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1
传统的翻译研究对译者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是十分不重视的，或者说是极力压制的。考察中西方翻译史，不难发现在长期形成的观念中，中西方对译者的定位是何等的相似，译者普遍被定位于一个至今难以摆脱的角色—仆人，使译者长期处于边缘地带。
二、译者的主体性
先来了解下译者主体性的定义，目前比较权威的也是用的比较多是查明建、田雨的这个，“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每个译者都不可能以一片空白的头脑走进一个文本，他总是有着一定的知识结构，受到一定的文化熏陶，有着各自不同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经历，又从而养成一定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让人生观，这些便构成了一个人的先在性，也就是一种“前理解”。译者的这种先在性是往往不受到本人的注意，因此也就被人们所忽视。每个读者或译者在理解和阐释一个文本的时，都是带有一定“偏见性”的。应该承认这种偏见性，并正确对待它。翻译的创造性是人们长期以来忽视的一个本质特征。对于大多数译者来说，他们长期以来都奉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翻译中，不要掺入自己的主观因素，这种典型客观主义翻译观于今天不再是放之四海皆行的准则了。
三、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
《苍蝇》是英国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众多短篇名作之一，这篇短篇小说短小隽永，语言精炼。文章以两位老友的对话开始，退休了的伍德菲尔德（Woodifield）和已是暮年的老板（未署名），在看似无情节的描述中文章逐渐揭示重点，老板于6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痛失爱子，强忍悲恸不敢触及，本以为自己再也不能为儿子的的离去哭泣，哪知老友的无意提及令之痛哭起来，朋友走后，老板用墨水淹死了一只苍蝇。就这样一个看似没有结局的简单的故事，却蕴涵着曼斯菲尔德对灵魂的严肃探讨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传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状态。
初读，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在某些句子的处理上陈和徐的译法不尽相同，可以说意思相差较大。认真对照下原文，发现这其中和译者个人的翻译风格紧密相关，徐、陈的译文相比，各有高明之处，笔者不揣浅陋，试对两篇不同风格的译文不同的表达稍加比较，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的主体性问题，以下摘录了两篇译文的一些句子加以评析。
例1：OnTuesday,hewasdressedandbrushedandallowedocutbacktotheCityfortheday.(P412)
陈译：到了星期而，他就给打扮的整整齐齐，让他到城里商业区去转转。
徐译：每逢礼拜二她们便把他穿着打扮起来，允许他进城去放一天风。
原文这句被动句，陈还是以被动形式翻译出来，而徐则译被动为主动，所给人的语感当然也大不一样。陈的“他就给打扮的整整齐齐”是被动，后半句“让他到城里商业区去转转”变成主动了，整体来看情感没有徐译的来得强烈。徐整句都采用主动表达，给读者这样一种感觉：处主导地位是他妻子和女儿们，他一直处于被控制的地位，而且“放一天的风”这个表达暗示了Wooifield因为身体差而几乎禁足的生活。
例2：SotheresatoldWoodifield,smokingacigarandstaringalmostgreedilyattheboss,whorolledinhisofficechair,stout,rosy,fiveyearsolderthanhe,andstillgoingstrong,stillatthehelm.(P412)
陈译：所以，老伍德菲尔德就坐在那儿，抽着烟卷，眼巴巴盯着那个老板，简直百看不厌，瞧他坐在办公椅上转啊转，身体矮胖，红光满面，虽然比伍德菲尔德还大五岁，可身子骨仍旧结结实实，仍旧掌着大权。
徐译：老伍德菲尔德坐在那里。抽着雪茄，近乎贪婪地盯着老板看，老板坐在办公椅上转来转去，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虽然比伍德菲尔德大五岁，但依然很健朗，依然大权在握。
例2两个译本句型结构基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看事物的角度，即译者的主观性。陈把“staringalmostgreedilyat”译为“眼巴巴盯着”，“stout,rosy”译为“身体矮胖，红光满面”，而则徐译分别为“贪婪地盯着”，“身材高大，面色红润”，两位译者对老伍德菲尔德（以下简称老伍）和老板褒贬不一的措辞可以说成是译者对作者表达的苍蝇意象的不同理解。陈译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可怜的老伍和高高在上的老板，表示老板表面上给人一种身强体壮，意志坚强之感，实则不过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由人异化成一只虚弱的“苍蝇”了。而徐译则贬老伍褒老板，老伍比老板还小五岁，却是一个“虚弱的老家伙”，明显的“行将就木”，之前的一句“weclingtoourlastpleasuresasthetreeclingstoitslastleaves.”，让人不禁想起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很是凄凉，但究竟他是一只异化了的还是没有异化的“苍蝇”，这就由读者的想象力决定了。
例3：“Myson!”groanedtheboss.Butnotearscameyet.Inthepast,inthefirstmonthsandevenyearsaftertheboy’sdeath,hehadonlytosaythosewordstobeovercomebysuchgriefthatnothingshortofaviolentfitofweepingcouldrelievehim.(P415-416)
陈译：“我的儿啊，”他道。可是没有眼泪淌下来。孩子死后，头几个月里，甚至过了几年后，每当他悲从中来，除非放声痛哭一场才减轻得了痛苦的时候，他只要说这么几个字就行了。
徐译：“我的儿啊！”老板着。可是还没有眼泪出来。在以往，在儿子死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内，只要一提起这几个字他就会悲痛欲绝，大哭一场是唯一的解脱方式。
这是老伍不经意提起儿子，老板不禁掩面而泣，多年来努力在心底筑起的心坝瞬间崩溃的场面。两位译者对这句话理解不同。先说陈的译句，笔者认为陈译的“甚至过了几年后”有点啰嗦之嫌，宜把“过了”或“后”去掉。后面一句的“onlyto”《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一条解释为：“却；不料，不料竟会；结果是”，笔者认为这里“onlyto”应译为“不料，不料竟会”。“shortof”在《21世纪大英汉词典》中除了有“缺乏；不足”之义，还有“除以外”之义，陈和徐在译这个短语没有异议，后半句笔者认为这样译更贴近作者的表达“每当他悲从中来，非痛哭不能减轻时，这几个字就会不经意地脱口而出。”想起痛失爱子，老板情绪难控，无意识地喊出“我的儿啊”，可见爱之深！如按陈老的译法“只要说这么几个字就行了”，要是说出这几个字就能控制情绪，他不会长达6年都走不出失子的阴影了。徐译也有所偏离原文。“Myson!”是老板痛哭后吼出的，而不是“一提起这几个字他就会悲痛欲绝”，因果颠倒了。
例4：Allthesame,therewassomethingtimidandweakab-outitseffortnow,andthebossdecidedthatthistimeshouldbethelast,ashedippedthependeepintotheinkpot.(P418)
陈译：尽管如此，那只苍蝇已经显得有点软弱无力，疲于奔命了。老板决定最后再来一次，他把钢笔又深深蘸进墨水壶里。
徐译：然而，它虚弱的、小心翼翼的尝试又开始了。老板把钢笔蘸进了墨水壶中。他决定再滴最后一滴。
在第二滴墨水之后，苍蝇的反抗明显无力了。挣扎出第一滴墨水时，老板还称它很有胆量，但此时的胆量明显不如刚才。陈把“effort”省去不译，后面的从句也是按字面顺序译出，显然没有徐的译法更忠实于原文，也更吸引读者，先说把钢笔又蘸进墨水瓶了，要干嘛呢，读者不禁想赶快读下去。
纵观全文，两篇译文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鉴于篇幅问题，在此就不一一举出例子分析了。通过以上例子的分析，研究、比较，可以看出，不同译者，不同时代背景，同样的著作却散发不同的光芒，这就赋予了重译的可能性，每推出一个新的译本，都会有其价值。
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2
关键词: 口译 改写 操控 “叛逆”
口译,是一种通过口头表达形式,将所感知和理解的信息准确而又快速地由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进而达到完整并即时传递与交流信息之目的的交际行为。口译是现代社会跨文化、跨民族交往的一种基本沟通方式(梅德明,2008:6)。
关于口译的标准,雷天放、陈菁(2006:4)认为是“准、顺、快”,李越然(1999)归纳为“准确、通顺、及时”,鲍刚(2005:267)则认为适合我国国情的口译标准是“全面、准确、通畅”,王斌华(2006:51)将口译标准阐述得更加具体,他用了四个字,即“准、整、顺、快”。综观上述各位口译专家的意见,虽然略有出入,但是无一例外都强调一个“准”字。准的基本内涵包括:准确理解源语信息并将其译成目的语,黄敏(2008:4)认为,准是指译员尽可能准确完整地传达信息,实现双方的正确交流,不能胡编乱造,任意发挥。可是下面这个例子,似乎违反了口译中的“准”字原则。
翻译陈女士有一次参加中外双方的商务谈判。期间,外方提出了一个明显的不合理的要求,中方代表气不过,说:“×××,这老外发昏了,想吃天鹅肉啊!”外方看着陈女士,她急中生智地说:“This is really too much.If you insist,I’m afraid we can’t go on!”翻译的斡旋缓和了气氛。在此例中,口译员并没有把“想吃天鹅肉”译为“you are coveting the swan”,而是淡化地处理为:This is really too much.
冯建中(2007:108)认为,译员在此场景以理智的、灵活的处理方式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这一交际角色的作用,从而避免了交际双方可能发生的争执,促进了双方交流和合作的进行。效果却是正面的。冯建中(2007:108)进一步指出,商务口译不同于政治口译,译员应该在协助合作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然而,这么做到底是属于忠实还是叛逆,口译员的这种背离源语的行为究竟是灵机一动的个案,还是可以重复的并且具有理论依据的行为呢?这种即兴所为究竟有无理论依据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中所产生的相关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研究和批评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作为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著名的比利时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派专家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就翻译研究而言,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对不对等或怎么对等的问题只是翻译研究中的一小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而且即使是对具体翻译技巧和策略问题、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范围去考虑。勒菲弗尔认为诗学(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是操控(manipulate)的三要素。翻译不能真实反映原作。勒氏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对三要素进行了明确的阐释。他指出:诗学是一种行为法规,它由两个因素构成:第一是功能要素,具体地说就是在社会体系中,文学应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第二是构成要素,其中包括文学文体、特定象征、原型人和情景等;而赞助人,可以是个别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如宗教团体、法院、政党、皇室、出版商及报纸、杂志和电视公司,甚至是一种制度。赞助人总是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代表多种意识形态的赞助人;而关于意识形态,勒菲弗尔的定义是“一种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
正是由于这三要素的存在,翻译人员的翻译行为其实是一种操控(manipulation)。在文化学派的理论体系中,manipulation/manipulate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而是无关道德取向的专门术语。而操纵之所以发生,终极目的在于目的语文化一方,即为了让目的语文化接受。遵循这个思路,勒氏断定,改写(rewriting)必定存在于翻译过程中,翻译过程本身就是改写过程。翻译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也一定会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改写。勒氏进一步指出,翻译就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戏剧、电影、拟作等其他文学形式也都是对文本的改写,改写就是使文本按操纵者所选择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产生影响和作用,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以下三方面的限制: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写(ideological rewriting),即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二是诗学方面的改写,即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诗学,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三是由于赞助人的要求进行改写,因为赞助人总是出于一定目的赞助某部作品的翻译,而且赞助人决定作品的出版和译者的生计问题。作为翻译操纵者的这种改写,在本质上应该被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因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
虽然勒菲弗尔研究的是文学翻译,而且是笔译,但是其原理在口译方面也不无借鉴意义。在勒氏的三要素和操控理论中,除了诗学因素对本文论述的问题关系不大,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这两个因素都可以用来理解某些场合下口译员貌似“不忠”的叛逆行为。影响口译员“操控行为”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先说意识形态,当今各国交往的大背景是经济一体化,高科技、便捷的交通和互联网使得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在此大背景下,各国都意识到交往的重要性,这种交往包括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金融、教育及民间交往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需交往而独善其身。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名目繁多的来往日益增多,其交往的目的,就是为了互惠互利,共享繁荣。所以,这种促进交往的意识或愿望实际上可以归属为勒菲弗尔所说的意识形态。在口译场景中的“赞助人”可以理解为发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及民间交往等种种交往的国家部门、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可以设想,这一系列的交往发起主体都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而且发起交往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了解沟通,进而互惠互利,取长补短,双得双赢。
再返回到口译的标准这个问题,不论何家何派提出的何种口译标准,也不论这个口译标准是什么,其实,作为标准的方方面面,在不同的场合,侧重点是有区别的。试以“准、顺、快”这个标准来分析,在会议口译涉及政治问题时,译员必须保证准确,不使我国的大政方针在口译过程中发生任何曲解,在经济口译、商务谈判口译中,涉及具体的数字时,必须不差毫厘,同样在法庭口译时,也是“准”字当头。在以上种种场合中,如果“准”和“顺、快”发生冲突的话,当然应该优先照顾“准”字,“顺、快”二者屈居其次。而在同声传译时,则首先要求“快”,也就是及时跟上发言人的步骤,否则语音流转瞬即逝。“准”“快”固然重要,然而不要忘记了“顺”。“顺”除了指译句通顺、流畅,符合语言表达规范外,不妨也把“顺”理解为“顺利交际”,因为口译员的任务,归根结底就是促进双方进行顺利交际。正是因为此,在许多情况下,口译员对于某些不合时宜、过激的言语时,都可以采取“顺”字原则,灵活处理。这个“顺”,如果根据勒氏的三要素理论来理解的话,就是在意识形态和赞助人这两个要素的影响下,口译员对于译语的一种操控行为。
试看下面一例:有一次,华裔牧师陈先生应邀为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和美国青年主持婚礼,专程赶去参加婚礼的女方父母不懂英语,因此,陈先生还兼做翻译。婚礼上,女方父亲激动地说:“小女不过是普通中国女孩,这次有幸嫁给美国人,还是美国白人,真是我们没有料到的福气啊!”(冯建忠,2007:123)可以预料,当时在场的中方嘉宾,听此高论,必定暗暗咂舌。其实在中国的婚宴上,新郎新娘双方家长互相谦虚、互相恭维是很常见的。比如女方家长会对男方家长说:小女是一个农村人,没念过多少书,贵公子是城市人,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我们真是高攀了啊!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而且表达谦虚之意的同时,也恭维或赞美对方。这位新娘的父亲可能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当然就更没有跨文化交际的概念了,所以他才把这种说谦辞的风俗习惯下意识地带到了美国的婚礼仪式上。在这种令人尴尬地场合下,正是口译员“操控”译文的时机。译员也许未必了解勒氏的理论,但是一名合格的口译员,必定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此时此刻,译员会意识到,翻译的不应当是字句,而是发言人的目的,即谦虚或赞美,而西方人士往往并没有谦虚的习惯,所以此例当中应当着重传达赞美喜悦之情。华裔牧师陈先生久居海外,熟谙文化诸般种种之文化差异,他很灵活地把这句话译成了“My daughter is a Chinese,my son-in-law is an American.Their marriage is a proof that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and races are integrating into a big family.This is really bliss.”(我的女儿是中国人,我的女婿是美国人,这说明世界上各种族正在彼此融合,亲如一家。这正是全世界人民的福气啊!)
倘以勒氏的理论来解释,为了使目的文化接受源语当中的文化,译员对译语进行了改写或操控,作为翻译操纵者的这种改写,在本质上应该视作一种文化上的必然,因为在口译过程中,口译员除了要考虑文本之外,必然同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口译员作为改写者往往会对源文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目的语接收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达到使改写的文本被尽可能多的听众接受的目的。
再看一个例子:译员陈女士参加中外双方的商务谈判。她发现中方的农民企业家比较随意,在包装、运输上有时候并不严格遵守要求,外方代表对此不满,提出抗议。中方代表自言自语地说:“管他呢,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过得去就行了。”外方看着陈女士,期待着陈女士的翻译。陈女士立刻说:“They say they will try their best to keep to the accepted norms.”(他们将尽力按惯例行事)。外方代表高兴地说:“Good,let’s call it a deal.”(很好,成交)。陈女士则转身对中方代表:“遵守就是成功。”
这个例子非常集中地体现了口译员的操控行为,“忠实”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译员在实际口译的过程中不能死板机械,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在很多情况下,交际双方在文化、用词等方面的差异都需要由翻译这道工序去调节。在此例中,译员操控了中外双方的发言,成功地劝说了中方人员遵照惯例改善包装运输,又消除了外方人员的不满,圆满地完成了口译任务,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双方顺利交际,完成了商务谈判。
其实,在商务谈判中,译员经常会遇到谈判一方失去理智,不文明、不友好的言语冲口而出的情况,这时,译员要注意发挥调停的作用,暂时不翻译或转换语气,或改变用词,让气氛缓和下来。资深口译专家刘和平女士表示,在口译实践中多次遇到双方处于战争状态,译员的行为举止和翻译时使用的口吻和语言的选择都可能更影响双方的谈判效果。在特殊情况下,译员还有可能遇到“口头不大干净”的话语无伦次的讲话人,在正确把握信息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策略,剔除糟粕,保留精华,保证交流的正常进行,这些都是译员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刘和平,2005:12)。
“口译应以是否达到了交流目的作为终极衡量标准,包括意义的传达、情感的传递、达成交谈的目的。在很多商务口译场景中,如在商务谈判中,口译员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专家,在对交谈的目的和背景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甚至可以采用干预主义的做法,向双方建议谈话的内容,以便使双方更加深入地了解,而不是被动地翻译”(王艳,2009:4)。
口译活动不是机械地将信息从源语符号转换为目的语符号的“翻译活动”。“而是一种积极地、始终以交流信息意义为宗旨、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译语活动。口译兼顾交际内容所涉及的词汇意义、话语上下文意义、言外意义、语体含义、身势语含义、民族文化含义等信息的综合性言语活动,其目的是使具有不同言语和文化背景的交际双方借助译员的口头翻译进行准确、有效、流畅的沟通。译出的成品,其选词、词序、句子结构、形象使用等均不必受到源语的束缚”(王艳,2009: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口译员可以有意识地操控译文。然而这种操控并不是不拘任何时间地点的率性而为,而是为了缓和矛盾,减小差距,消除误会从而促进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这种看似不忠的口译行为,可以从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和操控理论找到解释。这种改写和操控是由于交际双方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之赞助人发起交际的根本目的是达成交往。因此,译员有权而且必须对译文进行改写和操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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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3
关键词：修辞意识；商业广告语；新修辞框架内的翻译实践
一、引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之间互相流通频繁，广告翻译是将本国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有效的通过广告将其商品推进国际市场绝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要充分考虑译语受众，并用受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建构话语，使其对其话语产生信任，最终达到诱导受众采取行动购买其产品。追溯国内商业广告及其翻译的研究，已有学者从修辞角度对商业广告及其翻译进行研究，但是大多数是对修辞翻译策略和修辞格的探讨。这些研究都是对修辞格在广告中的应用以及对其修辞格翻译的探讨，而基于“新修辞”框架内的修辞意识对商业广告翻译进行分析则较少。本论文基于陈小慰教授新修辞框架下翻译实践的辞修辞意识(2013)对英汉商业广告的翻译进行分析，本论文将侧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英汉广告语翻译进行分析：一是确保译文内容真实可信；二是运用得体诉求；三是精心构建话语方式。
二、商业广告翻译中的修辞意识分析
1.确保译文内容真实可信
中英文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修辞传统话语的不同；二是话语的建构方式不同。具体表现为西方的修辞话语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文字，而汉语修辞话语侧重使用均衡对称的并列结构、修饰性词语和渲染烘托性的语言；汉语广告的组篇方式特点多用成语和四、五、六、七字并列结构，而英语广告句法上的特点则大量使用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的口语式的句子。因此，在广告语翻译中，译者要针对这些差异，通过适调，努力使原文信息在译语语境中言之有理，令译文读者信服。例如：喝孔府家酒，做天下文章。译文一:DrinkKongfuSpiritandwriteNo．1article.译文二:ConfuciusFamilyLiquorprovokesyourmind.该广告语使用了工整的五字并列结构。从修辞话语传统方面来说，原文受众看到“喝孔府家酒，做天下文章”会联想到博学的古代圣人孔子，所以带有儒家色彩，是原文才有的文化背景知识。如果将该广告语译成“DrinkKongfuSpiritandwriteNo．1article”，对于译语读者来说是会“致使信息变形，缺乏可信度，不易被译文读者所接受。其原因在于它在译语语境中没有提供清晰正确的知识，使译语受众无从明白其真正含义”。该广告语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喝了孔府家酒就能像孔子一样有智慧，译文二使用了简单句“ConfuciusFamilyLiquorprovokesyourmind”既传达了原文的文本信息，又符合了译语读者的文化心理诉求，使译语受众明白该广告的正真含义，进而达到说服受众的目的，并取得预期效果。
2.得体运用诉求策略
诉求策略就是一种能够激发受众情感，并使其与之产生共鸣的修辞策略。得体运用诉求策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尽量采用激发听众情感的语言策略；二是在翻译中要考虑受众需求和语言文化差异，有效呈现译者欲加以影响的事实，给予一定的明晰化处理。例如：Alliswellthatendswell.越抽越有味。原文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剧名《皆大欢喜》，其含义就是“结局好，一切就好”。而作为香烟广告，则无法传递原广告词的文学意义，如果译为“皆大欢喜”，则无法激发受众的情感。而译成“越抽越有味”既符合中国文化，有能激发受众的情感，该译文能有效地影响受众，符合了中国受众的文化诉求和情感诉求，进而说服受众，实现预期效果。
3.精心构建话语方式
精心建构方式指的是精心设计译文的组篇方式，即语言形式的组织方式。要有效影响受众，必须要以受众熟悉的行文组篇方式来获得受众的认同。例如：ShiningandCaring.─SunLifeFinancial，Inc.关怀周详，一生照亮。─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这是一则保险公司广告，从句法上来看，原文用的是用“and”连接的两个形容词式短语结构，其含义是为了强调该保险公司的业务能够给投保人的未来生活得到保障，进而使消费者办理投保、理财业务的消费行为。为了使在汉语语境中能更好地影响受众，中文译文根据汉语的组篇方式，运用了工整对仗的四字并列结构，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是汉语受众熟悉的组篇方式。
三、结语
在英汉广告语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想要很好的传达这种劝说目的，必须带着修辞意识进行翻译，以确保译文能够被译语受众认同，并且能够准确传达信息，刺激消费者，最终激发其购买欲。这种修辞意识必须以受众为中心，确保译文内容真实可信、运用得体诉求策略、精心构建话语方式，并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的受众在修辞传统，话语建构方式，文化、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以修辞意识为指导，进行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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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4
关键词：“说”、语境、翻译、原语、译语
引言
在汉语语言中，“说”字因其丰富的内涵而被广泛地应用，在英语语言中，“说”字同样以多种面貌出现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乍看之下，“说”字的翻译似乎非常简单，按其字面意思，不外乎就是“say”“speak”“talk”这几种选择，其实不然。由于“说”属于“被创造性使用的语言，即日常用语”所以它的含义十分丰富。本文对“说”字的基本译法进行简要分析，希望能对“说”字的英汉使用方法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第一章 一般情况下“说”字的翻译
1.“说”字表陈述、说明、补充、解释或宣布等意思时的用法
1.1表陈述、说明之意，如state（陈述）、report（报道）、tell（告诉）、speak（说）、say（说）、describe（描述）等。
（1）医院说，溶栓最佳时间只有六小时，即在发病后六小时溶栓。
But the doctor said it was too late to break up the blood clot.They said the optimum time for thrombolysis was within 6 hours after the stroke.
分析：例（1）实际上就是直译。直译与意译翻译的两种基本技能是直译是既保持原文内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或翻译文字。
1.2表补充，回答，解释之意，如：explain（解释道）、interrupt（插话道）、respond/reply/rejoin（答道）等。
（2）青香说：“大哥可不能说这种话。”
Qingxiang interrupted him，“Big Brother，it mustn’t be mentioned.”
1.3表宣称之意，如：extol/announce/declare/claim/proclaim（宣称）、assert（断言）、conclude（断定）等。
（3）An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has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omb explosion.
一个地下组织已经声称对炸弹爆炸事件负责。
2.“说”字表劝诫、指导、命令、乞求、同意、提醒、建议、要求等时的用法
说话者请求，要求或允诺听话者已以完成某种行为。此类词的作用拟在表示说话人的用意，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后果，如：劝诫、指导、命令、乞求、同意、提醒、建议、要求等。
2.1关于劝诫、提醒、警告方面，如：advise/instruct（劝告）、caution/remind（提醒）、warn（警告）、ask（询问）等。
（4）奇迹在妈的身上发生了。妈是一个不服输的人，现在又赢了。青香说，妈，你认得我吗？我叫什么？
Qingxiang asked，“Do you know me，mother？Who am I？”
分析：字对字翻译，能导致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重复问题。字对字翻译还极容易引起选词不当和搭配问题另外，既然是翻译文章，上下文一定要贯通，不是把每个句子翻译好了，单独成句，各自为阵，才算是好翻译。
第二章 从意译的角度来处理汉语中“说”字的翻译
（6）青留哭着，说着，可他仍下不了手。
Qingliu cried and raved about his past，but he couldn’t harden his heart to do it.
分析：自由翻译是一种技能，它不需要更多地注意原作和细节。然而自由的翻译应符合目标语言文化和习俗，但注意不应该加入个人情绪。因为如果翻译加入了自己的情绪，目标语言读者和源语言的读者有不同的感觉从而导致翻译是不合格的。
第三章 从零翻译的角度来处理汉语中“说”字的翻译
（7）看着他哭，都哭起来。有人要大姐去，大姐哭着说：我是嫁出去的人了，又不孝，妈死妈活只当我没见着……
Qinghe was crying and all began to cry.Big Sister cried out：“I was married to other family.
分析：零翻译应该属于相当异化的翻译方法，最初是由于强势英语文化的影响，而作为翻译英语文化负载词的一种方法，直接把外来词搬入汉语中使用。现在由于中国地位的提升以及大家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浓的兴趣，零翻译同样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而且零翻译也会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总结
汉语中的一个词在英语中一般都会有好几个对应的意思，即使是在相同的语境下也能找到与其对应的多个词来表示。与事实相符的理解，就是正确的理解；与事实相符的表述，就是符合逻辑的表述。所以，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译者背景知识的测试。可以说“说”字在具体语言环境中，被不同感彩所支配时，其英译可谓是层出不穷。
参考文献：
[1]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刘宓庆.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6.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3-74
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5
一“意象”的中西语义之辩
汉语“意象”是从古代“象”范畴中衍生而来，物象有限，意象无穷。意象指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统一体，是古人试图以语言驾驭事物及抽象义理的一个认知过程。
《周易》提出“立象以尽意”，“意”指文体的思想认识观念，“象”则指物的外观形态表象。二者的物质符号、中介媒介则是“言”。刘勰第一次将“意象”看做是艺术构思的产物而提出“窥意象而运斤”，一般采取赋、比、兴的意象经营方式。由此“象”的含义经历了由最初的“大象”到卦象，再到想象、象征等含义出现的过程。陈晓勇（2003）认为古代意象主要有五种涵义：一是表意之象，如《易经》中的卦象和王充说的“熊麋之象”；二是意中之象，如刘勰和司空图所说的意象；三是意和象，如何景明说的意象；四是接近艺术形象，如方东树、刘熙载等说的意象；五是接近于意境或境界，如姜夔说的意象。新时期主要有五大流派:汪裕雄的审美心理基元说，顾祖钊的意象文艺至境说，夏之放的文艺学美学逻辑起点说，郭外岑的表现性意象文艺形态说和朱志荣的美的元范畴说，表现出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思考（莫先武，2009：74-84）。
西方意象论没有我国意象论那样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历程。image首先出现在认识论和心理学领域，认为与知觉、思维等认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是感知、认识外界事物时伴随着产生的一种心理意象。意象的论述始于康德，认为知识只能产生出两个结果：意象或概念。意象是直觉的、想象的、个体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则相反。将意象这一概念进行中西融合，比较全面阐释并将它提高到无以复加高度的是意象主义大师庞德。他明确地把“意象”确立为艺术作品的本体和核心，认为意象是“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意象是主观的和客观的。此后，萨特真正从理论上确立了艺术作品的本体是意象这一观点，运用意向性理论来分析意象。苏珊·朗格继庞德之后对意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主要从符号学的角度，将意象与符号等同起来。整体而言，西方意象论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心理层面到具体艺术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象的审美因素不断积淀，意象的理论也日趋成熟（张晶莹，2007）。由此可见，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对“意象”的解读是多元的：审美意象、心理意象、情感意象、整体意象和单个意象、原型意象、题材意象、艺术形象或语象等。（陈晓勇，2003）
二、中西意象翻译之辩
就意象翻译而言，由于中西思维及语言、文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翻译学的多元化的理论构建与争辩可谓百家争鸣，百花争艳。
中国学术传统往往缺乏对术语的明确界定，翻译界与文艺理论界对“意象”的概念和类别存在多元的或不同程度的模糊、矛盾，甚至相左的观点，“意象”与意境、境界存在彼此交叉、相互通约，呈现多义性、歧义性、交叉性、矛盾性等复杂局面，各范畴的重叠、转用、借用、引申、混用、泛用的现象较普遍。“从渊源上讲，我国译论来自我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严复‘信达雅’援自先秦文论观点：‘传神’是东晋顾恺之首倡的人物画的美学要求；傅雷提出‘神似’、‘韵味’等，也是根据有关绘画的理论。这些概念虽然蕴含非常丰富深刻的文艺和美学的思想和经验，却都有一种寓意模糊、难以理解的毛病。因此，后人的解释难以避免见仁见智和主观武断的现象”（陈晓勇，2003）。
目前国内主要从三个方面触及意象的翻译问题：（1）作为一种翻译技巧，着眼于成语、谚语、典故和形容性的词语；（2）从心理学角度谈形象语的翻译，强调读者心理反应；（3）从文化对比研究某些意象的理解与表达。近年来，主要以阐释学、接受美学理论探讨意象的营构和翻译（谢天振，2003）。
许渊冲针对意象翻译提出“三美”理论：意美、形美、音美，并进一步提出“三似说”：形似、意似、神似。首先考虑应“意似，……要传达原文的内容，不能错译、漏译、多译。……一般说来，意似和意美是一致的。……‘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是表层结构”（许渊冲，1984：52，83）。若二者相矛盾，则应适度增删或使用浅化、等化、深化等方法再现原作的意美。意美的传达要兼顾音美与形美。音美、形美与意美有主次之分，“‘意美’是第一位的，‘音美’是第二位的，‘形美’是第三位的。……最好自然是‘三美’具备，在三者不能兼顾的时候可以不传达原文的‘形美’，但要尽可能在传达‘意美’的前提下传达原诗的‘音美’”（许渊冲，1984：126）。许渊冲在音美的经营上着重强调的是押韵和节奏，而以前者尤为突出。我认为许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理论中的美学思想，追求译文的美学效果，“三美”标准十分理想。叶维廉将诠释学运用于翻译理论，提出“出位之思，文化翻译”，要创造性地再现原作者接触物象、事象时未成概念前的物象、事象与现在的实际状况，而不是将原作机械地加以剖析、分解再将之串联，再现境界。
西方“象”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和诗学理论，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提出“要给译入语读者传达源语文本的意象”。Pound（庞德）确信诗歌的本质在于意象。20世纪阐释理论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Steiner（1975：371）提出了阐释翻译的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他分析了中英文字的差异和庞德的汉诗翻译，认为庞德的诗译对原译的侵入是典型的阐释信赖，通过模仿和自我演变，采用中文的形式，加强原文的意象。
当前，主导西方译学的主流是翻译研究学派。其主要代表学者Basenett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认为“译文和原文不可能以一种纯净对立的对等物为参照，……翻译要适应文化的要求，适应此文化中不同群体的要求”。翻译要进行“种子移植”，使原诗的意象可以在译诗中复现（2001:8）。他翻译思想的重要原则是：翻译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如果文化存在共性，文化意象的移植可以理解，则可直接传译；如果意象各不相同，则将原语文化的功能传译到译语文化中，通过译语文化作为翻译单位进行归化性翻译。
由此可见，中西学者从不同层面剖析，探究意象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审美效果、读者接受等，提出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寻求意象翻译的普遍与同一。在此意义上讲，好的译文就是完整保留原文意象，译者从民族文化总体氛围的宏观视野出发解读寓意，并从译文形象、文体风格与原作的整体文化气息和民族色彩一致来考虑翻译效果，从而使读者在译者留下的最大想象空间中发现另一民族在意象传递时的独特方式、倾向和趣味，感受异域文化带来的惊喜。
参考文献：
［1］Bassnett，Susan.Transplanting the Seed：Poetry and Translation［A］.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26）：57-75.
［2］陈晓勇.“意象”的多义探源及翻译的理论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3，（5）.
［3］莫先武.当代意象理论五大家评述［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7）.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3：107-109.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陈情表原文及翻译范文6
关键词：《金锁记》 语言杂合 翻译策略
一、引言
《金锁记》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中篇小说”，“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作者张爱玲将其译成英文，该译文被收录在《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于1971年付梓出版。张游走于通俗与先锋、古典与现代之间，将西方现代思想及写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学完美融合，因此，她的文学创作和译作均呈现出较高杂合度的特点。
巴赫金认为：“杂合是单个语句界限之内、语句的范围之内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两种被时代、社会差别或其他因素分开的不同的语言意识之间的混合。”（韩子满，2002）杂合包括文化杂合、语言杂合和文学杂合三个方面，本文将重点放在译本中的语言杂合的系统研究上。
二、语言杂合
语言杂合是指当译文保留了原文中的一些词汇、句法和语法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符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或者是原文中的一些外语单词或句子不做任何处理直接移植到译文中来。就汉英翻译而言，语言杂合是指译文包含在西方读者看来是“不合文法”的无主句、并列结构、拼音等显著的中文特征。
（一）无主句
无主句又称绝对句，通常由非名词性短语加上特定语调构成，属于结构不完整的非主谓句类型之一。此类结构或者一开始就不存在主语，或者隐含了某一相对模糊的主语（刘全福，2011）。英语是主语显著性语言，重视形合、句子形式以及通过形式实现语意功能。一个英语句子就是一个包含主语和谓语的语言单位。祈使句及部分感叹句除外，主语之于英语句子是不可或缺的（ibid）。汉语是主题显著性语言，汉语重意合以及观点和事件的逻辑顺序。汉语的主语可以由各种词性的词、短语或句子充当，并且可以是隐形的甚至缺失。
为了遵循目标语的语言规范，汉英翻译时，译者通常采用增补主语或者译为被动结构的方法来处理汉语的无主句。《金》原文中存在大量的无主句，尤其是在人物对话中（英语口语中也存在无主句现象，但出现频率要低得多。）与一般译者不同，张在自译本中大量保留了汉语中的无主句。例如：
（1）“……也没见你这样的轻骨头！……一转眼就不见你的人了。”
“...Never seen anybody as cheap as you...Disappears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2）七巧指着长安道：“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
Ch’i-ch’iao pointed at Ch’ang-an. “Won’t marry early， won’t marry late， has to choose this year when there’s no money at hand...”
例（1）和例（2）中缺失的人称代词主语在译文中仍然缺失，译者有意保留了中文的这一显著性语言特征。尽管不太符合英语的语法习惯，但是译文还是非常通畅并具有可读性。译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文的这一典型句法特征传递给可能对中文一无所知的西方读者。
（二）并列结构
英语为行合语言，构句时高度形式化与逻辑化，突出主谓句结构和核心动词谓语，注重形合或显性衔接；汉语是意合语言，结构上不求完整无缺，句子常常缺乏主干，核心动词谓语往往不甚显著，总体特征是以意统形，衔接或形合手段远不及英语（刘全福，2011）。基于上述特征，做汉英翻译时，译者通常会从意合到行合，增补连接词或是改为主从结构，使原文中隐性的逻辑关系显性化。但张在《金》译本中却仍保留了中文的意合特征。例如：
（3）榴喜道：“前两天说是马路上人声太杂，睡不稳……”
“Said she didn’t sleep well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too much noise on the street，” Liu-hsi said.
（4）长馨背地向她母亲道：“妈想法子给安姐姐介绍个朋友罢，瞧她怪可怜的……”
Ch’ang-hsing said to her mother in secret， “Mother， try to introduce a friend to Sister An， she seems so pitiful...”
（5）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
This was an insane world， a husband not like a husband， a mother-in-law not like a mother-in-law.
如果仅从语法角度出发，以上三处译文均缺乏连词或句子连接词，都是有违英语语法规范的。在标准英语中，例（3）和例（4）的两个句子成分之间是因果关系，例（3）的名词短语前面应该增补“because of /due to/ owing to”，例（4）的第二个从句前面应该增补“for/ since/ because” 来将因果关系外化。例（5）则应该译为定语从句――This was an insane world， where a husband was not like a husband and a mother-in-law was not like a mother-in-law. 译者故意违反英文的句法特征，大胆将中文的意合特征保留到译文中来。这种做法可以给西方读者提供一窥汉语句法特征的机会并引发他们思考，扩大读者的阅读视野。
（三）中国传统小说典型表达
《金》译本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典型表达，出现频率最高的有“that one of ours” （我们那一位）， “said， smiling”（笑道）， “make a spitting voice”（啐道），这些表达在诸如《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中随处可见。正如学者夏志清所言：“中国传统小说通常使用‘笑道’和其他相似表达来引发对话。”（this① and similar phrases are routinely prefixed to reported speech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Hsia， 1971：139，作者译）。对于这个高频表达，译者通常采取的翻译方法是根据上下文进行具体化、多元化处理。杨宪益和戴乃迭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对于这类表达的处理正是如此，例如：“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杜撰的不成？’”（“You’re making that up， I’m afraid，” teased Tan Chun. “Most works， apart from the FOUR BOOKS， are made up； am I the only one who made things up？” he retorted with a grin.）（陈宏薇，李亚丹，2004）
作为一名从小熟知英文的双语作家，张爱玲驾驭英语的能力毋庸置疑。她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能力优势，翻译时将“笑道”这一类的表达根据上下文进行具体化、多元化处理。但是出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热爱，张“固执”地将“我们那一位”、“笑道”、“啐道”等典型性表达翻译成“that one of ours”（2次），“said， smiling”（32次），“make a spitting voice”（3次），以数量变异的形式将这些异质表达移植到译文中，让西方读者得以了解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正如陈洁所言：“读者对外来文化中的新鲜事物心存好奇，为有别于本族语的语言和表达形式所吸引，因此，读者对译本的欣赏与解读，最希望获得的就是其中的异域风情、异国情调。”（陈洁，2007）
（四）拼音
在自译本中，拼音是译者用来最大限度保留译入语中异质成分的最直观的手段之一。张用拼音（有时加注）来翻译原文中的人名、中国特色词、称呼语、语气词和拟声词等。
《金》中的人名基本都是用拼音翻译的，如Lan-hsien （兰仙）、 Ch’i-ch’ao（七巧）（有脚注）等。至于文中大量出现的中国特色词、称呼语、语气词和拟声词，除了采用音译加直译（文中注或脚注）的翻译方法外，张特地用斜体标出，从而凸显其异质性特点，强化陌生化效果。例如：ju-yi （Literally， “as you wish.” An odd-shaped ornamental piece， usually of jade.）（如意），Ku-yeb（Honorific for the son-in-law of the family.）（姑爷），Yo（呦），bu lung deng （不楞登），ba ba （叭叭）等。
三、结论
杂合有助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打破二元对立，改写强势文化的霸权地位，有助于创造审美距离并改变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促成新规则的形成和接受。张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汉语的词汇、句法和语法特征，一方面又兼顾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接受维度，运用了数量变异、加注、斜体等翻译手段对杂合度进行调和，艺术地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注释
① “This”指的就是“笑道”.
参考文献
[1] Hsia，C.T.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M].New York&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陈洁.接受美学关照下的异质语言文化的移植[J].中州学
刊，2007（4）.
[3]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4.
[4] 韩子满.文学翻译与杂合[J].中国翻译，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