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消费论文范文1
关键词 农村养老保险;养老模式;养老绩效
中图分类号 G812.42;F840.67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3-007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15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问题 也越 来越多。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并且老龄化正在加速度发展[1]。根据2000年 第五次人口普查,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7.5%,镇级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 占的比重为6%,城市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为6.7%。 根据2002-2005年《中国人口统 计年鉴》, 2001-2004年我国乡村人口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的比重每年以4%的速度在增长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造成的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农户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根据2002 -2005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乡村的抚养要比全国平均的抚养比水平高出近11个百分点 ,其中 老年抚 养比高出的幅度约有2个百分点。另外,乡村在总扶养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却 呈现出了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目前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机制十分单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养老保险的机制一直没 有建立起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水平低下,并且呈下降趋势。根据1999- 2004年劳动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为8 000万人,农村养老保险 覆盖率仅为9.75%,而到了2004年则进一步分别下降到了5 378万人和7.1%。
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这一原因农村养老保障的问题写 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是究竟建立怎样的农村养老保险体制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 ,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农村养老保障体制建设的表述为“探索农村养老保障”。而要探 索农村养老保险首先需要对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认识,其次是对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 选择模式最重要的依据是各模式的绩效。有鉴于此,本文所主要研究的问题是农村养老的模 式有哪些?这些模式建国以来是怎样演变的?其绩效如何?
1 农村老龄化风险及其管理方式
詹姆斯等[2]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条件下一段特殊事件内所发生的可变动的结果 。本文对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定义为,农村人口可能经历的由于年老而丧失劳动力的一种状态 。它是农户家庭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
风险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却是可管理的和可以处置的[2]。 要进行对农村老龄化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第一步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农村老龄化的特点。
邓大松等[3]将农户家庭风险分为,农业风险、养老保障风险(老龄化风险)、医 疗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老龄化风险不同于其他风险的特点在于,它具有生命周期性。老龄是 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必然过程。因此,老龄化风险对于个体而言,具有可预见性,其发生的 概率对于个体而言,具有无差异性。 另外,农户家庭风险虽然具有一定的阶段
①当然,这一部分人在老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 包含 到社会救助体系当中。但是在其年轻的时候,如果其意识到了自己的没有子女同时也没有社 会养老保障的话,其行为方式仍会按照个体时间平衡方式来进行。 性,但是其更多的特点还是体现为永恒性。因此, 风险管理的本质就是风险平衡,平衡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时间平衡,一种是空间平衡 。对于某一种具体的风险管理和处置的方式往往是二者的一种组合。再结合到其他实际情况 ,其方式一般有多种。
鉴于老龄化风险这些特点,老龄化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时间平衡,即通过将风险损失转移到 生命体的各个阶段,以抵消在某一阶段(老龄化阶段)损失过大,以致无法承担的后果。在 此思路之上,又可以加入空间的因素,在不同群体上平衡这种风险。其具体方法包括个体时 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和社会平衡。
个体时间平衡是指通过将老龄化风险损失分散在风险面对者生命的各个阶段,在自身劳动力 充裕的时候通过缩减消费、增加储蓄等方式来平衡老龄化风险。家庭时间平衡是指将老龄化 风险损失转嫁到风险面对者下一代的一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法,下一代的损失主要是指通过 负担长辈的老龄化风险而不得不缩小自身消费。在家庭时间平衡中,老龄化风险能否顺利转 嫁到下一代主要取决于下一代的生活水平和其孝敬父母的程度。社会时间平衡是指将老龄化 风险转嫁到社会的下一代(非风险面对者下一代)的一种老龄化风险管理办法,它一般通过 设定一种特定的制度来完成这一转嫁,并且所转嫁的损失量一般也都是事前设定好的。
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时间平衡中所揉进的空间平衡 成分的差异。个体时间平衡可以说是绝对的时间平衡,而家庭时间平衡则是较少的空间平衡 与时间平衡的结合,社会时间平衡是更大程度的空间平衡与时间平衡的结合。但这三者最为核心的本质是时间平衡(见图1)。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在农村这三种管理老龄化风险的方式都是存在的 。各模式现实生活中 所常对应的群体一般是:对于那些没有子女同时也没有社会保障的人,则只能通过个体时间平衡方式来养老①。显然目前这种方式的选择,大部分由于一些无可奈何的原 因,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对于没有参加社会养老 保险的那部分人,则通常通过家庭时间平衡来管理老龄化风险。而对于那些参加农村社会 保障的那些人,则是通过社会时间平衡的方式管理老龄化风险。在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中, 目前农村中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时间平衡管理方式。根据2000年由国务院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及中国老龄协会主办、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在全国抽样调查不享受养老保险的占 96.9%,享受养老保险的只 占1.5%。但从 世界以及我国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演变中,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空间平衡的成分所占 的比重越来越大。
2 我国管理老龄化风险方式的历史回顾
目前关于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建国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更长的时间段上研究上述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演进规律。即使 仅有建国以来的相关资料,这三种方式之间的演进规律还是可见一斑的。
目前有关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阶段划分并不一致。如李迎生[4] 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岭在20世纪80年代。而石秀和等[ 5]则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10月到成立 前),第二阶段(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本研究认为 将三阶段论中的第一阶段看成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养老保障向第二阶段养老保障的一个过渡 更为合适。因此,本文同意二阶段划分法。以下将以此来回顾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的管 理方式演进。
2.1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之前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基础最为主要的特点是集体经济。这一时期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 主要是家庭时间平衡和社会时间平衡(更确切地说是集体时间平衡)相结合的做法,其中以 家庭时间平衡为主。基本还是通过将老龄化风险转嫁给家庭其他非老龄化成员来实现养老 的。
不过这一时期也有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对于老年人的就业予以保障,同时 在产品分配予以适当的照顾。在集体生产中,老年人可以参与集体分派的轻活,同样记工分 ,同样领取工分粮,直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4,5]。同时,粮食一般按“口粮加工 分粮”或“工分粮加照顾”的原则分配,口粮按人口平均分配[5],所以老年人即 使对产出没有贡献,也同样可以获得产出的分配,这样将老龄化的一部分损失转移到了集体 那里。另外,20世纪60年代初颁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党的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使得上述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走向 制度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下发讨论实行的《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除 上述集体保障制度外还规定“有条件的基本核算单位可以实行养老金制度”。据此,一部分 发达地区开始试行退休养老金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到1984年制度完全解体时,全 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 330个乡,9 460个村实行了退休养老金制度,享受人数超过 了60万人[5]。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农村老龄化风险的管理方式主要是以家庭时间平衡方式为主,同时 混合了社会(集体)时间平衡的因素。李迎生[4]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家庭 保障为基础,国家与集体救济为辅的养老保障模式。
2.2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这一时期农村经济基础由以前集体经济转变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集体经济已经不复存 在。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集体时间平衡的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也就跟着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社会时间平衡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兴起。尽管这一兴起的过程有些缓慢,但是其特点还 是比较明显的。其发展过程中主要事件包括:
(1)1986年10月,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省 沙洲县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 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在农村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地区,发展以社区(乡、镇、村)为单 位的农村养老保险。这一时期,进行农村养老保险的试点主要是江苏部分发展较快的乡、镇 、村。
(2)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制定由民政部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此时民政 部根据国务院指示要求,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立了以县为单位开 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大大增加,主要开展试点 的省份有山东、湖北、江苏等省。试点工作截至到1992年12月结束,其标志是张家港“全国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的召开。
(3)以《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
(4)于上世纪末,该方案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停止执行。
虽然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即以社会时间平衡的方式来管理农村老龄化风险的做法,在这一 时期出师不利,但是国家对于这一思路还是始终不渝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 都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通过回顾我国建国以来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我们大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①建 国以来到现在,我国农村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始终以家庭时间平衡为主体。②在这一主 体之中还附加着社会时间平衡的成分,并且总体上这一成本呈现出了不断增加的趋势。
3 个体时间平衡、家庭时间平衡、社会时间平衡绩效的分析
本文在评价这些风险管理方式的绩效中所采用的指标主要用:①风 险化解的有效性。无论 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化解老龄化风险,因此其能否化解老龄化风险以及能在多大 程度上化解农村老龄化风险,是其绩效的一个基本指标;②个体福利。风险化解的最 终目的是为改善风险面临者的个体福利状况,因此个体福利也应该是考核风险管理方式绩效 的一个重要指标;③社会福利,即不同的风险管理方式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这三 个指标之间的关系是风险化解是风险管理方式的目的,而在化解这一风险的目的是改善个体 ,从而改善群体的福利状况。以下我们将分别从这几个指标来对农村老 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绩效逐一进行评价。
3.1 风险化解的有效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无论哪一种方式风险损失 的最终承担者 都是风险面临者。对于个体时间平衡方式,这一点最容易看出。对于家庭时间平衡方式,虽 然风险面临者的风险损失是由自己的后代来承担,但是这只是契约的一个方面,契约的另一 方面是自己父辈的风险损失则由自己来承担。只有自己承担了父辈的老龄化风险损失,这种 契约才能被完全地履行,自己的后代才能为自己承担老龄化风险损失。因此,在这种方式中 , 风险面对者始终是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承担者。对于社会时间平衡方式,虽然风险面对者 不再是一对一地承担自己父辈的老龄化风险,自己的老龄化风险也不是被自己的后代一对一 地承担。
但是在社会时间平衡中,风险面对者必须承担契约中所有上一代人的老龄化风险, 而自己的老龄化风险则被契约中所有下一代所承担。
现在假设每个人都经历两个时期成熟期和老龄期① 。每个 时期个体的基本消费都是1个单位的物品,成熟期个体能够生产4个单位的物品,老龄期则没 有任何生产能力。
这样对于选择个体时间平衡的方式来应对老龄化风险的个体来说,为了应对老龄化风险损失 ,他就要在成熟期减少消费,至少留下1个单位的物品进行储蓄,以备自己老龄期进行消费 。对于选择家庭时间平衡方式的个体来说,他会在其成熟期消费一部分物品,同时将剩余的 物品给其父辈。同时他的子辈也会在其老龄期的时候将一
① 这里为了分析 的方便,我们没有 考虑幼儿期。不过在分析家庭时间平衡中,我们将会对这一时期进行考察。
② 这一契约具体可能表现为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部分物品给他,不过此时每一代人 在成熟期都有选择消费多少物品(即对于其所生产的4单位物品如何在自己与父辈之间进行 分配)的权利,不过此时家庭养老的契约② 会要求成熟期的个体至少要给老龄期个体1个单位的物品。对于社会时间 平衡方式,家庭时间平衡方式中成熟期个体是没有选择权利的,每个人都是按照固定的比例 来承担老龄化的风险损失的。
为了比较各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的有效性,我们假定各种方式中成熟期中 运用 承担老龄化风险的比例相同,在本例中我们假定选择储蓄2单位物品来承担养老风险。那么 在个体时间平衡中,其所储蓄的2单位物品随着时间而贬值,贬值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储藏成 本也可能表现为物价的波动。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老龄化风险的化解程度主要取决于子 辈的孝敬程度,因此其老龄期内所得出物品也有可能少于2单位物品。但是如果家庭时间平 衡是在长期内持续存在的一个制度的话,那么孝敬的理论道德就必须具有束缚力,因此老龄 期所得到的物品少于2单位物品的概率或者程度并不会太大。从这一角度而言,家庭时间平 衡中老龄期所能得到物品供应要比个体时间平衡中多。在社会时间平衡中,由于承担老龄化 风险损失的比率是一定的,因此个体在老龄期内一定能得到足值的两单位物品。
因此,综上所述,个体时间平衡中所进行的储蓄面临是物价不稳定等风险而有可能贬值,家 庭时间平衡中,个体所进行的储蓄可能面临着子女的不孝而贬值,但是在长期家庭时间平衡 制度存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其贬值的幅度都没有个体时间平衡大,因 此家庭时间平衡应对老龄化风险比个体时间平衡更有效。而社会时间平衡所进行 的储蓄几乎不会有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风险化解最为有效 的是社会时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横。
3.2 个体福利
个体福利是个体一生中消费物品数量的函数,也是一个边际递减的函数。在其它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个体福利由一生中所消费的物品数量唯一决定。假设一生包括两个时期,即成 熟期和老龄期。这两个时期的福利函数相同,个体总体福利函数首先取决于个体的消费数量 ,其次取决于两个时期的福利函数能否达到最大化。
老龄期所能得到的消费数量,主要是由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有效性所决定的,对 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考察过了,为了观察出不同风险管理方式的个体福利净影响, 我们假设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的风险化解有效性相同,即只要个体在成熟期承担了多少老龄 化风险损失,那么他在老龄期就能得到相应的收入。以下我们考察这三种风险管理方式对个 体福利的影响。
3.2.1 个体时间平衡
首先由于养老风险是由个体来承担的,因此子辈的收入状况就与其老龄期的消费状 况无关。 因此,其一生消费的数量仅仅取决于个体的生产能力。其次,由于成熟期与老龄期的福利函 数相同,那么为了个体为了使其一生中的福利最大化,他就该在每个时期消费的数量相同, 在上 例中其各期的最优消费数量是2单位的物品。不然的话,他就可以通过转移一个时期到另一 个时期进行消费而使其福利增加。
但是由于在个体养老中,个体对老龄化风险的认识总是不充分的,因此其总会放大其老龄化 风险损失,因此就会存在着过度储蓄的状况(有关过度储蓄的问题,我们会在下一节作更为 细致的讨论,这里暂不详述)。这样他就会增加其老龄期的消费,而减少其成熟期的消费, 假如在老龄期的消费数量为3单位物品,而在成熟期的消费为1单位物品。但是由于个体福利 函数是边际递减的,同时这两个时期的个体福利函数又是相同的。因此他可以通过在老龄期 减少一单位的物品来改进其总体福利状况。
因此,在个体时间平衡中,个体福利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造成福利(效率)损失的最根本 原因是个体对老龄化损失的不确定性。
3.2.2 家庭时间平衡
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一生中所能消费的数量主要由三部分决定,即①成熟期的消费数 量;②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③自己对长辈的收入转移。个体福利函数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主要由个体一生中所能消费的数量决定,因此个体福利函数也就由这三部分决定 。
其中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又主要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子辈的收入,二是子辈 的孝敬程 度。而子辈的收入又主要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决定。子辈的孝敬程度主要由家庭时间平衡方式 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决定,也就是风险面对者对长辈养老责任的担当(也即风险面对者对长辈 的收入转移)所决定。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人的一生只分为两期,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假定在三种方式都支付 了幼儿成长所必须的费用,并且其支付额都是相同的。但是在这一节我们发现,在家庭时间 平衡中,个体的福利特别是在老龄期的个体福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孩子所进行的人 力资本投资,而其他方式则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因此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就有动机来加 大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以此来改善自己老龄期的福利状况。总体来看,对人力资本进行投 资具有增值的作用,因此通过这一部分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增加其一生中消费的总量,从而 改善其总体福利状况。
但是这一部分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即子辈对自己的收入转移)又受到自己对长辈的收入转移 的制约。因为如果自己将全部或者过多的收入用在了子辈人力资本的投资上,那么必将威胁 家庭时将平衡制度的继续,从而也就削减了子辈的孝敬程度,也就会减少其对自己的收入转 移。因此,对子辈人力资本的投资中有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在于对子辈人力资本投资 的边际收入转移增值等于由于不担当养老责任而面临的子辈不孝而减少的边际收入转移。
总的来看,在个体时间平衡中,个体总的消费数量没有增加,而在家庭时间平衡中个体一生 中的总消费量是增加的,因此可以认为家庭时间平衡的个体福利状况要好于个体时间平衡的 福利状况。
3.2.3 社会时间平衡
在社会时间平衡中,由于自己的老龄化时期的消费数量与子辈在理论上也没有什 么联系,因 此在这种方式中个体一生中总的消费数量是不变的,也主要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同时,在社 会时间平衡中,一切都是比较固定和确定的,如自己对老龄化风险损失的担当是固定的,自 己老龄化所得到的收入也是比较固定和确定的。因此,个体能够更为合理地分配成熟期和老 龄期的消费使得每个时期的消费数量都达到最优,从而使一生中总体福利达到最优。
这样由于个体一生中总体的消费数量没有变化,所以社会时间平衡中个体福利状况不及家庭 时间平衡。但是由于社会时间平衡具有更好的消费方案,因此其个体福利状况又要好于个体 时间平衡。
3.3 社会福利
无论是个体时间平衡还是家庭时间平衡还是社会时间平衡,其实都是对消费、储蓄方式的不 同选择,而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方式又直接会影响到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 本的积累),从而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节我们将试图分析不同的老 龄化风险管理方式究竟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多大程度上的影响。
3.3.1 个体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个体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在不确定性基础之上,个体往往会夸大其在 老龄期所面临的风险,结果就会过渡储蓄。
假设老龄期的效用函数为U(x),老龄期需要消费t单位物品,但是由于个体对此并不知晓 ,其所能知道的信息只有以p的概率消费t1,以(1-p)的概率消费t2。
P•t1+(1-p)•t2=t
但是由于个体一般都是风险厌恶者,因此,
U(t)> P•U(t1)+(1-p)•U(t2)
参见图2。
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为了达到U(t)的效用,就必须增加t1,t2,使
P•t1+(1-p)•t2>t
而这样则会导致个体进行储蓄。而储蓄则会产生物质资本的积累。物质资本的积累在长期内 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3.3.2 家庭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由于个体老龄期的养老由子辈供给,因此自己老龄期的福利状况取决于子辈 的收入。而子辈的收入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子辈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个体就有激励对子辈 进行人力资本投入。而这样的一种机制最终又会增加社会人力资本的水平,从而会推动整个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时间平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参见图3。
郭庆旺等[6]的分析也表明,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与父代养老保 障有 机地联系起来,他们以我国现实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结论也认为,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的良好运转则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3.3.3 社会时间平衡
在这一方式中,由于个体的养老福利是一定的,因此个体既没有储蓄的动机也没有对子辈进 行人力资本的动机。因此,社会时间平衡是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也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的。Zhang[7]、 Ehrlich等[8]和Docquier等[9]的研究证明了 这一点,他们通过强调家庭教育投入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指出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 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郭庆旺等[6]对我国现实数据的研究也表明,社会养 老保障制度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个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 平衡是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本积累,从而有可能妨 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4 主要结论
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几种主要的养老模式之间的绩效并不是一样的。从风险化解 的有效性 来看,个体时间平衡中所进行的储蓄面临是物价不稳定等风险而有可能贬值,家庭时间平衡 中,个体所进行的储蓄可能面临着子女的不孝而贬值,但是在长期家庭时间平衡制度存在的 情况,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以及其贬值的幅度都没有个体时间平衡中大,因此家庭时间 平衡中,在应对老龄化风险中会比个体时间平衡更有效。而社会时间平衡所进行的储蓄几乎 不会有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这三种老龄化风险管理方式中,风险化解最为有效的是社会时 间平衡,其次是家庭时间平衡,最后个体时间平横;从个体福利的角度来看,个体福利最大 的家庭时间平衡、其次是社会时间平衡,再者是个体时间平衡;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个 体时间平衡和家庭时间平衡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社会时间平衡方式则不利于资 本积累,相反有可能妨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也正是这些不同维度的比较中几种养老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造成了对于养老保险模式 选择的困难。考虑各种模式的利弊,我们认为混合型的养老模式选择,将会是一种更为有效 的政策选择。(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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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Pattern
RUAN Rongping ZHENG Feng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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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消费论文范文2
关键词：家庭；代际关系；消费
就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现有研究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诱致因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对策等方面呈现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
（一）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研究
就代际关系的表征而言，相关文献勾勒出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几种特征：其一，父辈与子辈之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责任与义务表现具有不均衡性。其二，代际倾斜，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年家庭成员对父辈的付出要弱于对子女的付出，呈现出“恩往下流”[1]、“尊老不足，爱子有余”[2]等特点。其三，家庭代际关系中，代际成员的平等权利意识日渐明显，具体表现为父辈权威的衰落，子代对权利意识的强调，如“逆家长制”现象的发生。[3]其四，代际关系之间存在着文化反哺现象。其五，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隔代抚养现象，不同代际成员在对子代的抚养与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蕴含着代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经验层次上，家庭代际关系呈现以上诸多特征，但是综观其表征，相关研究的学者所论述的核心，其实质仍是对理论层次上代际关系的争论的回应。阎云翔提出存在于中国家庭中的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模式。但在郭于华看来，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则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在物质、经济、情感等方面的交换关系。时下代际关系的经验研究显示，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既例证了抚育-赡养的互动模式，又对西方家庭的接力的代际关系有所验证，而郭于华所论述的代际交换关系亦有所体现。家庭代际关系究竟如何？王跃生认为，“完整的家庭代际关系既有抚育-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4]
（二）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原因分析及其本质
理论层次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的争论，源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有学者从结构与文化视角入手，探析了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促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诸多原因。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对家庭结构乃至宏观层次上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作探讨。就家庭结构而言，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既有家庭规模的变化，如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空巢家庭的出现促使代际关系之间的情感关系、劳务与经济支持发生改变；又有家庭成员的流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如隔代抚养模式中，常年外出的中年居民在家庭内部存在角色适应问题，其对父辈与子代的代际关系多表现为经济支持，在情感关系与子女的教育等方面多存在与父辈的冲突。
文化视角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原因的分析，多侧重从家庭代际成员的本体性价值与其外部的文化环境切入。如贺雪峰对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村庄的类型与村民的价值基础共同促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差异。[5]也有学者将结构主义与文化变迁的分析路径相结合，认为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在社会结构转变的环境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等借助消费文化观念、个体价值观的转变等实现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结构主义视角或是文化变迁分析视角，亦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实质在于将家庭代际关系转变置于时空坐标轴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框架下解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实质。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效应以及负面效应的应对之策的探讨
尽管存在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理论模式的分歧，但置身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有学者在勾勒当下代际关系现状的同时，也对代际关系变迁的社会效应加以探析，并就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提出以应对之策。
相关文献显示，代际关系变迁的正向效应在于促进了代际关系的理性化、增强了代际成员尤其是家庭中年长者对当下社会的适应能力。负面效应的分析多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的现实背景向结合，多认为，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造成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的社会化、家庭代际成员的角色适应问题。
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政策的变化、传统文化观念的衰落、子代权利意识的兴起等合力促成了时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社会化不足等问题，由此，以这些家庭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作为切入点，寻找解决对策便成为相关研究的学者所作的努力。针对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学者多从社会养老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重构社区规范、加强尊老、敬老、爱老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宣传等入手提出对策化解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
（四）文献述评
以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对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原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应对之策的讨论勾画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现有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在理论视角的选取、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理论分析路径上均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为进一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提供详实背景的同时，丰富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范围与研究视域。但综观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的现状，其研究的学科背景多集中在人口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少有消费社会学视域下的研究。
鉴于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学科背景下，解析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消费，一方面丰富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实践入手探析代际消费关系，或能呈现出与时下代际关系表征研究所不同的结论，对代际关系的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以及解决之策，或可以提供不同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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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建民.“逆家长制”是如何产生的？[J].江海学刊，2012，2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3
关键词：非农化；农民意识；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发展生产、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建设文明乡风、改善人居环境，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为视角，针对已经分化为“非农社会阶层”，但仍居住于农村或城郊并作为人口主要结构之一的“非农化农民”为对象，探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以期为从培养新型农民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非农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我国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两大特色。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非农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人不只是单纯职业上的变迁，而是随着职业变化逐渐形成一些不同社会地位、声望和不同利益的群体，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非农劳动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民，而是一种职业类别，非农劳动者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或等级。在非农化的趋势下，农民的流动空间、职业选择和社会接触迅速扩大，传统农民意识和农村家庭结构也处于多方面的冲击之中。非农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农业劳动者比例大幅下降
据统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新增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还在继续增加，传统农村劳动者在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二）一对多分化
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非农化趋势也因而呈现多样化和多层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
（三）向城市集中
随着城镇发展和农民流动的扩大，非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形成“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1995年，进城的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2002年达到9400多万人。根据我国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我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
（四）优质分化
能够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技术装备和管理知识。因此，同样是农民，非农民已经趋近于现代农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化”和“农村家庭质变化”两大趋势。农村社区化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民经营自扩大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质变则是更为复杂，它包括：家庭核心功能的变化；农民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界面扩大；家庭消费结构多元化；家庭决策的变化。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力”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5.26%；认为“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的占70.2%。“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66.1%，“妻子说了算”的占1.9%；“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10.7%，“各人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的占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农化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的占21.2%，以“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14.4%。由此看来，尽管“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可作为衡量农民“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1995年导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577.74元增长到2622.2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310.36元增长到1943.30元，除1998年和199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交通通讯费迅猛增长；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费”，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四、现代意识的生成
开放意识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风险最小化”。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的最大障碍。非农化发展，虽然未必是“背井离乡”，但一定距离的区域流动往往不可避免。对中国农民而言，区域流动往往只是职业的选择或基于生存危机所做的突破，但其前提必须首先克服“背井离乡”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因此，非农化基本上是对农民“反风险性格”的直接挑战。
农民风险意识的转变主要来自外部客观因素。改革以来，农村的内部就业空间急剧缩小，我国开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资金投向的限制，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锁状态被打破，促成农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需求增加，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价格明显提高，加上产业分工加速，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相对提高，在农业间比较利益不均衡的状态之下，农民的风险意识也产生明显的质变。
在城乡二元地域壁垒被打破之后，常年禁锢于土地和简单生产模式下的农民，开始兴起浓厚的“外闯意识”，传统的“宿命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在摈弃平均主义思想后，农民贫富差异观念开始增长，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都相应发生改变。
（一）外闯意识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或所得高低的不同，农民普遍产生“到外面世界闯一闯”的意识。根据对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一项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2%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占34.9%和20.8%。当然，所谓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等于“现代意识”，农民有机会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意味农民已具有开放意识，还须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的生产决策已逐渐由“风险最小化”向“风险最大化”转变。
（二）进取意识
进取意识在此界定为“自我努力”、“机会捕捉”与“生活成功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因此进取意识应包括“非宿命论”和“风险观念”两重心理动力。进取意识是农民传统性格与现代性格强弱对比的标志。从心理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社会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经商和做工的经历，使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增长，在自己和命运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农民的乏力感已大大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信命运，甚至对城里人也不以为然。农民的“自我成就取向”的态度已经形成，由于乡镇工业已有较大机遇选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农民也懂得捕捉社会转型的各种机遇，使个人努力与外部机遇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三）贫富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贫富差距与非农化、农民流动和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是一组因果相关、并生伴随的现象。“非农化”社会转型必然因各地区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成员的多种复杂原因，而使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
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今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3，2000年为0.32，2004年为0.34。而城市居民1995年基尼系数为0.29，2000年为0.26，2004年为0.29。一般而言，脱贫致富是农民大胆创新的基本动力，但对于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总是持“不公平”心理，这是农民对待贫富差距的主要心态。
五、结论
正如前述，非农化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第一个主轴。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也带动并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若干实证研究可以看出，非农化农民正处于一个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农民的世界观与生活价值观已经逐渐剥落，现代意识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这些年的洗礼，广大农民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观念不断更新，现代意识日益加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朝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化方向转变，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陈旧的观念仍然在农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些旧观念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进步。因此要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加快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的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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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消费论文范文4
一是消费能量巨大
不同于50后、60后，也不同于70后，中国80后、90后新消费人群的消费能量巨大，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前人。也就是说，一个80后、90后的年轻人，其实际商品（包括服务，下同）消费量，可以顶得上数个、十数个50后、60后父辈，至于
三、四十年代的祖父母辈，更是望尘莫及。
举例来说，新消费人群平均拥有鞋、帽、服装、手袋等，进行旅游、美容、娱乐等其他消费服务数量，就数倍于前辈。不仅如此，80后、90后新消费人口，参加工作后所要追求购买商品，有些是大宗商品消耗强度很大的商品。如汽车、住房等，这是其父辈、祖父辈们当初难以想像的。
“新消费人群”消费能量巨大，还表现为与上辈人差异很大的消费理念，追求时尚、品牌与品质，更新换代很快，并不局限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耗尽。譬如手机、服装等电子产品、轻纺产品。支撑“新人口”巨大消费的货币购买力，不仅来自于自身更高收入，来自于“月光”消费特点与按揭，还来自于父辈、祖父辈几代人的储蓄积累，呈现“众星捧一月”的消费态势。
因此，随着80后、90后及其子女成为中国消费主力，中国几乎所有商品，都将呈现持续性旺盛增长局面。对此巨大消费能量及其深厚的发展潜力，绝不可以低估。
二是向往城市与大都市生活
进入城市（包括县乡城镇，下同），尤其是进入大都市，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与更高收入，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国80后、90后新消费人群的重要特点，其“城市欲望”与“大都市欲望”更为强烈，而且强烈得多。
新消费人群的城市聚集，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由农进城，即大量农村年轻人口迁入城市，甚至占据了一些地区农村年轻人口的50%以上。与其前辈季节性进城打工，主要获取工资收入，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不同，新消费人口多是举家迁入城市，从工作岗位、日常生活、子女教育、退休养老等多方面与农村进行全方位“切割”，逐步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
与此同时，许多中小城市80后、90后城镇人口，也以多种形式，开始了向大都市迁徙。他们寻求工作，租房或者买房，结婚生子，逐步与所进入的更大都市融为一体。正是这种差异明显的“新消费人群”进城方式与梯次进城方式，奠定了中国城镇化与大都市化的人口坚实基础。
三是劳保与环保要求更高
一般而言，80后、90后新消费人口的环保要求较高，无论是对于自身工作条件，还是对于周边生活环境，从空气、水源、食品、噪音等，都具有很强的健康意识与安全诉求，这也是其前辈人所不能比拟的。80后、90后新消费人群的文化水平较高，法律意识更强，视角更广，借助于互联网与其他媒体，往往能够对于企业与地方政府忽视劳保与环保作为，形成巨大社会压力，并转化成为环境保护与劳动保护的强劲动力。
四是注重医疗教育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思想意识的变化，80后、90后新消费人群对于自身及其子女的医疗与教育投入也急剧增加。譬如自费体检、场馆锻炼、高价择校、培养特长等，主要发生在新消费人口及其子女这个群体，并且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新消费人群的消费催生未来中国旺盛大宗商品需求
正是新消费人群的上述消费特征，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产业的多方面的巨大发展，进而催生非常旺盛的大宗商品需求，包括矿石、金属、能源、粮食等等。
一是极为旺盛的环境保护需求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有许多数据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严重的环境污染，自然产生了治理污染的巨大需求。以中国13亿人口计算，如果今后10年内在环境保方面人均投入3万元（人民币），就是近40万亿元。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到2020年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低40%到45%，仅此一项，就需要数万亿的投资。
80后、90后新消费人口的崛起，势必加快环保发展速度，进行大规模环保基本建设，比如兴建众多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空气处理设备、粉尘和噪音降低设备等，由此催生未来数万、数十万亿的环保投资，催生一个强大的环保产业，包括环保装备制造、安装、基本建设等多个方面，成为全球最大的环保市场，进而产生旺盛的各类大宗商品需求。
二是极为旺盛的城镇化需求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但与发达国家80%的城镇化率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还有数亿人口要向城市转移。可以预计，随着80后、90后新消费人口的崛起，随着数亿、甚至近10亿人口，在就业、定居、医疗教育等多方面、全方位、梯次性向各类城市迁徙，势必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造就一大批数百万、千万人口新的大都市涌现，并推动原有一、二线城市的规模扩张。
譬如未来中国内陆将会出现十数个3000万——5000万常住人口“超级城市”，由此汇集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前所未有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势必持续性推动极为旺盛的城市住房需求、极为旺盛的教育医疗需求、极为旺盛的城乡基础设施需求等，所要产生的大宗商品需求无疑也是十分巨大的。
三是极为旺盛的终端消费商品与服务需求
一段时期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贸易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由此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家。由于中国“新消费人群”极强的消费欲望、崭新的消费理念，以及几代人积蓄的储蓄存款，这就使得“新消费人群”消费具有“井喷”特点，从家电、电脑、手机、奢侈品，一直到汽车、旅游等，相继成为全球头号消费国家。
可以预言，随着“新消费人群”及其子女成为中国消费主导力量，中国势必会在终端消费商品与服务方面，逐步超越美国，成长为全球最大市场。而全球最大终端消费品与服务市场，同样需要大量大宗商品支撑。
四是极为旺盛的交通建设需求通讯需求
上述几个方面的旺盛需求，尤其是加快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一定派生出同样旺盛的物流、客流需求与信息流需求，势必要求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建设与通讯建设。随着京沪高铁、京广高铁、哈大高铁等高速铁路的相继建成通车，目前中国已建成投入运营的高铁总里程超过7500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尽管如此，中国高速铁路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到2020年，中国将建设客运专线1.6万公里以上。
此外，以新消费人群为消费主导，今后中国还要产生其他方面的旺盛需求，譬如旺盛的电力能源建设需求、旺盛的中、西部地区发展需求以及旺盛的国防建设需求等。
正是以“新消费人群”为代表的超级消费群体崛起，及其对于重大产业的促进，逐步形成了中国大宗商品消费的超级动力，开辟了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巨大增长空间。
初步预测，中国未来10 年间，金属、能源、矿石、粮食、橡胶等重要大宗商品消费数量（含直接与间接出口，下同），要比目前水平增长3成以上。其中粗钢需求量会相继跃上8亿吨、9亿吨、甚至10亿吨台阶，并且将8亿吨以上的高消费量平台，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受其影响，中国优质铁矿石的进口量，将会达到或超过10亿吨。
中国新消费人群的巨大商品消费，势必催生中国巨大投资空间与生产空间，由此推动中国又一个30年的快速增长。
巨大商品需求，要求深思熟虑原料资源战略
虽然今后中国GDP增速有可能逐步回落至6%—8%，甚至更低一些，但由于已有基数的逐步扩大，中国大宗商品需求量及其年度新增加量仍然会有很大规模。
因为旺盛需求的继续存在，生产、物流与环保成本持续提高，也因为世界各国长期性超量发行货币，因此全球重要大宗商品价格，其价格的震荡向上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任何短期向下调整，甚至是较大幅度回调，都是暂时的，不会从根本上扭转这个趋势。“超级资源商品牛市”远没有结束。
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观察形势，从中国新消费人群消费特征考虑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短板”，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资源供应。有关数据表明，在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45种主要能源与矿产资源中（煤炭除外），中国人均资源量都排在世界80位之后。
还有迹象显示，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农产品增长落后于城市化速度的情况，由此导致近年来大豆、棉花、谷物进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导致了原油、矿石进口量的持续增加，对外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最大前提之下，深思远虑中国大宗商品资源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布局，防患未然。
1.千方百计获取资源
在需求持续增长，资源不可复制，世界各国政府印刷钞票几乎疯狂的情况下，今后的时代，还是一个资源为王的时代。作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与进口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较少的国家，资源供应安全，面临极大的挑战。因为欧美债务危机引发的部分资源产品需求低迷，价格大幅跌落只是暂时的。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资源并购，千方百计获取资源权益，并且要多方面提高物流保障度。虽然我们遭遇了一些挫折，也要坚持不懈。
2.进一步提高资源储备
获取资源，除了并购投资权益产能外，还要提高现货资源储备，包括国家战略储备与企业商业储备两个方面，比如大规模的石油储备、食品储备、矿石储备、有色金属储备、稀土储备等。这也是转换中国外汇储备形式，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实现“适度实物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国家要有专门机构指导、协调、部署这方面的工作。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大宗商品商业储备，国家在贷款、税收、土地方面予以政策优惠。此外，还要搞好一些大宗商品的国内产能储备。
3.努力降低单位消耗
从战略上消除中国大宗商品资源“瓶颈”约束，应当开源与节流并举。要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技术进步，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循环使用，努力降低单位消耗，减轻经济增长对于资源消耗的过度依赖。
4.加快新技术、新能源、新产品的开发使用
降低经济与单位原材料依赖和消耗，需要加快新技术、新能源、新产品的开发使用。比如清洁煤炭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风电太阳能技术等。尤其是要加大物资回收利用技术研发与推广，努力开发“城市矿藏”，变污染环境废物为有用资源。
5.按照市场化原则制定资源产品价格
大宗商品及其下游产品的价格形成，要符合市场化原则。一是稀缺者贵，通过较高价格抑制资源浪费，并使得回收利用、新技术产品有利可图。二是尊重成本与价值规律。不能仅仅为了物价稳定，堵塞合理成本转移通道。否则，资源及下游产品，如自来水、煤电、成品油价格过于低廉，甚至低于成本，不仅会导致使用者大手大脚，刺激不合理消费，还会挫伤生产者积极性，导致人为供应紧张，引发更大的物价上涨压力。
6.加快资源商品市场发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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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同辈群体，大学生，社会化
一、如何理解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又称同辈集团或同龄群体,是指在相同年龄层次上，由地位、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人组成的关系密切的非正式群体[1]。同辈群体作为普遍存在的人际环境，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同辈群体是在大家的无意之中建立起来的一种非正式群体。个体可以自由组合和自由选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同伴交往。同辈群体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安排活动内容，极少带有强制性，即使有领导和服从，也是相互自然协商的结果，是个体愿意接受的[1]。
第二，有较高的心理认同感和内聚力。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处在成年早期的人的社会化需求，主要是在家人之外寻求情感归属对象，包括与同性朋友建立友谊，与异性朋友恋爱。若情感无所归属，不能与他人正常交流，就会处在痛苦的孤独之中。同辈群体的交往是在自然随意的过程中进行，常常在彼此相互依赖和随意的冲突中实现彼此的沟通，最终获得心理归属和价值认同。大学生有强烈的被他人理解和尊重的需要，虽然群体成员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以感情接近、观点相同为基础的同辈群体往往具有统一的群体意志和较强的内聚力[2]。
第三，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同辈群体从心目中的英雄、榜样到沟通的语言、交往方式消费方式乃至服装、发型等体现了自身旨趣分明的亚文化特征，这种亚文化对个体思想价值观念与品德发展有重要影响。
高校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不同学历班次、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地域入学的大学生之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同辈群体。这些同辈群体既具有当代青年乐于交往、善于交往的共性，又具有相对自主性和认知能力较强的鲜明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同辈群体在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有利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更好地指引大学生社会的化进程。
二、如何理解大学生的社会化
人的一生都经历着复杂的社会化过程。所谓社会化，通常是指个人与社会生活进行不断的调适，使该个人从“有机体生物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是社会将一个自然人转化成一个能适应一定社会文化、参与社会生活、履行一定社会角色的社会人的过程。
大学阶段是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论文写作，同辈群体。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掌握社会规范、确立正确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学会交往等等。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的。论文写作，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电影、录像等社会文化的舆论宣传，家庭环境的熏陶，对大学生社会化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大学生的社会性交往增多了，他们对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开始有了比较敏锐的感知觉，喜欢思考问题。可是由于分析能力不足，往往良莠不分，或对一些现象不理解，产生“看不惯”的心理困惑，矛盾冲突很多。他们不愿使自己的行为遵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产生了自己的同辈群体。论文写作，同辈群体。人们往往忽略了同辈群体交往对处于青春期这一特殊年龄阶段的大学生所起的特殊影响和作用。
三、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第一，同辈群体是大学生获得生活经验和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与学生和老师间的交往相比，同辈群体成员间的交往更直接、更经常、更亲切，他们无话不谈，彼此从对方获得大量的生活知识经验和社会信息，而这种信息获得的渠道要比从书本上获得来的更直接、随意，留下的印象也较深。因此，同辈群体中获得的信息成为学校教育、书本知识的重要补充。
第二，同辈群体有利于大学生间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扩大社会经验，提高思考能力。由于两代人之间、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大学生觉得家长和教师很难理解和满足他们精神方面的需要，这决定他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外露，即使是对亲近的人亦是如此。写日记是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表露，它可以把心灵的秘密表白出来，以便得到安慰，但它不能帮助大学生出主意、想办法。他们在学习知识、探索社会、思索人生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想法，需要和别人倾心相谈、交流感情、咨询疑难，对父母、教师不能讲的话，在同辈群体那里能畅谈，这就扩大了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提高了他们的社会思考能力。
第三，同辈群体可促进大学生学习和兴趣爱好的发展。同辈群体的成员不仅在生活上、感情上相互支持，学习上也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有时彼此间还开展竞赛，这都有利于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论文写作，同辈群体。在兴趣爱好上，共同的兴趣爱好不仅使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同时，在一起的切磋和探讨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兴趣爱好的发展。
第四，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的影响。一般来说，一个人最初生活目标的选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的影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了更多的人和更广阔的社会，家庭的影响便逐渐减弱。到了大学阶段的青少年期，由于同辈群体成员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信任，使他们能自由探讨一些问题，自由交换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更由于心理上、感情上的相容，使他们较容易接受对方的影响。所以到了青少年期，在确立生活目标上及价值观念上，同辈群体的意见逐渐取代了父母的态度。除此之外，同辈群体的成员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向同伴认同和模仿，行为举止、兴趣爱好、消遣方式，甚至发型、服饰、语言等。论文写作，同辈群体。
（二）消极影响
同辈群体在大学生心理发展尤其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但应该指出的是，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并非总是积极的，在有些时候也可能是消极的。
第一，同辈群体成员本身构成的成分复杂，缺乏整合一致。论文写作，同辈群体。同辈群体是在志趣相投和其它条件相似或相辅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性质当然有好有坏。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旦“黑”在群体中占了上风，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就会成为群体成员竞相模仿的对象。而大学生认识能力不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足。教育者要因势利导，提高他们在交往中的辨别能力，在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的同时，可帮助大学生制定一些合乎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使大学生有章可循，以预防偏颇现象的出现。还要抓住具体事件，以使学生有明确的是非标准。
第二，大学生文化的动力性不足。大学生文化向消极方向发展，就成了反文化。大学生文化中诸如对消费文化的过渡追求，“性文化”的泛滥，及时享乐的人生观，不劳而获的物质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和江湖义气的友谊观等，具有极大的诱惑性，极易为大学生接受，对大学生的社会化将起到消极的影响。我们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起主导作用的教育力量，对大学生文化进行一定的选择、调控和指导。通过学校教育，优化道德风范，创造积极昂扬的文化氛围，帮助大学生学生提高自我选择和自我建构的能力，帮助他们增强对各种文化观念和行为比较、对照、鉴别能力。学校教育可通过创设各种教育活动，将大学生纳入现行的社会制度内，使他们在学校生活中承担适当的角色，消除他们越轨行为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柱，使其达到正常的社会化。
参考文献
[1]全国13所高等院校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54.
[2]朱安安.同辈群体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社会学研究[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0,(2):23—29.
长辈消费论文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炫耀性消费行为；因素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在校大学生都属于同一青年群体，年龄相近，作为无正式收入或的知识青年，他们的消费水平按理不应具有太大差距；而事实表明，在炫耀性指标倾向的程度上差距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炫耀性消费的样式、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炫耀性消费呢？为了了解这一事实，我们试图就影响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重要因素进行一番初步盘点。具体地说，分为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两部分：内在因素包括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大学生可支配经济收入、自身的性别、年级、专业类型、消费态度等方面。毋庸置疑,其中可支配经济收入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其他的因素影响不是特别明显，但多少有些影响，如年级这一变量，低年级的学生的炫耀性消费行为一般较少；外在因素包括同辈群体的示范效应、父母消费习惯的影响、校园消费文化、广告传媒、明星偶像的影响等等，其中同辈群体、广告传媒等起到很大的示范效应。
一、独特成长环境造就的80、90后文化
我国的80、90后一代的成长处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历史巨变中的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深刻影响了80、90后次文化的形成。80、90后次文化是世代衔接的"过渡性"产物，是社会阶级流动的表征。一方面，80、90后希望能不断提升自我价值，得到社会的肯定与欣赏，因此试图表现出成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不断雕琢完善自我以实现向主流文化的社会化过渡；另一方面 ,80、90后又期望保留这个群体所独有的特质，减缓这种社会化过渡，因此创造出这个群体所独有的行为准则、特殊的文化符号系统和新的价值观。这种身份建构的矛盾来源于社会、家庭和周围群体，而炫耀性消费作为一种建立身份表达、获取文化认同的方式能让80、90后获得一种安全感和认同感：一方面可以通过炫耀性符号要素将80、90后所追求的个性、自我、独立等独有价值观表露无疑 ;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又是上层社会身份、地位、品味的象征，80、90后对这种消费方式在观念和行为上的认同又表现出他们对成人世界和主流文化的趋同、对成功和梦想的追求心理。
二、物质主义价值观
所谓物质主义，即全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需求与欲望，导致忽视谨慎层面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兴趣完全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见及行为上。物质主义强调的是物质的占有和金钱的追逐，并以此作为生命的信仰和生活的导向，对物质追求的过程是生活满意与否的标准。对物质的拥有除了能让人产生安全感的依附外，其更可以当成身份地位的象征，用来表达自我的与众不同。由此可知，在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物质或金钱的拥有是个人快乐的重要来源，金钱比较的心态发挥到极致就是炫耀。Rassml 也认为阶级意识和物质主义的盛行产生了炫耀性消费，他认为高物质主义者常以个人的消费与生活方式来衡量他人与自己的价值。因此可以说物质主义的盛行是导致炫耀性消费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如今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和由金钱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将物质的占有视为对生活是否满意的标准之一，个体间有意无意的金钱攀比竞赛，成功人士们用金钱构筑的奢华生活方式，这些现象对80、90后耳濡目染，也推动和加速了他们对高标准炫耀性消费行为的认同和追求。
三、人情、面子、自尊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消费者比外国消费者更容易受到群体间人际影响，且更容易将产品或品牌与"面子联系起来，在送礼、宴会等倾向性消费时更注重产品的声誉和标志地位的符号作用。购买产品时较多将公众期望、社会得体性放在考虑的首位，且多用于礼品相互赠送等 。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强调社会本位论、集体主义文化观 ,强调个体无法自外于群体，个体行为一定会受到群体的影响。80、90后身上不可能抹杀这种基本的文化根源，因此表现在消费行为上也会首先考虑社会公众压力和团体规范。在人际互动上80、90后认为炫耀性物质的拥有可以造成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权力、心理差距，可以从别人的羡慕或称赞眼光中获得自身的满足感。在面子观上，社会公认的合适行为规范、合乎礼仪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80、90后在进行炫耀性消费行为时，迫于周围同阶层群体或更高阶层群体的规范压力会产生自尊的需求，这种需求动机促使他们进行炫耀性消费行为以获得人际间认可或者让自己更有面子。理论和事实都表明，高自尊者比低自尊者更加在乎人情与个人面子，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炫耀性消费倾向。
伴随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炫耀"这一古老而又新潮的消费现象正日益引起关注。而近年来，中国人群中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炫耀性消费趋势，即正日益呈现低龄化倾向，并且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显著，在校大学生群体中也普遍存在攀比消费等行为。据统计，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出生的独生子女有9 000 多万，目前正处于收入和消费的上升期；1992 ～ 1998 年出生的独生子女约有3亿多，也将逐步进入消费年龄。这两代人的消费倾向都可能是炫耀性消费。
四、混合性炫耀消费
除了上述两种炫耀性消费方式外，还有一种炫耀消费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混合性炫耀消费，它是介于工具性炫耀消费和情感性炫耀消费之间的。这种消费方式的动机兼有工具性和情感性双重特征，不仅为了实用又为了获得他人赞赏和自身虚荣心的满足。或者我们说，这种消费方式是一种补偿性的炫耀消费，可以说，大学生的消费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种方式。比如，大学生对于名牌球衣球鞋的消费，通过名牌球衣球鞋的消费一来为自身的打球锻炼等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带有工具性质，二来通过这一名牌消费本身也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具有情感性特征。当然，以上笔者将大学生炫耀性消费的动机类型化为工具性炫耀消费、情感性炫耀消费、混合性炫耀消费只是为了研究需要而作的理想类型划分，他们三者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混合性状态，这也说明大部分大学生炫耀性消费兼具感性与理性特征，是激情与理性的纠结，在两者之间徘徊。例如，工具性炫耀消费中也肯定会有情感性的成分；同时，情感炫耀性消费也具有工具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美]阿诺德(Amould，E.J.),等著.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2]邓晓辉,戴俐秋.炫耀性消费理论及其最新进展[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