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1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著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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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著《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世纪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离岸金融 超主权货币
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相当多国家发行本国货币并要求在本国境内的经济交易使用本币支付，外国货币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在本国才具有购买力。例外的是，实行美元化或欧元化等的国家，本国不再发行货币，允许美元或欧元在该国境内使用。另外，也有一些中小国家，允许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当人民币发挥诸如美元、欧元的作用，被其它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跨国交易的支付结算以及官方储备时，人民币才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现钞、非现钞形式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在境外流通并被非居民持有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人民币从境内持有使用到被非居民持有使用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通常，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中使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纳入其它国家官方储备范围。当人民币完成这三个层次的国际化后，人民币即成为国际货币。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货币国际化一般是从本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借贷和国际投资等跨境交易使用本国货币，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是被其它国家普遍用于官方储备，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对有关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
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
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
分析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
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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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泽民等：《货币银行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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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2005年第8期。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3
关键词：价格单一化；价值标准；汇率；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54－05
一、引言
从国家领土的统一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不断融合；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到货币金融一体化，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着货币一体化这条主线发展的。从货币统一的历史来看，许多学者都在探索货币一体化问题。货币统一实质上是价格单一化问题。价格单一化是人类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的理想目标，从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从一般等价物到金银价值标准，从商品货币一金银到信用纸币一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以及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不断演变发展。在经济交往中，人类不断地筛选出最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价格单一化的趋势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从国际金本位制度建立以来，人类对价格单一化的探索实践从未停止。从金本位制度到布雷顿森林制度，再到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制度不断向前演变发展的过程中，价格单一化经历了由静态向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演变。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的交往，世界贸易与金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黄金不再充当世界价值标准，美元成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元本位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汇率波动幅度越来越大、贸易失衡加剧。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殃及世界经济。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国际社会要求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改变美元一枝独大的现象，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已成为一股新潮流。这是因为，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碍于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公平竞争，并经常受到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本文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历史视角，探索人类选择汇率制度、统一货币的终极目的，即实现商品和劳务价格单一化的理论渊源及其趋势。
二、价格单一化理论综述
中世纪以来，学者对汇率问题已有了大量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汇率决定于铸币平价；二是汇率变动决定于货币供求。马林斯(1620)提出了汇率的“货币供应论”，指出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货币的价格。他主张实行外汇管制，以实现汇率的稳定。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了货币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汇兑平价是两国含金量之比，如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数量的银币，即汇兑平价。
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用黄金充当世界货币，通过黄金天然属性实现价格单一化。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休谟经济论文选》一书中，阐述了著名的“硬币――物价流动机制”，即黄金输出输入决定物价水平，从而决定“平价”。他认为商品的价格随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发生严格的正比例变动，所以汇率决定于国际收支，国际收支逆差(顺差)会使一国货币汇率下跌(上升)，超过一定的限度(黄金输送点)时则会引起黄金输出(输入)。亚当・斯密主张国际收支调节与否无所谓，主张贸易自由，黄金输出输入自由，世界价格单一化自发实现。大卫・李嘉图赞成金本位制，认为它是最完美的货币制度，主张黄金自发输出输入，世界价格水平自发地达到一致。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其论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阐述了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的重要观点，为价格单一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弗里德・马歇尔在《货币、信用与商业》(1929年)一书中提出了货币充当价值标准的理论，他认为黄金是世界货币，充当世界价值标准，以黄金为通货基础的国家之间，汇率的变动是有限度的。可见，马歇尔也认为黄金作为世界价值标准有利于实现价格单一化。
西美尔认为，在经济交换中，货币把各种性质不同、形态迥异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货币又像中央车站，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比重相等的万事万物都在滚滚流动的金钱浪潮中漂浮，由于漂浮在同一水平面上，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只有覆盖的尺寸大小的不同而已；货币使一切形形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西美尔关于货币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含义，货币使一切不能够度量的物统一了，标准化了。这是价格单一化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货币的强大功能不仅在于它能消除千差万别的商品的特性，而且还要消除民族、国家、文化以及地缘界限等。唯有如此，货币价格单一化的功能才能彻底发挥出来。
马克思有关货币信用和汇率的理论散见于《资本论》等书中。马克思认为信用是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货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强调货币的职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首先，马克思认为铸币在使用过程中被观念化了。他指出：“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虚幻的存在。”其次，马克思还指出：“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些话表明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过程中，只要被人们普遍接受，货币本身是什么根本不重要。马克思还指出：“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可见，马克思上述关于货币的本质的论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前瞻性，正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今天的货币越来越趋向于数字化、符号化。
罗纳德・麦金农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货币一体化理论”，推动了价格单一化趋势的发展。该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蒙代尔的“最佳通货区”理论开创了区域货币一体化研究之先河；20世纪90年代初，爱默生等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打破了“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为不同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克鲁格曼等人的“GG－LL模型”为单个国家选择是否加入共同货币区提供了分析方法与工具。
三、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
纵观历史文献和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实践，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理论内涵。价格单一化的实质是理想价值标准的实现过程，并且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再由动态向静态的变化过程。因此，价格单一化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自我完善的。
1 价格单一化的理论界定
价格单一化源自于古希腊的Stater(斯达特)，所谓价格单一化(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在全球范围内或者区域内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或者货币一体化，实现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商品、劳务价格趋于一致的过程。当然，价格单一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即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是指货币制度安排，包括价值标准的确定、货币兑换关系及其规则。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为“平价”的维护，其标志是始终以“平价”为目标，如金本位制度的“铸币平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挂钩”汇率平价体系。要实现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平价体系，需要约定俗成的或者是人为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障，从而形成价格单一化的运行机制。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
国际货币制度演变的历史规律表明，价格单一化经历了静态价格单一化和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静态价格单一化(Stat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或者是通过单一货币的建立，确定平价机制或者消除汇率风险来实现价格单一化。例如，国际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以及欧元的诞生，就是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平价机制，或者货币一体化来实现价格单一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协议方式”建立起全球性价格单一化协调机制。所谓协议方式，即通过国际间合作，以国际协议为约束建立起来的共同遵守的国际货币制度，以确保国际间的货币兑换关系稳定可持续，避免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波动。
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放弃了承担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义务，抛弃了好货币合作盟友，静态价格单一化转向动态价格单一化。所谓动态价格单一化(Dynamic Price Singularization)是指通过建立动态汇率制度，即关键货币单独浮动，其他货币采取管理浮动或钉住汇率，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消除汇率风险，实现价格单一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制演变到了浮动汇率，由于汇率波动，平价很难维护。对此，为了消除汇率风险，人们创造了衍生金融工具，如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迂回方式确保价格单一化的实现。
3 价格单一化演变过程中的第二次否定
虽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关键货币，是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主要计价货币。但是这种单边的货币主义将逐渐被货币合作趋势所取代。随着欧元的诞生，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价格单一化趋势在货币一体化的潮流中，将逐步由动态复归到静态。由于受欧元的鼓舞，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货币一体化新高潮，继欧元之后，人们提出了“亚元”，即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构想等。虽然，受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静态价格单一化趋势暂时受到冲击，但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这是由国际经济交往和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规律所决定的。
总之，价格单一化的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完善需要漫长的过程。因为实现价格单一化需要一系列国际协调，包括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不仅如此，价格单一化过程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自从实施浮动汇率制度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每次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都是汇率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市场价格急剧变动，对价格单一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要想实现价格单一化还必须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
四、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及趋势
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理想价值标准。人们总是把这一理想寄托在强势货币上。根据霸权稳定理论，强大的国家才能创造强势货币，它的货币就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中心作用。纵观历史，巴比伦的沙克尔、波斯的德里克、希腊的四德拉克马，以及19世纪的英镑和20世纪的美元，都是各个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而正是由于超级大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否决权，决定了价格单一化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9世纪70年代，美国和法国强烈要求实施国际货币改革，主张用任何别的记账单位和货币代替英镑，取代英镑作为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英国总是对此说不。当英帝国衰弱，美国崛起之后，欧盟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国也总是说不。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霸权稳定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尤其是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使美国再一次遭受重创，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逐步地走向衰退。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这一超级大国也不得不低下头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危机。这说明，美国仰仗美元霸权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时代将发生改变。价格单一化面临新挑战的同时，也将展现出新的演变趋势。
1 价格单一化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相互合作的游戏。历史上国际货币合作可以追溯到拉丁货币同盟(1865)和斯堪第那维亚货币同盟(1875)。国际货币合作鼎盛时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早在1936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就签署了《三国协议》(Tripartite Monetary Agreement)，确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惟一继续钉住黄金的货币，所有其他国家将货币与美元挂钩。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州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将国际货币合作推向了历史的高潮。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率先实行单独浮动，抛弃了其他货币盟友，采取了单边主义政策。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动荡不定的浮动汇率制度时代。美国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美元的地位。所以，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有美国参与，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改革。然而美国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定货币地位，反而会对挑战其美元霸权的行为予以反击。可见，当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仍然以美国为中心的条件下，与美国的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超储备货币的创立亦非常困难。
2 价格单一化演变趋势
根据理想价值标准理论和超国家货币创造的历史经验，在21世纪初或者更远的将来，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单一化演变的路径要么沿着超国家混合货币展开；要么沿着超国家单一货币展开。首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造的特别提款权(SDR)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改造成为世界货币，增加货币定值的国家数量，重新确定权重，直接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通过货币合作，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
上述通过创造单一货币或者混合货币实现价格单一化的整合成本十分高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空间等多重整合，几乎是难以实现的，但并非没有可能。那就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从目前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定值货币至少扩展到“金砖五国”的货币共同加权定值，并且在决策方面进行调整，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言权；二是通过扩大区域货币合作，创立区域货币区，例如在欧元货币区的基础上，创建亚洲货币区、拉美货币区等等。将价格单一化的范围缩小至区域
范围内，待区域货币合作成熟以后再向更大范围扩展，直至实现全球货币一体化。
3 区域货币整合是最现实的选择
欧元诞生为人类区域货币整合提供了典范。1999年欧元的问世成为国际货币一体化的里程碑事件。欧元是一种超单一货币，其发展方向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单一国家，成为世界货币发展的典范。尽管欧元从酝酿到诞生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并且现在已经运行了12年，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新生儿，存在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2008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一些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如冰岛，深感到了货币大家庭的温暖与安全。这也彰显出欧元的强大生命力，欧元区正在不断地扩大。
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多次全球范围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这就使得旨在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研究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创建独立于一国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凯恩斯到蒙代尔等西方学者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性载体。但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所有世界货币计划都失败了，蒙代尔将原因归于人们无法对没有信用保障和黄金支持的货币赋予足够的信心。
因此，目前较为可行的改革路径应是区域性货币安排，即逐步从目前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渡到多个货币共同竞争的货币体系，最终建立一个非国家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性货币安排的目的就是增强对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约束，减弱世界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发展目标对世界货币发行目标的干扰。
展望21世纪初，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将会动摇美元的根基，美元的地位何去何从有待于观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美元一枝独大的国际货币地位可能将极大地改变。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金砖五国”的崛起，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演变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世界货币格局演变将会由现在的三角格局到四角格局变化，甚至出现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新景象。中国的人民币也可能成为重要货币，毕竟中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额和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都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大中华区域货币一体化已成为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金砖五国”联合起来，将对世界货币格局的变化产生极其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于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可见，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牢牢掌握货币与汇率，选择适合于自己国情的价值标准才是理想的。所以，从一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选择理想价值标准，既有利于抵御和缓冲外部冲击干扰，又有利于促进内外均衡；既能实现经济独立自主，又能有利于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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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4
李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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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著
2015年12月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展开，需要一种或若干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来充当跨国交易的媒介。由于国际体系总体上仍然呈现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权威的、中立的世界政府根据现实的经济需要来发行和管理国际货币，因此，过去在民族国家内部流通的、有信誉的国民货币（又称货币或领土货币）便开始超越国界，发挥国际通货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少数国内货币能跨越国界流通形成国际货币，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现象，并带来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后果。
国民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能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国际经济利益和特殊的国际政治权力，因此有能力的大国都积极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扩张，竞相谋求更高的国际货币地位，从而引发激烈的货币竞争。
如果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讲，国际市场跟国内市场一样，流通的币种越少，交易的成本就越低。过多币种之间频繁的汇率波动，犹如关税一样，构成了一种新的无形的国际交易壁垒。但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始终难以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通过理想的国际制度设计来解决单一垄断的国际货币所带来的权力滥用问题。这是因为国民货币虽然跨国流通行使国际通货职能，但发行国却始终只对本国国民的福利负责（有时甚至只对本国势力强大的特殊利益负责），只会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结构来制定货币政策，而不会致力于实现全球层次的最优结果。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大量使用他国货币来从事国际交易，还带来了经济安全上的忧虑，给国际货币发行国的政治胁迫行为提供了可能。
因此，如何确保国际货币承担国际公益的职责而非滥用货币权力谋求“私利”，如何在多种货币相互竞争制衡以防权力滥用，与少数货币扮演公益以提高效率之间取得平衡，这是国际货币体系运转的经典难题。在当今美元处于绝对优势的年代，其他货币如何进行国际扩张以对美元霸权地位进行制衡，便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主题。
本书的研究发现，无论是霸权货币还是崛起货币，它们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除了满足基本的经济条件之外，还高度仰仗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即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特别是货币伙伴中那些具有重大而关键意义的货币支点国家，以及为该种货币国际地位提供“合法效应”和“锁定效应”的国际（区域/全球）制度体系。而目前的学界对于国际货币政治基础的研究很不充分，这主要源于学科的分立对知识生产所造成的人为壁垒。
对此，《制衡美元》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一种关于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学理论，它强调对国际货币政治基础的研究。本书认为，无论是崛起货币还是霸权货币，其货币地位的建立和巩固都有赖于发行国在必要的经济条件之上，有效发挥国际政治领导能力，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来争取货币合作伙伴和创建国际货币制度。国际货币竞争不仅仅是经济条件的竞争也是一场政治领导能力的竞争。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货币强国，货币强国必然是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共同产物。本书在传统的关于国际货币的经济学研究之外，提供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视角。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5
3月23日《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文章指出，此次金融危机使世界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当前以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
文章指出，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3月24日《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
文章指出，国际社会应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下称SDR)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周小川表示，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
周小川表示，虽然美国为克服金融危机短期内仍需资金继续流入，但长期看，美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并不希望资金都流向本国。因此，应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
3月26日《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
文章指出，经济学家通常着重阐述宏观层面的顺周期性，然而，在现有的市场结构中，需要在微观层面安排更多的逆周期机制(即负反馈环)，以确保金融体系更为稳健。
文章对金融体系过度依赖评级机构的情况提出严厉的批评。文章说，全球金融体系在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时高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加上金融机构系统技术外包造成金融体系中“千人一面”，这样就形成了显著的顺周期性特征，产生系统性风险。对此，文章指出，监管者应鼓励金融机构提高内部评级能力，减小对外部评级的依赖。
文章还提到，今后，各国政府和立法机关也可能考虑事先授权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特定的、定义清晰的危机情形下采取非常规手段以控制系统性风险，从而使其迅速采取大胆行动，而无需经历冗长甚至艰难的批准过程。
3月28日“全球危机触底中国经济将复苏”
据报道，周小川28日参加美洲开发银行会议间隙向记者表示，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触底，经济应该不会进一步恶化。周小川当天还预计中国经济将逐步复苏。
有观察人士指出，周小川关于全球金融危机触底言论的“潜台词”是：在G20峰会上，“加大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刺激力度”不应成为共识，以避免全球货币贬值给中国外汇储备和出口带来的打击。
周小川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如果不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那么目前的财政和货币措施将无用武之地。
各方反响不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周小川的观点召开记者会，表示反对建立国际储备货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他表示，美元仍然坚挺。
针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一种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观点，各方人士作出了不同回应。分析人士指出，该观点最终可能成为一个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考量的长期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中国方面提出探讨创造一种可以替代美元的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是“合理的”。他还表示，关于新型国际储备货币的讨论其实并不是“新事物”，而当前的危机“再次激起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不过，斯特劳斯・卡恩还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元已经丧失主导地位，中国方面也持同样看法。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的委员阿尔穆尼亚24日表示：所有人都认为IMF应该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不过，目前并未发现美元作为一种主要储备货币所发挥的作用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现有的全球储备货币仍是美元，且将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24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仍无可争议。美联储前主席、奥巴马的高级经济顾问沃尔克25日表示，建议“不切实际”。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马骏25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超储备货币的想法可能是导致全球货币体系在未来几十年发生最深入的改革之一，值得认真考虑。而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结束中美之间巨大的双边失衡。这个想法的实施面临巨大的技术。不过，可能会慢慢获得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持。
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辛芬德费尔认为：周小川的观点显示，中国央行正在更加积极地推进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此前，中国已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达成货币互换协议。
周小川关于要求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的时代。预计这一问题将成为下周G20峰会焦点之一。
在联合国邀请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葛里兹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余永定等专家学者组成独立委员会，并发表报告，呼吁成立新的全球储备货币，取代目前美元独大的地位，解决单一储备货币带来的问题。
根据这份报告的纲要，联合国专家小组认为美元目前在全球货币系统中的独霸地位，导致全球失衡。不过他们也认为，就算实施两、三个国家储备系统，一样也不稳定，目前有朝此方向发展的趋势。若要解决此问题，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系统。此系统可以是扩大特别提款权(SDR)，也可以由国际货币基金来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他们指出，新的全球储备系统可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而且容易实施，甚至能减轻因贸易失衡造成的问题。
二次大战后美元就一直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原油等主要商品以美元计价，全球企业也以美元往来。然而，由于美国大量增加美元供给来应对金融危机，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价值锐减。
由于近日来中国和俄国等新兴国家纷纷表达对美元的不满，预计成立新的储备货币系统将成为峰会焦点之一。俄罗斯表示，将在G20峰会上提案成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该提案已得到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韩等国的支持。
意在“敲打”美国
在日前美联储宣布开启印钞机之后，美元应声下跌，美元指数创出1985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美元的贬值使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缩水的危险，于是，“人民币先生”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撰文，呼吁“应创造可保币值稳定的超储备货币”。
周小川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其系统性风险被目前的金融危机所放大，因此有必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应该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管理下的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的地位，使其成为与国家脱钩并保持币值
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文章不长，且措辞含蓄，但鉴于周小川的特殊地位及G20峰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期，这一表态仍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创立超储备货币都已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1969年SDR创立时就已经寄托了人们的这种理想。但从现实来看，SDR主要是一种作为计价货币存在，其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据IMF统计，目前SDR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约为0.5％，而黄金占比为10％，外汇储备占比接近90％，其中又以美元为最多，约占70％左右。同样，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占比也超过了60％。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美元是国际市场上的关键货币外，还在于中国的汇率制度选择。无论是2005年汇改前的实际钉住美元还是汇改后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美元都是人民币的主要参考货币。为了维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频繁地干预外汇市场，由此累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又只能被动地购买美国国债，形成了萨默斯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
实际上，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其二是本位货币的确定。一方面，如果中国不改变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实行真正的浮动汇率，那么，即使SDR成为储备货币，也不过是将集中于一个国家的风险转移到几个国家，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本位货币一旦确立，就会依赖强大的惯性运行下去，成为市场自发的选择，很难被外力打破。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创立超储备货币，都是“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周小川显然不会不明白这些，他之所以仍然做出这种表态，与其看做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宣言书，不如看做是为G20峰会议题设置争取主动权的敲门砖。实际上，在所有的国际货币和汇率问题背后，都有着大国角力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政治问题。在20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前夕，“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的强硬表态，或许正是为了“敲打”美国。
意义或将深远
有专家认为，周小川提出这么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建议，表现了中国在重塑国际货币体系方面不断提升的影响力，同时也在这场谁应当对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负责的辩论中开始了有力的反击。
从这四枚炸弹中，我们不难看出，首先，中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行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很大缺陷。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储备资产配置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多数外汇储备只能以美元资产为主，因为美元是大部分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同时也是大多数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并且得到了流动性最强的固定收益债券市场的支持。
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不得巨额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这是现有的储备货币体系下难以避免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主动的选择，周小川提出的超货币的建议就是在中长期帮助消弭中美之间巨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思路。
其次，周小川指出，对任何国家而言，外汇储备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举例来说，如果因美国货币政策过度扩张和或国家信用风险上升导致美元急遽贬值，那么，显而易见，中国持有的1万亿多美元资产将遭受重创。此外，由于必须维持基本稳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外汇政策)也会受到诸多限制。许多其他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第三，美国本身也是美元在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受害者。对美国而言，其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美国很容易从其他国家获得借款，导致利率过低，因而鼓励了美国政府和消费者过度消费。而这正是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和现在的金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超主权货币论文范文6
关键词:货币创造权;内涵; 电子货币;国家
中图分类号:F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050-02
货币是国内法的建构,是一国行使最高权力之一 ――铸币权的产物。国际常设法院认为,一国有权规制自己的货币已是一个公认的原则。货币如同关税、国内税和允许外国人入境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之事项。国内法确认国家在货币领域的这一权力,有一个不为其他国家反对的、行使这一权力的国际权利。国家对其货币享有。
一、国家货币创造权的提出
国家享有货币已为公认,但对货币的内容却理解不一。如张庆麟教授认为,国家货币包括“发行独立的国家货币,确立本国的货币制度,确定本国货币同外国货币的关系,独立制定本国的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韩龙教授认为,“从一个国家货币的构成来看,其主要包含以下三项专有性的权力:发行货币的权力、决定和改变币值的权力,调整一国货币或任何其他货币在其境内使用的权力”;杨松教授认为,“在货币事务中,每个国家在其国内有发行和管理本国货币的最高权力,在国际上有独立执行其对外的货币政策,平等参与处理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权利。这就是国家在货币领域内的体现,即国家货币的基本概念”;刘少军教授及其学生王一轲认为,“货币的创设权、发行权和规制权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拥有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具有独立的发行自己的货币的权力,以及它发行的货币能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国家享有铸造、发行、定值等权力。
综上,虽然对国家货币的内容理解不一,但都认为国家享有货币发行权。不言而喻,国家对货币发行前的货币设计与生产也享有权力,只是是否明确提出而已。国家对货币发行前的货币设计、生产享有权力已经为学者所注意到。①笔者认为,有必要将货币发行前的货币设计与生产权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力提出,理由是其他货币权力不能涵盖货币设计与生产权,如,创设权更多是指创造性地设计货币的权力,但不能包含增加货币数量权力的内容;铸币权包括了生产货币的权力却不能包括设计货币的权力;货币发行是“货币由发行银行发行库支付给商业银行业务库,从而投放市场,进入流通领域之过程”,货币设计与生产是货币发行的前提,因此,货币发行权不具有货币设计与货币生产的权力内涵。
笔者认为,国家享有货币设计与生产的权力可使用货币创造权术语来概括,因为货币创造②意指一个新币种或新币式的诞生,或者货币数量的增加,也即是国家创造了货币的种类或货币的数量。所谓的国家货币创造权是指国家享有设计、生产货币的权力,即国家可以运用权力使创造一个新币种、新币式或增加货币的数量。虽然自有国家以来,国家就享有设计与铸造货币的权力,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货币创造权这一概念。明确提出国家享有货币创造权的意义在于:首先,创造货币是最高权力的特征,可以运用这一最高权力实现货币重量与衡量尺度的统一,国家理应明确享有货币创造权;其次,明确提出国家享有货币创造权可以为电子时代电子货币的设计与生产提供权力基础,为金融全球化下的共同行使国家货币创造权创造国际货币提供权力来源。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就是一种有限的国际储备货币,是成员国共同行使国家货币创造权的结果。
二、国家货币创造权的内涵
货币设计权是国家货币创造权的一部分。货币设计首先意味着国家有权选择货币价值或符号的载体,如,金、银等贵金属,也可选用铜、铁等贱金属或金属合金,还可选择其他商品如,石材、海贝、纸张等材质制作货币,可称为币种创造。其次,国家有权创造货币的外形与样式、决定主币与辅币的不同形态。再次,国家有权决定载体上的图像、文字、货币单位与名称等内容,有权决定防伪标识。后两者可称为币式创造。中国的南北朝时期,“货币的币材广泛,金属与谷帛并行”,金属与谷帛就被用来作为货币价值的载体。主币与辅币材质可能不同:主币使用纸钞,而辅币用铜镍或其合金制造。秦代的货币外形为圆形方孔。元代时期的元钞,“体形较大,为长方形,上有蒙汉文,版别很多,书法文字各异。各钞所用币材,先后不一。初期中统钞以棉质纸印造,边缘饰以绣金绸;后改用桑皮纸印制。”1250年,苏格兰的当权者亚历山大三世发行的第一批铸币,采用镂空的长十字设计,使用国王的侧面头像图案,北面刻有星星或星形图形,背面刻有钱商或铸币厂的名字。
货币生产权是国家货币创造权的重要内容。货币生产在金属货币时代被称为铸造货币,因为金属币的制作需经过冶金锻炼的过程。货币生产在纸币时代被称为印刷或印制货币,一般由国家指定的印刷厂印制纸币。货币生产权在古时就为国家享有,其重要性就已为国家所意识:铸币权(the coinage prerogative)在古代的波斯国就已经被国家严密专控,视为国家的特权。生产和控制货币权是一国独立和享有的清晰标志;博丹认为,铸币权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之一。国家的货币生产权可由国家直接行使,也可授予私人制造,只要在国家的控制范围即可。
三、电子时代的国家货币创造权
货币经历了由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变。当今世界各国的货币为国家信用发行的纸币。电子时代的到来为货币载体由纸质转变为电子数据提供了可能,这种载体的转变将极大地节约货币创造的成本。“如果说由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深化体现了货币由价值载体向价值符号的运动,那么电子货币的发展则不仅超越了货币的物质概念,而且超越了货币的符号概念,新的电子支付方法使货币超越其物质和符号形式。”但是,“人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电子货币’,实际上大部分是资金支付的电子化,而非真有电子货币的使用。”只有“数字现金型电子货币则是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数字现金采用了全新的信用方式,且在形态上从有形的纸质变成无形的信息数字,但又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表现出来。”
迄今,没有任何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发行数字现金型电子货币。数字现金型电子货币现今只是依靠发行者的个人信用,在发达国家内的小范围发行与使用。数字现金型电子货币仍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克服,同时相应的法律制度还需设立。国家可以行使货币创造权,在技术成熟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创造国家的电子货币体系。新的国家电子货币体系将有自己独立的名称与计价单位,极大地降低了货币创造与发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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