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考察报告范文1
创意城市与文化遗产
黄土文明的区域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伦理
多民族母语文学的跨学科交流
“性近习远”:人类文化的不同而和
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的实践和理论
人类学谱系中的“民族”与“族群”
尘埃中的民族志:简论阿来的故乡小说
文化遗产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实践
现象民族志:迈向有人类的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迈向新的跨学科领域
人类学与虚构:以旅行小说为例
先锋派自传文学:现代性栖居的解构
世界变局与现代智库:一次未完成的交流
生命权力、治理权力与人类学研究
作为民族遗产的裕固族母语文学
西昌社会中的母语文学事象考察报告
马尔康县嘉绒语习得及使用状况研究报告
文化遗产辩:西传的针灸及其人类学意义
审美认同在《凯欧蒂神迹》中的体现
历史·记忆·真相——雾社考察记
境外之镜:美国《国家地理》的表述研究
蒙汉之间:东、西大期刺姓居民民族身份考察
图像人类学视野下贵州乡村建筑的时间痕迹
遗产“不是东西”——文化遗产的认同和表述
遗产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反思:文化遗产实践三例
谁造方块字,创开文明门?——汉字起源新说
文化遗存与古羌影响——从苏州平江路说开去
民族之间的跨国联系——西南、东盟与华人圈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海峡两岸人类学圆桌对话
跨文化视野下的“表述中国”——王一燕教授访谈录
《凯欧蒂神迹》的文学人类学解读:本文与间性
多元记忆与层累历史——山西介休洪山实地考察
塬上有壁:介休张壁村与黄土文明的人—地育生观
侗族歌谣的实态和传承研究——以“鼓楼大歌”为例
天府成都:“非遗节”与博览园——节日与空间的互动
“地天通”和“绳梯”:中外古代思想资源的当代意义
从阿巴拉契亚到喜马拉雅——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访谈录
专栏主持人语:彝与印第安——诗歌中的文化交融
魂兮归来——读《凯欧蒂神迹——阿库乌雾旅美诗歌选》
族群认同与文化表述——白马藏人服饰的遗产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地方民俗精英的地位与作用
拉纤号子及其文化环境——日本、中国、韩国的考察比较
人类学视野下的帝国遗产——围绕蒙古文化展开的演讲和对话
人类学与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凯利教授与开普兰教授演讲录
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专项学术讨论会
《布登勃洛克家族》,托马斯·曼,德国北部社会阶层:文学人类学的应用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2
中国现阶段提出的微痕考古,是把西方石器微痕分析技术(-use-wearanalysis)和埋藏学中的表面改造痕迹(surfacemodificationmarks)研究融合在一起,新形成的一个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较深、学术意义更强的特色研究领域,其对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论文还使用微痕考古的观念,对中国史前人类人工痕迹现象进行了研究性总结,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行为痕迹可以分为经济生产性痕迹和文化意识性痕迹两大类。经济生产性痕迹指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经济生产时产生的各种痕迹,如制造石器时在石质原料表面产生的各种片疤和使用石器获取肉食资源时在骨骼表面产生的砍砸、切割痕迹等;而文化意识性痕迹是指人类不是出于直接的经济生产性目的,而是在体现思维、意识领域方面特殊行为过程意制造的痕迹。这类痕迹在经过人类初期对自身行为、工具、痕迹现象进行观察和认识,并经过对生存环境、生活阅历的提炼后,逐步萌生出记号、符号、图画、文字及其他艺术品等。按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已知最早的经济生产性痕迹距今约200万年,如安徽繁昌人字洞发现的骨制品等。而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是在距今12万年左右才产生,最早作品是重庆市奉节县兴隆洞遗址出土的在剑齿象门齿化石上出现的刻划图案。中国文化意识性痕迹的发展规律是:该类痕迹最早是通过线条刻划来表现的,其刻划内容主要是植物、动物等自然环境性主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除了刻划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外,新出现了钻孔和磨制类的文化意识性痕迹。新石器时代,在刻划类痕迹基础上衍生出描绘类痕迹。痕迹线条不再是以直线条为主,而是以多种写生性和几何形图案为主,表现主题也演变为以人及与人相关的世界观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刻划记号、符号的基础上,开始萌生最初的汉字初文。中国人类是由最初的简单刻划,开始逐步走向文字文明时代的。中国古人类从线条刻划到创造出文字文明,这个时代大约经过了12万年或更久。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该团队由武仙竹教授领衔,与国内其它同仁一起,通过微痕考古的新方法、新手段,在长江中上游区域考古,尤其是在位处重庆市、湖北省境内的三峡区域考古中,取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关于三峡区域考古的学术着作,并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第四纪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论文。例如近期在《湖北郧西黄龙洞更新世晚期古人类遗址》[2]中,他们利用微痕考古方法,分析了遗址出土石制品的制作、加工与使用痕迹,研究了该遗址的石器特征及其与中国传统石器文化的关系,指出位处我国中、西部的秦巴山区,在距今约10万年期间,生存着与现代人体质特征一样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的石器文化既有中国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也有中国北方石器工业的特征,反映着当时中国境内古人类存在有较普遍的文化交流现象。在《郧西人遗址洞穴发育与埋藏环境的初步观察》[3]中,则从洞穴发育、地层堆积与人类遗迹等微观现象方面,解释了古人类遗址的古环境与埋藏过程。在《湖北官庄坪遗址动物遗骸研究报告》[4]中,根据墓葬中出土动物遗骸的生长特征与人工处理微痕,研究出三峡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有与人类亲密接触、具特殊关系的大熊猫。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显示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生存有大熊猫,为大熊猫演化和生存环境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同时也揭示了三峡古居民有使用大熊猫随葬的现象,并指出这种葬俗目前在世界上还是唯一的。
通过大量的田野考古研究和科学实验,该研究团队除了在微痕考古的学科内涵、特点及其方法论上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与看法,由此对该学科领域的内在规定性及学科理念进行了理论上有益的探索外,同时在微痕考古实践中,无论在技术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譬如,从遗址里发掘出土的骨化石表面痕迹中提取人类行为模式、埋藏学现象和其他动物对骨骼(化石)的利用等研究信息,是世界范围内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只能使用肉眼裸视观察和光学显微观察等技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方法在微痕性质和鉴定标准、微痕数据提取、研究结果交流等方面,均存在有很大限制性。面对这种国际考古界普遍感到困难的技术难题,该团队探索研究出使用三维数字模型和正投影等值线分析技术,对骨化石表面痕迹现象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该方法改变了以前只能对痕迹进行平面、静态观察分析的局限,能够在立体、动态的角度观察痕迹特征,并且能够准确提取需要研究的各种痕迹数据,在研究结果的交流等方面也更加方便、准确。这一技术难关的突破,使微痕考古在研究技术和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该团队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进技术和方法的使用,在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骨化石表面痕迹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5]该项研究确认了白龙洞遗址骨化石表面保存有人工工具制造痕迹、屠宰切割痕迹、动物踩踏痕迹、食肉类和啮齿类动物啃咬痕迹等。其中动物踩踏痕迹,是国内第一次对该类痕迹性质进行确认。它显示当人类猎获的动物骨骼曝露在洞穴地表面时,其他动物也曾经在洞穴内居住或活动过。古人类当时并没有对白龙洞这一天然居址长期占有,从而对认识古人类对白龙洞洞穴居址的利用、古人类行为模式和遗址埋藏过程等提供了可靠证据。而对该遗址屠宰分割性痕迹研究中,则从动物肢梢骨的趾骨部位上,发现人类当时已掌握对捕获动物从肢梢骨进行毛皮剥离的技术。这种技术以前最早发现在法国南部中更新世晚期的Lazaret遗址(距今约40-50万年),而白龙洞遗址的发现,则反映中国古人类在中更新世早期(距今约70万年)已掌握、使用了该门专业技术。中国古人类是在中更新世早期已采用了对动物肉食先剥皮、后食用的行为模式,白龙洞古人类是目前已知在世界上最早告别“茹毛饮血”(食用带毛皮的肉类)生活方式的人类。长江三峡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山川瑰丽,自然环境优越,自古是多种野生动物麇集的地方。根据该地区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是考古学界视为理想的地方。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实验室在该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如在三峡南缘湖南花垣杨二洞考察中(与重庆秀山县交界处),从洞穴里的微观沉积现象中,发现了很多小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小家鼠、褐家鼠两种动物,时代属于更新世晚期。小家鼠、褐家鼠是世界上现存分布最广的鼠类,动物学界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随着人类活动逐步分布到世界各地(与人类伴栖)。现在它们与人类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科学实验动物小白鼠、大白鼠,分别是小家鼠、褐家鼠的人工培育种。但是,这两种动物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源、从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迁徙、迁徙时代及路线如何,因材料较少,学术界此前一直没有进行专门研究。该实验室考古人员以杨二洞的发现材料为基础,结合我国以前发现的所有相关材料,研究总结出小家鼠、褐家鼠[:请记住我站域名/]都是在中国中更新世晚期开始出现,其中小家鼠发源于我国东北,晚更新世开始繁盛起来,向华北和我国南方扩散;而褐家鼠也是在中更新世晚
期出现,但它是发源于长江下游,晚更新世开始繁盛后分别向华北、华南广为扩散。[6]这一利用三峡小哺乳动物材料进行的研究,第一次在学术界公布了现今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种鼠类的发源与演化过程。 重庆师范大学科技微痕考古研究团队,在我国考古学前辈及同仁的帮助、支持下,站在学科前沿,探索使用先进研究技术和方法,在三峡区域动物及旧石器考古中,在微痕考古研究领域内,正不断取得在该学科领域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我们殷切希望,通过不断探索与努力,该研究团队能在这一新兴学术领城中取得更大成绩。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3
关键词：抗战时期；西北科学孝察团；考察进程；成就；多角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81-05
Restudying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Huaishu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y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new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paration， schedul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It also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Xia Nai， the co-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was well-planned and prepared with a good foundation， and it wa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though influenced by the upsurge of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e expedition went smoothly on the whole， owing to the support from all sides.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progress； Achievements； Multi-angle analysis
1944—1945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较多的论述。随着一些新资料的问世，特别是《夏鼐文集》《夏鼐日记》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考察团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就此作更深入的探索。
一 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抗战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 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6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月至9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10月中旬阎文儒从武威前往兰州。11月中旬夏鼐自武威返回，又经青海乐都至西宁，考察塔尔寺、朱家寨遗址；12月初回兰州。12月初，夏鼐、吴良才调查兰州太平沟遗址。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经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进入陕西。1946年1月4日在四川广元遭遇匪劫，丢失部分公私财物和发掘资料，“幸无大损失”，2月24日抵达重庆。2月26日，夏鼐拜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青海考古和遭遇抢劫情形。阎文儒在甘肃考察结束后，应黎锦熙（劭西）之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职（副教授），“因长者之命难违，乃只身留兰”，任教为时数月。1946年春离甘东归，途中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
考察团工作期间，袁翰青、何乐夫、吴良才等提供过很多帮助。袁翰青，化学家，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致力于科普事业，为考察团代管所得标本，并且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何乐夫（士骥）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发掘易县燕下都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参加调查关中地区的古遗址、勘察邯郸响堂山石窟。随高校西迁过程中，他调查张骞墓葬，撰写《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发表于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上。1943年何乐夫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太平沟、西固、西果园以及临洮辛店和寺洼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发掘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墓。吴良才，夏鼐好友吴金鼎的堂弟，热心考古，时在兰州任职于中国银行。由于有了以上三位的协助，使得考察更加顺利，工作成就更为显著。
地理地质组主要考察新疆的地理地质，李承三等曾考察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他们根据考察资料，写出了有关甘肃、新疆、青海的报告，为西北地质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 有关开发西北的设想
向达《西征小记》记载“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2]337。考察团“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2]338 ①。开发西北、建设抗战大后方不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目的，但是考察成果可以为西北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由于受到“开发西北”大环境的影响，考察团成员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问题。
考察团认为，西北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甘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2]356。“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2]372。河西走廊是“秦汉以来由黄河流域到西域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的交光互影，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留下许多痕迹”[6]。敦煌“从汉代起就成为西通西域的咽喉，直到隋唐，在对外交通上、国防上、都是西北的重镇，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它光荣的传统”[5]135。
“怀着满腔的好奇心”，考察团沿途留意西北的风土人情。在兰州，夏鼐“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汽）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7]初到西北的夏鼐，显然对于当地风情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考察人员亲身体验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沙漠戈壁。“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7]181。他们也见证了迷信盛行、种植大烟、妇女缠足、儿童失学、缺衣少食等贫困落后的现象。夏鼐、阎文儒参观敦煌皇极会为亡者超度，感到场景森严。“此家（刘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7]228。
当然，西北不全是荒凉和愚昧落后，还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一面。向达认为抗战时期的西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穷苦。当时武威、张掖物价低廉，米每斤3元，面1元半，肉3元，羊肉2元。民国十六年（1927）地震以后天气变暖，不甚寒冷。武威、张掖“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2]342。酒泉生活较好，“就生活而论，诚避秦之桃源也”。敦煌生活比较苦，猪肉久已无市，黑市每斤20多元，猪油每斤30多元，即便如此也很少见，牛羊肉亦偶尔一见，面粉限价3元一斤，但黑市6元一斤也无处购买[8]。向达观看玉门油田和冶炼厂后认为石油价值很大，“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2]344。
夏鼐到达张掖附近发现，“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7]175，而敦煌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 [6]241。阎文儒认为祁连山“杉柏林立，草木丛生”，“祁连上牧场极佳，惟水较少”，“倘有大量资金，开发林牧，此山之利正不可限”[9]。 阎文儒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发现“两山松柏丛生，杨柳夹道，水从中流，人行其间，颇有置身桃源之感”，“两岸沃土，村坞相接”，“此地风土，极似巴蜀”[10]。敦煌一带“终年不雨”，但有党河水灌溉，有成片的绿洲，盛产瓜果，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敦煌附近盐池较多，盐是敦煌“三不值钱的一种”，但是可以开发利用。“北湖以西，有几十里的硷滩，滩西有许多盐池，池中满是大粒青盐。如果交通发达以后，这些盐尽可运到陕、甘，以至长江中流一带”[5]139。
四 评价和赞誉
裴文中说：
抗战期间，学者聚集兰州，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吴良才及何乐夫诸氏曾屡有发现，何氏更有短文发表，叙述各史前人类遗址及遗物颇详。[11]
裴文中盛赞他们的工作 “所获亦丰，贡献甚大” [11]229。通过一系列考察活动，考察团认为甘肃考古工作的前途很大。西北气候干燥，遗物保存完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去处。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自经瑞典安特生发现后，成为“公认的考古工作的乐土”[6]223。向达全面考察后认定，“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7]126。阎文儒赞叹“以河西之宝库，若能有长时间之调查、发掘，则必有丰富之收获”[9]148。
考察人员中，以夏鼐的考察经历最为完整，成就也较大。他的业绩获得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崇敬之余，赞美有加。1944年9月，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称：
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3]109
向达先生还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3]109。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汉简的报告后，复信鼓励说“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12]。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赞扬说：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12]213
对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是夏鼐的突出贡献，也是学术界评论的热点。夏鼐认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考古工作也就养成了一种买办风气，以博得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道为荣”[13]；这一研究成果，“改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同时也要想纠正当时一般所谓‘学者’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坏风气”，“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上，搬开了一个绊脚石”[4]161。 “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夏鼐》评价说：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5]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属于抗战时期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热潮的组成部分，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的一部分。其中，甘肃、青海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人士提供过很多便利。由于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生活条件恶劣，交通十分困难，况且盗匪时有侵扰，战火纷飞，家国动荡，对考察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前辈学者将考古、考察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与此前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筚路蓝缕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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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考察报告范文4
化石的研究者，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生物科学系的权威古生物学家柯里教授（Philip J. Currie）及其博士研究生邢立达，美国犹他州迪克西州立学院的哈里斯教授（Jerald D. Harris）描述了这批珍贵的标本。
昌都地区的地理位置位于拉萨与成都之间，这是雪域高原的另一个世界，是锁在横断山脉深处的一片净土，孕育着神秘、孕育着恢弘、孕育着古老而独特的高原文明。这里还是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产生和流传的主要地区，“大脚印”则是昌都城外一处有名的神迹。
“大脚印”并非格萨尔王所留
闻名昌都的“大脚印”位于昌都镇国道沿线路边的悬崖上，至少八对“脚印”由上往下而行，脚印最长达1.7米，近观犹如巨人光着脚丫踩在泥泞上而留下的印迹。这处遗迹发现于1999年初，当时工程队正在修建昌都邦达机场至昌都镇公路，修路放炮时“炸”出了这些足迹。
当地民众认为是这一举动惊吓了山神，山神一怒之下远走他乡而留下的“脚印”，也有人认为那是格萨尔王留下的足迹。格萨尔王在藏族的传说里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一生戌马，扬善抑恶，宏扬佛法，传播文化，成为藏族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旷世英雄，名扬四海的《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
此后，当地信徒将“大脚印”奉为神迹，凡经此地，不少信徒都要敬上一条哈达，所以现在“脚印”周围都是人们敬献的哈达。而昌都地区政府为了保护这处古遗迹，也在大脚印周围布置铁围栏，并在脚印上涂抹了保护剂。
此后的数年里，邢立达等人多次考察了此遗迹，经过详尽的野外考察与分析，最终确认这批“大脚印”为早-中侏罗世的恐龙足迹。“蜥脚类恐龙的足迹非常特别，是由较小的前足迹和大型的后足迹组成，”邢立达告诉记者，“而这前后足迹有时候会相当靠近，甚至重叠，这时候就会出现类似人脚的形状，如果上下颠倒来看，就更像了！这也是大脚印被认为是巨人足迹的原因。”
奇妙的昌都恐龙群
目前，经过古生物学家的分析，已经暴露出来的蜥脚类恐龙行迹至少有八对，分为三道，行走方向基本一致。古生物学家将这批足迹归入雷龙足迹（Brontopodus）。雷龙足迹是一类著名的恐龙足迹，全世界目前已发现的蜥脚类恐龙足迹大半都属于此类。
有趣的是，足迹附近还发现了丰富泥裂和波痕。“这表明了昌都大脚印的保存环境，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型蜥脚类恐龙漫步在水畔，在泥泞的地面留下足迹，随后水退去，地面干裂，”哈里斯教授介绍说，“从地质时间上来看，昌都当时正处于海陆交替的阶段，这些大恐龙说不定正漫步在海边呢！”
那么，具体是哪一类蜥脚类恐龙留下了“大脚印”呢？柯里教授告诉我们答案：“这些足迹能提供我们很多造迹者信息，从较宽的行迹来看，很可能是大型的巨龙形类留下这些足迹。”而足迹推断，这些巨龙形类可能长达18米！这几乎等于两辆公交车的长度！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5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一是研究方法上，趋向多学科联合协作。文明史的有些疑难问题，并不是靠考古学本身就能解决的。考古学也有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这就要求其必须借鉴其他学科的长处，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正如汤惠生在考察青藏高原旧石器时所言:“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古老性、人类移居的时间及其过程、文化渊源、文化的适应等问题，不是仅靠考古便可解决的，21世纪以后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结合了地质学、分子生物学、高科技断代、古气候与古环境学等相关学科，从而形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趋势。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旧石器的传统认识，而且也向我们揭示了越来越多有关旧石器时代人类在青藏高藏彝走廊31原移居和生活的信息。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研究的趋势，青藏高原史前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日益突出。”［6］(P．10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跨学科趋势，在最近几年的中国藏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有实例可寻的。如《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200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宿白，1996)、《考古艺术》(柴焕波，2002)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在其代表作《通史》中注重“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将地下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结合起来重构古史，开拓了史学理论与实践的新理路，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构建史前文明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借鉴。［7］(P．10－13)著名考古学家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注重从考古学的角度去考察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背景，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其始建、修葺、扩建、重建等不同的年代及布局演变，最后建立起各地区佛寺的分期序列。正是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其“第一次严肃对待和解决了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称其为“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瑏瑤也正是由于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结合，我们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考古边缘学科，如科技考古学、人类考古学、历史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考古文化学等等。随着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推进，这种跨学科协作的模式将会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得以逐步推广和完善。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任何学科都不能离开现代科学发展的总轨道，而从事某一学科研究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现代科学的素养。这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包括理论、方法，也包括技术手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背景，考古学研究中才会有系统论的应用，有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人口考古学;还有考古埋藏学、地质考古学、生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计量考古学等等新的分支的出现。”［9］(P．12－13)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行考古研究，可以在同样的资料中提取更多的更为精确的历史信息，可以促使考古学研究向更宽广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发展。现在，电子全站仪、差分卫星定位系统、三维激光扫描仪、数字摄影测量、航空遥感、卫星遥感等技术综合运用，完全能够满足田野考古工作中提取各种信息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我国考古学工作者近些年利用GPS、GIS、卫星与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琼结吐蕃王陵数目及其各自的方位关系，并绘制了陵区分布图。［10］李涛等人则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1927年版的“雪冈”、1936年版的“新雪冈”和1949年版的“雪阿”三个品种的藏铜币做了表面成分分析研究，确定了其不同年代的材质及含量。［11］随着科学研究和发掘工作的开展，将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现代科技手段。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一是构建完整系统的史前文化谱系。“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学家所做的第一步功夫。他们的第二步功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瑏瑩藏区文物考古经过60年的发展，在文物调查、遗址发掘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这也就是上面讲的“第一步功夫”。而“第二步功夫”，就是将藏族史前文明中这些琐碎的资料和事实连缀起来，加强分析和综合研究。综观60年藏区文物考古历程，主要是倾向于积累资料，而少于综合性研究。目前，反映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综合性著作还很缺乏，侯石柱的《考古大纲》(1991)、霍巍的《墓葬制度史》(1995)、宿白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1996)可以算作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但构建较为清晰的考古文明史依然有一定难度。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要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做好文献本身的辨伪存真与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互对应工作，解决关于史前文明的一些关键问题，逐步解开史前文明之谜，构建系统完整的史前史。将考古资料上升到理论高度，还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努力。
二是探索和建设藏区文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理论方法的建设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考古学已近百年，正在逐步经历着成熟之后的变革性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比较重视田野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藏彝走廊33法，包括地层学、标型学、年代学等理论问题。这主要是由当时热烈的田野考古工作所决定的。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展开和深入，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更加活跃起来，注意力由田野考古理论开始转移到整个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和框架。对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在考古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考古的具体理论与方法，将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考古学者的神圣使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富有特色的，自然环境也是富有特色的。在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边疆民族地区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加强理论方法的建设，也必然要考虑其特殊性。藏区文物考古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就是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特点的文物考古理论与方法。
三是加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与规划。综观60年的发展历程，藏区文物考古取得了一大批文物实物资料，发现和发掘了一些重要遗存遗迹。与此同时，这也给藏区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考古遗迹的保护保存，是为主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童恩正教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加强地面、地下文物的保护，加强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规划。”瑐瑠但是，这项工作长期以来一直进展缓慢。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瑐瑡这次发掘，直接为卡若遗址的保护规划提供了借鉴，同时也给其他文物遗迹的保护工作积累了经验。在今后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加强文物遗迹的保护与规划将是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做好规划，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另一方面是要加大资金的投入，确保资金运用到文物考古遗迹的保护工作中。
遗迹考察报告范文6
自1934年秋开始，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先生，曾以平汉铁路为中心，先后三次踏查河北省西部的古建筑。其中第一次踏查自1934年九月下旬出发，先至定兴县，调查城内元大德十年所建的慈云阁；次赴县西二十五里同里镇，测绘调查石柱村北齐标异乡义慈石柱，再由同里往易县，经过燕故都北部，于易县逗留近半月，先调查测绘城内开元寺，及西关外千佛塔、圣塔院塔，次赴县西兴隆庄测绘清西陵及附近的净觉寺、双塔庵诸塔。归途自易县至涞水，调查测绘城内大明寺，及城外西冈塔，水北村唐石塔等。其间曾赴涞水西北石龟山遵化寺及釜山灵泉寺二处考察，并于灵泉寺发见金大定=十二年祖公禅师寿塔，最后由涞水往涿县，调查城外普寿寺，和城内智度、云居二寺砖塔，返回到北平，往返共计二十余日。第二次考察则始自次年1935年的五月三日，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先后考察保定、安平、定县、曲阳、正定等地古建筑遗构数十处，行程约计月余。第三次考察是在1936年的十月，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先后调查、测绘了涿州、新城、行唐、邢台、大名、磁县等地二十余处建筑遗构。在上述三次古建筑考察之后，刘敦桢先生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曾发表有《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河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定兴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等著名论文。
多年后，正是凭借着这些田野考察工作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所取得的基本认识，莫宗江先生于1979年写下了《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在通过个案分析提高对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理念的认识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杰出的研究范例；而陈明达先生在专力研究《营造法式》之余，又触类旁通，对巩县石窟寺、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等北朝晚期的石窟艺术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所著《北朝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在阐释北魏至隋唐的艺术风格演变及其原因方面，取得了很重大的学术成果。
2006年11月初，为纪念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刘敦桢先生的110周年华诞，建筑文化考察组进行了以刘敦桢先生主持中国营造学社河北古建筑调查路线(1934～1935)为主要线索的历史建筑遗存考察，其简略调查报告已于《建筑创作》2006年第12期刊载。因前次行程计划调查范围以河北正定、保定、定州、定兴等地为主，故考察期间有诸多重要史迹只能略过，未及踏访。
近期为配合建筑文化考察组编辑整理《莫宗江存稿(一)》之工作，本组主要成员于2007年1月27日――29日又以涞源阁院寺为重点，连续考察河北涞水、易县、涞源、邢台、涉县等地的历史建筑遗存，此行或可补充去岁行程之不足。参加此次考察的本组成员有金磊、刘志雄、李沉、陈鹤、殷力欣、温玉清等六人，往返行程近千余公里，先后踏勘历史文化遗存十余处，重点考察的历史建筑遗存计有： 涞水城隍庙大殿、西冈塔、三义庙大殿、镇江塔；
易县：龙兴观遗址及道德经幢、圣塔院荆轲塔；
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天王殿、藏经阁，
涉县：娲皇宫、艾叶石窟等。
本组以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代的调查为线索，前次所踏访的诸多历史建筑遗存保护状况相对较好，虽亦有建筑本体毁失的情况，但终有遗踪可觅，而遗迹也无存者尚不多见：而此番考察所经涞水、易县、涞源、邢台诸县，当年营造学社所调查测绘的大量史迹，本体毁圮无存者甚多，而连遗址亦无从寻访者，十之八九也。个中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须说明的是，本组先后两次进行河北省内历史建筑遗存考察，多以当年中国营造学社之调查路线为参照，追随营造学社田野调查之行迹。行程中并意在初步探索历史文化遗存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此行诸县与前次踏查相比，更为闭塞偏僻，原本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却多由于历史原因及当下经济状况不佳，基层文物保护非常薄弱，其保护状况堪忧，鉴于此，呼吁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和重视。
以下即为本次调查之行程简述及考察报告纪略：
北京――涞水――易县――涞源
2007年1月27日(第一日)，时已近正午，沿京石高速公路南进，过高碑店，转道至涞水方向。先于道旁小馆匆匆用过午餐，继续赶路。约下午一时，抵达涞水县城。因昨日事先与涞水文物保管所接洽联络，蒙其所长及同仁热情指引，故省去诸多道途中的不便。县城规模不大，转过城中几条破落曲折的窄巷，始见位于城东北一隅地势高拔之处的涞水城隍庙。
1．城隍庙大殿
大殿面阔、进深均为三间，悬山灰瓦顶。殿之前檐出卷棚抱厦三楹，故觉此殿进深颇大；因大殿山墙及四围槛墙多已倾圮，愈显其梁架之高峻。大殿山面搏风版下缘于诸桁端部施长版状悬鱼(惹草)一列，以封护桁之端部亦兼作装饰，形制尚有古意。粗略观其内部梁架结构，殆为明清时期之遗构，加之其梁枋多为草架，未经细致加工，应为民间匠师做法之体现。涞水城隍庙大殿后设有屋舍三楹，与大殿相隔甚近而体量却远逊于大殿，其硬山砖墙及满布灰瓦多与当地普通民居无异，但细观其正脊、墀头等部遗存之装饰，颇为精细地道，似为城隍庙之寝殿。另外，城隍庙大殿西侧尚存所谓吕祖殿三间，已破败不堪，几近废圮。涞水城隍庙大殿虽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存现状却甚为不佳一则建筑本体岌岌可危，残损严重，二则因当地文物部门无力从事保护及修复工作，而地方民众却在积极多方募集资金，自愿组织整修，甚至成为其保护之主导。诸如此类文物保护的失察而民众“好心办坏事”之事例，于国内当下的文物保护领域较为多见。
调查城隍庙事毕，由涞水文保所同仁引路，驱车绕过县城闹市，遂转至涞水旧城之外西北约三里许的西冈塔。停车四望，郊野静寂空旷，孤塔寒林，愈显古拙苍凉。
2、西冈塔
平面为八角形，为十三层密檐楼阁式砖塔，通高约近四十米余。八角形砖砌塔基端庄峻拔，台基上为仿木构建筑的首层以及上施密檐十一层。此塔建造之确切年代已从考证，其形制特征亦多见于辽金时期同类砖石密檐塔中，殆为辽金遗构无疑。
西冈塔之密檐顶部收进甚多，与其它辽金密檐塔相较，形制较为特别密檐顶部之十二至十三层间距较大，亦为正向四面辟有券门，八隅各施圆柱，下置覆盆式柱础。柱上承托普拍枋及斗拱，除补间铺作外，余皆与第一层同，惟其材分略小而已。十三层檐之顶部为八角形攒尖，其上设有塔刹，惜大部己毁，仅遗存八角形基座残部。此外，西冈塔现存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日军炮击所遗留巨大弹洞多处，是否已经危及塔之结构安全，殊未可知？本组建议将来进行此塔修缮工程之时，应对此详细计算评估，尽量保
留这些遗迹以警示后人。
调查西冈塔毕，未及停歇，即刻驱车十余公里，至涞水县城西北之娄村乡水东村西，在已干涸的清水河东岸之黄土冈阜上，始得见镇江塔。
3、镇江塔
亦称水东塔，平面呈正方形，约计三米见方，通高十四米余，为七层密檐式砖塔。塔之首层南向辟券门，券脸门楣以汉白玉雕刻而成，其上减地浮雕蔓草花纹，内镌刻楷书“南无十方诸佛，南无万万尊菩萨，南元西方极乐世界”等佛教偈语。券内置青页岩石槛框，右框上阴刻“万历二十三年重修”等题记。据说塔内曾设佛龛，惜今之佛像已无存。塔身七层密檐以砖砌叠涩托出，砖角向外交错砌筑形似莲瓣，多与明清砖石建筑中常见之“菱角牙子”形制相类。塔刹施以八角形刹座，上托双层莲瓣及葫芦形刹尖。镇江塔始建年代不详，据民国初年傅增湘、周兆庠二先生所著《涞易游记》，考证其为唐塔，不知当时其说依据何在？初览此塔与西冈塔等辽金诸塔形制迥异，觉其形制古朴，多与现存唐代诸塔风格相近，但细观其拱券、叠涩样式及铭文等部，似多为明清以来之常见手法，大致推见唐塔之论不足为证。较为合理的解释或可此塔始建于唐，因塔之规模不大，加之地处偏僻，虽经后代重修改建甚多，但其间却有较多遗存早期佛塔风格之可能。
镇江塔在刘敦桢先生所著《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一文中并未提及，而应与此塔相毗邻，刘公在同一文中进行详细调查记录的水北村唐石塔，今却杳然无存，仅刘公叙述文字及照片数帧犹在“塔东向，方形单檐，从台基至覆钵，约高2m余。台基系以整块巨石雕制，虽年久剥蚀，仍可辨出原来形状，系叠涩三层……其上忍冬草雕饰及覆钵形状，悉与云冈石窟所示式样符合。覆钵中央有圆穴一处，当然足装置刹杆或宝珠而设的。就式样言，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房山县石经山上的单层石塔和此塔完全一致。可惜后者建造年代无确实纪录，在建筑史上，似不及此塔出处翔实足供参考，甚望当地人士予以周到的保护。”
镇江塔西水西村内有三义庙，现仅存正殿三楹，单檐庑殿，前檐出卷棚抱厦多与涞水城隍庙大殿类似，檐下未施斗拱，观其梁架结构及残存部分彩画，应为明、清所构。
涞水境内尚有庆化寺花塔、皇甫寺塔、金山寺舍利塔等辽金遗构，因行程紧凑，山区道路不便之故，未及踏查寻访。
离三义庙大殿，遂与涞水文保所同仁道别。继续驱车西行约半时许，驶进冀西山区，入易县境不久，即转至易县县城内。与去岁年末本组踏访调查的古城正定一样，中国营造学社造访易县以降，在诸多中国建筑史研究著述中，易县亦是声名显赫的著名之地，不可小觑。但与正定积淀深厚的历史建筑遗存相较，当年营造学社调查测绘的诸如易县开元寺三殿(观音殿、毗卢殿、药师殿)、泰宁寺舍利塔、白塔院千佛塔等辽金遗构，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灰飞烟灭，踪迹皆无，至为惋惜!今之易县境内燕下都遗址、清西陵、唐龙兴观道德经幢、圣塔院荆轲塔、双塔庵东西双塔等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或可窥其渊薮。
纵然先前已知易县之开元寺、千佛塔、泰宁寺塔等诸多遗构皆已不存世，但本组仍以刘敦桢先生《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所载照片与叙述文字为线索，按图索骥，甚至还多少抱有一丝幻想，哪怕是侥幸能够寻着遗址或是残存的支砖片瓦，也算不枉来易县一遭。费尽周折，多方打探寻访，终也不得要领，可谓遗踪难觅，只好作罢。无奈之余，穿过易县城内数条崎岖不平的狭巷，于城南一片荒芜菜园之内，先行踏查龙兴观道德经幢。此幢俗呼“八棱碑”，又名“唐玄宗注道德经幢”，位于易县城内龙兴观遗址内。
龙兴观自唐以降，屡有兴废，后于清末民初废弃，现仅存遗址内碑刻数通及道德经幢。此幢唐开元二十六年建，通高约6m，分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除幢顶为青石外，其余皆为汉白玉雕制而成。幢座为石雕仰莲，径约一米余，莲座下方形平台似为近世以毛石砌筑。幢身由两整块汉白玉雕刻墩接而成，高约4m余，平面为八角形。幢身自东面由左向右镌刻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记”(总计十八字，分占三面，每面两行，共六行，行三字)。幢身其余五面镌刻有开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玄宗皇帝颁发崇尚《道德经》之敕文，计二百零五字。经幢各面依次镌刻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幢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奉敕建”。据史籍载，此幢原本不是龙兴观旧物，先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立于易县城西开元观(现已不存)，后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迁于现址。有唐一代，李姓为国姓与老子同，遂尊其为始祖，至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崇奉道教达及鼎盛。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亲注老子道德经，颁行全国，并命各州县营造经幢镌刻道德供人诵读，以示彰显。推测易县今存之道德经幢应为当时之遗构。今存此幢亦是校译《道德经》的重要史料，为历代为金石、书法、宗教诸界所推崇，其幢身底部多有历代名士题记。经幢镌刻五千言，字体刚劲飘逸，圆转流美，自是体现唐代书风的上乘之作，传为唐代书家苏灵芝所书。虽然此幢并无记载苏氏名款。但比较之以易县现存苏氏所书《易州铁象颂》、《梦真容碑》以及存于保定古莲池的《田琬德政碑》之书法来研究，此幢书法与苏灵芝手笔相类之处甚多。
易县今存道德经幢系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惟近岁文物部门对经幢实施加固工程，建方亭覆盖经幢加以保护，亭之设计建造粗糙简陋，尺度逼仄失宜，甚为影响幢之观瞻。
粗略记录道德经幢形制及主要题记毕，蒙田间劳作的当地老者指引，前往踏查龙兴观之遗迹。步行至经幢北侧一丘冈之上，此地即为龙兴观遗存之旧迹。四望皆为早已收获过的菜地，荒草凄凄，寂静无声，一株古柏，数通古碑，矗于斜阳之中，意境更见苍凉。简要记录遗址内碑文概略，多为元明以来重修龙兴观之记载，其间有一通元代至元年间的图碑，清晰镌刻当时龙兴观之格局及规模，甚为珍贵。
调查龙兴观遗迹及道德经幢毕，未及稍事休整，遂即驱车出县城西关外，行过约五里许，前往荆轲山踏查圣塔院之“荆轲塔”。苍茫四合的暮景之中，过风萧萧兮之易水。停车远眺，南望燕下都武阳台、望景台、九女台故基，与连绵的群山相映，若断若离，时隐时现。故垒西边，残阳如血，联想起悲壮的荆轲故事，时而清澈，时而恍惚。有诗仙李太白吟咏燕都遗迹之诗云：“谁知数尺台，中有万古情，区区后世人，尤爱黄金台。”
暮色渐浓，车已转至山间，沿蜿蜒山径缓慢前行。不远之处的冈阜上面，以深色远山为底景，忽见形制古拙苍劲的塔影不期而然地闪过，掩映在远山空谷之间，真是美丽至极。这些都成为疲倦行旅中惊鸿一瞥样的欣
喜与愉快，至今令人追忆不已。
荆轲山又名血山，据传为荆轲故里。上岗上有圣塔院砖塔一基，又名荆轲塔，八角十三层，其主要形制及细部特征与先前调查所见涞水之西冈塔甚为相近，又因易县涞水两地相距不远，此二塔应当属于同一地域及年代系统，故在此不再赘述其详。由塔身整饬划一的密檐叠涩及城堞状踏道护栏，或可知此塔应于近岁进行过整修。尚须指明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刘敦桢先生于此调查时，认为此塔之平坐下施青石间柱一列，其位置亦与平坐拱斗棋并不一致，以致失去木构建筑原本的意义，而因间柱之间的雕饰也多为涞易其余诸塔所未有，以其雕刻手法推测此塔至少在明万历六年重修一役改建甚多。然今日所见，塔基平坐以下部分有近岁维修时遗留的明显痕迹，大刘公当年曾经提及的相关问题却已杳无踪迹，是否明万历重修时添补的雕饰皆踪影全无？是否近岁维修以砖制素面壹门式样替换，殊未可知？
此外，塔前今存清康熙碑及残幢，而当年刘敦桢先生考证荆轲塔之建造年代的《大辽重修易州圣塔记》碑亦不见踪迹，至为可惜。刘敦桢先生在其《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考证荆轲塔建造年代的一段文字，或可窥见大刘公严谨缜密学风之一斑。先生于细微之处入手，逐丝剥茧，条分屡析，层层递进，缜密谨严，至今读来，如沐春风，令人感佩：“此塔年代据式样推测，似建于辽末？但塔前《大辽重修易州圣塔记》末行，题‘宋干道二年岁在癸未五月己卯朔二十四日建施主刘楷’二十余字，极不可解。案宋孝宗干道二年(公元1166年)五月朔为丙戌癸卯，与碑中干支不合，且其时河北久为金有，辽人西遁，宋止朔亦不及此，显与事实乖谬。缪艺风《金石记》谓辽天祚帝干统三年(公元1103年，宋徽宗崇宁二年)五月朔，恰为癸未己卯，疑碑中干道为干统之误‘宋’字乃后人所加，其说比较可信，然二年亦应改为三年，始能完全符合。此外同县开元寺观音殿内，藏有辽道宗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刘楷等所造兴国寺经幢一通，先于干统三年约二十余载，也许与施建此塔的刘楷同为一人，殊未可知？果尔，可为此塔建于辽末之又一证见。”
因转道至荆轲塔之山道颇费周折，待折返易县城内之时，不觉间已是暮色苍茫，满城灯火矣。行程甚紧，不容停留，又加之山区行车不便，诸如燕下都遗迹、双塔庵东、西双塔等史迹，均不及取道造访，甚为遗憾。
是夜十时许抵达冀西小城涞源。半日行程颇感紧张和倦意。
涞源――唐县――满城――邢台――邯郸
2007年1月28日(第二日)，晨五时即起，窗外北风萧萧，关外山城自是寒气袭人。悉数准备今日调查阁院寺文殊殿之所需资料。就早餐毕，收拾行李启程。因昨夜宿处仅距阁院寺一箭之遥，展七时未到，即已驱车至阁院寺山门前。见寺门未开，高声唤醒看门人，大致说明来意，承蒙涞源县文保所诸位同仁热情接待，遂顺利进入寺内进行调查与摄影。
须说明的是，涞源阁院寺文殊殿是由冯秉其、申天两位先生撰写《新发现的辽代建筑――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最初予以介绍的，此文发表于1960年《文物》第8、9期。大约三十年前的1979年，著名建筑史家、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先生曾偕研究生对阁院寺文殊殿进行过详细的测绘和调查，其后发表有《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影响甚大，应是迄今为止对此座辽代遗构最为细致深入的研究。而此行踏查涞源阁院寺之主要缘由即与此相关。因近期本组正在编辑《莫宗江存稿(一)》，此行涞源的主要工作也即为书中《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补拍相关照片作为插图。其间计划还与当地文物部门沟通，便于展开后续研究工作。今日行程安排甚紧，计划只有半天时间。所幸本组携有莫公论文可于文殊殿内随时参阅，指教迷津。而本文关于阁院寺文殊殿之内容，则从莫公论文中获益颇多，亦可视之为本组重温和学习莫公《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的读书报告。以下即为涞源阁院寺文殊殿现场踏查记略：
涞源阁院寺又称为西大寺，历来为涞源八景之一。寺内除辽代遗构文殊殿外，所存其它建筑如山门天王殿、藏经阁等已经明、清重修及后来改建，其旧有格局已不完整。
文殊殿之平面近于正方形，面阔三间，进深六椽三间，殿内只用两根内柱。正面三间为是棂花格子门窗，背面心间安装双扇版门，其余各间均封护砖墙。据言殿内原设大型塑壁。塑壁前的佛座之上为骑狮文殊大像，两侧为胁侍像。佛座左右设有护法神将。此外，东西山墙内侧各筑佛座，上列罗汉像。惜殿内塑像和塑壁连同佛座，均已毁失无存，空余一座空荡荡的大殿。
文殊殿心间所施两付梁架为六架椽，采用“四椽对乳，用三柱”的构架形式。仅凭两根内柱伸至平梁下大斗底端，交接关系简单明了。关于阁院寺文殊殿梁架之特点，莫宗江先生曾在其《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分析道“这个梁架很特殊的是几道主要的梁，都是梁的断面宽到3：2以上，看起来就像是金、元建筑那种类似原木的断面，这是在所有现存的辽代实例中没有前例的。并且在平梁、三椽和乳、搭牵的下面又都更加了一道足材的衬梁，这几道梁用料的断面就更远远大于所有辽代的实例。更不可理解的是，在横断面上可以看到上述的这些梁的高度仍是按照辽代常见的比例制作的，可见工匠是熟悉当时梁常用的比例和做法的，但梁本身断面的宽度已远大于当时的比例，为什么还要再加衬梁？遗憾的是我们测绘时没有检查过这些梁的木料，不知是否由于这些梁所用的是强度不够的木材，才会尽量加大梁的厚度，又下面再加一道衬梁：在这个报告中就只能存疑了。”
在现存辽代遗构实例中，阁院寺文殊殿与本组去年所踏查的新城开善寺大殿两例为进深六架椽，也均为“四椽对乳”的构架。惟文殊殿之内柱直抵平梁下坐斗底，三椽和与之所对搭牵的梁尾可直接与柱相交接；以此两个非常相似的辽代木构梁架实例比较，文殊殿诸梁高度及做法基本上与开善寺大殿一致，而新城开善寺大殿诸梁之断面比例均在辽代常用2：1至3：2之间，未施缴背或衬梁。类似阁院寺文殊殿平面近于方形的三开间殿宇，多为歇山九脊殿式。其两梢间之中，各施一副平梁及屋架以承托加出歇山部分的结构，应为此类殿宇之最常见结构。惟此殿之特殊之处是于两山丁之上，搭牵之下施一道足材衬梁，颇似由三道梁叠成的井干式之木墙。此种做法于其他辽宋实例中并不多见，因为承托歇山部分平梁屋架和出际部分的重量，只用乳搭牵也可胜任。而文殊殿两山面之丁后尾架于四椽正中，上述梁架做法实则增加了四椽的荷载负担，略显出此殿之梁架结构较其他辽代实例粗拙笨重。
阁院寺文殊殿虽为三开间殿宇，但其间架尺寸比常见之五开间大殿还大，实则为大型殿阁的尺度，其用材
大小为26cm×17cm，与辽代木构实例大同善化寺大殿及应县木塔用材相当，或可相当于宋《营造法式》中二等材之标准。且其棋高14cm，约为材高的8／15，在辽代木构实例中堪称比例最大。此殿内补间铺作采用出四跳华棋直托至下平棋，斗棋总高竟达到下檐柱高之6／10，更显出斗棋在此座结构中的突出位置。
关于此殿斗棋之形制特征，莫宗江先生《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从略。惟可值得注意之处有三：
其一，此殿柱头铺作于前檐、后檐、山面三种外跳均可归纳为“五铺作，两卷头、偷心造”：里跳则各随结构需要，随宜加减；鉴于各间补间铺作里跳出四跳至下平棋下，因而所有斗棋里跳第二跳上加出横棋和素枋，四面联成周匝之“铺作层”，可视为早期木构纵架结构之遗存。
其二，此殿各间均施补间铺作一朵，以柱头枋开始出跳，其下棋眼壁部位施以驼峰、蜀柱及以较小大斗承托柱头枋挑出之华棋。补间铺作于外檐出两跳，上托替木承撩檐棋：于第一跳上施有装饰性的翼形拱，里跳连出四跳华拱直至下平棋襻间之下；其在第一跳上施翼形棋，第二跳上又加出瓜子棋和素方，整组做法几乎与应县木塔第五层内槽的补间铺作完全相同。上述补间的组合形式尚未发展至由阑额、普拍枋等组成完整的补间铺作，应为较早的形式。
其三，此殿转角铺作上又加出与角华棋正相交的“抹角棋”的做法，在今之所存辽代木构的诸多实例中，仅余蓟县独乐寺山门外檐做法与之相类，其余皆为从坐斗即施抹角两跳斜拱，已是发展至辽代后期更完整的对称形式。在唐代大量壁画直到晚唐的建筑遗构中，尚未有抹角棋之例证，弥可宝贵。
阁院寺文殊殿与独乐寺山门之转角铺作，均为第一跳华棋上施以横拱以承托上面的抹角棋，即将原是偷心造的做法发展成为计心造，变成每一跳上均出横拱。而文殊殿补间和柱头铺作第一跳上所出现的装饰性翼形棋，推测应为协调转角铺作所出计心横棋所增加的装饰？然独乐寺山门之柱头和补问铺作却均作偷心造，由此或可窥见斗棋从偷心造逐渐发展成计心造的之发生演变过程；再者，无论其他辽代木构实例，抑或从初唐到五代皆无斗棋用计心造的例证，而终至十世纪初宋《营造法式》中出现以“计心重棋造”补间铺作为全部斗棋制度的基础，并由此一直贯穿至明清官式建筑。综上所述，阁院寺文殊殿之斗棋愈显其在划时代演变发展过程中的珍贵价值。
此外，阁院寺文殊殿之门窗装修、彩画、瓦饰、壁画诸方面尚有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暂时从略。幸有莫宗江先生所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其研究缜密，论述甚详，可供各方参阅。而其中关于阁院寺文殊殿之建造年代，尤显功力，甚为精彩。我辈虽寒窗苦读，至今不敢有一日之荒废，仍感望尘莫及。
按计划调查文殊殿约计半日，不觉已时近正午。原计划今日下午还将奔赴冀南邢台、邯郸、涉县等地踏查，虽有涞源文保所诸位同仁热情挽留，但也不便久留，只好告辞。太行山东缘之崇山峻岭间的道路，颇不顺畅，因此决定转道保定重返京石高速。
自涞源道经唐县、顺平、满城诸县至保定途中，仍约有近150余公里的崎岖山路。出插箭岭、金山口长城，过走马驿，渡拒马河、唐河，越倒马关，极目之间雄关漫道或因今岁冬暖，悬崖百丈寒冰犹在，脚下却是山涧溪水清泠，寒林萧瑟而不失平远气象，如置身李成画境。时近正午，峰回路转，河面宽阔、波光粼粼，层峦叠嶂，又似王孟希“千里江山图”之绚烂瑰丽。
时近黄昏，始至邢台。与昨日于易县城内之心态相似，虽知营造学社调查测绘邢台城内的诸多史迹，均已无存，但本组仍以刘敦桢先生《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中的调查线路为参照，总是设想哪怕能够寻得一丝一毫的遗迹也好罢。偌大邢台城内，刘公文中详细记载的开元寺何在？净土寺何在？天宁寺何在？天宁寺塔院墓塔群何在？诸多形制各异的唐宋塔幢何在?总是事与愿违，眼见天色愈渐晦暗，心情也愈渐焦灼沉重；风沙骤起，更费周折，却无人回应。今日市井的熙攘抹去了历史，一切似都不关乎归家人群漠然的行色匆匆7
或许史迹无存并不可怕，惟有文化湮灭时遗下苍凉孤独的背影却真正让人万念俱灰，刘敦桢先生七十余年前对于邢台史迹调查后所留文字记述实为非常珍贵的资料，当为后世之人所鉴。
踏寻邢台城内史迹无果而终，已在灯火阑珊之时。虽因事先调整计划明晨再赴涉县，但也不容休憩，连夜兼程，直奔邯郸而去。
是夜九时许，抵邯郸城内。
整日行程约计600余公里，其间且多有坎坷山路崎岖。一日之内，感受却也纷繁变幻，多有欲说还休之感。有阁院寺文殊殿前获益良多的如沐春风，有领略太行山间冬日风光之愉悦，亦有邢台城下风沙弥漫之沉重与晦涩……
邯郸――涉县――北京
2007年1月29日(第三日)，按昨日所订行程计划，今晨六时起，未及早餐，即离邯启程。
出城之时，晨光微曦，街灯摇曳，一路西行直奔涉县。
约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抵涉县城内。遂与涉县文保所接洽，蒙郭禄堂先生引路，逐一踏查娲皇宫古建筑及其附近的北齐石窟、刻经等史迹。 娲皇宫，俗呼“奶奶顶”，位于涉县西北约十公里中皇山绝壁之上，座东向西，概分其为上，下两部。山上为娲皇宫之主体建筑依山就势而建的娲皇阁，两侧置梳妆、迎爽二楼，另有钟、鼓二楼南北相峙，其余山门、牌坊等亦依山势布置，皆为明清遗构。娲皇阁三层俱系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俗称“三阁楼”，旧志所载“倚岩凿险、结构凌虚、金碧灿然，望若霞蔚”。阁之通高约二十余米，歇山顶，布绿色琉璃瓦并剪边。其基为石券，前设檐廊，外砌石制勾阑。一层日清虚，二层日造化，三层日补天，檐下斗棋为七踩三昂、三踩单昂、五踩双昂等，并无殊异之处。此座歇山三层大阁，背依断崖，面临深涧，颇为壮观，与女娲传说关联，更平添几多仙山楼阁之意境。
“三阁楼”之西一箭之地，有北齐刻经和两个造像窟室，皆依崖壁雕凿。窟室外侧有仿木门廊痕迹，与响堂山诸窟相类。此门廊虽残损难辨，但后世所加砖墙门窗，颇似宋代做法，其斗棋、直棂窗等，似可与《营造法式》参照，亦弥足珍贵。
离开娲皇宫，仍有郭先生引路，经一小时山路的颠簸，始见为杂草、荆棘、树木所掩盖着的艾叶石窟。此窟恰为郭先生作文物普查时的发现，对此潜心研究多年，兹抄录其调查记如下：
“艾叶蛟石窟位于涉县城西北23，5km的偏城镇艾叶蛟村东南约1000m的海拨567m的象山山腰……始凿于北齐，座东面西，占地面积为5，64m。窟平面基本呈方形，宽2，30m，深2，45m三面凿坛。正面坛上原有造像五尊，均为圆雕，仅存像座。窟内北壁雕一佛
二弟子，本尊坐佛高1，34m，头残，桃形头光，头光下有举身背光，身著袈裟左手放置于左膝上，已残，原似施与愿印；右手上举，已残，原似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圆形束腰座上。二弟子分立左右，头均残，桃形头光，身披袈裟，双手托莲置于胸前，双足赤立于覆盆形台座上。”
依笔者管见，窟内虽各像均已残破，但其艺术风格却属典型的北齐样式：本尊像肩略宽，衣纹简洁、刀法洗练：弟子像则是瓶形身躯，虽身体比例略嫌短粗，但自有一种沉稳的韵味。很值得注意的是：此窟门外侧残存有带栌斗的门柱痕迹。
按史料记载，自北魏末年起，高欢在晋阳专权(公元532年)，两年后即拥立元善见为东魏帝，迁都邺城，十六年后，高洋废东魏帝建立北齐王朝(公元550年)，再二十七年，北齐为北周所灭(公元577年)。故从时间看，虽跨越三朝，从山西太原到河南安阳一带，包括河北磁县响堂山和今之涉县，均为高欢、高洋的势力范围，其政治影响也波及宗教及其相关的艺术样式、风格。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实为皇家经营(响堂山石窟干脆就是北齐帝陵)，十分重视外观形制的华贵气派，故以崖壁岩石雕凿模拟木结构建筑，形成有硕大斗棋的门廊，是此两处石窟群的特色。涉县诸北齐窟龛，地处两地之间，虽属民间经营，风气所及，也十分重视大门外观的建筑配置。不过，艾叶岐石窟门柱从位置、比例上看，均无法形成南响堂山第7窟那样的三间门廊，仅仅流于装饰而已。自然，与天龙山、南北响堂山诸窟相比，这自是缺乏那种皇家经营的华贵气度，但其显著的民间风格，似乎更能说明北齐一代一反北魏程式，重新回归两汉厚重风格的做法已然深入人心。
除娲皇宫崖壁之北齐刻经造像及石窟、艾叶岐石窟外，据涉县文保所郭禄堂先生介绍，尚有林旺石窟可确认为北齐，另有堂沟石窟属隋唐时期。惜行程仓促，只好割爱。
治中国古代雕塑史者大都知道，在北朝石窟造像遗存中，以北齐时代(公元550－577年)最为少见，而这短短的二十七年间，却恰恰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北魏佛教艺术风格向隋唐写实风格转变的关键时刻。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