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战争范文1
关键词：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浪潮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奠定
俄罗斯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民族入侵战争，盟国金帐汗国入侵，拿破仑侵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对于文学来说，它是感性意识下纪录战争的最好载体。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是俄罗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而俄罗斯民族是尚武的民族，战争文学是俄罗斯文化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一定程度上是俄罗斯文学的源头。纵观俄罗斯历史，描写战争的作品不在少数，比较著名的作品：英雄壮士歌谣、《伊戈尔远征记》、《战争与和平》等都在其内容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统一俄罗斯国家思想。
经历过三次民族入侵战争的俄罗斯民族在战争中形成了属于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即尚武的战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对于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战争文学来说，作品无疑是很好的纪录和彰显出这种民族性格的载体。因此，这也是卫国战争三次浪潮发生的民族历史背景。
二、卫国战争文学前两次浪潮
第一节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界出现了描写苏联战争的三部重要作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绥拉菲莫维奇的“革命战争的史诗”《铁流》（1924）；法捷耶夫的《毁灭》（1926）。这三部小说，标志着苏联文学中英雄形象的诞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战争文学中的确立。随后，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鉴了这种创作方法，但侧重描写在战争环境中人物性格的成长历程，使人物性格有了更大的历史容量。
第二节描写经历战争的普通人
1953年3月，自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关注点发生转向，由描写战场上的军人转向描写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从而还原战争的残酷性并对那些经历战争的饱受苦难的普通人的致敬。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文学界提出反对粉饰现实的“无突论”和“理想人物论”等思想观念。在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的社会意识形态下，这些政治号召引起苏联文学家的激烈争论和探索。在结合文学本质的思索下，著名作家爱伦堡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中提出了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的内心世界”，写日常生活琐事，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新主张。这其中出现了以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为代表一系列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中，作家将关注点由之前的描写具有英雄气质的革命军人形象，展现他们光辉一面转向战争期间平凡人的生活以及战争对他们的影响。在《一个人的遭遇》中肖洛霍夫通过安德烈的不幸遭遇，力图向人们宣示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期间日常的、平凡的生活都可以构成严酷的考验，那些在个人生活、内心精神上承受了异乎寻常牺牲的普通人，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大智大勇。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所描写的战争更多的是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感受和对历史的深沉的思考。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此类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明显的看到这种转向，在肯定卫国战争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不忘对人性、对人的自我价值进行探讨。
第三节卫国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界逐渐认识到之前用现实主义创作战争文学时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无冲突论”、“概念化”等弊病。1972年，苏联文艺界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在这种体系的引导下，苏联作家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做新的理论阐述。“开发体系”的出现，是世界文艺美学交融的结果，苏联文艺界把西方文学界的比较研究、系统论研究机制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开始全面的看待战争文学创作。并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种描写形式，而是应当容纳一切能真实表现生活的艺术概括形式包括假定性式（夸张、怪诞、象征、寓意、不合逻辑等）描写，这就极大的拓宽了文学表现生活的描写方法。80年代的苏联战争文学在“开放体系”的引导下，在继承了70年代文学的史诗性、哲理倾向和心理探索倾向，出现了题材融合的趋势。因此，在随后的苏联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国际背景，乃至全球范围内来思考问题的优秀作品，以邦达列夫的《岸》为代表。这些作品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已退居到次要地位，只作为背景或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而出现。（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文集中短篇小说选》[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2] （苏联）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M].译林出版社1999年
[3] （苏联）邦达列夫《最后的炮轰》孟庆枢译[M].南方出版社2003年
苏联战争范文2
在百年奥运会的历史上，像苏联巴伐洛夫一样取得显赫战功的冠军屈指可数。他不仅是战争中冲锋陷阵、令敌人望而生畏的夺隘勇士，最后驾驭装甲战车冲向法西斯老巢的卫国英雄，也是战后勇攀奥运高峰、一举夺得古典式摔跤项目冠军的体坛精英。血风腥雨的战火砺炼，让他的意志更加坚强，成就更加辉煌。
巴伐洛夫1926年5月出生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从小家庭生活条件十分困难。为缓解家人生活的压力，巴伐洛夫很早就开始半工半读，一把24磅的大铁锤成了他参加社会建设的主要工具，为此乡亲们曾亲热地称他为“大铁锤”。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他因学习出色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多次受到当地共青团组织的表扬，也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锻炼出一副健壮的身体。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181个师又20个旅共550万人和4980架飞机、4300辆坦克、4.7万门火炮的强大实力，对苏联不宣而战。苏联人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法西斯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杀，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巴伐洛夫在战争爆发后曾多次要求参军抗击法西斯，但均因年龄太小未被批准。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他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毫不畏惧地积极参加到抢救伤员和抢修防御工事的民防大军之中。到17岁那年，巴伐洛夫经过再三要求终于被批准参军。经过短暂的训练后，他很快就随部队投入到了对法西斯德军的大反攻作战中。
1943年8-12月，苏军为夺取第聂伯河右岸的战略登陆场，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半岛广大地区，集中了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等5个方面军共260多万人、2850架作战飞机、51200余门火炮和2400余辆坦克，组织了聂伯河会战，向德军精锐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发起猛烈进攻。
在长达4个多月的聂伯河会战中，巴伐洛夫随苏军主要突击兵团冒着敌军的枪林弹雨，向法西斯匪徒勇猛进攻，顽强地突破了德军一道道坚固设防的战略防御地带，砸碎了德军所谓的“东方壁垒”，强渡了许多大江河流，为红军后续部队杀开了一条条血路。在极其惨烈的登陆场争夺战中，德军从西欧调来了大量的党卫军和坦克兵团进行疯狂的反扑。巴伐洛夫和战友们用反坦克枪和燃烧瓶先后击毁了数辆敌军坦克，接着又与突入阵地的纳粹党卫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在几度易手的阵地上，有着身高1.84米的优势、擅长摔交的巴伐洛夫将凶恶反扑的法西斯匪徒一个个摔在烂泥里，用冲锋枪和铁锤把他们送回了“老家”，成为让敌人望而生畏的“战神”。战役结束后，他以出色的战绩挤身于2438名战功卓著的英雄行列。不久，他又被上级派往坦克学校学习装甲兵战术技术，培训一结业，他便随新换装的苏军强大装甲兵团参加了对法西斯的最后决战。在柏林巷战中，巴伐洛夫以准确的抵近射击，击毁了德军一个个街垒和坦克固定发射点，打得负隅顽抗的敌军抱头鼠窜，成功掩护了步兵战友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纳粹老巢的国会大厦楼顶。
战争结束后，25岁的巴伐洛夫带着胜利的军功章复员回到了家乡，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和摔跤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次休假日子里，他与朋友路过莫斯科体育馆，看见摔跤运动员们正在做体能训练。他对朋友说自己的体能成绩与运动员相比并不差，朋友不信，他便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走进馆内就把100公斤重的杠铃抓起来推举了好几下。这一举动博得了所有在场运动员的喝彩，也引起了一位教练员的注意，经过与巴伐洛夫的交谈，教练员马上表示愿意收这位曾经开着坦克冲进柏林的战斗英雄为徒参加摔跤训练。作为业余摔跤手的巴伐洛夫刚开始成绩并不佳，但他以军人特有的毅力坚持训练，细心观察每个队员的摔跤动作，认真体会要领，反复进行练习，连节假日也从不中断训练。他还自费买票到处观看摔跤比赛，吸取他人的成功经验，使自己的摔跤技术很快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年之后，他就在全国性比赛中夺得了第三名。随着一次次比赛的成功，巴伐洛夫的技艺日臻完善，成为当时同类摔跤级别的领军人物。在1956年11月的第十六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他以当年“战神”的特有气概力挫群雄，一举登上了古典式摔跤项目重量级冠军的宝座。人们称誉这位具有强烈军人气概的昔日卫国英雄是“开着坦克的摔跤霸主”。他在新的战线上又为祖国建立了新的功勋。
朱卡林：战士，阶下囚，奥运冠军
前苏联另一位从战争走过来的奥运明星是著名体操运动员维克托?朱卡林。这位在纳粹死亡集中营编号为1049号的前苏军战俘，劫后余生中经过顽强拼搏，成功地在战后两届奥运会上获得11枚奖牌，为苏联奠定了世界体操霸主的地位，把他从战士到战俘再到奥运冠军的生命奇迹写在了奥运会的史册上。
苏联战争范文3
关键词：苏联；卫国战争文学
（一） 塑造理想的英雄形象
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一次浪潮在战火弥漫的战争时期就已出现，到50年代初期为止。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根据战争进程以及战争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讴歌苏联英雄儿女在抗击德国法西斯时的英勇事迹，塑造了一大批“民族英雄”形象。所谓的“民族英雄”是指那些具有明确自我认识，并将自我荣誉与国家集体荣誉高度结合的人物形象。例如《学会恨》中的盖拉西莫夫、《俄罗斯性格》中的德略莫夫、《“司令员”之死》中的安东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主要作用在于影响和教育苏联军民。由于受德国突然入侵和苏联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苏德战争开始苏联并不占优势，德军甚至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在这种战争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必须以激励和鼓舞军民士气为主，苏联作家也自觉把自己的文章当做培养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道德教科书，并且结合特殊的时代背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第一次浪潮中也不可能把探索和关注战士的内心精神世界作为描写重点，而是要强调和宣扬军人的献身精神和爱国精神，以求鼓舞人民扛起法西斯的勇气和决心。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家着力于表现和描写那些能够激励起人们内心深处道德力量的英雄行为，塑造可以让人民效仿的完美的英雄形象。
朗基努斯在《论崇高》中认为“崇高” 包括伟大、雄伟、壮丽、庄严、神圣、堂皇、遒劲、刚劲、粗豪、高雅、绮丽、奇特等含义。同时他还指出构成“崇高”的五个要素“第一而且首要的是能作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是具有慷慨激昂的热情。”、“第三是构想辞格的藻饰。”、第四“使用高雅的措词。” “尊严和高雅的结构”。卫国战争文学初期所创造出的那些英雄形象，无论是高大全的战争英雄，还是具有悲剧意味的平民英雄，大多具有这种崇高的美学张力，这种美学张力表现在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上面，他们能够满足人们对爱国主义情感的诉求和对英雄主义的向往。通过这种具有巨大号召力的英雄形象能够唤起人们反侵略斗争的意识。虽然这些人物在苏联作家笔下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联人民一致对外，奋勇杀敌的决心和勇气。这一时期的英雄形象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忠诚于祖国、热爱战友和革命事业、对敌人刻骨的仇恨、意志坚强、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西蒙洛夫的《第三个副官》中主人公柯尔涅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把自己的副官派上战场，因为他相信真正勇敢的人是不会死也不该死的，勇敢的人会比懦弱的人死的少。苏联人民就是靠着这种勇敢，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苏德战争是在苏联人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再加上国内之前的政治运动，因此对苏联人民形成巨大挑战，同时也是对苏联军人战斗力的巨大考验。而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在特殊时期创作出符合人民需要和国家需要的文学作品，是这一阶段每一个作家的重要任务。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作品在艺术性上并不完美，甚至有明显缺陷，例如叙述视角单一，为塑造完美的英雄形象而造成的对其他战争场景描写的缺失；人物形象不丰满，有雷同化和类型化的缺陷。但在小说结构上很好的形成了“局部化”和“全景性”并存的特色，为后期卫国战争小说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同时它们还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苏联人民英勇抗争，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革命热情，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革命英雄形象。这种形象背后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特点，是对当时历史生活的最好表现。
（二） 描写经历战争的普通人
自斯大林1953年逝世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关注点发生明显转向，由之前侧重于描写战场上的军人转向描写战争中普通人的遭遇，用以表现真实的战争残酷性，并向那些惨遭战争蹂躏的普通人致敬。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震动整个苏联社会，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开始反思之前的社会生活。1954年12月，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新章程删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的字样。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随后，在苏联国内兴起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形式主义和无思想性、反对粉饰现实的“无突论”和“理想人物论”等思想观念的浪潮。国内政治环境的变换以及作家本身对文学创作的更深层了解，使大批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倾向发生改变。著名作家爱伦堡在 《谈谈作家的工作》中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人的内心世界，文学要写活生生的人，写日常生活琐事等与传统不同的、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新主张。其中，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主人公安德烈战前生活幸福，家庭美满，战争的突然爆发使他所有的幸福都毁于一旦，在战俘营度过两年非人的生活后回到祖国后，等待他的却是更大的不幸，妻子与女儿被德军炮火炸死，儿子也在战争中牺牲，这位昔日的战场功臣收养了一个战争孤儿为农村开车却又因为不小心撞死农场的牛而被开除公职，最后，只好带着孤儿一起流浪。肖洛霍夫一反之前战争文学中对战争英雄和对战场生活美化的描写方法，另辟蹊径，从“一个人”着手，细致朴实的讲述着战争对个人生活的摧残，并且通过战前与战后不同背景的对比，突出在战争环境下个体命运不幸遭遇的悲剧性，从而显示人生幸福的丧失与心灵希望的丧失对普通个体所带来的巨大摧残。同时也强调战争与个人命运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肖洛霍夫通过安德烈的不幸遭遇，力图向人们宣示这样一个真理：战争期间日常的、平凡的生活都能够对个人构成严酷的考验，那些在个人生活、内心精神上承受了异乎寻常磨练的普通人，反而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大智大勇。 因此，与其说肖洛霍夫是描写战争，不如说是反思战争，是表达作者对战争的感受和对历史的思考。《一个人的遭遇》的问世， 是作家对战争本质理解深入的表现，也是对战争文学表现手法深化的体现， 此后出现了一系列从新的角度、用新的层面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家从血与火的战争场面中逐步清醒，反思战争本质的结果。从这些作品开始，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出现出新的特征：一方面肯定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一方面则开始对战争对人性的影响、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影响入手重新审视和深化战争题材作品， 开始了战争文学的新时期。苏联评论界称它“拟定了从思想上、艺术上处理战争题材的新路线。”（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武艳玲.浅谈苏联战争文学的历史演变[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0月
苏联战争范文4
伟大的列宁告诉我们：“劳动生来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注一)
每一个工厂、每一个矿山的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年之中为国家多生产了几十顿钢,少消耗了几百吨煤，这不但是意味着为国家增加了几分经济力量，而且也意味着为国家增加了几分政治力量和国防力量。社会主义开启了使每一个劳动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增产节约的宽广的道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幸福和人类的命运之所系。
广泛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巨大优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地要战胜腐化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最重要的保证。千百万劳动人民积极地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
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苏联劳动人民的英勇的忘我的劳动如何迅速地推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强国，可以从下面的简单的统计中看出：若以一九二九年工业生产为基数（一），到了一九五一年，工业生产提高了十一倍半多（一二六六）。而在同时期，最大的资本大义国家美国只提高了一倍，法国更只提高百分之四。若以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工业生产为基数，到了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苏联整个工业生产提高了二十八倍，其中电力提高了四十四倍。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苏联实行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四六— 一九五），计划的目标不仅是要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而且要很大地超过战前（一九四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工业生产方面，一九五年达到比一九四年的水平高出百分之四十八。执行的结果，计划是超额地完成了，一九五年，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一九四年的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三。这就是苏联劳动人民英勇忘我地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在节约方面，计划规定五年之中共要增加工业生产品价值二千三百四十亿卢布，其中一千二百亿卢布是要用节省开支、减低成本的方法得到的。这一千一百亿卢布又等于计划规定的五年中国家向工业部门投资的总额的百分之七十六·二，换句话说，国家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三，是从劳动人民增产节约、减低成本的斗争中获得的。除了按计划减低的成本部分外，还有超额的减低的成本部分，例如，在一九四八年，由莫斯科的工厂工人发起，全国的许多新建的需要领取国家补充资金的企业推行了增产节约、挖掘生产中的潜力以代替国家补助金的运动，结果，这一年一共超出计划以外积累了六十亿卢布的资金。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产节约的最重要的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是增加了生产，但也要保证减低成本，为国家积累超额的资金。这就是说，随着生产的增加，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开支，其绝对数量虽然也相应地增加了，但是每一件生产品中消耗的工资、原材料、燃料、管理费用等，却减少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低成本，那怕只有很小的一个百分比，也有很大的价值。例如，在苏联如果一九四八年所有煤矿工业的工人能够超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一，国家就可以超计划得到等于苏联两个最大的矿坑年采掘量的增产的煤炭。如果全国铁轨制造工人超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一，国家就可得到足够敷设两千公里铁路的超计划增产的铁轨。拖拉机工人超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百分之一，就可以多生产七百五十部拖拉机。把谷物收获量多提高百分之一，超额生产的谷物可供六百万人口一年的食用。
在减低成本上，如果全国拖拉机站消费的燃料节省百分之一，所节省的燃料可供收割白俄罗斯全部谷物的拖拉机之用还有多余。如果全国各企业把煤的消费节省百分之一，其节约额就等于十个最大的矿坑的一月采掘量；如果一切从国家预算中得到补助的企业减低自己的需要的百分之一，节约所得就足够莫斯科、高尔基两个城市及其附近区域中一年的全部开支。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低成本的百分之一，当然决不是困难的事。这就证明增产节约运动具有何等伟大的力量。如果某一制皮鞋的工人能在每双皮鞋上节省一平方厘这样小的尖子，并把这个节省的定额在全国推广起来，所有节省下来的皮子可以增加生产四十万双皮鞋。所以，生产中一分一秒钟和一丝一寸物资的节省，都有一定的意义，能够设法推广开来，就有很大的价值。
生产中技术的改进能够产生巨大的价值。技术的改进和创造甚至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到几倍十几倍，可以增加千万的商品，而每件产品中支出的劳动量是大大减少了（虽然工人的工资是因此而增加了），每件产品中消耗的生产资料也可能大大地减少，由此，就能给国家积累巨大的财富。更重要的是，每一种技术的改进和创造，都是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向共产主义的水平前进一步，因为共产主义正是以高度的生产技术水平为特征的。
苏联战争范文5
实事求是地讲，俄罗斯在庆典中的落寞并非其单方面的过错。去年6月，普京曾和西方领导人一起庆祝诺曼底登陆70周年，现在后者却因为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现实问题而不愿与普京共同庆祝。德国总理默克尔直到庆典结束次日才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鲜花。她对纳粹在东欧的罪行予以深刻的批评，对战争给前苏联和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巨大牺牲表示诚恳的歉意，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二战的结束并未给全欧洲带来民主和自由”，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的行为将对德俄关系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看来，绵里藏针的敌意依然存在，并且，它有着历史和现实两种逻辑。 新敌意的历史逻辑
为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通过与英美建立大同盟，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情报等方面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合作，这在国际学术界已是共识。这种合作无论程度、广度和互信氛围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具体包括：寻找到了组织和协调对德日联合军事行动的共同基础；就对苏“租借援助”达成协定；就德国的盟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退出战争制定了共同的政策；就支持被占领国家反对希特勒的民族解放斗争达成协议；构建了维护战后集体安全的世界性机构联合国；战争即将结束时，三国又通过一系列首脑外交、秘密协议和划分势力范围，就战后世界秩序的原则和方法达成了基本一致。
双方的争议主要是各自在战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各自所作贡献的比例问题。苏联认为红军在对德战争中不仅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做出了首要贡献，是赢得战争的决定性因素。雅尔塔会议前夕，苏联外交部门提交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就写道，苏联对战争的贡献率达到了75%。西方则一直强调英美对苏联开展租借援助，以及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作用。
冷战开始后，这一争议迅速上升为政治性议题。西方冷战史学家利用得天独厚的档案优势，垄断了国际学术界在该问题上的话语权。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不仅被有意漠视，而且被笼统地解释为是沙俄传统的帝国野心与苏维埃体制输出革命的结合，以便为西方的冷战政策正名。这种官方色彩浓厚的二战-冷战史模式的历史叙述，极大地影响了普通人的历史认知。
美国学者L.T.伍德“5・9”庆典前在《华盛顿时报》专门撰文指出，大多数美国普通人仍然相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全世界，胜利的三大法宝是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的钢铁意志、罗斯福总统的政治决断和原子弹的巨大威力。他们迄今不知道，苏联在与德国的战争中损失了近3000万人，是战前人口的14%；而美国只有30万，是战前人口的0.25%，英国只有35万，是战前人口的0.75%。苏联的人口损失是英美加起来的40多倍。
英国历史学家M.黑廷斯也在《泰晤士报》撰文指出，西方盟国非常幸运的是，为消灭德军付出主要代价的不是他们，而是苏联人。苏联军人在苏德战场上的损失是900万人，占到了苏英美三巨头的95%，是美国的80多倍；在其他战场的损失也达到200万，而美国军人在整个二战中的损失也只有50万。
“5・9”庆典前，俄罗斯官方的斯普特尼克通讯社了这样一组数据：对英、法、德三国的专题调查表明，这些国家中只有13%的人认为是苏联红军解放了欧洲，认为是美军解放欧洲的达到43%。在其他曾被纳入东方阵营的东欧南欧国家，这一比例相信还会更高。这也是为何俄罗斯驻华公使陶米恒先生会在一次普通的学术座谈会上情绪激烈地指出，西方尤其美国是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对俄罗斯来说，历史不仅是要纪念，而且是要捍卫的。 关于胜利的事实和真相
苏联是赢得对德战争的首功之臣，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一点也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歼灭的507个德国师，占德军全部损失的3/4。德国在苏德战场上战死、受伤和被俘的总人数约为1000万，占到了在战争中全部人数损失的73%。此外还有100个德国仆从国师被歼灭，歼灭的敌军总数量是其他战场上的3.5倍多。苏德战场上歼灭的德国战机超过7万架（占比超过75%），火炮16.7万门（占比74%），各种军舰2500艘。
苏联红军是在真正意义上与德国法西斯的庞大军事机器做殊死搏斗，而英美从一开始就制定了“少流血，多轰炸”的侧翼战略，把战争的重担留给了苏联。战时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始终多于在欧洲的兵力，诺曼底登陆后盟国在欧洲的兵力超过了100万，但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30万左右，德国2/3的师团仍然在东部与苏联作战。斯大林格勒和库尔茨克战役对德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是其他西方盟军发起的战役所无法比拟的。战争末期盟军在诺曼底、荷兰、阿尔登的战役，也都是在红军重创了德军之后才开始推进的。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苏联红军，正是欧洲战场东线的战争，拯救了许多美国和西方盟国士兵的生命。
西方盟国对苏德战争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物资援助上。战争期间，西方对苏租借物资总价值为112亿美元，其中美国为98亿美元，占到了美国战时国防开支的14%，其中1943年和1944年的租借援助相当于当时苏联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0%。苏联学者一直否认西方租借的作用，认为租借物资只占苏联战时GNP的4%，“从整体上说，这些援助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对卫国战争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新解密的档案表明，在军事生产领域租借物资所占比例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战时苏联共生产了12.2万架飞机，从英美租借的飞机是22195架，相当于18%。俄罗斯官方历史学家的代表，曾获得普京亲自授勋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邱巴里扬也承认，苏联从西方租借的总军用物资相当于苏联军工生产的7%～10%。
苏联战时交通工具中，向盟国租借的部分也很关键。到1945年，苏联军队交通工具中的7%是美国提供的，约为42.7万辆，各种通信设备也主要靠租借获得。战时苏联制造了92个火车头，1000多个集装箱，而盟国向苏联提供了1981个火车头，11156个铁路集装箱。苏联获得的560艘船只，也对充实太平洋舰队和远东舰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租借援助对苏联意义重大，但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仍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41～1942年苏德战场最关键期，英美的租借物资并不到位。1942年6月30日租借援助第一议定书到期时，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只有议定书中承诺的一半，约5亿美元。美国学术界认为，斯大林主要依靠苏联的人力物力资源，把希特勒的闪电战粉碎于莫斯科城下，“美国对苏联援助的影响无关紧要，在莫斯科附近反击德国的进攻中没起什么作用”。美国军方也承认，租借物资“在给苏联1941年局势以重大改变上所起作用远远不够”。
直到1943年，盟国的物资援助才开始大量涌入苏联，但此时红军已打赢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苏德战场的战局。总体来看，英美提供的租借物资并未在苏德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使苏联在抵御德国的战斗中更游刃有余，并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值得一提的是，战时苏联在对美国的“逆租借”中提供了30万吨铬矿石，3.2万吨锰矿石，以及价值213万美元的原木、板材、黄金，对美国的战时工业生产也起了一定作用。
70多年过去，留在世人脑海中的美俄关系几乎只剩下了冷战、羞辱、抗议、重启、新冷战这些关键词，双方背靠背对抗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那段历史被选择性失忆了。 中国参加阅兵的深意
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5・9”庆典，并首次派出了百人以上的军人参加红场阅兵，其象征意义是：中苏作为盟友，共同赢得了反德日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所以说是象征意义，原因很简单：二战前夕和二战中，中苏两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比如军事物资援助（有统计指出，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2050辆卡车）和人员援助，苏军出兵东北等，但仅从援助规模来说，无法与前述欧美对苏联的物质援助相比。
也正因如此，西方媒体更关注的是中俄共同阅兵背后的实质性意义。去年中俄两国首次在中国东海举行联合军演，今年3月中国的3艘军舰首次和俄罗斯军舰一起进入黑海展开联合军演。鉴于乌克兰危机后这一地区的战略敏感性，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外交胜利，旨在显示北约军事压迫下，“我们也有盟友”。中俄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也在持续。西方报道称，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С-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最大购买者，在米-26直升机、苏-35歼击机、柴电潜艇等项目上的合作也开展得相当深入。两国与印度、伊朗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也有突破性进展，进行了多场联合军事演习。上述情况表明，在俄罗斯因为格鲁吉亚、乌克兰与西方关系陷入长期敌对后，俄中两国军事合作的互信程度在不断加深。
苏联战争范文6
一、共同的敌人、相同的命运，奠定了英苏合作的基础。为了战胜法西斯；两国间进行了广泛的协作与配合。
二战初期，希特勒利用苏联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不和，通过“闪电战”方式，迅速占领了欧洲十余个国家，直至威逼英、苏心脏——伦敦、莫斯科。这样，英苏面临着共同的选择：要么被法西斯打败，要么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德国。德苏开战当天，登基伊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表示，鉴于国难当头，英国要义不容辞地援助“俄国的危难”。因此，以德苏战争为契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自身利益，英苏相互放弃了一战后久有的敌视态度，以打败法西斯、重建世界和平为目标，进行了广泛的战时合作。表现在：
（一）经济上力所能及的相互援助。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晚上9时，丘吉尔在广播中声明，英国将给予苏联以“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只要我们能办得到和对苏联有利”⑴。次日，丘吉尔审时度势，果断指出：“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与俄国人民。⑵”旋即双方举行了协商、洽谈。1941年7月 12 日，英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双方保证在对德战争中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同年8月中旬，双方又达成贸易贷款和支付协定，英国向苏联提供了急需的军用物资、一次性贷款1千万英镑，而苏联则向英国提供了短缺的原材料，以助其扩大军工生产。到该年底，英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苏联提供了669架飞机、487辆坦克及其他武器，并与美国一同向苏联供应了价值约10亿美元的各种物资 150万吨。到 1943年底，英国向苏联共提供了1．877亿英镑的援助。
史学界过去认为英国对苏援助甚少，不及美国，因而无足称道，而笔者则认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援苏意义非能等闲视之。
其一，英对苏援助不及美国，这是由其实力决定的，但英国提供的援助却是自觉主动、力所能及的。当时，大英帝国危机四伏，英伦三岛朝不保夕，对苏援助必然受到限制，但其援助却富有诚意。1941年秋，英国供应部官员哈罗德·麦克米伦说：对苏援助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兢兢业业、逐字逐句地予以执行”⑶，表明了英国援苏的原则立场。1942年上半年，丘吉尔演说时坦率表示：“如果考虑到俄国为消灭希特勒、为我门共同的事业所做出的一切，我们为俄国所做的事太少。⑷”丘吉尔的歉疚之情表明了援苏的诚意，但却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英国便设法促成美国对苏更多的援助。美国1942—1943年对苏440万吨物资援助计划的成行，就是由于英国坚持的结果。且在美国实施对苏联一千多万吨物资援助时，英国克服重重困难，承担了运输、护航的主要责任，贡献非小。
其二，英国援苏更坚定了苏联抗德信心，促成了苏联与英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在美国参战前，英国援苏消除了苏联对西方持有的深刻的不信任感，这种援助不仅解决了苏联前线的部分急需，更促成其与伦敦诸国流亡政府关系的改善。同理，互援是双方力量与信心的支持，对于双方坚决不妥协的对德斗争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政治上磋商协调达成谅解与合作。
大战期间，两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通过首脑或政府要员间的沟通、会晤、磋商等方式，共同策划了打败法西斯的方略，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折和发展。期间，仅斯大林和丘吉尔间的往来信件就达504件⑸。在1941年7月签订的《英苏关于对德作战联合行动的协定》中，双方保证不单独对德停战或媾和，直至彻底击败德国，这成为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标志着英苏结成了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时，由于苏联转入反法西斯洪流并成为事实上的抗德中坚，加上英美的协调，流亡伦敦的九国政府也迅速与苏复交。同年9月，英苏等11国在伦敦举行同盟国家会议，共同声明遵循旨在维护和平、正义，彻底摧毁纳粹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这样，由于包括英苏在内的盟国的共同努力，反法西斯的战时大同盟得以形成，它体现了英苏及诸盟国的共同意志，也成为战时合作的大舞台。此后，英苏政治协商不断加强，1942年5月下旬莫洛托夫应邀访英，签订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英苏同盟合作互助条约》，它规定：两国在对德作战期间互相支援，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单独缔结任何协定或和约，初步达成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并约定战后共同行动保卫和平。这一条约加强了两国的政治团结，其国家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之后，通过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同年的德黑兰会议，两国关系得到了巩固，表明英苏等“盟国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⑹。更为可贵的是在整个战争中，两国始终遵循了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促进合作的原则，第二战场的开辟、联合国的组建、惩办战犯、德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波兰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先后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尽管当中亦有不快及至龃龉，但能求同存异，奠定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
不仅如此，英苏还就有关实质利害冲突问题理智地达成妥协。如两国首脑在1944年10月通过谈判就巴尔干势力划分达成了秘密协定，即英国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享有50％、在保加利亚享有25％、罗马利亚享有10％、希腊享有90％的影响，其他部分归苏联享有。这反映了双方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在苏军已进驻罗、南的情况下做出的让步。丘吉尔认为是苏联给予英国的“特别的诚意”，“信守自己的义务”⑺的表现。因之，英（美）苏合作实现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不因矛盾打破战时合作。
（三）军事上较密切的战场配合。
德苏开战后，英国即从海上加强了对德国的封锁，组织北非战役，打击法西斯的北非力量。1941年冬，德军猛攻莫斯科，锐不可当，莫斯科岌岌可危。北非英军为了配合苏军行动，迅即向利比亚德意军发起“十字军行动”，促使莫斯科的部分德军移师地中海，隆美尔非洲军团又深陷利比亚沙漠之中，从而减轻了苏军压力，使莫斯科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尤其是1942年秋的阿拉曼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会战密切配合、相互照应，沉重打击了德国法西斯。英军还参加了西西里岛战役及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战，对于肃清德意北非军队、促使意大利退出轴心国，以分散牵制德军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英美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使德国法西斯处于腹背受敌态势，有力地促进了苏军的反攻进程。同样，对于苏军而言，尽管主要是在本土作战，但它抗击的是最凶恶的法西斯——德国，牵制了德国法西斯军队主力，因此，对英国无疑是直接和最有力的配合与支持。“这场战争使英国无论在宗主国，还是在中东，都有了必要的喘息机会，以便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⑻，使英伦三岛在不列颠之战后能“风平浪静”。大战后期，苏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东欧德军，消灭了德军有生力量，配合了第二战场的成功开辟，使英美军队迅速推进德国腹地，对于最终摧垮法西斯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双方上述积极举动及重大胜利的获取，英苏首脑曾互相予以热烈的赞贺和高度的评价。
英苏军事配合不仅表现在军事行动上，而且还表现在战略方针的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统一筹划部署上，如英苏美三国外长曾共同拟定、谋划过击败德军的计划。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合作是英苏二战期间关系的主流，由于合作而加深了理解与信任，由战前的对手转为盟友，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反法西斯力量。
那么，英苏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各异，积怨已久，为何能在大战中共释前嫌，携手合作呢？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它们同轴心国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致。就苏联方面而言，德国的背信弃义，撕毁了签订还不到两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二战初期的外交，终于对西方民主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并意识到法西斯是不共戴天之大敌，大战是民主与专制的殊死大搏斗。为了扭转德军闪击下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盟友，孤立并打击法西斯，苏联愿意且必须与英国等合作互助。特别是就英国方面而言，援苏对其“命运”更为重要：首先，德苏战争爆发时，德国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震醒了英法绥靖政策的迷梦，使大英帝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全面挑战；德国入侵利比亚，对大英帝国中近东殖民地和海洋交通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德国同时还加强了对伊朗、伊拉克的经济渗透与侵略，形成了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全面争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危及了英国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与自治领……帝国大厦行将倾覆。丘吉尔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感到处于危如累卵境地的英国，应该利用德军主力远离英国的有利时机，加强本土和中东防御；同时通过援助苏联、鼓励苏联的对德行动，以牵制德军，防止德国打败苏联后再挥戈西进，直捣英伦三岛。其次，援苏有助于维持英苏战时同盟，冰释苏联自30年代后期集体安全努力失败后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深重顾虑和敌对态度。再次，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利用苏联力量击败德国，掘法西斯之墓，减少英国的牺牲；另一方面可使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削弱，“躺在手术台上”，从而为英国继续执欧洲大陆之牛耳，乃至主宰世界事务扫除障碍。因而，英国主动援苏，甚至亦不惜作出牺牲、付出代价。深谙韬略的丘吉尔真切地道出了其援苏主旨之一：“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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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的国家利益与战争目的，决定了英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其缓急程度随着二者所受威胁之变化而变化。
苏联参加二战的目的是：打败德国法西斯，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战后安全体系。英国参加二战的目的是：铲除德国法西斯，借机削弱社会主义苏联，重振大英帝国雄风，建立以英国为主宰的欧洲新秩序。二者在打败德国法西斯这点上是共同的，这是携手合作的前提和动力。但二者国家利益不同，意识形态有别，积怨已久，陈见颇深，因而在其合作的统一体中，不可避免地存有矛盾与分歧。随着战争主动权移至盟国手中，矛盾也初显端倪，待胜局已定，矛盾亦愈演愈烈。反映在盟国三强中，在一些利害冲突上，英国或单独或联美抗衡苏联，从而播下了战后不和的种子。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第二战场问题。
开辟第二战场是对德作战之需要和英美应尽之义务。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苏联在1941—1942年间强烈要求并一再敦促英美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加速对德战争的胜利。对此，英美均以各种理由拒绝，直至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三方才达成于1944年夏天实施的协议。但在登陆选址上，英国又与苏、美相左，反对苏联主张、美国同意的从欧洲西岸登陆的作战方案，单独炮制了所谓“打击鳄鱼腹部”的“巴尔干方案”，旨在先于苏军进入巴尔干。第二战场的迟延开辟固然有其客观原因，但不可否认受制于英美的政治战略：苏联是英国强大的政治宿敌，其在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使英国忧心忡忡，它认为苏联必定成为威胁它战后左右欧洲大陆的最大障碍。因此，英国指望苏德相互厮杀，两败俱伤，从中保存自己实力，以获取战后有利的国际地位。“巴尔干方案”更反映了战后英国要称霸欧洲的意图：希望打进巴尔干后可以跟南、希、土及中东、北非连成一气，保住东南欧势力与东地中海及中东的传统利益，以使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地中海，到苏伊士运河，达远东的大帝国生命线，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因为英国的这一如意算盘，也将损害美国的战后利益，故美苏联合抵制，使该方案流产。
“英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精明，直到他们认为军事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⑽。1944年上半年，当苏军向西推进，席卷东、中欧时，英美盟军马上开辟了第二战场，并迅速向西欧强攻，旨在打败德国后，“占领更多的地盘”⑾。二战甫停后，英以所占地盘与苏联讨价还价，这一“冷战”事实证明英国始初削弱苏联的动机。如同斯大林指出，英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态度，是其自拿破仑战争以后，无力只身介入欧洲事务，便采取先让别人打，待大局已定，再安稳介入，坐享其成的策略。19世纪晚期的德国首相俾斯麦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的政策永远是这样：在欧洲大陆上找一个用自己的拳头去保护英国利益的傻子。”⑿二战中英国的对苏外交仍受这种半个多世纪以来政策的影响。
（二）关于对德国处置问题。
首先，在分割方案上双方分歧相距甚远：英国始初只主张鲁尔、莱茵国际化，将南德与奥、匈等中东欧国家建立一个多瑙河联邦；苏联则坚持对德进行分割占领，主张使德国成为非工业的农牧业国家，以防德国的再生与东山再起，消弭其安全的隐患。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德黑兰会议与1944年丘吉尔访苏时，英国一再抛出自己计划，均遭苏联否决。雅尔塔会议上，英国新抛出的消极分割方案与苏联的积极分割方案直接顶牛。因此时大战指日可胜，英国已在考虑如何利用未来的德国对付战争中不断强大起来的苏联了，正如美国外交家波伦指出的那样：丘吉尔觉得“欧洲需要一股力量来消除苏联的势力，实际上是赞成让一个统一的德国和法国担当起这项任务”⒀。后因德国投降在即，战局已定，分割之势不可逆转，双方才认定了分区占领的事实。
其次，围绕德国的赔偿问题，苏联谋求德国最大限度的赔偿，以避免像20年代那样，不但对德制裁不力，反使德国经济迅速复活，因而，苏联提出德国赔偿200亿美元，并应享用一半，其中10％－15％应从西方占领区获取。英国虽也期望获取赔款，但反对苏联方案，它唯恐把沉重的赔款强加给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德国，会引起革命、社会骚乱，更不愿苏联获利太多。为此，斯大林与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发生舌战，在波茨坦会议上相互指责乃至嘲讽，后经讨价还价才达成妥协。但是，德国问题一直成为战后苏与英（美）矛盾、“冷战”’的焦点之一。
（三）关于波兰问题。
波兰沦亡后，其国土分别被德苏占领大战后期，波兰的复国与重建被提到日程并成为盟国关注的焦点，苏英尤甚。苏联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波兰是其安全带上关键的一环，极力谋求以使波兰成为自己防德的屏障，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再度成为德国直接进攻的目标。斯大林认为，“波兰应当是强盛、又友好”的苏邻，他想以德国领土为代价换取苏联东方战线的合法化，并认为：“这关系到俄国的重大利益。⒁”而英国却“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至少不依附苏联”⒂。可见双方战略大相径庭。因此，围绕波兰问题英苏经过多次谈判，针锋相对，鸿沟颇深。其中波兰领土与政权问题是矛盾的核心。关于重建后的波兰政府．英国只承认流亡政府，诋毁、抵制苏联境内的临时政府，而苏联则坚持由其支持和卵翼下的临时政府为基本力量组建政府。双方不可更改的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上充分展现。关于波兰东西疆界问题虽达成妥协，但关于其西部疆界划分，以尼斯河的东端或西端为界，仍各自固执己见，互不相让，成为一个历史悬案，使得波兰疆界问题又成为自18世纪以来骚扰欧洲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上述英苏在德、波问题上的矛盾，从根本上反映出两国不同利益与战略目标。谙熟政治韬略的丘吉尔深深懂得：欧洲是大国争霸的重点，英国未来的争夺对手必定是苏联，要使对苏竞争取得优势，确保英国在欧洲的盟主地位，必须穷其所能，遏制苏联在东欧的势力，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对抗的起点越靠近东欧越好。1942年10月，丘吉尔在致外长艾登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的思想主要在欧洲，恢复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之母的欧洲的光荣。假如俄国的野蛮主义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不可估量的灾难。⒃”其与苏联争夺欧洲的野心跃然纸上。“霸王计划”实施后，英国急切想闯进中欧、遏制苏军，连罗斯福也承认英国“迫切地想打进中欧，使红军无法进入奥地利与罗马尼亚，假如可能的话，甚至连匈牙利也不让红军进入”⒄。这是世人皆知的事。那么，苏联谋求东欧的势力范围，是想利用其在战争中膨胀的实力向欧洲心脏地区伸展，进一步拓宽势力范围，以便在与英等西方国家的未来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而在德波问题上，苏联原则坚定、态度强硬。德波问题成为战后冷战的“潜因”。
（四）对伊朗和阿富汗的争夺。
1941年8月，苏英军队分别从北南对伊朗实行军事占领，并迅速肃清伊境内德军力量，以打通一条通往苏联的军事物资补给线。10月，双方又共同努力进军阿富汗，驱逐了轴心国势力。此后，又成立了中东补给中心（The Middle East Supple Centre），统一协调、管理、筹划和解决中东补给。但苏联出于国防安全需要，还欲使南邻的土耳其、伊朗受其卵翼，因而对其伊朗北占五省实行文化政治合二为一，加强军事控制，使之“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接替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略部署密切相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⒅。英国则千方百计试图冲破苏联竖起的“铁幕”，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前，一再拒绝通过伊朗给苏联援军，企图借机取代苏联控制伊朗。此后，双方形成僵持之势，并针锋相对地角逐伊朗的石油开采权，这些都预示了战后双方化玉帛为干戈的“冷战”关系。
综上所述，共同的命运、别无选择的战争处境，促使英苏二战中的全面合作；而不同的战略利益使两国又矛盾斗争。法西斯大敌当前，民族存亡攸关的现实使合作成为主导，成为任何一已私利不能打破的主流。二战中的英苏关系说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共同的。根本利益的选择上，可以求同存异、携手合作、平等互助、互利互惠；但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的。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合作只能以平等、互惠为基础，不允许搞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这也许是当前我国在对外开放中以资借鉴而不可忽视的。
注释：
⑴⑻1941年6月23日《泰晤士报》。转引自秦衡允等译，[苏]费·格·特鲁斯基：《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9页。
⑵⑹⑼方连庆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史》（1917—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471、555页。
⑶麦克米伦：《战争狂飚（1939—1945）》，纽约，1968年，第100页。转引自时殷弘：《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对苏租借援助》。《上海学刊》（南京）1996年第3期。
⑷戈尼昂斯基等编：《外交史》卷4（中译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32页。⑸张海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与教训》，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⑹W．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19页。
⑽ B．L．Montgomery：The path to Leadership Loudon.1961．P.P.201－204。
⑾ 刘陵、洪育沂主编：《国际关系史简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缩微胶卷、苏联、第一部分，942—1946》，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5期，第38页。⒀ 波伦：《历史的见证》，纽约，1973年，第183页。
⒁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
⒂安德尔斯：《流亡的军队》，伦敦，1949年，第210页。
⒃ 解力夫：《临危受命——丘吉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⒄ 朱贵生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