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客心理学论文范文1
孙佼佼（1989-），女，汉族，陕西省咸阳市人，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旅游社会文化研究；谢彦君（1960-），男，汉族，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院长，研究方向：旅游基础理论、旅游效应研究、旅游研究方法论和旅游企业市场营销。
【摘要】旅游是一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综合性活动。世界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要求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进行研究。旅游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二十世纪中后期得到发展。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追随大众旅游者的脚步，采用田野工作的手段对中国游客在西方和西方游客在中国所表现出的不同行为方式进行了观察，并对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寻。
【关键词】中西方游客；旅游者行为；东道主；文化背景
在大众旅游席卷全球的今天，旅游所带来的影响早已超越了经济的范畴。近几十年，对旅游所反映的文化和民族差异以及旅游给东道主国带来的影响等问题的思考推动着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在西方，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围绕旅游业给东道主国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而进行的，如Valene L.Smith对非西方社会新生旅游业的研究[1]，Erik Cohen对泰国旅游的研究[2]等。国内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对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进和研究上，如夏赞才对旅游人类学新成果的总结[3]；彭兆荣对“临时共同体”的研究[4]等。至于利用田野工作的手段将中西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进行的对比，实际上还比较有限。而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就应该是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进行的比较研究。厦门大学赵红梅根据Clifford Geertz的理论总结道：“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追求一种‘具有厚度的记述’，即‘深描’。所谓‘深描’，就在于要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解释行动的意义”[5]。在此，本文以中西方游客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观察对象，对中西方游客行为和背后原因进行分析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均属于大众旅游层面的问题。
一、中西方旅游者不同的行为方式
如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将自己的脚印留在了全球各个角落。仿佛出现了一个悖论：世界越是走向全球化，人们对独特文化的追求反而愈加迫切。于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在旅游世界里所呈现的新趋势，几乎是东西方旅游者的反向互动或对流，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特色文化和习俗有明显偏好。
然而，通过对中国游客在西方和欧美游客在中国的不同表现的观察却发现，负载不同文化的旅游者在不同地区的旅游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有着很大区别；在不同的东道主国，当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也具有明显不同的取向。
（一）中国游客在西方表现出的行为
来自经济上较落后的中国的游客在前往发达的欧美国家进行旅游时，热衷于在旅游地域购买商品。观察就会发现，很少看到中国游客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看一场威尔第的《阿伊达》；或在巴黎左岸安静地欣赏街头画家画出一幅完整的风景；也没有人能在科隆大教堂里静坐一个上午，欣赏不同时段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所带来的震撼；甚至没人留意教堂门口那位天使装扮的街头艺人。当他们行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目光不会停留在宽敞的林荫道和郁郁葱葱的树木上，而是聚焦在街边豪华的购物品商店里。不习惯安静的排队方式，穿梭于商店门口的排队长龙、不顾及公共环境而进行大声喧闹和叫嚷，用家乡话互相大声问候、交流着当天的购物成果、“购物后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等行为举止都有出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课题组在《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消费评价及主客关系分析》[6]一文中也得出结论：目的地国最能吸引中国游客的地方就是购物。
Erik Cohen按照旅游者个体对他者文化、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环境的兴趣和理解以及他者文化对旅游者产生的不同意义将旅游者体验分为五种主要模式：娱乐模式、转移模式、体验模式、实验模式和存在模式[7]。根据这个分类，大多数中国旅游者在西方的旅游体验仅仅是属于娱乐模式的。在此模式下，旅游者在旅游体验中对目的地的本真性没有要求，所追求的仅仅是放松和消遣，并且心甘情愿被东道主国设计的、商业化的文化和社会展示所欺骗。对于部分中国旅游者来说，甚至连娱乐模式的体验程度都没有达到，因为他们对体现本真性的文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二）西方旅游者在中国表现出的行为
相比在西方的中国游客来说，在中国大地上的西方旅游者已呈现出另外一种行为方式。在中国的土地上，经常可以看到西方“背包客”。此类旅游者大多身材高大，独自一人或三两结伴，背着大号旅行包，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和宽松的运动裤，风尘仆仆地穿行于大街小巷。“背包客”的典型理念是：不需要奢侈的手提包来提高身价，因为旅游被看做探索世界和休闲的方式，在旅游中更重视环保和节约理念，注重体验过程而非游览结果。此类旅游者经常表现的旅游行为有：手持地图，走走问问，举着相机拍拍看看。他们戴着在景点购买的草编帽，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充分享受着这片土地所能带给他们的一切文化和生活气息。
按照Cohen的分类，这类在中国旅游的西方旅游者大多表现出了转移模式的行为特征，虽然依旧停留在大众旅游层面上，但是在前往异域旅游的过程中，这些来自西方的旅游者还是亲自地、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地体验了异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已经表现出“体验模式”的特点，他们开始了对真实性的追寻，在旅游审美和交往过程中试图去体验他者的真实生活。
二、造成中西方游客行为方式差别的原因分析
（一）旅游者来源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水平长期以来落后于西方，近几年突飞猛进，部分居民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前往欧美的中国旅游者往往来自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或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从旅游动机上来看，他们大多不关心当地的风俗文化、传统艺术，而是醉心于购买奢侈品。在他们心里，这不但是自己花费高价来此地的目的，更是对自己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身份地位的证明。于是，购买奢侈品成了部分旅游者寻求身份标签化的手段。另外，作为来自关系社会的中国公民，这些旅游者面对的情况通常是家中还有十几双眼睛等待着他们从旅游地带回的高级礼品，对此，部分旅游者呈现出“虚荣效应”，表现为对此类回国礼品赠与，不但不会感到厌烦，反而充分享受这种从发达地区带回昂贵购物品的过程所带来的骄傲。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和人们的“抱团心理”，使人们将自己封闭在同游的小团体中；再加上中国文化相对保守的特点，使得中国游客难以打开心扉去拥抱和体验西方的另类文化。Boorstin 提出的大众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Environmental Bubble（环境气泡）” [8]的概念，在中国游客这里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来。虽然处在西方文化的大环境中，他们却在导游的旗帜下聚集在一起，躲在由同伴和自己建立起来的“环境气泡”里，与所处的旅游地环境相脱节。
相反，对于来自欧美的旅游者来说，对本国物质生活的满足促使他们做出前往神秘异域旅游的决定。发达的经济带给他们在世界中更多精神探索的可能性，使得这些西方人能够以更悠闲的姿态穿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对异域文化的猎奇心理也带领他们将足迹印满世界的每片土地。西方旅游者更重视原生态景观，对异域文化更加向往。中国目前的旅游原生态景观建设现状落后，将游客的需求理解为“吃惯了大餐的有钱人想吃一口乡下粗糙的窝窝头”。在这种错误的理念下，中国多数乡村景观、少数民族景观、自然景观的建设，都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对于文化内涵的开发流于肤浅及表层，如部分少数民族景区，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简单打造为“篝火晚会”、“拉郎配”等旅游项目，并在景区陈列一些展览和文字介绍，不能长期满足游客的真正需求，也没有对被开发区域的深层文化传承形成良性循环。
（二）旅游东道主地区经济文化背景的影响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它所拥有的除了金钱的一切，都是它的资源；它所拥有的一切资源，都可以用来换取金钱。当地人把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作为资源向来自发达地区的旅游者出卖，以获得经济利益——这正是他们唯一缺少的，想要用资源交换的。为了经济利益，东道主居民和政府协力构建了一个用来迎接旅游者的“舞台”[9]。这样的舞台所展示的虽然并非完全真实的东道主文化和生活，但是所表演的舞台剧至少也是以真实为蓝本的，这种经过美化所展示出的成果有时反而更容易被大众旅游者喜欢和接受。
对于经济发达的西方世界来说，它所拥有的一切文化、生活习俗、个人爱好等等都是珍贵而有意义的，这些意义已经超过了金钱的力量。当地人对于突然涌入其日常生活圈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噪音和混乱的外地人，表现出的态度常常是冷漠甚至略带敌意的（一些商家能够表现出仅限于利益层面上的欢迎，但居民却可能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意向）。旅游人类学实证研究也表明，如果当地居民能从旅游活动中获益，就会对其持积极态度；而当旅游活动给当地居民的娱乐、隐私、生活方式等造成制约时，就会引起反感情绪[10]。对于一些欧洲地区，在旅游经济并不能均衡地协调当地的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当地居民在经济方面对旅游者依赖不强，金钱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尤其这些外地人带来的金钱与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相比，并不显得有多少。在他们心里，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安静的生活环境是最珍贵的财富，他们不想出卖，不愿被打扰。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法国时尚品牌Zadig&Voltaire曾宣布，将于2014年在巴黎开张的新酒店不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其品牌创始人称，他们对客人是有选择的，比如，这家酒店将不接待中国游客。在巴黎人眼中，他们需要一些私人空间和一个安静的环境。
（三）旅游东道国居民态度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
经调查，中国居民对西方游客呈现出更加积极的正面态度。戴凡和保继刚教授在《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11]一文中，对大理78位居民进行调查，其中54人表示由于外国游客庞大的数量和无处不在的英语促使他们迫切的学习英语，对于当地年轻人来说，英语更是成为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游客在中国大街上，更容易得到普通居民的协助，由于西方游客的稀缺性以及西方主流文化传播的影响，居民在热情的协助中可以满足部分的好奇心，带来一定程度的愉悦感。当外国游客向当地人问路时，大多数中国居民能够积极热情，尽最大努力为西方游客提供帮助和解答。同时，西方游客的受教育模式以及自信心，使大多数西方游客可以自行手持地图行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大方又自然，相反，当中国游客前往欧美的旅游行为尚不成熟，往往是在导游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地涌向各个景点，拍照、购物、结束。也许回到家他们还不能说出每个旅游景点拗口的外国名字，只能拿出各种名牌礼品，证明自己确实去过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并且有能力在当地进行高档的消费。在各个景点前面，常常可以见到中国游客排队等候合影的景象，这些游客没有心思去全面欣赏那些享誉世界的建筑。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东西“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叫什么”。然而，当高调的中国游客一旦脱离了集体的队伍，不小心孤身流落在外国的城市中央，往往会变得手足无措。
三、结论
对于前往西方旅游的中国游客来说，部分游客还存在“自卑又骄傲”的心态，在与西方人冷静的态度对比之下，促成了他们稍显扭曲的旅游行为方式。他们在充满底气的使用着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对于西方游客来说，旅游已经脱离了单纯追求虚荣感的阶段。在国内购物时，有钱就受尊重的情形比较普遍，但这种模式在国外没有明显再现。这令中国游客们开始困惑，由于旅游动机较简单，旅游地的文化对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旅游过程除了购物就几乎毫无意义了。于是部分游客大肆购物带回国内，似乎将有钱带来的骄傲感推迟到回国后再享受也来得及。
西方人以充满追寻的精神前往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旅游，当地旅游从业者把西方游客视为“摇钱树”，并按照他们的期望构建了他们追求的“舞台”。暂时看起来双方都得到了效用最大化，却不知一方在牺牲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来赚钱，另一方所品尝到的却是经过加工改良的精致窝窝头。
另一个方面，企图通过前往发达国家旅游而为自己的身份镀金的人群，早已忽略了旅游的本质，在虚荣心驱使下所做出的行为，一方面使他们自己在旅游地遭到冷眼和排斥，形成心理落差；另一方面造成了旅游地居民的反感和不满，最终使得双方矛盾激化，让本应愉快的旅游经历变得浮躁和痛苦。而这样的问题只有随着游客来源地经济发展带来游客心态的变化才能得到改善，任何短期的对策都可能是隔靴搔痒的。
全球化带来的是更多的理解和融合，还是更多的误会和矛盾？如果地理和经济上的融合速度超过了心理和文化融合的速度，人们在还未实现能够互相理解之前就被全球化的力量强行推到一起，那么尖锐的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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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心理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市场区位；客源市场；区域空间组织模式；旅游中心城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42-06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许多省市已经把旅游业作为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但是，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因此，如何合理组织客源地旅游者进入目的地显得尤为重要。四川、河北、安徽等省份在“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中均提出有针对性的旅游空间布局及旅游中心城市，同时，不同省市旅游中心城市有数量和等级上的差异。旅游中心城市作为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外在表现，受市场区位的影响，不同省份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存在差异，对应着不同省份的旅游中心城市的建设存在差异，对旅游市场区位和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二者关系的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旅游空间组织研究是建立在地理学基础上的旅游研究，是一区域内旅游空间要素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在研究过程中侧重研究区域内不同旅游目的地之间、目的地和集散地之间、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空间关系[2]。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旅游中心地、旅游空间结构、旅游流等内容：（1）旅游中心地研究方面。中心地理论是旅游中心地研究的基础，Margaret应用中心地理论解释体育旅游带动目的地经济发展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3]；Wen-Tai阐释了最优城市层次这种动态规划城市中心地的方法[4]；柴彦威指出旅游中心地是能够面向城镇区域内的旅游吸引物或者城镇外的旅游者提供一定强度的旅游交通、接待、信息、管理等对外服务功能的城镇中心[5]；李玲等分析湖北省旅游中心地结构现状以及优化解决措施[6]；朱清晓等提出河南的旅游业发展需要建立中心地，依托中心地的强力支撑[7]；何调霞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27个主要旅游城市进行分析[8]。（2）旅游空间结构研究方面。吴泓基于共生理论提出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的研究[9]；陆大道提出空间结构组织中的“点-轴模式”，利用这一理论指导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空间结构构建[10]；汪宇明利用“中心-边缘”理论构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系统的认知模式及应用[11]；吴必虎对中国城市居民出游行为进行的规律性总结[12]。（3）旅游流研究方面。国外的旅游流研究侧重于旅游流空间结构、演化以及空间影响方面[13] ，M. Dolores运用GIS和ESDA技术分析旅游流和对当地居民住宿的影响大小[14]；Christian对国际游客进入南非市场的旅游流进行研究[15]；Lew 通过对路线空间模式的分析阐明旅游地在不同模式路线中的作用[16]。国内分析则侧重旅游流动特征和分布规律。赵伟采用年季变动指数等研究福建省入境旅游流的时间结构[17]；刘法建运用QAP分析模型对相关矩阵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入境旅游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其动因[18]；吴俊峰等对旅游流距离衰减现象的研究得到高斯分布型和指数分布型是旅游距离衰减规律的基本类型的结论；钟士恩等在对旅游流的理论分析中总结了圈层结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空间扩散理论等[19]。
目前，国内对区域分析多从个案分析、模型解释角度出发，而基于旅游市场区位的视角研究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试图将国内主要市场区位和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进行归纳，并阐释其中的对应关系。
一、目的地市场区位分析
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目的地所接待的客源市场来源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就全国整体客源地市场分布来看，章锦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旅游扩散场的地域结构呈东高、中次之、西低的阶梯状格局[20]。旅游目的地的层次具有多样性，本文研究将旅游目的地确定为“省域”层面。不同旅游目的地会吸引来自不同旅游客源地的游客，旅游目的地的客源地也同样具有多样性，将其主导客源地作为本文旅游客源地的分析依据，其主要有远距离跨省旅游、中距离邻省旅游、近距省内旅游三种类型。根据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省份间关系，将目的地市场区位划分为远距离跨省旅游的分离型市场区位、中距离邻省旅游的相邻型市场区位、近距离省内旅游的重合型市场区位。
（一）分离型市场区位
分离型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二者间为跨省份的的市场区位类型。目的地旅游的国内客源市场地区分布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往往在旅游客源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西部地区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对东部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一格局属于典型的分离型市场区位。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位于我国的南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我国五大旅游集聚场之一）。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其旅游者本地所占的比重较低，为35.25%[21]，其旅游对外省份的依赖性比较大。根据上述得到的4个国内主要客源市场的结论得知，云南省的旅游外来客源市场距离比较远。因此，云南省属于分离型市场区位。
（二）相邻型市场区位
相邻型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二者间为相邻省份的市场区位类型。安徽位于我国东部，与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省相邻近。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安徽省旅游的市场区位优势凸显。首先，安徽省紧邻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旅游需求十分旺盛；其次，安徽省毗邻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城市群经济不断发展，成为支撑安徽省旅游发展重要的潜在旅游客源市场。安徽省的主要客源市场来源与其相邻的省份地区，故安徽省符合相邻型市场区位。
（三）重合型市场区位
重合型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二者为同一省份的市场区位类型。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旅游的国内客源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来自于华东六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上海市），在对客源市场进行进一步划分，浙江省一级客源市场为浙江省本省市场。浙江省位于长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为重要的客源市场，加之浙江省各省市间地理距离近、交通极为便捷、经济交流紧密、文化差异小等，使得浙江省的省内旅游得到推动和发展。根据浙江省旅游局的旅游统计数据，2013年和2014年浙江省接待国内游客分布浙江本省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50.2%和47.7%，浙江省的主要客源市场来源于其本省地区。所以，本文认为浙江省为重合型市场区位。
二、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
空间组织模式是指以三维实体空间作为系统整体，为了达到某一组织目标，各空间组织要素之间形成组合方式中所蕴含的规律[22]。据此，将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定义为以区域旅游空间作为系统整体，为了更好地发展区域旅游，区域旅游空间组织要素之间形成的组合方式所蕴含的规律，分析旅游者到达区域内部后在区域内各点流动所形成的的一般性模式。根据定义，将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分为以下三种典型模式。
（一）单一中心模式
不同旅游者在进入区域内通常选择某一中心城市，然后再通过该城市的区域内交通到达区域内其他旅游地。如图1所示，甲地和乙地在进入目的地区域都首先到达A城市，再通过A城市的区域内交通到达区域内的B、C、D等其他城市。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地形波动起伏巨大，河流对地表的切割使得整个地形受到严重的分割，山间盆地、河谷、高原面等边缘的山地各不相连。人们生活在相对平坦的山间盆地及其边缘山区，与外界联系受地形阻隔。云南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大，占全省总面积的94%，这一地形使得公路、铁路建设成本较高，每公里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而平均投入1亿元以上。①而建设支线机场只需要10亿元左右，两者一对比云南省的航空得到迅速发展，云南省形成了以昆明市为中心，连接省内与周边省际、国内主要城市以及国际主要目的地的航空网。以昆明市区域性枢纽机场为主的机场网络群，到2011年为止，云南省共有机场12个，开通航线258条，其中昆明机场占有162 条[23]。这种格局的形成使得来云南省旅游的外部客源市场首先集中于昆明，再由昆明向外辐射。外界进入云南省主要考虑到时间成本和价格成本，因此以航空为主，在路线的选择上从客源市场到达昆明市，再由昆明市通过支线机场到达云南省其他主要旅游目的地。云南省旅游集散地空间分布现有格局呈“一点一线”型，即昆明市大理市丽江香格里拉呈一条线，西双版纳是一个点[24]。其中昆明为云南省旅游中心城市。云南省的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符合本文所定义的单一中心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类型。
（二）多中心模式
旅游者在进入该类型目的地区域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中心城市，通常这一旅游目的地省份会有一个以上的旅游中心城市。进入区域内后旅游者再通过这些中心城市的区域内交通到达区域内其他城市。如图2所示，甲地旅游者在进入目的地区域会把A作为旅游中心城市进行中转再去往其他地区，而乙地旅游者则把会B作为旅游中心城市进行中转再去往其他地区，旅游者会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旅游中心城市。
以安徽省为例。从区位角度来看，安徽省具有“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的特点。长三角地区是安徽省的重要客源地，随着中部崛起，中部城市群经济水平发展，中部邻省也将具体巨大的旅游需求潜力，安徽省的旅游市场主要为周边相邻省份。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由于客源地距离安徽距离适中，旅游者在进入时多采取高速和高铁两种交通方式；另一方面，进入安徽省的旅游者多为大尺度旅游者，旅游者在空间行为上表现为力图采取环状线路旅游[25]，他们不会愿意绕道，更不愿走回头路。这种类型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会选择旅游交通较为便捷地区作为中转，或者会直接到达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蒋作明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国内旅游客流在黄山市和其他旅游目的地间的空间流动多为杭州、上海、苏州等地[26]。安徽省的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符合本文所定义的多中心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类型。
（三）网状模式
旅游者进入区域内各城市的可能性差距较小，即没有具有中心集散地位的城市，旅游者在区域内的流动呈网络状没有固定模式。如图3所示，甲地或者乙地在进入目的地区域时的路线选择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不需要中心城市进行中转。
浙江省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者大多来自于本省地区，所占比例达到50%以上。浙江省的交通已经形成网状布局，区域内各地市之间以及省际之间交通网络发达。根据2013年浙江省各市公里里程及密度一览表（表1），浙江省杭州市的里程最长，占有区域中心优势；嘉兴市交通的密度最好，可进入性强；此外，湖州、嘉兴、宁波的高速公路密度也较高，金华市作为浙中枢纽交通网连接度高等[27]。根据浙江省分市接待游客总人数资料可以得到以下数据，11个市接待游客总人数占总量百分比由高到低分别为，杭州市22.4%，宁波市14.37%，温州市13.48%，绍兴市12.96%，台州市12.49%，金华市12.26%，湖州市12.21%，丽水市11.24%，嘉兴市11.05%，衢州市7.72%，舟山市6.96%。由此可以看出，各城市间差距小，没有绝对占主导地位的旅游中心城市。
三、目的地对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作用方式
不同的目的地市场区位是其不同距离客源地的一种区分，对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分析则是基于旅游者在进入目的地时所选择的行为流动规律。旅游者选择流动的方式和路径很大程度上受到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距离的影响，一方面距离影响交通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距离影响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大尺度旅游者在出游过程中力图去高级别旅游地、尽可能去多个数量旅游地，尽可能采取环状线路；而中小尺度旅游者在出游过程中多为节点状路线。因此，旅游者在到达旅游目的地时首先进入的城市就会有区别。远客源市场的旅游者在到达目的地时通常会综合考虑时间、成本等各因素多选择航空这一交通，使得这一类型的旅游者多会首先到达该省份的经济水平较高、集散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近距离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多选择高速、高铁等模式，相对来说对中心城市依赖较小，通常在路线的选择上更多考虑便利性以及可达性。
（一）分离型市场区位――单一中心模式
云南省的国内客源分布中本省所占的比例较低，其主导客源市场为江浙沪地区。云南省为典型的分离型市场区位，由于市场距离目的地距离远，客源地客源在选择到达的交通方式时从多方因素考虑，多选择航空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在此基础上，目的地多大力发展具有集散功能的旅游中心城市，即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进入目的地省份首先到达中心城市，再通过区域内交通到达目的地省份的其他区域。到云南省旅游的旅游者首先依托航空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城市昆明，然后以昆明市为中心，依托地面交通或者二级航空交通，前往各个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活动（图4）。
图4 云南省市场区位与区域旅游
空间组织模式关系形成图
（二）邻近型市场区位――多中心模式
安徽省客源主要来自于包括长三角、中部城市群在内的周边省份，为邻近市场区位。目的地与客源地为相邻省份表明客源距离目标市场较近。在交通上旅游者多选择高铁高速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通常在路线选择上更多考虑便利性及可达性，而对航空这一交通方式的依赖度较低，进而对具有集散功能的中心城市的依赖度低。在目的地省份旅游发展过程中因航空地位而发展旅游中心城市没有可行性。安徽省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旅游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生黄山、芜湖以及合肥三个中心城市。旅游者根据不同的客源地以及旅游需求在进入时会选择最优旅游中心城市（图5）。
图5 安徽省市场区位与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关系形成图
（三）重合型市场区位――网状模式
浙江省的旅游者来源主要为本省地区，这一区域为重合型市场区位。在交通上选择高铁、高速，相对来说对中心城市依赖极小，加之浙江省的交通网络化布局，游客在确定出游目的地后在交通路线的选择上不须考虑选择相对交通便捷的中心城市作为中转。此外，中小尺度的旅游者行为规律决定了节点状的旅游者行为规律，在目的地选择上并非多个数量统筹考虑而是直接前往目的地城市（图6）。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以云南省、安徽省、浙江省作为案例，分析了三者具有的不同市场区位、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并阐释其相对应的关系。根据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省份间关系，将目的地市场区位划分为远距离跨省旅游的分离型市场区位、中距离邻省旅游的相邻型市场区位、近距离省内旅游的重合型市场区位。根据旅游者在目的地区域不同的行为流动规律，本文总结了三种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分别为单一中心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多中心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和网状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目的地市场区位直接影响交通方式的选择，进而对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分离型市场区位对应单一中心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邻近型市场区位对应多中心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重合型市场区位对应网状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
（二）讨论
本文尝试以案例为基础进行分析，安徽、云南、浙江这些省份具有典型意义，还有一些省份介于这些模式之间，需要根据实际加以分析，从而更准确地进行定位。此外，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前提进行分析，尚未考虑旅游者个体特征、旅游者心理等影响因素，这些需要在今后展开更全面的分析。以定性方法为主的分析，缺乏实际数据作为支撑，虽讨论了市场区位与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作用关系，但详细全面的作用机理亦未阐释，这些将成为以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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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心理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环境解说； 游客教育； 研究综述； 中国
1 研究范围的界定
目前在我国的旅游地中,解说教育尚不被人们普遍接受:对于解说系统是什么、如何进行环境教育,普通大众甚至旅游区的管理者们大多还不理解。解说概念的引入、解说系统的构建和游客教育的实施这些主题,多还停留于学术讨论的层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旅游还普遍停留于浅层次的大众观光活动,另一方面是景区缺乏高质量的解说服务软硬件。而同时,国人对游憩活动的参与性正日益增强,渴望在旅游中理解现象、获取知识和提升自我。因此,环境解说成为旅游者(游憩者)理解、欣赏环境的重要途径,并能促进游客管理手段的完善(吴必虎,等,2003),有助于实现造访地管理机构的目标。
游客教育(visitor education)概念可追溯至美国野生地区系统(wilderness system)的研究文献,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林业局、国家公园机构和土地管理局为应对游客影响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教育项目(文首文,2008a)。因此,低冲击教育(low impact education)和信息与教育(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也是游客教育的近似概念(李洪光,2007)。在这三组概念中,游客教育突出了游客是环境教育的对象和信息传播的受众;低冲击教育显示了游客教育的目的,即减少访客对游憩资源的影响;信息与教育则表明了游客教育的途径,即通过信息传播对访客产生作用。综合这些概念,游客教育就是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向游客传输有关低影响行为的知识,从而达到改变游客行为,减少游憩活动对资源的影响的目的。
游客教育的信息从传播途径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潜在游客在到达某一旅游地前得到的建议(区域信息系统,Regional Information System);二是旅游地提供的信息(地点信息系统,Area Information System)(Jubenville,1978)。这些信息都属于解说信息,由此可见,解说是游客教育的主要手段,解说信息包括事前信息(即区域信息系统)和现场信息(即地点信息系统)。事前解说信息必须在游客考虑游憩活动的选择时就抵达个体,这更多是政府或地区性组织的任务,而不是特定地点管理者的责任。典型的事前游客教育是“不留足迹”项目(LNT,Leave No Trace),它涉及国际层面多个组织、企业、团体、院校间的合作,旨在促进负责任的户外游憩行为。现场解说信息则试图通过正面引导产生理想的现场行为模式和通过更少强迫性的说服方法去提高公众意识(Pigram,Jenkins,2005)。国内学者所关注的环境解说和解说系统基本集中在现场解说方面。
2 国内研究的内容和领域
通过对我国主要电子数据库(中国期刊、硕博学位论文、重要会议、重要报纸论文全文数据库等)的文献搜索和相关文献阅读(截止到2009年7月),笔者发现国内与上述研究范围界定中“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相近的关键词有:环境解说、旅游解说、遗产解说、解说系统、标识系统、旅游环境解译、游客教育、旅游环境教育、生态旅游教育等。其中旅游或环境解说类文献153篇,游客教育或旅游环境教育类文献49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2.1 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的概念
2.1.1 解说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钟林生(1999)较早提议建立周密的环境解译系统,他认为,若要使生态旅游区成为生态旅游者经历自我教育和社会教育最形象的课堂,则必须利用环境解译的各种方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教育培养。王民、蔚东英等(2005)通过归纳西方学者的研究,阐释了环境解说的定义,认为它是非正式环境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培养对环境负责任的公民。陈晨等(2005)对环境解说的历史做了简要回顾,对环境解说的理论基础做了尝试性的探讨,包括Tilden模式、“启发内涵”模式、理和计划行为理论、卢卡斯的环境教育模型。厉新建(2004)从消费技术对旅游体验的影响分析中推断出:为使旅游者尽可能地以景区管理人员所预想的或景区内各种消费元素所客观要求的方式进行消费,同时提高旅游者对景区的评价,推动旅游景区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帮助旅游者改善并提高其特定的消费技术和能力,而改善景区解说设施并加强管理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王民、陈晨等(2005)对环境解说的目的和目标进行了分析,认为环境解说的目的在于通过听众的理解和参与,使之对已有的对待环境的态度、意识和行为产生反思,进而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稳定的行为;其具体化的目标又分为四个方面,即:知识(环境解说的内容)、技能(发现、分析和解决景区的环境问题)、价值观与态度(通过环境解说而改变)、参与(为了更好地改善环境而付出)。
李洪光(2007)通过研究西方文献发现,游客教育是游憩资源管理的手段之一。在最高层面上,它通过向公众提供有关环境价值与伦理的解释性材料,从而改变游客的价值观与态度;在最低层面上,它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制作并向公众分发低影响游憩与其它维护游憩资源的技术材料,从而修正游客行为,减少对游憩资源的影响。
2.1.2 解说系统和游客教育的建设内容及其分类
吴必虎等(1999)认为解说系统分为向导式解说系统和自导式解说系统两类;他们通过实地调研又将北京市的旅游解说系统的结构区分为交通网络导引解说系统、接待设施解说系统、观光―度假地解说系统、可携性解说系统(出版物)四大类。唐鸣镝(2006)将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的内涵框架划分为认识对象(信息源)、使用者(接受者)、旅游解说(沟通媒介)三个基本构成要素,试图建立一个以人为中心、人景沟通、功能互补、开放型的景区旅游解说系统;她以自导式解说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搭建了包括现场实景展示(牌示标志)、非现场虚拟展示(游客中心)和可分离型展示(印刷品、音像品)三大类展示手段的自导式解说系统框架。刘娅和胡道华(2008)将旅游景区的解说设施分为有声(音像、便携式语音、虚拟游客中心)解说设施和无声(印刷物、标识牌)解说设施两种类型,并比较了两者在解说效果方面的优缺点。文首文(2008b)认为旅游解说系统由交通导引解说系统、接待设施解说系统、景观游览解说系统、游人中心解说系统、景区外辅助解说系统和可携性解说系统六个系统要素组成。唐伽拉(2003)把景区解说物按功能分为五类,即目的诱导型、说明型、环境地图型、警示型和公共设施指示型解说物。
李红翔(2007)认为景区解说系统由(被)解说对象(景区内的事物和现象)、解说内容(信息)、解说方式(负责信息传递的手段,是解说系统结构的核心)、解说受众(信息接受者)和解说组织(实现解说过程的景区管理机构)五元素构成。
李洪光(2007)认为游客教育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是信息内容与传送媒介(即教育技术)。信息内容和技术会因游憩地点、游憩活动和使用者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李红翔(2007)列出了20种游客教育的方式和信息传送媒介,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宣传册、相关机构人员、地图、标识等。
2.2 解说教育的规划和设计
2.2.1 解说和教育的策划步骤和规划流程
钟林生(1999)首先提出建立生态旅游区环境解译系统的六个步骤,即:调查旅游区的自然、生态、文化概况;确定解译对象的数量、特征、行为规律;确定解译目标,包括保护、管理、经营的目标和游客的需求;确定解说内容;选择解译策略,即采用何种方法与媒体;评估与修正,对效果进行监测反馈。纪丽萍(2005)指出了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策划的四大原则和五大要素(管理、信息、市场、媒体、技术性细节),将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策划的程序分为六步:组建项目组、确定目标、分析和确定解说对象(包括景区资源、游客和其他限制因素调查)、组织解说内容(包括提炼话题、明确主题和层次、确定有利于游客学习和态度行为改变的具体内容)、解说内容的书写与构成要素(文字、图片、照片等)设计、策划项目实施后的后续工作(包括维护与更新、评价与改进)。唐鸣镝(2006)认为:(1) 对景区解说使用者进行准确的分析与研究(包括游客的基本信息和游客使用解说的基本情况)是解说系统的基础;(2) 要对认识对象进行调查与分析,确认景区资源系统每一集合单元的典型现象(如地形地质发展及其特征等),在此基础上提出认识对象的主要特征,不同层面的属性,需要保护、宣传和教育的重点,及游客可能的兴趣点等;(3) 顺畅的沟通媒介是解说发挥效应的关键。罗芬等(2008a)认为主旨式(thematic)解说是国际上最为流行的解说方式,应当采用“七步法”来进行主旨性解说的规划,其流程为:选取有形解说对象(可能让受众关注的有形地点、物体、人物或事件)、外化解说资源的无形内涵、确定解说的通用概念(通用概念可以向最大范围的受众提供最大量的相关信息,如果环境解说能把有形资源或无形含义与受众所熟悉的通用概念相结合,受众便能从智力与情感上把解说对象与其自身体验相关联,这样的连结效果最佳)、选择解说目标受众、阐述旅游解说主旨(解说主旨是受众与旅游资源产生连结的连结点)、运用恰当解说方式、创造旅游解说机会(使用解说文本来把解说机会组织成一定的序列,用以发展主旨中的相关观点)。
李洪光(2007)提出,一个完整的游客教育计划包含下列步骤:(1) 认清主要问题及引起问题的主要行为,并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法;(2) 确定目标游客,了解其各种特征;(3) 制定教育计划,包括确定教育目的、具体目标和要传送的信息内容,选择传送信息的媒介和方式,制定评估方案和具体的行动步骤;(4) 实施与评价。张光生和王燕(2002)建议分三阶段实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教育战略,即建立教育的组织和物质保障、建立统一的教育信息和经验交流的网络、以及建立保护区和各部门的密切合作。文首文和吴章文(2009)通过实验法发现,从干预游客生态知识入手进行游憩冲击管理的模式是正确的。
2.2.2 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
国外的旅游解说无论在实践还是研究上都已较为深入,涉及从宏观的旅游解说系统规划到微观的解说媒体和教育技术等各方面。但在我国目前的旅游规划中,旅游解说系统建设还停留在表象阶段,对具体解说手法和设计的探讨较少。由于缺乏对解说系统的全面认识与理解,在风景名胜区等旅游景区的总体规划中,解说系统还没有被提升到与其它专项规划同等重要的位置(杜伟,宋峰,2007)。目前解说系统规划设计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2.2.2.1 游人中心
张华宾(2004)指出游人中心是风景旅游区的概貌展示中心、信息提供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他对游人中心的规划布局与选址、建筑设计及其外部环境设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峨眉山、九寨沟两大游人中心的布局选址和建筑设计,认为它们体现了特定环境、时间下的地域特色、文化背景和情感取向。
杜伟等(2007)认为,由于文化差异,我国常用的游人中心概念已不同于西方长期以来的定义。《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对游人中心作出了诸多限定,但由于部门职责的特点,后一标准更多的是从行业管理角度出发,将游客中心确立为审定旅游景区等级的指标之一,并未对其规划设计、功能配置等进行详细的规定。他们提出国内游人中心应只承担纯粹的解说功能。
2.2.2.2 自导式解说系统
国内学者对自导式解说系统(即非人员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研究多以个案调查的形式进行。杨强和杨振之(2004)以邓小平故居景区为例,指出地方文化要素、主题形象要素、环境景观要素和视觉景观要素等四大设计要素是直接决定自导式解说系统设计是否成功的关键。武子宁和路紫(2005)针对遗迹旅游地提议采用空间定位,内容定位,造型、质地、颜色定位的引导方法,并以河北省泥河湾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为例,对其自导式解说系统做出了规划设计。施蓓琦和陈能(2008)以上海市为例,提议推进上海都市旅游标识导向系统的标准化建设,提高上海都市旅游隐的力度。具体来看,对国内自导式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研究可按解说媒体的差异划分成以下两类。
其一为游步道上的标识牌解说系统的设计研究。 钟林生等(2000)把云南碧塔海生态旅游区设置的标牌系统按其内容分为指示性、规定性、说明性、解释性和宣传性等五类,认为:在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做好对解译对象与被解译对象的调查;其次明确标牌内容,选定形式;再次要在有关人员中广泛征求意见,进行评估,根据反馈的信息作必要的修改再施工;最后要加强平日对标牌的管理维护。张建国等(2006)以实地和问卷调查为手段,对杭州西湖景区的解说标识系统的设置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认为西湖景区的解说标识系统能与景区的文化蕴涵相融合,大部分解说标识能对游客起到较好的解说与引导作用,但标识内容不完全、不规范、内涵不科学以及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仍然存在。张立明和胡道华(2006)对旅游景区标识牌的分类、布局、内容设计、制作、安装与维护技术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并以神农架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对其旅游解说系统进行了规划与设计。曹吟吟(2008)从微观层面上对旅游解说牌示系统的实际设计方法与技术进行了总结研究,包括信息内容设计、内容布置设计、造型和尺度设计、材料、地点布局和安装这几方面;她还以张家港暨阳湖园区为例,讨论了解说牌示系统规划与设计方法的实际应用。章莉锋(2008)研究了在标识系统设计中体现风景区文化特质的设计手法:通过标识造型要素分类,从形态、材质、色彩和图形四个方面归纳风景区标识的视觉元素生成手法;通过对风景区道路空间的分类,分别从入口空间、线性空间、转角空间和交汇空间归纳风景区标识牌布置的手法;并依据不同视觉方式,评判标识牌布置的合理有效性。最后她以华山风景区标识系统为案例,做出了设计构思。钟永德和罗芬(2006)针对目前旅游牌示规划和设计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给出了解说牌示规划的流程图,包括规划、设计、建造、评估与保持四阶段和组建解说队伍、清查解说资源、决定解说目标、选择牌示类型、选择牌示材料、连接对象与文本、确定牌示文本、确定牌示尺度、选择印刷方式、评估解说牌示与保持解说牌示11个步骤。
其二为多媒体电子解说系统的设计研究。目前旅游电子解说系统主要包括多语种无线收发式导游解说系统、游船多语种导游解说系统、多媒体电子解说系统、便携式数码解说系统等类型。和传统解说系统相比,电子解说系统的信息在空间和时间上得到延伸,发展前景广阔(周可华,等,2006)。张润峰和孙桂茹(2002)详述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智能分区解说系统的声控自动化产品,解决了多个解说员同时解说、声音相互干扰的问题。詹彤和詹锐(2004)介绍了一种适合会展行业的移动交互式语音解说系统及其技术特点,该系统可选择多语种解说和手控或自动的播放控制模式。彭仲和史烽(2008)对旅游景区地理信息系统与多媒体触摸屏电子解说系统的功能设计和系统开发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实现方案。
2.2.2.3 向导式解说系统
学者们在剖析我国解说系统的现存问题时(详见2.3),已多次垢病我国的向导式解说(即人员解说),如解说人员素质不高、解说方式单一、解说内容随意等等。陈世斌(2002)对我国自然风景旅游区导游词庸俗化问题进行了解析,从管理者、培训者、从业者、旅游者四方面寻找原因,并指出其危害。
2.3 我国旅游解说和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针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解说系统及相关个案的研究是我国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中数量最集中的一类。这其中包括对湖泊生态旅游环境解译系统(董文渊,徐斌,等,2007)和遗址旅游解说系统(刘艳红,2009)的构建研究,对古村落(冯淑华,2005)、地质公园(钱小梅,等,2006)、文化遗产景区(何喜刚,高亚芳,2007)等各类旅游地的解说系统规划的探讨。个案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景区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构建:(1) 城市,如北京市(吴必虎,等,1999)、辽宁省锦州市(王辉,2005);(2) 自然旅游地,如重庆缙云山(王辉,2004)、安徽黄山(罗芬,等,2005a)、浏阳市道吾山引路松景区(唐伽拉,2003);(3) 人文历史旅游地,如西湖景区(张建国,等,2006)、重庆大足石刻(陈飞,2007);(4) 人造旅游地:如云南民族村(董文渊,郭蔚,等,2007);(5) 城市公园:如合肥逍遥津公园(李东和,等,2006)。
虽然这一领域的文献数量最多,但它们在理论架构上基本没有跳出按解说系统的分类体系进行问题查找和分析的思路,虽然在案例的选取上各有不同,但重复性研究较多,少有创新,泛泛而论居多,深入的细节研究较少;其突出反映是各案例研究对问题的总结和归纳趋于雷同。但李红翔(2007)根据解说对象物的性质,调查研究了标牌、人员、可携式设备等各类解说方式在自然、人文和主题公园等不同类型景区的适用性及其解说效用,并由此提出了解说方式的发展趋势和对景区管理的建议,有理有例,其提炼概括较具代表性。
另外,在为各旅游地解说系统查找问题的过程中,多数学者发现我国景区现有解说系统的英译水平堪忧。王淑芳和谷慧敏(2006)以及孙云花(2008)专门著文探讨了英文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建议,如:在翻译中要以读者为中心;根据景点类型特点进行分类,编写出通用专题解说模块;对景区英文翻译实行归口管理等。
从游客教育的角度来看,谌文(2009)指出了我国环境教育的不足和旅游目的地环境教育的缺失。杜颖等(2008)还发现我国游客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很低,也缺乏观察监测数据。他们指出政府管理部门的倡导与支持是在更大范围内推行游客教育系统的必要条件。邓冰等(2004)通过对北美大学环境解说专业的分析,反观中国环境解说教育和课程现状,建议进行课程改革,新设环境解说课程,或在原有课程中融入环境解说内容,以适应时代要求。
2.4 解说受众
罗芬等(2005b)认为环境解说应该从资源、技术和受众三个方面着手,对自然旅游资源进行解说的解说人员应了解受众的时间分配、身体状况与现有知识,及各个游客群的独特特征、兴趣与需求、旅行动机、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指出成功的环境解说要照顾游客的兴趣及需要的多样性,以受众和解说对象间的连结为重点。若环境解说能使游客产生一种对自然资源的拥有感,将有助于对资源的保护。唐鸣镝(2006)根据国外文献,将游客划分为信息搜寻者、信息受阻者、信息从属者、信息避让者四大类,并列出了他们对于解说信息使用的选择性和特点。
一些学者从游客需求或满意度角度出发,对现有解说系统做了调查或评价。如江宁和陈建明(2006)从游客对湖南岳麓山解说系统满意度的调查中得出:参观游客的年龄分布有年轻化趋势,因此在游道设计展示或解说媒体的内容上也必须因对象而异,例如加强活动式、操作式、自我参与式解说设施,着重多媒体解说方式的设计与组合,开发不同的套装解说服务迎合不同需求游客等。罗芬等(2008b)通过抽样调查,以湖南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研究对象,认为游客对人员解说的偏好高于非人员解说方式,对自然遗产地内的森林、植物、地质地貌等可见性强、感知便利、容易产生关联的资源与内容的解说主题兴趣较高,而对民俗文化、保护意义、创建过程等隐藏性强、感知性差、关联性弱的资源与内容关注度较低。
3 结论
在日益扩张的中国旅游市场中,国内旅游者是绝对的消费主体。我国旅游还处于大众旅游阶段,观光旅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我国旅游市场的基本产品(戴斌,蒋依依,2009)。在中国大多数发达城市尚在大力提倡“不随地吐痰”的现阶段,大众旅游者尚欠缺明确的环保意识和生态观念,如不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势必导致旅游地环境的恶化。游客环境教育是对一种对由旅游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作出反应的教育,它构建以游客为中心的和谐的复合环境系统,通过激发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使之形成正确的态度和行为,而旅游解说系统是实现环境教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谌文,2009)。但在我国现有的文献中,很少将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相结合,而是把它们割裂为两条线索开展研究,人为地疏离了两者的关系,造成了目前“旅游解说”、“游客教育”、“环境解说”、“环境教育”等概念多元分离的状态。在国外,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的研究是一体的,因为环境解说以教育游客为目的,解说系统若缺乏对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应用,将无法被游憩者接受而成为无的之矢;而旅游解说是环境教育的具体手段,若不涉及具体的解说媒体、技术和方法的建设,环境教育只能是空谈。
国内的这种各自为政状况还体现在现有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内容上:旅游、林学、地理、园林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较多,他们多侧重于宏观研究,而很少涉及具体、微观的解说内容构建和解说技术研发问题。我国缺乏教育、心理、体育、卫生、生态、地质、水文、植物、环境、历史、人类学、GIS、电子、语言等诸多专项技术领域的学者介入解说系统的实际规划和理论研究,交叉和跨学科研究更是空白。以游人中心为例,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建筑设计领域,但不重视内部的使用功能的研究,已经脱离了解说教育的本义。而解说系统内部功能的开发绝不是单一学科领域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根据目的地的不同类型和性质开展多学科人员的合作。
其次,对国外解说规划理论成果和实际应用层面的可借鉴成果的介绍较为匮乏。尽管有一些学者(吴必虎,等,2003;李洪光,2007;文首文,2008a)对西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阐述,也提到了国外对旅游解说系统的研究已深入至微观领域,且实践性强,但鲜有作者描述分析国外解说教育建设的方法论或成功案例。而且国内个案研究之间缺乏对比,也没有理论性的提升,如发展出特定的解说技术或框架。因此尽管国内有大量针对单个旅游解说系统的个案研究,但多就地论事,缺乏与先进事物的比照,也没能建立起对实践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有坚实理论根基(如动机理论、沟通理论)的研究较少,能反馈应用到覆盖面较广的实践(而非单个案例)中去者更是寥寥无几。
以上两点原因也使得目前的研究成果很难转化成能直接为国内旅游地普遍应用的可操作体系。而西方解说教育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首先来自于解说实践的极大丰富。以该领域研究水平最高的美国为例,统一的解说规划中心(Harpers Ferry Interpretation Center)统领美国所有国家公园解说系统的规划和实施,成为实战和研究的先锋。我国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应在解说教育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区域信息系统和解说规划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国只有推进旅游目的地解说教育的实践,深化应用性研究,才有可能在理论研究上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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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n Environment Interpretation and Visitor Education in China
ZHU Xua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200234,China)
旅客心理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旅游审美；游客受雇拍摄法；游客自愿拍摄法；景观偏好
旅游是一项集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生活美之大成的综合性审美实践活动(王柯平，2000)，旅游体验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美的背景之中(曹诗图，2007)。但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偏好，现有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虽然以景观照片评价为基础的景观偏好(1andscape preference)研究在旅游资源评价与旅游开发规划曾经一度被广泛应用，但由于静态的照片评价和动态的实景欣赏与体验仍有较大差别，其研究结论仍难以较准确地反映旅游活动中的审美问题，其结论也因此仍有争议。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游客受雇拍摄法”(Visitor EmployedPhotography，VEP)曾用于旅游形象测量与审美感知方面的研究，但由于租用相机成本太高等原因难以在旅游研究领域广泛使用。近年来数码相机的普及让旅游摄影不再是专业艺术审美的专利，也为窥视大众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创造机会。本研究拟通过了解大众旅游者旅游摄影选点等现象试图来分析了解旅游审美的影响因素，并将研究测量方法称之为“游客自愿拍摄法”(Visitor Self-employedPhotography，VSEP)，并将本研究结论与传统照片研究法中相关结论进行比较与检验。
1 西方学界以景观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为主的旅游审美研究
中文语意中的“审美”与西方词汇中的“aesthetic”表意并不完全相同。从词源来看，aesthetic由希腊文aisthesis转化而来，本意是感觉、感性认识，中文将其翻译为“美学”或“审美”，往往使人将aesthetic理解为“关于美的学问”，或以为审美活动仅限于美，然而审美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却不只是“美”，而是包括美在内的一切能引起人们精神上各种愉悦、满足、激动甚至某些痛苦和哀愁的方面。显然，将西方文献中的aesthetic译为“审美”使其感性意义狭窄化了，且由于字面的关联而极易与“美”相混淆(曹俊峰，1983)。中文语意中的“旅游审美”强调对旅游景观之美的辨别和领会，因而与西方研究中的景观偏好(landseape preference)更为接近。
是什么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偏好，国外学者并未直接回答，他们大多通过研究人们的景观偏好(landscape preference)，探索适当的旅游审美评估指标，如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特定组织身份或农民身份等)(Dearden，1984；Yu，1995；Van den Berg，Koole，2006)、居住环境(Yu，1995；Van den Berg，Koole，2006)、过往认知或对景观的熟悉程度(De~den，1984；Yu，1995；Hanley，Ready，et al.，2009)、个人性格(AbeBo，Bemaldez，1986；Zuckerman，Ulrich et al.，1993)、环境态度(Kaltenbom，Bjerke，2002；Ribe，2002)、休闲动机(Van den Berg，Koole，2006)、文化背景(Yu，1995)、景观自身的特征(Dramstad，Tveit，et al.，2006；Ode，Fry，et al.，2009；Sevenant，Antrop，2009)等。也有部分学者对其中个别指标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如Dearden(1984)发现在对荒野景观的评价方面，有无规划方面的专业训练对景观偏好并没有影响(Dearden，1984)；Yu(1995)也认为对景观偏好有影响的是综合教育水平而非景观方面的专业技能，同时验证了性别与大文化背景的影响力也并不明显(Yu，1995)。可见西方对于景观偏好的研究总体上仍可分为审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以主体研究为主。景观偏好主要受审美主体的个人特征影响，只有少数学者将主客体结合，提出景观偏好指标不能一概而论，在具体的景观类型下指标可能有所不同(Yu，1995；Dramstad，Tveit，et al.，2006；Sevenant，Antrop，2010)。
然而，对于以景观评价为基础的量化研究，正如Dramstad和Tveit所指出的，尽管大量的景观评估指标已经在使用中，真正关于景观美学的研究却一直被忽略了(Dramstad，Tveit，et al.，2006)。景观偏好与旅游审美的联系非常紧密，但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景观偏好是一种静态的视觉评价，旅游审美则是一种动态的综合体验评价，旅游审美以景观偏好为基础，但可能还有更复杂的影响因素，景观偏好的评价指标对于旅游审美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在此基础上如何研究旅游审美的影响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2 中国学界以美学研究为主的旅游审美研究
在国内，旅游审美被定义为“通过旅游来进行美的欣赏和创造”(黄艺农，1998)，旅游学术界前些年对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将视为一门新兴学科：旅游美学。美学本身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它作为奠基于现代形而上学之上的一门科学，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是“行至真理的半途”“意味着对艺术和美的沉思”“是对与美相关的人的感受状态的思考；是在美与人的感受状态之关系这一范围内对美的思考”(范玉刚，2007)。旅游美学是将通俗化的美学与旅游相结合而产生的学科，被称为一门“以主体在旅游过程中美感如何发生为核心并旁涉与此有关的方面，来研究人类在旅游生活中审美活动的特点与规律的科学”(牧心，1996)；一门“以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研究旅游审美对象的审美关系，以及旅游审美方法和技巧的科学”(高曾伟，易向阳，2008)，“带有高度的实践指导意义的科学”(庄志民，1999)。然而，“旅游审美学”又与“旅游美学”有所区别。尽管两者都从美学角度来认识和把握旅游的规律与特征，但“旅游美学”立足于旅游业，着眼点是构成旅
游资源、服务和设施三大要素中的客体，侧重研究的是旅游审美资源中美的创造；而“旅游审美学”则是从旅游主体出发的，从美学角度立论的旅游理论思维视角，更侧重对美的欣赏(田连波，1997)。因此可以看到，现有的旅游美学教材大致有这样两类：一类着眼于审美客体，侧重描述和分析山水、园林、建筑、雕塑、 书画、旅游纪念品等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审美价值(乔修业，2000；仇学琴，2001)；另一类将旅游审美的主体和客体均等对待，既考查资源的审美价值，又研究游客审美的心理过程、观赏技法、个体差异等(牧心，1996；王柯平，1997；陈鸣，2004)。
旅游审美的个体差异明显。旅游美学教材通常将旅游审美的个体差异笼统地概括为阳刚型、阴柔型、中间型(王柯平，1997；乔修业，2000)等类型，或者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等总体特征(乔修业，2000)，审美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也被普遍概括为先天(生理素质、神经类型、气质禀赋等)和后天(社会实践、生活阅历、教育背景、文化氛围、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以及职业、爱好、情趣乃至经济条件等)因素(乔修业，2000；仇学琴，2001)，但这些结论基本上都属于经验性的总结，缺乏深入的考证。前人研究中较常见的是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研究古人的旅游审美，如通过剖析古代山水诗中表现出来的诗人旅游审美活动论述旅游审美心理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周敏慧，陈荣富，2001)，从古代文学中探索旅游地理与审美心理的关系(陈雁谷，1990)，从古代旅游文学的表现题材中发现古人对自然的几种主要的审美倾向(夏太生，1998)等，都是从古代文学这一实体中提取旅游审美抽象概念。而对于现代人的旅游审美，研究的载体还很缺乏，旅游审美的影响因素更鲜有提及。
和古代文学相似的是，现代人的摄影作品同样是人们心理的直观体现，两者的创作和完成过程都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展示。摄影本身就是一种瞬间艺术，摄影者能否用镜头捕捉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瞬间，重点在于其是否具备独特的审美意识(隆，2004)。旅游摄影的过程也是一种审美过程(孙永亮，1995)，因此通过旅游摄影研究旅游审美的影响因素成为一个可能的途径。
3 研究方法
中国电子商会日前的《2009-2010年中国城市数码相机消费需求与市场竞争力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制造的数码相机已占全球市场的八成左右，数码相机国内销售970万台，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数码相机生产与消费大国①。数码相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便利，使针对摄影者的照片研究更加便利，游客从旅游摄影中“窥视”世界，研究者们也常常透过照片来“窥视”拍摄者的内心世界，研究他们的心理行为，这样的研究近年来国内也开始出现(戴光全，陈欣，2009)。实际上，在景观审美研究领域，照片、视频等摄影资料在国外已经成为学者用于评价人们景观偏好的重要工具(Oku，Fukamachi，2006)。
通过摄影进行景观与审美研究方法的演进。早期利用摄影进行研究主要是通过展示摄影资料，使用预先制作好的评估量表或测量模型，让被调查者根据自身喜好对照片等资料评分，进而从分值高低来评估调查对象心中景观的美感度，也即其景观审美偏好(章海荣，2002)。该方法虽被广泛使用，但是其弊端也很明显，如调查脱离现实场景(Oku，Fukamachi，2006)、回答受限于已有材料因此只能做被动选择(Garrod，2009)，等等。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了“游客受雇拍摄”(Visitor-employed photography，简称VEP)方法，VEP是一种用于衡量人们对自然环境感知状况的经验记录技术(Experience-recording technique)(Boulder，1995)，最先由Cherem和Traweek于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Cherem和Driver(1983)，Chenoweth(1984)等研究中得到发展(Garrod，2009)；最初只用于提取目的地形象的属性，后来广泛应用于景观审美、户外娱乐体验和社区规划中。VEP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包括向调查对象发放相机请他们拍摄与调查目的有关的内容等。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是由游客帮助拍摄的照片，在将照片的含义概括为目的地形象时需要辅以焦点小组(Focus groups)的手段进行分析(李宏，2007)。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过程中被调查者被赋予了自主选择拍摄对象、角度等权利，不会受到研究者思维的过多限制，并且进行的是实地拍摄，因而能更好地表达游客的真实意愿(Garrod，2009)；缺点是相机由研究者提供、成本高且相机遗失风险大，使其在推广使用中受到限制(Boulder，1995)。所以，尽管旅游体验与摄影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VEP还比较少被应用到旅游研究中(Garrod，2009)。
“游客自愿拍摄法”(Visitor Self-employed Photography，VSEP)。数码相机的普及使现代旅游与摄影如同双胞胎，不带相机外出游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Haldrup，Larsen，2003)，这样也使研究者不提供相机给被研究者成为可能。本研究尝试以游客受雇拍摄方法为基础，将VEP中的受雇拍摄调整为游客自愿拍摄(即自己带有相机的游客)，由规定游客拍摄内容改为游客自由拍摄，并称之为VSEP(VisitorSelf-employed Photography)研究方法，试图以此方法探索旅游审美的影响因素，并比较VSEP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与以往研究中关于景观偏好影响因素结论的异同，以测量本研究方法的可行性。问卷内容均为封闭式问题，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研究：(1)旅游摄影的普遍性；(2)旅游摄影的动机；(3)旅游摄影对象选择偏好；(4)摄影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常住地等；(5)摄影者的专业程度。
研究过程。研究人员于2008年7月在网上进行问卷预调查，回收有效问卷61份，根据初步分析结果对问卷做了适当修改和调整，并于2009年8月中旬由3队调研人员分别在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和河南嵩山3个景区内正式向游客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随机挑选的游客。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人均填写时间约3分钟。3个调研地总计发放问卷678份，回收有效问卷632份，有效率93.2％。
问卷情况。本次研究有效问卷具体构成为：九寨沟356份，张家界100份，嵩山176份。其中男性占55.9％，女性占44.1％，性别比例比较均衡。19～40岁的中青年人群占调查对象主体，为总数的65.5％。学历在专科和本科范围内居多，占62.3％。有76.7％的被调查者年均出游1～3次。在出游形式的偏好上，相比完全自助游和跟团旅游各占25％上下，半自助旅游比较受被调查者青睐，占总数的44.2％。采用KruskM-Wallis H检验3个调研地的样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均无显著差异，达到匹配样本要求，本研究将三地数据汇总进行分析。问卷数据的处理使用统计软件SPSS16.0完成，主要使用了相关分析作为数据统计方法，最后对统计得出的数据再进行定性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结论。
4 研究发现
4.1游客自愿拍摄法(VSEP)具备旅游审美研究基础
旅游摄影的普遍性与大众性。调查数据显示，93.6％的游客在旅游时必带相 机，63.2％的游客认为自己每次出游拍的照片数量比较多，但他们中87.8％的人不具备专业的摄影知识与技能，只是普通的大众游客，可见摄影已经成为大众游客中的一项普及性活动，通过了解游客自愿拍摄的情况来测量游客的审美偏好具备基础条件。
旅游摄影者动机。摄影是现代旅游者最常见的、最重要的消费方式之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旅游者摄影的动机主要包括满足窥视欲、影像记忆与证明、完成“自我叙述”(serf narrative)与“自我认同”(serfidentity)(保继刚，刘丹萍，2006)，依据这一理论，本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表示“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测量游客的摄影动机，包括影像记忆(带走美景)、证明、自我叙述与自我认同(与亲友分享)、个人兴趣(艺术创作)和功能作用(资料收集)5项，分析结果表明，游客对上述5项摄影动机都有较高认同度，其中“带走美景”动机的认同度最高，说明对美的记忆是游客最重要的旅游摄影动机，体现了游客对美的追求，因而游客的摄影偏好可以反映其审美偏好(见表1)。
4.2基于游客自愿拍摄法(VSEP)的旅游者审美偏好与影响因素
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偏好。审美包括多个方面，本研究以游客“偏爱自然，还是更偏爱人文旅游地”为例进行测量，问卷中围绕审美偏好这一主题设定了“哪些类型景区更能激发您摄影的兴趣”、“对不同拍摄对象的喜欢程度”、“对开发程度不同的拍摄对象的偏好程度”3个相关问题(见表2)，为了让SPSS的统计结果更具有可比性，分析中对原始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后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游客对上述3个问题的回答都倾向于选择自然风光或者较少人工化的选项，这表明受访者们似乎更爱自然美。横向比较3个问题的统计结果发现，游客偏爱自然，最重要的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拍摄，最后才是拍摄对象的自然性(见表2、表3)。
旅游者审美的影响因素。根据问卷统计中的游客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常住地、受教育程度、出游频率、出游方式、对摄影的爱好程度和专业程度等潜在的旅游审美影响因素。分析游客审美的影响因素分两步进行：(1)创建新变量。创建一个新变量“旅游审美偏好”，取值为各样本中题1、题2、题3经如表2进行数据处理后的数值总和，表示游客“更偏爱自然，还是更偏爱人文”。从表2的说明可推算，新变量取值仍然满足数值越大表示对自然的审美偏好越强烈。(2)通过相关分析识别影响因素。将问卷第4、第5两部分得到的个人信息(包括如年龄、性别、常住地、摄影爱好程度与专业程度等等)与新变量“旅游审美偏好”进行相关分析，寻找与其显著相关的变量，即本问卷测量的旅游审美影响因素。表4显示，性别、常住地、年龄、摄影爱好程度等都是影响游客旅游审美的因素。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性别、常住地、年龄、摄影爱好程度等项都与旅游审美偏好显著相关，其中性别与旅游审美呈负相关关系，其余为正相关；受教育程度与审美的相关关系值得注意，但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并不显著；而出游频率、出游方式和摄影方面的专业程度对游客的审美偏好则基本不造成影响(见表4)。
4.3VSEP方法的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的比较及解释
对于景观偏好的研究，西方学者通过以图片评价为主的方法得出了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特定组织身份或农民身份等)、居住环境、过往认知或对景观的熟悉程度、个人性格、环境态度、休闲动机、文化背景、景观自身的特征等影响景观偏好的因素。而国内的旅游美学研究也将审美个体差异的影响因素经验性地概括为先天(生理素质、神经类型、气质禀赋等)和后天(社会实践、生活阅历、教育背景、文化氛围、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以及职业、爱好、情趣乃至经济条件等)因素。与本研究结论相比较，影响游客景观偏好的因素如性别、年龄、居住环境等与影响旅游审美偏好的因素一致，而受教育程度与旅游经历的影响作用却并不明显。一方面，这表明，VSEP研究方法有关旅游审美影响因素的结论得到了以往有关景观偏好的结论支持，表明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由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完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的变迁可能会影响部分结论变化。总结研究结论的差异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见表5)。
(1)时代观念变化可能影响审美观变化。在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审美受到如大众文化(傅守祥，2009)、消费文化(向怀林，2009)、传媒技术(欧阳友权，2009)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新时代背景下显示出新的特征。因此，研究旅游审美需要以变化的、动态的思维考查不同时代背景下旅游审美影响因素的差异。
(2)信息技术变化可能影响审美观变化。在以往的研究中，旅游经历是影响旅游审美的重要因素，因为旅游经历的不同会造成游客对景观的预期和评价的不同(Hanley，Ready et al.，2009)。但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作为旅游经历直观体现的出游频率与出游方式都不对游客的审美偏好产生影响。在普及的互联网传播下，“全世界的任何信息都可以组织成为电子空间中的信息资料库，而所有网民都可以直接面对广泛而丰富的信息资源，方便快捷地获得自己需要的任何知识”(田俐，2009)，游客可以轻易获得旅游相关信息和知识，以及虚拟的旅游经验，降低了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难度，缩小了个人知识和信息总量与其年龄的差距，因而减小了旅游经历对人们进行旅游审美的影响力度。
(3)研究测量方法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变化。尽管景观评价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对于旅游审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两者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传统的图片评价法往往使人们应用知识与经验的积累进行冷静的思考，对图片中静态的景观做出被动的评价，而忽略了旅游体验的影响。这也是传统的旅游资源美学评价的一个弊端，即只重视旅游资源的形式美学价值，忽视景观的体验美学价值(王玉，2006)。从摄影视角研究旅游审美的进步之处在于，对审美的审察是在游客的旅游体验中进行的，游客摄影时的审美偏好与其身临其境的感知紧密相连，因而结论与现实情况更为相似。
另外，研究发现，尽管游客的摄影能力并不对其旅游审美造成明显影响，摄影爱好程度的影响却不可忽视。这是以摄影视角下出现的新的影响因素，可以从摄影爱好者对画面美感的刻意追求中得到解释。
5 结论与讨论
旅客心理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游客体验；迪士尼；文化与旅游
10 13939/j cnki zgsc 2015 51 262
1 引 言
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阶段之后第四个人类经济生活发展阶段，是服务经济的延伸。文化体验是对文化的感受与体悟，介入旅游范畴是指旅游者以旅游活动为途径，对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行理解、感悟，并获得深刻的内心反响的过程。根据Stambouli S与Skayanni S的定义，“体验式旅游是一种预先设计并组织的、有一定程序的、顾客需要主动投人时间和精力参与的、追求舒畅而独特感受的旅游方式，它能给游客带来一种新的附加价值。”旅游者的旅游体验超越了衣、食、住、行、游、购等传统模式，积极参与到以文化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体验活动中，通过旅游项目的互动，将旅游体验转换成一种难忘的旅游经历，以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主题公园的出现和流行，正好适应了体验经济的潮流，迪士尼是典型的文化体验型旅游区，以“快乐”为主题，以“体验”为中心，将文化与旅游项目紧密结合，营造快乐的气氛，提高产品情感元素比例，满足游客对自由、休闲、舒适、娱乐、好奇等多方面的需求，从而消除游客疲劳。其快乐文化的实施策略是一个逐步满足顾客不同心理层次需求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快乐文化在不断的、积极的、多层次的对游客的感官、情感、认知、身体、甚至整个生活方式等产生影响。
2 基于迪士尼游客体验的文化体验型主题旅游区分析
2 1 基于游客体验的迪士尼“快乐”体验模式分析
迪士尼被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乐园，并以“快乐”体验，成为主题乐园的领军者。迪士尼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产物。随着旅游消费方式、消费心理、消费诉求的改变，旅游吸引物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迪士尼的出现，是对传统旅游产品的新的突破。它以旅游者的心理需求为基础，以“快乐”文化为主题，以“体验”为核心，打造出一个满足旅游者消费需求的深刻体验的体验型的经营发展模式。迪士尼将“生产快乐”、“实现快乐”、“维持快乐”、“提升快乐”作为项目开发基础，开发了由动画影视、公园场景、公园演员（Cast member）和完美服务这四个关键系统。以“快乐”文化为主题，通过动画影视作品，不断地生产快乐故事；然后对迪士尼经典动画的动画人物、场景等进行具体化、真实化、逼真化的真实还原，修建相关设施，开发相关项目，让游客除了从视觉外还可以从感官体验上得到快乐；最后通过角色化的互动以及完美的服务，满足游客感官、情感、思考、行动等整体的对“快乐”的情感体验。这个快乐系统是不断生产快乐、诠释快乐、维持和完善快乐的游客体验动态过程，也是不断满足旅游者个体心理不同层次需求的体验过程，更是迪士尼将品牌文化完美转化成旅游商品获得利润的过程。
2 2 基于游客体验的迪士尼文化与旅游融合定位分析
2 2 1 基于“快乐”文化的主题定位
主题公园依靠清晰明确具有创意性的主题定位来开发和构建相关的旅游产品，所以主题公园对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迪士尼乐园从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自己的主题定位，以“快乐”文化为核心，不断的推出以童话故事、科学幻想为主题和背景的卡通形象，包括最初的米老鼠、唐老鸭以及之后推出的加勒比海盗系列卡通形象。真正做到将“快乐”文化，融入到每一个主题、每一项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之中，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开心，使其触觉、味觉、观感、视觉系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刺激和享受，最终走向成功。
2 2 2 基于普世价值的文化定位
迪士尼从成立初期到现在，无论是在其技术的革命、艺术形式的创新还是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的，唯独其核心的理念、美好价值观从未改变。其核心的理念即“快乐”的文化，美好的价值观即“普世价值”，也就是被世界大众所认同、赞美、欣赏、追求的世界性的、共同性的、普世性的价值观。迪士尼通过科技、艺术等手段，将大众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愿望加以创造、复制、传播，使得迪士尼成为游客寻找和体验“快乐”娱乐场所。迪士尼所传播的快乐，真善美和爱，带给人对生活的信心、希望、梦想和激励。
2 2 3 基于亲情文化的娱乐定位
迪士尼乐园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乐园，同样也是孩子们和家长们的乐园。因为，迪士尼在为孩子提供快乐童年的同时，也为家长们提供怀旧的童年记忆元素，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个共同游玩、交流感情、创造快乐的平台，更深层次的满足了消费者的心里需求，即情感交流、人际和谐等。迪士尼的家庭观念，让人们感受亲情、爱和理解的力量。
2 2 4 基于企业文化的服务定位
迪士尼主题公园娱乐设施的设计遵循人性化设计理念。迪士尼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都是以让游客感受快乐为旨宗，即便是跳楼机或过山车等刺激性项目也都花了大量心思减少游客身体不适感。迪士尼从建设之初就一直宣言：“要在每个人心中构建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这种目标不仅触及了游客的精神世界，也同时兼顾了游客的主观愿望和心理底线。游客去迪士尼游玩，他们真正体验的是心灵的回归。
2 3 基于游客体验的文化体验型主题旅游景区经营原则分析
2 3 1 人文关怀原则
迪士尼为了满足旅游者对“快乐”的体验，在项目设计上注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关怀人的精神需求。无论是童话人物形象的设计，还好游乐设施的设计，都遵循着人文关怀的原则，即从旅游者的需求出发，迎合旅游者的爱好、动机等，让乐园里的娱乐体验作为旅游者一种珍贵的经历和体验。迪士尼不仅是家庭团结、沟通交流感情的地方，也是儿童追求梦幻、成人追忆童年、教师教育学生的地方。迪士尼公园在其主题设计时始终遵循这个人文关怀原则，以“家庭”、“人情味”为主题的核心理念，为主题公园营造了一个人文主义的终极目标。
2 3 2 意境尊崇原则
迪士尼被称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寻找到生活中难以寻找到的快乐。因为迪士尼的设计理念就是，以“快乐”为核心，为每一个来到迪士尼的游客提供快乐的体验。所以，迪士尼非常注重意境的营造，为了让迪士尼的游客忘记忧愁、烦恼、疲惫，迪士尼乐园为游客营造了一种非日常化的意境，即游客既可以在主题公园回顾美国开拓历程，探索神秘的远古文明，也可以体验梦幻的童话世界，感受科技的魅力，艺术的神奇，沉浸其中体验快乐，忘却烦恼。游客向主题意境的融入是迪士尼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成功――它以“非日常的舞台化世界”为基本特征，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奇、求知、求趣”的需求，实现主题的意境化与形象化。
2 3 3 互动参与原则
互动参与，即让游客真正的参与到旅游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旅游观光的形式。在旅游项目的开发中，立足于游客的兴趣，设计出旅游者感兴趣的，可参与的旅游产品。娱乐性是参与性的基础，只有旅游产品有足够的娱乐性，就能够吸引游客参与其中，才能充分发挥旅游产品的有效性，刺激顾客感官体验的同时满足其心理和情感上的体验，最终形成感召力和亲和力，促进主题公园与旅游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迪士尼乐园以游客的参与和互动为基础设计旅游项目。例如大型化高参与度的虚拟现实项目魔幻王国，例如2001 年开业的迪士尼加州冒险乐园。迪士尼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离不开现代先进的创新性的科学技术，通过技术的创新，提高游客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2 3 4 场景“真实性”原则
迪士尼推销的不仅仅是它的旅游产品，而是一种信仰，在创作故事和人物形象方面的信仰和理念，然后通过真实的场景，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真实再现，将快乐的理念和积极的信仰传递给游客。场景的设计是迪士尼乐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炫酷的特技画面和逼真的角色扮演一直都令人赞不绝口。场景是迪士尼最核心的竞争力，有了电影、人物和故事，这些元素通过场景再现，被现实化到主题公园。华特・迪士尼说：“只要幻想存在于这个世界，迪士尼乐园就永远不会完工。”和一般的工程师不同，幻想工程师首先要了解迪士尼的电影故事，然后根据电影场景和人物个性等设计具有游客体验的主题项目。” 为了让场景逼真，幻想工程师还要做大量实地考察，例如幻想工程师们去体验了电影中的66号公路，看灯光，听人们讲述路上的故事，根据这些所设计的闪电麦昆、板牙和水箱温泉镇居民的家都变得真实可信。
3 结 论
在体验经济时代，随着旅游方式、旅游者旅游需求的改变，旅游与文化的融合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深入挖掘文化的内涵，将文化与旅游产品结合，才能实现文化的传播和保护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和发展，拓展了旅游业的内涵与外延，延伸文化产业的价值链，迪士尼将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产品中，通过科技和艺术的表现形式，创造性的挖掘文化内涵，赢得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同时也要清晰的认识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同时也是两个独立的行业，所以在将文化与旅游发展融合时，要明确两个产业的边界、衔接点、整合点，而不是生搬硬套。因此，纠正人们对产业融合论的错误认识，并对二者的融合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二者的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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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心理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愉悦；硬核；旅游体验
一、体验与旅游的内在互动关系
体验是参与经历，它能为参与者提供身心享受，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它包括娱乐、教育、逃避和审美四个领域：娱乐体验是通过主动的感觉经历而得到怜悯教育体验是客人在积极怕同时，吸收在他面前展开的事件，让他所胆，有价值满足感；遁世体验者就想在积极参与到一种浸入式的、与现实习惯另样的环境中，得到一种逃脱束缚后的轻逸感觉；而审美体验者就想达到，在自然或人工营造的体验中得到真实的审美刺激，进而融于其中获得愉悦。他们都与旅游愉悦的本质是一致的，甚至是融合于一体的，在旅游的大舞台上得到充分的展示。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体验与旅游存在着内在互动关系这是因为旅游本身就是体验的一种主要方式，而所有的旅游活动都是旅游客体与主体之间互动作用的结果。旅游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在一种文化和环境的差异味中获得精神享受为指向，而旅游不仅仅源于这种苦尽甜来，而且对这种差异性的体验。因而体验应该是旅游的一个核心属性。
二、旅游体验之于旅游活动的意义
作为旅游活动，无论是旅游者活动还是旅游产业活动，如果置于体验的视角下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界都有了明确的指向。这什么这样说呢？
1.从旅游体验的内容上看
旅游体验包括审美愉悦体验和世俗愉悦体验两方面内容。
旅游审美愉悦是指旅游者在欣赏美的自我、艺术品和其他人类产品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是一种在没有利害感的观照中得到的享受。由于这种超功德性的体验能使旅游者获得“一种天国的而非人间所有的快乐”，从而可以起到净化旅游者的心灵的作用，因而在对旅游者如何提高审美能力、解决责任意识松弛等问题的研究上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旅游世俗愉悦则是审美愉悦以外的一切愉悦。这种愉悦由于建立在对感对象的功秆性夜夜的基础上，是人生的通常愉悦形式，并且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我认为其更有广泛的大众性，因而在大众旅游和多种项目经营的上有其现实意义。
2.从旅游体验的质量上看
不管是对于旅游者或是对于向旅游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而言，旅游体验的质量都可以是他们从事旅游及相关活动的生命线。高质量的低质量的旅游体验既无旅游企业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关于旅游体验质量的衡量的尽快向深层次发展。在这里，表示旅游者对旅游所能获得的愉悦体验的心理预期的旅游期望，它的产生过程通常是旅游主体对有关旅游客体的部分旅游媒介的知识获得取过程，是由于潜在的旅游者因其心理状态与实际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而萌生的调协的欲望。它在与旅游体验满足之产的关系中，由于扮演着十分重要且重要的角色，因而演讲影响着旅游体验的质量。对著名学者Chris Ryan在其地利人和《休闲旅游：社会科学的透视》中将影响旅游体验的因素所划分的先在因素、干涉变量、行为和结果的关注，对旅游活动的来说，尤其具有现实的指向作用。
3.从旅游体验的形式上盾
旅游体验是借助于观赏、交往、模仿和消费等活动方式来实现旅游者与旅游客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的，这其中的每一种方式对于旅游活动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下面我主要以旅游观赏和旅游交往为例来说明，其余两种方式做一下概述：
旅游观赏作为旅游审美活动的主要形态之一，是使旅游景观的社会功能得以被人认识并开发其美育功能的重要环境。在其心理要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感知虽属感性认识过程，但其对景区的开发与建设提出了现实的课题；联想对于对象世界复杂性的把所致上所具有的独到的作用使景点景物的设计有了一定的依据性；情感则直接关系到旅游者对旅游效果的判断；而理解在不同层次的审美体验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要求旅行社和导游人员引起重视。观赏中美的形态，本身就是旅游必须着重的总是至于影响观赏效果的因素，其意义不言自明。
旅游交往中的示意在旅游者向旅游经营商提出咨询时会发生，聪明的旅游经营商不会淡然处之的；互助涉及到旅游活动中的很多方面：旅游者之间的关系、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关系等；竞争可能会影响旅游质量、引发暴力事件，也可能规范各种关系并改善旅游环境。
旅游角色的特点决定了其对于旅游活动的重要意义；而旅游模仿则关系到旅游发生的根源问题、景区项目开发问题以及诸如“红色旅游”、“丝绸之路”等旅游线路设计问题。
旅游消费决定了旅游发展政策；旅游者的消费是对接待地最有实际意义的一项指标。
三、以旅游体验为核心的旅游实践
一次旅游，无论是从预定旅游线路时的最初接触到游客返回居住地后的后续服务（如征求意见及其反馈，某些遗留问题的处理等），还是从旅游区、景区和景点规划、建设到行、游、住、食、购、娱的服务接待，以及目的地的环境风貌、居民的好客与言放火举止、居住地到目的地之间的大交通、从目的地到旅游点的小交通，都要作为一个完整的旅游过程，给旅游者带来全方位的体验。实践证明，只有以旅游体验为核心，在体验上做文章，才能真正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下面，我以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景区游客管理为例试说明旅游体验的核心地位：
1.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为游各创造一次难忘的经历，景区提供的产品――旅游项目、设施、活动都是为形成游客独特体验服务的。因此，以游客体验为中心，构建一个不断更新、丰富且多样的游客体验系统，是景区开发的新模式。
近年来旅游景区开发从以资源为依托的开发原则，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但实践中人们将市场导向直接指向游客对资源的偏受和对旅游项目的喜好，投资者以也以此为准则，选择资源类型和项目的生命周期迅速走向衰退期。因此，景区开发中市场导向原则的内涵需要地＝丰富和发展。市场导向是以旅游需求为依据，需求是游客对某种具体事物的欲望。旅游是一个综合性产品，旅游需求是多方面的，游客对旅游资源和项目本身的喜好只是旅游需求的一个方面。游各对各种不同产品和斩的需求中，真正想获得的东西是令人感动的经历，也就是说，游客勇者不惧旅游活动，尤其是从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参与中获得的极佳体验效果才是游客真正想要的东西，是旅游活动的本质需求，它超载了各项具体产品和服务。
游客旅游活动的参与程度与体验效果直接相关，参与程度越高，体验效果越好；反之，则越差。根据我国旅游体验的现状与参与程度的差民，将目前的体验分为表层体验、中度体验、尝试体验。我国传统旅游以观光为主，尤其是包价旅游，游客只是走马观花地参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很少接触目的地居民、地方民俗文化。游客只能被动地接受旅游体验对象，基本不能对其产生影响，属于表层体验。表层体验要创造难忘的经历必须依赖吸引物本身的稳稀缺性和独特性，也就是说，观光的对象越独特，越稀少，留给游客的印象才越深，旅游经历才越丰富。因此，游客体验效果更多地依赖旅游资源察赋的高低，在资源品质不高的情况下，游客难以获得独特、难忘的体验效果。表层体验是我国景区开发初期普遍采用的体验方式。
随着游客消费心理的成熟，他们已不满足于急行军式的观光体验，期望近距离地多方式地与旅游吸引物接触。如参加滑沙、滑草项目，品尝地方美食，参与目的地节庆活动等，通过直接参与特色活动，并从视觉、触觉、味觉等多方面来体验景区特色、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放松心情。这种体验属于中度体验，游客的身体上、精神上与旅游吸引物和目的地居民有部分的接触和交流，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体验。国内一些景区开始注重参与性强的休闲、运动、娱乐、节庆活动的开发。如峨嵋山在观光旅游的基础上着力打造滑雪、温泉等参与性活动。
深度体验是指游客完全融入旅游产品中，与旅游景区和当地居民进行零距离的接触，深刻体验景区的特色和文化。如，像探险家一样却了解和然景观，像目的地居民一样生活，通过完全融入到吸引物和当地居民中来体验不同的文化。显然，中度、深信苦尽甜来质的旅游体验更能满足现代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因此，这也成为目前旅游产品开发的生理要依据。
2.自然旅游景区游客的旅游体验就是指游客进入自然旅游景区后与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后所得到的各种知识、愉悦和满足感的总和。使游客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是自然旅游景区游客管理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自然旅游景区树立品牌、扩大美誉度，、提高游客的回头率并最终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一个基础。
根据旅游体验因素调控的难易程度，自然旅游景区可以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措施。对于不可控因素，景区只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景观质量不高，可增加一些参与性强的活动项目，遇到恶劣天气，可行当推出一些特殊旅游项目；对于难控因素，虽然结果很难控抽，但是景区更应积极采以相关措施，使结果尽可能朝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例如为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的感知不要出现太大的，宣传促销时做到实事求是，不盲目拨高游客的期望值就显得极为着急而那些可控因素毫无疑问是自然旅游景区游客旅游体验管理最主要的切入点，旅游景区通过调节和管理那些可控因素可以达到对游客旅游体验进行管理的目的。
从以上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旅游体验在其中的核心地位。我认为，随着旅游体验在旅游活动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旅游行业就会从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出发，有针对性地在进行规划和管理，从而使旅游者在旅游中获得更多的愉悦体验。
至于旅游体验在旅游理论研究中的统领作用，我认为正如放谢彦君教授所说的那样，“离开旅游体验，一切都是空洞的”；而对于其在旅游教学中的意义，我认为在旅游体验的视角下，诸如旅行社管理、导游业务等课程都将会因具有明确遥指向性而避免教学与实际相脱节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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