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女性学；中国学；社会性别；本土化
摘要：女性学学科的方法论应是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社会性别研究。美国学者借用阴阳理论，采用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社会性别分层研究等研究范式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性别问题，可以为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本土化提供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2-0028-05
一、引言
经过近二十年发展，女性学(Women Studies)在中国高校教育中渐入佳境。然而，女性学学科依然还处于边缘状态，存在“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各高校开设的女性学课程还不够规范”[1]等问题。
学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方法论问题，国内女性学学科建设理论目前处于方法论的探索阶段，甚至有人认为方法论缺失。方法论的选择显然与学科目的有关。女性学学科目的应是进行关于社会性别的教育和研究。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其一，干预知识生产、改造社会文化，质疑和挑战通常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生产、言说和传达机制。其二，为婚姻、生育、家庭和医疗、教育、就业等有关的社会性别决策进行理论准备和参考。其三，在主流文化框架下进行社会性别教育、咨询和政策宣传，培养和塑造合乎需要的社会性别意识和社会性别身份。其四，批判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揭示社会性别的历史建构模式。因而，女性学学科教育和科研的方法论都应该是社会性别研究，即“兼顾对社会性别方法论的坚持和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但以坚持社会性别的方法论为先”。[2]
然而，源于欧美的社会性别理论是否能够被简单移植人中国女性问题的讨论与分析之中，还值得认真讨论。按照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在一定文化范围内历史地形成的，因此，脱离一定的历史范围，脱离社会性别宣示的具体语境，很难得到准确的社会性别认知。学界早已意识到如何将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本土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两性存在状态做出自己的解释，用它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话语去诠释它的历史存在”。[3](p43)2005年在“高校女性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座谈会”上，云南大学学者回应了本土化的呼声，认为本土化就是“把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观点吸收融化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1]本文所谓本土化，指中国女性学应建设出具有中国文化系统下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社会性别研究。
二、美国学者对明末清初社会性别研究带来的启示
国内对女性学或社会性别研究方法的本土化艰难尝试时，美国的中国学①学者已经为社会性别理论的中国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当下中国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理论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美国的中国学成果无疑可以使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本土化获得启示。本文即以美国对于中国明清时期社会性别研究为例，阐述美国学者如何将社会性别研究中国化。
美国的中国学界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极为强调方法论的中国化，对照搬社会性别理论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觉：“强调身体差异的社会性别建构仿如西方现代科学革命中的一项独特发明，它与‘科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政治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一起被打包到中国。”[41(P6-7)进而言之，美国学者将社会性别理论用于中国问题研究时，注意到了三个方面：历史还原、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层次，即注意到了中国文化中存在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以阴阳思想为基础的社会性别思维和历史现实、中国女性与男性之间具有阴阳互补的性别关系结构、中国古代女性的性别身份具有多样性。
明清时期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焦点时期之一：“一个最好的范例就产生在女性作品和中华帝国晚期女性作品的研究领域，学者运用西方女权观与中国历史、文学传统相结合得出别致研究结论”。[5]明清之际的女性作家如柳如是、沈宜修、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等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学界的关注。如韩德玲(Joanna Handlin Smith)②的论文“吕坤的新读者：女性识字对17世纪社会思想的影响”、魏爱莲(Ellen Widmer)③的论文“17世纪中国才女”、孙康宜④(Kang-I Sun Chang)的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高彦颐(Dorothy Yin-yee Ko)⑤的专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对女性教育、女性结社、女性出书及女才子与男性文人的互动关系给予了关注。这些论文或论著在围绕17世纪文学或社会中的女性人物进行社会性别研究时，极为注重历史还原。
高彦颐提醒人们分析中国女性问题时，应注意避免“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她认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的二分模式中，人们往往将规范静态化，罔顾历史现实中理想化准则与事实之间存在的距离。中国的女性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将规范当做了历史事实：“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高彦颐提出用新的社会性别分析模式取代"SEIN"时期在“西方女权主义学说”影响下形成的二分模式，新的模式被称为三重动态模式，即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6](p1-28)所谓三重动态分析模式，实际正是历史还原的具体方案。过往历史分析时惯用的文学经典(通常是由男性建构的文学经典)、正史材料、官方论述、贞节牌坊等在一定范围内被质疑。高彦颐援引了四、五百种各类材料以及各种相关的古今著作，通过对插图绘画、书坊出版、女性文学以及男性文人创作的方志、史书、诗文、笔记、小说、话本、戏曲等材料的考察，揭示出17世纪才女可能在理想化的规范与生活实践的错层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
社会性别研究不仅注重还原，还注重将女性与男性并置予以研究，“不仅仅对女性予以考察，也考察男性，社会性别研究拓宽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7](p271)正是将男女两性关系置于中国文化语境进行历史还原，美国学者注意到不同于西方性别之间的截然对立，由于中国古代的社会性别思维中的阴阳互补观念，中国文化中女性与男性或女性之间组成了极为复杂的性别关系。费侠莉(Charlotte Furth)⑥的论文从阴阳关系的角度人笔，通过考察16世纪医案及其在17世纪的反响，[8]费侠莉认为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是阴阳互转观，即承认相对的可转化的对立(flexible bipolarity)，因此，男女生理差异也是可互转的。[8]这种观念可以在中医学中得到证明。中 医认为人皆来于男精女血，因而每个人的身体内部均有阴阳。阴阳两种流动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生理性别差异。怀孕时阴阳关系不能平衡则会产生生育异常，如出现两性人现象。费侠莉对中医的研究结论打破了将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差异而二分的思维模式。同一种性别的身体包含着阴阳两性，还挑战了西方社会性别理论中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对立的思维模式，社会性别可能是与生理性别无关的角色扮演。这一观念在她的《繁盛的阴：中国医学史上的性别，公元960～1665年》一书中被强化。费侠莉考察了更多的中医医案，尤其是妇科医案，从中挖掘出不同于西方生物学系统对社会性别与身体的认知。费侠莉认为，西方人对身体与社会性别的认知建立在生物学、生理学基础上，采用了一种过于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语言，将生理性别看作是自然的、动物性特征，从而将其固定化、绝对化。与之不同，中医理论的出发点是宇宙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身体是由各种阴阳组合和对应于五行的器官构成的。因此，男性或女性的身体中均存在阴阳关系，男女之间的阴阳关系也统一于一个更大的认知系统中：“宽泛地理解，中国关于阴阳的概念组建了一个联锁网络，这一网络将许多现象的抽象意义联结到一个共同的机制中。男女关系即是这一机制的的组成部分”。[4](p7)
费侠莉的研究与社会性别分析的两种研究路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其一为研究双性同体(Androgyny)。美国的中国学界出现大量关于身体和性的研究以及同性恋研究。对贾宝玉、王熙凤等形象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错位特征的分析以及明清同性恋或双性恋分析均成为研究热点。Zhuyan Zhou⑦的专著《明末清初文学中的双性同体》，考察了明末清初“双性同体”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性别政治的文学表征。Zhou重点选择《红楼梦》、《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以及才子佳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作品及其作家存在的双性同体特征，并说明作家的这种社会性别审美趣味与道家阴柔思想密不可分。与17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比较之后，作者认为，明清文学中的双性同体是对当时新儒家思想的反动，是作家政治自卑焦虑的反映，是作家对阴柔政治不满的体现。[9]费侠莉在其论文中以李良雨事件为个案分析明代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识。[8]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发生的李良雨事件典型地反映出其时人们对生理性别差异的认知。李良雨两年时间内由男变女，这一事件出现在官方文件和李时珍《本草纲目》，还被改写后出现在李渔、沈德符和李诩的文学作品或历史文献中。费侠莉认为，作为一种叙事，历史事件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此事的热烈关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观念，因而不难理解当时的李东等人开始谴责晚明上流社会的男性女性化和男风盛行的现象。
其二为研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互补关系。一旦男女的生理性别是瞬时和偶然的，则社会性别也可能在两性之间转化甚至颠倒。孙康宜关注文学文本，她注意到有的男性文人在诗文中摹仿女性声音，而有的女性诗人则反之，因而单凭诗歌文本难以确定性别身份。孙康宜因此提出“文化双性同体”的概念，认为男女两性均欲跨越社会性别区分。[10](p961)在《(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浦安迪(Andrew H.Plaks)从叙事学角度发现《红楼梦》存在阴阳关系的原型隐喻。艾梅兰(Maram Epstein)⑧研究《礼记》和朱熹《家礼》后看到了儒家伦理注重两性之间的均衡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既是自然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特征的清晰体现。[11)(P25)因此，《醒世姻缘传》等小说中的夫妻关系是对阴阳和谐关系的隐喻，表达出阴阳失衡的忧虑。由此看来，两性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远非仅止于家庭内部的关系而带有政治隐喻色彩，社会性别研究的外延被大大扩展。
正是基于对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女性具有复杂的性别结构或层次。社会性别层次的研究范式使静态的群体性的女性被动态的多样性的女性取代。即便是置于总体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定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也可以变得更为丰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出身、经济能力、教育背景、年龄辈份等均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扮演或社会性别处境构成影响。因此，美国的中国学学者将女性分为若干层次分别进行细致而深入地研究。才女、狐仙、小妾、婢女、妓女、女同性恋、三姑六婆、悍妇、女勇士、寡妇、宫女、缠足女性、贞女烈妇、职业妇女、下岗女工、女留学生等各个性别层次的女性均进入美国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视野。[12]
对文学作品中的悍妇、妒妇、泼妇形象研究是这种研究范式最具说服力的代表。一般而言，女性阅读理论中的妇女形象批评认为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归为两类，即天使类或妖魔类，悍妇形象则属于男性作家因“厌女症”而塑造的妖魔化女性。但吴燕娜(Yenna Wu)⑨在研究17世纪小说戏剧的长篇论文中，注意到了17世纪小说戏剧中塑造的悍妇、泼妇、妒妇形象并非完全为男性作家的虚构和想象，而有其现实基础。从大量正史材料和笔记小说来看，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可能的确会由于家庭出身、经济地位、文化教养、个人品性、家庭责任等各种原因形成对男性的支配权。[13]此外，中国小说戏剧的妒悍主题书写中，男性的惧内也普遍被冷嘲热讽。因而仅就悍妇这一社会性别层次而言，很难简单判定作者只是在嘲讽女性。在研究中国悍妇的专著中，吴燕娜认为悍妇出现的原因来于父权观念对女性的压制激起的女性反抗；儒礼及其衍生的闺训引起女性的抵制；法律和经济制度对女性独立和改嫁权利的剥夺导致女性的反抗、家族之中女性之间的压制和反压制、丈夫品性的低下与生活恶习遭到妻子的鄙弃与不满、妻子的懒散暴虐的性格导致对丈夫的虐待等；从男性角度来看，“惧内”现象的出现基于对妻子无法约束或家训不严、对妻子的情感痴迷、日常和家庭生活对妻子的过度依赖、休妻与个人家族荣誉之间产生矛盾、社会舆论对休妻再娶的普遍谴责、姻缘天定的宗教观念等。[14](P20-50)这种分析模式实质是将妒悍之妻与惧内之夫分别置于社会性别关系中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然比妖魔化或天使化女性复杂生动。
从上文分析中不难发现，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讨论明清之际女性问题时实际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历史还原研究、社会性别关系研究和社会性别层次研究。一般情况下，这三种研究范式是交叉的。
三、值得思考的方法论和本土化问题
上述研究范式与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反本质主义思潮相呼应。芭芭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曾批评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经常不考虑生命的复杂 性――女性是由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种族和群体组成的。[15](P486)历史学家斯科特(Joan w．Scott)也批评人们整齐划一地将女性当做一个不变的受害的整体的倾向，[16](P365)对于女性解放而言，这种做法并无好处。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fGender Trouble)一书中更是认为，性别角色绝非固定不变而只是一种表演，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表演来改变自己的角色。不仅如此，这些研究方法显然还回应着文化研究中文化霸权理论和福柯(Michel Foucauh)的非常规权力分析模式。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认为，霸权的建立需要借助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互动和协商关系。福柯的权力话语与霸权理论具有内在联系，权力是多向分布的，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决然对立的关系。
尽管美国的中国学阐述的是他们本民族和本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但越来越多华裔学者加入中国学队伍，加之有意识地进行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实践，美国的中国学界已经与国内学界形成双向互动的局面。美国的中国研究者采用上述三种研究范式讨论中国女性问题时，往往会使用到“阴”、“阳”等中国文化独具的概念，显然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主流文化中的社会性别思维源于阴阳思想：“儒、道美学视那些被西方传统分为所谓男性化(masculine)和女性化(feminine)的所有特点为建立在人性连续统一体之上的相互依存的范式……阴阳两性的关系也是如此。”[17](p156-170)
由此不难发现，西方社会性别理论和中国的阴阳理论的结合已经成为美国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资源，这是美国的中国学界给中国女性学学科方法论的启示之一。“阴”、“阳”二字最初用以表示阳光的向背，但后来逐渐用以表示一切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力量。梁启超认为，至少在孔子看来，“宇宙间有两种力，相对待相摩荡，斯为万有之缘起。此两种力难以表示，故以种种对待形容词表示之，如刚柔动静消息屈伸往来进退合开等皆是，而阴阳亦其一也。”[18](p343-349)实际上，道家、墨家、兵家和今已失传的阴阳家等诸家著作中，“阴”、“阳”也被用以表示天、地、人诸事诸物中均存在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因素，“阴阳”成为极为重要的哲学概念。在“易之十翼”中，为乾卦和坤卦所作解释已经将男女关系与乾坤阴阳关系联系。至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明确提出“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两性关系成为阴阳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就具有阴阳互相转化互相补充的关系。对于阴阳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关系，国内已有杜芳琴、闵家胤等人予以论及，本文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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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不仅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而且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统的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1］。由此看出，通过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女性学的学科特征，促进新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中的女性学与妇女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探索与实际应用两个方面的意义。
二、女性学的学科渊源
女性学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与日俱增。女性学理论从问世之日开始，就受到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妇女工作者的普遍欢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女性学与女性主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范围不但日趋广泛，而且研究内容益发密切，有形成互补格局的趋势。为了全面揭示性别、文化、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学试图扩大研究领域，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把观察范围从观察社会文化环境中性别的具体内涵，通过投射和扩展的方法，推衍开来，研究影响女性社会文化角色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其中包括阶层、人种、地域、语言、权势等。随着这种跨学科研究势头的发展，女性学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有学者对于现行的二元研究模式和学术话语结构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呼吁多层面、多视角、多范式、多学科、多渠道的互动，形成更为健康有益的学术交流模式［2］。另一方面，女性成长过程中文化因素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社会文本中的文化语式差异现象比较、性别话语模式及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角色声望度与角色认同关系研究、对女性个体因素与性别群体差异的关注日益凸显。作为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女性学强调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并以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为目标。因此，它是关于女性的研究，由女性进行的研究，为女性而进行的研究。其中飘动的是女性的身影，回响的是女性的声音，追求的是女性的理想［3］。女性学在学术场合和总体有关中国妇女议题研究的集体努力上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术语，被理解为是一门对妇女议题持现代、科学态度的学科［4］。
三、女性学的学科定位
回顾女性学4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女性学不是一个从理论构造的种子发展起来的学科，因而具有学科开放性、边界不定性、内涵外延性、理论驳杂性、方法多样性、内容多元性、视角宽泛性的特征［5］［6］。女性学多学科交叉的研究特色，具体体现在其理论模式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随机性、研究群体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内容的驳杂性等方面。毋庸质疑，女性学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特色，诸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研究者个人的教育经历、学术背景及研究兴趣无不带有跨学科对比的特质［2］。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学研究这一大的发展环境影响之下，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学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的视角。其主旨在于揭示西方传统学术中的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的(an-drocentric)假设，将被忽略和排斥的女性经验有形化、合理化，使女性成为研究的主体和知识获取中的主体，并以性别化(gendered)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现有知识框架和社会现象，建构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的女性主义学术(feministscholarship)。女性学将焦点集中于公共的、官方的、显性的或戏剧性的角色伴演者和情景界定以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更少戏剧性的和隐性的社会生活和组织领域。
女性学假设:虽然男人和女人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singlesociety)中，但男人和女人可能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考，女性学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知识体系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出一种新型的知识积累和建构逻辑，揭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内在知识价值(例如上述提及的非官方的、私人的、非戏剧性的、隐形的、情感的社会生活和组织知识)，特别是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及社会建构，提供一种曾经为男权观念及男性知识视角遮蔽、漠视了的、但却可能更为合理的、更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理性”选择，这不同于原有的理性含义，而是特指一种新的知识形态。就此而言，女性学方法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方法论意义上的知识革命和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的再认识。女性学关注女性被边缘化和被遮蔽的私人生活领域、社会经验和知识贡献，并以此作为分析女性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以及两者关系变迁的工具［7］［8］。根据《女性研究百科全书》［9］，女性学的任务就在于:批判地评价性别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观点，探讨性别歧视的假设是怎样曲解性别的意义，埋没或低估妇女的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科学的真理性提出挑战，指出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所蕴涵的性别歧视，提出具有选择性的、范围更广的认识论框架。女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开发女人而非男人所关心的问题与议题，发展出另一种解释或假说，使用另一种证据，促进对女人世界观的理解，并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可以说，女性学就是以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已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知识建构逻辑，在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主流知识体系的同时，探讨人类知识生产的新形式、新规律［7］［8］。
女性学虽然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但它不认为女性是一个有别于男性的阶级，也不与男性相对立，即不以男性为敌。首先，它注重的是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其次，女性学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状况，重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再次，女性学以女性的立场、视角和意识为出发点研究、探索社会运行的状况及其规律。它虽然强调其女性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但也注重对男性的研究，并通过对自身以及男性的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女性学是一个在现有学科中增添了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群(如妇女史、妇女社会学)，其研究方法之一就是从“有性人(sexedbe-ing)”的视角审视整个人类的存在［10］［11］。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考虑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考虑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考虑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具有国别差异的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在对男性主流学术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力图形成自己的女性化加本土化的话语与体系，并证实这一话语体系较之男性主流学术将更适用于女性，也更有利于女性［12］。#p#分页标题#e#
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包含严重的男性偏见，刻意突出男人的主体性，并予以自然界特殊的性别，用“它”指称自然界，显示出男性同时控制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欲望，并主宰女人的自由，因此，女性学研究者需要通过对隐蔽在科学研究中的男性意识的反思与批判，对科学研究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加以揭露，对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中的男性中心和男性偏见进行强烈抨击，确立女性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女性学研究者反对传统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只适用于检验假说和解释证据，或应用于“证明的情境”，而不适用于问题的确认和定义，即“发现的情境”。所以，女性学研究者认为，以往的科学研究方法并不足以消除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偏见，因为科学家在界定什么是科学问题时可能带有个人的偏见，并且不同的科学问题将会导致一个与之相关的不同的科学图景。由此可见，科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着性别偏见和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就科学研究方法论而言，女性主义者对许多方面都提出了质疑，诸如区别主体和客体、研究过程的控制、研究的客观性、研究的重复性等［13］。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批判，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否定科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的传统解释，有助于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中认识与把握科学研究领域中性别差异的根源及变革策略［14］。同样，女性学对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质疑和批判，其立论基础与贡献不仅适用于人们对传统教育观念及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也给女性参与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尽管女性学关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化证明未免有些简单化，但是，其反思给人们对女性参与科学研究问题的研究留下了更为深入而宽广的思考空间［13］。
男女两性作为现实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两种性别角色，他们的差异不仅在生理上体现出不同的性别功能和性别特征，更主要的体现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不平等的性别角色、性别意识及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差异乃是由生理特征决定，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归结为其有异于男性的生理结构，因而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针对这种普遍潜存于人们思想深层的、由自然生理差别形成两性间的社会差异的集体无意识，女性学研究者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和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旨在揭示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等社会性别特征其实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并非天生如此。如果说自然生理差异是形成性别不平等的基石，那么，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就成为铲除这块顽石的利器。在对男女两性平等问题的讨论中，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及社会性别分析理论无疑为这一探讨开辟了崭新的视角［15］。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学提出的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构成了挑战。知识建构中包含着权力关系，其中包括两方面:(1)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即精英主义的主流方法对非主流方法的排斥，显现出通过维护某种方法的权威来建立学术霸权;(2)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如研究者以预设的理论和方法控制被研究者的答案，以及对边缘群体经验的排斥。现实中，女性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性别等级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因此，女性学研究者认识到，在知识建构中，不同的分析框架、思维模式会建构出不同的“事实”与“阅读”，而且，研究者也会因介入“被研究者”的社会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研究者对自己的反思极为必要。进一步说，女性学研究者的使命在于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16］。女性学对所谓的“普遍的知识”提出挑战，并在探索相关知识时，对知识获得的方法特点再认识，因为科学与技术也应从妇女的生活出发并重新概念化［17］。这其中涉及知识论方面的三个问题:(1)什么是“知识”?(2)“知识”的主体是谁?(3)女性经验有无独特的知识活动特点及规律?其与既有的科学、知识及人类文明史据有怎样的关系［8］?在以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社会学研究，探讨主流学术理论、概念及结论存在的诸多缺陷乃至谬误时，研究和行动的实践使不少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普遍适用性提出疑问，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本土社会性别制度的特征与运作机制、性别与社会研究的本土理论的建构等议题的重要意义予以更多的关注和强调［18］。
就中国女性学而言，其经历了拓荒、奠基、建立平台、积聚力量等不同发展阶段，现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女性学成为学术领域新专业的主要标志之一，是高等教育体系对女性学课程设置、教学、女性学学位教育以及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认可。这些学位点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门类，其中包括妇女史研究、女性心理学、女性与教育研究、性别与媒介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女性社会学、妇女人权与妇女法研究［19］。
四、女性学的学科特性与理论发展
从本质上说，女性学属于社会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一个边缘学科。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其长处在于便利的跨学科条件所产生的互补优势，即所谓不拘一格，左右逢源。女性学研究女性的生存现实、性别主体意识、社会性别差异、边缘话语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乃是基于对社会因素对女性个体和整体的影响的洞察。研究社会因素对于女性社会性别的影响与制约，有必要区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性别群体，社会性别群体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又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方面。因此，从一开始，女性学就有与人类学、民族学等联袂的传统，试图解决一些边缘化的问题。女性学跨学科边缘问题的探索，还体现在性别与社会心理学、性别与语言学、性别与政治学、性别与教育学等结合，共同研究女性社会心理、女性主体意识、女性自我认同、性别发展意识、女性精神理性、性别言语行为规范、语言习得与使用中的性别差异、语言习得与性骚扰、性别与政治和权势，以及非婚同居、白领独身、性别暴力、变性人与同性恋等相关课题［2］。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女性学既可以在社会学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同样也可以在妇女发展研究层面上建立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两个研究层面，以便将各种与女性学相关的问题一并纳入这一学科领域的范围之内。针对女性学理论模式上的多元化、研究视野上的交叉性、考察范围上的外延性、研究内容上的多样性、参与群体上的广泛性，女性学可谓“自由开放的教堂”(broadchurch)或无所不纳的“垃圾场”(dustbincatego-ry)［1］［20］。作为女性学的主导范式不但将其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而且更加关心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社会心理的研究。#p#分页标题#e#
就理论发展问题而言，女性学研究首先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其他老牌的成熟学科看齐，创建更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其次，女性学研究者在解释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现象时，有必要向哲学家看齐，注重寻求一般规律的解释［21］。再次，新世纪的女性学研究有必要采用“传承式话语”模式，从历史回归的角度，结合社会学理论和认知科学研究，重新审视文化绝对论的内在含义，丰富和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内容［1］［22］［23］。女性学还须进一步消除门派隔阂，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内省实证，比翼齐飞。最后，女性学有必要发挥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注重跨学科领域中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学习，以便在理论建设的层面上，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配置。由此推下，女性学的理论发展，将会体现出更加鲜明的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微型化、变通性的趋势［1］。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女性学理论的流变，多半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密不可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内部机制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内部机制包括学科本质、理论来源、学术传统等内容:外部因素包括培养目的、社会职能、市场需要等内容［1］。
从学术传统上来说，女性学一直都是附属于社会学之下、深受心理学影响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在理论上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而进步，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充分自主的理论创新机会。从学科特征方面而言，回顾近百年来女性主义发展历程，女性学一直具有以应用为主的工具性特点。不论是早期的女性主义探索，还是女性学自立门户之后的专题研究，都带有明显的格物致用的色彩。因此，格物致用是女性学学科内部的一种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女性学研究的一种学术传统。这种哲学思想和学术传统，是为女性学学科研究本身所特有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从女性学发展的外部因素来看，也体现出作为理论使用者的应用型特征，以及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工具性特征。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女性学与实践存在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其来源于妇女运动的实践，反过来又对妇女运动实践给予指导，使之保持明确的行动方向，掌握恰当的斗争策略，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和发展目标［24］。
从内部因素来看，女性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如何促进妇女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逐步得到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她们的潜能如何逐步得到最充分、最自由、最全面的调动，而不是离开人的发展的特定涵义，把作为人的发展子系统的妇女发展，直接链接到社会发展系统下去讨论［2］。作为应用学科的代表，女性学研究领域里一直保留着“二元对立”的概念与范畴的痕迹，由此形成其理论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新世纪的女性学理论发展，一方面会像社会学那样，体现出跨学科、多元化、应用型的特色: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细化的进程，也会出现一些专门化程度高、针对性强的“非通适性”理论模式［1］。
从理论上来讲，跨学科研究有两种可能:一是出现“双赢局面”，二是形成“两败结果”。从历史渊源、学科特性、理论发展过程来看，女性学同社会学的联袂，有可能开创一个双赢局面。跨学科视角下的女性学研究，拓宽了女性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女性学的研究内容，增强了女性学的理论阐释力。然而，如何有效提高女性学理论的内在化程度，顺利完成从两性矛盾、对抗到两性平等、和谐的自然过渡，仍然是一个充满了问题与矛盾的艰巨探索过程。学科精细化、理论应用化、研究系统化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学科发展的三大特色。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研究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新兴学科的孵化器、学科发展的支撑点、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女性学的跨学科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具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长的方法论优势。面对新时期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学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1］。
总的说来，与其他学科相比，女性学的学术化进程较迟滞，在学科领域中也处于边缘地带。因此，就学科建设而言，女性学尚处在构筑阶段。今天，女性学的学科化建设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女性学本身发展的双重需求。从女性的、本土的、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女性学的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似应作如下构建:(1)中国女性学不仅应当强调本学科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女性的视角、女性的意识、女性的经验、女性的出发点、女性的目的，而且应当注重研究成果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反对父权家长制对男女两性的压迫与摧残，力争与男性一起共同获得有利的生存与发展。(2)中国女性学应当在关注女性的被剥削、被压迫、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妇女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力求探寻、证实和开发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3)中国女性学应着重以妇女的立场、视角、意识、出发点、目的对社会运行及其规律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同时开展对男性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分层研究，力图在社会性别研究中，加强自己的学科建设，健全、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言以蔽之，中国女性学在理论构建中不仅要考虑到两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且要考虑到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及作为有别于男性的另一种生物/社会性别的女性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11］。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社会性别理论让人们从社会意义方面重新认识性别，而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有助于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鉴于学校教育与性别文化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针对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提出了在文学与文化教学中培养与形成大学生社会性别观念的途径。
一、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一说是西方女权主义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采用英语语言学范畴中的词汇“gen-der”，表示性别的社会构成，标示受后天习得的性别规范和行为，以区别于具有自然生物属性的“生理性别”(sex)。后者所指的自然的性别差异，已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本质主义的性别刻板模式，其不良后果“造成截然不同的社会性别分工，它的宿命性质使得性别身份具有某种神秘的(尤其对女性而言)悲剧色彩，像是男女不平等、女性永世不得翻身的自然基础”
这种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中西方的文化观念里均有根源，并随着各自的文化经典著作和思想的传播，深深地浸染于人们的传统思维里。被基督教社会奉为经典的《圣经》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奠基石，其中的《旧约·创世纪》里说，人类的第一个女人夏娃，是上帝为亚当找到一个适合的帮手，用男人亚当的肋骨造成的，她不仅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应当依附于男人；后来因偷吃了禁果，并且诱惑亚当一起犯下原罪。因此，女人成为人类堕落的根源，从而由上帝安排，承受生育之苦的处罚和通过繁衍后代得到救赎。
在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女人有“三从四德”的要求。古代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而从古至今，传统观念里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根深蒂固。这些腐朽的传统思想沿袭至今，多多少少还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性别观念。
现代女权主义思想对性别歧视在文化观念中进行了追根溯源，对性别作出了社会因素考究，其理论来源和结论正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论点：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社会)造成的。它明确指出，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在角色、态度、价值、关系等方面受一种社会意义上的观念所影响，这种观念往往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遭到歧视，并影响妇女行使自己的权利。社会性别的提出，让人们重新认识性别，即对性别有一个社会意义方面的新观念，从而调整以往受刻板的性别模式规约的社会关系，并优化其秩序。
二、社会性别分析视角的作用
在当下社会各种问题的解决和秩序的优化进程中，妇女问题与环保、人权、贫困、能源等问题是同处在一个层面上。社会性别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推进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方法。社会性别视角的目标是推进性别平等，在当前妇女处于弱势情况下，它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另一方面，它也反思男性在社会活动中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社会性别视角不仅从政策上和行动上推进性别平等，促使妇女参与决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民主化、多元化的现代意识。因为“它更关注的是两性的关系，关注的是妇女和社会的关系”，超越了孤立的女性问题。利用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具体问题，其角度就会更广泛，其批判力量更具针对性。而在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中充分运用这个视角，不仅能引导青年男女学生培养健康的性别观念，全面发展他们的个体生命，而且，还能加强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树立以平等待人、尊重差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社会问题的积极而向善的人生观。
三、阻碍大学生树立社会性别意识的因素
首先，从学生们自小就接触的经典童话故事来看，其中受褒扬的女性多为美貌善良、谦虚温顺、乐于牺牲自我的形象。如灰姑娘是因为被打扮得美丽耀眼而受到王子的追寻，白雪公主和睡美人默默地等待王子的拯救，美人鱼为了爱王子而不惜失掉自己的声音和生命，等等。这样的传统阅读文本让男生女生们形成一种看法，女性要等着男性来唤醒，而男性可以主宰世界并拯救女性。在学生们的性别基本感觉里，男孩是力量型的，是救助者；女孩是柔弱的被救助对象。在教科书等阅读材料方面，有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含有不少性别偏见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省略、忽视、刻板化和歪曲等方面。很少涉及女性的人生、理想、事业等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学生长期在具有性别偏见的教材影响下，又缺乏教师平等的性别观念引导，很容易在意识观念里忽视女作家和有丰富内涵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把自己置身于趋于单一性别的一片“男色”的天空下，对于自身和他人特别是异性的价值评判和存在状态就很难形成两性双向参照的考虑角度。
其次，教师的性别刻板观念也是制约学生社会性别文化建构的副作用之一。在幼儿园里的角色扮演游戏中，老师通常会给男孩子扮演警察、医生等强有力和救助的主体，而多让女孩子扮演被伤害者或护士等被救助的或起辅助作用的人物，却很少让他们互换角色。史静寰评论说，“成人是在无意识当中扼杀了孩子这种反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尝试的愿望，硬把它纳人到传统性别规范中去。”这种误导一直延续到大学。有一部分大学教师仍持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如认为女生比男生更适合学语言，因此鼓励女孩把英语、汉语等当作职业目标来学，以便将来做老师、秘书或译员等；而鼓励男生把语言当作工具来学，为将来做管理者、医生或律师等打基础。体现在教学上，教师会无意识地对女生的语言学习要求比男生更高更严，从而间接地造成性别因素对学科教育的影响。这样，学生从小到大在受教育的同时也内化了的单性传统性别观念。
四、社会性别观念的培养与形成途径
(一)学习和理解社会性别理论。要求教师在讲授这一来自西方的性别理论时，一方面要指出其指导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疆域里的共性和差异，使学生能排除对舶来理论的陌生感，同时对该理论有一个更为具体的了解。比如说，该理论的普范性观点在于：“揭示了一个根源性的东西，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我们看到的男和女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一种社会上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学生的现实情况和本土化需要来向学生引进这一先进的理念。应注意选择学生熟悉的案例，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来讲，好让学生对理论减少了隔膜感，而与现实更为贴近。
(二)改变教师刻板的性别观。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较深的教师很容易表现出不尊重性别差异的不公正性别态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性别教育进行培训。如在师范院校和其他教学法培训课程中安排有关社会性别教育的内容，提高教师社会性别知识和能力，锻炼其洞察教学中性别偏见问题的敏感性，从而使教师有能力对教科书中带有性别偏见的内容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意义，或者对教材在性别观念方面滞后于时展等欠缺作出弥补，引领先进的性别观，确保学生受到健康良好的性别观念的影响。另外，还应鼓励教师选用消除性别偏见或编写体现两性平等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教材。
(三)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法解读文本。在教学中引进性别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无疑是让学生获得一个以全新的性别观念重读文学经典和文化现象的科学分析视角。一方面，应该引导学生重新解析被埋没、被压抑、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还从社会性别角度揭示男权思想对两性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反思男权中心意识主导下的文本评价尺度，从而还原一个消除性别偏见、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文学历史天地。
(四)以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分析批判的思维能力，而不光是被动地接纳概念知识的传授。可以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所得的数据、影音材料，或者让学生亲自到课堂外面去观察并记录生活中的现象等方式，让其接触和目睹真实的现实。
(五)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既然社会性别理论矛头直指社会性别本质论对人性的强制性规约，那么受性别本质论僵化的文化角色就包括男性和女性。因此，要引导学生建立两性互为参照、合作探讨的和谐氛围，共同关爱男性和女性的精神健康，不仅解构和反思父权社会意识形态下男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而且要分析男性在社会性别受男性本质的种种规范而遭遇的巨大压力，从而指导男性和女性，从种种荒谬的、陈腐的、褊狭的旧性别观的误区中解放出来，达到两性共同发展自我和创造世界的和谐合作境界。
参考文献
[1]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4
摘 要：女性人类学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本文简明介绍了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女性人类学(Feminism Anthropology)就是将女性主义研究理论与人类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弥补传统人类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理论的不足和偏颇。同时，女性人类学不局限于对女性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是也包括男性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性别关系研究。
女性人类学在西方已渐趋成熟。然而在国内人类学界，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本人拟简明介绍女性人类学的发展及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对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进行探讨。
一、妇女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Women)与女性人类学
传统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有对妇女的研究，只是散见于对亲属关系、婚姻、礼仪的研究之中及各民族的民族志中，女性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只是研究者用以说明其他问题的构件与材料。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女性主义影响下人类学对自身进行反思。人类学家对以往民族志反思，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首先引起部分人类学家注意的是民族志中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意识偏见。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在遥远的民族中做田野调查时，仍然本民族中男性文化带着主导的意念，认为他文化中也是男性掌握最主要的知识。因此，男性调查对象提供的情况便代表了全社区、全文化，而妇女的存在以及她们的观点和经历常常被置之不顾，其结果是所谓“真实地”再现文化的民族志每每只表述男性的活动和世界观。
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开展以女性为调查对象的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开始了以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本体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妇女身上，研究和描述妇女真正的所作所为，记录和分析她们本人的陈述与态度。一批描写各种文化和社会结构中女性生活的民族志问世了。就此产生了与以往传统人类学不同的妇女人类学。在把女性带回人类学研究视野中，妇女人类学是十分成功的。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注重对女性的研究，明确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女性”及“女性的观点”而与男性生活的研究相分离，会造成与主流相隔离而被边缘化。
亨瑞塔·摩尔认为：“妇女人类学中大量描写妇女生活的民族志，成功地把女性带回到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个画面里来，是女性人类学的前奏。而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女性人类学力图建立一种由女性视角和男性视角交错共视的人文视野。因此，它既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它力图通过对女性生存格局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来描述“完整的女性”，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
1974年出版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和斯坦福大学“跨文化观点看女性”研讨会论文集《女性、文化与社会》、1975年出版的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关于妇女研究的讨论会论文集《迈向妇女人类学》两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二、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女性人类学家即开始了关于性别特性的研究，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如何塑造性别特征的著述，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关于文化与人格的分析，都表达了文化对性别人格形成的作用，她们的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女性研究的先河。
米德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以她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表明：某种性格特质被认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是因文化而各异的，是人为的，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自然秩序”。米德的研究给予了生物决定论有力的质疑。转贴于
在生物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之间进行激烈的学术交锋后，文化决定论最终为大多数学者赞同，构成人类学女性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基于性别文化决定论的共识，提出了不同于生物性别的概念“社会性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成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并成为女性人类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而熟练地运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去观察我们周围早已熟悉的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则是人类学入门的标志之一，“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也使原有的以妇女为关注点的理论，转移成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至9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的概念，强调社会性别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分析劳动大军中的社会性别分化、社会性别关系以及社会性别与民族主义、妇女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已从社会性别差异研究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
三、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与多元的视角
自人类学开创以来，基于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结构功能理论的二元分析，一直作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工具，用来探究社会结构的功能，发现文化的深层结构以总结人类社会文化的规律等。www.qikan.com.cnqLQrGsjS7WN0EAl9
奥特娜(Sherry Ortner)从自然与文化二元结构入手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平等的文化象征意义及其导致不平等的原因，分析了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直接联系。她将男女两性关系比作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由于男性从事的生产劳动创造了超自然的文化，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所以创造文化的男性比与自然联系的女性价值高。罗萨多(Michelle Rosaldo)则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运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解释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因。
她们都采用结构人类学二元对立的方法和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对性别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们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深刻的认识。
然而，在人类学家运用二元对立结构分析范式研究了许多非西方文化后，发现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两方面的缺陷：许多非西方文化中要么并不存在上述二元对立结构，要么呈现出与西方(上述)模式不同的二元结构。二元对立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20世纪后期，二元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把二元对立作为唯一的分析框架，存在着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女性人类学开始抛弃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转而接受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步入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阶段。
后结构女性人类学首先对“女性”范畴进行解构，认为“女性”视角其实隐含着一个“同一性”。在对待其他种族的女性时，“女性”视角意味着性别优先于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等其他因素。而事实上不同种族、阶级、民族、宗教的女性有不同的文化、利益观念，性别的生理基础并不具优先性。因此“女性”的含义也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加以考查，这一阶段对女性身份的多重与差异性研究，构成了女性人类学的多种声音。
女性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提倡差异、强调多元，反对普遍性。后结构女性人类学的目标，不是为全球女性寻找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统一模式，而是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中寻找多样性的解决方式，即“在差异中寻找平等”。
四、女性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及研究方法
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不同，女性人类学并不侧重对女性作纯粹的实证性考察，而侧重于对女性进行哲学上的抽象研究和探索，对女性之迷做出解答。
1．女性人类学的特点
(1)女性人类学以“人”的存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和回归点。认为对女性存在之谜的解答，有赖于对人类存在之谜的解答，因为女性是作为人的女性，女性存在是作为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具有无限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现实状态，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女性人类学首先立足于从哲学意义上论证人的存在的基本构成，即人的存在的结构、人存在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
(2)女性人类学以“女性”作为自己思考的聚焦点，既注重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同一性，也着力于探讨女性存在的特殊性，力图在女性存在的现实及历史的考察中，揭示出女性存在作为一种特殊存在的生成过程及其特殊规律，描述女性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斗的历程。
(3)女性人类学以“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人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由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存在和人的存在的相互关系，就是女性存在和男性存在的相互关系。因此，女性人类学始终把男性作为思考的参照点。
2．女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其研究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所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1年(或1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
一大批女人类学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实践，借鉴人类学传统的田野调查、主位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提出以往人类学仅仅是“男人学”的观点，倡导撰写“女性主义民族志”。丽拉·艾布—庐古德(Lila Abu-Lughod)在《存在女性主义民族志吗?》一文中认为，“只有逐渐认识到在相同中存在差异，自我身份可能包含有多种认同，而他者身份也可能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能超脱僵死的本者身份与他者身份、主观与客观的约束”。卡麻拉·维斯卫斯瓦朗(KamalaVisweswaran)是目前女性主义民族志研究中最有成果的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之一，在其代表作《虚构的女性主义民族志》中，不是从正面讨论怎样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而是首先否定主体性的基础，认为不可能建立单一的女性主体，如果女性主义民族志只表现单一的女性主体就是一种失败。她结合自己的研究，讨论了怎样写超越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民族志。
女性人类学发展运用了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妇女在社会地位、社会角色和权力的掌握等方面同男性差异的分析中，以及揭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条件下妇女生活意义的研究。如在妇女生育研究中，对现时的育龄妇女和历史上某一年代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比较：有关妇女地位的研究中，对同时间内男女地位的差异的比较等。
女性人类学借用哲学人类学中“思辨”方法，对“社会性别”、“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过程中的作用”都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哲学探索。
五、中国女性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处于初创阶段。禹燕的《女性人类学》，是国内学者所著的第一部系统地介绍女性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力图在各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女性进行“哲学抽象”。全书环绕着“女性存在与人的存在”、“女性历史与人的历史”、“女性解放与人的解放”三方面展开，试图说明：“无论是女性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是女性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在不同文化时序中的不同形态：而女性解放从其实质来讲，也是女性从文化中的解放，是女性对自身的文化现实的不断否定和不断超越。因此，女性人类学实际上始终是在描述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女性存在，是在描述女性存在的文化格局与文化时态”。这种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探求女性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正是女性人类学的着眼点和重要的研究内容。
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女性研究文集《主流与边缘》，其中收入的论文既包括历史民俗、女性心理研究，也包括对当代影视、传媒、文学中性别文化的探讨，特别是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阐述多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而行文，为读者展示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色彩及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编辑者的初衷是希望出版一本人类学女性问题研究专辑，“期待着来自田野的气息、来自生活的朴实信息”。但结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距离：“想做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题，却无奈于我们目前人类学研究仍然滞后。专门的人类学稿件很难拿到，囿于专门的人类学家眼下十分有限。遵照人类学的要求，即使有了专门人才，能够去做性别上的专门研究，也必须有一年的时间‘在田野上’作业。根据这样的国情，我们不得不‘顺手牵羊’，在已经‘做着’相关研究的学者中寻觅，在他们各不相同的专业中寻找与性别有关的角度，取所谓‘田野’一域‘边缘’，因此有了我们手中的这本集子”。编辑者的“无奈”真实地道出了目前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的困境。与西方女性人类学发展的现状相比，中国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需要借鉴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研究。
1997年，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妇女：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和前一部著作均由中国学者评述西方理论不同，此书完全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出来的。在中国女性学研究走向世界之际，无论是以西方研究经验为借鉴，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妇女学研究体系，还是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妇女学为动力，开创自己的道路，研究西方的经验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妇女口述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可谓开创之作。2002年又出版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共三部。
六、女性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有56个民族，若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及文化的多元性有重要价值，而且也将为世界妇女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经正规训练的女性民族学家王同惠深入到广西瑶族山区调查家庭和亲属制度，建国之后训练的一批女性民族学家并没有以性别为自己的研究中心，而是重点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模式并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献。不同的专家和学者在中国各民族地区进行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也留下了宝贵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陈乃文教授反映藏族和门巴族的报告：何青教授所撰写的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报告：龚佩华教授所撰写的景颇族调查报告；黄淑娉教授所撰写的广东地区不同族群的报告和人类学理论书籍。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对少数民族妇女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1994出版的论文集《华南婚姻制度与妇女地位》，为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华南地区田野调查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不落夫家”婚俗的名称及类型，从不同历史背景出发阐释了该婚俗的成因及其文化上的差异性。此外，一些作者还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对香港、闽南侨乡、湖南及广东地区的当代婚俗进行了论述。
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运用宏观和微观、点与面结合的分析方法，对粤东客家村落进行调查，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和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各种变化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最可贵的是作者提出：“客家妇女地位的低下并不能从她们所从事的劳动进行解释，而应该从制约她们地位的文化的深层意义去研究”，探究了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在不同族群的变异，此类研究是重建中国女性人类学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在摩梭人中发现的“母系家庭”和“走访制”(以前国内研究者通称“阿注婚”)一直吸引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并展开了调查和理论探讨。早期进行民族学人类学探索的有王承权的母系家庭和严汝娴的摩梭母系制写作，后有和钟华的专著《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都是基于长期田野调查对云南纳西族摩梭人的探讨。还有翁乃群的文章《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西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等举不胜举的篇章从不同角度在探讨摩梭人的婚姻和家庭。
1997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华博士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2001年纽约ZoneBooks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英文版。该书详细描述了纳人社会独特的母系制度，归纳了该社会的建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在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会一样运行正常。2002年法国科学院授予蔡华教授2002年度“法语国家大奖”金奖，以表彰他在人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的长篇书评《走访》(Visit)对蔡华教授的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项研究成果证伪了二战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结构的两种基本理论：即“单系继嗣理论”和“集团联姻理论”，并说蔡华关于纳人的精确细致的著述将会被人们记住。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蔡华著作的荐言中称“蔡华博士对西方人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纳人由此在人类学文献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5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会长顾秀莲作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充分发挥妇女研究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的重要讲话。她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妇女/性别研究的重要意义，强调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妇女/性别研究需要着力研究的几个重点和难点问题：一是要加强对中国特色妇女运动特征和规律的研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作贡献；二是要加强先进性别文化研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三是要加强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中的性别平等研究，积极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四是要加强性别平等与民主法治建设研究，努力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化的进程。她特别提出要认真总结建立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网络的经验，积极主动地争取党政领导与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加强与各地社科联、有关学会、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联系，广泛团结各学科的妇女研究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关心妇女研究的人士，尤其要吸引更多的男性参与妇女和性别研究，丰富分析问题的视角，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妇女/性别研究和培训网络，共同推动妇女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黄晴宜出席会议并主持开幕式。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锦斌，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岳松华，省委副秘书长薛耀，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薛引娥，省妇联主席刘丽鸽等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为陕西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聘请的客座教授颁发了聘书。
本次年会在组织、筹备与研讨中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组织方式上，充分发挥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作用。本次研讨会是中国妇女研究会首次与省委党校和省妇联合作在西部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召开年会。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和陕西省委党校、省妇联密切合作，共同完成了会议的设计、组织、筹备与研讨，这也是发挥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作用，整合社会资源，扩大社会影响，推动妇女研究的一次新尝试。
第二，研讨主题上，紧扣时展命题。本次研讨会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中探讨性别平等问题，主题非常鲜明。与会者立足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传播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的实践经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如何在建构和谐社会中推动两性的平等、和谐展开了热烈的研讨，既有理论分析，也有调查研究，还有立法和政策建议。
第三，研讨内容上，加大了性别平等与法律政策研讨的份量。在19位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大会发言中，其中有10位阐述了有关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改与完善。如何更有效地以研究影响法律政策的制定、修改与完善，推动更多体现性别平等的法律、政策的出台，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
下面，分专题对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
一、“性别平等与民主法治建设”专题
性别平等与民主法治是本次会议的研讨重点。讨论中，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促进性别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完善的法律体系。在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同时，要制定和修改其他相关法律，以形成各项法律法规的相互支持。与会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讨论了《反就业歧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防治家庭暴力法》、《就业促进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家政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原则、立法思路和主要内容。有专家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应以妇女为中心，以性别平等为基本原则来审视各项法律法规，认真分析这些法律和政策是否关注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两性差异。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伯红阐述了在联合国《消歧公约》框架下推进中国性别平等的立法决策的必要性和优先领域。她建议，国内立法应按照《消歧公约》要求，做出对妇女歧视包括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的定义；在国家统计法中加入分性别统计的要求，促进和提供按性别、地区和民族分列的数据统计；制定反对对妇女暴力的国家立法；在《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务员法》中采取持续的措施，包括暂行特别措施，例如制订足够的数字目标、指标和时间表，推进妇女参与到一切公共生活领域（包括外交领域）的工作中；加强《就业促进法》中反对就业歧视的司法解释，防止妇女在公、私部门的就业领域遭受歧视，克服纵向和横向的职业隔离，确保妇女同工同酬、平等获得社会福利和服务；建议进一步制订反对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细则；修改农村中一系列以男性为主的政策和制度（包括生二胎的规定），从根本上消除歧视女性的土壤。
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调研员范瑜分析了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的新形势和修改重点，从性别视角提出具体修法建议：一是在妇女当选比例上，从规定“适当名额”向明确比例或数量转变；二是在当选领域上，从规定增加女村委会成员数量向增加女村民代表数量拓展；三是在保障权益范围上，从规定维护选举权、被选举权向维护决策权、管理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方面延伸。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所项目主管王春光介绍了中荷大型合作项目“消除中国的就业歧视”，论证了《反就业歧视法》的立法目的与必要性，突出强调了消除性别歧视应是中国《反就业歧视法》的一个重点，其原因是，性别歧视是歧视现象的传统类别，也是各国反歧视法的重点领域；与其他歧视一样，中国的性别歧视尚处于裸的直接歧视、甚至制度歧视阶段。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权益二处处长钱晓斐介绍了全国总工会参与修改《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情况。她指出，全总女职工部1998年首次提出修改《规定》的建议后，经过不断调查研究，现提出了《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一是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这一名称改为“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二是扩大了现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增加了“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企业、事业等单位”；三是明确了女职工孕期保护、产假、定期健康检查的规定；四是增加了关于女职工产假期间生育保险待遇的规定；五是对女职工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与解除作出了明确规定；六是加重了用人单位违法的法律责任，修改了女职工违反国家有关计划生育规定的法律责任。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明侠对中国制定全国性家庭暴力防治法提出一些立法思考。她指出，至2006年4月30日前，世界已有89个国家有专门立法条文反对家庭暴力，其中60个国家有家庭暴力专项立法，中国制定全国性家庭暴力防治法势在必行，并强调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应把定义、基本原则、保护令、暴力行为的矫治、家庭暴力罪、证据、社会救助与服务、法律责任列为要点加以论证。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专家组成员王竹青提出了家政工劳动权益保护立法的必要性。她指出，家政服务在中国已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产业，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家政行业不能适用《劳动法》，无法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但家政工在工作过程中，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雇主，确实存在着风险，这些风险该怎样防范？怎样补救？目前的法律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建议对家政工的权益保护进行专门立法。与会者对此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大家普遍认同家政工作为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群体，其劳动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否进行专门立法，许多人提出了质疑。有人提出首先要明确妇女与法律的关系，不能什么都靠法律来解决，应考虑除法律以外的其他途径。比如西安的经验就是政府出台政策，提倡雇主和家政工进行谈判。有人认为家政工的劳动权益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秩序来规范，而不是法律。有人认为，应该对立法的前提进行充分论证，把家政工视为弱者是否合适？如果过度保护，反而可能会限制资源的获取。有人认为，家政工的劳动权益保护应该纳入劳动法的内容。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调研员高林对《就业促进法》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并指出为做好该法的贯彻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制定相关的配套法规，《公平就业条例》已列入调研计划，性别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专题。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贾云竹介绍了将社会性别纳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法历程。她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1996年中国颁布的第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能纳入性别视角。当前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日益突出，而老年妇女在教育状况、健康保健、照料赡养、经济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所积累的资源和享有状况均低于男性老年群体和其他年龄段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老年人人权益保障法》的修改应该更充分地体现性别平等和公正的原则，强化国家和社会对老年妇女群体的支持和辅助政策，切实保障老年妇女能平等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讨论中，与会者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兼有研究与行动职能的非政府组织在立法建构中的角色和作用、妇联组织在推动立法方面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法律概念和法律条文具体化的重要性、立法参与机制的改革、研究机构与立法机构的有效互动、《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修改的理论基础和理念变化、女职工劳动保护与公平就业之间的互相影响、女职工劳动权益保障的国家责任和企业责任的分担，等等。为保障在贯彻实施各项法律政策时体现性别平等的原则和内容，应该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设立或改革相应的工作机构，使之承担起宣传倡导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社会性别分析信息和技术支持、受理性别歧视申诉等职能。
二、“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及公共服务中的性别平等”专题
与会者普遍认为，要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制定积极的、有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公共政策，重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作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性别分析范式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模式。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没有主观故意的性别歧视，但是，忽视或不歧视的中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可能产生歧视的现象，客观上限制了性别平等权利，成为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阻碍。因此，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关注男女两性的不同需求，纠正市场失灵和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使男女两性享有平等机会参与并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室主任杜洁指出，十七大报告多处提到“民主”、“民主”，为社会性别分析提出了新要求，创造了新机遇。要让全社会认识到性别问题不是单纯的妇女问题，也不仅是妇女组织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的问题，需要党政部门承担责任，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并非仅仅是分析妇女问题，维护妇女权益的工具，而且也是分析社会问题，制定社会政策的工具。
有学者提到，开展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进行分析、分析什么、怎样分析，分析结果如何服务于决策。不仅要通过社会性别分析发现目前存在的性别差距，而且要通过制定基于社会性别分析的政策和措施缩小差距，最终消除差距。应对不同层面和领域的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性别分析，不断拓宽社会性别分析的使用范围，这不仅需要学术界的研究，更需要政府部门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决策部门与研究机构之间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机制。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室主任蒋永萍指出，对公共政策进行社会性别分析不但可以及时发现目标人群的不同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而且还可以监督和改善政策的实施，使其惠及最广泛的利益人群。但是本土化的社会性别分析还处于探索阶段，许多与妇女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议题，还未得到深入的研究讨论，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运用尚不娴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操作性和影响力。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往往更多关注效益，土地等有关资源分配的政策被视为一项产业政策，追求生产效率时常忽略资源分配中的平等议题，没有具体配套措施保障妇女土地权益。教育政策也同样如此，被作为以质量和效率为导向的政策，忽视了贫困地区对教育资源的享有。
上海市妇联研究中心主任陆建民，介绍了上海市妇联参与公共决策的实践探索。她指出，妇联作为妇女利益的代表者，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研究、制定、监督实施和政策评估，是表达妇女群众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要求。在政府职能转变进程中，妇联应根据妇女群众的需求和妇联组织的职能，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承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责任。这就要求妇联要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在选题上要以促进妇女发展、维护妇女权益和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在具体操作上要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提供既有数据分析，又有解决方案的对策建议。有的学者还提出要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妇女组织社会化的运作模式，形成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提高妇联组织的工作水平。
与会学者们共同呼吁要制定积极的、有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公共政策。要进一步提高妇女参政的比例；采取积极就业政策，保证女性的再就业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同时要出台有利于消除性别歧视，规范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政策、措施；修订不平等的退休政策，消除男女在进入和退出职业生涯方面的制度性不平等；完善关于弱势妇女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和卫生保健政策、扶贫开发政策等各项社会政策；进一步扩大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构建一个公正的教育与社会体制，使得农民工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公平的教育与就业机会来实现代际流动。
三、“两性平等和谐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专题
与会者普遍认识到，任何性别不平等现象都有其深刻的文化基础，某些落后的性别观念作为支撑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文化基础，以其巨大的惯性阻碍着男女平等的法律和政策效应。推进性别平等，促进社会和谐，需要构建先进性别文化，树立社会公众共享的、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传播体现性别平等和谐的知识和信息，这既是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客观需要，也是繁荣和谐文化的内在要求。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和实现男女平等，男性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明舜指出，保障妇女人权、促进男女平等，不仅是现代男性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是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男性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的行动，是重建性别秩序的重要环节，也是男性自身解放的前提。男性参与两性平等活动，首先要参与先进性别文化的构建，使性别平等成为社会文化伦理中的合理部分。
与会者对大众传媒肩负的传播先进性别文化和监督性别歧视现象的社会责任给予了极大关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讲师张艳红指出，应警惕“女性形象商业化存在即合理”的媒体潜规则，建立健全规范媒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创办妇女传媒监测网，规制大众传媒的内容和传播方式，否则，这些潜规则很可能变成明规则，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敬婕与大家分享了“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性别观念的发展”的调研报告。调查发现，虽然随着性别平等观念借助媒介平台大力推广与普及，当代大学生对传统的性别观念和刻板印象日趋表达出质疑与反抗的态度，但是对于女性面临的参政、受教育、经济参与等层面的问题，男女大学生都存在着观念上积极接受“性别平等”而行动上却消极对待的现象。目前女性群体的思想观念出现多样变化，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也有一部分人对大众媒体和现实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缺乏坚定而明确的判断，甚至认同媒体对男女两性形象和行为的刻板化塑造，或者漠视大众传媒以“美女”吸引眼球的现象。
有的与会者认为，在宣传倡导先进性别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了解年轻一代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因此，要积极探索有效的宣传倡导方式，用贴近年轻一代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生活的话语和方式宣传先进性别文化，鼓励女性将自己的人生坐标与时展融合起来，培养有性别意识、有“四自”精神、有发展能力的新一代女性。有的学者提出，构建两性平等的和谐家庭，要创新工作思路、理念和方法，妇联组织开展的“和谐家庭”评选等活动，要有意识地引导男女平等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是强化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还有的学者提出，要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和女性教育发展。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主任班理介绍了陕西省妇联发起的具有性别平等和扶贫特点的社会公益工程――“红凤工程”，从实践的层面阐释了和谐文化的建设。
与会者普遍认为，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要充分发挥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作用，形成建设的合力。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焱指出，和谐性别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应抓住和谐文化建设的契机，推动将和谐性别文化融入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流，将性别平等和谐的文化规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并把这一要求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动员全社会力量，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开展社会行动，营造有利于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
四、“构建和谐社会与性别公正的理论研究”专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性别平等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性别和谐与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区域和谐、生态和谐等一样，都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然而，目前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许多与性别平等相悖的不和谐因素。比如，在资源占有与分配方面，女性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在政治领域，女性参政比例偏低；在经济领域，女性容易遭受就业歧视；在文化领域，落后的传统性别文化仍然阻碍着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的进程；生育过程中，妇女生产者的劳动付出难以得到有效补偿；财产继承中，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婚姻生活中，妇女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尤为严重，等等。性别间的不平等不但违反了社会公正原则，与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而且还具有连带效应，如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问题有着潜在的社会隐患。与会者认为，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性，深入分析性别不平等现象作为不和谐因素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要在理论上深刻理解促进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先进性别文化和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在决策上将性别平等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政策。
与会者针对“性别和谐”的涵义进行了深入讨论。厦门大学福建女性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振指出，应该对性别和谐的概念进行学理探讨，性别和谐的基本内涵应该包括性别尊重、性别公平、性别友爱和性别均衡。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强调，在构建和谐社会话语中探讨性别和谐，一定要坚持以性别平等为前提。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理论室主任丁娟指出，对性别平等与和谐应从动态的角度来审视，平等与和谐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必须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和把握。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两性和谐的理解和追求不同，两性和谐的内涵也就不同。例如，在封建社会，人们将不平等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视为“和谐”；我们现在要倡导和追求的和谐，是以性别平等为基础、为前提的两性和谐，是主张男女平等、共同发展的和谐关系。在对性别平等与和谐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与会者学者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达到了共识，普遍认为正确理解性别和谐是实现性别和谐的前提，性别和谐应该以性别平等为核心，它既强调平等又尊重差异，以两性共同发展为目标；它既不是以牺牲女性权利和机会为代价实现的所谓和谐，也不是以牺牲男性为代价，以女性取代男性成为权力中心形成新的不和谐，而是要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分工，建立有利于两性共建共享的利益协调机制，营造两性平等、协调、共同发展的和谐状态。
与会学者还强调，为促进性别的平等、和谐，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齐抓共管。为性别和谐建立顺畅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可靠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有力的社会控制机制、通畅便利的矛盾疏导机制，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继续加大教育与培训力度，改善经济发展中资源占有、分享上的性别不平等，拓展改革成果的覆盖面，提高妇女从业层次，促进社会性别的合理分工，构建两性共同分担家务的和谐家庭，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发展。
2007年12月22日晚，中国妇女研究会会刊――《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还举办了“学术刊物在推动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中的作用”沙龙活动。沙龙由《妇女研究论丛》主编谭琳主持。她首先介绍了举办沙龙的目的，希望大家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刊物在提升妇女/性别研究水平、扩大研究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宣传先进性别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妇女研究论丛》、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人口与经济》、《浙江学刊》、《浙江大学学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山东分院学报》、《陕西省委党校校刊》、《陕西省委党校校报》、《教学科研参考》等期刊的执行主编、编辑以及其他一些与会人员三十余人参与了沙龙。大家在发言中介绍了刊物刊载妇女/性别研究成果的历史、侧重点、作者队伍、刊载量、社会影响和评价，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思路，表达了对力量整合的需求和愿望。
《妇女研究论丛》编委叶文振在发言中指出，在现有女性期刊中，《妇女研究论丛》作为国内最权威、最专业的妇女/性别研究刊物，在办刊方向、学术定位上应进一步提升。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在学术规划方面起引导作用；对某一领域的学术进展请国内最权威专家进行综述，避免低水平重复；对国内新近出版的专著进行推介；发表一些新的大型的调查资料，做到资源共享；《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可以作为牵头人，与其他相关刊物联合开座谈会，对热点用专栏进行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通过网络把编委会组织起来，使编委作用得以体现。
性别社会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 儿童性别角色 性别差异 社会化
男女两性是构成社会的基础。性别角色逐渐社会化的过程贯穿个体发展的一生。性别观念会把不同性别的角色标准赋予学生个体，并通过家庭、社会、学校等教育场所和教育手段，借用各种宣传媒介使学生掌握与其性别相适应的行为模式、角色模式，强化其对性别角色的认同。然而，近年来，性别边界日渐模糊，性别角色错位现象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中性化”现象成为了一股潮流、一个时尚的风向标。有研究表明，性别角色错位的人，无论在心理上、行为上，还是在与人交往、适应社会等方面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儿童性别角色差异的产生？笔者从性别角色相关理论出发，结合当前学校教育中所出现的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现状深入分析，探讨影响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性因素，以及我们应对此问题的对策。
一、性别角色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一）性别、性别角色及性别角色教育
Anita Woolfolk在《教育心理学》中，对性别、性别特征、性别特征身份、性别角色行为和性别认同的看法如下：“性别”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在生物上的差异。“性别特征”是指一种文化中，符合当前被判断为适合男性或女性的特征或行为。“性别特征身份”是指个人对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一种确认。“性别角色行为”是指与性别相关的行为和个性，性取向则是人们对性别的选择。性别认同（Sexual identity）是指一种关于性别角色和性取向的信仰和取向的综合体，是由信仰、态度和行为组成的一个复杂结构。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1]。
性别角色教育是指教育者依据自身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对性别角色标准的理解，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帮助其形成性别角色观念，性别角色态度，进而产生相应的性别角色行为的教育过程。
（二）性别角色形成的理论基础
1.心理分析理论
性别形成的心理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sex typing）又称“角色自居说”。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海伦·多伦奇、霍尼和埃里克森。心理分析理论强调自居作用在男女两性性别行为形成中的作用。自居作用的机制是认同、接受、暗示和模仿，是一种保持心理平衡的自我防御机制，意识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该理论认为男女两性的性别特点是在儿童时期模仿与自己性别相同的成年人，特别是父母的行为而逐步形成的[2]。
2.社会学习理论
性别形成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of sex typing）也称“性别定性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阿尔伯特·班杜拉、米歇尔等。这一理论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是环境决定论和行为主义。它并不关注男女两性的需要、动机及性格问题，而是重视两性心理的外部表现，即男女不同的行为差异，并认为行为强化是性别形成的决定因素。该理论认为，男女性别角色是后天学习获得的，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同时，这个过程也是男女角色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实现[3]。
3.认知发展理论
性别形成的认知发展理论（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of sex typing），又称“自我归类说”。代表人物有皮业杰、科尔伯格。该理论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基础，强调性别形成的认识因素，认为男女两性性别特征的形成，关键在于个体对自己的性别及其活动特征的认识，是主体与外部世界在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结构，个体是依靠认知结构主动理解和掌握性别规范的[4]。
上述理论分别从心理分析、社会学习和认知发展等角度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形成加以分析，这些理论既是男女性别角色形成的理论基础，又为男女性别角色差异提供了理论解释。
二、学校教育中性别角色差异的现状
（一）教学资源中的显性偏见
个体性别角色行为是在了解男女性别差异，并同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角色，并随之做出与之相符的性别角色行为。但是，在学校的教学资源中，例如馆藏书目、报纸、书刊、各种课外读物里却存在着性别角色差异。学生在报纸上读到的信息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只属于从属地位。学生的课外读物，特别是虚构类的文学作品有着很强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课外读物故事中女性最普遍形象是童话的人物，以青春期的女生为主要读者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多对学业和事业不感兴趣，但特别在乎长相；冒险故事几乎全是关于男性的[6]。在低年级的课本故事中，关于男性的故事数量是女性的4倍，其中女性通常都待在家里，让人觉得她们很被动、害怕和无能[7]。课外读物中的性别刻板印象无疑会影响学生的性别角色发展。
（二）学校权利结构隐性差异
学校权利构成的性别差异，对学生男女性别角色的发展有很深远的影响。在教育系统中，年级越高，男教师所占的比重越高。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4）》研究显示，在我国，女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比重分别为：幼儿园60.22%，小学53.56%，普通中学44.09%，普通高校41.71%。级别越高，女教师所占的比重越低[8]。此外，学校的人事结构也存在很大的性别差异。各级学校中领导工作多由男性担任。对校园内教职员角色分工的认识必然会影响学生角色认取的对象。这反映了社会中潜藏的性别权力关系这种情况的存在，可能对学生存在负面的潜在课程效应。
（三）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偏见
1.师生互动中
张春兴、谢卧龙等人的研究指出，教师不论男女，对男学生的要求与期望都较对女学生的高。课堂上，男生受到纠正、批评、鼓励的次数都明显高于女生。由于教师对男女学生期望的不同，引发了不同的期待效应[9]。在教学中，也存在性别刻板印象，男生通常被认为理科学习表现良好，女生则在阅读或语文等科目上成绩较好。这样，男女性别差异十分明显，乃至对以后的职业选择有一定的影响。
2.生生互动中
心理学家针对儿童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小时候（3—4岁）就开始具有不同的性别认同，而在之后的成长过程中，不同性别的儿童会玩性属特指（gender specific）的玩具，女孩和女孩玩，男孩和男孩玩。这些儿童除了在学校中有这种行为模式之外，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观察、模仿和学习周围的母亲、父亲、姐妹、兄弟，因此，性别认同、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
三、影响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的因素
个体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影响学生的行为方式、职业选择、兴趣爱好等方面。其中，影响个体性别角色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仅从家庭、学校教育角度思考。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个体最先在父母的影响下接受社会化。父母的性别期待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
家庭环境、父母的性别角色意识，以及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对个体的性别角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家庭环境不仅包括父母在内的小的家庭环境，而且包括亲友在内的大的家庭环境。在个体的成长历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父母是个体性别意识的启蒙老师，根据性别角色形成的心理分析理论，个体性别意识的形成源于儿童期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如果父母的性别角色意识缺失，就会对儿童性别意识的形成产生影响。在教养方式上，父母会依据自己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认识，对子女的性别角色发展方向形成预期，最后将这些预期同化成儿童的性别角色观念，引导儿童性别角色发展。
（二）学校因素
学校是继家庭以后，影响个体性别角色形成的第二因素，同时学校也是个体性别角色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然而近年来，学校性别教育的缺失、教师性别角色观念的缺失、教师性别结构失衡等因素对学生性别角色的健康发展产生了影响。
1.学校性别教育
目前学校教育中，儿童性别角色教育是严重缺失的。近年来由于国家对性教育的重视，关于性别教育的生理卫生课已在各个学校普及，然而面对升学的压力，部分学校教育只以学科教学为中心，这类课程已形同虚设。即使一些学校还坚持此类课程的开展，也只是对男女生理发育的简单介绍，性别角色的教育几乎是空白状态。
2.教师性别角色观念
教师的性别角色观及教师随之产生的性别角色期待对学生性别角色意识的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教育功利化的存在，学校教育更多的是重视学生智力因素的培养，忽略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教师的性别角色教育意识薄弱，对性别角色的相关知识也了解甚少，这使得教师很难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3.教师性别结构
中小学教师队伍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女教师占绝大多数的单一化现象直接影响了学生的性别角色的认知和定位。女教师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已成为儿童唯一的性别角色模范，对个体性别角色认同，尤其是对男生的性别角色定位产生不利影响。
4.教育方式和评价方式
传统的教育方式和现行的评价方式强化了男生“女性化”倾向。教师会在其自身性别角色观念的指引下形成对待不同性别学生的态度及教育行为。而这种教育行为往往以“隐形”的方式作用于学生性别角色形成的过程，进而对学生性别角色定位过程施加影响。
学校教育中，男女性别角色差异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本文试图从性别角色的理论出发，结合当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性别差异，探讨家庭、学校层面影响个体性别角色意识健康发展的因素，以期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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