次报告中的少数派观点。Vorschlage zur Verbesserung des Schutzes der Verbraucher gegentiber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Zweiter Tedbericht der Arbeitsgruppe beim Bundesminister der Jusdz，1975，S49f.
[27] Hein Kotz，in: Homburger/Kotz， Klagen Privaten im offentlichen Interesse， Frankfurt 1975，78ff.
[28] Peter Reinel， Die Verbandesklage nach dem AGBG， Koln 1979，17.
[29] BT-Drucks.，7/3200，S 8-9.
[30]BT-Drucks， 7/3200，S6.
[31]BT-Drucks， 7/3200，S 22.
[32]BT-Drucks， 7/3919， S 2．在对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就草案发表的声明的回答中，联邦政府再次重申了这一判断。BT-Drucks， 7/3919， S 62 - 63.
[33]Peter Reinel， Die Verbandesklage each dem AGBG， Koln 1979，S21．
[34]BT-Drucks， 7/5412；BT-Drucks，7/5422.
[35]BT-Drucks， 7/5422，S3.
[36]BT-Drucks， 7/5422，S 10-11.
[37]一个相对重要的修改是：针对一般商业条款的诉讼管辖，由之前一直被认可和建议的州高等法院管辖为由州法院管辖。BT-Drucks， 7/5617， S 2-3.
[38] Peter Reinel， Die verbandesklage nach dem AGBG， KOln. Berlin. Bonn. Munchen 1979，S21
[39] Love也指出了立法者在选择立法模式时追求体系性和谐的努力。Walter Love， In: Walter Love/Friedrich Graf von Westphalen/ Reinhold Trinkner， AGBG， Heiderberg 1977，S 410.
[40] Walter F. Lindacher， In: Manfred Wolf/ Norbert Horn/ Walter F. Lindacher， AGBG， Aufl 4，Munchen1999，S 1427.
[41]Hermann-Josef Bunte，Zur Kontrolle Allgeznezner Gesch动sbedingungen und Konditionenempfehlungen，BB 1980，S 328.
[42] Peter Ulmer， Erfahrungen mit dem AGB-Gesetz， BB 1982，S 584.
[43] Hermann-Josef Bunte， Erfahrungen mit dem AGB-Gesetz-ezne Zwischenbilanz nach 4 Jahren， AcP181（1981），S 54；Jochen Axmann，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7，S 40.
[44] 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7，S41．
[45] Eberstein， Verh. Des DTJ， Band 2，S. 4177；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7，S 138，Note 1.
[46] Hermann-Josef Bunte， Zur Kontrolle Allgemeiner Geschditsbedingungen und Konditionenempfehlungen，BB 1980，S 328；ders， Erfahrungen mit dem AGB-Gesetz-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4 Jahren， AcP 181（1981），S 57；Dieter Leipold， Die Verbandsklage zum Schutz allgemeiner und breitgestreuter Interessen in der 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 in: Effektivitdt des Rechtsschutzes und verfassungsmaβige Ordnung. Die deutschen Landesberichte zumⅦ. Internationalen Kongref3 fur ProzeBrecht in W urzburg 1983，S 73-74；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a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4，S 41；Walter Love， Instrumente der abstrakten Kontrolle， In: ZehnJahre AGB-Gesetz， KOln 1987，S 113.
[47] 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4，S 51.
[48] Hermann-Josef Bunte， Zur Kontrolle Allgemeiner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Konditionenempfehlungen，BB 1980，S 328.
[49] Hermann-Josef Bunte， Entwicklungen in d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DB Beil. 13，1982， S4.
[50] Hein KOtz， 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nahmen empfehlen sich zum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gegenuber Allgemet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Formularvertrage? Gutachten fur den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Verhandlung des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e/( Bandl），Munchen 1974，A 85.
[51] Wolfgang Bohle/Hans-Wolfgang Micklitz， Erfahrungen mit dem AGB-Gesetz im nichtkaufmdnnischenBereich-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6 Jahren， BB Beil. 11/1983， S7．在该文章的另一个地方，作者指出，如果按照法律规定的500000马克的诉讼标的上限计算，一个打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最多需要80000马克的诉讼费用。见上文第6页。
[52]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7，S61．
[53]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t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7，S 55.
[54]95％的胜诉率证明了这一点。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Berlin 1987，S 108.
[55]就此情形，有学者建议，借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就《一般商业条款法》上的诉讼标的规定一个较低的标准，以便减小团体提起不作为之诉时的顾虑。Hermann-Josef Bunte， Erfahrungen mit demAGB-Gesetz-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4 Jahren， AcP 181（1981），S 59；Wolfgang Bohle/Hans-WolfgangMicklitz， Erfahrungen mit dem AGB-Gesetz im nichtkaufmannischen Bereich-Eine Zwischenbilanz nach 6 Jahr-en， BB Beil. 11/1983，S 7.
[56]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 Berlin 1987，S 77.
[57] Jochen Axmann， Die praktische Bedeutung und Effizienz der Verbandsklage， Berlin 1987，S 141.
[58] Johann Wilhelm Gerlach， In: Munchener Kommentar zur BGB， Aufl 3，1993，S 2074 ff ; Hans-WolfgangMicklitz， In: Muchnener Kommu zur ZPO， Aufl 3， 2008， S 1219．两本不同时期的权威评注都指出，Axmannl983年的结构性分析依然有效。
[59] 考虑到市场上一般商业条款的数量巨大，人们完全不能期待政府会向团体投入足够的资金，以至于后者可以对所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全面审查。
[60] 在对《一般商业条款法》进行效果评估的文章中，学者几乎都会首先回顾立法讨论的大致进程。更有学者，在对该法执行效果表示不满的同时，指责该法的颁行过于急切，而没有对有关程序条款进行更加充分的讨论。Hermann-Josef Bunte， Entwicklungen in d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DB Beil. 13，1982，Sil.
[61]统计数字清晰的显示了这一点。比如，在一个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诉讼的统计中，竞争者提起的占了53.4%，反不正当竞争团体提起的占了37.6%，利益团体提起的占了8.2%，而消费者团体提起的只占了0.7%。Dieter Leipold， Die Verbandsklage zum Schutz allgemeiner und breitgestreuter Interessen in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Effektivitdt des Rechtsschutzes und verfassungsmaβige Ordnung. Die deutschen Land-esberichte zum VII. 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Prozeβrecht in Wiirzburg 1983，S 83.
[62] 之前就有学者指出，在各种团体当中，只有消费者团体会有兴趣行使《一般商业条款法》赋予的诉讼权利。Johann Wilheilm Gerlach， In: Munchener Kommentar，13 AGBG Anm. 32，Munchen 1978，S 1576.
[63] Hein KOtz， Welche gesetzgeberischen Maβnahmen empfehlen sich zurn Schutze des Endverbrauchersgegenuber Allgemeinen Geschaftsbedingungen und Formularvertrdge? Gutachten fur den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 InVerhandlung des 50. Deutschen Juristentage/( Bandl），Munchen 1974，A 86.
[64] 消费者团体自1965年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起诉资格，但是在根据该法提起的团体诉讼中，由消费者团体提起的一直只占很小一部分。1973年的研究（Roland von Falckenstein， In: Mitarbeiterfestschriftfur Eugen Ulmer， S 307ff.）指出了这一点，1983年的研究（Dieter Leipold， Die Verbandsklage zum Schutz allge-meiner und breitgestreuter Interess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Effektivitat des Rechtsschutzes undverfassungsmaβige Ordnung. Die deutschen Landesberichte zum Ⅶ. Internationalen Kongref3 fur Prozeβrecht inWurzburg 1983， S 83. )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只是由于消费者团体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地位相对次要，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65]该指南制定和通过的过程，见Wilhelm Meyer， Richtlinie Uber Unterlassungsklagen verabschiedet，WM 1998， S 1507-1508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德国是该法审议过程中惟一投反对票的欧盟成员国。
[66]Richtlinie 98/27 EG des Europaischen rates und des Rates vom 19. Mai 1998 uber Unterelassung-sklagen zum Schutz der Verbraucherinteressen， AB1 EG Nr. L 166 vom 11. 6. 1998， S 51．关于指南具体内容及其对德国法的影响，见Dietmar Beatge， Das Recht der Verebandsklage auf neuen Wegen， ZZP 1999， S329-351．
[67] Gesetz v. 27．6. 2000，BGB1 I，897．
[68] 为此，有学者认为，这次修改将改变团体诉讼在德国的边缘地位，使其发挥更大的功能，DietmarBeatge， Das Recht der Verbandsklage auf neuen Wegen， ZZP 1999，S 351.
[69] Klaus J. Hop t/Dietmar Baetge， Rechtsvergleichung und des deutschen Rechts-Verbandsklage und Grup-penklage，In: Jurgen Basedow /Klaus J. Hopt /Hein Kotz /Dietmar Baetge， Die Bundlung gleichgenchter Interessenim Proze?，Tubingen 1999，S 42；Reinhard Greger， Neue Regeln fur die Verbandsklage im Verbraucherschutz，6-undWettbewerbsrecht， NJW 2000， S 2458
[70] Hans-W. Micklitz /Norbert Reich， Umsetzung der EG-Fernabsatzrichtlinie， BB 1999，S 2096.
[71] BT-Drucks. 14/ 2658，S 52.
[72] Ulmer /Brandner /Hensen， AGB-Gesetz， Koln 2001，S 1569
[73] BT-Drucks 14/6040。
[74] 对草案的全面评论，见Burkhard Heβ， Das geplante Unterlassungsklagengesetz， In: Ernst/Zimmermann（Hrsg.），Zivilrechtswissenschaft und Schuldrechtsreform ， 2001，S 527ff.
[75] 根据后来增加的第13a条，该请求权被进一步授予其他直接受害人。见BT-Drucks， 14/9353.
[76]Gesetz vom 26. 11. 2003，BGB1．I.S3173.
[77] BT-Drucks， 15/38.
[78] Gesetz vom 10. 9. 2003，BGB1. I .S 1774.
[79] Gesetz v. 27. 6. 2000，BGB1 I，897.
[80] 比如在1977年的专家草案（WRP 1978，31)、 1978年和1982年的政府草案（BT-Drucks 8/214， BT-Drucks 9/1707）中，均有规定。相关介绍，见Maximilian Schmauβ，Der Gewinnabschopfungsanspruch vomVerbdnde in der Neufassung§10 des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 Tubingen 2007， S 16．又见Hans－Wolfgang Micklitz，In: Mitnchener Kommentar zum Lauterkeitsrechts，Munchen 2006，S 1143-1144
[81] Koler， In: Wolfgang Hefermehl/ Helmut Kohler/ Joachim Bornkamm， Wettbewerbsrecht， Munchen 2007，S 37-38.
[82] BT-Drucks 15/ 1487，S 12.
[83] Helmut Kohler/ Joachim Bomkamm/ Frauke Henning-Bodewig， Vorschlag fur eine Richtlinie zum Laut-erkeitsrecht und eine UlVG-Reform， WRP 2002， S 1317 ff．该草案通常被称为“教授草案”。“教授草案”与后来的“专家草案”和“政府草案”之间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并且这三个草案的基础都是司法部工作小组的研究项目。见Friedrich Kretschmer， Aktuelle Berichte-April 2003，GRUR 2003，S 296.
[84] 指具有合法资格的消费者保护组织。
[85] Helmut Kohler/ Joachim Bornkamm/ Frauke Henning-Bodewig， Vorschlag fur eine Richtlinie zum Laut-erkeitsrecht und eine UWG-Reform， WRP 2002. S 1322，1327.
[86]Referentenentwurf， GRUR 2003，S 298 ff.
[87]第3条的内容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括性禁止。
[88] Referentenentwurf， GRUR 2003，S 299.
[89] Referentenentwurf， GRUR 2003，S 299，310.
[90]BT-Drucks， 15/1487，S 24.
[91] BT-Drucks，15/1487，S 34-35.
[92] BT-Drucks， 15/1487，S 43.
[93] Hans-wolfgang Micklitz/ Astrid Stadler， Das Verbandsklagerecht in der Informations-und Dienstleistungsgesellschaft ， Munster 2005，S 28.
[94] BT-Drucks， 15/ 2975. S 8-9，21-22.
[95] Maximilian Schmauβ，Der Gewinnabschopfungsanspruch von Verbande in der Nuefassung des § 10 des Ge-setz gegen den unlauteren Wettbewerb（UWG)，Baden-Baden 2007，S 155；Kohl， In: Wolfgang Hefermehl/ HelmutKohler/ Joachim Bomkamm， Wettbewerbsrecht， Munchen 2007，S 1008.
[96] Rolf Sack， Der Gewinnabschopfungsanspruch von Verbanden in der geplanten UWG-Novelle， WRP 2003，S 549 ff.
[97]Stadler和Micklitz对“专家草案”第9条的评价是：“这条规定就是一个漂亮的纸老虎；除此之外，很遗憾，它什么也不是”。Astrid Stadler/ Hans-Wolfgang Micklitz， Der Reformvorschlag der UWG-Novelle fureine Verbandsklage auf Geweinnabschopfung， WRP 2003， S 559ff。又见Schaub， Schadensersatz undGewinnabschopfung im Lauterkeits-und Immaterialguterrecht， GRUR 2005，S 918ff.
[98] 众多文献中，见．Hans-Wolfgang Micklitz， In: Miinchener Kommentar zum Lauterkeztsrechts， Munchen2006，S 1150ff.
[99] Holger R. Beuchler， Das “Schreckgespenst”§10 UWG: mehr Gespenst als Schrecken: uberlegungen im Nach-gang zum Urteil des LG Heilbronn， 23 0 136/05KFH vom 23. Februar 2006， WRP 2006， S1288 ff．尤其是尾注6.
[100] 在关于撇去不法收益之诉的最早两例判决中，作为原告的团体均因为不能证明“故意”要件而败诉。见LG Bonn GRUB-RR 2006，111；LG Heilbronn， 23 0 136/05 KfH vom 23. Februar 2006.
[101]也就是在这次修订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第一次被规定在了立法目的当中。新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规定：“本法保护竞争者、消费者以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免受不正当竞争侵害。它同时也保护诚实竞争的公共利益。”
[102] BT-Drucks，15/1487，S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