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现场审计论文范例6篇

非现场审计论文

非现场审计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审计准则; 非标准审计意见; 市场反应

独立审计准则又称独立审计标准,它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独立审计业务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衡量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质量的权威性标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分为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经过了两次比较大的修订,1996年1月《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开始施行;2003年4月第一次修订;2006年第二次修订,并从2007年1月1日开始施行。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有很多专家学者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来测量其市场反应。如陈龙春、郭志勇(2008)通过运用多元回归法和事件研究法等方法研究发现,市场对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具有显著的市场反应。张天西、黄秋敏(2009)对我国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在2003—2007年间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对上市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报告会作出一定的市场反应。国外研究学者Melumad和Amir(1997)却运用M-Z模型研究市场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的反应时,得出上市公司出具的非规范和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对市场有显著性影响。Baskin(1972)是最早研究市场是如何对公司审计报告作出反应的学者,他指出市场对违反一贯性原则的财务报告没有显著的市场反应。David和Krishnagopal (2010)研究发现,投资者对被出具持续性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上市公司给予较大的负面反应。

本文针对审计准则变革前后的实际情况,通过上市公司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市场反应进行实证研究,为资本市场上决策部门、投资者、注册会计师行业和社会公众谨慎使用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信息提供决策参考。

二、模型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审计准则的制定和几次修订完善,反映了政府的监管体制逐步规范,本文从审计准则的变迁角度出发,在选择一段较长的时间跨度的基础上,研究市场对上市公司的独立审计报告的市场反应,从而为审计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化提供对策建议。

(二)研究假设

出具不规范或者不符合标准的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是很大的一个负面消息,在得知这种消息的情况下,对于理性投资者而言,经过不同途径的扩散导致市场认为企业投资和经营存在风险,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不规范或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出台前后对市场反应是负面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95—2004年间先后制定六批独立审计准则,共48项,标志着我国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2006年,财政部再次了独立审计准则。这两次对审计准则的改革对资本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增加了风险导向审计准则,以规范企业风险控制。在独立审计准则中明确提出了风险导向对审计风险的控制,而不仅仅是对审计证据的关注。第二,对审计结论监管性明显加强。在最新的审计准则改革中明确提升了审计结论监管性的重要程度,使得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对企业财务说明具有说服力,对投资者和企业经营本身有效,使得对企业审计过程有必要实时监控。第三,提高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认可。审计准则的变迁进一步要求审计人员要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审计结论原则由谨慎性上升到怀疑执业度,即要求审计人员要以一种职业怀疑的态度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提高执业过程中的警觉性。第四,从企业外部市场看,审计市场更加趋于规范和严谨,提升了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使得资本市场对审计结论更加信任和关注,审计报告的这种变化与市场变化更加贴近。根据这种情况的出现,提出假设2。

假设2:市场对审计准则修订后的非标准审计报告比修订前非标准审计报告反应更为强烈。

根据上面两个假设建立超额收益估计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来验证。

(三)模型建立

1.超额收益估计模型的建立

(1)日超额收益率的公式如下:

(2)日平均超额收益率的公式如下:

(3)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公式如下:

2.多元回归模型方程

上面建立的超额收益法还不能完整地解释审计准则变革前后的审计报告对上市公司市场反应的影响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添加相关影响因素进一步对审计报告进行实证分析来印证上市公司对市场产生反应的特征。

上面估计模型中:CARi是不同股票的累计超额收益率;D1i是第一个虚拟变量(其中:i=0或1,0代表标准审计报告;1代表非标准审计报告);D2i是第二个虚拟变量(审计准则变革后的年份为1,否则为0);Si为上市公司年度每股收益:每股收益=净利润-总股数;Zi为总资产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期末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四)模型中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2002到2010年间沪市A股中出具不规范或者不符合标准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资料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提出的审计报告,财务数据来自每个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数据。

研究样本的筛选过程如下:一是研究样本是选取2002—2010年605个沪市A股上市公司中这8年间出具了非标准或非规范的审计意见报告;二是如果该上市公司连续停牌超过3天以上也剔除出研究样本,这样则剩下389个研究样本;三是对因出现不良事件而被出具有违规公告的上市公司也进行剔除,则剩余378个研究样本;四是对日收益率变化异常的上市公司也剔除,最终剩下333个符合研究要求的样本。

三、对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报告的市场反应模型实证分析

通过自2002到2010年间符合研究样本的数据,采取超额收益模型方法进行计算,得出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的CAR均值变化趋势,如图1。

以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当天为0点,时间范围为审计报告出具的前后15天为例,从图1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从-15天至-5天期间,控制样本与研究样本的CAR均值趋于平稳并且相差很小,但从-5天开始,对于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报告的研究样本CAR均值显著下降,CAR均值从-5天开始下降应该是由于审计报告信息泄露造成的,从而引发了该股票价格的下跌。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分别对控制样本和研究样本进行了T检验,发现在(-15,15)范围内,控制样本CAR均值大于研究样本的CAR均值,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验证了笔者提出的假设1的观点。

根据审计准则变革的这两次历程,实证分析变革前后对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对于2002—2004年的审计准则变革,本文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15,15)和(-5,7)两个时间范围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1。

从表1结果得出,在2002—2004年第一次审计准则改革期间,研究样本中的变量对CAR均值显著性不强,对上文提出的假设2证明性不强。但是在2004—2010年期间,即第二次审计准则改革对研究样本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不论是在(-15,15)范围还是(-5,7)范围,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报告和审计准则改革对CAR均值显著性很强。得出的实证结论表明非标准审计报告对CAR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并且在(-5,7)范畴中更加显著,这说明在较短的时期内,审计报告传递的信息更为显著,如果把估计回归范围扩大,则向市场传递的信息变弱。

从这两次的回归结果(审计报告对CAR影响显著性变化)可以看出显示,审计准则的变革在第二次时市场对政策变化的反应更为灵敏,即假设2在审计准则第二次变迁过程中具有显著性。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1.通过分析2002—2010年沪市A股中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333个研究样本对审计准则两次变迁的市场反应可以看出,伴随着审计准则的修订,审计报告对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正面影响,相信对证券市场秩序的规范将起到重要作用。

2.从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于出具标准规范的审计意见报告有更大的负面累计超额收益率。

3.审计准则变革背景下上市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对公司的股价波动具有更大的负面效应,说明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关注增加,更注重审计报告对企业的客观评价和审计意见。

总之,通过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笔者发现审计准则变革有助于证券市场和审计的规范,投资者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审计报告的意见。

【参考文献】

[1] 龚光明,龚茂全.审计准则制定的制度变迁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9).

[2] 梁杰,韩放,姜兴利,赵江涛.基于审计准则变迁的市场反应考察——来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月刊,2012(10).

非现场审计论文范文2

[关键词]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Go-ing-concern opnions)是指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产生重大疑虑,从而在审计报告中明确提及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一类非标准审计意见,具体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否定意见等意见类型。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初现于20世纪20年代,其发展演变以及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审计意见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过于强调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同质性,即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共同的属性。研究设计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一个子集来构建。于是,一个研究主题便产生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否真的同质呢?如果二者并非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就存在显著差异,过分坚持同质性的研究视角只能使我们的研究浅尝辄止,难以厘清各自的本质属性,研究结论也缺乏现实基础。国外研究逐渐出现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或直接或间接地显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的实质内涵。本文回顾和梳理了国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相关研究,并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了评价,以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现有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以及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认识,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下文将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两个方面,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直接研究文献就是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和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分别作为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通过比较二者在市场反应、贷款决策方面的不同,直接说明两类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特性研究文献表现为单独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为研究对象,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某一方面的独特性质。它是对直接研究的补充和完善。这两类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其它非标准审计意见存在异质性,有必要对两类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直接研究

Firth(1978)运用事件研究法检验了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选取保留审计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控制样本各247家,并将保留审计意见分为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子公司保留、连续保留、偏离GAAP等五类,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分别设置为(-60,1)和(-20,20)。研究运用市场模型,分别计算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和无保留审计意见样本、不同类型的保留审计意见样本在事件期(-20,20)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实证结果表明:1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保留审计意见产生了显著的负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累计异常报酬率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 不同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存在差异,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

Elliot(1982)继续研究了不同类型保留意见的信息含量问题,其研究方法与Firth大体相同,选取了保留意见研究样本和无保留意见控制样本各145家,同样将保留意见分为五类,差异之处在于:一是运用市场模型时所选择的估计期和事件期的时间窗口不同,分别设置为(-60,0)和(-45,14),且股票报酬率计算采用的是周报酬率。二是出于控制会计盈余的目的,将所有样本根据未预期盈余符号的不同区分为正的未预期盈余子样和负的未预期盈余子样,使得研究设计更科学,研究结论更令人信服。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市场对保留审计意见的披露有显著的负面反应;2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子样本在其公开披露前第5周内股票市场有显著的负面反应。Dodd and Dopuch(1984)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2,+2)以及(+1,+5)的时间窗口内,证券市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明显强于其它类型保留审计意见的负反应程度。

Pringle and Crum(1990)认为,既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预测公司破产时有显著的作用,那么,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就会减少股票市场对公司后续提出破产申请行为的吃惊程度。他们以98家破产申请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将研究样本区分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破产公司”和“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破产公司”两个子样本组,通过观察公司申请破产前最近一次收到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后市场反应两者之间的关系检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事件研究的时间窗口为(-1,+1),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事件期窗口的股票累计异常报酬率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有4个:财务破产模型预测样本公司破产的概率;破产前股票市场对有关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媒体信息披露的反应;审计报告披露前的股价变动率;是否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实证结果表明: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显著的解释变量,最近一次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要比最近一次披露非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破产申请公司股票的负面反应程度显著的低,结果支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于预测公司破产具有重要作用。Chen。Church(1996)的研究也支持Pringle and Crum的结论。Fleak, Wilson(1994)和Blay,Geiger(2001)还检验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否能被模型预测所造成的市场反应差异性。结果显示,市场对“被预期”与“未被预期”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着不同的反应,未能被市场预计到将会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其意见的公开披露能够引起比较显著的负向市场波动,表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新的增益信息。

除了在股价反应方面的差异性外,在贷款决策方面,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所发挥的作用也明显不同于非持续

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由于贷款决策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故这类研究大体上采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的关键是尽最大限度地模拟现实贷款决策情形,以使研究结论更富有说服力。

Finh(1980)向408个贷款主管寄发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48%,问卷模拟了现实贷款决策情形,要求贷款主管根据附有不同类型审计意见(无保留意见、持续经营问题、资产计价和违背GAAP的保留意见)的会计报表作出“最高贷款额”的决策。研究结论显示:1 无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干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2 违背GAAP保留意见公司被给予的“最高贷款额”显著大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公司。3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和资产计价两类保留意见对“最高贷款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贷款决策者并不区分这两种类型的保留意见。

Ljbby(1979)以预先安排的34家贷款主管为被调查者,向其提供披露持续经营能力具有不确定性的财务报表,而这些财务报表有的被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有的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调查问卷中涉及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贷款决策”和“利率”。研究结论表明:财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不确定事项对贷款主管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当财务报表附注没有披露公司持续经营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而当财务报表附注中提及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疑虑时,同时公布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对贷款决策的影响大为减弱。

Jennifer(2003)选取了9 304家英国公司作为样本。其中431家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1748家公司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余7125则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研究以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对照组,采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负债比率、上一年度审计意见类型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均显著正相关;流动比率、亏损程度、不支付股利、或有负债比例与公司是否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显著相关,而这些因素与是否被出具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则未发现有显著相关关系:资产规模则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而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负相关。Jennifer的研究结果显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在影响因素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Melumad and Ziv(1997)在总结已有的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市场反应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可避性假设,即把非标准审计意见区分为事后可避(ex post avoidable)与事后不可避(ex post unavoidable)两种类型。可避审计意见因被审计公司与注册会计师之间存在分歧而产生,该意见可通过遵照注册会计师的意见对报告进行调整而避免出具。例如针对关联交易、资产处置、收入确认时机、减值准备计提充分程度以及其他违反公认会计准则的处理等事项而发表的审计意见。不可避审计意见是指被审计单位无法通过调整财务报告来避免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例如持续经营和财务危机问题。基于可避性假设,Melumad and Ziv构建了审计意见与市场反应之间的理论模型,并据此推导出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程度与方向。Melumad and Ziv的研究批驳了以往许多研究所沿用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市场反应为负”这一假说,并从理论模型上推定,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为负,而可避审计意见既可能针对不利的内幕信息,又可能针对有利的内幕信息。因此,可避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Dopuch et al(1986)的研究显示,市场对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披露表现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其研究也表明尽管总体样本审计意见的市场负反应十分强烈,但约25%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样本产生了市场正反应,这一研究结果符合Melumad and Ziv就审计意见与市场关系而提出的可避性假设。

二、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特性研究

Mckeown(1991)和Carcello(20(30)考察了公司规模大小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规模大小与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显著负相关。他们的解释是:公司规模越大,出现经营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同时,注册会计师对大公司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也更加犹豫不决。因为生怕失去客户从而丢掉可观的审计费收入。

Goodman el al(1995)研究了反映管理层能力的非财务因素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表明,由反映公司管理层能力的指标和财务指标构成的模型在判断正确率上显著高于单纯由财务指标构成的判断模型。国内外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均明确规定:“审计人员在对被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被审单位财务、经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假设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且还要关注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以及管理层为缓解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所提出的应对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Behn(2001)研究了管理层应对计划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Behn选取148家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另选取同行业、同规模的148家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将公司的负债能力、盈利能力、公司规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解释变量是管理层提出的各种应对计划。回归结果表明,获得新投资和取得新的借款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的影响,而削减成本和处置资产对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影响并不显著。

Carcello and NeaI(2000)还研究了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成员结构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债务违约、上期的审计意见类型、公司规模、公司的发展阶段等指标作为研究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对注册会计师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公司关系越密切,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

三、国外研究的评述与启示

以上文献综述表明,国外研究逐渐显现出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区分并分别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文献对国内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当

然,无论就学术意义还是提高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决策有用性而言,上述研究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的理论分析亟需加强

注册会计师审计不仅是一种技术性活动,也是协调资本市场各种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安排,审计意见是利益相关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对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言,无论是企业管理层或注册会计师,还是投资者或政府监管层,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明显不同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的情形。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如当其验证发现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在市场反应方面与非持续经营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指出投资者应该区别对待时,经验证据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却被忽略了。脱离理论的引导,研究只能止步于现象,研究结论也显得比较局限和表象化。因为如果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持,回归模型得到的就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因此无庸讳言,构建一个逻辑一贯、系统全面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异质性理论框架作为研究基础,不仅可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本原属性进行系统的认识和完整的把握,而且可以拓展对审计意见的研究视角,得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上亟待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国外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传统的横截面统计方法,以“单期”与“静态”为特征,如多元判别分析、Probit模型和Logistic模型等。上述模型的一个重要不足是忽略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时间特征。在这些模型中,将是否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看作一个二分法变量表示的离散事件。但事实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静止状态,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连续的事件,往往包含了几个阶段。Boritz(1991)提出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过程观,他认为企业的经营失败是一个发展过程,企业在走向经营失败的历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应着经营活动不正常的水平,从而可据以判断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程度。依赖会计年度截面数据所得到的模型无法体现以往公司绩效的相关信息及数据的变化趋势,无法体现出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生成和发展这一动态过程,所得到的模型变量系数具有不稳定性,难以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可见,在研究方法上,亟需实现从静态化到动态化的转变。

(三)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国外研究文献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经济后果的研究偏重于短期,通常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告前后的较短事件窗口作为观察期,探究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市场反应是否有别于其他非标准审计意见。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公布前后的短期股价波动固然值得研究,但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是供需方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影响或支配下的结果,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中长期股价、企业业绩的影响如何?有无“自我实现”效应以及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出具对上市公司自身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整体认识和把握。

非现场审计论文范文3

【关键词】 审计质量; 非标准意见比率; 事务所收入; 市场集中度

一、引言

随着投资者保护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外部审计及其审计质量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结构呈现出何种型态,它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国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审计市场以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虽然已有学者对此作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其中多数是描述性的统计研究,实证研究甚少,且并未对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所带来的审计质量变动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进行研究。故本文先通过Hodrick-Prescott滤波将非标准意见比率表示的审计质量以及事务所收入表示的集中度进行趋势分解,对剩下的仅表示非标准意见比率和事务所收入表示的集中度波动数据进行分析,对二者之间的变动关系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回顾

对于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关系,DeFond,wong和Shuhua Li(2000)研究发现在实行新独立审计准则之后,我国的证券审计市场存在着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规避倾向并伴随着市场集中度的下降;余玉苗(2001)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1999年报审计为例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呈现出低集中度、强地域性的审计市场形态,危害了审计的独立性,认为有必要在我国构造“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刘明辉、李黎和张羽(2003)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的函数关系,指出我国有必要构造“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以提高审计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竞争力;陈任武和李玲(2008)分析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具有低集中度特征,对审计服务市场的执业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提出审计市场集中度应该与其所服务的股票市场集中度相适应的观点;刘桂良、牟谦(2008)以我国证券市场2004年―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在控制了影响审计质量的相关变量之后,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关系,审计市场的强地域性与审计质量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夏冬林,林震昃(2003)从市场集中度、行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利润率三个方面对我国审计市场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审计市场上存在激烈的竞争,造成我国事务所独立性不高,进而影响到了审计质量;周红(2005)通过对世界最大40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审计100强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近年来国际审计市场的趋势是集中度在降低和“四大”的寡占市场地位开始减弱,提出审计市场结构优化的尺度应是审计市场集中度与股票市场集中度两者相适应的理论观点。

综上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对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的结论,但是却并未提及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审计质量变化究竟有何联系,联系有多大。本文即对此作一补充研究。

三、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描述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非标准意见比率即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某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占当年所有审计意见的比率作为审计质量(Y)的替代指标,主要是因为其虽然不能说明所有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均是高质量的审计,但注册会计师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却能说明注册会计师是独立的,谨慎的,审计意见是高质量的,故其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审计质量高低的代表。此外,在笔者对前人文献的查阅中发现众多研究也是以非标准意见比率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为提高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的可比性,故本文仍然以该指标作为判断审计质量的标准。

Moizer and Turley(1989)认为“集中度研究应该使用审计收费作为核心变量,使用其他替代变量来测量集中度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偏差”。审计收费与客户规模之间必然存在相关关系。Simunic(1980)、Taylor and Baker(1981)使用客户资产,Taffler and Ramalinggam(1981)使用客户销售收入,他们的研究结论都表明客户资产及客户销售收入与审计费用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侯晓靖(2011)通过对我国2005―2009年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了审计收费与客户资产、客户营业收入等呈正相关关系。为避免重复无谓的分析,本文在对审计质量与审计市场集中度进行分析时,仅选取了事务所收入(X)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详细的分析。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年报审计快报,全国注册会计师百家信息,中国证券报及2002―2005年的《谁审计中国证券市场》等,并经笔者手工整理而成。由于1995年12月我国第一批独立审计准则公布,并于1996年开始实施,故本文选取市场规范化的第二年作为研究起始点,以利于客观全面地反应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轨迹。

从表1可以看到非标准意见比率自1997年以来虽然有波动,但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97年的13.29%到2009年的6.71%,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以事务所收入计算的集中度,CR8近年靠近40%,这说明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确实不高,还处于低集中状态,但以事务所收入表示的集中度发展趋势是上升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前人的研究有所不同,其中的原因认为是由于审计、会计制度等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导致整个审计市场从制度到审计实施都趋好,从而使得市场集中度上升。虽然非标意见比率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审计质量的下降,反而是市场不断完善而使得个企业行为都变得更加规范。为更加清楚地显示出二者的变动趋势,给出了图1、图2。

(二)Hodrick-Prescott滤波

从图1、图2可以看到,非标准意见比率与事务所收入集中度在变动过程中趋势走向均很明显。为研究二者的波动关系,故在此运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将趋势分别从两组序列中分解出,在原数据序列的基础上得到经过滤波之后的另两组数据Y2、X2,这两组数据仅显示自身的波动性。

(三)自相关检验

下面来看Y2与X2的自相关检验图(图3,图4)。

从图3、图4可以看到经过滤波之后的两序列均不存在自相关。

(四)单位根(ADF检验),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Y2、X2均是平稳序列。

通过上述检验判断Y2与X2之间应该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

四、非标准意见比率以及事务所客户数表示的集中度波动关系的实证检验及结果

考虑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制度自恢复以来时间较短,各项政策都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在此过程中可能也会对非标准意见比率的高低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文章设计了一个虚拟变量Z。当该年度有新的政策出台,则Z=1;反之,Z=0。

(一)研究假设

在我国当前的审计市场环境中,当市场集中度小幅上升时,各事务所为树立良好的执业声誉以获取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导致两者朝同方向变动;当市场集中度大幅上升,会导致事务所不担心客户的流失对其声誉的损害,这样将导致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弱化和审计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当市场集中度大幅下降,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事务所之间为了争夺客户资源,甚至不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样可能带来审计质量的下降,从而造成两者的反方向波动,由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一定波动范围内,事务所收入集中度波动幅度越大,非标准意见比率变动的波动幅度也越大,但波动超过极限范围,非标准意见比率变动的波动幅度会变小。

审计制度的完善使得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更强,审计行为更加规范,从而使得作为审计质量替代指标的非标准意见比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幅度的加大,故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审计制度的实施会导致非标准意见比率变化的波动幅度变大。

(二)实证结果

文章选取去掉趋势影响之后的Y2序列与X2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在建立模型之前首先给出了Y2和X2的相关关系图(图5),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一定范围内非标准意见比率的变动随着事务所收入集中度变动的加大而加大,两者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当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则随着事务所收入集中度波动的继续加大而减小。

如图5所示,Y2与X2之间明显不是线性关系,故根据观察之后建立如下模型:

Y2=C+b×X2+c×Z+e

利用1997年到2009年的数据对这个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Y2=0.0269-42.3488X2-0.0149Z

(2.8856)* (-3.6620)** (-1.3806)

R2=0.5783 DW=1.7309

方程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参数估计对应的t统计量,**表示对应的参数估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示对应的参数估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上面这个模型看到事务所收入集中度波动变量的系数为负,参数估计显著,所以从这个非线性模型笔者认为,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与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波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二次函数关系,这说明第一个假设成立。虚拟变量Z的系数为负,但不够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策的出台不会导致非标准意见比率的波动加大,反而会降低非标意见比率的波动性,这与第二个假设不相符,主要原因可能是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及审计市场的成熟,使得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能力已经基本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也说明会计制度的完善使得上市公司的行为变得更加规范,从而制度的进一步出台不会对审计意见产生太大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非标准意见比率表示的审计质量之间总体上存在反方向影响发展趋势。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比率与审计市场集中度波动以及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审计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的审计规范已基本趋于稳定,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使得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变小,总体影响并不明显;市场集中度波动与非标准意见比率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呈倒U型函数关系,表明我国政府在促进审计市场的集中度进一步加强的问题上应谨慎,不应操之过急,而应逐步推进,同时发挥市场自身的能动作用,以避免由于市场集中度大幅波动造成审计质量的大幅上下波动。

【主要参考文献】

[1] 余玉苗.中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的初步分析[J].经济评论,2001(3):120-124.

[2] 刘明辉,李黎,张羽.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3(7):37-41.

[3] 陈任武,李玲.论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及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9):3-6.

[4] 刘桂良,牟谦.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6):85-92.

[5] 夏冬林,林震昃.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状况分析[J].会计研究,2003(3):40-46.

[6] 周红.法、英、美会计审计市场结构和集中度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J].会计研究,2002(10):57-62.

[7] 侯晓靖.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基于综合指标模型的构建[J].未来与发展,2011(1):13-18.

[8] DeFond M.L.J.T. Wong and Shuhua Li.2000.The impact of improved auditor .independence on audit market in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8:269-305.

非现场审计论文范文4

关键词:会计师事务所 合并 审计意见 car

自1980年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使得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格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鉴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浪潮的此起彼伏,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经济效果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其审计质量是否有显著提高?从利益相关的投资者角度该如何衡量审计质量是否提高?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国外的研究者对审计质量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论证了规模大、品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确实能比较小规模、知名度弱的会计师事务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becker,defond,jiambalvo 和subramanyam(1998)发现相比非“六大”(现在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六大”会计师事务所能更好地抑制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

国内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高,如曾亚敏和张俊生(2010)以中国2006 年以来的8 起重要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修正dd法和盈余响应系数法两种研究方法,分析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409 家客户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完成后,客户企业的可控性应计显著下降,盈余信息含量显著提高,即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也有另一些学者认为,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不一定高,如王良成和韩洪灵(2009)结合我国制度背景下的特殊配股现象,把配股公司和非配股公司区分为高盈余管理的公司和低盈余管理的公司,并以此来研究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即国际大所和国内十大,以下简称“大所”)的审计质量对这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大所具有“相机决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对不同盈余管理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审计质量,大所的审计质量并不是一贯的高。

审计意见信息含量主要是指审计意见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是否有用,进而对股票价格是否有影响。对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目前国内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都呈现不一致观点。

刘爱东和朱威(2005)选取沪深两市2000年至2002年样本的综合数据和各年度子样本数据,运用超额收益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各解释变量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价值相关性及审计意见类型对股价超额收益的增量解释能力进行了研究。联合价值检验显示,审计意见类型和其他相关因素的联动作用与审计意见类型单独作用相比,对样本累计超额收益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

侯国民、恽碧琰和宋常(2007)以2000-2002年间沪深两市a股被连续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超额收益法,发现对于带解释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市场具有负向的市场反应,但是对于保留意见,市场反应并不显著。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理论分析

准租理论认为,规模较大、品牌良好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要高于规模较小、品牌知名度不高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所能提供的担保品的价值大小,是影响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关键因素。担保品的价值越大,会计师事务所机会主义行为败露后所承担的损失也越大。因此,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拥有的客户越多,品牌越优良,其作为担保的客户资产价值越大,对于该品牌的资源投入就越多,一旦机会主义行为被揭露,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会更大。

审计意见信息含量主要是指审计意见信息对投资者决策是否有用,进而对股票价格是否有影响。审计意见作为审计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是否公允的信号,是对企业能力从专业方面提供的鉴证与说明,为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依据。因此,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发表,将会引起报表使用者以及公众的一系列反应。

(二)研究假设

审计质量是审计师发现被审计对象在会计制度上违规并公开揭露这种违规行为

联合概率。审计质量取决于审计师的能力和独立性两个基本因素(deangelo,198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恰好来自对审计师能力和独立性的影响。

结合之前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的信号效应和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相关解释,本文预测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比合并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应该向投资者传递出更强的市场信号,投资者信心增强,上市公司的car也会出现积极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合并前后如果均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那么投资者会出现更强的正面反应;相反,如果合并后出具的审计意见较合并前的差,那么投资者会由正面反应变为负面反应或者是由原来的负面反应变为更强的负面反应。

本文中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称为“标准审计意见”,其余类型的审计意见均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在审计意见(年报)公开披露后的较短时窗内,证券市场对合并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有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我们选取2000年至2010年之间经历过合并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研究样本。要求对应的上市公司在合并前后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同时上市公司在合并前后均具有观测值。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匹配的上市公司将被剔除掉:(1)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时间不详。(2)合并的成员所均不具有审计上市公司的资格(即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的资格)。(3)在年度审计报告中找不到相关的审计意见类型的上市公司。(4)加入或被并入国际所或者与国际四大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5)由于实证研究中需要用到累计异常回报率(car),所以存在以下问题的上市公司要剔除:审计报告出具的日期缺失(影响事件日的选取);年报公布日前后交易数据不完整的上市公司,且要求年报公布日在1月1日到4月30日之间(控制年报延迟披露对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影响)。(6)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在经过以上研究样本的剔除之后,本研究最终选取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样本63个,匹配的上市公司样本498个。  (二)数据来源

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资料及合并信息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cicpa)网站及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主办的中国会计视野网。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csmar)。数据处理采用excel 2010和sas 9.1。

(三)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累积异常回报/累积超额收益率(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简称car)是非正常回报的累积值,某支股票的非正常回报(abnormal return,简称ar)等于该股票的实际回报减去该股票的预期回报。本文采用市场调整模型来计算超额收益率。在预测超额收益率ar时,将年报公布日定义为第0日,即事件日。以(-180,-30)共150天的时间作为预测窗口期,计算出在(-1,1)和(-3,3)两个研究窗口期的car,用以揭示年报公布前后的较短时窗内证券市场对不同类型审计意见的反应。日市场回报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的流通市场加权平均市场回报率,日个股回报率采用考虑现金红利的日个股回报率。

2.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见右上表。

3.回归模型设计。cari=a0+a1opi+a2op×posti+a3(1-op)×post+σλicontroli +ε。其中,i表示上市公司,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并服从期望值为0、方差为σ的正态分布,即:ε~(0,σ)。

4.描述性统计分析(略)。

5.回归结果分析。首先,在(-1,1)和(-3,3)两个窗口期内,回归方程均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回归方程有效。其次,在上述两个窗口期内,op×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在(-1,1)窗口期内显著性水平为10%,在(-3,3)窗口期内显著性水平为1%;而(1-op)×post的系数都是负的,但是均不显著。这就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在审计意见公开披露后的较短时窗内,证券市场对合并前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有差异。具体来说,投资者对合并前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反应出显著为正的差异,当同一家上市公司继续收到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标准审计意见时,car会发生正向变动,即相比合并前收到的标准审计意见,市场会出现更加积极的反应;同时,回归结果显示(1-op)×post的系数是负的,但由于其在统计上不显著,无法验

证投资者对合并后继续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有更加负向的反应。但是,这也说明投资者对合并前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同类型的审计意见反应不同。并且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不管是出具标准审计意见还是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传递出的信号都会更加强烈。结合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相关解释,标准审计意见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传递出积极信号,再加上该审计意见是由合并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息的可靠性增强,投资者自然会提升对相关上市公司的预期。这种对上市公司预期的提升反应到股价上去,就会出现car的正向变动。这就为op×post的系数显著为正提供了解释。

四、研究结论

本文将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品牌与审计质量关系的理论分析与审计意见信息含量的理论分析相结合,以2000-2010年间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例及对应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法,来检验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的投资者对不同审计意见类型的市场反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有不同的反应,而且这种差异是显著为正的;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也有不同的反应,但是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虽然最后的回归结果没有完全支持我们的假设,但是相比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证券市场对于合并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的反应更加强烈,说明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合并其规模和品牌有所提升,向信息使用者传递其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更高的信号,且这种审计质量的提高能被市场所感知。

另外,本文预测证券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非标准审计意见也应该有不同的反应,回归结果中对应的系数为负值,但由于其在统计上不显著,我们不能得出类似于标准审计意见的结论。这种市场对于不同类型审计意见反应的不对称性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参考文献:

1.曾亚敏,张俊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j].审计研究,2010,(5).

2.王良成,韩洪灵.大所的审计质量一贯的高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配股融资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09,(3).

3.刘爱东,朱威.我国上市公司独立审计意见的预测价值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9).

4.刘峰,谢斌,黄宇明.规模与审计质量:店大欺客与客大欺店[j].审计研究,2009,(3).

非现场审计论文范文5

【关键词】审计人员独立性;萨班斯法案;非审计服务

一、引言

审计独立性十分重要,因为资本市场的许多功能都取决于经过审计人员审核过的财务报表。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是很多期刊和学术团体研究的重点。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定义独立性为“思维的客观性没有受到偏见影响”(规则57;SEC 2003)。规则57的陈述是:公众对公司财务报表可靠性的信心取决于外部审计人员的看法。如果投资者将审计人员作为公司客户的拥护者,审计本身的价值就失去了。Levitt(2000)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很不幸的将他们自己作为公司客户的拥护者而不是审计人员。特别的,Levitt注意到4大会计师事务所将他们定位为混合型专业服务组织而不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是否受到损害随即变成了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在本篇论文中,我们就将关注审计人员独立性受损的问题。

2001年的安然丑闻和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法案(SOX)使得审计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此之前,部分审计人员的行为(如非审计服务中的某些服务)饱受争议,如今这些行为已被明令禁止。萨巴斯法案对审计人员提供的非审计服务提出了种种限制措施。目前被禁止提供的服务包括设计和运作财务信息系统、评估服务、保险精算服务、内部审计、管理功能或者人力资源、投资服务、法律服务和不涉及审计的专家服务等。萨班斯法案限制的这几种服务并没有规定收入上限,因为他们可能会从其他被允许的服务中获得相应报酬。因此,非审计服务的应用作为会计业务的替代品,其存在仍然合理。2003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披露收费的规则作出了更多的改变,要求披露的收费包括:1、审计服务;2、审计相关服务;3、税务服务;4、没有被萨班斯法案限制的非审计服务。但是,由萨班斯法案引入的诸多限制能使非审计服务成为审计人员独立性的代表吗?有没有其他的变量能够损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萨班斯法案能否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我们通过以下几种审计研究方法来讨论上述问题。

在安然丑闻爆发和萨班斯法案推出之后,对审计独立性的研究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别:1、通过调查来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的影响;2、通过实证来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的影响;3、通过市场反应来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的影响。

二、基于调查来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的影响

非审计服务和审计人员独立性之间,关键的问题是在财务报表中,审计人员如何通过他们的职业判断来实现客户的期望以致影响审计独立性。奥克斯法案引入的限制是否能够改变投资者对审计人员独立性的看法。部分研究注重判断非审计服务是否影响到审计独立性。Jenkins和Krawczyk(2003)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非审计服务中6项不同服务是如何影响审计独立性的,结果显示,不担任审计人员的注册会计师提供的记账服务和法律咨询服务能够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Mauldin(2003)研究结果是当审计人员提供的非审计服务涉及内部审计服务和兼并服务时,审计人员独立性会受到损害。Dopuch(2003)在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通过调查来检验非审计服务和审计人员独立性的关系时发现,非审计服务并没有削弱审计人员独立性。Gaynor(2005)将公司董事会成员作为样本,询问他们作为投资者的作用,结果显示公司董事会成员不认为在萨班斯法案之后非审计服务与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不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可能事先就会同意公司与审计人员签订的非审计服务合同并且相信此举不会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

三、基于实证来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的影响

Church和Zhang(2005)检验了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多大程度的损害时会影响投资者对资产的评估。当投资者认为审计人员独立性受损时,他们更倾向于对审计人员提讼。St.Pierre和Andersen(1984)年发现公司破产是审计失败的信号。当公司破产清算时,审计人员会为投资者留下最后能够分配的资产。Frankel(2002)发现公司对非审计服务投入的越多,它能够操纵的盈余也就越多,据此得出结论,独立性受损会导致盈余操纵,研究采用的样本都是在纺织、印刷、制造业、运输业和零售业占主导地位的公司。Reynolds(2004)使用了不同于上述的样本――从小到中等规模高增长率的公司,他们涉及电子商务、生物技术、电信和制药行业。尽管样本的种类不同但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公司支付更多的非审计服务费用会导致盈余操纵。但是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有些研究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Ashbaugh(2003)对Frankel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测试,发现非正常债权发生额和审计人员独立性受损并没有显著的联系。

四、基于市场反应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受到的影响

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市场反应来检验审计人员独立性和财务报表可信性关系的。Frankel(2002)研究了审计人员独立性和盈余管理的关系,他注意到非审计服务收费所占比例升高时财务报表的可信程度会降低,从而得出结论,审计人员独立性所受损害的程度越大,披露的财务报表可信度越低。但是,Frankel等人在研究中存在一个缺陷:如果存在附加的并且是不可测量的变量时都可能影响研究的结果。

还有一部分研究检验了审计人员独立性受损与审计报告相关价值的关系。Krishnan(2005)研究了非审计服务和公司的盈利反应系数,他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假设非审计服务会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那么公司的盈利水平市场会出现消极反应,从而证实了Frankel提出的当独立性下降收入的可信度降低的结论。

在不同种类的市场反应研究中,Chaney和Philipich(2002)围绕着安达信倒闭研究了证券市场的反应。他们通过检验安达信承认相关文书造假后非审计服务是否影响安达信的客户非正常累计报酬后发现,股票市场并没有显著的反应。安达信提供了很多非审计服务,这与非正常回报并没有显著关系,这证明市场并不关心非审计服务,甚至在安然崩溃之前,投资者们对安达信出具的审计报告还没有失去信心。这两位学者假设如果投资者考虑独立性,那么非正常回报会显著负相关。在他们研究结论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信誉并不会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在所有将非审计服务作为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替代变量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两者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光结果不具有决定性,萨班斯法案后学者们也没有提出一个普遍赞同的替代变量来测试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五、结论

2001年安然和世通会计丑闻发生之后,审计独立性的问题变的更为重要,以致2002年颁布了塞班斯-奥克斯法案,以此寻求解决审计独立性问题的方法。同时学者们认为非审计服务会损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萨班斯法案也通过限制审计人员提供给客户非审计服务的种类和数量尝试降低此问题的发生率。美国公众公司监督委员会(PCAOB)和其他团体也在敦促审计团体提供更多的方法评估审计人员独立性。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损害审计人员独立性都会影响市场,进而令相关人员缺乏信任。继续此类研究十分重要,这对于我国目前的审计现状也有不言而喻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Ashbaugh.Eth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ovision of audit and non-audit services:evidence from academic research[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4(7):143-148.

[2]Church,Zhang.The Effect of non-audit services and auditor fee disclosures on asset valuation and auditor litigation:Experimental evidence.Working paper,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University of Toronto.2007.

[3]SEC.Strengthening the Commission’s Requirements regarding auditor independence.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Washington,DC.2003.

非现场审计论文范文6

【关键词】 会计师事务所; 规模; 审计质量; 会计稳健性

一、引言

在西方审计市场,拥有较高品牌声誉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国际四大”)一直是人们所赞誉的高审计质量服务的提供者,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国际四大不仅在西方审计市场上占据了大半江山,同时也获得了比非国际四大更高的审计收费溢价。这给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压力,导致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方面对国际四大的有意倾斜,使得拥有“官方背景”的国际四大在我国审计市场上获得了超然的地位,更加剧了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压力和竞争压力。为了更好地应对来自国际四大的竞争威胁,在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积极倡导下,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采取做强做大的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合并达到提高审计质量的目的。随着2006年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第二次合并浪潮的掀起,越来越多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走上了规模化经营的道路。然而,究竟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的规模经济效果如何,其审计质量是否得到了提高还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出结论。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关系的角度,探讨国际四大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是否提供了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以及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做强做大战略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以期给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的竞争指明方向。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文献

DeAngelo(1981)在理论上证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质量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他发现当被审计单位雇佣会计师事务所时,会计师事务所会产生巨大的启动成本,由此会获得具体客户的准租。准租作为机会主义行为的担保品,在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低审计质量的服务时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意味着以客户数量衡量的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减少,因此会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Balachandran等(1987)认为审计客户会根据可观察到的审计产出来支付审计费用,这就使得客户会根据审计报告的质量来支付审计费用。因此,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获得更多的审计费用。Craswell(1995)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比非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而且获得的审计收费溢价主要是为了补偿因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多付出的努力,并不是因为拥有较高的品牌声誉。Subramanyam(1996)通过检验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的差异,得出六大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高于非六大审计客户的可控性应计利润这个结论。Lennox(1999)从声誉理论和深口袋理论的角度证明了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更高。Francis和Kriahnan(1999)认为与非六大相比,六大对审计客户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更大,这说明六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六大的审计质量。

(二)国内相关文献

原红旗和李海建(2003)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组织形式和出资方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在控制住上市公司的财务特征后,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大小和组织形式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并无明显区别,得出审计意见与规模和组织形式不显著相关的结论。漆江娜等(2004)发现规模较大、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更加偏爱四大并愿意为其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同时,经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更低,这说明四大比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刘峰等(2007)以审计意见类型、可操控性应计和会计盈余持续性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都证实四大的审计质量并不显著高于非四大的审计质量。而采用会计稳健性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却是四大的审计质量比非四大还低。刘文军等(2010)以发生财务舞弊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这两个角度分析了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提供审计质量的差异。研究发现,在专业胜任能力方面,国内十大弱于国内非十大,而在独立性方面,国内十大却强于国内非十大。郭照蕊(2011)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对四大与非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差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并没有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有些年度,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四大还低。

综上所述,国外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论证了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尤其是在实证方面,国外学者采用不同的替代变量来衡量审计质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进行详细的划分,把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际四大、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考虑到国际四大相较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所具有的声誉优势和官方背景等特殊之处,本文拟分别研究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和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

三、研究假设

由于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众多的审计客户,因此就会比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更多的未来准租收入。而一旦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不恰当的审计意见,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声誉就会受到损害并且会失去与客户相联系的准租收入(DeAngelo,1981)。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一般都会保持较高的审计质量。国际四大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可以说是大所的代名词,在其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这些年来,凭借其良好的声誉、专业的服务和较大的规模一直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青睐。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高于非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

国际四大在进入中国审计市场的早期,一般都选择与财政部下属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这样国际四大在中国就有了官方色彩。在此之后,我国政府颁布了许多政策都有意向国际四大倾斜,比如: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公司以及在证券市场上再筹资的公司都需要国际四大对其进行补充审计,基础性产业必须由国际四大进行审计等。虽然这些政策在近年已经被废除,但是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这也就使得拥有官方背景的国际四大明显区别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且,在投资者眼中,国际四大和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品牌声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而这种品牌声誉的差距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非理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剔除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来单独研究不同规模的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差异。根据财政部历年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2002—2010),普华永道一直稳居第一,可以说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高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王兵等,2011)。如果定义普华永道为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那么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H2: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高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最近一次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是在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倡导下发生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和职业声誉,以期帮助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缩小与国际四大在业务执行和品牌声誉方面的差距。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的披露,在2007—2010年间进行合并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就有12家,而且在《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名列前茅的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几乎都是经过合并建立的。因此,这也支持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高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这个论断。由于国际四大相较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所有权性质和品牌声誉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本文拟剔除国际四大来单独研究我国不同规模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高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0年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剔除一部分样本,最终得出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是2008年1 417家;2009年1 429家;2010年1 447家,总共4 293家。其中,剔除的样本包括:

1.金融类企业;

2.2008—2010年各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

3.ST或PT的上市公司;

4.财务数据异常或缺失的上市公司。

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部分需要补充的数据从巨潮资讯网和中国证监会网站得来。本文使用Excel软件和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二)模型的建立

会计师事务所一旦发生审计失败,就有可能被利益相关者。如果法院判决会计师事务所败诉,会计师事务所不仅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而且其品牌声誉也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避免审计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注册会计师必然会在执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更加小心并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还会强制地要求被审计单位采用稳健的会计政策,及时地确认“坏消息”,以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所以,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可以看作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服务的质量。而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就可以间接地转化为研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稳健性程度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设,笔者借鉴刘峰和周福源(2007)的方法,在Ball and Shivakumar(2005)的模型中加入了会计师事务所类型这个哑变量,其表达式如下:

ACCit为因变量,表示i公司t年的应计项目除以t-1年的总资产,应计项目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净现金流量的差。BIG4、BIG1和BIG10为自变量,表示会计师事务所的类型。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国际四大,BIG4为1,否则为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普华永道,BIG1为1,否则为0;如果会计师事务所为国内十大,BIG10为1,否则为0。CFOit为i公司t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除以t-1年的总资产;DCFO为虚拟变量,若CFO小于0,DCFO=1,否则DCFO=0。CFO

×DCFO是交互项,如果存在会计稳健性,α5为正。CFO×DCFO×BIG4、CFO×DCFO×BIG1和CFO

×DCFO×BIG10是交互项,用于衡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客户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情况。根据本文的假说,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出于品牌声誉和诉讼风险等方面的考虑,会强制要求被审计单位及时地确认“坏消息”。因此,经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的财务报告的稳健性程度就越高。所以,预期α7为正。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表1中,ACC的均值为-0.01375,中位数为-0.01934,二者比较接近,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表明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该变量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正数,表明多数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都为正数,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DCFO的均值为0.206382,表明大约有20.6%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4的均值为0.069182,表明在我国审计市场上,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较少,仅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92%。

在表2中,ACC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而且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也较小,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为正数,表明由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较好。DCFO的均值为0.117845,表明大约有11.78%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1的均值为0.397306,表明在国际四大中由普华永道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由其他三家总共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相差不多。

在表3中,ACC的均值和中位数比较接近且都为负数,表明该变量的分布比较均匀。CFO的均值和中位数也比较接近但都为正数,表明由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多为正数,大多数的公司经营业绩良好。DCFO的均值为0.212963,表明大约有21.3%的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数。BIG10的均值为0.46021,表明由国内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由国内非十大审计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差不多,国内十大的规模远大于国内非十大。

(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在表4中,CFO×DCFO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882,超过了0.5,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同样,BIG4×CFO和BIG4的相关系数为0.675,CFO×DCFO×BIG4与BIG4×DCFO的相关系数为-0.707,都超过了0.5,可能也是上述原因造成的。

在表5中,ACC与CFO、DCFO、CFO×DCFO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5、0.534和-0.613,均超过了0.5,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共线性问题。CFO×DCFO与CFO、DCFO的相关系数都超过0.5,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CFO×DCFO

×BIG1与BIG1×DCFO之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5可能也是由于上述原因。

在表6中,CFO×DCFO与CFO的相关系数为0.888,超过了0.5,表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这可能是由于CFO×DCFO是由CFO和DCFO相乘得来的。同样,BIG10×DCFO和DCFO的相关系数为0.617,CFO×DCFO×BIG10与BIG10×CFO的相关系数为0.67,都超过了0.5,可能也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它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

1.国际四大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7中,模型(1)的拟合优度为0.289,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549,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39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4×CFO的回归系数为0.06,但是却不显著,表明四大审计的公司没有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4的回归系数为-1.13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好消息”相比,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这说明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国际四大并没有提高其审计的公司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由此可以判断,在中国审计市场上,具有较高品牌声誉的国际四大并没有提供比非四大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这与假设1的论断相反。

2.国际一大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8中,模型(2)的拟合优度为0.574,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465,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715,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1×CFO的回归系数为-0.046,但是却并不显著,表明普华永道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1的回归系数为-0.266,但是却并不显著,这表明与“好消息”相比,普华永道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普华永道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比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进而说明不同规模的国际四大所的审计质量之间并不存在差异,这与王兵等(201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并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该研究结果不支持假设2。

3.国内十大的回归分析结果

在表9中,模型(3)的拟合优度为0.283,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其数值为-0.632,表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应计项目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企业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了及时的确认。CFO×DCFO的回归系数为0.472,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比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也就是说“坏消息”比“好消息”得到了更加及时的确认,表明企业存在会计稳健性。BIG10×CF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没有对正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及时的确认。CFO×DCFO×BIG10的回归系数为-0.111,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与“好消息”相比,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并没有对“坏消息”进行更加及时的确认,国内十大审计的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进而说明国内十大的审计质量低于国内非十大的审计质量,这与假设3的论断相反。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本土大所并没有提供比本土小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是决定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以我国审计市场为研究样本,国际四大审计客户的会计盈余稳健性更低,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甚至比非国际四大还低。在剔除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而单独研究国际四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时,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低于国际四大所中其他三家的审计质量。同时,在剔除国际四大而单独以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为研究样本时,国内十大并没有提供比国内非十大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并不是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针对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国内投资者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减少和避免因国际四大的高品牌声誉而对其产生的盲目崇拜;其次,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整合内部资源,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以期真正提高审计质量;最后,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由于审计质量不能直接衡量,本文就只能采用会计稳健性这个间接指标来衡量审计质量,而且使用会计稳健性衡量审计质量的科学性和由此得出结论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其次,在对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划分上,本文将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划分为国内十大和国内非十大,这种划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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