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教案范文1
[关键词] 胡适；壬戌学制；1922年学制
1916年，26岁的胡适进入北大任教，很快“爆得大名”，参与了中国近代一系列的教育变革。1922年学制颁布后，胡适很高兴地说：“总统以教令正式公布新学制。除小更动外，全是依济南大会的。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一件快意的事”。作者已撰文论述了胡适在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即胡适所提济南大会）制定学制案时，在会议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但学制变革，学校各层级的变革是关键，要完整认识胡适与1922年学制的关系，正确定位胡适在此制]制定中的贡献，仍需结合他的思想，具体辨明他在各级教育变革方面的参与工作和影响。
国立大学与综合大学的追求——胡适与1920年代初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
1920年前后，中国教育界展开了学制变革的大讨论，此时，胡适已经成为北大新派教授的领袖，一直在帮助蔡元培改革北大，他同时也是北京教育会会员和教育部的座上宾，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他不仅写文阐述自己对1922年新学制变革的意见，更积极参与制定新学制的会议，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增设国立大学与建立综合大学始终是他坚持的方向。
1914年，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了《非留学篇》一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大学制度。在文中，他把兴办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视为教育救国的重要方针。但民初学制取消了各省设立的高等学堂，削弱了各省进行学术文化研究的根基。对于取消各省高等学堂，胡适认为有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进入民国以后，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北大一枝独秀，就连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也不是每省都设有。各省没有大学，对学生求学也有阻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居于内地的四川人就感叹：因省内没有大学，该省学子“欲达高深学问，造就硕学闳才”，必须到省外求学，使贫穷者失去机会。
增设国立大学的呼声在教育界得到了响应，1920年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请教育部增设国立大学的呈文中论道：“查欧美各国，大学如林，用能人才辈出，国势日强。反视我国，最高学府，仅一北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成材势必有限，以之作育各省学子，形势犹觉偏植。际兹学战时期，研究高深学术，实与推广义务教育，同其重要，惟是推广义务教育，各省区既已积极筹维，而增设国立大学，责在大部，……用特呈请大部，迅赐增添国立大学，以宏教育而顺舆情。”虽然因为北洋政府无暇顾及国立大学的增设，但此后各省纷纷开始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增设大学。
胡适倡导设立在各地多设国立大学不仅只限于数量上的增长，在《非留学篇》里他同时写道：“（国家大学）代表全国最高教育，为一国观瞻所在，故学科不可不完也”。在文中，胡适从University一词的词源分析，认为大学应是综合性的，大学的学科应尽量完备精全。而他就读的康南耳大学是合九种专门学校而成。多科性的综合大学的模式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模式，1916年胡适归国后一直致力于在中国推行此一模式。
胡适回国后任教北大，恰逢蔡元培主政北大，开始推行教育改革。一开始，蔡元培是仿行德国高等教育制度，力图将北大建为文理科大学，但随着中国教育界整体仿行美国教育的潮流，蔡元培开始更多依靠胡适、蒋梦麟等留美归国的学人推行北大改革。相较于影响了清末民初教育变革的日本留学生，留美生的学历层次更高，学科范围更广，对国际学界动态更为了解，自然成为蔡元培改革北大的重要合作者。胡适、蒋梦麟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深受美国综合大学制度的影响。眼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友郭秉文治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胡适等人也积极参与到北大变革中。针对蔡元培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引起的反对之声，1919年7月9日，胡适发表《论大学学制》进行反驳。这篇辩驳里，胡适屡提欧美学制为证据。他能底气十足批评“引中古相传的学制”来非难北大的人，正是因于他留美归国生的身份和他对欧美教育制度的熟悉。1919年12月3日，北京大学开始废科设系，《申报》报道就认为此举有利于“将来添一学门，多一系便可，不必设某科大学。”这一举措实际是往综合大学的目标发展。
建立综合大专，最快的方式就是将在一地的各类专门学校合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合并各专门学校成立一综合大学是一大潮流。1922年6月10日，蔡元培邀胡适等人谈高等教育问题，胡适提议：“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胡适也建议武汉各高校合并为武昌大学。一些著名人士也赞同合并专校成立大学，如梁启超劝河南人合并各专门学校为河南大学。直隶、奉天、四川、江西、湖南、浙江等省都有将现有的专门学校改组，合组大学的计划。在学制变革的背景中，专门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是应维持原状还是提高程度，如果提高程度是并入已有的大学成为一个科系还是自身升为大学，如果升为大学是升为单科大学还是发展成综合性大学都直接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方向。但与其它省份合并各专门学校创设综合大学不同，北京因为北京大学的地位独特、实力雄厚，胡适等人倡导的国立综合大学必然是以北大为本，并吞其它国立专门学校。
如果只是将专门学校提高程度办为大学，争议还不是很大，就如同蔡元培1917、1918年间提出大学应分为文理为基础的大学本科和各类分科大学，并没有遭到很多的反对之声，特别是各国立专校都表示认同。但专门学校一旦要被合并到大学，反对的声浪就很高了。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的全体学术大会后，胡适在日记中写到：“今天报告（指‘废止法政专门学校案’的报告）出来，即有反对很烈的论调。后来，蔡先生与高等教育组商量，作为‘保留’，而反对的人还是悻悻不已。后来（朱）经农告诉我说，此案通过分组后，即有（国立）法政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的人在金水馆开会商议抵制，今天的捣乱是有意的。总之，旁的事都可以做，夺人饭碗在中国人眼里是大不道德的。”有记者观察到“各专校校长主任及职员与大部分之教员，以归并成则饭碗将打破，所以出而抵制。”同时，在新学制改革的讨论中，中学有延展为六年的倾向。蔡元培认为六年新制中学里，高中部的教师不是高师毕业生所能胜任的，只有北大本科毕业再修教育科目方能胜任。在制度上这是一种美国制度，要求改变中国原来仿照日本专门设立独立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制度，并且包含了大学强于高师的前提。但事实上，当时北高师不但被视为与北大“并驾齐驱”，甚至“理科优于北京大学。”
北京国立高校众多，又都与北大有渊源，合并是建立国立综合大学最快的方式，此法已被一些与北大不相关的人提出。但具体合并必然是以北大为中心，裁减它校，所以引起很多的矛盾。不论是处于真诚的教育追求，还是实际的教育决策，胡适等北大派学人偏重大学的观念扩展对北大和北京整个高等教育界的构局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不止限于北大内部的变动，更涉及到北京高校全体的日后发展。在教育部的学制会议和第八届教育会联合会上，大学与高专之争越演越烈。
各方争论之下，1922年学制的章程中对于多科性大学、单科性大学、师范大学、高专、高师全都给予了一席之地，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随着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体制才渐趋完备”。很快，地处南京的东南大学和地处广州的广东大学两所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建成，而北京大学却止步不前。从留学时期，关心中国教育的胡适就为中国画出了建立国立综合大学的蓝图，并在归国后多方努力，但这一目标一直遭遇到北京教育界复杂现实的牵制。当派系的利益得失浸入对教育理念的追求时，当教育的变革与学界人事派系藤蔓相缠时，其过程和结果就都很难说得上单纯，那些在学制改革的决策中产生的北京国立高校的派系争斗并没有随着新学制的颁行消失，反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顽疾。
尊重差异——胡适与1920年代初中国初等、中等教育的改革
在中国教育界一次又一次的外求后，信赖1912年创建的民国，并努力想建立一套适应共和政制的民主教育制度的中国教育家们将眼光投向美国，选择了当时在美国兴起仅数年的“六三三”制作为二十年代初全国新学制改革的蓝本，以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思想作为基本指导思想，以他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作为教育变革的目标。作为杜威的中国弟子，胡适努力发声，支持和推动了美制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1922年学制标准中指出要：“谋个性之发展；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谋个性之发展”是为了尊重儿童差异，“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则可充分尊重地方差异，这是胡适一直支持并努力倡导的目标。
1921年第七届教育会联合会制定的《新学制草案》提出了“中国幅员广大，地方情形各异，而社会要求亦至繁杂，故于设校分科取纵横活动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等新的理念。这一学制草案的出台和一大批留美归国学生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样留美归国的胡适就立刻发表了《对了新学制的感想》一文进行了支持。
第七届教联会草案与晚清民初学制相比，最大变动就在于中等教育段。中等教育段明确了中学的修业年限从一级制四年变为两级制六年，又改变了现行的单科制中学，允许在一所中学内分设普通科、师范科、职业科，而各科在规定的必修科目外可开设选修科目，这明显是模仿美国的“综合中学”（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而来。中等教育段不仅在整体学制中变动最大，也是对美制模仿最为明显的部分。在第八届教联会上，胡适是大会学制讨论案的起草员之一，他始终坚持了第七届教联会草案的宗旨和精神，使得以上仿美的中学制度得以保持。经过胡适及其他教育家们的支持，1922年学制规定中学由4年变为6年，提高了中等教育的程度；同时分为初、高两级，年限分为三类，增强了学生升学就业的方便性；而且，中等教育段加强了职业教育，年限有一年至六年的不同，内容有完全职业的与由普通而渐趋职业的两大类，满足了彼时发展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对各类初、中级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作为学制系统承上启下的中坚，综合中学制改变了晚清民初学制中普通中学是正轨、中等的职业和师范学校是旁枝的现象，将职业和师范教育纳入正轨中，分为同等地位的科别。中学分科配合选科制度，是拟给学生更多的发展道路，改变旧制中学片面强调升学的弊病，意图兼顾升学与就业，促进学校教育与学生需要的对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这是对现代化教育多样性和互容性特征的追求，所以被称赞为学制改革的精华之处。
新学制另一个被众人赞誉的是初等教育段的弹性升学和转学制度，胡适力赞这是“一个大长处”，并说“这个弹性制是现在很需要的……我很盼望这个弹性主义将来能实行；我很盼望办小学的人能随时留心儿童才能的个性差别，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级的限制与埋没”。他还以自己12天升4级的经历说明制度不能过于死板。现代学校采取的班级教学制用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进度教授一个班的学生，必然不能满足智力、职业期望和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群体，选科制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弹性升级制提供灵活的学习年限，皆是为保障学生个性的伸展。在学制内部增加学习者的选择机会和满足他们多元的需要，在适应学生个性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改革的深刻涵义在今天仍是教育发展的指向：“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这既符合教育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人道主义的使命，又符合应成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不是由古代学制逐渐演变而来，而是向西方借鉴，希望以他山之石收改进之功。在晚清民初的学制变革后，1922年学制出台，这是一个有很大变化的新制，整体学级系统更趋向单轨制。小学分段、中高等教育段的预科制度、单科中学、高等专门学校等仿日本学制的制度被取消或弱化，而六三三学级系统、小学一级制不分段、综合中学、选科制等被认为是美国最新学制特征的条文出现。而留美归来的胡适恰逢此一时机，他利用各种参会机会和努力发表文章，对1922年学制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也展现出近代以来，“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相作用下中国教育变革的复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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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文化教案范文2
摘要:档案馆社教工作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必须要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源,以观众为出发点,研究探索不同的活动项目,同时着重突出档案馆社教工作的重点对象,多渠道开展长期深入的学校教育,确保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关键词:档案馆 社会教育
近些年,档案馆面向社会、学校举办了一系列的社教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然而,与付出的努力相比,显得差强人意。档案馆的社会教育是一种宽松的学习环境,观众是否参观,参观是否认真,档案馆不容易掌控。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营销的目的在于深刻认识和了解顾客,从而使产品或服务完全适合顾客的需要而形成产品的自我营销。” 因此,笔者认为档案馆若要成为人们积累知识、开拓视野的休闲场所之一,应该从其服务对象——观众着手,即社教工作者要在研究观众的基础上开展社教活动,在策划、设计活动项目时,以观众的需求、满意度为社教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档案馆的“产品”——社教活动能实现自我营销。
一、区别观众,研究不同活动项目
观众不同,其需求、兴趣就不同。下面分别以中小学生、社会大众、大学生或学者为例进行说明。
1.面向中小学生的教育活动,要增强趣味性和参与性
中小学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求知欲望强,但同时他们的自制力比较弱,意志活动的自觉性和持久性都比较差,在学习活动中,往往虎头蛇尾,不能持久。因此,在设计活动项目时,要增强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性,让同学们可以动手参与,引起同学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要控制活动项目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了解了这些情况,档案馆社教工作者可以根据馆藏档案或地方特色,设计诸如“角色扮演”、“场景模拟”等趣味活动,让同学们在活动中感受历史,了解历史。以丰台区档案馆为例,可以设计“建造卢沟桥”项目,首先由社教工作者介绍卢沟桥的历史和建造特点,然后由同学们根据卢沟桥的构造特点,将卢沟桥模型的不同部件,动手组装成一座完整的卢沟桥。以东城区档案馆为例,可以 “北京胡同”为题,设计成面向小学生的游戏项目,标注胡同的名字,或中学生的动手项目, 绘制北京胡同游览图或制作胡同沙盘。通过这些互动项目,让同学们在游戏中学习,加深学习印象。
2.面向社会大众的教育活动,要贴近人们的生活实际
贴近,绝不意味着机械地照搬,简单地复制,也不意味着被动地跟随;而是要透过客观实际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其本质,感受实践的脉动,倾听群众的心声。只有这样,才能捕捉到社会大众的兴趣所在。在此基础上,档案馆不论设计什么样的形式,或展览,或讲座,或宣传册等,都能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例如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商品票证展,展示了方寸票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历史变迁。昔日物资匮乏,一票难求,今日商厦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让每位参观者都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再如上述的“北京胡同”项目,胡同文化可以说是北京的精髓所在,档案馆可以利用文、图、音、像的展示,将“北京胡同”“复活”,参观者对任何一条胡同感兴趣,即可用手按此处,或以声音的形式,或以屏幕放大的形式,显示出与此胡同相关的故事,如胡同简介、传说,曾在此居住过的名人介绍及其趣事等,使观众在看、听、动手的过程中,亲近历史,领略文化。这样既可以激发老北京人的怀旧情结,也可以满足新北京人及外地人的游览兴趣。这些就是贴近生活实际活生生的例子。
3.面向大学生或学者的教育活动,要增强学术性和研究性
大学生或学者已具备相当的学识和研究能力,对档案馆的需要一般是为了解决某一课题,或掌握某一方面的素材,他们需要或者最想看到的是原始的档案材料。档案馆可以做的是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便利,而不是替他们研究。例如某大学生或学者研究“留法勤工俭学”课题,到丰台区档案馆查找资料,档案馆需要做的是将馆藏中涉及“留法勤工俭学”的档案与图书资料一网打尽提供给他们,因为他们最需要的是第一手研究素材。
二、突出教育重点,多渠道进入学校教育
青少年是我国档案馆开展社会教育的重点对象,档案馆社教工作者要在青少年教育中取得较好的效果,举办相对固定、长期的活动,必须以青少年为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多渠道进入学校教育。
在国外考察时,我们经常会看到:档案馆中参观者络绎不绝,尤其是一队队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国外档案馆的社教工作不仅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而且进入了教材的编写,学校的历史教材是档案馆与教育机构合作编写的。史密斯博士1974年在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上的报告中就陈述过这个问题。他说:“档案工作者,不管乐意与否,必须接受以下事实,即利用档案作为学校教授历史的资料已越来越普遍,并从此被很好地固定下来。” ②由此可以得出,档案馆参与历史教材的编写是档案走近学生、培养学生档案意识的一个绝佳途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家天下”统治思想的禁锢,社会档案意识普遍薄弱,兼之我国档案馆保存的主要是建国后档案,与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极不相称等原因,与教育部门合作编写历史教材短期内很难实现。因此,我国档案要进课堂,必须另辟蹊径。
1.将与学校教育内容有结合点的档案提供给学校
各级档案部门积极研究档案与当地学校教育内容之间的结合点,并将此研究汇总后,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协调,可以由档案部门将有结合点的档案仿制件提供给学校,由此进课堂。例如可以针对小学语文课本第三册《卢沟桥的狮子》一文展示丰台区档案馆保存的卢沟桥的相关史料;又如在解说高中一年级语文课本《纪念刘和珍君》时展示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三一八”惨案档案,让学生了解惨案发生时京师地方检察厅派人前往现场及医院的调查情形,以及文章中提及的刘和珍、杨德群等死难学生名单。与学校距离比较近的档案馆还可以与学校协调,由社教工作人员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加深学生印象。
2.借学校教育课改之机,使乡土教材进入学校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设置
充分利用我国的学校教育处于课改实验阶段这个机遇,积极推进档案馆编写的乡土教材进入当地学校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研究,建立档案馆与教委、学校之间的长效共建机制。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设置意味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转变为享有一定课程权力的课程研制者和开发者,这一课程是以实现当地人(学生)、当地学校教育与当地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目的的。而档案馆是保存当地社会记忆的处所,要了解当地社会发展的轨迹,档案馆是再适合不过了。借此良机,各级档案馆可以将利用档案编写的“乡土教材”带入学校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相信学生们通过乡土教材的教学环节,可以开展一趟知性的“发现故土”之旅,使其了解家乡的历史、地理以及变迁,认识居住的地域和人文环境,逐渐明白家乡对自己的意义,增强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宿感。
3.借新生入学之际,举办“学籍(成长)档案我书写”活动
档案馆要积极与当地教育部门、中小学校进行有效协调,争取在每年新生开学之初,举办一次“学籍(成长)档案我书写”的活动,并将之固化。社教工作人员可以以讲座或展览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学籍(成长)档案包括的内容和整理方法,让学生们明白学籍(成长)档案将记载他们在学校期间德、智、体、美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记录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印迹,并将伴随他们一生,意义十分重大。以此来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良好的表现为自己书写一份完美的学籍档案。同时,还要树立档案意识,主动留存、整理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画、照片、实物等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见证,让“成长档案”留住人生最美好的记忆。
4.多渠道促进高校档案教育的完善
促进高校档案教育的完善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建议档案馆与高校档案教育学院沟通,增设“档案社会教育学”专业(研究方向),培养今后可从事档案社会教育工作与研究的“精英”,为档案馆社会教育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人才支持。二是建议有关部门与高等院校图书馆沟通,或在图书馆内专设档案查询目录专柜,提供档案目录、索引等检索工具,或在图书馆网站上设置档案馆查询目录,并与档案馆网站建立链接,消除广大师生与档案的距离感,使查阅档案、利用档案也逐渐成为师生们收集资料、累积知识、拓展眼界的常用途径之一。三是建议档案馆与高等院校建立联系,尤其是与档案有密切关系的专业,如历史、社会学、民俗学、城建、市政与环境等专业,档案馆可派出社教工作者主动为他们举行档案知识讲座,并发放档案馆馆藏简介和专题馆藏介绍等,为学生日后的科研和工作提供一定的帮助。
总之,档案馆社教工作者要依据自身拥有的人力、财力和馆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适合本档案馆、本地民众的教育活动形式,拉近档案馆与群众的距离,提高档案馆的社会教育地位,使档案馆成为人们增长知识、开拓视野的常用途径之一。
注释:
胡同文化教案范文3
关于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的情况汇报
根据区纪律委员会《关于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达川纪办发〔2018〕43号）的文件精神，8月8日上午十点，木头乡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各村（社区）三职干部在清水村视频会议室集中收看了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节目，现将我乡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高度重视，积极宣传
收到文件后，乡纪委积极组织开展了“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并第一时间将收看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节目的播出时间通过政府电子显示屏、微信工作群、qq工作群等方式向乡机关、各村（社区)和辖区内乡级各单位进行了宣传，切实提高了我乡干部对该“庭审直播”直播节目的关注度和知晓率。
二、认真观看，积极讨论
在全体干部职工、各村（社区）三职干部认真收看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网“庭审直播”节目之后，大家集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要求撰写心得体会。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开展“以案明纪以案说法”警示教育活动，收看庭审直播节目，在以后的工作中会更加自觉、主动地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树立“四个意思”，绝不以身试法，努力做一名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人民公仆。
三、以案为戒，务实清廉
全乡党员干部要认清形势，从该案中汲取教训，自觉做到坚守底线；要以案为戒，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行动自觉，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将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等工作落到实处，对照自身，深刻反省。要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时刻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踏实的工作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长武县气象局关于认真开展胡传祥案警示教育活动情况的汇报
县纪委监委：
根据长纪办发《关于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长武县气象局多举措强化对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方案进行传达学习。现将学习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以会议方式组织全局职工传达学习
3月18日，长武县气象局召开了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动员会，传达学习了长纪办发《关于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方案》的通知。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会后，把握具体安排和有关要求，并按照警示教育活动方案制定印发长武县气象局《认真开展胡传祥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教育活动方案》，对开展好警示教育活动作了安排和分工，明确由组长负总责，副组长分阶段负责，积极推进专题学习、对照检查、整改落实、总结提高各阶段工作。
胡同文化教案范文4
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政治、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历史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脉络；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路向提供某种程序的反思与借鉴。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总结教训却很有必要。胡风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胡风是鲁迅先生去世后，中国的思想家群中重要的成员之一;他是继承“五四”传统，捍卫“五四”精神的重要旗手之一;胡风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胡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胡风和胡风冤案成员们的历史功绩，绝不仅只在于他们自身所建树的成就和实现的生命价值;还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在亿万人民心中唤醒了良知，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记录了一次可怕的历史大倒退。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关于对胡风《文艺报》的批判及“三十万言书”批判的焦点、批判的模式、及其教训。19世纪俄罗斯进步思想家、文学家赫尔岑说过:“充分的理解过去一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一我们可以揭示未来意义一向后看一就是向前进。”
胡风冤案最终以“反革命集团”定罪，七月流派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不仅仅是根据胡风的文艺思想及“三十万言书”被视为异端而蒙受批判，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在不少方面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有所出人，特别是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们存在深刻的分歧.尽管在理论原则方面胡风与《讲话》基本一致，但是他反对将《讲话》提出的理论原则简单地引申到文艺领域，代替对艺术特性和艺术规律的阐说，也不赞成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一系列做法。虽然胡风从来不曾公开对《讲话》提出质疑和批评，但他在许多具体的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同友人的私下交往中，他反对把《讲话》当做“图腾”，也不认为《讲话》“彻底”或“根本”解决了文艺的诸多问题;在公开的场合，他一直同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进行争辩，批评他们的观点是“庸俗社会学”、“机械论”、“教条主义”，苦心孤诣而又执著不悔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见取代他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不论胡风的文艺观点是否正确，当他十余年如一日地批评那些被视为“正统”观点时，在客观上就给人留下了“异端”的深刻印象。1954年12月，周扬在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公开挑明:胡风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并“历来就存在着分歧”。因此，马蹄疾在《胡风传》中总结胡风获罪的根本原因是:“除了建国以后一直贯穿着“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样一条左的政治路线外，还因“图腾”案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两条按语，才给胡风定性定罪。
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的根本区别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林默涵1953年1月发表于《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ca}，他们找到“根本区别”是，“对于革命文艺的根本问题的两种答案:依照《讲话》的指示，根本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缺乏为工农兵的共同目标，是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解决的办法，是改造自己的思想。依照胡风的理论，根本问题，是作家主观战斗精神不够强烈或者衰落了，解决的办法是加强作家的主观精神。”由这一“原则性的分歧”出发，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批判胡风在世界观问题上，“否认作家的世界观的作用，否认革命的作家必须取得革命的阶级立场，自然也就是否认文学艺术中的党性的原则”;在现实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混淆了旧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而且“连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在生活与题材的问题上，“否认今天的革命作家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否认必须描写他们，尤其是否认必须描写他们的觉悟性，描写他们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描写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把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民族的文艺传统完全割断”，“是民族遗产的极端否定者”。在胡风的文艺观点中，最遭垢病的是“主观战斗精神”，批判者认为，这是胡风文艺思想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的错误”的症结所要。林默涵和何其芳指出，“主观战斗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危害主要有三点:“第一，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第二，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因而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也就只是一种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胡风这种理论的实际效果，就是阻碍文艺工作者认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因为依照胡风看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根本问题，不是改造自己，以转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是加强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其实，今天我们重读胡风的有关论著，不难发现许多指贵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胡风在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同时，比许多同时代的批评家更重视、更强调忠实于现实，他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本身就包括了“生活底深人和胸怀底扩大”这两个方面。他毕生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因而指贵胡风“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胡风也从不否认先进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积极影响，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健康的人生观能够使作者有力量更深人真实”，“正由于作者底人生观和世界观底正确，从接触客观生活中所发生的感觉、情绪，才能够走向正确的方向，对于现实斗争才能有积极的意义。”他也相当重视与人民大众的结合和世界观的改造，多次说:“深人到实际斗争也就是和大众的结合里面，这正是文艺运动在今天的主要任务。在胡风看来，世界观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之一，在实践斗争中改造世界观是增强主观战斗精神的途径之一。因此批判者在这方面的指贵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贵，全面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共二十七万字，通称“三十万言书”。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是胡风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所作的全面陈述，同时逐条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在“说明材料”中，带有全文总结性的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中，胡风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他长期以来一再反对的“庸俗机械论”。他认为，由于“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胡风所论措辞虽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所举的问题确属当时理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也是在胡风前后屡有批评家和作家企图给以纠正的偏向。这些偏向，胡风以为可以前溯到苏俄“拉普派”的庸俗社会学、主观机械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就不时地“掉进了拉普派底‘理论’，而且“更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胡风所剖折的五把“理论”刀子，结果被林默涵、何其芳等几位理论家断章取义地归纳为“五把刀子”。1955年1月21日，中宜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的思想报告》中说:“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事实上，胡风反对的不是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指斥“作家要从事创作，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的说法;反对的不是作家深人到工农兵生活中去，而是指斥“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反对的不是提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而是指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反对的不是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是指斥“只有过去的民族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以及“非礼毋言”的封建复古主义;反对的不是作家去写工农兵，去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而是指斥“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的题材决定论。林默涵、何其芳等一些理论家们，他们去掉了命题的前提和条件，简化了推理与演绎的逻辑程序，以大简化的手法，直接地制造出了一个置胡风于死地的罪名。由此，“五把刀子”论最后成了宗派主义手中的凶器。
胡风以为他一直批评的那些“有害的”观点会造成文艺的“混乱”和“姜缩”，会“闷死”、“枯死”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但种种有害的倾向，在建国后非但未能克服，反而变本加厉，原因在于“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和宗派主义作法，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论断，使得胡风的批判者们有理由相信，胡风不仅反对毛泽东文艺方向，否定新中国文学的成就，而且还反对和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因此“三十万言书”也便成为招致更猛烈的批判的靶子。自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始，掀起了全国性的自上而下批判胡风的第三次高潮。这次批判，持续到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舒芜的爆炸性的揭发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止，共达5月之久。自此彻底改变了矛盾的性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便成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中，分四个小标题:“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这四条罪状，作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证，今天我们重新分析，是一条也不能成立的。胡风致舒芜的信，约有110余封，《材料》所摘录的34则，是从这些信中掐头去尾而来的，就是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也看不出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痕迹来。
针对第一条罪状，其实胡风在致舒芜的信中，攻击的都是和他的文艺思想有过论争的个人。胡风一贯爱用尖酸刻薄的语言挖苦、讽刺人，这是他的缺点，胡风反对和抵制了某些人，不能说是“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针对第二条罪状，主要是因为胡风不愿意参加当时重庆文艺界的活动，称这些活动为“魔鬼之舞”、“混在蛆虫里面”。虽然措辞上有欠考虑，而且，对闻一多的牺牲，说是“投机”，但也仅仅是对一个进步作家的评价的错误，构不成“一贯反党。”
针对第三条罪状，《材料》中所收的七段书信，谈的大都是《希望》的创刊后的一些牢骚，和他一定要办好《希望》的决心，及决不与国民党妥协的态度。把它列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的罪证材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针对第四条罪状，胡风在信中，表现出宗派主义情绪，表现出对党员作家的不够尊重，盲目自满，目中无人，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但作为“一贯反党”罪证，也是错误的。
胡同文化教案范文5
我们党历来重视用反面典型教育党员和干部，这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反面典型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首先，开展警示教育是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部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一元起拍无底价
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为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胡长清、成克杰等人的腐败行为造成国家资产大量流失，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腐败分子以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思想基础，追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腐败行为满足的是个人私欲，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典型案件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从对这些反面教材的剖析中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必将促进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
其次，开展警示教育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对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魄力，体现了我们党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开展反腐败斗争作出了表率。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是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一个标志。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是在长期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和战胜消极腐败现象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也取得了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鼓舞了全党的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崇高形象。运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党开展警示教育，这是党中央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警示教育，不但能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胡同文化教案范文6
思想汇报范文4—我看反腐败敬爱的党组织：
根据省委集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例，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的决定，我于近日认真学习了中央、省委有关反腐倡廉的文件及江泽民总书记的有关讲话。特别是参观了警示教育图片展后，我从中看到很多东西，也想到了很多东西，现向组织汇报如下：
我们党历来重视用反面典型教育党员和干部，这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反面典型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首先，开展警示教育是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部署。"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新时期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为新形势下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胡长清、成克杰等人的腐败行为造成国家资产大量流失，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腐败分子以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为思想基础，追求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阻碍了先进文化的发展；腐败行为满足的是个人私欲，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利用胡长清、成克杰等典型案件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从对这些反面教材的剖析中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必将促进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起来。
其次，开展警示教育是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举措。对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大案要案的查处，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魄力，体现了我们党有能力、有办法解决腐败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开展反腐败斗争作出了表率。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是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一个标志。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是在长期不断地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错误和战胜消极腐败现象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了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胜利，也取得了领导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鼓舞了全党的斗志，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的崇高形象。运用胡长清、成克杰等重大典型案件作为反面教材在全党开展警示教育，这是党中央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警示教育，不但能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而且能够增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