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1
按照教育部《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规定,高中历史课的安排是:高一开设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高二开设选修Ⅰ世界近代史,高三开设选修Ⅱ中国古代史。这个方案的主要优点是,让学生在初中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再一次系统地学习中外历史,更多地更牢固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线索。应该说,这是符合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规律的。但此方案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突出的有两点:第一,教学内容多,教学时间少,二者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第二,初高中教学内容大量重复,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和教学效益的提高都不利。诚然,无论是大纲的制定者,还是教材的编写者,都力图将初高中的历史教学加以区分,并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大纲制定者提出了“注意区分高、初中历史教学大纲的层次性”、的原则,而教材编写者的编写思路是:“初中教材偏重历史事件的过程,偏重感性描写,偏重具体生动,内容比较浅显;高中则偏重历史事件的背景原因和意义影响,偏重理性分析,有一定深度。”、但是,在学科体系、教材体例、教学内容要点无明显差别的条件下,要真正区分高初中历史教材的层次性实在是太困难了。从初高中历史教学的整体性出发,有识之士早就指出:“初中、高中历史教材两个循环的编法弊大于利。”
二、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的目的
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改革成功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中学历史教学来检验。根据这一标准,到底应如何设置高中历史课程呢?笔者的意见是,高一开设中国20世纪史(必修课),高二开设世界20世纪史(限定选修课),高三开设中国古代史(选修课)。本方案的核心是开设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下面围绕这个核心谈一些看法。
为什么主张在高中开设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呢?
首先,按此方案中外历史都只讲近100年的历史,时间短了,教学内容少了,历史课内容过多与历史课课时极其有限的矛盾可以得到缓解。
其次,因为只讲20世纪的历史,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可以重新安排,初高中教学内容过多重复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再次,在高中开设两门20世纪史,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紧迫的。我们知道,20世纪是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发展最为迅猛、最为深刻、最为动荡的100年。从世界范围看,仅仅是两次世界性科技革命、两次伟大的政治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从中国历史来看,仅仅是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改革开放这三次巨变就需要我们深入地认识。而且,从思维习惯来说,人们惯常要回顾刚刚走过的那段路程,迫切地希望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寻找经验,获得教益,增长智慧。因此,对刚刚跨入21世纪的人类来说,20世纪的历史显示着鲜活的光泽和特有的魅力。新世纪的历史教学应满足人们回顾和反思20世纪的迫切需要,引导青少年去自觉地、系统地梳理与反思20世纪的历史,以明确自己的职责,增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三、高中历史教学是丰富多彩的
20世纪的历史尤其如此。在论证了高中宜于开设两门20世纪史之后,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中国20世纪史和世界20世纪史的具体的课程内容。
学术研究离不开观点、范畴和方法,这三者的统一体被称为“范式”。史学研究的范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是按照“阶级斗争──革命史”的范式研究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的。受此影响,中学历史教材也按此范式来编写。简言之,就是世界史教材是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是以民主革命史(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主,加上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必须承认,在革命年代,从事和拥护革命的人们需要更多地了解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获得启迪,“阶级斗争──革命史”的史学研究范式满足了这方面的社会需要,功不可没。但是,现今,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我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早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若仍完全按照“阶级斗争──革命史”的范式来制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编写高中历史教材,让学生主要学习世界近现代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显然就脱离社会需要和落后于时代了。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2
关键词：浪漫主义；社会基础；三大流派；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123-02
一
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初开始占据西方史坛的主导地位，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与革命后的冷酷现实，粉碎了18世纪理性主义者许下的“理性国家”、“博爱社会”、“持久和平”等美好诺言，使得对现实深感绝望的各界群众普遍产生了对理性主义及其宣扬的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厌恶，唤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宗法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此同时，大革命中过火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激起了人们的宗教情绪。所有这些都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与此同时1792年爆发的法国革命战争、而后在拿破仑时代扩大到整个欧洲全境的长期战争，导致了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使得人们不再相信18世纪理性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世界主义”，于是浪漫主义的民族情绪得以迅速取代流行于18世纪的“世界人性一致”的观念[1]260。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形势的瞬息万变及它所引起的欧洲社会的剧烈变革，促使了人们思想方法的转变。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历史感的，它是社会历史发展速度相对平缓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极大地加快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灭了延续了千年的封建制度，使得整个欧洲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第一次得以目睹社会大变革的始末，亲身体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性”和“联系性”，而这正是18世纪的人们所根本无法想象的。正如梯叶里所言：“我们19世纪的每个孩子都比……伏尔泰更明了什么是起义和征服，什么是帝国的瓦解、王朝的倾覆和复辟，什么是民主革命和接踵而来的反动。”[2]5所有这些都促使人们抛弃理性主义者的那种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开始注意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更加重视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展开研究。
由此可见，进入19世纪以后，浪漫主义思潮之所以来势凶猛、迅速席卷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是因为它适应了欧洲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需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
浪漫主义史学由于各个国家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差异，因此它的内部派别丛生，而且不同流派的政治倾向和具体史观差异极大，甚至于针锋相对。总的说来大致可分为以下三大流派：
1.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大约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盛行于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时期。这个派别的史学家基本上仇视法国大革命，他们提出的历史思想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需要。主要代表有：英国第一位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也因而被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称为“浪漫主义史学的精神之父”；法国青年贵族夏多布里昂的《论革命》等[3]115。后来，随着拿破仑的，这股怀古思潮迅速在欧洲各国蔓延开来，并形成了保守的浪漫主义史学流派。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历史思想，以“信仰至上”来否定18世纪的“理性至上”，这派史学家热衷于撰写中世纪史，无限美化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将它描绘成了一幅美妙的、牧歌式的、和谐的彩色画卷，并以此来攻击和否定由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2.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利用浪漫主义历史观念美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否定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愤懑之情，从而形成了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米什莱、瑞士的西斯蒙第、英国的卡莱尔和科贝特等人。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力图站在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他们同情人民群众的艰难处境和反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露。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其享受各种社会权利的历史依据。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中，虽然存在着颂古非今的倾向，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贵族专横所进行的批判也是最为激烈的。
3.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这派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流，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体意识和观念。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兴盛，并逐渐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梯叶里和基佐、米涅、梯也尔，英国的辉格派史学家麦考莱，德国的“海德堡学派”领袖F.施洛泽尔，美国早期学派的创始人班克罗夫特，俄国的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是这派的著名代表[4]31。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身上，同样也表现出“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理性主义的反封建精神，没有抛弃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遗产，而是否定了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及其形而上学的治史方法。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念，重视对中世纪史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将中世纪理想化。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要美化和恢复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生活，而是因为他们把中世纪视为资产阶级和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以及初步形成时期能够用以说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渊源、论证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一点与保守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同样非常重视对国别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推崇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但是他们反对保守派史学家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做的神秘主义解释及其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上述三派浪漫主义史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是不尽相同的。保守派史学在神圣同盟统治欧洲的年代里曾经称霸一时，但主要也是在德国和俄国等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里占据支配地位；而在西欧和美国，占据史坛主导地位的则是自由派史学。在王朝复辟时期的法国，保守派史学虽然有政府做后台，但是在与自由派史学的论战中仍然一败涂地。在英国，自由派的辉格史学最终战胜了保守派的托利史学，形成了辉格史学长期操纵英国史坛的格局。在美国，浪漫主义史学一开始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使在德国和俄国，也分别有海德堡学派和自由改良派的存在，始终在与保守派进行抗衡[5]98。1830年以后，在欧洲浪漫主义史学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就是自由派和激进派两家。就总体而言，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在19世纪西方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三
浪漫主义史学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6]17。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在历史研究方面，它也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做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参考文献：
[1]斯特隆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M].何兆武，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卡尔・曼海姆.保守主义[M].李朝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M].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3
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对“历史哲学”的前提做出了一个天才式的神学阐释。他认为现代历史哲学将历史看成一个线性的、有目的的过程，来自于基督教的末世论。洛维特如此定义“历史哲学”:“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了起来”。［1］(P4)他指出了伏尔泰没有明确的地方，即历史必须与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基督教末世论设定历史是走向末日审判这个目标，一切历史材料都以这个戏剧为中心。上帝是导演，人类是演员。在导演的指导下，演员领会导演的意图，却又表演各异。基督教末世论勾画了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时间成为一个线性的过程。同时，在终点之处将有审判，将有一个完善的新天新地出现。基督教末世论蕴含的终极意义与线性的时间观成为历史哲学的中心问题。
一
当讲到西方思想的时候，自然会追溯到希腊文化与基督教这两个源头。而在历史哲学这个问题上，希腊文化却恰恰构成一个对照。希腊思想将宇宙视为和谐，历史运动就是一个循环，没有起点，没有终结，没有“历史完成”的意识，它处于永恒的循环往复之中。对于希腊人而言，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可以注意到，没有一位希腊的哲学家把历史看得过重。对于人的命运，希腊人是一种古典式的服从。可以说，历史的思想是从犹太人那里引入的。［2］
一部《旧约》书写了犹太人的起点与未来，它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家谱，实际上揭示的是犹太人个人、民族与历史的时间节奏。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在苦难中，不是对命运的服从，而是不断地在偏离上帝与回归上帝中循环。在《创世纪》中，以诺是walkwithGod(《旧约•创世纪》5∶22)，亚伯拉罕是walkbeforeGod(《旧约•创世纪》5∶24)，雅各与神角力，而不是亦步亦趋的followGod(《旧约•创世纪》17∶1)。与神与人较力，点明了以色列民族的特征，尤其是前者是以色列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1946年，在现代以色列建国之前，德籍犹太裔的论文家与诗人萨斯门(MargareteSusman)将约伯作为犹太民族的模型，把他们看作代表人类继续与神争辩的代表。萨斯门认为如今的以色列只顾“与人较力”，并且获得巨大成功。虽然他们理当如此，然而却使以色列民族陷入严重的危险。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真正的命运乃在于与神较力，这是萨斯门对以色列民族的反思。［3］(P238)因为有神的痕迹，所以在历史中不是绝望，而是带有盼望，等待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临的弥赛亚将要亲自参与到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完成上帝赋予的伟大使命。这使犹太人思想具有一种历史感与紧迫感，弥赛亚主义作为一种未来承诺成为历史哲学重要的宗教来源。洛维特的阐释重在基督教末世论这方面，因为弥赛怀或者乌托邦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出现过，但是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却是之前未有过的，而这种线性的时间观是历史哲学的中心。
在洛维特的书中，他以倒叙的方式分析基督教的救赎历史如何转变为世界历史。早期教父如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二分，上帝之城才是真正的归属。历史本身没有趣味和意义，世俗的历史对于信仰来说也没有直接的助益，因为信仰突破了一切历史的发展和危机。［1］(P198)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奥古斯丁的历史观成为主导思想。到12世纪，约阿西姆(Joachim，1131－1202)开创灵修社团运动，否定罗马教会。通过对《启示录》的重新诠释，把历史看成是世界历史中的救赎历史。上帝的救赎需要在世俗历史的时间内部完成。这样，世俗历史便具有了正当性与神圣性。这一转变导向宗教的俗化，但他没有料到，宗教俗化将会转向世界的世俗化。［1］(P176、198)
《启示录》中的末世论使历史奔向最终的救赎，而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历史也被时间化。18世纪的维柯(Vico，1668－1744)第一次从天意出发，以经验的方式构思人类的历史，他把历史理解为一个由人创造的历史。历史既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循环的。神虽然主宰着历史，但是神不再干预历史，人能够在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维柯这里，历史有一个半基督教式的复归，其目的是通过人类社会本性的再生来“教育”乃至“治愈”人类。［1］(P137、161)基督教内部强调个人心灵与上帝的私密关系，个人的选择与自由非常重要，它是近代人文主义的宗教渊源，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是落在信仰上，而人文主义逐渐将人神化。在学术史上，维柯是历史哲学的真正奠基人。
在马克思这里，他清算了过去的哲学与信仰，书写唯物主义的历史。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仍然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弥赛亚主义的变形。洛维特认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历史程序，是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写照，即历史是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1］(P53)马克思宣称这是一种科学的发现，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将世俗性与神圣性、科学与理想集合在历史当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19世纪，线性的时间观与进步观相结合。进步观对时间采取一种虚妄的态度，它凭借过去和现在把未来加以神化。被分割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意味着现在与未来比过去进步，未来比过去、现在更重要，历史是指向未来的，甚至进步本身成为一种信仰。同时，历史的最终实现是要通过不同阶段来实现的。
二
洛维特论述救赎历史与世俗历史的关系，源于对现代社会“人类开始在希望中受难”的苦楚的反思。尽管世界历史来源于基督教，但是它却背离了基督教。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个人的盼望乃在于与上帝同在的永恒盼望。确切地说，世界只是人的客旅之所，历史也是暂时的。然而，世俗化的世界历史将彼岸的盼望变为对未来的信仰，甚至是对历史的信仰。在历史的进程中，种种灾难，包括希特勒，都是在高举信仰的旗帜下发生的。最值得反思的，不是说可以阻止灾难再次发生，而是它有一套解释逻辑，认为灾难只是历史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把它变为可以被坦然接受的事实。正如信仰不会因为发生与信仰相悖的事情而发生动摇，因为现实既不能论证它，也不能它。同样，世界历史的进步信仰模式也不会因为从法国大革命至希特勒的恐怖而消除。因此，洛维特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对历史的认识。如果不改变对历史的信仰，不改变对未来的信心，在希望中受难在未来仍将不可避免。洛维特在二战期间的回忆录的后记中写道，读者常常误解他的《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4］他不仅要揭示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而且想要表达希腊的永恒复归的宇宙观是现代世界历史的一剂良药。如果紧紧盯住历史，盯住那有限的世界，只在进步的时间中生活，人类是无法走出“上帝死后”的虚无主义，无法医治“人类开始在希望中受难”的创伤。
洛维特的研究除了发现救赎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还试图提醒人们“历史有意义”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它存在其他的选项，如希腊思想，历史是运动的重复，是面向过去而非未来。如东方思想，印度教、佛教也将历史放在一个不重要的地位，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不真实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将眼光转向东方，来回应西方的没落。保罗•蒂利希(PaulTillich)以新教立场阐述自己的神学思想，认为上帝才是真正的“终极关怀”，但是到晚年，他发现印度教、佛教、儒家等东方思想也有终极关怀，于是打算重写他的《系统神学》;赫尔曼•黑塞(HermannHesse)对东方思想也是情有独钟，最后一本小说《玻璃球游戏》里有很多关于老子的东西;洛维特在二战期间流亡日本，由于笔者阅读所限，不知道后期的写作中是否有影响;约翰•希克(JohnHick)作为宗教多元论的提出者，古稀之年还在补中国古典的课。对笔者而言，这个阅读经验非常重要。因为开始换一种眼光重新看待历史本身。
三
从微观上讲，这也是对德国历史主义的反思。18世纪末，德国历史主义的出现是对启蒙运动的普适性价值的反思，并与浪漫主义合流。从路德派衍发而来的虔敬派，其非理性、个人化、独特性等特点都对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有影响。以赫尔德为转捩点，前期的历史主义是对理性主义和法国式专制的警惕，它充分肯定各民族都有其文化价值，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精神，日耳曼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高，法国人也不比德国人优秀。后期历史主义却转向与国家主义结合，国家理性至上，并最后发展成为一种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此时，便具有一种排外性，甚至侵略性。伊格尔斯等许多学者认为“历史主义”与纳粹上台、威权主义的确立密切相关。［5］果然，极权主义不仅对进步的历史目的论构成反思，也对历史主义构成反思。沟口雄三曾经分析为什么近代中国倾向民族主义，日本倾向国家主义，他的理由便是国家主义的最高权威是天皇或国家，这符合日本的思想，而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具有世界主义的成分，中国从古代到晚清、五四，都有很强的世界主义精神，因此较倾向有世界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6］(P50)这样看起来，似乎还挺有道理，但是民族主义的包容性或排外性必须取决于它与什么思想结合。当然，德国历史主义的悍将梅尼克并不认为法西斯与德国历史文化有什么瓜葛，它认为法西斯的出现完全是偶然性的事件。［7］(P6)无论历史主义是否与极权主义相关，但19世纪末开始，历史主义已经面临相对主义的危机。
雅斯贝尔斯写作《历史的目的与起源》也重在批评历史主义的狭隘，他认为存在一种普适性的东西，轴心时代的提出便是对历史主义的挑战。在轴心时代，东西方文化都得到发展，并表现出一些类似的特征，如哲学的发展、人的觉醒等。然而，洛维特与上面都不同，他有点釜底抽薪的味道，历史主义也罢，普遍原理也罢，仍然是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兜圈圈。于是，他直入世界历史的前提，挑战历史与时间这两个核心。当然，这并非洛维特的独创，尼采一直都是洛维特的重要思想来源。总的来说，20世纪对“历史主义”的探讨和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的阐述，直接源于对极权主义的反思。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4
在历史学习的长河中，无论社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时间的顺序可以把他们连载一起，“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按一定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①所以要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务的变迁，就必须将这种变迁置于一种时间框架之中。要了解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经过，探究某一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离开了时间就会显得杂乱无章。初中学生刚刚接触历史这门学科，学生对于“历史”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而对于历史要素的认识学习就首先应从时间上去学习认识，只有把握住时间的脉搏，才能进一步掌握好其他要素。
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具体的人物和特定的地理环境，同时也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就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抽出时间因素，便无从考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内在联系，也就无从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发现它的发展规律。
现行《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明确要求学生要“形成正确的历史时间概念，掌握正确计算历史年代，识别和使用历史图表等基本能力”。而对于时间的掌握，或者对时序思维技能的重要性的认识，著名历史学教授赵亚夫先生也有过论述：“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等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某种时间的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因素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②”。由此可见，对于时间观念，计算历史年代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了。而在教学过程中，本人发现学生对于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近现代的划分、世纪的认识等普遍分辨不清。即使初三毕业班的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掌握不好，而中考历史虽然不考具体的年代时间，但也十分重视对学生历史时间概念的考查，如让学生排列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判断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阶段特征，依据时间定位发生的中外重大事件等，都会涉及到时间问题。实践表明，初中历史教学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重视这一基本能力的培养。
首先，要让学生明确掌握具体的时间。只有掌握了具体的时间，才能记住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记住事件发生的历史意义。如中国近代史上某些特定的时间，像1919年5月4日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标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等等。
这类记住具体时间的比较多，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像刚才两点都是的，而世界历史上的要少些。这些要准确记住历史年代的重大事件，一定要牢牢记住，把握其历史意义。
其次，有些时间可以记住大概的时期，明确这一时期的阶段特征；或者知道一些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如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南北战争，要知道这是19世纪中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一些国家为摆脱危机和解决内部矛盾，适应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掀起了一场国家体制改革和革命的狂潮，使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迅速发展，要能够明确这是在19世纪中期发生的重大事件，是近代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事件，比如二战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德军突袭波兰、日军突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雅尔塔会议等重大事件，要能知道发生的前后顺序，不必记住准确的时间，而且经常会考。这类问题要能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或者发生发展的规律等，就比较容易处理此类问题了。
再次，对于一些年代的换算要会计算，掌握公元前公元后历史年代的不同，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之间的换算，分清世纪初、世纪中期、世纪末等几个概念。例如公元前21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哪个早，学生初次接触，很多同学不懂，教师就结合数学上的正负数来讲，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就能够掌握的较快了。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换算，只要记住中间的参数是1911，这样就容易解决了。还有学生在处理世纪与具体年代的变化时，有时不注意，或者记住具体年代而不去想世纪，导致出现问题。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制是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法国大革命开始是1789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1775年，学生往往注意不到这是17到18世纪是发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都需要教师提示，以后要注意此类问题。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5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范文6
作为这样的历史事件，为了能够成为被反映的客体，就必须对其用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进行描述，随后的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或解释，都只是对最初所描述出来的历史事件的一种分析和解释。而不管是逻辑性的推理还是叙事性的描述都是语言的凝聚、象征以及两度修改后的文本产生过程中的产物。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历史本质上是一个文本。这种文体是经过整理加工后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产物，其内在的本质结构实际上是融合了当代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具有历史寓意的一种话语结构。怀特指出，历史一直存在于历史文本中，历史的书写方式具有多样化，但是叙事一直是历史文本形成的中心模式，同时也是历史书写最重要的方法。传统的历史再现和反映论，追求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和必然律的纯粹的对历史的解释，本质上属于历史编纂学范畴。这种历史被看作为一种“文化体系”，而处于这个体系之外的社会制度和实践，都被视为其本身的功能。因此，传统的以逻辑推理和历史必然律为核心的历史再现式书写，将当代人的历史审美体验过程转化为了被动接受的阅读过程，造成了当代人阐释历史主动性的一种沦丧，而缺少了当代人的精神对话的历史文本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任何历史事件都首先需要经过语言的描述才能够对其进行解释，因而就决定了历史书写必须要包含一种内在的诗性语言结构，并且能够充当一种未经批判就能被大众接受的模式，这就是怀特所谓的“诗构”。历史文本，尤其是以叙事为主的文本，其所包含的内在的语言结构内容，在本质上是诗性的，特别是语言上的诗性。在几乎所有解释历史的文本中，这种范式所扮演的是一种“元史学”要素的角色，要比一般的报告性文本和资料更易理解。美国的托尼•莫里森作为第一位黑人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黑人作家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品《宠儿》通常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文本。
新历史主义叙事下的中国新世纪初文学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开始引进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1988 年，王逢振在其著作《近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首次介绍了新历史主义，并将其纳入西方文论研究范畴。随后，韩加明、杨正润、赵一凡等进一步对新历史主义谱系加以介绍和研究，盛宁、程巍等也开始翻译引进有关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文章，1993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京媛翻译和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标志着新历史主义正式被引入中国。虽然，前期的引入理论还非常有限，但是依然掀起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新历史主义研究高潮。随后开始进入发展缓慢期，直至新世纪初期，才开始有所回升。张进成为了新世纪新历史主义研究的领军者，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新历史主义的文章与著作，2004 年，《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正式出版，详细研究和探讨了西方新历史主义和我国本土新历史主义，可以说，开启了新历史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先河，包括赵一凡、王岳川等前辈学者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加入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阵营。国外新历史主义与国内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之间是彼此策应，相互推动的。一些作家，如莫言、李锐、李洱、格非等人，如在创作中，自然地运用了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新历史主义的叙事下，我国新世纪初文学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特征:首先，浅层次的平面现实描写。新世纪初文学剔除了传统文本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历史在文本中成为了一个非常空洞的能指，彻底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中的严肃性和庄重性。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社会欲望的随意书写，历史人物形象也开始了凡俗化，与现实中的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一切的历史描写都源于当下现实。重大的严肃的历史事件被平面化为浅层次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明显的阶级身份标签被消解。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从第一次西门闹转世后的西门驴的角度出发，对农村合作社时期，农民入社与单干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描写。与传统历史叙事中，刻意弘扬农民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有意丑化单干的顽固分子不同，莫言的《生死疲劳》中，不再像传统叙事中将单干户刻画为生活作风、道德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将其塑造为正面人物，《生死疲劳》里的蓝脸是那样的憨厚、朴实、可爱，对人畜都关怀备至，比如他坚持不把西门驴变成阉驴，在西门驴被打折腿后，蓝颜还为其四处讨药，甚至为其做了假肢，将驴视为亲兄弟般。其次，偶然性的历史叙事。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生于过去，客观存在的事实，体现着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规律，而历史文本恰好是这种历史观的稳定阐释，历史的真实成为了历史叙事的基础和背景，所以在，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偶然性事件被视为一种不稳定因素而遭到忽视。而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却抛却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从更加全面的视角去实现历史叙事的多样化，叙事重心开始转向偶然性事件的历史作用的阐释。比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小说由旺财收到刘兰亭发送的“水电报”开始，可以说，由偶然性导致的突变贯穿整个小说: 桐江知府由于偶然性的疏忽而被革命党人炸死; 欧阳朗云在行刺时偶然性留下的伤口，成为了时候被通缉的线索; 而正式因为这一偶然性的刺杀行为，岳天义才率领袍哥起义等等，可以说，偶然性主宰着整个小说的历史叙事。种种纷繁线索，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不禁令读者思考这一切到底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最后，个人主观想象性叙述。在对传统的宏大的历史叙事失去兴趣后，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开始将叙事重点转移到正史以外的周边资源，从侧面挖掘历史价值，这就是已经被证实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虚构性，但是同文学的虚构性有所不同，历史虚构并非作家随意的编造，而是以客观存在的过去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加以适当的文本化。比如李锐的《银城故事》就是作者用自身的生命体验去还原那些被掩藏的原生态历史。历史已经不再是传统概念中只见于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人们对那些文献已经失去了信心，需要用新的途径去发现和挖掘历史，彻底打通历史与现实之间隔膜，即便是凤毛麟角，冰山一隅，无需惊讶，这样的历史比传统的历史更加震撼人心。新世纪初文学的历史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个人化的历史，带有极其鲜明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包括零散、浅层化以及破碎等。这是一种反抗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历史，具有一种主观化想象性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