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碉楼范例6篇

羌族碉楼范文1

虽然碉楼成了战争防御体系的一部分,但战争悲情不能赋予碉楼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早在建设之初,羌碉就深深地打上了这个古老文化的烙印。

碉楼最初并非用来打仗

是否修建碉楼很多时候并不是由战争来决定。据方志记载,古时羌民若谁家有了男孩,就必须建一座家碉,男孩每长一岁就要增修一层,直到男孩长到十六岁,碉楼才封顶,若谁家没有碉楼,儿子连媳妇都娶不上。

碉楼要修成什么样的形状,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据说,过去每当同一姓氏的羌族人家在某地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要集体捐资兴建一幢象征本族人家存在与兴盛的碉楼,如果是四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四角形;六家人共同修建的,就修成六角形。

碉楼的建造过程更不可随意。先是要请端公占卜跳神,挑选地形地势,看有无妨碍,何时动土,得到神灵的许可后方才开始修建。修建之时,端公要唱经典《上坛经》中的正经《巴》,唱修房造屋以及房屋如何装饰,然后进行一番详细考察,认定能在此处修建,方才动工。这与汉民族建屋讲究风水的习俗相似。

碉楼修好后,端公要唱经典《上坛经・日不舍歌》,即《开鼓开坛经》,反映修房造屋及供神情况,还要在房顶上放置白石,立供天神,并请端公做法事。一切安排好后,人才可以入住。

羌碉高耸入云,远离地面,是羌寨中最高的建筑物,似乎远离了尘界,干净、圣洁。羌碉顶部供有代表众神的白石,并建有焚香小龛,希望通过焚香的方式向神灵祈祷,让上升的白烟捎去自己对天神的祈求和祝福。

而这种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坚持甚至夸耀,在另外一种语境之下则显得更加意义深远。

1920年,到汶川县、茂县等地考察的英国传教士托马斯・托伦士曾说过:来到羌人山区的旅行者,立即就会感觉来到了一个新的地域。他们歇山式的木屋为平顶的石屋所取代。初来此地的人不由得要擦亮眼睛,这样才能确信自己不是在巴勒斯坦或者中东,因为两者的建筑是如此的相似。

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托伦士这段话的用意显然在于表达古羌人与古犹太人之间文化的相似性,以证实羌人为古以色列人的后裔,而这无疑会将羌民族文化置于另一个边缘的地位。

千年不倒的传奇

从秦汉时由甘、青地区向南迁徙,到唐代被强大的中原王朝与吐蕃王朝夹逼至川西北的岷江上游地带,羌人的祖先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为后人选择了一块地质环境极为复杂的栖息地。

这里是中国第一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是青藏高原板块与四川盆地板块的对冲地,地下有一条东北方向到西南方向走向的黑色大裂缝,裂缝长约400公里,宽70公里,地质学上称之为龙门山断裂带。

选择了复杂的地质生存环境,就注定要与地震等地质事件为伍。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638年2月,松潘南就发生过5级地震。而后的数百年间,地震依旧频仍。1488年茂县5.5级地震,六寨被毁;1607年,松潘漳腊6级地震;1713年,茂县叠溪6.5级地震,岷江左岸岐山崩塌,江水断流。

这些关于地震的记载,都只能出现在中原王朝的史书记载中,因为羌族只剩下了语言,他们的文字传说被羊吃掉了。因此,有关地震更多的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从1900年至2008年5月12日之前的一百多年里,龙门山断裂带发生5级以上的地震就有十几次,这其中发生在松潘境内的6级以上地震4次,茂县境内的6级以上地震5次。

最重大的是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震级达到7.5级,茂县21个羌寨全部被埋,13个羌寨房屋全部垮塌,6865人死亡。震后,堰塞湖崩溃,下游茂县、汶川、都江堰沿江村镇被水冲没,2500余人死于水患。那次大地震,在岷江上游震出一个叠溪大峡谷。

频繁的地震带给这个古老民族的不仅是太多痛苦的记忆,也练就了他们精湛的建筑技艺,在无数次的地震中,碉楼可能损毁,可能被掩埋,可能倾斜,但几乎没有直接垮塌的事情出现。

这铸就了千年羌寨不倒的传奇,碉楼更成为这个民族坚韧与刚强的伟大象征。

羌区有一种独特的职业,就是“墙匠”,砌筑碉楼的工作必须由他们来完成。墙匠在建筑之时不绘图、不吊线,也不搭架支撑,全凭眼力和手工技艺。因此,墙匠需要从小学习,由师傅手把手教会各种技术。

羌族没有文字,但师傅可以通过代代相传的口诀,使学徒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墙匠,这些口诀会详细说明各种技术问题,比如,多高的墙需要多深的地基,木梁怎么合,墙的转角处怎样结合,等等。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徐平介绍说,碉楼能够抗震,可能跟下面的几个原因有关:第一,施工时,先挖地基,一般挖至硬岩,以基岩为基础。第二,墙体全部用毛石砌成,砌筑时石块的大头向外,交接处要采用“品”字形结构。第三,墙体均做收分处理,下半部多于上半部,以降低重心,增加稳定性,形成类似金字塔的坚固结构。

同时,在砌造墙体的过程中,建筑师还要将麦秆、青稞秆和麻秆用刀剁成寸长,按一定比例与黄胶泥搅拌后接缝,使泥石胶合。这种黏合剂不但能起到很好的连接和铺垫作用,也能增强整个砌体的刚度和强度。

碉楼不倒的另一个奥秘,可能是碉楼每个房间的面积大多只有3~4平方米。每一间都结合得非常紧密,甚至连开窗也特别小。这样狭小的空间尽管不适合居住,但可以节省工料,并缩短建筑的工期。

更重要的,节省下来的工料可以充分地用在墙体之上。碉楼的墙体都很厚,不但外墙厚,房间之间的隔墙也很厚,这有效地增强了碉楼的抗震性。川陕总督张广泗在久攻不下大小金川后,曾向乾隆诉苦说,用劈山大炮攻击碉楼,“若击中碉墙腰腹,仍屹立不动,惟击中碉顶,则可去石数块”,里面的人则安然无恙。而且,这本身就是抗震的结构形态。

在史无前例的汶川8.0级地震中,羌区的大部分碉楼仍然只是局部受伤,主体建筑基本没被损坏,又一次延续了它不倒的传奇。与之相呼应的是修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受损很小,据说它的修建者李冰,也是羌族人。

一场看不见的变迁

地震无法震毁碉楼,因为它的坚固。战争也没有根本摧毁碉楼,因为它的防御功能。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在北川。

当时北川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当地的人民也都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但《明史》中对于白草、青片的“羌番”骚乱仍然多有记载。

骚乱主要起源于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发起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当大量外来移民来到本身就资源匮乏的北川地区,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以致羌人的叛乱不断。

有明一代,有关“羌乱”的记载又一次多了起来,只是在这些记载中羌更多的是被称为“番”或者“羌番”,这是对此地羌族、藏族的泛称。直到16世纪中叶,明政府的平乱才取得了

决定性的胜利。

1546~1547年,明代松潘总兵何卿动用官军37000人,对北川都坝河、白草河与青片河流域的羌寨进行拉网式的扫荡,攻占了北川最有实力的小坝、片口一带的羌寨。此役被称为“走马岭战役”,明军“俘斩九百七十有奇”,“毁碉房四千八百”。

1577年,丢骨等寨聚众进犯松潘,北川境内的羌人害怕受到牵连,向县衙声明:各番绝不会窝藏聚众造反者。齐风、村巅、白草、野猪窝等28寨共8494人更表示“愿为编氓”,“变易番姓,从习汉仪”,每年对官府“输纳认粮”。

羌人还接受了如下条件:重大节日和上级官员到任时,要到县衙去朝贺;皇上寿辰,寨子里要树立白色的旗帜表示祝贺;每年缴纳黄蜡供制作蜡烛之用等等。

这些条件并没有多少经济利益,但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则至关重要。石泉“编氓”仪式六年之后,即1585年,茂州杨柳沟的羌人再叛,北川羌寨与杨柳沟相邻,他们害怕朝廷怀疑其有反叛之心,立即断绝与杨柳番的往来,并愿意每年再多缴纳一些黄蜡和粮食。

《北川县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在何都督、王巡抚大创之后,青片、白草碉楼皆空,一望民居皆耕作之土也。”而何卿更被视为英雄,称“白马将军”,受到当地百姓的普遍祭祀。

“这些都使得白草、青片河流域的非汉土著文化与认同逐渐消失。”台湾学者王明珂这样认为。

这样的变迁在何卿之后继续进行。

1867年,青片乡一户杨姓人家率先废弃了羌族碉楼式的建筑,修建了吊脚楼。这是一种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的建筑形制,来自于康熙时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新居落成之时,时任知县特意为之题写了“修名之立”四字,以示祝贺。如今,杨姓人家所修的房屋早已残破,依稀只见几间木质结构的平房,即使是在新建之时也不过是平常的建筑。

碉楼的最终毁灭,不是因为自然力量的破坏,亦非中原王朝为防止战争而对其的拆散,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自身构造的落后,输给了外来的先进文明。

碉楼墙体比较厚,采光效果非常不好,即或是白天里面都要点灯,碉房实际上根本不适合居住。

正因如此,一旦接触外来文化,而且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时,羌人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接受木结构建筑,这可以让居室的面积更大,让居住的环境可以变得干燥,更光亮。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容易理解,当中规院拿出的北川新县城初步规划的城市设计意向效果图中,出现大量仿碉房和碉楼建筑时,为什么很多学者强烈反对。

羌族碉楼范文2

关键词:羌碉;“玛雅文化”;宗教

建筑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的民居建筑,既受观念的影响,又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建筑式样丰富、分布广泛、特色鲜明的类型特征。

羌族建筑最大的、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筑的墙体主要由黏性很好的黄泥和片石砌成。羌寨民居建筑中各层各室分工明确,住宅建筑功能通常分为:一层为“圈”,饲养家禽及耕牛;二层为主功能区,有堂屋、居室、客房、厨房等;三层楼主要为储藏室:由于通风好主要存放粮食、腊肉等杂物,也有居室;四层羌人称之为“房背”晒场层:用于晾晒和加工丰收的农作物;五层为“神圣”空间,是特别筑建的专门用于放置、供奉白石神――天神。

这些碉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代久远的门窗大都窄小,年代近的门窗宽大;大都墙体厚实,整体由下往上渐渐内收,逐渐形成底宽、顶端窄上轻下重的建筑力学原理;一般每座碉楼通高达二十至三十多米;内部空间大部分都为上下通体四方形、有通体圆形的但很少见;碉楼内部一般分设十多层左右不等,每层前后左右都有射击孔兼观察孔,孔形外窄内宽便于观察和射击;顶层最上方供奉白石神,下面作观望平台。有的羌寨筑有四至五座碉楼,多的则有十几座,每座都是杰作,结构没有瑕疵,边角像刀刃一样笔直,墙壁坚固平整。岷江上游的羌碉,以建筑精美、风格各异、布局和谐、错落有致而著称。所以在川西高原有“无碉不成寨”之说,碉楼集居住、防卫、防盗、防灾等功能为一体,且星罗棋布,一碉有警,相互呼应。

在四川省理县桃坪村,有一处当今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羌族古寨,这就是被专家学者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古堡”的桃坪羌寨。

桃坪羌寨以古堡为中心筑成了放射状的8个出口,出口连着甬道构成路网,本寨人进退自如,外人如入迷宫。寨房相连相通,外墙用卵石、片石相混建构,斑驳有致,寨中巷道纵横,有的寨房建有低矮的围墙,保留了远古羌人居“穹庐”的习惯。民居内房间宽阔、梁柱纵横,一般有二至三层,上面作为住房,下面设牛羊圈舍或堆放农具,屋内房顶常垒有一“小塔”,供奉羌人的白石神(一块卵状白色石头)。堡内的地下供水系统也是独一无二的,从高山上引来的泉水经暗沟流至每家每户,不仅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作消防设施,而且一旦有战事,还是避免敌人断水并作为逃生的暗道。

寨内的巨大碉楼,雄浑挺拔,屹立于比肩走袂的村寨中,高高低低,从数米到数十米,建筑形式有四、六、八角,以土、石、麻筋、木为料,有的仅用土木。寨子是一处石碉与民居合二为一的建筑群,片石与黄泥砌成的坚固经历了无数的地震后仍完好无损。墙体和墙体之间的巷道深幽而神秘,因一些巷道上搭建了房屋,于是有了无数暗道,走入其中就像步入了历史的迷宫。

施工时不绘图,不测算,不吊线,信手砌成,结构匀称,棱角突兀,雄伟坚固,精巧别致,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考察。

这个寨子里最古老的建筑是两千年前用黄泥、片石作材料建成的,集数学、几何、力学为一体,显示了羌族这个古老民族在历史上曾经的辉煌。

羌族建筑文化的装饰,不仅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同时也是羌民族建筑的构造理念和审美特征的体现。在建筑的外观设计与装饰上,羌寨采用的是简单朴实的方式,以朴实厚重为主要特征的羌寨村落,疏散地像星星一样散布、镶嵌在岷江峡谷两岸的沟谷内和山腰间。羌寨建筑就地取材,石砌与夯土既是其基本建筑结构,又是其独特的装饰,充分体现了材质本身的美感,这一点正是现代环境艺术所强调的建筑理念。羌人在外装饰上强调少而精,用白石灰在墙上画上图案符号,既美观又是村寨族群的标志和符号,房顶摆放供奉的白石与羌人原始崇拜的宗教有关,而作为镇鬼之神的“石敢当”通常放置在寨门左右。

羌族碉楼范文3

当穿梭在四川嘉绒藏区和岷江流域的藏羌寨子时,古朴粗犷、气势不凡的碉楼自然会映入人们的视野,令人惊叹。碉楼厚重的历史感会让人猜疑究竟有多少故事传说承载其中,同时也会感叹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和群体智慧。

碉楼之建

“木雅”是一个古老的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 4 世纪。他们可能起源于羌,中国史籍上通常指的是党项羌。最后的政权是由明正土司统治,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其管辖的领域包括今川西大部分地区。如今的“木雅”(木雅人)是藏族的一个大分支,其中只有 2万人还会讲木雅语,但他们不为人知的建筑遗产,却是最让人印象深刻,令人着迷的。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碉楼。

碉楼又称为高碉、古碉、碉堡、碉房、八角碉等等,也有称之为石巢、邛笼、箭碉的。茂县黑虎羌寨的村民称之为“取保ㄇ加镆粢耄,而康定县木雅藏区热么德的村民则称之为“宗”(藏语音译)。

关于碉楼最早的记载见于史籍《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冉羌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附国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而为居,以避其患。”之后许多古籍对碉楼都有记载,比如《寰宇记》《蜀中广记》《四夷风俗记》等。

碉楼分类的标准有很多,比如建筑材料、形状、功能等。但若从碉楼所处的民族区域来区分的话,碉楼大致可分为藏碉和羌碉两种类型。季富政在《中国羌族建筑》中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藏族碉楼多与官寨共生,形体高大,建造严谨,最高者马尔康白赊碉43.2米,一般的都在30米以上,形态充满强大经济后盾的官式色彩和宗教气氛。而羌族碉楼多为民间建造,通高多在30米以下,且形多类杂,构筑相对粗糙,但生动别致,变化有致,充满民间创造风格。

碉楼在康定热么德村被念作“宗”,木雅语是“zhu”,汉语是碉楼或碉堡。康定热么德碉楼采用的石头十分坚固,这和当地丰富的石料资源密切相关,加上当地很少发生严重的地质灾害,碉楼没有受到太大毁坏,相比其他地方的碉楼更为壮观。热么德现存碉楼数量不多,仅有4座,但保存都尚为完好,经历了2014年11月12日康定6.3级地震后,也没有受到损坏。热么德碉楼的高度很高,每座大概有九层左右;各自独立,以八角为主,成方形。碉楼的门离地面有一米多高,爬上去较为困难,门以下为碉楼的地基,非常坚实。

碉楼是谁建的?作为一种历史遗存,藏羌古碉的修建者至今依然是一个谜,一个巨大的谜。正因为这样的谜,造成人们费解的同时却给予了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在“西南夷”众多族群中,与碉楼直接有关的是冉。而《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的作者邓少琴重点考察了分布在康定木雅地区及其周围的八角碉,认为八角碉正是西夏王族后裔即西吴王时期的建筑遗存。

关于碉楼的起源,在康定热么德村有相关的传说,以下为当地村民的口述:

以前在两三公里以外的碉楼里面发现了一个光脚印,比正常人的要大两三倍。所以我们就推测之前修碉楼的人,至少在体格上比现在的要高很多。你看碉楼里的石头都那么大,现在很多人搬一块的话都搬不动。还有碉楼的墙的厚度,有两米多,现在的房子也就一米左右,再厚的话技术不好就容易裂开,不好掌握。

双子碉在当地是以上下碉来区分的,上碉代表男英雄,为了纪念他而修建的,距今有850多年。下碉代表女英雄,她也曾立下很大的功劳,并以男英雄为榜样而修建的,距今750多年。

由于热么德碉楼保存完好,法国探险家冰焰女士曾于2000年抽取了双子碉靠西的一座碉楼的部分材料送往国外进行碳14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修建时间距今有一千二百多年。截止到冰焰出版《喜马拉雅的神秘古碉》一书时,她已经检测了47座碉楼,最古老的一座约有1200多年的历史,其他大部分藏、羌碉楼的历史都是700年左右。

碉楼之用

热么德的碉楼一直如山水一样存放在那儿,被历史的主人遗存在那儿。这么坚固、雄伟的古碉究竟建为何用?目前学术界公认战争与防御是碉楼的两个原初功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木雅地区历经了多重政权、宗教体系的变更。到如今,当地村民聊起碉楼的作用也仅是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大脑想象。泽仁顿珠是热么德古佳寺的喇嘛,也是热么德最有文化、最受尊敬的僧人。他曾这样说过:“碉楼里没有菩萨,与我们的佛教(藏传)信仰没有关系。”在当地文化体系中,碉楼无法与画上等号。但四川大学教授石硕认为,碉楼的原初意义是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不同。

热么德的普通村民把碉楼的主要作用归纳为战争、防御和玩耍。“据说很久以前,这里的每个山坡都有一根碉,因为那时候土匪比较多嘛。碉用于传递信号、烧烟、吹海螺,这样一根根传过去的话,就可以做好抵御土匪的准备。”

在热么德随处可见一种小泥塔,用泥巴模压而成,是藏族做功德、积善业、求福祉的一种产物,当地人称之为“擦擦”。“擦擦”必须放在他们认为“干净”的地方,比如山顶、玛尼堆、碉楼等。木雅人认为古物是“干净”的,这里说的“干净”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品相好,而是自古以来,古物皆有灵。而碉楼凝重、古朴、静穆的美感正是契合了“干净”这一种特质。

热么德村民将过来参观碉楼的人称之为观光的或过来耍的,这似乎是他们对外地人的一个比较宽泛的称呼。外地人对村民习以为常的碉楼所抱有的新奇重新燃起了当地村民对碉楼的疑问,也开始影响了他们对碉楼的认知。随着来看碉楼的人越来越多,碉楼作为遗产的价值也越来越凸显,村民对于遗产的认知也随之而发生改变。

和其他地方相比,热么德的碉楼并无居住、存放杂物等生活作用。之前碉楼成为很多野鸽子的栖息之所,当时有些人想改善下生活而去捕杀它们,后来在当地一位活佛的劝阻下而制止,并给碉楼装上了新门。

永恒之谜

在热么德经常能听到一位活佛曲吉建才的名字,他的影响可谓散布在热么德的每一寸土地上。曲吉建才全名木雅・曲吉建才,藏语是“Minyag Choekyi Gyaltsan”,于藏历1947年6月4日出生在今康定热瓦岗没落土司米祖西家族。曲吉建才除了是一位德高望重,受到热么德村民敬仰的活佛外,还是一位藏族传统建筑领域的专家,在藏族传统建筑的设计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曲吉建才先后参与了桑耶寺和布达拉宫等30多座重点文物单位修复工程的维修和设计。

《甘孜日报》2011年12月20日第4版《康定县力促农牧区文化大发展》的报道中指出,推进《康定木雅藏寨(经堂)群》《康定古碉》等一批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其背后的故事就是曲吉建才二十多年通过个人的影响力说服村民不要拆除旧的碉楼和经堂。 热么德的藏族民居,外面是粗犷而多彩的石墙,屋里都是木架结构。 在木雅甚至藏区各地的山间、路口、湖边、江畔,几乎都可以看到一座座以石块和石板垒成的祭坛――玛尼堆,也被称为“神堆”。这些石块和石板上,大都刻有六字真言、慧眼、神像造像、各种吉祥图案等。 伫立在热么德最高处的一座残碉,具体损坏时间已无从考证。据当地村民回忆,在对其实施保护之前曾有人拆了去建房子。

但曲吉建才意识到光劝说也不是长久之计。遇到碉楼遭受损坏的时候,他就发挥自己建筑方面的专长,指导村民对碉楼进行维护。曲吉建才一直为碉楼的保护奉献自己的力量,其精神感动了村民。个人的力量终究是单薄的,曲吉建才最后认识到只有依靠政府和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碉楼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2000年,在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鼓舞和引导下,曲吉建才创建了“甘孜州康巴生态与文化遗产抢救咨询保护协会”,该协会向国内外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各界提供文化遗产保护和维修方面的专业技术咨询,同时也向其他国内外组织、机构申请开展一些生态与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在康定县沙德木雅地区开展了900-1200年的数座古碉维修,数个年代在700年以上壁画的古殿堂等维修工作。

当站在热么德双子碉前,背负雄伟的群山,向远方眺望,山谷间金沙江支流的水清澈的令人心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陡然从心底升起,在她的感召下,我们会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尊崇感。

羌族碉楼范文4

关键词:羌族 民居建筑 宗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005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绵阳地区的北川等地。羌族自古以来都以石砌技术精湛而闻名遐迩,其传统民居建筑主要为石砌碉房和碉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1]。可见羌人建碉房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经历数千年风吹雨打、地震灾害,它们中仍然有一部分碉房象英勇的战士屹立在杂谷脑河谷,象一部无字天书向人们诉说着羌族古老的历史文化。2008年的5・12地震以后,羌区老碉房总体上受损轻于近些年新建的碉房,发生垮塌的大多数为后来新建的碉房。可见,羌族传统石碉房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千百年来,羌族人民为了适应自然生存环境,就地取材,建成了独具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它不仅是羌族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也因为它的实用性和抗震性能使它成为羌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羌人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羌人对的表述在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深入挖掘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宗教文化内涵,对于新时期有效传承和保护羌族民俗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笔者将深入探析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宗教文化内涵,走入属于羌民的灵性世界和精神生活,感受他们古老而厚重的宗教文化。

宗教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是一种长期而普遍的现象,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历史一样古老,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意识也未曾衰退,它仍然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和人类的生存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2]。羌族人对宗教的表述,体现在传统民居建筑中,主要以民居朝向、建筑材料、石敢当、火塘、神龛、中心柱、罩楼等为重要的表达符号。

1 自然崇拜

1.1 民居朝向

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朝向是有讲究的,他们会选择独特的方式来反映羌人的信仰。从精神层面讲,羌寨会朝向神的地方,根据羌人的风水观,认为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方向应该是“门对槽、坟对包。”“槽”是指山间的空隙,“包”是指寨子旁的山顶或山梁子。住宅和村寨选择的朝向一定要躲开山的遮蔽,透过山间,可以遥望远处连绵的雪山。千百年来,羌人早已习惯与大自然亲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也成为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坚持的基本建筑原则之一。因此,这种民居朝向正体现了羌族人对雪山、白石、蓝天、白云等自然物之神朝朝暮暮的崇拜,这种朝向使羌人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之神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1.2 建筑材料

羌族传统民居的建筑材料主要是选用羌区随处可见的片石、木材和粘土。它们都来源于自然,并融于自然,整个墙体使用片石砌成,远远望去只见山寨、土地和山脉难以分辨,就如同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整个民居和大自然浑然一体、气势磅礴。房屋内门、围栏、地板、独木梯、中心柱等均为木质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理县桃坪羌寨,不管是上千年的古老民居还是建成十来年的新民居均是就地取材,至今还普遍使用木片式门锁。这无不体现了羌人以自然为大的哲学理念。两千多年以来,羌人用着完全来源于自然的建筑材料,没有给自然带来现代的工业污染。这种主体建筑材料采用片石、木材和粘土的做法,使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成为最生态、最环保的建筑。形成了羌族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成为羌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思想使羌人在用这些石头、木头、土的时候都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和虔诚的态度,表现了羌人和大自然之间特殊的感情,体现了他们浓厚的自然崇拜思想,表达了羌人千年来对石头神、土神等自然物之神和树神等植物之神无限的崇敬之情。也是羌人以自然为大的天人合一文化理念的体现。

1.3 火塘

火塘是羌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内在凝聚中心,一般设在堂屋正中间,是用石头或砖块砌成的烧火用的四方形的矮台,火塘不仅可以做饭,还可以取暖,甚至是羌族宗教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火塘里有火种,长久保存不熄灭,又称“万年火”,最早的火塘是由三块白石垒成的,主人每次喝酒都会先敬这些白石,现为铁制的三脚架代替。由于火在羌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形成了对火神这种自然力之神的崇拜习俗,火塘就是火神的象征,是羌族自然崇拜的符号,也是羌人生活和神灵存在的空间。由于羌人把火塘看作是火神居住的神圣之地,故产生了一系列的禁忌:禁止踩踏火塘,禁止从火塘上跨过,禁止向火塘里吐唾沫,禁止在火塘边吵架等。体现了火塘在羌族传统建筑中神圣的地位以及羌人对火的崇拜和敬畏心理。

1.4 罩楼

羌族传统建筑的屋顶在靠山的一侧通常有一间两米左右进深的小房间,称为“罩楼”,方向大都是坐南朝北,三面用石墙砌成的,南面敞开,用来储藏和半户外活动。在罩楼顶正中和两侧安放白石,楼顶正中的白石被看作是天神的象征,被供于塔子上,白石旁插松枝。白石也是火的贮存地,是羌人对火及火母体的崇拜,松枝是自然生命蓬勃盎然的象征,因此,羌人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要燃松枝祭天,羌族的释比在祭祀时还要说:人如白石而永久,如茂树而大发。可见,罩楼是羌族民居建筑的最高层面,是羌族神灵聚居界和各类祭祀的集中点,是羌人精神与信仰表达的凝聚点,可谓是羌族宗教文化的神殿。羌人对白石、树等自然物之神的崇拜和信仰,通过罩楼这种建筑符号向世人展露无疑。根据羌族的历史,罩楼存在的理由离不开精神的寄托,羌人把精神的寄托寄予神灵,祈求神灵能庇护自己的家园,保佑自己的家人平安吉祥,保证族人以后的日子风调雨顺。在灾后重建的今天,羌人为了感谢党和政府,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他们除了在罩楼顶上供奉白石和松枝外,还插上了鲜红的五星红旗,使罩楼增加了新的精神凝聚点。

2 祖先崇拜

2.1 神龛

神龛是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中反映祖先崇拜的重要符号。一般设在堂屋正对大门的那面墙壁上,用木板制成,供奉祖先神、牲畜神、家神、行业祖师神和财神等。左右放香炉,神龛两侧有对联。神龛的装饰上,条件好的装饰精致,龛首一般为木质镂空雕花,有云纹、花草纹等,使神龛成为室内最精美的陈设,成为堂屋中的视觉亮点。浓厚的原始意识与诸神在羌人精神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使羌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不死,这些灵魂会体现在羌族子孙身上,在以后的各代复现出来。在羌族民居中,神的影响无处不在,人在神的庇护下生活,所以每家的神龛便是这些神的栖息地,体现了羌人浓郁的祖先崇拜思想,表达了他们希望通过供奉诸神保佑家人平安、牲畜兴旺的民间信仰意识。

2.2 中心柱

羌族民居属于墙承重和梁柱承重结合的结构,羌族传统建筑中的堂屋是整个家庭的活动中心,因此空间会大于其他房间,就需要在隔栅下加架,形成中心柱。羌人亲切地称它为“中央皇帝”,一般都会在堂屋中央加中心柱,地位很高,其表现出的祖先崇拜情结大于它的实用功能。中心柱也是游牧民族帐篷式民居形式的遗存,中心柱很重要,一旦被毁或断裂,就会导致整个帐篷垮塌,因此中心柱在羌人的心中地位特殊。羌人将中心柱称为中柱神或中梁神,并将其奉为家神,作为祖先加以顶礼膜拜,蕴含了羌人强烈的恋祖情结。

3 守护神崇拜

3.1 石敢当

石敢当是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外的一件重要陈设,一般都放在大门口的左侧,属于住宅的辟邪之物,能驱邪镇妖,保护民居。以前很多羌族传统民居前都有,由于近现代的破坏,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在理县桃坪羌寨龙小琼家门口的“泰山石敢当”保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它高约1米左右,分头、身、座三部分,头大身细,头部表情狰狞、吐舌瞪眼,身上刻着“泰山石敢当”的汉字,底座已埋入地下,它是巫术神话的外化,是羌族风俗传习的符号,羌人奉它为家庭守护神,在特殊日子还会给石敢当披红烧香,进行祈祷。在汉族的许多建筑中,也有“泰山石敢当”的陈设,一般会立在墙边或嵌入墙里,所以石敢当也是汉羌文化交融的表现。如今它已成为反映羌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从石敢当这一建筑符号中折射出来的是羌人古老的民间信仰,是对民间社会神中家庭守护神的崇拜。

4 结语

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内涵丰富,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其蕴含的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更是赋予这种传统民居建筑以“灵魂”,成为羌族地区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大力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旅游业的经济优势,积极为羌族文化服务,把蕴含羌族宗教文化的传统民居建筑景观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恢复重建有代表性的羌族村寨,重建过程中尽量采用传统的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等,尽量恢复传统民居建筑的本来面貌。羌区具有代表性的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将成为羌族重要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如果把发展羌区旅游业和羌族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有效地结合起来,合理地对传统民居建筑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将既有利于提高羌族地区的经济收入,又能促进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和传承,从而让羌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0.

[3]田凯.宗教意识对建筑的影响――解读羌族建筑[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2):49-51.

[4]赵曦,吴天德.毁灭性灾害后民族文化的再生与可持续发展――以理县休溪羌族建筑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重建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18-23.

羌族碉楼范文5

“这是一个正在受伤的民族。面对这场巨大的天灾,如果不及时进行文明抢救,地震断裂带上古老而悠长的羌族文明在今后可能难以延续或复生。”几乎每年都要进入羌族区域进行文化考察的四川学者钟鸣说。

■深山白云间的民族

“羌族有着久远的历史,它是我们最古老的母族之一。”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羌族史研究权威学者李绍明教授说。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过《羌族史》等多部学术专著,如今已75岁高龄的他仍然继续着羌族研究。

羌族族源可溯至3000多年前的左羌人。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商周以来,羌人不断迁徙,一部分融合成为华夏民族,成为如今人口众多的汉族的祖先,而另一支为躲避战乱,从开阔的北方平原被迫向南迁徙,最后躲进了岷江流域及龙门山脉的高山峡谷之中,演变成今天的羌族。

李绍明介绍说:“今天的羌族主要聚居在汶川、北川、理县、茂县等地,总人口约30万人。”羌族聚居区峡谷纵深、山脉重重,地势陡峭。而作为羌族人重要聚居形式的羌寨则大多建在陡峭的高半山一带,从山下仰望,在遥远的蓝天白云下,高耸的羌碉与依山而建的石楼石房连成一片,形成独特的山寨景观。羌族因而被称为“云朵中的民族”。

即使在迈入现代文明的今天,羌寨依然以这种独特而传统的民族聚合方式保持及延续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生态文明。如果从成都平原沿岷江进山,可以见到岷江上游的许多支流,如杂谷脑河、黑水河、永和沟、水磨沟、松坪沟、热务河等,羌寨大多建立在这些溪流之上,或建立在溪流上游险峻高山之间的山沟之中。

之所以将羌寨建立在地势险要的溪流峡谷或半山之上,“很大程度上是积淀在这个古老民族中的创伤记忆使然”。

曾进入羌区考察的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多次调查后发现,“山沟中的传统羌族村寨,大多不在溪河边的冲积台地上,而是在险峻的半山或高山顶上。这是因为一方面过去这儿资源竞争激烈,抢夺严重,暴力不断,羌人不敢住在难防御的低处;另一方面又是怕低地易受溪河涨水之害。”

在数千年的生存经验中,天灾和战争给了这个民族太多的创伤记忆。面对平原人口膨胀带来的挤压,这个曾经在北方平原上骁勇善战的民族选择了不断回避,不断向深山峡谷中迁徙,最终将自己置身于岷江上游及龙门山脉一带险恶的自然生存环境中,同时也将民族自身积累的智慧转向了怎样归顺自然、造化自然,转向了怎样同灾害作斗争的生存命题中。

■300年不倒的羌碉

羌碉就是他们在高山峡谷中面对生存命题的又一次文明创造。

位于岷江上游杂古脑河畔的桃坪羌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凭借完整保留的羌碉建筑群,它被称为原始羌寨建筑文化艺术“活化石”。

桃坪羌寨始建于公元前111年,之后历经战火而不断重建。它是一片位于高山半山腰的泥石建筑杰作,靠近溪流,远远望去,一片黄褐色的石屋顺陡峭的山势依坡逐渐上垒,或高或低错落有致,其间碉堡林立、气势非凡,有着独特的羌族精神气质,被称为最神秘的“东方古堡”。

走入寨中,大小寨房阡陌相通,外墙用卵石、片石相混建构,斑驳有致,寨中巷道纵横,有的寨房建有低矮的围墙,保留了远古羌人居“穹庐”的习惯。一块又一块的石片筑成了古朴坚固的羌人民居。羌族人勤劳聪颖,在无砖无瓦的情况下,把毫无生气、有棱有角的石头变得灵动起来,修筑起了高耸的石头碉楼、整齐的石头房屋。羌人傍山而住,择水而居,远山冰雪融化而成的大河就从寨边奔流而过。

致力于边地民族研究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川介绍说,这些坚韧古朴的羌碉建筑完全体现了这个民族防御性的心理特征,这也正是他们在漫长迁徙过程中屡屡遭受战争后所形成的深刻的民族记忆。

王川说,羌碉在功能上融合了军事、民用、通讯等复合,在山地险要处,不仅能防御外敌,也是羌族人自身所寻求的独特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认同。如今,几乎所有羌碉上都镶嵌了一圈白石,而他认为这已成为一种特别的民族图腾。羌碉已成为当今羌族人文化认同的一种地理标志。

羌碉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古老的民族迁徙进入深山之后,面对生存环境所创造出来的独特的智慧与建筑艺术。即使今天,羌寨里的人在建造羌碉时,仍然不绘图、不吊墨、不划线,全用眼力砌石垒木,把整个山寨一气呵成连成一体。

“南迁进入龙门山脉后,羌人很快就从北方彪悍的游牧民族,转变成了一个农耕民族。”李绍明教授说,“他们开始在这里创造出包含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另一种多样性文明。”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汶川县城、映秀、绵、南星、土门等镇损失惨重,房屋大量倒塌,城镇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而神奇的是,位于大致相同区域的桃坪羌寨,一座有300多年历史、30多米高的羌碉,其主体结构依然完好。显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灾害频仍的地震带上,两千年来,他们已在同灾难作斗争的生活经验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防震意识,以及一套对创伤进行自我修复的民族心理意识。

“碉楼的石块相互咬在一起,墙面呈坡状,石头缝隙可分散震动。”王川说,“这应该是羌人在古老的龙门山脉所历经的无数次地震灾害中积累的经验,同时也是他们有关建筑艺术的伟大智慧与创造。

■释比文化中的神性天空

生存在高山峡谷之中,羌族崇尚万物有灵。羌人有着最隆重的祭山仪式和最为频繁的祭天仪式。每天早晨和黄昏,羌民都要在屋顶供奉天神的塔里燃烧柏树枝以表示崇敬。若遇年节或灾祸频繁,此举更甚。而在此过程中,有一个沟通人与天地自然的重要角色――释比。

羌族人把从事宗教职业的人尊称为“释比”,他们生活在大山最高处,“离天最近离人最远”。释比从小就开始把本民族积淀下来的羌族先辈功绩的有关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建筑等知识,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颂。

王川对此解释说:“在羌族中,释比相当于其他民族中的巫师,而他们正是几千年来羌人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迁徙史中剪不断的文化记忆,他们不仅是羌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神秘的对话者,而且也是羌人面对灾害时独特的‘心理救赎机制’。”

对此,也有文化学者认为,在羌人的历史中,释比所展示给羌族人的神性天空,更多是教会人们如何遵循自然规律,崇尚有敬畏之心的古老意识。

羌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在担当神灵与人的沟通者的角色时,释比也成了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钟鸣曾耳闻目睹羌族一位释比吟唱口头史诗,那正是古羌族人在由北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与戈基人发生的“羌戈大战”。史诗吟诵了羌人西迁至四川茂县地区,与“魔兵”戈基人战斗,终于在天神木比塔帮助下,战胜戈基人的古老传说。而据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发现,像这样的民族经典,有的释比只能背诵10多部,有的释比可背诵40多部。

王川介绍说,经过专家们4年的收集与编撰,也是一种文化抢救,记载羌族数千年历史的《释比经典》本来计划在2008年6月底出版。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大地震给这一切带来了巨大灾难。收藏在阿坝师专的有关《释比经典》的资料,因地震破坏,目前下落不明。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高山峡谷中的具有“羌文化活化石”之称的老羌释比,他们能够在这场地震中劫后余生吗?

■北川之痛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它连同一万多生命已经消失在坍塌的废墟之中。在李绍明看来,“这是北川的再一次沉痛”。

历史上,北川曾是茂县和漩口之外的另一个羌族文化中心。明代之前,这里曾生存着数量众多的羌族人,并建立了大量的羌碉及羌人文化遗迹。明代后期,宦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堪重负的羌人起来反抗明政权。后来明政权封丁玉为“平羌大将军”,前来“剿灭”,丁玉两次均未攻破羌碉的防御,而第三次,丁玉征服北川,之后拆除了全部北川县城的羌碉及相关的羌人遗址。由此,更多羌人大量移居到龙门山脉深处,湔江流域的这个羌文化中心开始瓦解。《明史》记载,之后汉人大量进入,开始了空前的民族融合。

李绍明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人才逐步恢复其羌族认同,本地羌族人口也有所增长,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这个自治县的成立,也是试图恢复曾经在北川一带繁盛的羌文化。

然而,5月12日14点28分,这座充满文化创伤的城市遭受到特大地震的毁灭性破坏。大地咆哮,山崩地裂。李绍明说,在这次灾难中,岷江流域的茂县羌族博物馆得以幸存,而龙门山脉脚下的北川,一切都成了废墟。其中,太多的羌族历史文化都难以复制,损失惨重。

北川,这个充满创伤的城市,这个让羌族人铭刻的城市,它的时间停留在了5月12日14点28分。

羌族简史

殷商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对羌族的记载。商王朝中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

周 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

汉 从地域可划分为东羌和西羌。进入中原的东羌人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未进入中原的羌人大部分分布在今甘、青河湟地区。

宋 活动在甘、青以及川西北的党项羌,在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建立西夏王朝。公元1227年为蒙古所灭。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甘、青、川交界地区的西山诸羌,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一部分成为今日羌族的来源之一。

羌族碉楼范文6

在青片河流域的26个羌寨中,五龙寨、吊脚楼羌寨、神树林羌寨、西窝羌寨和大寨子等最为有名,它们除了寨子规模不一外,共有着浓厚的羌族文化色彩。能让你通过独特的建筑、传统饮食、、婚丧嫁娶和五彩缤纷的羌族服饰、粗犷豪放的沙朗、悠扬婉转的山歌等,感觉到北川羌族的迷人魅力。

北川羌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羌人繁衍生息的地方,生活的羌人在明代与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他地方的羌人被统称为“白草蕃”,清代时称 “青片蕃”,所在地青片乡地处北川羌族自治县西北角,西面紧邻茂县羌族聚居区,面积563平方公里,2000多人中94%是羌族,羌寨民族传统文化一直保存完好。而在近几十年,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汉文化影响迅速加深,青片羌寨在保留传统文化要素的同时,又增添了浓厚的汉文化色彩。

如汉代文献记载的一样,那里的羌人也“垒石为室”建造住房,他们历来用当地的片石来砌墙修建一般为三层、高数丈的碉房,称为“寨房”。房屋冬暖夏凉,坚固耐用,但采光较差,居住的舒适度远不及木质房屋。清代后期,经地方官员的引导,青片羌人开始修建木结构房屋,并经百余年演变,逐渐成了青片羌人主要的居民样式。因青片的大山上很少有大块的平地,为了利用不大的屋基修建尽量大的房屋,羌人建木屋时就靠山一方建房成一楼一底两层,再向山坡下延伸一间,有木桩下伸,因而被称为“吊脚楼”。吊脚楼最下一层以石头砌成半墙,作为圈养牲畜之用,中层住人,上层堆放杂物。

青片羌人虽然用木屋取代了碉房,却仍然保存着对石头的偏爱,其房屋的保顶、隔墙仍用石头砌成,其面平整,其体端直,外观极为别致。房内则一般都设有一个火塘供烧火取暖之用,火塘上面吊一个木头或竹筒做的钩子,用于悬挂茶壶、鼎锅等烧水用具。

羌人爱美,喜欢在房前屋后植树种竹,房屋往往掩映在绿树翠竹之中,外形极其美观。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住房条件不断得到改进,在沿路沿河地带已出现不少砖混结构的小洋楼。所以在青片羌寨既能看到原始碉房,又能看到木质吊脚楼和小洋楼,仿佛到了反映住房演变史的博物馆。

羌人能歌善舞,青片羌也不例外,凡节日庆典、红白喜事、亲朋聚会乃至劳动之余,都要载歌载舞,吹起唢呐和心爱的羌笛。

青片还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传统小吃,咂酒、羌寨药膳、酸菜荞面、血馍馍、玉米搅团等特色饮食都很有名,尤其特别的是,每道菜都有自己的“菜谣”。

补充阅读

五龙寨的龙灯会

这是青片羌寨独特的文化习俗――相传五龙寨原有五条龙居住,年年都要在正月初六到羌民家里拜年,祝福新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后来,传说就化为了寨子的风俗,每年正月初六都要举行龙灯会。届时,大家高举火红的大龙,一路挥舞,到神庙开光后汇合于寨中,飞舞着到羌民家里拜年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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