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我国城市郊区面临严峻的水资源和水污染形势。城市郊区现行的水环境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是解决水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通过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所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改革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的对策。
城市郊区指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介于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城市郊区是城市发展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现行城市郊区水环境的严峻现状严重制约了城市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郊区半工半农的产业特点和以农村集体管理为主导的管理体制使其所面临的水环境问题相较于普通城市和农村具有复合型的特点,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对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破解城市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瓶颈”问题就显得格外紧迫。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管理体制,水环境管理与发展不相适应
现行郊区水环境管理实行的分散式的管理体制,水资源、水污染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水环境管理责权交叉多,难以统一规划和协调,部门间管理工作缺乏有效衔接,造成了水环境管理的脱节,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不利于水环境综合管理,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管理法律体系尚不完善
我国关于水环境管理的法律实行的是水污染和水资源分立立法的形式,部分立法内容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目前,我国水环境综合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涉水部门多,部门起草立法时缺乏综合平衡,立法实践又先后,缺乏通盘考虑,涉水法律存在交叉,妨碍水环境管理的法律执行。水环境管理的立法现在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造成实体性立法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对于水环境管理的概念缺乏必要的界定,可操作性较差。
(三)水环境管理运行机制缺失
1.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要求
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处于主导地位,实行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调控政策。水环境管理职能和经营职能界限不清,水环境管理主要以各级政府投资为主,造成了水环境管理工作具有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单独依靠行政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水环境管理的需要。
2.水环境管理经济手段运行机制缺失
市场机制是微观领域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各种税、费、补贴、信贷等是水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在水环境管理相对薄弱的城市郊区,经济手段的实施由于管理力量的薄弱,制度规范的缺失造成实施和监管难度较大,制约了水环境管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3.监督及参与机制缺失
我国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责任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在水环境管理方面兼有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监管动力不足,造成了水环境管理执法不力、监管不力的结果。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方面的参与机制并不健全,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公众的水环境知情权落实不够,对水环境规划和水资源分配等参与不够,参与渠道和方式落实不够,缺少公众参与监督的有关规定,不能建立起公众监督机制,使得水环境管理缺乏广泛的公众参与。
二、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存在矛盾及分析
(一)水环境整体联系性和水环境分散管理的矛盾
整体性和联系性是水环境的自然属性,是水环境实行统一管理的必然要求。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阶段造成我国水环境管理实行分立管理的现状,导致了水环境管理各职能部门权责交叉、利益冲突。水环境管理职能的割裂、水环境管理职能界定的不清晰,造成各职能部门在进行水环境管理的时候不能够充分考虑水环境整体公共利益,造成了在水环境管理立法出现交叉,个别条文冲突的现象。
(二)水环境管理与城市郊区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点,是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带,同时也是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的地带,水环境管理制度尚待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的矛盾日益尖锐。郊区经济发展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主,在各地重视本地国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本地税收的推动下,造成政府对水环境管理的执行性大打折扣,水环境形势日益严峻。
(三)水环境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运作的矛盾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造成了我国水环境管理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现状,水环境管理受政府施政方针的影响较大,水环境管理以政府投入和政府推动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上是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改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在水环境管理中运动员、裁判员身份不分的现象。
(四)城乡二元结构现状与城乡一体化建设之间的矛盾
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和福利城乡间分配的不平衡,公共物品的不均衡分配是直接表现之一。城市郊区作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区域,具有较强的水资源需求和水污染治理要求,但是城市郊区公共资源投入不足造成水环境管理力量薄弱,制度缺失,造成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加重的现实状况日益严重。
三、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改革的对策
(一)城市郊区水环境集成管理
水环境的分散管理割裂了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部门间的分权管理使水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缺乏协调和配合,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构建以政府统领的水环境集成管理的体制,整合管理资源,统筹管理涉水事务。实行水环境的城乡统一管理,实现水环境管理的部门间的集成、地域间的集成、管理内容的集成、管理对象的集成。推进水环境管理体制创新,推行区域水量和水质的统一管理,调整目前水环境管理部门为事业单位性质,增强其行政权力,赋予其财权、事权,加强对涉水事务的协调能力,确保执行的有效性。实现郊区水环境管理开发、利用、保护、治理、回用为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二)加强城市郊区水环境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各级水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根据水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的特点,统筹规划水资源和水污染管理立法。完善地方各级水环境管理制度,注重对水环境管理综合性立法,统筹考虑各部门和水环境资源相关单位利益。注重地方水环境管理的程序性立法,明确界定水环境管理的权责。建立水环境管理审批、运营、监督机制制度的建立,推行许可证制度。进行郊区水源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立法。加强水环境管理的执法队伍建设,强化执法监督,提高管理效率。
(三)转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对水环境管理运行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明确进行水环境相关权利界定,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完善水资源相关权利的市场交易制度,特别是个体与群体的取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丰富水环境管理的组织形式,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水环境管理的投融资制度,推行水环境管理涉水者治理模式。丰富产业组织形式,实行推行股份制、出租、拍卖、委托经营等形式提高涉水企业的运行效率。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丰富水环境管理调控手段,推行系统的水环境管理税、费、补贴、信贷等经济手段,加大水环境调控经济手段的研究,特别是级差税、费以及绿色信贷方面,促进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产业园区的建立,促进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四)建立和完善参与和监督机制
加强水环境管理集体和个人的水环境知识宣传和教育,发挥管理对象的监督和参与作用,是做好水环境管理工作的基础。建立起水环境相关单位、个人在水环境管理中的参与和监督机制,丰富参与渠道,可以以水环境监督委员会、用水协会、节水互助小组、水环境管理听证会等制度形式,加强水环境管理监督。对涉水事务执行过程和涉水企业的运作过程舆论指导、决策建议、运行监督,形成良好的水环境管理的参与氛围,进行提升水环境管理效率。
(五)将水环境管理与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城市郊区是地区经济的增长区域,也是地区社会管理资源的薄弱区域,高耗水、重污染的工、农业单位是造成郊区水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优化郊区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结合地区水环境特点,鼓励发展低耗水、低污染的工、农业产业,从财政、税收、信贷、价格等渠道制定优惠政策,坚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将经济社会发展与水环境优化利用相结合,将水文化建设与水景观建设相结合,打造地方经济发展特色,推进城市郊区的城镇化建设,实现郊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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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法；上海郊区
一、引言
自1946年“大上海都市计划”开始，上海就已经开始规划建设郊区。从“十五”期间的“一城九镇”到“三城七镇”，再到“1966”城镇体系的建设，跨入新世纪以来，虽然上海郊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取得了重大突破，但郊区建设仍是上海城市化的薄弱环节。本文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上海郊区三次产业结构进行了定量分析，总结产业结构的优劣及竞争力的强弱，进而据此提出调整产业结构的对策建议，为上海郊区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三、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数据处理
（二）结果分析
（三）分析结论
在经济发展方面，上海郊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经济地位日益上升，成为了上海的经济增长点。在考察期内，上海郊区的GDP增长率高于全市水平，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增长率均为全市水平的1.7倍多。
在产业结构方面，上海郊区的产业结构正逐步调整优化，但是产业结构仍存在劣势。2001-2010年期间，上海郊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从5.8%持续下降至1.7%，第二产业比重从57.2%上升至57.3%，第三产业比重从37.0%上升至41.0%，郊区工业仍然将是郊区发展的经济支柱，符合“二三一”的产业发展方针。在三次产业的偏离-份额分析中，上海郊区产业结构的整体P值小于0，表明上海郊区的产业发展存在结构性矛盾，其优势与全市相比较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
在第三产业发展方面，上海郊区第三产业的P值大于0，说明其具有产业结构优势、产业结构层次水平较高，主要集中于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业等生产和生活业。但是，仍要加大对郊区服务业的培育和支持力度，提升生产业聚集区功能，提高生活服务业质量，健全和完善公共服务业。
四、产业结构优化建议
上海郊区应充分认识其产业的结构劣势和竞争力优势，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充分利用各产业的竞争力优势，进行产业结构优化。
（一）促进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
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原动力，高技术产业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其带来的高附加值对提升产业竞争力也具有重大作用。因此，郊区作为上海工业的主体和重要基地应积极促进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
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因素。郊区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合理布局郊区现代服务业能提升上海城市总体功能，实现郊区经济快速增长。所以，上海郊区在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改变郊区现代服务业落后的局面。
（三）加快产业园区结构调整
郊区产业园区结构调整是上海经济增长转型、城市功能提升和郊区新城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产业园区结构调整能与长三角其他城市形成梯度，避免产生同质产业竞争现象；其次产业园区结构调整能为从市中心转移过来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郊区新城是带动上海今后发展的主要力量，促进郊区“产城融合”已经成为郊区新城发展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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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 郊区化；郊区房地产开发；关系；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2-0103-03
[作者简介] 贾育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04级区域经济学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土地经济；
徐 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金融。(江苏 南京 210016)
一、郊区化与郊区房地产开发关系的内容
(一)郊区化对郊区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1.郊区化的现实进程影响郊区房地产开发的目标市场。郊区房地产开发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是处在向心集中阶段、离心扩散阶段还是两者并存的阶段。如果是向心集中阶段，郊区房地产开发的目标市场便应以郊区的非农化人口为主，工作在城区寻找廉价住房的普通中产阶级为辅，开发中低档住宅；如果是离心扩散为主，郊区房地产开发的目标市场就应定位在城区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开发高档住宅和别墅；如果是二者并存的阶段，郊区房地产的目标市场则应根据地块的特征进行细分[1]。我国在郊区化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空心化现象，城市中心区反而更繁荣，对人口和商业等经济活动的吸引力有增无减，这种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现象并存且以集聚为主的城市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郊区房地产开发应根据郊区地块的具体特征进行市场细分，主要开发中低档住宅以满足郊区非农人口和城区内工薪阶层的住宅需求，同时针对城区的富人阶层开发高档住宅和别墅。
郊区住宅和工业房地产开发应分别与人口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的速度相适应，郊区房地产过早地大量开发，容易造成大量物业的积压和空置，导致资源浪费。如果郊区房地产开发落后于郊区化的发展速度，就会限制郊区化的顺利发展，郊区房地产供给短缺会导致地价迅速上涨、房价大幅度上扬，容易造成郊区房地产投资过热。
2.郊区化的空间扩展方向影响郊区房地产开发的区位选择。郊区房地产开发应与郊区化的空间扩展方向相一致，充分利用交通轴线的区位优势，发展城市郊区组团住宅建设[2]。由于郊区化过程中城区人口的外迁是沿着主要的交通线路，在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的区域购房，而城区工业企业也沿着主要的交通线路向郊区开发区进一步集中，因此，郊区住宅和工业厂房开发可以依托交通轴线，选择在郊区的开发区和重点城镇进行房地产开发。
目前，我国人口郊区化中外迁居民大多是想增加住宅面积的普通工薪阶层，出行主要依赖于公交系统，人口外迁的距离不远，大多集中在城市近郊区，据此，郊区住宅开发可以选择近郊区建造价格相对较低的普通商品房。而城区富人阶层更多地追求优美的居住环境和设计、完善的配套设施，一般拥有私家轿车，对交通费用的承受力较强，郊区高档公寓和别墅可以选择在交通便捷、距离城区较远的地段进行开发。
3.郊区化中外迁人口的居住需求影响郊区住宅开发结构。人们对郊区住宅消费感兴趣，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居住文化消费型，对郊区的环境、景观和休闲方式感兴趣；第二种是郊区度假型，作为生活方式的提升和补充；第三种是居住实用型，对郊区目前较低的价格感兴趣；第四种是住房投资型，看好郊区发展趋势[2]。人口居住通常具有同类人口聚集的倾向，即同类文化背景或同类收入层次的人往往偏好居住在一起[3]，而现实中由于人们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生活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对住宅偏好的不同。郊区化中的普通工薪阶层的住宅消费类型属于居住实用型，中产阶层通常是居住文化型，而富人阶层更偏好住宅的度假休闲或投资效用。所以，郊区住宅开发结构应与郊区化中外迁人口多样化的居住需求相适应，随着各类人口聚集在不同的郊区地段居住，人们社会阶层的分化在空间上就表现为郊区居住的分异。
(二)郊区房地产开发对郊区化的影响
1.郊区住宅开发有利于促进人口郊区化。郊区住宅开发是目前郊区房地产开发的主要方面，也是整个城市住宅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住宅开发增加了住宅面积，提高了住宅建设质量，使居民的整体居住水平得到很大改进。住宅开发也使居住的地域模式发生了变化，各类郊区住宅开发可以满足城区拆迁户、想增加居住面积的城区居民、追求良好居住环境的高收入阶层的居住需要，促进人口郊区化的发展。同时，住宅开发还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在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后，住宅支出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住宅的保值、增值性使其成为重要的投资对象，随着郊区经济发展，郊区住宅的升值潜力越来越大，郊区住宅开发有利于满足城区居民追求投资回报的需要。
2.郊区房地产自身优势对人口和工业企业产生吸引力。郊区住宅一般布局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这些地带通常人口密度低，污染小，在规划设计上可充分尊重自然，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因此，郊区住宅以其安静幽雅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和贴近大自然的景观吸引城区的居民[4]。郊区通常处于城乡结合地带，其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系统把城市内部与外部地区联系起来，给企业产品和原材料集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郊区工业厂房开发通常集中在高速公路沿线的工业园区内。
郊区房地产的价格优势表现为郊区地价和房价的优势。郊区相对便宜的地价使郊区房地产的土地取得成本较低，房地产开发商有较大的成本空间去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建筑，以及根据房地产需求进行目标市场细分，促使自身开发产品的档次和价格多样化，对人口和企业更具有吸引力。
3.郊区房地产开发影响郊区化的区位条件。郊区房地产的成功开发能更好地满足外迁人口和企业对物质空间的需求，增强郊区招商引资和吸引人才的能力，促进投资和人口向郊区集聚。房地产具有产业关联性强、价值量大等特点，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居民消费热点，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为政府提供大量税费以及土地出让金，为郊区教育、医疗、商业和道路交通等各项配套设施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财力支持，优化了郊区的区位条件，有利于促进城区人口和工业企业向郊区迁移。
二、郊区化与郊区房地产开发关系的动力机制
(一)城市政府的作用
1.制度创新的推动。城市政府制度创新对郊区化与郊区房地产开发关系的作用表现在:(1)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使得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出租、转让，逐步形成了土地市场，城市中心地段的地价大大高于郊区同类用地，导致城市中心地段大量的工业用地逐渐被收益率更高的商贸和金融等第三产业所替代，而郊区通常具有土地资源较充裕、地价低廉、靠近市区、交通便捷等区位优势，对城区人口和经济要素产生了拉动作用，也为城市房地产开发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5]。(2)城市住房制度改革。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逐渐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投资建房的运行机制，加快了郊区新住宅开发的步伐[6]。城市居民只有用货币购买商品房才能满足居住需要，城区居民为了获得比较宽敞、价格适宜的住房开始在郊区买房，带动了郊区住宅的开发。(3)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政策。旧城改造促使许多城区居民及工业企业迁移到郊区，郊区开发区建设与旧城改造相结合，成为外迁人口和企业新的集聚场所，同时外迁居民和工业企业的房地产需求也由城市中心区转移到郊区，为郊区房地产开发注入巨大活力。(4)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自1984年开始，我国户籍管理放宽了对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促使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这些外来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城市郊区，针对外来人口流动性大、购买力有限等特点，郊区廉租房的开发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居住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有利于增强郊区对人口的吸引力。
2.城市规划的引导。城市规划确定城市的性质、职能、规模、城市用地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决定城市郊区化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方向、规模和效益。在用地结构上，城市规划合理划分郊区开发土地的功能分区，为郊区化建设和郊区房地产开发用地指明方向，同时通过确定不同用途地块的合理规模，促进郊区化建设和郊区房地产开发用地结构保持合理比例；在用地规模上，合理控制郊区建设用地总规模，限制郊区化和郊区房地产开发无节制地向外延伸而造成郊区土地的低效使用[7]；在配套设施上，城市规划通过控制郊区各类用地的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的规模和水平，改善郊区经济发展硬件环境，优化郊区房地产开发的区位条件。城市规划通过两种手段发挥作用:一是控制公共投资，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权利；另一个是鼓励或限制私人投资对物质环境开发的权利，主要是进行环境容量控制，这对郊区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尤其显著[8]。
3.城市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城市交通设施的改善缩短了城区与郊区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区对企业和居民的吸引力，促进城区企业和居民向郊区迁移。省际、城际和城乡各类铁路、公路和桥梁等道路成为人口、各类经济要素和工商企业向郊区集聚的重要网络，也是郊区房地产沿交通轴线进行组团式开发的重要依托。通讯技术的发展加快信息交流，使得企业获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企业之间、企业经营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可以在空间上相分离。通讯技术拉近了郊区与城市中心区的距离，郊区生活也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乐趣，有利于促进人口郊区化[9]。
(二)城市人口和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
1.城市人口的住宅区位选择。我国目前的住宅消费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住宅区位选择通常受家庭收入和家庭结构等因素的影响。首先，家庭收入影响城市家庭住宅区位选择。一般而言，中低收入家庭住宅支付能力有限，通常主要依赖公共交通，区位选择受工作地点、公共交通和住宅价格影响较大。高收入家庭对高档住宅的支付能力较强，对住宅的空间、设计和周围环境都有更高要求，出行对公共交通工具的依赖很小，选择近郊区环境优美的高档公寓或城区配套设施一流的高档公寓。其次，家庭结构也是影响城市家庭住宅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多人口的家庭在选择住宅时，受到工作地点、住宅面积和子女上学等因素的限制较多，选择房价适中、公共交通较方便的城区或近郊的普通住宅。两口之家等小型化家庭由于人口少经济负担较轻，对住宅面积要求不高，家务劳动少、闲暇多而追求发展机会和文化娱乐，通常选择便利上下班、生活设施较齐全的城区或近郊区面积中等的住宅。
2.城市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城区工业企业外迁的数量和方向影响郊区厂房开发的规模和选址。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区内用地极其紧张、交通拥挤、城市政府“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都迫使工业企业在城市寻找发展空间，由于工业企业只有有效集中才能形成积聚经济而节约成本，同时工业企业经常需要运输大量的原料和产品，所以，郊区大面积较为廉价的土地吸引外迁企业扩建和新建，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为企业产品和原材料的集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外迁到郊区的工业企业常常沿高速公路分布，在高速公路沿线构成新的开发区或工业园区[3]。
(三)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区位选择。房地产开发企业要综合考虑区位因素、土地利用方式、土地价格和升值潜力等选择开发地段。对于住宅开发用地而言，往往看重交通便利、空间条件和环境因素，通常人们总是偏好住在靠近工作地点、市场、公共设施和价格低廉的区域。工业用地则更看重道路交通等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形势、产业集中和协作、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等因素。由于郊区化过程中城区人口的外迁是沿着主要的交通线路，在配套设施相对完善的区域购房，而城区工业企业也沿着主要的交通线路，向郊区开发区进一步集中。因此，郊区住宅和工业厂房开发的区位选择要与城区人口和工业企业外迁的方向相一致，可以充分利用交通轴线的区位优势，选择在郊区的开发区和重点城镇进行房地产开发，采用“(交通轴线)辐射+开发区”的布局模式。
三、结论
总之，郊区化是城市扩散效应的表现，郊区化使外迁人口和企业的房地产需求从城区转移到郊区，这将扩大郊区房地产市场需求。郊区房地产开发可以为郊区化提供物质条件，满足城区外迁人口和工业企业对空间和服务的需求，影响郊区化的进程。郊区化与郊区房地产开发关系的形成既是宏观上政府制度规范、政策引导的过程，又是微观上在市场机制调节下个人和企业自主的区位选择过程，只有综合考虑城市政府、城市人口和工业企业以及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作用，并且协调好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郊区化与郊区房地产开发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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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4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ralized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2.2“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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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stromE.1986.Anagendaforthestudyofinstitutions.PublicChoice48,3-25.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5
关键词：当代中国城市成长管理；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理论指导
作者简介：王枫云（1969―），男，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4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2-105-02
城市成长（Urban Growth）是指城市空间持续不断地向郊区扩张[1]。城市空间作为城市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其有序、理性的拓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期以来，城市空间的拓展却呈现出如下特征：忽视人多地少、土地保护压力巨大的资源环境背景、不计成本地推进城市空间向郊区的无序蔓延。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城市内部存量土地运用不足、对城市边缘优质农田侵占严重、新开发区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对新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不够重视等等。[2]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拓展的现实状况，迫切要求城市政府选择和应用有效的政府工具，展开具有针对性城市成长管理（Urban Growth Management），即对城市空间扩张的总量、区位、结构、速度、时序等进行有目的的控制、引导和调节，[3]推进城市空间有序理性成长，进而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协同发展。同时，城市成长管理中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需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
一、新城市主义理论
20世纪20―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始了城市空间向郊区的无序蔓延。即“以极低的人口密度向现有城市化地区的边缘扩展，占用过去从未开发过的土地” [4]带来了诸如“低密度的土地开发、无限制的向未开发用地扩散、‘蛙跳式’或零散的空间扩展形态、单一功能的土地利用、农业用地和开敞空间的消失、内城衰败、城市结构瓦解”等一系列问题。[5]
在此背景下，以Peter、Elizabeth、Andres、Zyberk等人为代表的“新城市主义理论” （New Urbanism Theory）应运而生了。“新城市主义理论”在对“二战”以来美国散漫无度的城市拓展模式，及其所引发的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提出“终结城市的无度扩张”，努力锻造人性化、归属感、便利化的城镇生活的主张。[6]新城市主义理论致力于推进城市发展的传统价值标准与当代城市现实生活情境的有机结合，其强调的重点主要有：对于那些由于郊区化发展而被废弃的传统城市中心区域，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改造，恢复并强化其核心作用，使之重新成为连接城市居民生活的枢纽，以此恢复“传统邻里发展模式”（Traditional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TND）；对于城市郊区，新城市主义理论则主张采用有节制、高密度、紧凑型、公交导向的开发模式（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7]
以新城市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城市成长管理政府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应考虑以下基本点：（1）政府工具的选择与应用要围绕“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2）要尊重历史、珍视自然，推进城市成长中“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城区与郊区”的对接、兼容与互动；（3）要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从城市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城市成长中的问题。
二、理性成长理论
1997年美国马里兰州州长P.Lengening首先提出了理性成长（Smart Growth）的概念。一般认为，理性成长理论有三个基本要点：（1）应注重提高城市建成区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压力；（2）城市成长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使城市成长成为一种体现 “城市正义”的发展活动；（3）城市成长不仅需要城市政府的关注与管理，还要鼓励城市市民的参与, 鼓励公众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城市开发的决策中去。[8]
以“理性成长理论”为指导，进行城市成长管理中政府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应关注以下要点：（1）在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中，要着力打破绝对的功能分区和严格的社区隔离，提倡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一体化开发；（2）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要采取健康、理性的方式，使得城市空间拓展中涉及到的各种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尤其是每个城乡居民都能获得利益的增长；（3）政府工具的选择与应用应充分尊重城市市民的意见和建议，推进城市成长管理中政府工具选择与应用的民主化程度和透明化程度的提升。
三、可持续城市理论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的《21世纪议程》，标志着可持续发展开始成为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包括了对当代与后代、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人类进步与生态承载力等诸多因素的统筹考量。1990年，英国城市规划协会发表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对策》，提出要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拓展的实践。1993年，英国城市规划协会发表了《可持续的城市》，提出应将自然资源、能源、污染等环境要素管理纳入各层次的城市成长管理之中。
可持续城市理论的主要观点主要包括：（1）在宏观层次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强调要考虑区域、国家甚至全球生态系统的容纳极限；（2）在微观层次上，提出应按照生态原则建立可循环的城市结构，扩大生态要素容量，推进城市空间的生态化发展；（3）建立具有自我调节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9]
以可持续城市理论为指导，城市成长管理中政府工具的选择与应用立足于以下要点：（1）着力调整挥霍性的城市土地利用方式；（2）致力于恢复城市整体的生态环境，包括水体、大气、土壤等；（3）促进生态农业、都市绿化和城市园林项目的发展；（4）推进低碳城市发展，在减少污染和有害废弃物的同时，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与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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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ischer.M. Spatial choice and Process[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0.
城郊经济管理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世界城市；北京；郊区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41-03
一、相关理论及述评
（一）世界城市研究中的短视症――忽视中小城市和郊区
世界城市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沙森提出，是指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控制力，位于世界城市网络顶端的城市[1]。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三个，分别是纽约、东京和伦敦。这一理论自提出以来，已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但世界城市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短视症，使得世界城市理论显得不完整。一方面，它只关注于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高层、顶级城市，而对中小城市视而不见，对二者间的关系更是着墨不多。另一方面，在世界城市内部，它只关注核心区，而忽视对郊区的研究。研究者若是从世界城市角度出发，不可避免地会强调少数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即世界城市，而其他大部分城市会被忽略，使我们无法全面地认识全球城市系统的动态性和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2]。相应的，在世界城市内部，如果只强调核心区域，如CBD，而将广大的和郊区置于视线之外，也无助于全面认识世界城市的功能发挥。
世界城市通常有一个核心区，即中心商务区。在这里，银行、公司总部林立，成为控制全球经济活动的中枢[3]。现有文献，在具体到特定世界城市的功能区块的研究中，核心区及主城区是被关注的核心和焦点。相对而言，对世界城市郊区的研究，是一个较少有人关注的领域。而针对郊区的研究，多数国外文献关注的角度又有所不同，主要是关于郊区化的讨论。这是一个从城市化阶段和进程的视角切入对郊区进行的研究，其尺度往往较大，即不局限于特定城市，由此，针对世界城市郊区的系统性关注和研究也显得缺乏。
（二）郊区化――新型城郊关系的崛起
1.郊区及郊区化的概念。郊区是一个相对的、不稳定的地域概念，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其内涵均有所不同，很多学者常用的“城市边缘区”、“城乡交错带”、“城乡结合部”等概念与其有不同程度的交叉[4]。由郊区衍生出对郊区化的讨论，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日本地理志研究所所编写的《地理学辞典》中这样对郊区化定义：郊区化是指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域，受到城市膨胀的影响，向城市性因素和农村性因素相互混合的近郊地域变化的过程。市中心和建成区的住宅、工厂、学校、办公楼等城市设施外迁和农地转变为住宅地，构成景观上的郊区化；向中心市区通勤者的增加和购物地发生变化等，构成功能上的郊区化。
2.郊区化助力美国大都市区的崛起。美国的郊区化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5]。研究大都市区的权威学者卡尔・艾博特发现，1950―1980年间“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的80%以上发生在郊区”。基于此，美国有关统计和学术部门已用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的概念取代了较宽泛的城市和乡村的概念[4]。1995年，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提交克林顿总统的《全国城市政策报告》指出，“今天可能把美国经济看成是以大都市经济为中心的‘共同市场’更为准确。”在某种意义上，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都市区。美国的大都市区的崛起在城郊关系方面有其重要意义，它代表着一种新型城―郊关系的诞生，即郊区的独立性增强，并继而减轻了对中心城的依赖。
3.城郊之间的辩证关系。郊区可以调适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舒解城市压力。郊区是中心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或者说是大都市区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是与中心城市相对立的两个部分[4]。美国大都市区的崛起依靠的虽然是郊区化的力量，但这其中也暴露出城郊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郊区独立性的增强，与主城区争夺人口、税基和产业；城区则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现象，从这一点看，城与郊并未形成良性互动。应该看到，虽然郊区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中心城区仍很重要，不会因城―郊关系中中心城地位的相对下降而下降，中心城仍是城市发展的根基所在。另外，需要辩证和历史地看待美国城市发生的中心城区的衰退现象。美国的大都市在看似衰退的人口外迁、产业外迁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完成了新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中心城区的空间实现了功能转换，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升级得以顺利完成。
二、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郊区的作用
北京在奥运会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提出以世界城市作为未来城市的发展愿景，这是北京作为国家首位城市，主动融入世界城市网络的积极举措。但如果仅仅将北京与现有世界城市进行简单对比，从“表象”的差距入手，线性地得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路径和着力方向，将只会导致一些表面文章式的建设，而无法深入到世界城市建设的核心。 因此，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必须抓好内功。其中之一便是做好城郊关系的协调。
北京的郊区与西方城市的郊区不同，其郊区虽有城市化的元素，但其本质属性仍多属于乡村的范畴。而西方国家的郊区是城市化的郊区，并不存在二元现象。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北京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新型城郊关系的构建。
后发的世界城市需要充分把握国家因素，把世界城市建设路径纳入国家发展的轨道上，找到适当的位置；需要清醒认识本土特点，通过战略设计，把本城市性格和资源积淀发挥到最大[6]。郊区是整个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北京的郊区是其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储备性资源之一，因此必须从北京城市世界建设的整体规划来审视郊区。郊区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功能，一是提供北京世界城市功能生长的新空间；二是提供环境公共物品，从而为维持和实现世界城市的可持续提供支撑；三是提供优质居住空间以吸引高级生产业及创意阶层人士以北京作为其职业生涯驻地。
1.郊区提供世界城市功能生长空间。城市地位的变化是由城市所获得的专门功能决定的[7]。同样的，城市不同区块的地位变化也是由其所承担的专门化功能决定的。北京的远郊区县已从城市的附属区域变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依托地区和大量承担市区疏散功能的重要地区[8]。郊区应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功能，并由此承担起部分世界城市功能。北京的郊区应提前应对并适应北京未来作为世界城市所带来的产业变化和空间布局变化，未雨绸缪。在这方面，一些郊区已经有所行动，比如主动承担起国际会议集聚区的落地。
世界城市全球控制能力的变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主要反映为其吸引资本，吸收政治以及技术创新冲击的能力的变动，这决定着世界城市等级的变化[9]。在新的科技革命以及新的世界城市的孕育过程中，北京有很大的机遇和机会，而这些机遇和机会很多蕴藏在北京的郊区，例如北京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未来科技城、中关村生命科技园等都位于郊区。
2.郊区提供环境公共物品。审视形成中的世界城市，忽视物质环境是一种特别短视的战略，因为最终的发展条件会变得太糟糕，以致国际商业势力将寻找其他更适宜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用呼吸含铅的空气，每小时的交通速度高于50公里，干净的水不仅仅来自瓶装水中[10]。随着资源环境因素逐渐演化为城市发展的硬约束，未来的世界城市将是在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和生态建设方面走在前列的标竿城市，这一点将迥异于现有的世界城市。而郊区正是为北京提供诸如清洁的空气、水源、绿植等环境公共物品的重要区域。首先，北京定位于环境保护和涵养的区域被称为生态涵养区，这一区域包括远郊5个区县以及房山区、昌平区山区部分，区域面积1.13万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68.9%，是未来北京作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区域，其环境保护的效果直接影响到北京的环境质量。其次，北京的绿色隔离带地区也多位于城郊结合部。绿色隔离带是在城市区域设立的一个稳定连续（或基本连续）的绿色开放空间。最初设置绿隔的目的是基于美学和环境的考量，目前已成为众多国际大都市控制城市规模无序扩张、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1994年，北京市开始建设城市绿化隔离带，规划在城乡结合部地带建设125平方公里的绿色隔离带，涉及的规划总面积约240平方公里。经过努力，北京市的绿化覆盖率由1978年的22.3%提高到了2010年底的45%[11]。
3.郊区是北京未来重要的宜居区。总体来看，世界城市在宜居方面的表现呈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在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供应方面表现出高水准；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类活动的集聚而导致住房、交通、环境质量等城市生活方面出现低品质状况[6]。从美国的大都市区的构成来看，功能相当集中的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居民为主的郊区，是其两个基本要素[4]。推动城市发展的创意阶层人士以及高级生产业的从业人员多选择宜居的郊区居住，这些人士及其带来的人力资本创造了城市中最具活力和控制力的部分，因而是诸多城市争取的对象。随着郊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商品化的房地产开发重心向郊区转移，加之城市当局疏散中心城人口的努力，北京也日益呈现居住郊区化的倾向。未来应不断提升北京郊区的宜居水平，增强其对创意阶层人士及高级生产业者的吸引力。
三、政策建议
1.统筹郊区建设，增强腹地实力。世界城市纽约依托的美国东北部区域、伦敦依托的英国英格兰区域以及东京依托的日本东海道区域，都是具有全球控制能力的区域[9]。相比较而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缺乏可供支撑的腹地，京津城市群的概念目前还局限在地理层面，有待在经济层面上不断提升。放眼国内，和拥有长三角的上海和拥有珠三角的深圳、广州相比，北京的腹地实力也明显较弱，无论从经济一体化程度，还是国际化程度来看，北京的腹地都要逊色。应该看到，北京的郊区是未来京津大都市区的天然填充物，由此也构成世界城市的重要腹地，在北京世界城市功能形成的过程中以及在京津大都市区全球控制力形成的过程中，郊区有很多文章可做。北京在世界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应忽视郊区的建设，应统筹考虑郊区功能和定位，同时加强与周边城市的协调，以使其世界城市功能的形成有较强的腹地支撑。
2.建立城郊良性互动，优化世界城市建设。高级生产业的就业中心通常是在城市中心，但高级生产业的从业者的其他居住、娱乐、休闲、交通等需求则有赖于整个城市，当然也会有赖于城市的郊区。北京一方面要积极推进郊区的现代化、城市化，促进新城发展及其辐射带动能力的提升，同步带动人口和产业的空间优化，使城市化品质（如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向郊区普及，缩小甚至消弭城郊差。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出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生的郊区兴盛而中心城市衰退的现象。郊区化与中心城区的调整应同时进行，北京未来作为世界城市，郊区与主城区的关系应是良性互动的。
3.避免世界城市的一些通病。社会极化是世界城市最为主要的通病，这造成所谓同全球化接轨的创意阶层与被边缘化的社会底层之间的对立[6]。世界城市的空间与阶级分化现象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团体之间的巨额收入差距：高级公司管理人员与低技能工人之间；移民与原住居民之间；不同行业的从业者之间[12]。由这些差距衍生出诸多隔离现象，比如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和就业隔离，这些现象在发达国家的郊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隔离通常也被认为是西方国家过度郊区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北京的郊区作为未来吸引高端人口的宜居地区，应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城市，可以通过规划、收入分配及调节、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等手段弱化乃至消除各种隔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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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City Zone and Subur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into a World City
――Theory of Refere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HAI Hao-fang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rban Institute，Beijing 100101，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