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经济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发展方向；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形成；同时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封闭、半封闭到令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调节体系正在促使政府职能快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全民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中国经济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开放体的形式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制度改革，使我国综合实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消费结构逐步得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金融、产业和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也正是这30年，为我国的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宽松的成长空间，在这种环境下，管理学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成就。30年后的今天，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以及更高的发展目标也给管理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科学在我国又迎来了一次新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一次新的机遇。
一、当今我国管理学所处的历史背景
1．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迎来了知识经济社会
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根本力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给生产力带来了质的升华，并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进步不断向外扩展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边界，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知识生产要素化已经成为现实，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世界已由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同时，信息的价值特征日益显现，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流的管理已经成为对物质流管理的主要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要求各种生产方式建立在高效率的信息基础上。
知识与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框架业已形成，并将人类带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经济的发展，而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积累、应用和管理。
2．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市场、组织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促使许多国家的多个社会经济单元，如金融、投资、制造、运输和通讯等，都已经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融成一体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获得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获益，同时美国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扩散型冲击都是明证。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生产、消费倾向、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将其生产和市场要素在三维空间里的开放。此刻经济全球化所涵盖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总量是恒定的，且每个参与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的总数成反比，因此合作是表象的竞争是永恒的。而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经济虚拟化却将这种开放引入了更深远的四维空间。此刻由于信息可被复制的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总数呈正相关，自发的合作和追求帕雷托均衡的可能性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3．管理哲学思想的演变
人类的管理哲学思想及相应的实践活动正处于从经典的还原论向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转变中，将复杂的系统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再通过求和来了解整体特性的还原论，因其机械性，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需求。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强调不仅要注意系统的构成要素，更要了解系统的整体有机特性，同时将客观事物对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待，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以寻求各子系统能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的帕雷托均衡这种哲学思想的革新正在动摇还原论的根基。
这种思想的变迁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综合性趋势。分工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步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也是还原论发展到巅峰状态的表现。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却表现为专业分工的综合化，因为越来越长的职业分工清单从本质上讲不是专业分工的详尽，而是不同分工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也正是信息社会注重功能整合和整体效益、强调柔性管理和应变能力的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人类社会及其思维的上述变化必然影响管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上又体现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不同学科理论的融合。一方面，管理科学向其它学科渗透，形成了管理经济学、工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另一方面，管理科学又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成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意味着摒弃还原论，这是因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尚不完备，而另一方面基于还原论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几近巅峰状态。发展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管理学是我们的追求，但此刻就抛弃还原论会使我们失去手中现在最为有利的工具，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基于还原论的管理学无以复加的应用所带来的思考与不满足才有可能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观，须知任一高度的系统论可能是更高层次系统的还原论的构件，而任一层次完整的还原论都是该维度系统论的综合。
同时，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管理科学存在将传统的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当代西方管理思想和东方古代管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
4．自然资源的短缺性
各种自然资源的短缺，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短缺正极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短缺和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达成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以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到极致的自然表现。这种短缺呼唤狭义和广义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其狭义一方面指的是对新能源和可替换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指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对“绿色”能源的追求。其广义指的是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而降低自然资源所占比重。
二、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社会文化的结晶，且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科学在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不放弃既有的社会体制一基本价值体系一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和管理科学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优秀部分，即吸收自由市场经济方式，并使之高效率地服务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创造性变革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一直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鲜有中国的声音。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因此我们急需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营养源，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管理科学；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从古代到现代，西方管理学强调的是效率以及所依靠的技术和设备等客观条件，追求的是更大的效益；而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管理学则更注重人文效果，追求天、地、人的共存与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这种东方管理理念的核心。30年前，有西方人士断言，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中国的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而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傲立于世人眼前。马戛尔尼勋爵早在1794年就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任何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谬误的”。从中国的国情发，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将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模式和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第一次成功，也是我们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减然，这种求变也不是我国管理学的“专利”，西方管理学也存在由崇尚自由转为加强控制，由管理“行为”转为“人本”管理的趋势。这种综合的趋势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转化。首先，中国经济依旧包含着严重的中央计划体制色彩，正缓慢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也正是受到保护和控制的银行及外汇体系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反，美国和欧洲等老牌西方经济实体已经不得已迈不了加强政府控制的道路。这样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的最终日标有可能是一致的，即实行一定程度政府计划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可能在具体的操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引起这种转变的原因依旧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在巨大的外部扰动干扰下，任何经济实体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摒弃原有的极端做法，吸收其它经济实体的可借鉴之处，兼收并蓄，加强相互理解，共渡难关。
2．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管理学的两重性决定了其理论来源必然依其包括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属性及其自然属性。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基于其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马列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其关于文化传统的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和提倡和谐的精髓。而其自然属性的来源是西方管理学中自由的市场经济对高效率和高回报率的追求。这其中，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基本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平台，而西方管理学中有益的部分是其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此者相辅相承，共同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3．创建具备东方文化底蕴的管理科学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以追求丰富的物质为目的，基于“经济人”概念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得到了大规模的研究和运用。在其“理性”的框架中，所注重的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决策等管理职能的发挥，其目标是提升效益和效率。这在实现“温饱”的目标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上，这种较为机械的模式应该得到改进、完善和发展。我们应该摆脱“经济人”的头衔，去追求“以人为本”的梦想。汲取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阶段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势在必行。东方传统文化作为管理学社会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管理哲学而不存在管理科学，那么发展具备东方文化底蕴、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科学依然具有空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选用“具备东方文化底蕴”这个表达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要求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特征，这同样也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合作和竞争是人类赖以和平共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所以将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和东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和运用能力。古今融合、东西融合，建立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管理科学势在必行。
4．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
管理学在中国经历的高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些带有地域特性和社会体制特性的鲜明之处，但无法否认，我们现有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依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非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性。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还缺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次的哲学支撑。空乏的理论构架由于缺少经验实证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有的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照搬西方管理学的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殊不知，只有通过新旧理论体系的充分碰撞，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才能使我们所要创建的“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具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强有力的物理解释能力和相当的预判性，以满足一个理论体系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总之，“继承一融合一存疑一批判一探索”是我们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应有的学术态度；定性与定量手段综合并用是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支撑理论研究是我们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升华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寻求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我们的目标。
5．中国管理科学需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管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之一。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我们必须肩负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不应该仅仅是规则的遵从者。这一点正在慢慢变成现实。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说：“中国正在所有方面造成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她正在进入并改变着全球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它正在形成它自己的规则”。_42001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000亿美元，2008年初的统计数据已超过14000亿美元，而同期石油价格却从30美元涨到了120美元。可见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幅为700％，而其真实购买力的涨幅仅为175％。这种购买力黑洞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摒弃。可见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我们不能切实地对现存的框架体系做出有效的修正，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并确立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快速增长的国力将会以几乎相等的速度消弭于无形。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在世界管理科学理论及应用领域见证到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相匹配的主动权和引导权。
最后，必须强调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离不开具体的实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缺乏中国企业基于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理论的成功经验和案例，只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
宋代学者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撇开这句“宋明理学”纲领的正误不言，借用并重新诠释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国管理学研究人员目前的历史使命及责任。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2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手持消费卡的特约商户，当你走进商场，只要花钱消费，就能获得返利积分。花的钱越多，积分值越高，返回来的钱也越多。你会不会因此更喜欢花钱，而不是将钱存进银行呢？在这种返利诱惑下，人们的消费热情恐怕都会空前高涨。这样一来，全社会的消费会就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激活，经济的发展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美好图景，它就是消费资本化理论。最近，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正受到经济学界和业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人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中最动人的评语是：这一理论可以为中国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应光荣正致力于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怀着有些兴奋的心情，我们来到应光荣那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街的办公室，就此理论对他进行了采访。
用中国文化揭示经济学规律
应光荣今年45岁，职务却多得有点让我们眼花：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消费力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传统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大道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中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但谈到自己的定位，应光荣最喜欢的提法是：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
应光荣1983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此前进过工厂，插过队。这正是他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典型经历。不典型的是，应光荣这位理科学生在大学求学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持久的研究，在这一本来不属于他的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就在应光荣准备潜心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之时，他得到一些意外收获。也许是他的理科背景起了作用，应光荣在深入研究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互联网技术，在国内外率先推出“和谐产消经济模型”，用国学概念揭示了经济学的规律所在。此后，又在此基础上，与他人合作，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理论――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消费资本化论纲》于年内完稿待出版。
在应光荣等人所提的消费资本化理论框架下，消费者进行消费时，生产方和销售方把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消费视为对本企业的投资，因此，把企业利润的一定比例返给消费者。
应光荣研究的“消费资本化”，与他的“双向逆反消费网络系统”紧密相关。应光荣说，这一系统是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实践平台，它由三方组成：一方为持卡人组成的需求消费平台；另一方为特约商户组成的供给服务平台；还有一方为调节、平衡、分配的功能网络体系。依照协议，该网络系统向供给方收取一定的消费返利基金，再按既定比例返利给需求方（见下图）。
自称是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应光荣，在谈到消费资本化这一全新的经济理论时，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就在不久前，他还是一个从未涉及经济学研究的人。为了配合讲解，他还用上黑板，情绪有些激动地将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内涵、意义、操作模式等向我们一一道来。
应光荣介绍说，消费资本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从生产向消费的复归，它恢复了消费在经济学中与生产的平等地位；并以“回到消费本身”的方式，实现经济学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其核心观点是：消费也是一种资本，它能够创造价值。消费的倍增，可以对生产的倍增，起到价值实现意义上的平衡作用，从而使生产价值的增值，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因此，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拥有对扩大的再生产和再消费的剩余的索取权。只有消费者与生产者在资本层面取得平等地位，才能在生产目的上保持稳定均衡，从而进入和谐产消。
当应光荣兴奋地讲述着这一切时，我们总是能感觉到从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气质。自称文化研究人士的他，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刻揭露了自然界规律。”应光荣在讲解中不断强调。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可以应用到各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消费资本化理论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实现了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它真正体现了经济学中的公平公正原则，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平衡”的体现，是一种“和谐经济”理论。
应光荣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新古典主义是从现代性二元论的出发点看待世界。在生产和消费这个二元对立中，片面地强调生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从而将整个制度设计引向了二元中的一端，这是整个西方工业化过程中总是反复产生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的思想根源。与之相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二元归一。无论是道家提倡的“太极双向逆反、德道变易归一”，还是儒家强调的“中庸”，都排斥在二元中只执一端，不及其余的立场。中国古代经典《周易》六十一卦《中孚》卦中的“我有好爵，吾与尔蘼之”，运用到经济学上，意思也就是说有了利润我与你共同分享，消费者参与利润的分配。
应光荣还告诉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老子》中“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均衡思想、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范蠡关于供需反应的系统认识以及《管子》的消费伦理思想，都是启发他进行消费资本化理论研究的重要的思想源泉。
让经济学“回到消费本身”
在以生产为中心话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费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依附性的，它从来没有取得与生产概念平等的独立地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体系本身，在消费话语上存在某种与信息经济大的前提假设不相符合的重大缺陷。具体表现为：生产价值论中缺乏抽象消费概念，生产资本论中缺乏消费增值概念，生产目的论中缺乏自主消费概念。以致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不断表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中心”倾向，造成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
应光荣认为，以消费为本的消费资本论，推动着经济发展从生产向消费的复归；恢复了消费在经济学中与生产的平等地位；并以“回到消费本身”的方式，实现了经济学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
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将消费与生产作为平等的概念来研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交换领域，提出了生产的抽象交换价值，但没有提出消费的抽象交换价值，使得消费不可进行社会交换；在资本领域，研究了扩大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而没有研究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对于需求扩张理论缺乏微观基础。
消费资本化理论认为，（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是人与对象物之间关系的抽象。对消费来说，消费价值，与其对象物――使用价值，也存在同样的关系。具体消费通过使用价值表现，抽象消费通过消费价值表现。
应光荣介绍说，消费资本化理论提出的抽象消费概念，具有重大意义。当商家局限于自己的商场对商品打折时，他不自觉地依据的是具体消费概念；但在消费网络系统中，商家进行跨商场的打折时，他必须具有抽象消费的概念，并且通过一定的中介形式表现出来，以便在不同商场的不同使用价值间，进行消费贡献的社会化比较。
获得诺贝尔奖的筹码
2005年11月9日，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消费力经济研究院成立暨首届中国消费力经济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中国的消费力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有了稳定的平台。研讨会上，被称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发表精彩讲演，他指出：消费力经济研究很重要，是21世纪的重大研究课题，是经济得以循环可持继发展的重要关键所在。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有其独特之处，是很有创意，很有价值的，对消费力深入研究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消费力经济研究院应该成为世界一流的权威的消费力研究机构。那次研讨会，除蒙代尔外，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拉特里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及众多的国内专家学者都莅临会议并演讲。这次研讨会，让应光荣激动不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国内外经济学界和业界有不同的评价。有人对此理论感到兴奋不已，坚信它可以为中国捧回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虽然此理论很新，但提到诺贝尔奖的高度，却有些言过其实。不论怎样，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对消费资本化理论的广泛关注，对于研究者应光荣来说，都是一种鼓励。他本人对于理论本身，也是信心十足。
然而，记者问起消费资本化理论目前在实践中的应用，应光荣的讲解却从激情四溢突然转向平静。他离开了那块写满数字和公式的黑板，放下粉笔，叹了口气，凝神思考了几秒钟，用一种更为谨慎而平稳的语调，缓缓道出了他的计划和困惑。
应光荣说，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他准备在新的一年着手实施。他计划，最先在音像出版领域试行此理论。他希望把消费资本化理论运用到打击盗版事业上来，目前已经跟音像出版协会有所沟通。他说，运用消费资本化理论，购买正版音像商品的消费者不但可以享受到正宗的文化商品，使自己的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还可以从中获得积分，参与利润分配。而如果是购买盗版音像制品，就没有这种优势，因为在系统中，盗版商不可能被吸纳进来，即使他们想让利给消费者，也没有这个渠道。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使消费者不再偏爱盗版音像产品，因为在这种模式下，盗版产品并不比正版产品便宜多少；另一方面，由于盗版商无法拥有进入系统的渠道，就不可能再对消费者有更多的让利。无论从哪方面看，对消费者而言，盗版产品都不再有吸引力，他们当然就会更偏爱品质纯正而综合获利更多的正版产品。
这幅美好的蓝图看上去有些遥远，应光荣却对此充满信心。他说，最近他将会在香港为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进行一些实践性工作。香港中联集团在大陆的中联创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整合资源，联合相关部门全力打造全国性的“健康服务系统”，并聘请他担任此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相信应光荣的消费分配理论，在未来的各个领域都能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运用。
不过，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运用，应光荣也不是一点担心都没有。他告诉我们，他认为此理论在实践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将可能是：旧观念的束缚。人们对于消费资本化理论的理解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从认可到接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此外，在实际运用中，对消费者进行返利，具体到比例和额度的计算，也是需要谨慎考虑的。
采访手记
在文化空间开一扇经济之门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3
【关键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Abstract ： The paper is mainly about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m theory at the primary stage.
在正确判断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它是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而得出来的，是一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集中概括。下面我们就以这条基本路线中的关键词语为着眼点，简要阐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墓础上，提出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新论断。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同时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但邓小平的“中心论”，不是“一点论”，而是“重点论”。他曾一再强调，我们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观念，他在总结我国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时，就鲜明指出，“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个发展的观念是一个全面的观念，紧紧抓住了发展的实质性要求，始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又系统地把握了发展的丰富内容，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2.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论断。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辨证发展的两价重要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坚持改革开放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的是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对“两个基本点”的认识更加深人、更加准确。先看“坚持改革开放”。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要达到的水平就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改革的深人和开放的扩大，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利于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总结十三年基本经验时，其中一条就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在坚持“三位一体”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论断。基本路线中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富强、民主、文明”是“三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体”。首先看“三位”，显然“富强、民主、文明”分别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对应，从而保证了理论思维上的逻辑一致性。仅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毕竟精神文明不能涵盖政治文明的全部内容，尽管其中也包含政治文明的因素。所以，同志在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基本关系时就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为分析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体系
1.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正确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间题，以其为指导，党才领导人民经受各种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它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而这些基本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将与时俱进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才能正确制定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等。坚持实事求是，同志提出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由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才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形成了“全面小康社会”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处理生动的实践与普遍理论的关系；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正确坚持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正确坚持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认识事物一方面要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另一方面还要有效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脉络。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4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定义；科学性；不精确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1
一、计量经济学的含义
1.计量经济学的早期含义
在17世纪时期，计量经济学第一次在戴夫南特和金的研究中出现，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这个专业术语并未出现，直到挪威的一位名叫弗里希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计量经济学表示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发现在统计学和数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发现这个发现的发现者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对理论政治以及纯经济学的主观抽象法则进行试验和数据检验并由此来将纯经济学最大化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1933年，计量经济学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通过经济学与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以实现经济问题理论定量与经验定量相统一的目标。这个定义表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由统计学数学以及经济学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数学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也不能笼统得以为是经济理论问题的简单统计，只有将三者构建在一起才能发挥出特定的效力。
2.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含义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早期目的在于科学化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完善中，计量经济学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定义变的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内涵。第一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理论数据，将经济学的经验理论包含在内一起分析，通过分析来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第二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来确定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其他变量会造成多大影响。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工具来解决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变量变化问题，并引导人们对此类问题分析和了解并解决。
小结：发展至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其基础和目标并未有多大改变。还是将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三者合一共同解决和推断经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哪一门学科都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因此，计量经济学也可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自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影响至今。作者认为这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其可归结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计量经济学的滥用和理解的不透彻所以才无法从理论计量经济学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计量经济学的特性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独特一面。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志在于其严谨的数学方法逻辑性和正确指向性的统计推断。当然，对于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统计的炼金术”，“蹩脚的魔术”。他认为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统计出了科学标准并表现了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1.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哲学标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其核心是事物的可证实性。包括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林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亨善尔”逻辑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标准。这种证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逻辑不对称。凡是可以被证伪的那就不是科学的。
其次，我们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发现逻辑实证主义的特性：重视证实，观测，反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反对理论实体。从计量经济学中我们更能找到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影子，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对原有的经济理论或问题进行模式分析，不断假设推断，通过证实和证伪发掘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在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
2.计量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首先，计量经济学具有不精确性。其实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从基础来源上来看，庞大的经济数据本身就具有不精确性，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未来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商榷。统计学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构建者之一，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要共同的努力，这与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并未冲突。
其次，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之外还有其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这既是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所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从经济学的语言层面而言，以统计学和数学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有着其自带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的气息太重，这种以不平衡的逻辑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结论与展望
时代在进步，人民富有了，消费提高了，伴随的经济危机也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重对计量经济学的质疑。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能力不足都存在于人们疑惑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么能够看到理想的世界，能够正确预测经济的走向，但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统计学成分决定了其理想结果之外还存在其他结果。我们应当做的事理解透彻计量经济学并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明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济领域中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并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有制定对策，那么应该会有效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洪永激.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经济研究，2007（5）：139-156.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充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与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与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与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认识，发现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与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著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与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说：“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如果处理不好“环境与发展”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考，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突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与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认识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与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与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和谐相处与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进化史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同一性，到人与自然存在区别，并不是混沌同一性而产生自治思想。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导致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人与自然的完全对立、相互对抗、相互毁灭乃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体完全瓦解，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生息、协同进化，乃至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体。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又一次划时代的飞跃。这次飞跃必将使人类创造真正的现代文明。
如果说，第一次飞跃，人类认识自己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可以不受自然生态的限制，其行为的选择是无限度自由的话；那么，第二次飞跃正好相反，人类认识到自己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活动是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所束缚的”，人类行为选择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自然生态容许的限度内，即限制在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之内，这是生态“绝对法则”。现代人类的这种生态觉悟，就是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以及其它将如何影响人类进化的认识，从而出现了地球有限性的客观规律，它的理性形态就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这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头等重要的发展，是20世纪现代科学的最大贡献。
在人类对地球存在极限的认识过程中，罗马俱乐部的梅都斯等人是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的先驱。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随即掀起了所谓悲观派和乐观派对人类未来生态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大论战。乐观论者对《增长的极限》报告的激烈抨击，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不仅尖锐批判了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及其政策主张即“零度增长论”；而且全盘否定了梅多斯等人的增长极限论的理论基础即地球资源环境有限论。对此，我们赞同前者，反对后者，还必须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的地球有限论彻底翻案。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指出的地球有限论即有限世界系统决定了增长的极限的著名论断，是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理论。实践证明，罗马俱乐部全球模型的缺陷，不在于世界系统存在极限以及超越极限引起灾难性恶果；而在于这个模型的落脚点是要以停止增长的方式达到或维护全球均衡，这就是著名的“零度增长论”。地球有限论即地球的资源存量有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新观念，实质上是一种现代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理论。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刻动摇了地球的资源与环境无限论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为人类认识地球的有限性开辟了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梅都斯等人是头等重要发现的先行者，是对科学做出最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 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三、生态本位论的立论依据
1、世界发展正在迈向生态时代
首先，20世纪全球生态灾难唤醒了人类，教育了人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当今人类适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新趋势，创造了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文明，使现代文明形式正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几百年来，人类苦心创造的工业文明发展到今天，从总体上来看，它基本上完成其历史使命，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重重危机之中，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正在从兴盛走向衰落。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确面临着深刻的生态危机，生态形势十分严峻，但决不是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已无出路。因为，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过程中，在生长着否定工业文明的因素，却为生态文明兴起开辟广阔的道路。工业文明衰败之日，正是生态文明萌芽之时。正象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脱胎于工业文明，它引导人类文明继续向前发展。真正的现代文明是生态文明；只有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因此，从世界文明的形式来看时代，当今人类即将走出征服与掠夺自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正在进入保护建设自然，以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共同生息与共同繁荣的生态文明时代。因此，我们所说的生态时代，就是指人、社会和自然的发展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人类智慧的胜利。
其次，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这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必然进程，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人类进化与世界系统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代，即蒙昧时代、征服时代、生态时代。因而生态时代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生态时代的现代文明，本质上是生态文明；没有生态文明，就没有真正的现代新文明。21世纪应该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世纪，这正反映了世界文明在21世纪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发展中的新特点。
再次，根据20世纪生态文明兴起与发展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新进程的客观实际，国内外学者站在新时代的发展前沿，最充分地适应新时展的要求，提出生态时代问题。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托马斯·伯里曾把后现代文明说成是生态时代的精神，并预示人类的未来社会应当是一个追求生态文明的所谓“生态时代”。在我国，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庄严宣告：“人类处于普通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开始，可持续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理论与实践表明，生态文明，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三位一体的。因此，我完全可以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文明已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必将成为世界系统运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潮流。
2、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革命是伟大觉醒的实践标志
历史事实表明，整个工业文明是在人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统治自然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工业革命的全面胜利，极大瓦解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严重地摧毁了现代经济社会的生态基础，使当今世界系统的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崩溃状态，把人类推到与自然界全面对抗和尖锐对立的生态灾难的绝境，使人类文明走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由此决定了21世界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最根本的、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全面实现生态觉悟从思想意识的殿堂走向实践的洪流。它既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基本标志，又是这种转变的实践基础。显而易见，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在本质上是重建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巨大变革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生态觉醒的实践标志，也是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关键所在。现在，让我们简略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生态革命产生与兴起的历史进程：
第一，从生态意识的产生到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掀起的反公害运动，喊出了“还我阳光”、“ 还我蓝天”、“还我清水”的强烈抗议之声，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这场环境保护运动，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国际性潮流，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到1972年世界环境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为标志，使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形成高潮。它揭示了人类开展生态革命与创建生态文明的序幕。
第二，环保运动向广度扩展到生态运动迅速席卷全球，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生态环境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的全球征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交织一起，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已成为笼罩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魔影，直接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生存。人类需要进行一场生态革命（即环境革命）来拯救人类自身的命运和地球的存亡。于是全人类为进行这场生态革命采取全球范围的共同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从个人到家庭，从各种社会组织、各个政党和各国政府乃至全世界，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心与重视，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为标志，人类全球生态环境运动达到新高潮。它反映了人类正在进行生态革命告别工业文明时代，用可持续发展战略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生态运动，又叫绿色运动。它向广度与深度扩展的最重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渗透与融合，有力推动着重建地球生态系统。当前，绿色文明浪潮正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几乎覆盖了世界系统运动与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极大地冲击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继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革命高潮在21世纪必然到来，将推进人类由征服、掠夺到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大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第四，生态革命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标，就是阻止工业文明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的根本性破坏，医治现代经济社会活动造成的污染给自然生态系统留下的创伤，并保持生物圈的完整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再生产，创建生态健全的适宜于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确保现代文明发展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物种的可持续利用。可见，生态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双重的，它既是拯救人类的革命，又是拯救地球的革命，也是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与和谐发展的革命。这是一场彻底的人与自然发展关系的革命实践，是世界系统的全方位、最深层的巨大变革之一。
3、世界系统是人、社会和自然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体
生态革命重建这种有机整体，是还给客观世界以本来面目。因此，无论就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还是现代生态意识，把人、社会和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是符合客观世界实际的。
首先，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与其它生命形式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它告诉我们，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生态环境——地球生物圈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相互依存的有机性，即世界系统中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内在联系，人与非人自然的一切有机生命体，不仅是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而且是由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二是地球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即这是一个由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在现实世界系统中，脱离开自然的社会同脱离开社会的自然一样，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存在完全脱离社会因素的纯自然规律，也不存在完全脱离自然因素的纯社会规律。这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相应地，人类文明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两个方面是密切相联的、相互制约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次，世界文明发展到今天，随着工业文明高度发展，人类实践活动的广泛与深化，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和自然界的生态过程已经完全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而浑为一体。今天，在现实世界系统中，把它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为重要。因此，当今维系人类生命和非人自然生命形式的这个濒临失衡的球体上，客观存在的只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作用、互相转化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当今人类进行的生态革命，就是重塑和实现人、社会和自然有机整体，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高度整合、整体优化、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再次，人的两重性是世界系统成为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体的根本原因。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首先是自然的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成员。但是，人这种生命物种，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而是一种社会性的生物，有智慧的生物，是社会的生命物种，成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因此，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不同，就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人是自然与社会的存在物，这是人区别于非人类生命物种的根本之点。前者是人的自然生态特征，是反映人的自然属性；后者是人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反映人的社会属性。“人就是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有机统一体。正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人的本质。这两种属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同时发挥作用的。这两种属性是人的两重性，没有自然属性，或者没有社会属性，都使人不成其为人”。[1]人的两重性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同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人及其它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一是人及其实践活动对社会环境的关系，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没有逻辑先后和时间先后的区分，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社会与自然应该成为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谐统一整体。这正是人的两重性在人类生存活动与发展行为的实践中表现为自然生态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才使自然生态演替进化和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成为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面的论述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当今，世界系统实际运行的概念模型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这个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运行与发展客观上要求以生态为本位。生态本位是以生态觉悟与生态意识为思想先导、以地球有限性和人、社会与自然有机统一体为客观依据、以生态革命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它是生态文明的理论表现，是生态时代的必然逻辑。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本位论是世界文明发展进入生态时代的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
[1] 刘思华著：《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四、生态本位论的几个理论支柱
1、自然生态价值理论
至今，在我国仍有一些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按照西方近代伦理学和哲学传统理论，从主（人）客（自然）体价值关系模式出发，在总体上把价值规定为客观对主体的意义，武断的将价值的来源完全归于人的主体性，人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因而他们主张把价值范畴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极力反对把它扩展到自然界，否认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价值，尤其是完全否定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我称之为自然生态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论者认为，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迫使我们必须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非人自然的价值，主张把价值范畴由人的世界范围扩展到非人自然的世界范围，涵盖整个自在世界即整个世界系统；尤其是要承认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建立完整的自然生态价值理论。自然价值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杰出环境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在实践中，环境理论学的根本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论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确定意义深远的价值理论，以此为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1]在我国出版的论著中，如余谋昌的《生态学哲学》、《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余正荣的《生态智慧论》、林娅的《环境哲学概论》等著作，都论证了自然界的价值，肯定非人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笔者赞同。在此仅强调三点.
首先，按照生态学的观点，不仅有“以人为主体的生态”，还有“以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它包括以生物个体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群落为主体的生态，以生物圈全部生物为主体的生态。在这里，很明显，主体不具有唯一性，不仅人作为一种生命物种是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主体，世界系统的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主体。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主体，即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统唯一的价值主体。事实上，不仅仅人这种生命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世界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价值主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事实和价值的统一性，建立起人、社会和自然有机统一整体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动摇甚至扬弃了人在整个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唯一的主体地位，消除了人在世界中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否定了任何价值主体独霸权。
其次，罗尔斯顿认为，自然的价值是自然的性质，是由自然系统的结构决定的一种性质，是进化的生态系统内在地具有的属性。自然价值是以和谐的生态关系或自然关系表现时，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人类的层次，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价值，这就是自然界具有以人为尺度的价值，即作为人的工具价值。这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它的外在价值。一是从生物的层次，是生物与非生物的生态关系的价值，即自然界本身、生命与自然界的生存，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它不依于评价主体，内在地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这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世界系统运行过程中，与人类生命形式一样，非人类生命形式利用地球生态资源，地球基本生态过程的健全、健康、安全和正常运转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这是因为，“在生物圈的时空范围内，各种植物、各种动物、各种微生物与自然环境编成目的——手段的立体交*网络，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它们只有内在的目的性和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2]可见，自然生态价值论的核心是：肯定自然的自身价值，承认非人类生物的内在价值，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有了共识。
再次，我们超越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不仅要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且要承认自然的整体价值。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把价值范畴扩展到自组织系统，价值则是自组织系统的本质特性。地球生物圈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是只有整体的价值的。因此，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它更具有系统价值。这个价值并不完全体现在物种个体价值上，也不是部分价值的总和，而是一种高于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系统价值，这就是地球生物圈的整体价值。它是自然生态价值论的精华。生态价值观所追求和确论的价值合理性，本质上是地球生态系统整体的合理性，并认为它是合理性价值的主体，生态价值合理性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整体之中。不言而喻，生态价值观确实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价值观，生态本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
2、自然生态权利理论
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在自然生态价值的理论框架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这实际上不仅是肯定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的合法性依据。因此，生态价值观把人类对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建立在地球生态系统所具有的这种客观价值的基础上，承认、关注和尊重非人类生物和地球生态系统按生态规律可持续生存的权利。
环境伦理学其革命性变革的重要表现就在于，它突破了传统理论学把伦理关系严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围内，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系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用道德伦理规范来调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关系。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1）深层生态学的一个基本伦理规范，就是每一种非人类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若无充足理由人类没有任何权利毁灭其它生命。（2）动物权利论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3）生物平等主义认为，所有的生命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因而，人类必须把所有的生命物种都视为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实体。（4）生态整体主义认为，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生命物种本身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人类不仅要尊重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其它生命物种；而且要尊重这个共同体本身。
在我国，生态（环境）伦理学提出的自然界的权利包含三层涵义：[3]
首先，自然界的权利是一种自然性，是指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持续生存，这就是说，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都是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成员，可以而且应当拥有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条件，具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其次，这种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相关性在生命世界以生存表现出来。任何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既是它自身的存在，又是为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提供条件，为其他的生命物种而存在。生存是所有的生命物种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不仅仅人是目的，而且要承认其它生命物种也是目的。为了生存必须具有权利，与此同时，一种生命物种的生存是作为其它生命物种的存在条件，为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服务，这是它的义务。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则是生存的基本规律。它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得违背这种生存的基本规律。再次，自然界的权利平等性，这是指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种生命物种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态位发挥着特定的作用，正是所有生命物种的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创造和维持地球生态系统适宜生命生存的条件，维持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及其它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因此，地球生态系统共同体中的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只有平等性，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
我们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来考察现代人类的生存意识与实践活动，可以概括出两点结论：一是现代人类迄今的生存与发展，部分地是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存在状态的破坏甚至毁灭为巨大代价，导致的生态灾难不仅加速生物灭绝过程，而且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处于困境之中；二是现代人类要持续生存与发展，又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充分存在和地球生物圈共同体的完整与健康为基本条件。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都指出所有生命物种生存的道德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开始，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权利的问题就不再是纯自然性的问题，而是具有社会性。它客观要求现代人类道德进化到一个新阶段，即把道德权利观念扩展到非人类生命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这是现代人类整体的道德觉悟的新进展。
与人类生存的权利一样，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的权利也是权力和利益的统一，即自然界的生存权力和生物利益的统一。所谓生态权力，是指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违背自然生态规律，破坏自然生态而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的现象，它是地球生态系统存在着的一种对人类行为的制约、选择甚至强制的力量。所谓生物利益，是生物的生存或繁衍必需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所必须满足的那些物质和生态需要。它是基于所有生物及生物共同体固有的价值和内在需要，体现并保持在生态活动过程中。[4]传统伦理学只是承认和关心人类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承认和关心其它生命物种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更不承认和关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的权力与利益。生态伦理学不仅重视和关心人类的生存权力与利益，而且确认和关心非人类生物的生存权力与利益，及其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权力与利益。
这里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权力的根本区别是，人类的权力是事先人为设定的，并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形成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准则，是人们在自觉能动地去履行这种权力。而自然生态权力是自然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固有机制，并成为生物圈共同体的活动规范，它是一种自然反射力量。因此，自然生态权力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对人类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制约或强制力量，即自动限制力量。这种自然生态权力实现形式又往往是“后发制人”，并表现为一种总的较长的趋势，逐渐显露这种权力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否认自然生态权力，无异于否认自然生态规律，这就与自然界事实不符。所以，我们确认自然界的权力和利益，是完全符合世界系统运行的客观事实的，并不意味着非人类生命物种同人类一样具有独立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更不意味着否定了人类的在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主体地位。当然，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主体能力的实现，必须尊重与维护其它生命物种和自然界的存在权利，保障它们的利益，承担对它们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是人类实践活动要以生态为本位的一个根本之点。
3、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
自然生态价值论和自然生态权利论，无论从理论选择还是从实践选择，必须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人类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既是为满足人类生物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人类自身的利益（包括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是为了满足非人类生物生存发展的需要，实现其非人类生物的存在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的、终极的价值尺度，我们称之为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实际地宣告了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终结，必将开创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的认识史和实践史的新篇章。
第一，长期以来，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的思想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这突出表现在，西方近现代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发展观，普遍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于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支配着现代人类的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形成把人当作万事万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终极尺度的思维定势。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作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不自觉地把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放在实践活动过程的绝对优先地位，使工业文明发展完全走上了一条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人类生存发展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导下，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必然选择。当今，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上“唯人论”进行全面与深刻地反思，由此产生的遍及世界的生态运动与绿色文明浪潮。在迎接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人类中心论者坚持包括生态革命的伟大实践在内的人类实践选择是唯一的、终极的价值尺度，仍然只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并声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超越的“绝对真理”。对此，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说人类中心主义不可超越，只能算是一种独断论的现代神话。”我要补充一句，说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是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不可超越的，只能算是远离现实世界系统的现代童话。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表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都应该服从作为世界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必须首先着眼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和安全，既要满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这两方面的关系，在现代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分离存在的，而是同时发生，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构成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因此，两重目的与终极价值尺度，才构成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只承认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一种终极目的，而否定另一种终极目的，都不可能真正认识现代人类实践的本性。
第二，当人类中心主义受到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严重挑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扬弃传统的人类征服、掠夺和主宰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被称之为弱化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它开始承认非人类生命物种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但是，它在现代人类实践选择仍然坚持单向的终极价值尺度，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自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人类的利益与需要既是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的根本依据，也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因此，他们主张把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同时，也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的利益。这就是说，从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这是一种错误的实践选择，也是一个实践方向的错误：（1）20世纪生态灾难使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更加明显和十分突出；同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唯人论”不仅抹杀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而且否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因此，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自然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在某种情况下和某种意义上，比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更为重要、更为基础，应当放到优先地位。（2）人类只是从自己一种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在实践活动中就会把保护生态环境的努力限制在与自己直接的生存环境的范围，往往会忽视甚至不考虑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环境，不顾地球生物圈整体的生存利益，无视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忽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共同利益的客观需要。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现今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摆脱生态危机，反而事与愿违，最终既保护不了人类自身，也保护不了自然自身。（3）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当人类的需要与利益同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这种单向的实践选择的价值尺度，就很自然地为了人类的需要与利益而牺牲非人类生物的需要与利益，往往会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人类的生存发展，最终只能是继续重蹈工业生态时代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牺牲生态环境来维持人类生存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上述说明，单向的实践选择的终极尺度，是不能有效地保护人类直接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不能真正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与安全，不符合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目的的两重性。由于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完整、健康与安全，包含着人类的利益和直接的生存环境的稳定、健康与安全，这就决定了人类必须从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需要与利益出发来维护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共同需要。这样做才能最终达到既实现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利益，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自然本身的目的。
第四，人类实践活动终极目的的两重性，是由人的两重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全球生态灾难的恶果确实是落在人类自身身上，但它会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生态因素比以往任何时期显得更为突出、更加重要。因而，现代人的两重性互相依存越来越紧密，不仅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发展，要越来越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也要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障碍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作为自然的人，自己是一种生命物种，是整个地球生物圈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它在这个生物共同体中生活必须遵守生物圈的活动规范，按照生物生存的基本规律，这就是实现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地球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人作为社会的人，则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主体，它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生存必须遵守人类社会经济的行为规范，按照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去实现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严格地说，现代人的两重性，决定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对于生态本位理论来说，既要研究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人，它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又要研究自然生态意义上的人，它把非人类生命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作为人类实践选择的终极目的和价值尺度。因此，判别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不仅仅以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还必须以非人类生命物种及整个生物圈生存发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为依据加以权衡，这种双向实践选择是有机统一的，形成以现代人的两重性为基础的人类实践选择两重性理论，从而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1] h·罗尔斯顿：《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叶平译，《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p.w.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6.9.
[3] 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五、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
应该说，生态本位论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是构成生态本位论的总体框架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勾画出生态本位本身的清晰图象。
1、生态本位论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态本位论，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地球生物圈共同体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体，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形态表现为世界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人类物种是存在主体，而且其它生命物种也是存在主体。这就是说，不仅仅人类物种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物种也是价值主体，而且地球生物圈整体还是价值主体。二是在世界系统中非人类物种并非仅为人的存在而存在，它是具有独立于社会的世界的价值、利益、权力及运行目的和生存力量的道德地位的实体；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价值和权利存在的一个基本单元，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有机的生命体，没有它地球生物圈共同体就不可能生存。三是地球生物圈整体比个体更为重要，它作为独立的整体价值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拥有独立的生存发展权利，一方面负有对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持续生存发展应尽的义务。
这个生态本位论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生态本位的价值观，是以地球生物圈的整体性为价值的本位，追求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合理性，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现代人类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服从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整体利益，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
第二，生态本位的发展观，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本位，追求保持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发展，是一种“生态——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观。它强调自然界是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生态发展为根本，只有与自然生态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本位的实现观，是地球生物圈的自然生态阈限为限度的本位，追求人类实践活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一种保护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的现实现。它特别关注现代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践活动应当给予鼓励，反之则应当给予抛弃，维持自然生态在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优先地位。
第四，生态本位作为实践选择两重性的理论表现，充分地表达了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两重性理论，正确地揭示了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规律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优化、高度整合、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可见，生态本位论实质上是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论。这就扔弃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先验的、绝对主宰地位，比其它生命物种先天优越，消解了人类物种在世界系统中的优先的价值地位和先验的价值合理性，从而宣告了“唯人论”即人类自我为中心论的价值观、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终结。
2、生态本位论的主要观点
（1）生态基础论。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存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是工业革命在创建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极大破坏了它的生态基础，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由此受到自然生态规律的无情惩罚，迫使人类进行深刻反思，才认识到自然生态不仅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而且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自然界，它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相互融合的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它必须服从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各系统的基础，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因此，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与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绝对建立在生态基础上。” [1]并确保这种基础受到绝对保护和健康发展，使其能够稳定地支撑现代人类持续生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生态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观点看待客观世界认为，人类社会产生之后，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就应该是统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与此相应地，人类社会发展是生态环境决定作用与社会经济决定作用的统一。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决定作用是指在社会生存、社会生产及其生产条件的决定作用，不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演变的直接决定作用。早在1980年新版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一书就明确指出：过去“谁都不谈社会生产的‘生态因素’，它曾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生态因素’不依我们的愿望为转移地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强大要素，不仅如此，已经到了生态因素变成‘生态决定因素’，不能简单地不负责任地对待它的时候了”。[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改变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4]
（3）生态内因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与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或世界的发展史就好象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80年代以来世界系统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化和生态影响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道路和方向，使得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5]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客观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4）生态优先论。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自然界对人类的优先地位的光辉思想。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既表现在自然界对于人及其意识的先在性上，也表现在人的生存对自然界本质的依赖性上，更突出地表现在人对自然界及其物质的固有规律性的遵循上。”而“人的目的的每一次实现恰恰都是人遵从了自然及其规律”。[6]因此，生态应该也必须优先，这是生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今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时代，生态优先已经正在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中享有优先权的一种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或应该是）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也是（或应该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法则。[7]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自己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
（5）生态利益最高论。从广义来讲，生态利益是几个方面构成的：①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的外现形式的生物利益，它是生命物种本身固有价值和内在需要的体现；②生态系统的工具价值的外观形式的生态利益，它主要是指生态系统中满足人类生态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自然生态成果，是为整个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生态消费资料的外在价值的体现；③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外观形式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生物圈的整体利益。可见，广义的生态利益包括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因此，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当把生态利益放在首位，一切社会经济决策也应当把生态利益置于首位，并具有否决权。这就逻辑地和现实地要求我们把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放在现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地位，实现生态优先发展。
（6）生态第一生产力论。如前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整个世界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就在于它不仅孕育了世界系统生产力本身，而且决定着生产力系统能否继续存在和以什么状态存在及其以什么方式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是生产力之母，即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同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论。它只是对社会经济系统而言的，不涉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自然生态系统和整个世界系统的相互关系。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概括近百年来，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以来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决定现代生产力水平的第一位的原因，越来越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变革作用的事实，提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从生态是生产力之母的意义上，依据当前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实际状况，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社会经济系统扩展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明确提出“生态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确立生态系统的第一生产力地位，这就为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实现现代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
（7）生态伦理论。这是一种以生态原则为伦理原则的生态本位观念。它所追求和确证的道德合理性，本质上是生态合理性，并以生态合理性构建现代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因此，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真正含义，就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标准的生态合理性，即现代人类道德的生态化趋势，尤其是要树立人类正确的生态善恶观、提高生态觉悟、养成生态良心、尊重生态道德、申张生态正义、履行生态义务。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也必须承认和尊重非人类物种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存在权利，维护非人类物种的生存利益及其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把伦理关系的范围即道德对象的范围从社会的世界扩展到自然的世界的所有生物及其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建立起人类和自然界所有生物及它们的整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统一。所以，生态伦理不仅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对话，更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话，是现代人类伦理精神和道德进化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类为中心的传统发展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飞跃。
（8）生态建设根本论。21世纪人类文明建设，在本质上是生态文明建设。现代人类的各种实践活动都应该按照生态优先规律，发展生态第一生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这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是21世纪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因此，生态本位论在其现实性上，就必然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21世纪世界系统运行的根本目标和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自然生产力，解决和发展生态生产力，这将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最突出的任务之一。现在，我们可以说，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为巨大代价的时代，已经开始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的历史时期。在21世纪初期，我国生态环境正在迎来建国以来第一个建设高潮，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阶段。这一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生态本位论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的。
3、生态本位论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
生态本位论是与人类自我本位论相对而言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几百年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人类实践活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本位。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所有生物都是以保存自身物种为目的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我中心主义是包括人类物种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自然本质。人类实践活动以自我为本位，确实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往人类中心论是一种“唯人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当今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因为，第一，支撑这种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本位论，确实使工业文明从兴盛走向衰落，把现代人类引进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胡同。因此，从世界范围的总体上看，20世纪末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终结，现代人类正在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它实际上宣告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自我本位的实践史和认识史的终结。第二，当今的客观世界现实是，由于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人类自身拥有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已经没有哪一个生命物种能够威胁作为一个强大物种的人类生存；反之，人类倒几乎可以灭绝任何一个生物物种，正如阿·托夫勒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8] “第三，生态灾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非人类生命物种灭绝。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着。有关资料表明，自200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后，生物物种每4年一个物种被灭绝；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生态环境遭受人类活动的巨大破坏，生物的灭绝速度达到每4天一个物种灭绝。而到了90年代则加快到每4个小时一个物种灭绝。21世纪第一个地球日（4月22日）那天，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向世人敲响了新世纪的警钟：钟表的时针每走一个数字就有一个历经千万年进化的生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据科学家估计，由于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近代物种的丧失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现在，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种，生物物种灭绝的速度已经到了惊人程度。这使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完整性受到极大威胁。人们越来越担心一些关键物种的灭绝可能会使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无法维持。总之，历史与现实表明，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用生态本位代替自我本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过去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奉行自我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种都是以自我为本位的自然法则；那么，完全可以说，现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选择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不仅更是符合这个自然法则；而且完全符合现实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客观要求，体现了人类物种和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
当今世界系统运行的现实和逻辑正在确证，生态本位的实质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构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鲜明地体现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经济社会整体发展观和实现观，这是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这已在前面作过论证，在此不再详述。以生态革命和生态建设及绿色文明浪潮为实践基础的生态合理性，是如实地反映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的实践的本性，这是生态本位的实践合理性。在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生态本位论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必须按照实践选择的两重性，去实现整个世界系统运行的生态合理性，即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全方位的生态化，也就是内在要求经济、科技、文教、政治、社会活动的生态化，从而满足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生态发展的需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与共同繁荣的至高境界。
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生态本位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还在于即它能够实现生态伦理立场的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本性的合理内核，扬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反自然的本质；从实践选择上看，生态本位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重视协调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扬弃了前者的“唯人论”的倾向，不仅没有否定人类的主体性，而且恰当地肯定了人类的伟大能动作用，证明人类在现阶段已经在与自然的对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给自己有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之和谐相处。如果说，哥白尼发现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承认，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9]
[1]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第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3]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191页、第19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同上注
[5] 刘思华主编：《绿色经济论》第二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6] 林娅：《环境哲学概论》第2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o年版。
[7] 刘长明：《生态是生产力论——兼论生态优先规律》，《中文史哲》2000年第3期。
[8] 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75－176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9] 曲格平：《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第23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六、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
1、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
由上可知，生态本位论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理论合理性是实现了从人类中心论到非人类中心论的飞跃，向着生态中心论作了某些倾斜；它的实践合理性是实现了非人类中心论向可持续发展论的飞跃，是对生态中心论的实践选择的科学扬弃。这样，生态本位论就囊括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优点，克服了两者的缺陷，还给当今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形成了一种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由工业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向生态文明发展观与实现观的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吸取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成份，对两者的优点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并能够克服两者伦理立场上理论选择与实践选择对立的现象，从而确证了生态伦理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生态本位论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不仅在于它们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否定和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辩证综合；最根本的则在于，可持续发展观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尊重和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力，要求保护和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利益，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共存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主张现代人类的生存发展行为应该也必须在一定的“生态规范”下进行，追求各种实践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观在本质上也是以生态合理性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即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这与作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生态本位论是完全一致的。
2、可持续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根本区别
很明显，从时代的特征来看，一个是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从两者的基本内涵来看，一个是生态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一个是自我本位的发展观与实现观。它们的本质不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生态中心论者将可持续发展观视为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被人类中心主义者引为同道，这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及本质特征的。其实，可持续发展恰恰是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否定。何中华先生指出：“整个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以这种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展开的，无论是对自然的驾驭和支配，还是对异族文明的征服和同化，都体现这一主旋律。它构成了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内核。然而，正是这种旧发展观使经济和社会在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遇到了深刻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的建立恰恰是基于对人的自我中心论的辩证扬弃而实现的。”[1]因此，把以人的自我中心论为基本取向即以自我为本位，说成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是与可持续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只有以生态合理性为根本理念的生态本位，才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内核与本质特征。
尽管布氏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著名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确实有某种含糊性，因而使人们有向人类中心论倾斜之嫌，对它的理解也是众说纷法。现在，在国际国内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这个新概念进行表达，据不完全统计近200种说法。尽管有着众多的表述，但其宗旨始终围绕着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产、更新能力及其维护其完整性，使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合理性问题。我们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的几大类可持续发展定义来看，都强调了生态合理性这个关键的核心问题。例如，着重从自然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是从整个人类生存生活的生物圈的立场出发，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整体生存生活愿望的实现，并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着重从社会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并强调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等；着重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述，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着重从经济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表达，认为“自然资本不变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或今天的资源使用不能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是“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 [2]可见，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它规定了现今人类不仅需要与子孙后代共享地球资源环境，而且要与其它生命物种共享地球资源环境。因此，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可以表达为，在满足当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是对自我本位的传统发展观的科学扬弃，充分体现了生态本位论的实践选择两重性原理，与以往一切发展观相比是质的飞跃，使人类对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
3、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
唯物辩证历史观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生命线。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两种关系即两对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而构成现实世界系统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然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认识和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这两大基本关系时，都各持一端：前者坚持现代人类实践选择的单一性，只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尤其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与整体价值，及其人类物种与其它生命物种之间道德关系的客观性，必然是单一的协调机制。后者仅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等性，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现实世界系统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忽视协调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也是单一的协调机制。正是由于它们各方的缺陷，就造成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偏颇。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的深邃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上述偏颇，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谐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肯定了给人与人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和给人与自然以公平的生存发展权利，是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优先考虑的两个根本问题；从而确证了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构建了同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使两对矛盾的协调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并达到完满的统一。
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矛盾运动发展到当代，突出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交织，直至整个大自然危机差点造成人类“自掘坟墓”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更加凸现，协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成为当今现实现世界系统运行最大的实际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矛盾，乃是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物种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当我们把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协调机制纳入生态本位论的基本框架，在处理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时，不仅仅只是肯定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对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重要是要承认处理好后者的关系对协调好前者的关系也只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具有更基础的作用，离开了这一点，就偏离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现实世界已充分表明，现代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还要取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这就必然要求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应当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为根本目标，去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所以，完整准确地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对矛盾的双重协调机制，处理好现实世界系统中两大基本关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从人与人的关系着手。要以整个人类同自然界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为前提，去协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并通过解决这种关系问题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3]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语），已成为现代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是现实世界系统运行的最高目标。
4、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
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问题。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现代人类生存活动和发展行为的最根本错误，就只是从自身一个物种的利益出发，用牺牲其它生物的利益及其所有生物的共同利益即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来实现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种错误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高峰，给世界系统带来了深重的生态危机（包括资源与环境危机）。因此，理性思考应当作出的回答：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是现代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是现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危机；更深层次的它还是整个工业文明的危机，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危机，准确地说，是工业文明思想文化危机。所以，我们应当承认，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以人类对自己的终极价值尺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的深层价值体系，确实是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根源。陈中立先生谈到海德格尔、金岳霖两位大哲学家不赞成人类中心论时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所以会走到如此地步，是由于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的思想一直活动在人类中心论的框架内，活动在主客两极化的框架内。” [4]
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和占有来实现人类自身利益为核心理念与价值取向。它的历史功绩是猛烈地冲击了古代以自然为神，迷信自然，畏惧自然、乞求自然的消极自然观，使人是自然的附属物变为自然的主人，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如此同时，这种理念与价值取向也是以人为尺度征服、统治与占有自然的理性立场的合法性依据。它视自然为敌，把自然界看作征服、掠夺、主宰的对象，是人类的附属物，促使人类对自然疯狂地掠夺、无节制地榨取，无限度地占有，以毁灭地球生态系统来换取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它成为20世纪人类支配自己行为的“铁定”法则。这样，工业文明思想文化使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演变采取了一种相互对抗、相互毁灭的历史形式。正如余谋昌先生所指出的：“不论是哲学、宗教、教育和科学，还是经济学和社会物质生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就是把人和自然分开，主张为了人的利益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为人类统治自然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现代文明（确切地说，是整个工业文明——引者注）是在人统治自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5]因此，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摒弃了把人类当作至高无上的生命物种，*征服、统治和占有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理念与价值取向；它揭示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整体价值，要求人类必须尊重和维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它强调人存在于自然之内，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自然之子、自然之友，人类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组织者和受托管理人，与自然是共存共荣的伙伴，人与自然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因此，自然必须从是人类的附属物恢复其母亲的地位，人类必须由自然的主宰转变成为“地球村”的普通成员，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关系，必将会创造比工业文明更加辉煌灿烂的生态文明。这是人类进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飞跃，在其现实性上真正促使这个飞跃，则是人类历史发展以来世界系统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是一场彻底的现代人类思想文化的伟大革命。
通常所说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也就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与主流，也是工业文明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认识根据。因而，工业文明思想文化是以本客体分割、人与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哲学基础，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和实现观的哲学基础。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而且统治了整个人类几个世纪，直至今日仍占据一些人的头脑，以致成为他们的思维趋势和行为习惯。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主客二分是不可超越的惟一真理，人与自然二元论就是永恒法则。客观世界系统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如此吗？不是。对于主客二分理论同世界上所有学说一样，不能看作是亘古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极终真理。正如玻尔在总结全部思想文化史的历史教训时曾经深刻指出的，“相信只有一种真正而且自己掌握着这个真理，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最深刻的根源。” [6] “当今人类文明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人类必然面临着思维模式的转换，即是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彻底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论的思维趋势，建立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思维模式，从而建构主客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生态时代和现实世界系统赋予当今人类的历史使命，是确立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关键所在。
推进这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必须从哲学思想的层面上变革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主要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分割与对立、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抗的两极来观察世界。这种主客两极的思维模式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认为人是站在自然界以外，从其对立面来认识和作用于自然；只有人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是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和主宰者；而自然仅仅作为一种纯客观存在，是人的世界（即社会的世界）的外在物，从而把自然的世界这部分世界系统删除了，剩下的只是人的世界即半边世界系统。所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可以称之为半边世界系统论。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就还给世界系统以本来面目，把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有机协调地整合成为完整的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统一整体。
在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看来，客观世界系统本来就是人类物种和其它各种生命形式存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人类并不是分离或高于其它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类与其它自然存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结论。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有机统一整体中，主体与客体是相通的，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发展的。主体与客体是随着世界系统的变化，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的统一。这是客观世界系统运行与发展的辩证法。可见，确立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宣告了以人为惟一主体、以主客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我为本位的传统价值观、发展观与实现观的终结。
综上所述，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现，是对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的革命性变革。它规定人类必须以重建地球生态系统而达到维护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利益：它倡导人类实践活动应当在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并在促进地球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与利益。这是生态本位论的可持续发展观所追求的“双赢”的发展轨迹与最终目的，是21世纪人类实践选择的双重终极价值尺度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只有以生态为本位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既能维护地球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又能使人类社会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两全之策，全人类共同努力认真实践这种发展战略，就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健康与繁荣的绿色新世界！人类实践活动实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体利益的最高层次含义就在于此。
主要参考文献：
1、樊浩：《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2、《刘思华选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余谋昌：《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林娅：《环境哲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余正荣：《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版。
6、纳什著，杨通讲译：《大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史》，青岛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1] 何中华：《可持续发展观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
[2] 刘思华主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38页至 4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柳树滋：《大自然观》第3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陈中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
正统经济论文范文6
一、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向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是对真实世界的诠释。因此，真实世界的变化必然推动理论的变化。事实上，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只有当交换从零星、偶然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人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所产生的。与之对应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同时，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极大挑战。由此迎来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分离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经济浪潮席卷全球，而生产方式也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单纯的物质生产虽然产出不断增加,但是价值却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不断减少，而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技术产值、知识经济、服务经济规模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据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领域，其适用性就受到大大局限。因此,经济研究出现更加关注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切地感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单一统治所造成的危害，开始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他们于1993年成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该联合会认为，在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需要更大的多元化。多元论的新精神将推动各种不同方法的实践者开展更具有批判和建设性的对话。经济学学科需要基本的改革，需要对经济行为更广阔的各种跨学科的探索和其它方面的研究开放。该学会2011年会议的主题是“在经济困窘时反思经济学”。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日益重视研究必须回归制度与人性。例如，张军(2012)指出，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制度是当前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历史、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过去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现在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来源，制度对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影响，前者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等重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前景，将会成为未来10年、20年关于发展的制度研究热点，可能变成主流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也面临着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社会的实践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理论真的揭示了规律，而是理论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进而通过理论之外的规律发挥作用。或者说，很多理论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
当依据某个理论能对人的行为和真实世界进行解释，那么可以说理论的“规律性”与“工具性”大致是统一的。但如果人的实际行为和真实世界与这个理论相关性很小，那么这个理论就只能作为“工具性”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因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
唯理主义强调理论的“规律性”，而反唯理主义强调理论只有“工具性”。朱富强（2013)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实现了从具有相当演化特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向具有唯理主义的现代经济学的转化,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的唯理主义特征:一方面，它秉承自然主义的分析思路，热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大量的相关研究者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思维导向和学术激励也是大量的理工科人才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原因；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效率原则的功能分析，并以此为社会提供政策建议，试图如自然科学般地对社会领域的研究进行改造或指导。
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规律性理论创造出来，而被工具性地使用。当社会大众意识到某个理论与真正起作用的规律无关时，这个理论也就被完全当成工具性理论，成为“解释的科学”。
而从演化的视角看，规律性理论必定会随着社会大众观念的转变而变为工具性理论，经济学理论因而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确保其活力。因为从长期看，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大众观念会发生历史性的改变。经济理论的创新本质上是在随“人”(理论的作用对象）的观念变化而变化，是一种适应性的演进过程。
金观涛（2010)认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两个价值发生问题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机，而在当前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工具理性(终极关怀与个人理性的分离)这个现代价值观未来将会改变，终极关怀或许将不再仅仅停留在私人领域，新的理性精神将被用来驾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因此，作为“中国时代”的经济学，必定将会随着现代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改变而进行适应性的理论创新，原先的经济理论会沧为工具性理论，而以新价值观念的“人”为前提假设的创新将形成新的规律性理论。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启示
经济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学的新构建必然提出内在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必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经济学必须构建出理论框架，将当前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中国本身所具有特殊的文化传统囊括在内，进而形成抽象的普遍性理论。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形成时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学当前的情况相似，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宝贵的经验。
1.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19世纪的德国面临着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封建割据、扶持民族工业等问题，而当时主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德国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德国学者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而产生了共识，形成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强调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强调对统计数据和历史资料的收集;提出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在消除国家内部利益割据、实现民族工业发展、实现后发国家超越先进国家、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等问题上提出了解决方法。历史学派曾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主宰德国经济学的发展，但19世纪80年代在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的“方法论之争”，使得历史学派的命运发生根本转折，逐渐被人遗忘。而经济学自身也从此走上了科学主义的方向。虽然如此，历史学派对于后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留下了经济学可能的方向，即“社会经济学”;在德国，主流经济学的本土名称变为了“国民经济学”，但德国仍然有一门本土经济学，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或称为经济学的秩序理论。在美国，李斯特的学生建立了旧制度学派;而在当代，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主义相结合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贾根良等(2006)则将德国历史学派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先驱。
历史学派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归纳的方法论，使人误认为其是反理论的。但何蓉(2005)认为，历史学派虽然没有能够构建出真正的理论，但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恰恰相反，他们追求的是既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又能最大限度地包含真实因素的理论。但精确性和广泛真实性这本身是矛盾的，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精确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真实性下才有效。历史学派试图“完美主义”地追求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极端的理论，自然会导致失败。
2. 历史学派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启示。当前的中国与19世纪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步较晚，但自身的文化历史积淀厚重的国家;都面临着解决国内矛盾和追赶先进国家的压力；都在探索将主流经济学与本国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我们可以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中得到两点启示：
(1) 新的理论派系必须有独特的思想基础。历史学派之所能够成为独立学派，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站在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基础之上，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辨明一个新方向。为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归纳的方法，历史学派的思想基础是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虽然他们最终走向了罗列材料的极端，但客观上为经济学引入了新的方法。在“方法论之争”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来自于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而德国的学术传统中有将源于古希腊一罗马时代的所谓“古典精神”和经院哲学的思辨精神相结合而创造出的“学问”理想。在此氛围中，始自官方学术传统的德国经济学，受哲学与法学影响较大，因此造成了历史学派与崇尚“精密法则”的奥地利学派的对立。
由此看出，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背后有深厚的哲学思想支撑。而他们也正是抓住了经济学思想中某个缺失之处对其进行补充发展，进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如果要独立成派，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哲学基础，并且能够为经济学思想提供新鲜血液。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是孕育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但德国与英法等国同属基督教文化，因此他们即使哲学基础不同，但争论也是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由于“体系’’不同，即使我们与西方有许多相似的哲学思想，也无法与西方直接“对接”。因此，中国学者在“挖掘”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对接”工作，这可能是所谓“国际化”的真正含义。
(2) 妥善处理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的矛盾。德国历史学派为了强调理论的现实应用性，走向了两个极端:第一，否认普适性理论的存在，或者说构建不出能够包括所有真实因素在内的一般性理论;第二，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他们将无穷无尽的因素都纳人研究范围，堆砌起大量的资料，使这种“最大限度真实”的理论与普通的经验没有了区别。由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学派的教训，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应用之间的矛盾必须妥善处理。但是深人思考会有一个疑问：有着深厚思辨传统的德国人怎么会在此问题上犯这种错误？难道这些当时的顶尖学者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从“非正式规则”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许问题能够变得更加明朗。19世纪的德国相对于英、法这样的统一的“国家民族”而言，是一个分散的“文化民族”。理想的或书面形式的统一虽然能够鼓舞人心，但人们意识到现实的政治更重要，因此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席卷当时的德意志。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社会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以及人为制定的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化的产物，比正式规则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时的历史学派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从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在历史中抽象出理论。可以想见，在封建割据、利益集团当道的那个时代，德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根本涉及不到的“非正式规则”所决定。因此，我们可以将历史学派的努力理解为探寻非正式规则形成机制的努力。然而，非正式规则本身是为了克服客观世界的无限的复杂性而形成的协调机制，历史学派却试图反过来通过将所有客观因素都归纳总结，而抽象出非正式规则的理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并且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是不能穷尽所有，这点其实也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造成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
另外，历史学派或许也遇到了哈耶克理论中的矛盾，即如果承认个人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有限作用，那么为了反对理性主义而形成的理论本身不也成了它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因此，在“方法论之争”中，历史学派选择了“反理论”的路线，这多少有些反唯理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所积累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社会存在着远比正式规则更强大的非正式规则。吴思的《潜规则》描述了中国古代官场的非正式规则，但不仅在官场，商业、文化、学术等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潜规则”，而且它们往往比“显规则”更加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学”要做的不仅是在表层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纳人理论分析框架，更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何研究非正式规则？新的理论如何实现规律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中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变革，复杂的现实与深厚的历史传统交织在一起，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鲜活样本。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定位应该是在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一般性经济学问题的深人解答。对此，历史学派的经验值得借鉴。从本国的历史及—44—现实出发，在独特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好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如果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对强国富民“复兴之路”的探索，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又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那么“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现在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解放中国人自身的思想，通过理论创新，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为经济改革明确方向。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目睹庞大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强势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如果说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了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话，那么“中国时代”的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的“认识上的枷锁”，承担起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和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形成有深人见地的理论体系，才会独立地自成一派，引领未来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而真正在经济学之林占有主导地位。
60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近年从林毅夫倡导经济学中国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文献。这主要因为中国发展面临双重任务：“转型”与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正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又不能直接解释中国问题，因此需要发展适合中国本土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具体有三个层次：
一是立足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黄泰岩(2000)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国际化和中国实践的理论化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而从李斯特强调经济学的民族性开始，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本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也必然立足于本国的民族利益（白钦先，2012)。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学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36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据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高增长还将持续30年。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终结一百多年美国雄霸全球的历史。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本身也是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挑战，同时也为经济发展理论创新提供了有重大价值的新素材。应该说，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积累、技术因素、国际贸易与投资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对制度、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研究清楚。而只有更好地理解后者，才能最终揭开经济发展之谜。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更宽广的活动舞台和更适宜的研究条件，也向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世界经济学界提出了革命性挑战。而中国经济的实绩常常与理论预测相去甚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其实并不完全清楚，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机理没有把脉清楚。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进人新阶段，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情况，在历经高速发展后如何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如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问题、产能过剩与经济高速发展长期并存问题、大国城镇化推进问题、传统产业与新兴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中国崛起后的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等等，都急盼有切实的研究。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经济学家们扎扎实实地深人实际和了解国情。
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点。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中国经济学一定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如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是否潜藏着有别于西方数百年来奉为圭臬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能否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进而升华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沈越（2006)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讲，搭建一个能与一般经济学相并列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可能永远是徒劳，但是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却完全有可能。
这是将中国经济学划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观点，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验及理论具有普适价值。最有代表性的是乔舒亚库帕拉莫(2004)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正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影响。可以总结为三个定理：（1)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2)积极维护国家利益，超越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3)发展非对冲力量，运用杠杆推动霸权大国。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三是融入中国文化。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进行归纳总结，而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例如理性人假设等，并由此出发，建构出一套广及主体行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畴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朱富强(2008)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面临三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探究当前经济学界两大分支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着思维传统的差异。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强调在斯多葛主义影响下的“理性”及“权利道德”所形成的基于分离个体上的机械的平衡秩序。因此，如果将“责任道德”及东方文化中强调“知行合一”、“主客同体”、“和谐共存”等思想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中，那么经济学本身将更加具有科学性。
总之，构建具有特定现实性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强调解决中国本土问题，而且需要形成能为他国所借鉴的发展模式，更需要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理论研究，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