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范文1
关键词：意境；探索；创设情境
一、“寓情于景”：我国古代诗歌的意境之学
何谓意境之学？从对我国古诗歌的研究看来，一般是指诗人将心中之“情”寓于实际之景中，使意、象合一，而形成我国古代诗歌所特有的“意境”之创作方法。它是诗人将自己丰富的情感完美地与外部的社会及自然环境相统一，使之上升至艺术层面，能使读者从绘景描物的字里行间深刻领悟诗人浓厚之情。而对“意境”也被作为诗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一直成为研究与学习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环节之一。而同时期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其系列文学理论著作中也有诸多有关意境的论断，如其在《文心雕龙・诠赋》之中便言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而无论古代文学家们对于意境有何种理解与诠释，从中不难看出，意境之学是领悟古代诗歌之精髓所在。而对于教学来说如何使学生领悟古代诗歌之意境，无论对于学生的古代诗歌赏析能力之提升，还是学生言语表达能力之提高均有裨益。
二、“身临其境”：引导学生走近诗人
意境是诗人“寓情于景”而情境交融之境界。无论古今中外，诗歌创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诗人结合自身境遇进行创作的产物，是诗人抒发内心实感的渠道，而我国古代诗歌更是如此。学生在品鉴古诗之时，如果不去体味诗人所感，不去探究时代之境，是无法领悟到古代诗歌之美的。因而引领学生思索诗人情感之源，是古代诗歌赏析教学的关键所在。
而要走近诗人，使学生领悟其感，则须先对诗人本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其身份地位、性格特征，以及其人生境遇进行剖析，因为诗歌创作环境之不同，也将影响诗歌的意境。同样的离别，《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中刘长卿重送裴郎中贬吉州感叹“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为裴郎中歌吟，感情真挚动人；而在唐代诗人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声声劝慰中少了些寂寥，而多了些许慷慨激昂；在李白《赠汪伦》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却可品出友人间的深厚情谊；《芙蓉楼送辛渐》中“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则体现了王昌龄送别辛渐时由孤寂到开怀的心理变化，体现了诗人的高风亮节；而王维在《山中相送》中“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明年春草绿，王孙归不归？”的发问，则表现出其对与友人重逢之殷切期盼。所以这些不同的意境更体现出在古代诗歌赏析的教学中，教授学生进行诗人的背景分析能力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为了引领学生领悟古诗意境，常常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与互动学习。如，在对《江雪》一诗进行学习时，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先对诗歌进行提问，而可预见的是会有学生发问：在如此寒冷的冬天，渔翁为何独自垂钓江面？此时，教师可以继续引导发问：为何会如此判断当时的环境？以及渔翁垂钓有何不妥？学生便会引用诗名“江雪”及诗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来进行回答，因为鸟兽都已藏匿，人迹罕至，说明当时环境已极其恶劣，而诗人却独自垂钓江面，不奇怪吗？教师在此时便可以引导学生大胆设想渔翁垂钓的原因，在学生踊跃回答后，再对诗人的生平事迹进行简要介绍，引导学生体味诗人作诗时的所想、所感，意境便会自然形成于学生的头脑之中。
三、“睹境思情”：创设情境，提升学生赏析能力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教师注重于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促使他们主动追求知识，使学生学会创设情景，促使其体会诗歌意境成为提升学生的古诗歌赏析能力的关键所在。
而创设情景则要求教师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及方式，如通过直观形象的图画或多媒体教学，通过直观、感性的表现形式展现诗中的一幅幅美妙如花的场景，又如生动形象的结合史实，描绘诗人创作的动力与目的。通过各种方式能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让学生在惊叹于壮观景色，感叹诗人境遇之时，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创设情景以感受意境。使学生不在学习古代诗歌时，不仅仅停留于诗词表面，而通过创设情景深入到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意境之中，领悟到其背后更丰富的意象，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赏析品鉴我国古代诗歌的能力。
总之，在我国古代诗歌的教学中注重运用意境进行古代诗歌赏析进行教学，让学生学会品评诗歌意境，学会创设情境，对于学生提高对古代诗歌的品读、赏析能力，培养其主动赏析诗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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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范文2
[关键词]唐代状元；官僚家庭；绝大多数；科举；上层；选才
唐代状元共有251名，其中《登科记考》考稽出姓名的有139名（含1人有姓无名），另有4名暗示为状元而未明确指出。笔者根据多种资料剔除了9名，另补了17名，即目前已知姓名的状元共有151名[1]。这151名中又只有74名能通过有关记载窥见其家世。不过，这不全的资料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唐代状元的家世远比以后历朝都显赫。
一
宗室子弟
家世最显赫的当然是宗室子弟，这样的状元有4个：
李程：其五世祖为高祖的堂弟、襄邑恭王李神符；父李鷫官至滁州刺史；兄李倨官至池州刺史[2，3]。
李从实：其六世祖为李神符；父李諝官至明州刺史；族叔，即状元李程，官至宰相；从实兄弟10人皆有官职，以四兄从晦最知名，官至兴元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2]。
李肱：出身宗室，由宗正寺选送参试，具体派系待考[4]，[5]（P768－771）。
李筠：为吴王李恪（太宗第三子）的第十世孙，祖父李如仙官至奉天令，父李回为武宗朝宰相[2]。
二
孔门之后
唐代颇重视孔子，追封为“文宣公”，并且子孙世袭。其后人传至唐代，前后出了5个状元。
孔振：孔子第40代嫡孙；祖父孔惟晊官至兖州参军，袭文宣公；父孔策官至国子监丞、尚书博士，袭文宣公；孔振本人亦袭文宣公[6，7]。
孔拯：为孔振之弟[6，7]。
孔纬：孔子第40代孙；祖父孔戣官至礼部尚书，为一代名人；父孔遵孺官至华阳县丞；叔孔温裕、孔温业皆为节度使；堂兄孔纁状元及第[7，8]。
孔缄：为孔纬之弟[7，8]。
孔纁：孔子第40代孙；祖父孔戣官至礼部尚书，为名臣；父孔温质官至四门博士[7，8]。
三 当朝宰辅的子、弟、侄、孙、重孙
曾祖辈、祖（外祖）辈、父辈或兄长中有人当宰相的状元共20人：
崔液：祖父崔仁师官至宰相；父崔挹官至礼部尚书；兄崔湜官至尚书令——首相[8，9，10]。
李随：为宰相李揆之侄。世代巨族，祖父李成裕官至秘书监，父未仕[8]，[11]（P89）。
班肃：为班固之后。外祖严震官至宰相，封冯翊郡王；祖父班倩，官至秘书监，为著名儒学家；父班宏官至户部尚书、东川节度使，封萧国公[12]。
武翊黄：高祖武德载为武则天族弟，官至湖州刺史，封颍川郡王；祖父武就官至殿中侍御史；父武元衡为宪宗朝宰相[5]（P584），[8]。
韦谌：曾祖韦见素为玄宗朝宰相；祖父韦倜官至给事中；父韦颂官至库部郎中[8]。
裴俅：父裴肃官至御史中丞、越州刺史兼浙东团练观察使；次兄裴休为宣宗朝宰相[8]。
裴思谦：祖父裴显官至高陵令；伯父裴垍为宪宗朝宰相；父裴坰官至大理卿 [8]。
郑颢：世代簪缨，祖父郑絪为宪宗朝宰相；父郑抵德官至兵部尚书；本人后来当了宣宗的女婿[8]。
赵蒙：祖父赵植在朱泚之乱中有救驾功，官至岭南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伯父赵存约官至兴元节度使；堂兄赵隐为懿、宣两朝宰相[8]。
赵峻：为赵蒙堂弟[8]。
赵昌翰：为赵蒙之子。曾祖、伯祖皆为高官；堂伯为宰相；父及堂叔皆为状元[8]。
裴延鲁：祖父裴肃官至御史中丞；父裴俦官至江西观察使；二叔裴休为宣宗朝宰相；三叔裴俅为状元，官至谏设大夫[8]。
郑洪业：祖父郑利用官至泽州刺史；伯父郑涯官至宰相；父郑助（左面三点水）官至兖海节度使；同族祖辈、父辈为相者四五人[8]。
郑合敬：为郑洪业堂弟，大抵同上；父郑涯官至宰相[8]。
郑昌图：祖父郑具瞻官至洛阳尉；父郑涓官至太原节度使；伯祖郑余庆、堂伯郑涯、堂兄郑从谠皆官至宰相，同宗兄郑洪业为咸通八年（867年）状元[8]。
崔昭矩：兄崔昭纬为状元、宰相[8]。
崔胶：叔祖崔岘为会昌元年（841）状元；近支族祖崔群为宪宗朝宰相；叔崔彦昭为僖宗朝宰相[8]。
裴格：曾祖裴遵庆为代宗朝宰相；祖父裴向官至吏部尚书；父裴宣官至御史大夫[8]。
陆扆：世代显宦；祖父陆师德官至淮南观察支使；近支族祖陆贽德宗朝拜相，为历史名臣；父陆鄯官至陕州法曹参军[8]。
崔鉶：祖父崔儆官至尚书左丞；伯父崔元略官至义成军节度使；父崔元受官至河北行营判官；叔崔元式为宪宗朝宰相[8]。
四 其他高官的子、弟、侄、孙、重孙
祖辈、父辈或兄长为四品①以上官职者25人。
李昂：祖父为寿州别驾；父李终官至左羽林卫长；兄李昊官至吉州刺史[11]（P18，122），[13]。
张正甫：祖父张绍贞官至尚书右丞；父张泚官至苏州司马；兄张式为上都试场榜首，历官户部即中、河南尹、飞骑尉[14]。
柳公权：祖父柳正礼官至邠州士曹参军；父柳温官至丹州刺史；兄柳公绰官至兵部尚书，为一代名臣[15]。
孔敏行：祖父孔齐参官至宝鼎令；父孔述睿为朝野仰慕的大隐士，短期当过秘书少监兼太子右庶子[16]。
韦瓘：伯父韦夏卿官至太子少保；父韦正卿登“茂才异等”科[17]。
柳璟：祖父柳芳为著名学者，官至右司郎中；父柳登亦博学，官至右散骑常侍；叔柳冕文史兼该，官至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兼福建都团练观察使[5]（P722）。
于珪：曾祖于休烈官至工部尚书，封东海郡公，为一代名臣；祖父于肃官至给事中；父于敖官至户部侍郎、宣歙观察使[18，19]。
于瑰：为于珪之弟[18.19]。
归仁绍：祖父归登为宪宗朝兵部尚书，封长沙县男；父归融，亦官至兵部尚书、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晋陵郡公；三个兄长亦皆进士及第[19，20]。
归仁泽：为归云绍之弟[19，20]。
归佾：为归仁绍之子[19，20]。
归系：为归仁绍之子，归佾之弟[19，20]。
归黯：为归仁之子[19，20]。
孙偓：祖父孙起，官至白马令；父孙景商官至天平军节度使；兄孙储官至兵部尚书、天雄军节度使[8，21]。
崔昭纬：祖父崔庇，官至酸枣令；父崔璙官至鄂州观察使[8，22]。
杨赞禹：祖父杨虞卿官至京兆尹；父杨退之官至左散骑常侍[8]。
杨赞图：世代显宦，为杨赞禹之弟[8]。
卢文焕：曾祖卢纶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官至检校户部郎中；祖辈弟兄4人皆为进士，3人官至节度使；父卢贻殷官至光禄少卿，且兄弟数人同时在朝为官[8，23]。
杨凝：祖父杨志元官至殿中待御史；父杨成名未仕早卒；兄杨凭为大历间上都试场榜首，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8，24]。
卢顼：祖父、父亲皆未仕；长兄卢瑗官至歙州刺史；三兄卢瑾官至河中少尹[8]。
张又新：曾祖张鷟为著名文学家，官至司门员外郎；父张荐官至工部尚书，亦以文学知名[25]。
常无名：祖父常毅官至杞王府司马；父常楚珪官至庆王文学[8]。
常衮：祖父常楚珪官至庆王文学；父常无为官至三原县丞；叔常无名，状元、官至礼部员外郎[8]。
崔曙：曾祖崔行功官至秘书监，祖辈数人皆未仕，本家亦颇衰落，但伯祖崔旻的长子崔诚官至左金吾卫将军、次子崔训官至文州刺史、三子崔訢官至华州刺史[8]。
崔明允：祖父崔诚官至刑部郎中；堂兄崔河图官至谏议大夫[8]。 五 其他历史名人之后
咸通四年萧仿权知贡举时，便特意要录取那些确有才艺而“名字陆沉”、“风埃久处”的历代名人后裔，举例时首列孔子后裔孔振，还有韩愈之孙韩綰、柳宗元之子柳告等。事后被人诬告，虽然遭受贬谪，但没有人提出要否定他所录取的进士，说明对名人后裔的关照大家都能接受[5]（P848）。除孔子后裔外，名人之后上文已述的有班肃，另外还有5人。
颜康成：为颜子第38代孙，父颜育德官至太子通事舍人[7]。
贾季邻：为贾谊后裔。其父贾玄暐未仕；兄贾季良官至奉天尉[8]。
贾稜：祖父贾季良官至奉天尉；叔祖贾季邻为状元、长安主簿；父贾岌未仕[8]。
贾餗：为贾谊后裔。父贾宁未仕；兄贾竦为书法家，官至著作郎[8]。
韩衮：为唐代大文豪、穆宗时吏部待郎韩愈之孙；其父韩昶官至集贤校理；兄韩綰为咸通间进士[5]（P851）。
六 一般官员的子、弟、侄、孙、重孙
一般官僚家庭出身的状元10人。
程行谋：祖父程德淹，在隋官至太康今；父程药王唐初官至秋浦令[26]。
王维：父王处廉官至汾州司马[27]。
崔元翰：祖父崔承扬官至凤阁舍人；父崔良佐曾官湖城主簿，后隐居不仕[8，28]。
李固言：祖父李并官至扬州司马；父李岘官至庐江令[8，29]。
尹极：兄尹枢为状元，至少有个小职[5]（P457）。
崔岘：父崔穜官至侍御史[8]。
李郜：祖父李哲官至常州录事；父李从约官至钱塘令[8]。
郑蔼：曾祖郑厚官至池州司马；祖父郑运官至县丞；状元郑合敬、郑洪业、郑昌图皆为同族[8]。
魏弘简：祖父魏绲官至太常主簿；父魏万成官至膳部员外郎兼江陵少尹[30]。
李嶷：出身世家大族；祖父李知让官至长水主簿；父亲李承胤官至江州别驾[8]。
七
寒门出身
出身寒族或没落士族家庭的仅5人。
裴说：出身没落的世家大族，早年相对贫困[31]。
苏检：父、祖皆未仕[8]。
易重：出身乡下，世代无人做官[32]。
卢肇：曾祖卢挺德宗朝任袁州刺史，虽诗礼传家，然祖父、父亲均未仕，因而家道中落[32，33]。
颜标：家中无“庙院”，可能出身较为寒微[5]（P822）。
以上资料表明：宗族子弟照样参与科举竞争，与天下寒士一起追求榜上有名而不加限制，甚至还能被点为状元，当时人们也都能接受，相关史书中均不见有臣下就这一问题上过奏章，这是宋以后所见不到的现象。已知家世的74名状元中，宗室出身的就有李程、李从实、李肱、李筠等4人，占5.41％。普通进士名单缺失过多，无法统计，估计宗室出身的一般进士还会超过这个比例。而宗室总人数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没有这么大。宗室子弟本来就有恩荫、特赐等种种特权，在享受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既不加限制，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必然容易占据先机，这是极不合理的。宋以后在这方面进行了改革，作了种种限制，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34]。
有案可稽的74名状元中，出身官僚家庭的共69人，占92％，其中家世较显赫者（即前5类）就有59人，占79.73%。寒门出身的仅5人，占8%。这少数几个出身“微寒”的，也并非一般平民或农家出身，至少是个小地主，只是近几代无人做官而已，如卢肇曾祖做过太守，以后世代书香，只因他的祖父和父亲均未仕，曾祖在官场的影响逐渐消失，就被视为“出身寒素”。裴说、苏检也是如此。
那些没有能留下姓名或虽有姓名而找不到家世资料的状元，也不一定都出身“寒素”，只因他们影响太小而唐代又不怎么重视状元罢了，上述前5类家世较显赫者中就多半祖辈、父辈或兄弟辈在新、旧《唐书》中有传，而其本人则只字不曾被附带提及。其实上述74人中，新、旧、《唐书》均有传的只有15人：王维、孔纬、孔敏行、李固言、李程、陆扆、柳公权、柳璟、张又新、常衮、郑颢、崔元翰、崔昭纬、崔液、贾餗；仅在《旧唐书》中有传的2人：张正甫、裴俅（附裴休传后）；仅在《新唐书》中有传的5人：韦瓘、苏检、孙偓、杨凝、班肃。三者合起来共22人， 可见能否留下姓名与家世资料跟其家庭出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74位状元的家世资料又可以近似地表明：唐代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在社会上层中选拔人才，中层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下层了。这很容易理解：科举制是对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即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真正到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唐代科举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必然遇到巨大的阻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得利益者（即掌权者）不可能将于己不利的科举考试看得很神圣，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有意无意地在制定有关章程时留下一些余地，不糊名，甚至不硬性规定非依考卷的好坏决定取舍与名次不可。这不甚严格的制度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于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易争先，朝廷的科第往往可以公开送人情[35]。所以上述归氏、孔氏、赵氏、崔氏、郑氏等家族出状元都是一窝一窝的，中下层读书人自然难以争先，甚至难以录取。
可以说，唐代科举考试的实质只是上层社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庶族从豪族手里分权，远不是真正的“广开才路”，在全会社范围内挑选人才。所谓“为国选才”几乎只是一句空话。直到宋中期以后，原先的世家大族经唐末、五代及宋初屡次改朝换代的打击，势力被严重削弱，已经难以左右局势，中下层出身的官员影响越来越大，科举考试的制度才日趋严密完善，有“殿试”、“读卷”、“糊名考校”、“分房阅卷”、“公立甲次”等措施，而名次的确定又有“初考”、“复考”、“详定”3道关，且有宗室一般不许参试，高官及考官若有子弟或亲戚参试要回避，不得过问考试之事，并另设试场、另定名额、分别录取等规定，这些规定都能得到较好的执行，宋代状元中就没有宗室子弟（北宋末年，朝纲不振，徽宗的儿子赵楷也参加科举考试，这已经是极其特殊的现象，但他在糊名阅卷的情况下被定为状元，拆封后还是被换了下来），也没有一例当朝宰相的直系亲属，考试时有直系亲属任四品及以上官职的也非常少。而且科举考试已成为挑选官员的主要途径，举国上下都把科举考试看成至关重要的事，即使是名人之后也得凭实力参与竞争，任何“开后门”的做法都被认为是严重犯罪行为，选才的范围才逐渐扩展到中下层[34]。 [注释]
①官员的品级综合参照《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及《历代职官表》等，有不同说法者则从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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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范文3
关键词： 中唐文学； 南贬诗人； 屈原情结
Abstract: Those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dTang Dynasty all showed a Qu Yuan complex in their poems. For examp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Qu Yuan's poems， such as LI SAO and JIU GE， Liu Yuxi and Liu Zongyuan expressed primarily a spirit of complaint and fury while the more rational Yuan Zhen and Bai Juyi both accepted Qu Yuan's character of loyalty and uprightness but refused to follow his will of consistence. In contrast， Han Yu and Li Shen expressed their complaint about innocent mistreatment by comparing their experience to Qu Yuan's miserable treatment. The Qu Yuan complex of the poets relegated in the Earl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as the very source of that of the relegated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In general， the former was rational while the latter was sentimental but more tragic than the former.
Key Words: literature in the MidTang Dynasty; poets relegated to southern China; the Qu Yuan complex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至少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号称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辽阔，其驾驭臣下，恩威并施，对于犯法忤旨的官员，往往给以贬谪。所贬之地，以岭南、湖南最为残酷。岭南、湖南地区，远在天涯，习俗迥异，加以瘴疠蛮荒，故北方士人视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贬数量甚大的时代，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8中，曾举出历代流贬的士人多达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贬士人之大多数。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诗人贬谪较为集中的时代，著名者就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多数是具有经世治国抱负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浊的时代因素，或权力角逐的宦海风波，被疏离于权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贬谪蛮荒。政治生命的终结，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极大地撼动其破碎的心灵，在对政治前途的幻灭中，他们把精力与心智转向了文学创作，以其文学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补偿政治的失意。这种与屈原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对屈原产生了特殊的情结。由于每位诗人贬谪经历的不同，其屈原情结，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差异。本文选取刘禹锡与柳宗元，元稹与白居易，韩愈与李绅6位大约三种类型的贬谪诗人，作为考察对象。
一
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在贬谪过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们与屈原发生了共鸣，特别是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怨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资料，《旧唐书·柳宗元传》：
宗元为邵州刺史，在道，再贬永州司马。既罹窜逐，涉履蛮荒，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1］卷160
《新唐书·柳宗元传》：
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2］卷168
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3］卷27
《旧唐书·刘禹锡传》：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书·刘禹锡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说：“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九歌》，影响后世文学者颇著，唐刘禹锡在建平，追踪屈原，亦留意民间歌舞，采其声容，广其情志，作《竹枝词》九篇，远近传唱。”［4］4-5可以见出屈原的创作对刘禹锡的影响。
屈原一生坚持理想，坚持正义，九死未悔，为了表现自己高洁的情怀，他在流放潇湘之时，写作《离骚》，以抒发怨愤，为南方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刘禹锡被贬朗州司马，选择居所以招屈亭为邻，其《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鸣。”［3］319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化，融汇在刘禹锡的创作中，他在《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中说：“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竞渡的风俗以纪念这位爱国志士，刘禹锡在朗州写了《竞渡曲》，自注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诗云：“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3］341
刘禹锡的很多作品学习屈原。他的《问大钧赋》即模仿《天问》，最后说：“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三售。”［3］3他的《何卜赋》则又模仿《卜居》，用问卜的方式抒写内心的愤懑。至于诗文中用《楚辞》典故之处，则更多，如《早春对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宁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长吟醴有兰。”［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别夔州官吏》中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3］571这是他学习屈原的真实写照。
刘禹锡在朗州，因为特殊的遭遇和处境，他灵心善感，听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他被贬永州不久，就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实则是吊自己。“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辞而有晃。”其赞美屈原说：“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5］516-517实际上也是自己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惩咎赋》等，也是摹拟屈骚之作。名为“惩咎”，实是述志。对永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对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说：“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尽管有救世济时的抱负，但“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废削，贬谪南荒，孤囚无依，神态荒耗。赋的最后写道：“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5］56仍要坚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尽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挠。清人林纾《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为《骚》及《九章》，盖伤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为不知人，于己为无罪，理直气壮，傅以奇笔壮采，遂为天地间不可漫灭之至文。重言之，不见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来学者，文既不逮，遇复不同，虽仿楚声，读之不可动人。惟贾长沙身世，庶几近之，故悲亢之声，引之弥长，亦正为忠气所激耳。柳州诸赋，摹楚声，亲骚体，为唐文巨擘。”［6］64-65
刘、柳贬谪南方，受南方文学精神的薰陶，特别是受屈原骚怨精神的影响，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为深沉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对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的命运更增添了悲剧性色彩。刘、柳的文学对于南方文学更有很大的影响。南方的文学，尤其是湖南一带的楚地，春秋战国时期，虽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文学上放出了异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一统天下的出现，政权的中心长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区，则成为蛮荒地带，更是流人的处所。贾谊到了长沙，已深感“地卑湿”，而“寿不得长”。岭南一带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时，柳州风俗落后，人民愚昧，与中原不同。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说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动以礼法。……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以至于当时民谣有“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色依然在，千株绿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带几乎没有文学，此后柳州以至岭南文学的发展，是柳宗元开其风气。刘、柳的文学受南方文学精神的熏陶，他们自己的文学又对南方的文学影响极大，这是相辅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贬谪，宋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堕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又改司马。”［8］19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与柳宗元为友，后来踪迹渐疏，盖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祸，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9］2330之语。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结，但与刘禹锡、柳宗元的执著精神却截然不同。他在《咏怀》诗中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三中说：“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晋朝轻高士，林下弃刘伶。一人常独醉，一人常独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欢情信独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瓮间卧，憔悴泽畔行。彼忧而此乐，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咏家酝十韵》又云：“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攵伯纶。”［9］1389白居易对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对其精神也是赞扬的，但他并非像刘、柳那样，带着满腔的激情，对屈原的身世表现出极大的赞叹，对其作品极力地效法，故而将自己的遭遇与创作融为一体，表现出巨大的忧愤情怀。白居易则非常理智，既对屈原忠直的精神与苦志的追求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来，屈原不能委顺从命，忘怀得失，其结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终究于事无补。与其如此忧怨苦闷，损性伤身，倒不如沉溺酒乡，泯灭悲喜，得乐且乐，这样反倒更自由、更洒脱。于是，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屈原大异其趣的‘独善’之路。”［10］
白居易 “独善”的思想，使其在归趣上与屈原完全不同。他对屈原的经历与精神，更多的是慨叹，而很少效法。为了加强慨叹的力度，他还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其《读史》五首之一云：“楚怀放灵均，国政亦荒淫。彷徨未忍决，绕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士生一代间，维不有浮沉。良时真可惜，乱世何足钦。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说：“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9］1041从时代环境来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乱世，与贾谊所处的环境极为相似，身处治世而被逐，其情怀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对屈原的态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状态，这也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失意诗人心理状态的延伸与发展。中唐前期诗人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诗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后，怜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现悲苦自伤之情，入木三分。清乔亿《大历诗略》评曰：“极沉挚以澹缓出之，结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读此诗须得其言外自伤意，苟非迁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诗与刘长卿诗一样，也表现出浓厚的自伤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脱的诗人，故而常将屈原与陶渊明比较，前面所引的咏陶诗中提及屈原，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白居易“要摆脱屈原的影响，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引导自己走向解脱的范型，这个范型，白居易一眼选中了陶渊明”。“不过，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全身心的拥抱并不在此时，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骤然沉沦的贬谪之后”［10］。实际上，我们观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全身心地拥抱陶渊明，只是将陶渊明的避世作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剂良药而已。他虽然有很多诗篇涉及陶渊明，但只是汲取陶渊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据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体现了老庄超越尘世、追求隐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则一生纠缠于世俗的宦途与浮嚣的名利场中，从没有过彻底坚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执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贾谊、陶渊明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典型状态。缪钺先生在《诗词散论》中说：“诗以情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然同为深于哀乐，而又有两种殊异之方式，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旷，往而不返者缠绵，庄子与屈原恰好为此两种诗人之代表。……盖庄子之用情，如蜻蜒点水，旋点旋飞；屈原之用情，则如春蚕作丝，愈缚愈紧。自汉魏以降之诗人，率不出此两种典型，或偏近于庄，或偏近于屈，或兼具庄、屈两种成分。”［13］24-25白居易则为“兼具庄、屈两种成分”之诗人。
元稹的贬谪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他在元和五年（810）为劾贪官河南尹房式事，受到内外权臣的嫉恨，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在江陵时曾作《楚歌十首》，其十云：“八荒同日月，万古共山川。生死既由命，兴衰还付天。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各自埋幽恨，江流终宛然。”［14］卷4诗中既没有怨恨，也没有赞叹，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视角，对楚国的历史及屈原的愤慨与幽恨作理智的评判。故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卷3云：“此首言山川日月终古不改，人之穷达总由天命，如王粲之赋《登楼》，屈平之作《离骚》，空自结恨，江流宛然而幽恨总难伸也。”又元稹《表夏十首》其十云：“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哀哉徇名士，没命求所难。”［14］76元稹在江陵府士曹参军任，逢端午节，有感于当时纪念屈原的习俗而作此诗。“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评判的意味也非常浓厚。与白居易一样，元稹也崇尚陶渊明，其《归田》诗云：“陶君三十七，挂绶出都门。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冬修方丈室，春种桔槔园。千万人间事，从兹不复言。”［14］163元和十年（815），元稹出为通州司马，这首诗作于贬谪途中。仕途的失意使他萌生了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只是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偿，而不是精神世界的追求。元稹在被贬谪的过程中也兼有屈原与陶渊明的情结，表面上与白居易相似，然而他既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追求，更没有达到白居易的精神境界。
三
韩愈的贬谪共有二次，一是由监察御史贬官阳山令，原因是论宫市事。后改江陵府法曹参军。二是由刑部侍郎贬潮州刺史，原因是批评宪宗迎佛骨的错误。不久量移袁州，很快又回朝任职。韩愈被贬时期的作品，仍然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屈原情结。
韩愈《湘中》诗云：“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15］184贞元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宫市之弊，谏官论之，德宗不听。韩愈则上章数千言极论之，触怒德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贞元二十年（804）赴任途中到达湘中而作此诗。诗中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莞尔而笑，鼓木世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6］179-181韩愈以屈子自比，以说明贤者遭黜，而又以渔父咏歌，表明隐者得全，抒写自己的愤激之情。屈原已逝，江水自流，祭奠无处，故诗人怅然若失，更闻渔者自歌，徒添惆怅之怀。无端被贬之牢骚，透露于字里行间。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叙其阳山之贬，与《湘中诗》情调一致：“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17］313他在贬谪中怀念屈原之诗还有：《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诗云：“静思屈原沉，远忆贾谊贬。椒兰争妒忌，疑灌共谗谄。”［15］288《晚泊江口》：“郡城朝解缆，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泪，孤臣水底魂。双双归蛰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闻语，空看别袖翻。”［15］330
第二次贬谪是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其量移途中，虽未免罪，亦值庆幸，故作《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诗：“明时远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讵令随塞雁，南迁才免葬江鱼。”［15］1173第四句用屈原《渔父篇》典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16］179-180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拜国子祭酒。十月未离袁州时，又作了《祭湘君夫人文》云：“前岁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祷于神。神享其衷，赐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启帝之心；去潮即袁，今又获位于朝，复其章绶。退思往昔，实发梦寐，凡三年，于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17］324则韩愈无论在贬谪过程中，还是量移或内召的时候，都会想到屈原与屈原作品中描写的神灵。
李绅的贬谪，主要是长庆四年（824）由户部侍郎贬为端州司马。有关南贬时涉及屈原的诗作，只有《涉沅潇》一首，而仅这一首诗就将其贬谪时的屈原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屈原死处潇湘阴，沧浪淼淼云沉沉。蛟龙长怒虎长啸，山木波浪深。烟横日落惊鸿起，山映余霞杳千里。鸿叫离离入暮天，霞消漠漠深云水。水灵江暗扬波涛，鼋鼍动荡风骚骚。行人愁望待明月，星汉沉浮鬼号。屈原尔为怀王没，水府通天化灵物。何不驱雷击电除奸邪，可怜空作沉泉骨。举杯沥酒招尔魂，月影氵晃漾开乾坤。波白水黑山隐见，汨罗之上遥昏昏。风帆候晓看五两，戍鼓远山响。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行来击棹独长叹，问尔精魄何所如。”［18］5 462-5 463这首诗是回忆自己南贬时经过沅潇之作，前面12句既伤悼屈原，亦以自悼，通过苍茫阴晦的背景烘托，表现了逐臣的悲愤与感伤。自“屈原尔为怀王没”句以下，则对屈原招魂与哀悼，并寄希望于神灵驱除奸邪，实则上也是作者对现实失望后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的流露。结语仍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之。与韩愈诗相同的是，诗所表现的都是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侧重于个人情怀的抒发。卢燕平对于李绅诗歌的基调曾作过总体的概括：“分析李绅诗歌表现的主要心态，也可见他是一个善于表现一己情怀的主观型诗人。”［19］这个判断大致是不错的。由此可见，李绅与韩愈的屈原情结，既不同于刘禹锡、柳宗元与屈原贯通的骚怨精神，也不同于元稹、白居易的理性审视。
四
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与初盛唐贬谪的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南贬的诗人中，初盛唐主要有宋之问、沈亻全期、杜审言、张说、张九龄等，更为重要的是，伟大诗人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流放夜郎，在其原有屈原情结的基础上，加上了愤激与不平的内涵。沈宋二人本为宫廷诗人，南贬之后，不幸的命运与南方的风物使得他们的诗风有了改变，在诗中注入了真情，回旋着忧伤，也对屈原的贬谪生涯产生了一定的感受。宋之问《送杜审言》诗云：“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20］398
张说在武后时被张昌宗、张易之构陷而贬于岭南，又迁岳州，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泽一老翁。’则知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21］卷294虽未见张说直接咏叹屈原的诗作，但他贬谪后的作品多危苦悲切之词，则与屈原、贾谊的遭遇与情怀是相通的。
张九龄本身为南方人，又被贬于始安，“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3］263。他是把屈原的精神作为自己理想人格来追求的。如其《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18］571这首诗是张九龄的代表作品，“主旨是承屈原《离骚》中‘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一句的意思而来。它强调的是诗人品德的自我修养，抒发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之情”［22］121。其化用楚辞意象之诗还有《杂诗五首》之三：“酷在兰将蕙，甘与葵与藿。”［18］570
但是中唐贬谪诗人，对于具有同样贬谪命运的盛唐名相张九龄是颇有微词的。因为唐人之贬谪南荒，与张九龄有很大关系，他曾向皇帝提出了“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受到玄宗皇帝的采纳，从此，交通困难，气候恶劣，山川阻隔，有去难归的岭南、湖南地区，就成为罪臣的去所。《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积岁在湘醴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求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1］4211对张九龄的所为，颇为不满。
李白对于屈原，因为具有共同的浪漫情怀，故其一生都处于对屈原的赞叹与向往中。他的作品中涉及屈原者有接近20篇之多。首先是对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的《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楚，魂飞长楸。……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23］15《古风》其五十一云：“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23］148《行路难》其三云：“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23］191《赠汉阳辅录事》云：“应念投沙客，空余吊屈悲。”［23］582其次是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有“恨独宿兮伤离居”，“横流涕而长嗟，折芳洲之瑶花”［23］1182等句。第三是对屈原景仰与赞赏。《古风》其一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23］87《江上吟》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23］374第四是将屈原引为自己的望中知友，甚至以屈原自比寄托哀怨的情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云：“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23］1290《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云：“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23］787《同友人舟行》云：“楚臣伤江枫，谢客拾海月。怀沙去潇湘，挂席泛冥渤。”［23］929《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空将泽畔吟，寄尔江南管。”［23］685-686《赠别郑判官》：“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23］733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共同之处，但因时代环境及个体的差异，又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初盛唐贬谪诗人对于屈原，重在表现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尽管也以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比拟，但作品中所抒写的哀苦之词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中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则是其悲苦与愤懑情怀的表现，他们在政治失意之时，通过对屈原遭遇的慨叹来求得自己心理的平衡，并以对屈原文学成就的学习与追求，以求得对政治失败的补偿。他们的屈原情结，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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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柳宗元.柳宗元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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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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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范文4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去。在庄公同母弟弟公子友的支持下，公子般当了国君。庄公的异母弟弟庆父，是个贪婪残暴、权欲熏心的人，企图自己成为国君，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便被他派人杀死。支持公子般的公子友逃往陈国。庆父派人杀死公子般后，另立阂公当国君。由于他制造内乱，激起了鲁国百姓极大的愤慨。但庆父我行我素，继续制造内乱，企图混 水摸鱼，以致把鲁国闹得不太平。齐桓公便派大夫仲孙湫到鲁国去了解情况。不久，仲孙湫把了解到的鲁国情况向齐桓公作了报告，并下结论说：“如果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灾难是不会终止的!”事实果然如此。过了一年，庆父又杀死了鲁阂公。两年之内，鲁国两个国君被杀，使鲁国的局势陷人了严重的混乱之中，百姓们对庆父恨之入骨。庆父见在鲁国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便逃往莒国。鲁僖公继位后，知道庆父这个人继续存在，对鲁国是个严重的威胁，便请求莒国把庆父送回鲁国。庆父自知罪孽深重，回到鲁国没有好下场，便在途中自杀了。
赵高：
出生年月不详，公元前207年卒。据《史记》记载他是赵国王室的远支。后来他的父亲因获罪被处宫刑，成了宫中的奴隶。他的婢。赵氏不守妇道母亲也受牵连，没入官府当了奴，与人私通，接连生下赵高等几个子女，皆承了赵姓。古代对人处以宫刑主要目的是使他断子绝孙。赵氏所生的儿子，因承袭了赵姓而从小就被一一阉割，在宫中服役。赵高相貌英俊，聪明伶俐，生性狡黠，善于曲意奉迎，又精通律令，擅长书法，得到了秦始皇的重用，又成了秦始皇之子胡亥的老师，沙丘之谋后，把持了秦的朝政，杀二世篡权不成，立子婴为王，被子婴所杀(子婴受玺之日)。
梁冀：
东汉王朝从汉和帝起，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小孩子，最小的是只生下一百多天的婴孩。皇帝年幼，照例由太后临朝执政，太后又把政权交给她的娘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外戚专权的局面。有的皇帝死后没儿子，太后、外戚就从皇族里找一个孩子接替皇帝，以便他们控制政权。但是，到了皇帝长大，渐渐懂事，就不甘心长期当个傀儡。他要想摆脱外戚的控制，可是里里外外都是外戚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只有一些宦官，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结果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扑灭外戚的势力。这样，外戚的权力就转到宦官手里。 无论是外戚也好，宦官也好，都是豪强地主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东汉的政治就越来越腐败了。
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个皇帝汉顺帝即位，外戚梁家掌了权。梁皇后的父亲梁商、兄弟梁冀先后做了大将军。 梁冀是一个十分骄横的家伙，他胡作非为，公开勒索，全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汉顺帝死去的时候，接替他的冲帝是个两岁的娃娃，过了半年也死了。梁冀就在皇族中找了一个八岁的孩子接替，就是汉质帝。 汉质帝虽然年纪小，还真伶俐。他对梁冀的蛮横劲儿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朝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跋扈就是强横的意思。） 梁冀听了，气得要命，当面不好发作。背后一想，这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那么厉害，长大了还了得，就暗暗把毒药放在煎饼里，送给质帝吃。
汉质帝哪儿知道饼里有毒，吃了饼，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他叫内侍把太尉李固叫进来。李固看见他十分难受的样子，问他是怎么回事。 质帝说：“刚刚吃了饼，只觉得肚子难过，嘴里发干，想喝点水。” 梁冀在旁边连忙说：“不，不能喝，喝了水就要呕吐。” 梁冀的话还没说完，这个八岁的孩子已经倒在地上，滚了几滚，断了气。 梁冀害死了质帝，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十五岁的刘志接替皇帝，就是汉桓帝。
汉桓帝即位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朝政全落在梁冀手里，梁冀更加飞扬跋扈。他为了自己享受，盖了不少高楼大厦，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梁家的私人花园。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他爱养兔子，在河南城西造了一个兔苑，命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身上烙上记号，谁要是伤害梁家兔苑里兔子的，就犯死罪。有个西域到洛阳来的商人不知道这个禁令，打死了一只兔子。为了这件案子，竟株连了十多个人，丢了性命。
梁冀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卖给梁家的。他还派人去调查有钱的人家，把富人抓来，随便给他一个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办死罪。有个叫孙奋的人很有钱财。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被他逼得没办法，给了他三千万。梁冀冒了火啦，他吩咐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奴婢，偷去大量珍珠、金子，都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就被官府活活打死，财产全给没收了。
梁冀这样低俗作品请删除地掌了将近二十年大权，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梁冀派人暗杀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忍受不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不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 梁冀慌里慌张直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活不了啦，只好吃毒药自杀。 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全都完了蛋，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三百多人全撤了职。 朝廷上的官员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
梁家倒台，老百姓不用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值钱三十多亿，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被梁家占用作花园、兔苑的民田，仍旧给农民耕种。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称做“五侯”。打那时候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宦官手里了。
董卓：
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卓少时尝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诸豪帅赠他杂畜千余头。卓有膂力，能左右驰射，“以健侠知名”，先为涼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积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政府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兵败免官。当年冬，涼州又发生了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朝斗争。董卓又被起用，派往涼州作战的高级将领除董卓外还有皇甫嵩、张温等。董卓率领的军队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卓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董卓看到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当时孙坚劝身为统帅的张温、皇甫嵩以军法斩卓，两人都不敢听从，张温还说如杀卓，则“西行无依”①。汉政府也已看到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柄，调他回朝为少府。他以所部羌胡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汉朝也无可奈何。中平六年（189年），汉朝调董卓为并州牧，令他把部队交皇甫嵩带领，他又不应命。当何进召他将兵诣京协助诛除宦官时，郑泰认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②。可是昏懦的何进不能采纳。等何进与宦官张让等相继被杀后，董卓也已引军赶到。引狼入室的错误已经铸成了。
董卓到京后，凭仗武力，专擅朝政，他废掉少帝刘辩而立陈留王刘协（即汉朝最后一个国君——汉献帝）。不久卓又杀何太后。刘辩是灵帝长子，何皇后生；刘协是灵帝次子，王美人生。王美人与何皇后均有宠于灵帝，何皇后忌妒王美人，王美人生刘协后，即被何皇后酖杀。刘协由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灵帝死，何太后与董太后争权，何太后逼死董太后。灵帝在世时已看出刘辩懦弱，欲立刘协为太子，但碍于皇后及何进，犹豫未决。灵帝死后，何进辅政，帝位自然是刘辩的了。董卓到京后，曾同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③，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间人，董卓是涼州临洮人，彼此相距太远，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董卓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原来在位或当权者是不甘心作傀儡的，他虽手中无权，但仍可利用其原来的地位与威望伺机发动政变。如果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的危害总是小一点。从史书的记载看，刘协也确实比刘辩聪明，这一点虽然给董卓废立提供了借口，但董卓废帝弑后的行为也给敌对者以重要口实。卓这样作，只表明其愚蠢与蛮干而已。
如前所述，士大夫阶层发展到东汉时，力量已很雄厚。宦官纵然能嚣张一时，但缺乏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皇帝一死，宦官便失去势头。在战争年代，士人尤其为割据的军阀所倚重。董卓虽然是一个粗暴的武夫，但他还是知道撇开士大夫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所以在他掌权之始，也曾征用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①。董卓征另一处士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②。卓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兗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②
虽然如此，士大夫还是不肯真诚与卓合作，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卓活动。从董卓方面来说，他之重用士人，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的残暴面目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三国志》卷6《董卓传》载：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后汉书》卷72《董卓传》亦言：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乱公主，妻略宫人。
以上所述董卓的罪恶，虽或有过分之处，但从董卓本人及其部将之残暴放纵而言，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罪行不仅引起了贵族官吏的反对，也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其必然失败，中智以上皆能看出。这样，卓在引用士人方面之矫情措施，亦失去其意义，卓之凶暴适足为自己掘坟墓而已。
魏忠贤：
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李进忠。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时东林党人士吏部尚书赵南星，在朝廷中排斥反对派，于是非东林派愤而结交魏忠贤。1624年，魏忠贤遭到杨涟的弹劾，但幸免于难，于是开始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事件，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遭到弹劾，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来俊臣：
中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少时凶险，不事生产。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成为武则天在政争中的鹰犬。俊臣和羽党共撰《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凡罗织人罪，皆先进奏事状，敕令依奏，即籍没其家。每有赦令，则遣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当时法官竞用酷法讯囚，俊臣与周兴、索元礼尤为残虐。俊臣每讯囚，不论轻重，多以醋灌鼻；或将囚犯置于瓮中，用火环绕烧炙；或以铁圈束首而加楔，以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备极苦毒。朝士人人自危，官员入朝，常密遭逮捕 。俊臣前后所破千余家 ，冤死者 甚众 。万岁通低俗作品请删除年（696）俊臣迁升洛阳令、司农少卿。二年，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仇家噉俊臣之肉，须臾而尽。
李林甫：
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不过，他这个人野心还挺大，总嫌自己官职太小。这时，有人劝他走科举之路，到考场里显显本事。李林甫自己掂量掂量，觉得腹中空空，没有多少学问。此路不通，怎么办?这也难不倒他，因为有一条“终南捷径”，就是拉关系、走后门! 于是，他就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不料，这位侍中大人平日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又迫于情面，就安排他做了一个太子喻德。不过，这也是一个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当然感觉很“委屈”。
所以，他又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工夫不负有心人”，开元十四年（726年），经宇文融引荐，李林甫也爬上了御史中丞的高位。这位“李中丞”一上任，就伙同宇文融一起弹劾当朝宰相张说，使许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在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李林甫便来了一个“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另攀高枝，当上了吏部侍郎。
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侍中裴光庭的夫人，原本是武三思的女儿，李林甫便大献殷勤，讨得她的欢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裴光庭一病死，李林甫就伺机而动，瞄上了宰相的高位。于是，他就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大宦官高力士帮忙。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
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又施展开了浑身解数，去巴结后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这时，武惠妃宠冠后宫，她的儿子寿王也深受玄宗的宠爱，而皇太子李瑛则逐渐受到疏远。于是，李林甫趁机向武惠妃大表“忠心”——“愿保护寿王”。这一招虽然有点冒险，却大见成效：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一位是中书令张九龄，一位是侍中裴耀卿，都是有名的贤臣，敢于当面直言进谏。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与他们同列，自觉相形见绌，心虚得很!
不过，李林甫自知才能比不上别人，却不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张九龄、裴耀卿展开“公平竞争”，而是在暗地里“放冷箭”，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奸佞小人惯用的“鬼伎俩”。 因为在位时间长了，唐玄宗志得意满，也就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警惕，开始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这时，李林甫却是唯唯诺诺，经常顺着皇帝的心意办事。为了及时掌握皇帝的想法，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李林甫一面迎合皇上，一面找机会煽阴风、点鬼火，攻击张、裴两位宰相。为了打倒太子瑛，让寿王取而代之，武惠妃开始在玄宗面前大进谗言：“太子结交外人，将谋害妾妃母子，也指斥至尊（指皇上）。”唐玄宗大怒，就要下诏废去太子瑛，张九龄坚决反对，使玄宗很不高兴。对此，李林甫表面上中立，不发表意见，背后却对人说：“废不废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外人瞎掺和啥?”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李林甫的阴谋得逞。当时，户部侍郎萧炅是李林甫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竟然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读为“伏猎”。严挺之很不高兴，就向中书令张九龄反映，结果萧炅很快就被贬出京城。
李林甫知道后，暗自怨恨严挺之，就抓住严的“一朝之错”，要严办他。严挺之获罪后，张九龄急忙出面为他说情、开脱。于是，唐玄宗就怀疑张九龄在拉帮结派，便将他和裴耀卿免职，改任没有什么实权的左、右丞相，并提升李林甫为中书令。 这份诏书一下，李林甫毫无谦恭之色，喜气流露于眉宇之间，幸灾乐祸地说：“唉，我的左、右丞相哟!”所以，大臣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不是一雕（指李林甫）挟两兔（指张九龄、裴耀卿）嘛!”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宰相牛仙客“非才，滥登相位”，并援引谶书为证。没想到，此举犯了玄宗的大忌，当即下令杖责周子谅，将他活活打死。这时，李林甫认为时机难得，又在一旁落井下石：“周子谅是张九龄推荐的人啊!”于是，玄宗下诏将张九龄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永远不许他返回京城。随后，在李林甫的怂恿下，玄宗下诏废去太子瑛，命他自尽。
秦桧：
秦桧是英雄和平大使，南宋主和派爱国将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伙”。上世纪五十年代，精通历史的***和几位史学家坐谈。***要几位史学家看看明朝文徵明所写的词，顾吉辰研究员撰写，秦桧是赵宋王朝的忠臣。
出身贫寒，生活坎坷，但秦桧早年的人生道路还算顺利。他25岁时就已考上进士，步入仕途，为日后的仕途修筑了一个相当坚实的人生平台。在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秦桧的抗战立场还是相当坚定的，他临危不乱，反对割地称臣，反对张邦昌的称帝，主张保存赵氏，于危难的国事中逐步显示出其过人的见识和才干，他本人的官职也在这种混乱的场面中节节上升，从太学正一直做到御史中丞，而且在士林中的口碑甚佳。
公元1155年10月22日，66岁的秦桧与世长辞，被广大爱国志士尊为：“决策元功，精忠全德”。宋史记载和明代陈绛等人考证都一致说秦桧是江宁(今南京市)人。秦桧本无子，以王日奂之子作养子。秦桧的曾孙秦钜，通判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金人进犯，秦钜与知州李诚之竭力守城。城破，秦钜与李诚之率兵巷战，后归署自焚死，其两子皆从父死。
严嵩：
严嵩(1480-1565)，明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号介溪，嘉靖时期专擅朝政达二十余年。明世宗奉道教神仙，政事荒怠。严嵩侍奉虔诚，善写应制文词，颇受宠信，被擢为首辅。他握权久，通引私人居要职。子为侍郎，孙为锦衣中书，宾客满朝班，姻亲尽政要。又网罗党羽，朝中大臣大多投靠之。严嵩子严世蕃善揣上意，谄幸弄权，人称「小丞相。其当政时，贪赃枉法，贿赂公行。鞑靼俺答汗当位，屡次南侵，北边军情时紧，而诸边军粮百万，「大肆贿嵩。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军直驱北京城下，严嵩党羽大将军仇鸾不敢战，严嵩称鞑靼「掠饱则自去，坐视不问。嘉靖末年御史邹应龙、林润相继弹劾严世蕃，严世蕃被杀，严嵩革职，就此失势。查抄其家产，得黄金三十万两、银二百万两、良田美宅数十所，可见其贪污之甚。
和珅：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生于乾隆十五年，父亲名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他祖上是今辽宁清原县人，清初随清帝入关，住在北京西直门内驴肉胡同。
和珅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珅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19岁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同年,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坤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随后，和珅又向皇帝报告说，云南的行政管理混乱，许多州县都出现亏空，需要彻底清理整顿，这一报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赞许。当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后，又进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顿云南的盐务、钱法和边防事务的具体意见，都得到乾隆的肯定。云南的案子和珅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的才华，所以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结亲皇家
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苏四十三造反，和珅受命与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镇压。前方将帅本来快要取胜，但和珅先到一步就瞎指挥，竟然转胜为败，致使总兵图钦保被打死。乾隆知道情况后，命令和珅马上回京。和珅回京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兼任了兵部尚书。
据史料记载，和珅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乾隆四十一年，27岁的和珅被授予军机大臣。3年后，领班军机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学士阿桂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当年在军机处任职的还有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和福长安。阿桂、王杰、董诰都讨厌和珅，结果就出现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办公的奇特现象。为此，御史钱沣专门上了一道奏折，请皇上下令恢复军机大臣在一起办公的规定，这一奏折矛头指向和珅，乾隆承认奏折所反映的情况是对的，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乾隆知道阿桂与和珅不和，常常让阿桂在外领兵或查阅工程、办理案件，军机处的实权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珅为二皇帝”。
多才多艺
和珅究竟是凭借什么功夫，讨得违禁小说请删除如此欢心呢？
和珅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不学无术。相反，他还是很有才干的。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的记忆力惊人、聪明决断、办事利索、多才多艺。乾隆在《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特别提到和珅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和珅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做诗、书法，和珅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据《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到父王雍正的一个妃子娇艳无比，正对镜梳妆，不禁想和她开个玩笑，于是就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不知就里，遂用梳子往后击打，正好打到了乾隆的额头上。乾隆的母后见了，就说那个妃子调戏太子，将她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后来，和珅入宫侍驾，乾隆越看和珅越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果见其颈上有一红色胎记。叩其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正是25年。乾隆愈发吃惊，遂认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之后身所化。为偿还年轻时的“孽债”，乾隆对和珅关爱由加，处处袒护，致使和珅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以至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而不倒。直到后来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死时居然也是白绫赐死，与那妃子一般无二，真是历史的巧合。
乾隆宠爱和珅，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还债说”载于野史，不足全信之外，其中有和珅自身的原因，也有乾隆的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封建官场的专制机制，三者互起作用，才成就了这一对令人难解的君臣之缘。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范文5
关键词:武则天;酷吏;政敌
收稿日期:1998-03-24·73·
中图分类号:K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1999)01-0037-05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一、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
大家知道,武则天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预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21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历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武则天辅政阶段历时23年。这一阶段,唐高宗是天下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只是以皇后的身份参预朝政。但是由于唐高宗“头重目眩”的病经常复发,又患上了可怕的虐疾,(《旧唐书》卷5)所以军国大事常由武则天处理。这种情况在宰相上官仪被杀后表现更为突出。史载“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卷201)这说明,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实际权力。在辅佐高宗的日子里,武则天“内辅时政”,“忧劳天下”(《唐会要》卷63),是很有作为的。她不仅克尽妇职,亲祀先蚕,从驾封禅,重用学士,著书立说,而且上书言事,出谋划策,协助高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当时武则天是主张“以道德化天下”的(《新唐书》卷76)。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和苛政,希望通过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办法实现天下大治。所以当时她虽广开仕途,扶植新贵,但并没有使用过一个酷吏。当时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一个著名的酷吏。很显然,武则天在辅政期间并无器重酷吏之事。
武则天临朝称制时间较短,只有6年,但这6年是武则天政治生涯发生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这一阶段,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以皇太后的身份独揽大权,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在临朝之初是很想大有作为的。她在《改元光宅赦文》中表示要“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全唐文》卷96)。也就是说,她要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以报答唐高宗的顾托和天下人的推戴。为此,她决定旗帜尚“金”,同时改变百官服色和称谓,准备通过网罗人才、放宽刑法的办法“大收人望”(《旧唐书》卷50)。但是,对于她的所作所为,“天下颇多流言异议”(《旧唐书》卷90)。光宅元年(684)九月,发生了徐敬业的叛乱,对武则天形成很大的威胁。叛乱平息后,武则天改元“垂拱”,仍表示要一如既往,无为而治。她在《颁行律令格式制》中说:“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方冀化致元为,业光刑措。”(《唐大诏令集》卷82)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她的理想无法实现。由于“将相阴谋”(《通典》卷169),“人多逆节”(《旧唐书》卷91),武则天不得不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武则天才开始重用酷吏。垂拱初年,酷吏兴起,索元礼、周兴、万国俊等纷纷出笼,造成了恐怖气氛。但垂拱四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酷吏的活动就大大减少了。
当皇帝的15年是武则天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天授元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这一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虽然支持武则天的人很多,但在暗地里反对武则天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了清除政敌,巩固新生的武周政权,武则天在天授年间仍不得不重用一些酷吏。所以在武周初年,酷吏仍然较多,大酷吏来俊臣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种局面维护的时间并不太长,政局稳定后,武则天即不再器重酷吏。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颁发了《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敕》,重新提出了约法省刑、无为而治的主张。她说:“崇德简刑,列辟之彝范;并官省事,有国之良图。”“今远近无缧绁之冤,老幼有歌谣之乐。人皆迁善,政在维新。丹笔刑官,已绝埋梧之听;黄沙狱户,将为鞠草之场。”“幸悉心而慎罚,同底绩以胜残,伫弘勿辟之规,用阐元为之化。将使三千之罪,永绝当年;岂惟数百之刑,仅宽于昔代!布告天下,识朕意焉。”(《唐大诏令集》卷82)显然,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就已不再重用酷吏了。神功元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后,酷吏死鼠殆尽。从这时起,到武则天退位,再也没有出现过酷吏。
二、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
武则天之所以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本来是反对滥刑,反对酷吏的;当她的统治受到政敌严重威胁的时候,她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而把酷吏无情地予以抛弃。种种迹象表明,酷吏不过是武则天诛锄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首先,酷吏是在武则天的扶持下兴起的。武则天扶持酷吏是徐敬业起兵以后的事。文明元年秋,武则天临朝不久,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旬日之间,“得胜兵十万”(《资治通鉴》卷203)这次起兵虽很快平定,但隐藏下来的反对派仍有很大势力。这些人“密有匡复之志”(《旧唐书》卷76),时刻准备颠覆武则天的统治。由于这些人尚未起兵造反,不能用大军征讨,只能用残暴酷烈、滥用刑法的官吏加以惩治。所以当有人建议武则天“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旧唐书》卷183)的时候,武则天便改变了以往对酷吏的态度,开始扶持酷吏。史载: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资治通鉴》卷203)。大凡善于罗织者皆得到武则天的扶持。如来俊臣告密不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太平广记》卷267),使“朝官侧目”(《朝野佥载》卷3)。傅游艺滥刑之后,“基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资治通鉴》卷203)。如果没有武则天的支持,垂拱、天授之际绝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
其次,酷吏基本上是按照武则天的旨意行事的。武则天“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旧唐书》卷50),扶持酷吏的目的,是要让酷吏用法律的武器去诛锄异己,铲除政敌。而酷吏大体上也都有揣时希旨的本领,“构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唐会要》卷41),“执法不挠”(《文苑英华》卷674),“务在诛夷”(《旧唐书》卷85)。不仅惩治武则天的政敌,就连“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涉嫌疑”者,也“莫不穷捕考校”(《旧唐书》卷50)。为了摄服罪犯,他们往往“竟为讯囚酷法”;“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棒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其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资治通鉴》卷203)据说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资治通鉴》卷204),丘神责力亦破千余家(《旧唐书》卷186),吉
顼等破三十六家,“亲故连累鼠逐者千余人”。酷吏的这些做法,沉重地打击了武则天的反对派,从根本上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为武则天改朝换代、巩固政权扫除了障碍。武则天的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用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旧唐书》卷90)。《新唐书》的作者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新唐书》卷209)。《旧唐书》的作者也说武则天因酷吏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这说明,酷吏在武则天称帝前后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帮助武则天诛杀政敌。再者,酷吏的衰亡也与武则天有很大的关系。武则天两度重用酷吏,只是为了消灭政敌,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她不允许酷吏有其他“越轨”行为,尤其是政敌被杀、政局稳定之后,武则天立即改变了对酷吏的态度,由重用变为抑制。随着武则天态度的转变,酷吏很快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史载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刚刚稳定,武则天即贬杀了酷吏丘神责力、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丘神责力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新唐书》卷209)周兴被告“谋反”,“诏宥岭南,在道为仇人所杀”,索元礼“座赃贿”,列于狱中。(《朝野佥载》卷2)傅游艺“梦登湛露殿,旦而陈于所亲,为其所发,伏诛”。长寿(692-693)以后,主要的反对派大体上已被消灭,“众心已定”(《资治通鉴》卷205),武则天再次决定“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旧唐书》卷6)。酷吏候思止、来子王旬、王弘义、郭霸、万国俊等相继死亡。万岁登封元年(695)十月,武则天下令减大理丞,废秋官狱。次年,将用法宽平的徐有功擢拜为“左台殿中侍御史”(《资治通鉴》卷205)。神功元年(697)六月,下《暴来俊臣罪状制》,把来俊臣送上了断头台。就这样,酷吏被武则天无情地抛弃了。
三、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
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著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责力、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王旬、郭霸和吉顼。这些酷吏的经历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
丘神责力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因章怀太子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著称。垂拱四年率军镇压越王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下狱伏诛。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被“擢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朝野佥载》卷2),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候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因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被宰相李昭德处死。
万国俊系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氏同按制狱。长寿二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鞠狱讼。延载元年(694)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
周兴少以明习法律入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责力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
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逊,与其党徒造《罗织经》,以残暴酷烈著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如意元年(692),诬告大臣狄仁伙等六人“谋反”,又推鞠大将军张虔勖等人于洛阳牧院。长寿二年升为殿中丞。坐赃,被贬为同州参军。万岁通天元年(696)召为全宫尉。不久升任洛阳令、司农肖卿。其后欲诬告皇嗣、太平公主及武氏诸王,结果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
傅游艺载初元年(689)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入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
来子王旬永昌元年(689)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鞠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剌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长寿元年被流配爱州。
郭霸天授二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
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
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或“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或“纠举百僚,推鞠狱讼”(《旧唐书》卷44),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11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690)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在当宰相的一年间只有两个建树:一是“诬族皇枝”,说李氏宗室谋反,要求武则天“大义灭亲”,诛杀皇室成员;一是陷害流人,说被流放的犯人“怨望”,请发六道使以杀之。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中。他在圣历二年(699)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700)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在政治上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新唐书》卷117)至于其它的酷吏,就更不能参预朝政了。由此可见,酷吏虽然有时“作威作福”,但根本不能左右国家政治。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范文6
【关键词】宦游；岭南；饮食诗歌；文化表达
【作 者】周斌，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讲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3 - 0154 - 007
饮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自先秦以来，关于饮食题材的诗歌书写，或吉光片羽，或宏论专篇，具有明显的贵族化色彩，较多地反映了宫廷贵族、官僚士人等社会上层饮食生活的面貌，而对平民百姓等社会下层的饮食生活却较少反映，直到唐初仍是如此。唐代文人几乎都有过游历的经验，游历的形式主要有漫游、隐游、宦游等。唐代文人空间位移带来的饮食新体验，间接促进了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和饮食题材的开拓。唐代文人游历岭南的形式以宦游为主，岭南道成为唐代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之前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题材首次在宦游岭南诗人的笔下绽放异彩。
一、唐代宦游文人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与饮食题材诗歌的开拓
在中国古代，不同阶层的饮食生活水平相差很大，主要区分为以王公贵族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社会两种不同阶层风格的饮食消费水平，并呈现不同的文化形态。大致而言，社会上层的饮食生活比较讲究，求珍，奢靡浪费；而平民百姓的饮食生活，则比较简单，多食杂蔬，绝少肉腥，有时甚至食不果腹。自先秦以来，我国古代饮食题材诗歌作品多限于描写贵族日常饮食生活特别是贵族游宴生活。
夏、商、周三代，享受美食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特权。《尚书・洪范》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1 ]97只有君王有权利专行赏罚，独揽威权，也只有君王才有权享受美食，而臣下是没有施威造福和享受美食权利的，如果臣下要是作威作福、享受美食，就会危害国家，出现凶灾。《周易・需卦》载：“《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2 ]27云气升腾至天上而等候降雨之时，就是需卦，此时君子应该暂且饮食安乐，积蓄力量，等候时机。说明贵族们不仅享受饮食宴乐，而且也非常注重饮食宴乐的时机和方式。《诗经》中有徭役诗、爱情诗、战争诗、婚恋诗、燕飨诗等，其中燕飨诗占了相当的比例。《魏风・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3]144《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3 ]236描写的也是贵族饮食生活。《诗经》的饮食题材诗歌以作为周代贵族等级制度精髓的礼乐文化精神为承载，具有贵族化的格调和典雅庄重的诗风，揭示了西周和春秋时期贵族的饮食文化。屈原的《招魂》曰：“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麦，黄粱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s鳖炮羔，有柘浆些。鹄酸凫，煎鸿]些。露鸡GP，厉而不爽些。s蜜饵，有\c些。瑶浆蜜勺，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华酌既陈，有琼浆些。归来反故室，敬而无妨些。”[4 ]215-216罗列的是先秦贵族们的一次盛宴菜单，极尽奢靡，令人垂涎欲滴。汉代饮食题材诗歌对平民的饮食活动及其感受也鲜少描写，同样多描写的是贵族宴饮场面，展现文人政治斗争沉浮中的宴饮悲歌及人生苦短、纵酒寻乐等诸种情感倾向，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 ] 23通过宴会的歌唱来表达诗人求贤如渴的思想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总而言之，唐代以前，饮食诗歌与其他类别诗歌相比而言，在数量上只占极少部分，题材也较狭隘。
然而，饮食本属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日常生活是指与人类本能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节俗交际等层面的生活，日常生活与诗歌艺术属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层面，但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日常生活的需求往往成为诗歌创作的内在动力，促使诗歌创作者感悟、加工、表达，以诗歌形式来呈现生命本体的需求。正如《礼记・礼运》所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6 ]331，饮食和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大基础，饮食生活必然要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一般而言，人容易对自己身边熟悉的事物熟视无睹，而只有真正脱离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才能产生感官意识的自然觉醒。文人只有脱离自己熟悉的日常饮食生活，才能更好地进入审美领域，创作出有特色的饮食题材作品。而唐代是一个尚游的社会，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过游历的生活经验，许多文人一生辗转多处，甚至有些文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辗转游历中度过。而在他们游历的过程中，由于空间位移导致的时空变换，给文人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促进了他们饮食意识的自然觉醒。首先，饮食题材脱离了自先秦以来表现贵族宴饮奢靡生活的窠臼。唐代文人在游历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饮食文化，也对平民饮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汉书・郦食其传》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7 ]396统治者以民为本，而普通百姓则以食为本，充分说明了民食的重要性。饮食题材诗歌只有走向民间，表现民食，才能标志着饮食题材作品的真正繁荣；其次，许多名扬天下的美食，不是出自于当地诗人之笔，而是多通过游历当地的异乡人的审视留下记录，并名扬四海的；再次，与旧有的饮食习惯做比较，当地人习以为常的饮食文化，在这些游历文人看来更具独特性。于是这些游历文人往往能将其引入自己诗歌的题材创作当中，展现其浓郁的地方特色。直至唐代，文人的饮食意识才算是真正的自然觉醒，并有意而为诗歌，越来越多的文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创作了无数饮食题材诗歌，关中饮食、岭南饮食、边塞饮食、江南饮食等不同区域饮食被大量书写，至此，饮食题材走向繁荣并成为唐代文人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岭南文化相对落后于内地，直到唐代，鲜为人知的岭南饮食首次大量地出现在游历文人的诗歌当中。唐代文人游历的形式主要有漫游、隐游、宦游等。唐人游历岭南的形式以宦游为主。在唐代，流放各级官员的地方主要有岭南、黔中、剑南以及江南东、西两道、关内道、淮南道等地，其中，岭南道是流放罪人最集中的地区。岭南，也称岭表、岭外，即五岭以南地区，范围约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其中具体地点主要有崖州、潮州、古州、循州、钦州、贺州、琼州、雷州、连州、桂州、象州、柳州、端州、黔州、夜郎、汀州等地。据尚永亮统计，唐五代岭南贬官人次有：初唐97人，盛唐75人、中唐123人，晚唐134人，五代7人，共计536人。“岭南道：贬官20人次以上的地区，有崖州（37）、端州（30）、桂州（23）、循州（20）；贬官10人以上的地区，有广州（18）、康州（18）、雷州（17）、韶州（15）、贺州（15）、潮州（14）、昭州（14）、柳州（14）、爱州（13）、O州（13）、儋州（13）、封州（12）、钦州（12）、象州（11）、新州（10）。”“在南方诸道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诸州最值得重视。就其贬官10人次以上州计，岭南道19个，共有贬官319人次，占该二道贬官总人次（838）的38.07%，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11.28%。”[8 ]李白、白居易、骆宾王、刘长卿、柳宗元、宋之问、张九龄、王昌龄、刘禹锡、元稹、韩愈、柳宗元、宋之问等都曾被贬岭南。他们在被贬岭南期间，四处游历，采集民风民俗，将其观察到的有别于中原地带的民风土俗、饮食衣制、歌谣哀乐都记录下来，使得岭南逐渐被外人所认识，岭南饮食也第一次在这些宦游诗人的笔下绽放异彩。
二、唐代宦游文人岭南饮食体验与饮食题材诗歌书写
由于空间位移导致的异食新体验，宦游岭南的外籍人士，对岭南特有的饮食习惯产生了兴趣，贬官岭南的刘恂、韩愈、柳宗元、宋之问等人对岭南人食杂、食鲜、食生等饮食特点和饮食习惯有了不同程度的揭示，基本上呈现了岭南独特的饮食文化。从题材来看，他们对岭南饮食题材的诗歌书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居然当鼎味”的岭南杂食。喜食蛇、虫、虾蟆等杂食，这是岭南饮食文化中最富有地方特色，同时也是外地人最不可思议的饮食体验。唐代文人就写下了食蛇的诗篇，如韩愈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写下潮州饮食题材诗歌《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其中就有“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 9 ]5521提到了蛇食。贯休的《送人之岭外》：“见说还南去，迢迢有侣无。时危须早转，亲老莫他图。小店蛇羹黑，空山象粪枯。三闾遗庙在，为我一呜呼。”[9 ]14016也是形容岭南的蛇食。《太平广记》卷五也描述了岭南的蚺蛇：“蚺蛇，大者五六丈，围五六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斑，文如锦缬。”[10 ]4061唐代文人也有食蛙的记载，如韩愈在其《答柳柳州食虾蟆》的诗中首先对虾蟆作了描述：“虾蟆虽水居，水特变形貌。强号为蛙蛤，于实无所校。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跳踯虽云高，意不离泞淖。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周公所不堪，洒灰垂典教。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叵堪朋类多，沸耳作惊爆。端能败笙磬，仍工乱学校。虽蒙勾践礼，竟不闻报效。大战元鼎年，孰强孰败桡。”[11 ]114对于虾蟆丑陋的外表，韩愈是反感的，而对柳州人“居然当鼎味”[11 ] 114，韩愈认为是“岂不辱钓罩？”[11 ]114，接着，韩愈在诗中描绘了自己初食虾蟆的感受：“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11 ]114，最后，他感慨道：“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哀哉思虑深，未见许回棹。”[11 ]114《云仙杂记》卷六记载：“桂林风俗，日日食蛙。”[12 ]44《云仙杂记》卷七也记载：“桂人好食虾蟆”[12 ]49，虾蟆也是蛙。《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南楚新闻》也记载了百越人好食虾蟆的风俗习惯，并且对如何煮蛙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最后形成了一道让人非常惊呆的美食“抱芋羹”：“百越人好食虾蟆，凡有宴会，斯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侯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又或先于汤内安笋C，后投蛙，及进于筵上，皆执笋C，瞪目张口。”[13 ]3132此外，还描写了岭南人吃野禽的习惯。柳宗元的《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白鹇吕使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远物裁青Y，时珍馔白鹇”[9 ]5671说的也是当时岭南人对野禽“白鹇”的喜爱。《岭表录异》卷中还提到了鹧鸪：“鹧鸪，吴楚之野悉有，岭南偏多此鸟，肉白而脆，远胜鸡雉，能解治葛井菌毒。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野鸡，多对啼。”[10 ]4122另外，《岭表录异》也多处记述岭南人“食杂”的饮食特点。如食水牛，据《岭表录异》卷上载：“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则柔毛肥彘（即猪）不足比也。每军将有局筵，必先此物。”[14 ]201军中设宴席，首选水牛肉。又如食象，《岭表录异》卷上云：“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象肉有十二种，合十二属。” [14 ]202如食蚁，《岭表录异》卷下还记载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美食“蚁卵酱”：“交广溪洞间，酋长多收蚁卵，淘泽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 [15 ]184这种“蚁卵酱”还非常珍贵，非官客亲友不可尝也。此外，《岭表录异》还有许多关于岭南人杂食的记载，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宦游文人的诗文所吟咏，众多奇异美食，让这些异乡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二）“莫不可叹惊”的鲜食与生食。唐朝岭南海岸线长，这特定的地理环境，为岭南饮食提供了较内地山区更丰富的水产资源。此外，岭南人不仅利用江河、湖泊养殖水产，还懂得充分利用稻田养鱼，《岭表录异》卷上就记载唐人开田养鱼的情景，唐代的岭南新、泷等州“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养民之上术。”[14 ]198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多食海鲜并有生食的风俗成为岭南饮食文化的突出特点。韩愈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就描写了一道丰盛的岭南海鲜盛宴。首先让韩愈感到惊异的是“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9 ]5521，“章举马甲柱”也是“斗以怪自呈”，而“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惟“旧所识”的蛇也是“实惮口眼狞”，更别说是吃了。南海出龙虾，当地人将其引入食中，韩愈在其诗《别赵子》（赵子名德，潮州人）中，也抒发了对岭南奇特海鲜饮食的印象：“又尝疑龙虾，果谁雄牙须。蚌蠃鱼鳖虫，瞿瞿以狙狙。识一已忘十，大同细自殊。” [9 ]5523段公路《北户录》卷二曾有记载：“红虾出潮州、番州南巴县，大者长二尺。”《岭表录异》卷下也有关于“海虾”的记载：“海虾，皮壳嫩红色，就中脑壳与前脚有钳者，其色如朱。”[14 ] （P221）“果谁雄牙须”描写的就是这种惊人的潮州虾，同时韩愈在诗中提到的“蚌蠃鱼鳖虫”这些海鲜也是“瞿瞿以狙狙”，实在是面目凶猛，怪异万分。除了韩愈诗中提到的鲎鱼、蚝、蒲鱼、章举、马甲柱等十余种外，《岭表录异》卷下所列举的可作食料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岭南海鲜菜肴食材还有：嘉鱼、黄蜡鱼、竹鱼、乌贼鱼、石首鱼、鸡子鱼、鳄鱼、鹿子鱼、海虾、石矩、紫贝、瓦屋子、水蟹、虎蟹、水母等数十种。而韩愈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中“调以咸与酸，d以椒与橙”，说的是潮州人食鲜的调味。《岭表录异》也如实地记载了唐代岭南人多食海鲜并有生食的习俗，如食“鲎”：“其壳莹净，滑如青瓷碗……腹中有子如绿豆，南人取之，碎其肉脚，和以为酱，食之。”[15 ]16又如食“C鱼”：“C鱼，如白鱼而身稍短，尾不偃，清远江多此鱼，盖不产于海也。广人得之。多为脍，不腥而美，诸鱼无以过也。”[15 ] 150“脍”即生食的鱼片，“C鱼”是唐人做生鱼片的最佳食材。岭南除了“C鱼”这种鱼生外，还有“虾生”，“南人多买虾之细者，……用浓酱醋先泼活虾，盖以生菜，以热釜覆其上；就口跳出，亦有跳出醋碟者，谓之虾生。” [14 ]221可见，虾生这种吃法在当时的唐人看来，是非常惊骇的，即使当今的岭南人也鲜少食之了。据《岭表录异》记载可知，唐代岭南人已经懂得使用各种调味料如姜、葱、韭、椒、桂等，对调味的掌握也间接地促进了岭南生食饮食的发展。
（三）特色主食及岭南佳果。关于岭南主食，最先得到唐人关注的是荷包饭和桄榔面。为了提高米饭的质量和增加米饭的花样，唐代岭南人已经创造性地烹制了花样各式的米饭，譬如广西流行的荷包饭。柳宗元《柳州峒氓》诗中的“青薯裹盐归恫客，绿荷包饭趁虚人” [9 ]5685就提到了荷包饭，是柳州当地的特色主食。岭南地区今海南省生长着许多棕榈植物，桄榔树中含有淀粉，在唐代就已被当地人用来做面食。《岭表录异》卷中有记载岭南的“桄榔饼”：“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坚，工人鲜之以制博奕局。此树皮中有屑如面，可为饼食之。”[13 ] 3153桄榔除了可以做饼，还可以做面。桄榔面是岭南的特色传统饮食，知名度非常高，宦游岭南者多咏之。皮日休《寄琼州杨舍人》：“德星芒彩瘴天涯，酒树堪消谪宦嗟。行遇竹王因设奠，居逢木客又迁家。清斋净溲桄榔面，远信闲封豆蔻花。清切会须归有日，莫贪句漏足丹砂。”[9 ] 10525诗中的“清斋净溲桄榔面”一句就提到了这种面食的加工，桄榔需要多次溲制才能去掉其苦涩的味道。白居易的《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面苦桄榔`，浆酸橄榄新。”[9 ] 7091以及元稹的《送岭南崔侍御》中的“桄榔面碜槟榔涩” [9 ] 6607也提到了这种“桄榔面”，虽然经过溲制，也难去尽苦涩之味。
岭南盛产水果，《岭表述异》卷中有云：“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田每亩荔枝可二十余本，龙眼倍之。” [14 ]198记载了岭南人喜种荔枝、龙眼的习惯，他们甚至弃稻田而种之。唐代诗人也曾写下许多吟咏荔枝的诗句，如《送杜秀才归桂林》：“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9 ]9025卢肇的《被谪连州》：“连州万里无亲戚，旧识唯应有荔枝。”[9 ]9457曹松《南海陪郑司空游荔园》：“乱结罗纹照襟袖，别含琼露爽咽喉。叶中新火欺寒食，树上丹砂胜锦州。”[9 ]12440岭南自古是多元经济，百姓除“以农为本”，又重经济作物，常在山前屋后种果。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严谟也）》“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9 ]5582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9 ]5690说的就是种柑树。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因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杷。”[9 ]5668诗句中的枇杷也就是橘。宋之问的《登粤王台》：“冬花采卢橘，夏果摘杨梅。”[9 ]884诗中不仅提到了橘还提到了杨梅，同样是岭南特产水果。到了唐代后期，岭南佳果如荔枝、龙眼、香蕉、椰子、甘蔗、柚子、柑桔，已闻名全国，并成为富有岭南特色的“贡品”。
三、唐代宦游文人对岭南地域文化的揭示与贬谪心态的审美流变
岭南饮食由岭南特有的地理气候环境所孕育和培植，到了唐代，岭南饮食文化开始形成与北方不同的特点与格局，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唐代文人饮食题材诗歌书写在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的同时，也折射出了他们宦游的复杂心态与饮食审美心理流变。
（一）岭南饮食书写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饮食发展的关系。唐代宦游文人的饮食题材诗歌也对岭南的生态环境有所描写。在他们的笔下，岭南生态环境恶劣，不仅瘴气逼人，还毒物繁多，如含沙、毒草、毒蛇、蛊毒、鳄鱼等。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中的“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9 ]5521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中的“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11 ]114等诗句，就用“魑魅”、“蛮夷”来直指岭南，表现了岭南偏远、蛮荒的地理环境特征。《岭表述异》卷上云：“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14 ]195《岭表述异》记载了岭南的瘴、痧、蛊、毒的极大危害，让人不寒而栗。岭南山林江表地区因湿热气候而形成的致病之气，即瘴气，对岭南瘴疠的表现，有柳宗元的《茅檐下始栽竹》：“瘴茅葺为宇，溽暑常侵肌。”[9 ]5707柳宗元的《种白Z荷》：“血虫化为疠，夷俗多所神。”[9 ]5708不少诗人的诗作对岭南多生毒物的生态环境都有所表现，如元稹《送岭南崔侍御》：“毒龙蜕骨轰雷鼓，野象埋牙笔矶。”[16 ]81白居易的《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不冻贪泉暖，无霜毒草春。”[9 ]7091李德裕的《谪岭南道中作》：“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9 ]7881-7882柳宗元《种白Z荷》：“衔猜每腊毒，谋富不为仁。” [9 ]5708 除了这些毒虫、毒蛇、毒草外，还有《送岭南崔侍御》“鳌吹细浪雨霏霏”[9 ] 6607中的“鳌”，“洞主参承惊（豸角）”中的“（豸角）”，“蛟老变为妖妇女”中的“蛟老”，白居易的《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中“云烟蟒蛇气，刀剑鳄鱼鳞”[9 ]7091提到的“蟒蛇”与“鳄鱼”，宋之问《入泷州江》“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16 ]10提到的“鲸鱼”等，在诗人的笔下，它们随时都有可能置人于死地。岭南这种地处南荒、海物众生、瘴疠多毒的自然地理及生态环境，虽然令人恐怖，但是对岭南独特饮食文化的形成却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岭南可猎、可耕、可渔，其湿热的气候、复杂的地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这一地区物产资源极其丰富。以《岭表录异》为例，可以看到当地人的各种食物资源。其中，动物性食物有水牛、羊、鹿、猪、鸡、野象、^、鹧鸪、鲎鱼、黄腊鱼、竹鱼、虾、水蟹、蛤蚧、蜈蚣、蚂蚁等，植物性食物有山橘子、山姜花、桄榔、荔枝、龙眼、橄榄、椰子等。这些丰富的食物资源为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对于文人笔下的那些可怕的动植物，有些甚至还成为岭南人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唐人宦游岭南的饮食题材诗歌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岭南独特的地域民俗文化，以及宦游文人入乡随俗的心理转变。以柳宗元为例，其《柳州峒氓》诗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Y，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9 ]5685诗歌展现了柳州独特的地域风俗与饮食习惯，诗人起初虽然感到“异服殊音不可亲”，最后却“欲投章甫作文身”，愿意同峒氓打成一片。同韩愈一样，柳宗元在其《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对岭南也曾有过深深的恐惧：“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 [4 ]5805其诗《岭南江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9 ]5685也是极力铺写岭南的凄惶可怖和荒僻怪异，展现其被逐客他乡的惨淡心境。而柳宗元《与萧翰林俯书》诗云：“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g重i，意以为常。……楚、越间声音特异，_舌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 [4 ]5794柳宗元惊讶自己竟然习惯了南方炎热的气候和当地人的语言风俗，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柳宗元还和当地人一样自己种起了果树，如柑橘、石榴，这在《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茅檐下始栽竹》《种X》《种白Z荷》《新植海石榴》等诗中反映出来。此外，柳宗元还学当地人亲自种草药以防治炎瘴，如《种仙灵毗》：“门有野田吏，慰我飘零魂。及言有灵药，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蹩a皆腾骞。笑\前即吏，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翘忽已繁。” [9 ]5707展现了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宦游文人对岭南文化逐渐接受、入乡随俗的心理过程。
（二）“怪”“杂”“苦”“涩”的岭南饮食题材诗歌书写与文人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流变。纵观唐代宦游文人的饮食题材诗歌，无不着眼于其怪异、杂奇、苦涩乃至恐惧的印象描写。岭南海鲜在韩愈笔下皆以怪自呈，狰狞可怖。柳宗元《柳州寄丈人周韶州》中有诗句：“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i鳙。” [9 ]3683将桂江鱼描写成传说中的怪鱼。许多文人对海南桄榔面的书写也大都渗透了苦涩之感，其他书写也多为猎奇探异，鲜少嘉赞之语。即使是名权重天下的张九龄对岭南荔枝推崇备至，时人竟莫之信，张九龄的《荔枝赋》云：“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实乃熟，状甚瑰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可比。余往在西掖，尝盛之，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刘侯，弱年累迁，经于南海，一闻斯谈，倍复嘉叹，以为甘美之极也。”[17 ]97张九龄极力赞扬荔枝的鲜美，可是世人皆不信，只有真正吃过的“刘侯”才倍复嘉叹，可见在当时世人的眼中，岭南饮食多无美味可言，这种印象的形成与唐代文人对岭南饮食夸张、片面、妖魔化的描写有一定的关系。
这种岭南饮食夸张书写与宦游文人贬谪后的审美心态有密切关系。他们以“罪臣”身份被赶出唐朝政治权利的中心，被独自阻隔和囚拘在荒僻陋远的异乡。迥异于中原的岭南人文地理，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恐怖的、陌生的印象，同时在掺杂着屈辱、焦虑、忧惧、企盼、绝望的巨大心理压力下，这些印象幻化为凄厉狰狞的毒食、怪食的饮食意象。而一旦遇赦过岭，他们即欣喜若狂，这种情绪在张说《喜度岭》“见花便独笑，看草即望忧”[9 ]1334的诗句中可见一斑。韩愈被贬潮州道中曾作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言未到潮州就必死无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9 ]5573初到潮州，就撰写《潮州刺史谢表》云自己死亡无日：“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11 ]356当属僚们给其设下丰盛的海鲜宴后，韩愈吃得“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H”，还不忘向一位叫元十八的朋友诉苦 “聊歌以记之，又以告同行”（《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读完韩愈诗，想必那位叫“元十八”的朋友对岭南海鲜必定充满着恐惧的印象，不敢轻易尝食。韩愈为了博取宪宗皇帝的同情，期望能尽早调离潮州，回归政治权利的中心，不惜对潮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和饮食文化大加丑化，不断地书写其恐怖体验。
综上所述，唐代岭南饮食题材诗歌意象的形成是岭南生态环境与文人贬谪遭遇共同作用的结果。诗歌的意象源于审美主体的情感意识。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之色彩”[18 ]191，诗人只是选择与自己宦游身份及宦游心境相契合的意象展开书写，譬如苦涩的桄榔面也正符合宦游文人的心境，因而多次被诗人吟咏，从而也使得岭南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未能在宦游诗人的笔下得到全面而准确的反映。随着岭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文化交流的深入，岭南饮食审美对象不断得到扩展，从恐惧到欣赏，从鄙夷到歌唱，诗歌情感倾向的倾斜和色彩的变化，折射出文人审美心理的根本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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