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非遗文化方案范文1
我市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狠抓落实。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多方争取支持，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先后多次召开相关工作会议，明确各部门各科室的职能及相关责任人职责分工。二是完善和健全相关组织，2005年我市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及专家委员会，2013年8月，鉴于人员变动和工作分工调整，重新调整了组成人员，分别由市文化局一把手局长任组长，分管社文工作的副局长担任副组长、主任，积极向上争取，落实专项经费、调整充实了三名新同志，加强人员力量匹配、所需器材设备得到有效保障。三是精心谋划、科学制订普查工作方案。今年以来，我市先后多次组织部级专家、学者座谈、论证，多方召开协调会、论证会，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确定首选普查、申报的重点对象及范围。四是加强培训，专题布置。举办文化站长及普查骨干培训班，提高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同时针对部分乡镇、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专题讲解、培训、指导。
二、突出重点、点面结合、全力推进，深入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一是抓好重点非遗项目的普查、申报工作。在去年完成溱潼会船、溱潼砖雕、淤溪面塑、滚莲湘等普查、申报工作的基础上，今年5月之前，我们重点抓好了溱潼鱼饼虾球技艺、白米糖塑、邓氏脾症、蒋垛许氏伤科项目的整理上报，申报市第二批非遗名录。通过深入民间走访以及组织人员到基层挖掘、收集素材，辅导、指导基层文化站工作人员帮助完善资料、装订档案等工作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基础台帐资料。二是邀请专家、学者会审，指出存在不足，明确努力整改方向，完善补充方案。今年我们借助溱潼会船已成功申报为部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扩展名录的契机，专题就溱潼会船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就如何放大“溱潼会船”效应组织了研讨，结合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日在电台、《新闻》报纸大幅度，大力度进行了宣传报道，引起强烈反响，也达到了教化民众、引起重视的目的。央视4套《走遍中国》栏目，专题播放了“溱潼会船”，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非遗项目的重大影响。三是查用结合，发挥普查效用。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开展各项非遗普查与保护成果展示活动，让人们认知历史，认知非遗保护利用价值，先后组织全市民间艺人绝活现场制作、展示、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民间美术作品展以及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图片展、农民歌会等活动;同时，精心创作了溱湖旅游文化丛书、出刊了三水文化丛书《人文三水》、《物华三水》、《诗画三水》三本重要刊物，组建了市散文学会，将我市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精心采风，创作了“窑工号子”，“筛花生号子”等，打出了“滚莲湘”、淤溪“牵驴花鼓”的品牌，今年，我们还组织了农民歌会民歌大赛，组织参加了市原生态文化农民演唱会活动，让非遗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创新应用，并在市电视台开辟“三水文化”讲坛，今年以来，我局已就“三水文化”、“溱潼会船”、“走近天目山西周古城遗址文化”进行了三期讲坛，先后两批公布了市第一批、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而使得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得以传承光大。
三、整体推进、有机交融，全方位普查，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范文2
首先是征集工作。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拥有者和保管者身上。征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个环节。由于年代久远，水书、山林契约的创造者们已基本不在人世，因此拥有者和保管者自然成了他们征集工作的重点。至2005年年底。荔波县档案馆已从民间征集到水书原件近万册：锦屏县档案馆从民间征集山林契约档案近2万余件。而每一本水书、每一件契约背后。都有感人的故事。由于资金匮乏，没有征集经费，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靠着对事业的赤诚、对工作的责任，乘乡间客车，甚至步行去开展征集工作。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些女同志，要和男同志一样进山走访山民、农户。而且征集对象的思想工作也不好做。跑一趟、两趟不行，就跑三趟、四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档案人的辛勤工作终于化作农户、山民们向国家捐献祖传珍藏的自觉行动。
其次是整理破译工作，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传承者身上。这些传承者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绝技的掌握者。这些人一般年事已高，垂垂老矣。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所说：“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从某种意义上说，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比如对水书，就是要抢救保护能够破译水书的“水书先生”。荔波县档案馆经费十分紧张，却请来了七位德高望重的“水书先生”进行整理分类。并培养年轻接班人。
再次是开发利用工作，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在研究者身上。随着山林契约档案的大量发现，随着水书人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这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对此，贵州的同行们以档案人特有的质朴、真诚接待了他们，为他们的研究提供种种方便。锦屏县档案馆从2002年以来先后接待了10多批前来考察山林契约的专家教授。在合作过程中，贵州档案人有着清醒的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离不开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科学的指导，但有三条原则必须坚持：一是各级干部群众包括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教授们，不得私自流转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二是已经进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属于国家所有，向国内外的单位或个人赠送、交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复制件，必须经省级以上主管机关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三是合作编辑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编研成果的版权属于原拥有者、保管者和档案馆共同所有，而利用这些档案文献撰写的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的著作权则可属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所有。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范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合肥；保护；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99-03
安徽省合肥市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包括“传统戏剧、民间美术、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以及典籍精粹各大门类近30种”[1]，其中，庐剧、门歌、庐州大鼓、山庙会等多项入选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很强的地域性，非遗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研究就更为全面。合肥市非遗在全省乃至全国并不算十分突出，学者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基本以几个典型的非遗项目为主。
一、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合肥卷》一书的统计，全市普查成果共计12类238项。现有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项目，部级2项、省级6项、市级9项。有部级传承人1人，省级3人[2]。
合肥市非遗的各门类分布比例是：民间文学36.6%，民间音乐9.3%，民间舞蹈12.6%，戏曲1.8%，曲艺6%，民间美术10.7%，民间手工技艺8%，消费习俗8.4%，人生礼俗0.4%，民间信仰4.2%，民间知识1%，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0.4%[3]。其中，以民间文学、民间舞蹈和民间美术占主要地位。
二、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现状及问题
通过普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汇编》的编写，再按照门类和发展态势的不同，我们可以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以下分类和初步结论。
（一）民间文学类
主要有故事、传说、谚语等形式，在合肥市非遗中占最重要地位。民间文学的传播面较广，形式大部分为口述方式流传[4]，也有一些政府干部、文化工好者、民间人士有意的进行搜集整理。
通过普查，这些民间文学被记录在案，经过有效整合可以编辑成民间文学作品出版，供人们阅读、研究，从而可以长期保存。这一类遗存，只要被收录在案，便不存在传承不下去的问题。不过由于环境演变、方言复杂等因素，很多已湮灭，无法考证和记录，也就无法扩充新内容[5]。
（二）民间舞蹈，民间杂技和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类
民间舞蹈主要有生活习俗舞蹈、生产习俗舞蹈、岁时节令舞蹈；传统杂技、体育类主要是肥东地区的蹴球。这三类非遗，在地方举办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节庆活动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政府对传统文化重视起来，传统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被定为法定假日，为这些非遗活动创造了展示的平台，广受民众的欢迎与喜爱，因而前景比较乐观。
不过，这三类项目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群众日常锻炼需要或迎合旅游市场的综合开发而复兴的[6]。某项非遗其本身的初始形态和精神内涵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是否已经偏离了它的原态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娱乐活动、人们在进行相关活动的同时是否淡化了对非遗的认知等问题还有待思考。
（三）消费习俗与民间信仰类
消费习俗主要体现在饮食上；民间信仰则以庙会为主。这两类非遗，尤其是前者，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得到了有力的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本身符合大众消费方向。目前，国内餐饮市场发展迅速，一些地方特色的饮食，通过商品化、品牌化的加工与包装，开拓出自己的市场，逐步打造自己的品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给消费者带来新鲜与满足。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使自己逐步成为地方特色的代表，在大众心中形成认同感甚至自豪感，从而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给非遗本身加以充实，达到了综合开发与保护非遗的目的。后文将举个案详细描述。
（四）民间美术类
民间美术主要以工艺、雕刻为主，可以在博物馆、收藏馆等得到帮助。有学者提出“博物馆保护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行的，因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强的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博物馆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博物馆可按照自身的职能，对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藏、展览和研究。”[7]比如，在安徽省博物馆就展出过铁画。另外，如同民间文学类非遗，可以通过出版发行来传播成果。
（五）民间音乐，戏曲与曲艺类
民间音乐以口头传唱的一些民歌小调居多，还有一些节庆、仪式的乐曲；戏曲以庐剧为主；曲艺以门歌、大鼓为主。
在全球化下的互联网新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娱乐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内容丰富多彩，可选择性高。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各种娱乐节目、网络游戏、酒吧、KTV等，给处于高压生活下的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减压方式，其简单、高效，能跟的上快节奏生活频率的特点迎合了大众需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这三类非遗的传承情况并不十分乐观，面临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听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一代没有兴趣了解、不愿意学。这类非遗目前只在部分农村有一定市场，而由于这些地区普遍较为贫困，年轻人外出打工较多，投入时间多、收益少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紧缺[8]。非遗传承与保护受到了空前的打击，甚至引发了这些非遗的留存问题的争论。
（六）民间手工技艺与民间知识类
民间手工技艺主要有装帧、编制扎制等；民间知识仅有5项，如药王庙中医诊法、无借助算万年历等。这两类非遗，在与民间传统活动挂钩的时候，往往依然能够发挥一些作用，比如举行祭祀活动，一些地区还会有扎纸人、纸房等物品的风俗。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传统的手工艺、已经不需要再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人们有了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就好比发明了电灯后，蜡烛的使用率就大大降低了。比如，现代西医诊断方式已经基本占据主要地位，中医诊法不仅缺乏人才，很多资料也因为年代久远而消失。
综上，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和存在问题。在合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同类型的非遗所面临的发展前景相差很大，有时候，同一类别的非遗项目发展境况也不一样，甚至是同一地区同一类别的非遗项目发展前途也不一样。因为性质的不同、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差异，影响着某项非遗本身的发展空间和方向。这里的“空间、方向”直接取决于人们的接受程度，它是否能满足当前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是否符合大众的需要，直接决定了它的发展前途。
三、案例研究
除了非遗本身的性质促成了其发展差异，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对不同类别的非遗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同时，市场化对每一项非遗也可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这里，以下塘烧饼、庐州烤鸭两项非遗为例来简单谈谈结合产业化运作，合肥市非遗保护的发展情况。
（一）下塘烧饼
1.来源与内容
下塘烧饼属于消费习俗中的饮食类。它的起源很早，相传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途径下塘，老百姓献上烧饼，赵匡胤吃后赞不绝口，而后名传天下。清朝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间，曾国藩派兵驻扎下塘集。由于军队行军打仗急需干粮，烧饼师傅争先恐后的在烧饼的配料和烤制工艺上下功夫，以招揽更多的生意，因而烧饼的质量不断提高，色、香、味俱佳。后来湘军屡吃败仗，引得人们戏说湘军“只顾紧吃烧饼，哪管战事吃紧。”此语虽属笑谈，但下塘烧饼却因此名声大增[9]。
下塘烧饼的美味在于其独特的制法：“干葱老姜陈猪油，牛头锅制反手炉，面到筋是还要揉，快贴快铲不滴油。”下塘集被誉为“烧饼之乡”。当地人民还有制作烧饼园子的习俗，把烧饼作为礼品馈赠亲友[10]。
改革开放后，下塘烧饼开始向外地发展起来，不过此时还是以街边叫卖、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店铺为主。
2.发展
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的是下塘烧饼现如今的飞跃式发展。安徽省中华餐饮老字号同庆楼集团，已于2011年成功注册“下塘集”商标，对下塘烧饼进行了包装整合，将制饼手艺人请到公司，将传统的制作烧饼的吊炉搬进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万达广场。从此，下塘烧饼登上了大雅之堂，名声快速传扬，铺前买烧饼的长龙成为万达广场的一道靓丽风景。同庆楼集团此举无疑在对传统饮食的保护、传承和推广上作了巨大贡献。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同庆楼集团不仅仅局限于开发下塘烧饼本身，更是推出了下塘集酒楼等多种业态，使“下塘集”真正实现了品牌化的发展。同庆楼集团将在合肥天鹅湖万达广场推出全国首家地理美食主题餐厅――下塘集大酒店，以合肥及环巢湖地区的乡镇传奇美食为主题，聘请当地有名的厨师，主理各地特色名菜。
3.问题
尽管下塘烧饼目前的发展态势较好，但依然存在问题。我们收集了部分群众对下塘烧饼的评价，主要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下塘烧饼口味不错，有特色”；另一种是“感觉和街边烧饼没什么区别，4元一个还挺贵，没有传说中的好吃”。因此可以看出，部分群众对烧饼的口碑产生怀疑，正是在产业化运作下过分追求利益和宣传而忽略品质的结果。
（二）庐州烤鸭
1.来源与内容
庐州烤鸭属于消费习俗中的饮食类。它原系宫廷御膳美食，明朝时流入豪门至民间。该产品选料严谨，加工考究，香气浓郁、皮酥肉嫩、咸淡适宜、肥而不腻、味道鲜美。合肥庐州烤鸭店的前身是解放前一家名为“吴鸿发”的私人中餐馆，后改为“大众早点店”，当年他们使用一种特制大缸制作“吊炉烤鸭”。1984年，合肥市政府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就包括对“大众早点店”的改造，引入了北京全聚德烤鸭技术。庐州烤鸭店将鸭子改为巢湖、肥东、肥西等地所产的小麻鸭，区别于北京烤鸭的肥腻，逐渐获得了合肥大众的认可[11]。
2.发展
1983年，庐州烤鸭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1987年分别荣获安徽省和商业部优质产品称号，庐州烤鸭店曾获“中华老字号”、“中华餐饮名店”的称号[12]。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庐州烤鸭店已经在合肥乃至全省人民心目中形成了高“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三高”效应。
3.问题
然而，庐州烤鸭店近年来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给本身的发展和庐州烤鸭的推广带来了阻碍。问题包括：有群众爆料庐州烤鸭店出售过变质发臭的烤鸭、使用地沟油，食品质量令人堪忧，并且有市民反映店员的服务态度恶劣、店内环境卫生较差、烤鸭不如从前好吃，很多人去庐州烤鸭店仅愿意购买小食而不点烤鸭。这些问题使该店的口碑在一段时期内迅速下降，庐州烤鸭的声誉也大打折扣。
四、结论
综合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对合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出小结并提出一些问题。
（一）人们返璞归真的理念与消费观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创造了机遇
2012年，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风靡全国，在国内刮起一阵饮食潮流。其实，该片的走红不仅在于朴实的记录了各地美味饮食，更是传达出的一种浓浓的中国特色的家乡情节，一种追求本味、寻找本真、回归本我的情怀，唤起了对中国最朴实善良的劳动人民的敬意。
事实上，这种返璞归真的理念在此纪录片走红之前就已经流行于市场。以餐饮业为例，人们出门消费喜欢选择绿色健康食品；城市人在周末喜欢去城市周边体味农家乐。从餐饮业扩展到其他方面，人们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偏爱讲究“原汁原味”，传统节日也相继定为法定假日。这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回归与宣传带来了契机。被冠以“非遗”头衔的产品更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追捧。例如紫蓬山庙会，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假期娱乐需求，还有长丰草莓、吴山贡鹅等等，具有成功的共性
（二）在快速推进非遗发展的同时，要注重保证非遗项目的原态
我们要密切关注怎样保证非遗项目的内容与精神原汁原味、不被弱化，非遗项目在被商业化包装之后还能否保持原始风味、是否因为市场竞争下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能保质保量等等都值得思考。
另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心境愈发浮躁，日常生活中只需要轻松简单的满足感来缓解压力，繁杂的回归传统的过程有时并不一定迎合群众的心态。比如近年来通俗易懂的网络歌曲走红于民间，而像庐剧、门歌这类非遗项目，流行面却非常狭窄，值得深思；舞龙舞狮等民间舞蹈、杂技，在各类民间节庆互动中如何保证不是仅走形式，而是能够调动起人们的情感、达到精神上的互动，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三）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度发展
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要把非遗放在一个动态的空间里才能保证它的生命力。而创造、维持非遗发展的空间，需要非遗保护工作不断的进行纵深探索。
比如提倡合肥市公交站名沿用老地名的做法，应做到让这些标志不仅被人们所“识”而更被人们所“知”。我们可以相应减少公交站广告牌的占用空间，在站牌处开辟该站名传说的宣传栏，让市民在等待公交车的闲暇过程中增进对其由来的了解。同样，对很多民间文学、绘画、戏剧、曲艺、传统手工技艺及作品等非遗项目，我们并不能只是简单的进行普查、记录，然后放进档案馆束之高阁。怎样向社会普及、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愿意主动了解自己的文化、传承自己的文化，是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范文4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在扶贫开发中的价值
1、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经济价值
在贫困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产业支柱，没有产业支撑，就没有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贫困地区为了脱贫，在产业布局上大多集中发展第一、二产业，不注重第三产业，他们都希望通过大资金、大项目的带动实现脱贫收益的最大化，脱贫时间的最短化、脱贫成绩的外在化。然而这些产业要么是与原有的经济基础契合度不高，导致引进的企业水土不服，要么是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生存和后续发展受到制约。这种产业布局不仅不能使当地百姓脱贫，还存在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在贫困地区经济产业发展日益趋同的情况下，开发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绿色健康的产业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历史留传下来的非遗档案也不少，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和利用，能带动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能带动以传统民俗文化为核心消费内容的特色旅游业发展。比如，位于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力发展特色民俗旅游，2015年全年接待游客3700.5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9.4%，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49.72亿元，增长24.9%。湖北省2015年旅游发展评价报告，恩施州旅游发展指数为76.8分，高出全省平均水平5.6分，居全省第4位。
2、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文化价值
贫困地区在扶贫开发中，往往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不注重其内在蕴涵的历史文化价值，而后者的开发价值更大，更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在于文化传承。人们想看、想了解的是那些正在消失的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传统手工艺技能等。在民俗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传统文化体验、民族风情歌舞表演、传统手工食品品尝是最为吸引游客的地方。
不少贫困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其历史遗留下来的非遗档案都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挖掘和整理好非遗档案的文化价值有助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当地百姓脱贫。部级贫困县利川市就借助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利川灯歌大打文化旅游牌，近年来在旅游扶贫上取得巨大成就。根据土家儿女种瓜调改编而来的民歌《龙船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为世界25首优秀民歌之一。利川依托这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旅游平台，加快旅游产业发展，不仅龙船水乡景区主推灯歌表演，国家地质公园腾龙洞也利用灯歌开发激光表演秀。仅2014年一年，利川市接待游客59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2亿元。
3、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信息价值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价值要远大于传统资源的价值，信息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已然成为第一推动力，谁掌握了信息资源，谁就掌握了核心要素。在贫困地区，不是没有资源，而是缺乏开发资源的资金和技术，而这些资金和技术掌握在其他地区的人手里，需要通过信息和信息共享把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引入进来，通过产业升级或产品开发的形式搞活当地经济，从而实现附加值的提升，助推当地百姓脱贫。
在扶贫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它能促进当地百姓的增收致富，能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在“互联网+”的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这种传统的产品营销方式已经过时，网络营销，移动信息推送等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推介方式正在兴起。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借助网络媒介进行开发和利用，也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深度的挖掘，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宣传推广，从而吸引外面的资金和技术进行包装、开发、促销，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群众的脱贫致富。比如，部级贫困县重庆武隆就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品推介，营销人员主动出击，利用微信等媒介及时掌握行业动态，成功吸引《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剧组。营销人员告诉剧组川江号子这项民俗的起源及精髓，通过号子里面孕育的合作精神来契合这档亲子节目。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江号子不仅深受剧组人员喜爱，也受到游客的追捧，吸引了很多亲子游的旅客，从而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在扶贫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
1、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抢救和发掘
对于贫困地区来说，没有什么比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帮助百姓脱贫致富更直接，更有效。与其他投资、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产业更绿色、更环保、更健康。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也对民俗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需求，他们渴望了解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这也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催生了民俗旅游。因此，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发掘就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就不会吸引游客，也不会带动旅游扶贫，增加贫困地区百姓的收入。
在贫困边远地区，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比如民歌、民俗、民族服饰、手工技能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当地群众大量外迁，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和保护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缺乏传承人面临失传的危险，要么历史资料残存不全影响考证，在当下急需对档案进行抢救和发掘。在对非遗档案的救和发掘中，首先是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投入，因为投资者不会在非物资文化遗产内容的前期整理和保护中投入资金，这需要有关部门本着为地方、为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做好此项公益活动。其次，需要专家学者加大学术研究力度，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挖掘贫困地区的民俗文化，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带动经济的发展。另外，还需要部门工作人员或当地的民俗学者发扬奉献精神认真做好非遗档案的抢救和发掘，非遗档案大多散落民间，无论是田野调查还是资料收集都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得到回报，只有辛苦的工作才能为当地百姓的脱贫致富提供机会。
2、搞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和利用
档案本身是静止无意识的，只有开发好、利用好才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在扶贫开发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必须要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否则不能带来经济效益，也不能使百姓脱贫致富。
在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内容的深加工。只有能成为精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才能吸引游客，才能吸引投资者。在各个贫困地区都在做民俗文化旅游的环境下，很多地方存在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相似，没有区分度，只有成为特色中的特色才能胜出。第二，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次开发。仅仅从非遗档案中提取精华内容形成产品是不具备核心竞争力的，还需要与贫困地区具有独特风貌和悠久历史价值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相结合，形成品牌优势，做到多方的互联互通才能打开市场，才能让百姓借助非遗这个平台脱贫致富。第三，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质升档。贫困地区要充分挖掘非遗档案的内涵，整理出高质量的成果，积极争取进入省级、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形成宣传和竞争上的优势，助推经济发展。
3、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信息化建设
在大数据、自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能再躺在档案馆、博物馆里，必须主动出击，主动推介。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信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第一要素。非遗档案过去那种靠原始的手工记录方式将面临淘汰，只要给非遗档案注入信息的元素才能获得重生。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范文5
关键词：非遗 中国记忆 传统元素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一、申遗唤醒中国记忆
我国的申遗工作走过一条艰辛而辉煌的道路。经过22年的申遗，我国已有38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27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稳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遗产的保护、监测、管理、利用等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37年前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充分尊重遗产所在国的前提下，承认这些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并通过国际社会的多方面的合作使之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世界遗产为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遗产保护有了生动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1985年春天，侯仁之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我国应“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同年11月，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推动了中国的世界遗产走向世界。
1987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同年12月11日，在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的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迈出了我国世界遗产事业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的新步伐。然而，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这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当天，只有《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出文物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是“加强保护，改善管理，搞好改革，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这天及其后数月，国内各大媒体对中国首次申遗成功都未进行报道。直到10年之后的1998年5月25日，才报道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6项遗产的“世界遗产证书”“中国世界遗产标牌”的颁发仪式。两年后，首次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全面展开。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申遗热，提交到国家文物局的文化遗产项目达到129个，还不包括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跨省项目。然而申报工作却遭遇限额“瓶颈”，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做出决定：全世界每年人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尽管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个（最终通过的不足40%），但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仍然狭窄而拥挤。这使得中国“申遗”高歌猛进的态势戛然而止，后备大军不得不在独木桥前耐心等待。
在强大申遗热潮中，政府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中国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完善。2006年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这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用以保护日渐消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自己的节日，遗产保护也拉开了里程碑式的帷幕。其后4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相继颁发了《长城保护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随着世界遗产的金苹果频频落入中国，世界遗产在中国日益深入人心。如今，对于国人，世界遗产不再是陌生的词语，它已经走进大众的生活，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进行国民素质教育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宝贵的发展资源与软实力。在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坚守自己的文化遗产。
中国疆域辽阔，山河锦绣，文化、自然遗产极为丰富，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远不止目前的38处。由于现行申报规则的限制，今后虽会逐年增加，毕竟数量有限。我们需要将申遗的热情倾注到保护文化、自然遗产上来，确保它们得到“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让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作为世界遗产真实、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同时，深入挖掘其中厚重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为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我们还需要适应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新的形势和要求，充分吸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阐释世界遗产的重要价值，拓展新的遗产类型和遗产领域，不断提高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的工作水平。同时，积极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工作的规律、标准、措施和办法，为丰富和推进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做出贡献。
二、寻找心中的太阳神鸟
如果要说说今天的中国，我们又怎能绕得开“文化遗产”――这项“与时间赛跑”的浩大工程？2009年，是“非遗”的中国年。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文化传承形态变成纸面上翔实的文字，一支又一支朴拙的乡歌野调成为民间传承的重要环节，一段又一段遥远模糊的故乡场景变得日渐清晰，一座又一座文化名城延续着古老的中国记忆。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中国为维护传统的文化生态所做的努力令全世界瞩目。
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甲骨文、青铜器、长城、故宫……以及极具特色的各个民族、民间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这些丰富的文化形态是中华记忆传承的载体，是日新月异的中国发展的依托，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嬗变，文化遗产饱受冲击，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甚至濒临灭绝。文化部曾经公布全国第一批51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文化部副部长表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到了非抢救不可的程度了，因为再晚一点，流失的会更多，等我们再想抓中华文明的碎片的时候，会发现留给我们的已经不多了。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上书，力主把北京城墙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但城墙被历史湮没了。而且，情形在50多年后依旧类似，承载着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已岌岌可危了。
众所周知，我国研究鲜卑文化和敦煌艺术的物质性历史资料在英国和美国。就是俄罗斯和日本、韩国也都相继成为研究中国非物质、物质文化的前卫国家。最早发现的湖南滩头年画，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和日本的收藏家那里。
目前，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外来文化的装饰替代了传统装饰；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掌握一定传统艺术技能的民族民间艺人已为数不多，后继乏人。比如陇东的皮影，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演100多个剧目，现在最好的艺人也只能演20个剧目。的扎巴老人能演唱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在他的记忆里保存着25部这样的口传巨著。随着他的逝世，8部《格萨尔》亡佚，被“抢救”出来的17部也只能存在于影像之中。现在能够完整地将史诗唱下来的人已不到10人，且大多已年过花甲。
面临人亡歌歇境地的岂止是“三大史诗”？我们那些灯笼、风筝以及木版年画的手法和制作工艺也在悄然流失。作为唐代音乐再现的《唐和曲》，随着传人的离世，因无人记录而难以再听其“环佩之声”。满语在清朝时是官方语言，今天能讲满语的仅剩100人。纳西族懂东巴经的歌手，在几年前有6位，2001年剩下3位，2009年只有1位了。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当时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各类剧种消亡了100种之多。这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警示与鞭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每年都要出台一份报告，为文化遗产保护敲响警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基绍尔・劳说：“如果有关部门不及时采取恰当措施予以补救的话，名单上的景点将会消失。”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兴起了申办自然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民间关注度也日益高涨，这对于保护我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大有益处。但另一方面，旅游以及保护不当造成“世界遗产”被破坏的报道也并不少见。
此次中国的22个项目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雀跃。尤其是这个消息之后，国人随即迎来了长达8天的黄金周，此次榜上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为了吸引客源，立刻就可打出这块新来的“金字招牌”。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世界遗产是张通行国际的世界名片，作为无形资产，其潜在价值难以估算。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申遗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经济利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南丽江，仅2000年就接待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到2006年，这里的游客达到460万。其后，每年以3万至5万人次的速度递增。在一些人眼里，申遗成为快速提高地方知名度、创立文化品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一个法宝。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了功利主义倾向，过多关注和利用遗产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对其精神内核、历史真实性和整体风貌的把握，曾经给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敲响警钟：武陵源景区大建旅游设施，泰山修建多条索道，曲阜水洗“三孔”，大足石刻被盗，武当山遇真宫被焚……都曾受到联合国专家的质询。
不难想象，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关地区可能都会走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路。但是，需要警醒的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以及相关地方政府，不能光想着怎么用好“金字招牌”。申遗成功后，除了高兴，更多地应该是压力，“后申遗时段”的路还很长。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权威认证”，而是出于尊重、珍视和对历史抱以温情的保护。若非如此，“申遗”不仅不足以保护遗产，而且将形成对非申遗项目毫不疼惜的摧毁，申遗成功会成为一个文化遗产被加以适合于表演的破坏性改造的开端。张家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发展到今天的名利双收，正是得益于它较早地被列入到了联合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但是，它却在列入名录后一度被联合国黄牌警告。实际上，对于自然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如何在经济效益和遗产保护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在利用“世界遗产”这一金字招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以对它的开发与利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只能是附属功能。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申遗之路着实艰难，但申遗后的担子却更重。无论是《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还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有关机构强调的都是保护而非利用。事实上，申遗成功代表的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承诺，代表的是对自然或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担当。当文化成为遗产，伴随而来的，除了经济利益还有义务――保护与传承的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各地高涨的申遗热潮中，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平常心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与奋起。同样，对于自然与文化遗产来说，对它们的保护需要的是整个社会所逐渐培养起的意识与氛围，那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爱护，一种全社会对文化传承的共识，而并非仅仅是为了申遗而催生出来的动力。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建筑、器具、书画、习俗礼仪、手工技艺、表演艺术等以及与这些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元素，流过悠长的岁月长河存留至今，凝结着历史的必然选择，凝聚着人类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历经沧桑而脉络不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彰显着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性格。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数不清的辉煌的文化遗产被岁月的风沙掩埋了，已经有无数伟大的创造被时光的洪涛淹没了，消失的文化与文明不能再生，我们只能面对着远古遗址黯然神伤。对于当世现存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加以保护，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查到它们的时候，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和遗憾。
2006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四鸟绕日”金饰图案。这个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美丽金饰，形象地描述了古人原始的太阳崇拜，专家因此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此刻，无数个“太阳神鸟”般的记忆碎片，无数个对于这些碎片的执著追问，拼凑着我们明天回家的“识路地图”。
三、共同的遗产，共同的责任
“在记忆里回味曾经的沧桑，在记忆里寻找历史的辉煌，中国记忆，沉淀的是千年的精华，积聚的是前进的力量，”这是观众对央视播出的《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月》电视节目的观感。申遗之外，我们看到了比申遗更重要的：回归文物保护的长远利益。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深化，注重其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并列入整个国家的视野。近年来，我国在切实执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增强保护意识、改革保护体制、制订相关法规、建立监测体系、完善管理制度上又做出新的努力，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有了很大进步。“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广泛开展，世界遗产保护法规、规章的确立，使文化遗产保护从专业名词上升为社会性的话题，世界遗产保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然而，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对于世界遗产“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还需时日。一个地区拥有世界遗产，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作为当地政府，要从体制和力量上加强对世界遗产单位的管理，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投入，教育民众、协调各方珍惜和爱护世界遗产，加大执法力度，保护世界遗产的安全。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是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的。20世纪60至70年代，由于大兴水利和旅游业的兴起，大量的古迹遭到破坏。为保护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规定保护的对象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到的“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显然不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做了界定，对它所包括的范围也进行了确定。这是人类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已有116个国家加入，表明国际社会已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国在2004年加入了该公约。
在如何抢救、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世界各国一直在进行不断地探索，中国政府在学习借鉴他国保护措施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自2003年初“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启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走上了全面、整体性的保护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加紧了步伐，特别是立法保护进程加快，2003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形成。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10月，文化部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多个省、自治区也分别通过了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迈入了有法可依，依法保护和实施的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满足人们认知世界、认知历史、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为了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良好传承，自2006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对除昆曲以外的28个项目投入专项资金达4485万元（昆曲有专项保护资金），自2008年起给159位部级传承人每人每年拨款8000元。各地财政大多也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例如浙江省在“十一五”期问，省财政每年安排150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专项资金。中国政府还将为传承人提供开展传习活动的必要场所，资助他们开展授徒传艺，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的鼓励方式，以期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以往都有“每两年―次、每次每个国家报一项”的限制，今年放开了这―限制，才使得中国、日本、克罗地亚、韩国等国家有机会入选多项。面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交通的拓展，信息时代的来临、旅游业的高度繁荣以及武装冲突等现状，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处境艰难，很多正面临消失的危险。近来，项目申报限制的放开既表明了联合国对世界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也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紧迫性，任务的艰巨性。
我们将某一遗产项目申报列入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名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抢救、保存、保护和振兴该项遗产。应该说申报是手段，保护才是真正的目的。29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既是国际组织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肯定和彰显，也意味着我们要肩负起更大的保护重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不仅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提高了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其意义正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点点滴滴中凸显出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传承与保护它们的同时，还要采取正确的手段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比如在谈到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时，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就提出：一是要提高和丰富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含量，要把传统节日和某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风俗联系起来，还有就是要改善和提高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抢救留存是一种保护、丰富与发展也是一种保护。对那些可以丰富与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无妨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使其适应当代大众的文化需求，或许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长远的保护。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罕见的且目前无法代替的财产，其价值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唯一性。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必须和世界接轨。世界遗产给我们的，应当是精神与物质、经济与文化的传承与影响。我们在感受世界遗产魅力的同时，还应该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要钩沉历史文化，继承文化遗产，在守护遗产的同时，创造新的辉煌。
四、民族智慧的守望者――寻访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掌握、擅长某些技能的能工巧匠的口传身授，民族的记忆、文明的脉络，才得以保留和延续――这些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工巧匠，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怀念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然而，以人为载体、口传身授的特点是艺随人走，人类的许多珍贵的技艺，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绝种，而消亡。
传承人锐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告急的根本原因，直面这一现状的同时，或许我们更应欣喜地看到，较之以物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而言，传承人的可培育性和可大量“复制”性，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潜力和明显优势所在。
如何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寻访日渐稀少的传承人，培育文化传承新生力量，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
留住人，才能留住艺，留住文化之脉。
（一）一位词作家，舍弃名利，十几年来坚守在深山老林，为的就是保护、培育村寨文化的传承人
陈哲：让乡土文化活起来
十几年来，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村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戴着眼镜的黝黑汉子在村寨间行走，有时坐在篝火旁，有时立在老树下，与熟悉当地民间文化的老者彻夜长谈，倾听唱经人的悠长吟咏，录下他们的歌声，摄下他们的舞姿，记下他们的风俗。
“我叫陈哲”，他的眼神非常亲切，衣着与当地人没多大区别，话语朴实自然，村民们很快就和他熟悉起来。当人们知道他就是《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这些响亮作品的词作者时，又都惊住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位大名鼎鼎的音乐人会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的民间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致？
陈哲说，几年前他在云南、广西、贵州采风时发现许多古老优美的民族村寨文化不是变味就是消失，如果不赶紧抢救，以村寨为依托的那些民族就会丧失自己的身份标志。他认为，保存最具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就是维护一个民族的身份。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艰难的传承之路，并且越走越动情，越走越迷恋。他首先深入到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一个鲜花盛开、江河清澈、地貌保存非常完好的地方，在许多民族村寨建立了文化档案，用声像和实物记录了原始的文化形态。为了让乡土文化活生生地延续下去，他制订了“土风计划”，到每个村寨探访那些身怀文化技艺的长者，然后组成传承志愿小组，发动吸引村寨的年轻人加入传承的行列。年轻人多数都在外面打工，陈哲就一个一个启发他们，告诉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宝贵之处。劳作之余，他请老一辈人授课，课程是歌舞、语言、习俗，再请年轻一代边学习边研讨，定期考核、比赛，逐渐激发起年轻人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欲望。
自2005年至今，兰坪大山里的普米族、傈僳族、白族、彝族的男女老少多次走到昆明、上海、北京，展示他们的传承结果。国内外观众和学者惊奇地看到，最具本民族标志的文化形态已经被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完整地传承下来，而最熟知本民族文化特性的那些老人也在尽情传承自己的所有文化记忆，陈哲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文化传承的艺术家、学者、学生。据统计，陈哲与其他文化传承志愿者已经发现了上百位村寨文化的老一代传承者，培育了30多个由年轻人组成的传承小组，成员有200多人。
文化传承的丰硕成果使陈哲信心十足，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下一步主要致力于云南白族拉玛支系、傈僳和佤族，湖北土家族，四川古羌后裔，广西与贵州的苗族的音乐文化传承工作。12年的艰辛耕耘，文化志愿者陈哲的传承理想正在化为现实！
（二）长调演唱艺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独特的演唱方式处于濒危状态
芒莱老人的长调梦
“我热爱蒙古长调，愿意倾其所有将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年过花甲的芒莱，是长调故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纳尔长调协会副会长。打小起，芒莱就天天跟着舅舅――草原歌王哈扎布学习长调。
每当挥着鞭子赶着羊群穿行在原野上，歌声尽情地飘荡在绿野，芒莱就觉得自己的歌声与草原已完全融入到了一起。与人交谈时兴之所至，老人还不时地唱上一两句长调，真的很难想象他这么单薄的身体，发出的声音竟是如此浑厚！
提起哈扎布老人，芒莱黯然神伤。他说，长调民歌具有“口传身授”的特性，而哈扎布老人的离开，对长调的传承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找一个像样的长调师傅太难了”。如今，歌王已去，还有一部分长调演唱艺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一旦师承关系得不到延续，独特的演唱方式、方法不及时传承，必然危及长调的保护与发展。
令芒莱更为痛心的是，哈扎布老人精心编写的上百首长调曲谱早已被毁掉了，在歌王退休后，很少有人请他出来办班，或者从他身上对长调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做一些资料整理、录制等工作，哈扎布没有出一张专辑，而他所擅长的潮尔、呼麦正濒临灭绝。
芒莱说，为了将长调传承下去，在草原歌王哈扎布的故乡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们组建了阿巴嘎纳尔长调协会，42名长调协会的成员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少年。芒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协会上。
长调协会成立的初衷是想搜集、整理哈扎布生前演唱作品、声像制品，开展阿巴嘎纳尔长调的调查、研究，整理出版阿巴嘎纳尔长调歌曲的书籍资料等工作。并且将通过每年定期为长调爱好者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一批新一代长调歌手，使蒙古族长调这一传统民间瑰宝后继有人。长调协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60多人，整理出31首长调民歌，但没有经费，他们想搜集一些基本资料，却连车辆、汽油都要靠会员们自己垫付，处境十分艰难。
哈扎布的一个弟子，也是协会的成员，去年在协会忙了一年，不但没挣钱，还耽误了家里的生产。今年，为了生计，他去旅游点唱歌去了。“现在，蒙古族长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饭店、旅游点演唱”，芒莱说，这也没办法，现在协会搞活动很难，牧民们家里都有活，总不能让民间艺人饿着肚子保护长调吧。
近些年，政府投入专门力量保护长调，文化部门举办了多次长调比赛和长调研讨会，蒙古长调也从草原走向了学校，效果非常好。他建议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利用一些现代化的声像手段，加紧抢救和保护长调艺术。
（三）当年黄道婆传下来的技艺，如今只剩最后一位“织布娘”
康阿婆独自踩着织布机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上海有两人榜上有名，分别是顾绣的传承人戴明教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传承人康新琴。
乌泥泾最后一代“织布娘”――今年75岁的康新琴老人，现场表演了脚踩踏板、翻飞梭子的技艺，这门技艺，是由康阿婆的同乡，元代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改进形成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棉纺技艺。
康阿婆摩挲着她56年前织的布，“整整56年没织了，没想到现在还会。年纪轻时，家家都有织布机的。”这些年来，只有两人断断续续向康阿婆学过这门技艺，“学会纺纱了，织布还早呢，梭子都摆不会的。现在没人愿意学了。只要有人学，我都愿意不要钱免费教的。”
上海徐汇区文化局文化研究室主任黄树林，仍旧觉得可惜，“以前乌泥泾还有一种挑织技艺，团花织出来是有立体感的，就像绣出来的一样，这已经失传了。”在上海，像康阿婆这样的老人已是个位数，黄道婆的技艺，濒临彻底消失。而顾绣传人、80多岁的戴明教老人已没法再拈起绣针了……
即使是发轫于上海近代工商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面对传承的烦恼。入选上海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龙凤旗袍制作技艺，其第三代传人徐永良，今年42岁，至今没收到徒弟，“学这个很苦，我17岁开始学，到现在还觉得没掌握成熟，现在根本找不到年轻人来学。”著名的海派旗袍，现在只有20来人掌握原有的手工缝制技术，都已40多岁了。
走近非遗文化方案范文6
于力 北京永安商业公司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建档与遗产保护和利用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接收征集、
整理分类和鉴定保管环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记录保留下来，促进保护工作的开展，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和灭绝。另
一方面在建档的基础上，通过举办展览、开展编研等方式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努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和精髓发
扬广大，以达到传承文化的最终目的。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活动有关的各种资料既是全面
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及其保护工作历史演变和发展状况的
重要记录，又是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非常必要的工
具和手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传承人建档是一种非常重
要的方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文
件的要求。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与遗产保护
和利用的关系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
目前，档案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概念的认识有广义和狭
义两种观点。广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由记录非物质文化
遗产本身和反映其保护与管理的阶段性和全过程的所有成果及
相关资料组成的信息载体集合。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申报、审批和复查等相关活动中形成的档案。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倾向于前者。可以认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档案是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演变过程及其各个阶段文
化的特征，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状况，记录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各项活动，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传承人及典型传承群体自然状况、文化背景、文化活动等
的各种类型记录材料的总和。具体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档
案、申报与保护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和传承人档案。
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深入研究，目前学界尚处
于探索阶段，还没有确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定义。本
文分析认为，可以在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档
案管理的含义。广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是一种理念，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它是以档案管理的理论为指
导，以档案工作的思维、方式和途径为参考，结合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特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进行的各项管理活动。
狭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
理过程中， 将利用各种途径获得的， 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
声像等各种载体进行立档保存的管理过程，一般包括非物质文化
遗产档案的收集、分类、整理、鉴定、保管、编研、信息化利用
等环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的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主要包括接收征集、整理分类和鉴定保
管三项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是指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通过专门的接收和征集的途径，把分散在民间的自发传承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料、各组织已收集整理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
案以及其他有关档案，集中到档案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事
业机构进行保持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工作是
建档的基础，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流程的首要环节，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接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对象的
质量。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分类是指通过一系列措施和方
法，将接收征集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科学组合、排列和
编目，使之有序化、系统化的过程。整理分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建档的重要部分，是对接收征集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必
要延续，同时又是鉴定、保管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前提
和基础。 接收征集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如不加以整理分类，
则处于杂乱、无序状态，无法保管利用，也不能有效发挥非物质
文化遗产档案的价值。因此，需要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使用科
学、 有效的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整理分类， 使之系统、
有序，为之后的档案保管、服务利用以及档案信息化奠定坚实的
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类型多样、来源广泛、管理者情况
复杂、内容复杂等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
案鉴定有着与一般文书等类档案不同的鉴定原则与方法，我们不
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的鉴定方法，而需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的特点，按照全面性、历史性、发展性、效益性以及一般性和特
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开展鉴定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管同
样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长久流传的一个重要方面。离开了
科学的保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在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面前难
以永久留存。档案馆、文化馆等文化事业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档案的保管就是在各个机构现有的模式下，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
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档案材料进行
科学有效的保存和维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促进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作为中国各个民族智慧和才能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人类关注和重视的珍
贵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成为我国当代文化
保护与发展的热点问题。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
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受到了猛烈的冲击，部分
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或濒临灭绝。保护工作严峻，如何对非
物质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档案”，是特定集体、个人
在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教育、文化等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传
承后世的各种非物化形式的历史记录，其载体往往是人。作为档
案的一部分，其基本功能是保存和再现文化的真实面貌。但人的
记忆并不能忠实反映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它会因记忆能力欠缺
而丢失、因想象干扰而重塑、因载体生命消失而失传。因此，必
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以规避人的记忆失误或生命终结而
造成的损失，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准确性、形象的具体性
和内容的真实性。通过档案构建社会记忆，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
营养，使得后人通过传递文化和后天的学习，借以吸纳和传承优
秀的文化传统，进而创造新的文化。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
要早提，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
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但由于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一种非物化的、活态的和无序存放的财富，容易流变
丢失。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一种独特的档案，其价值
显得非常珍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档案工作，是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直接反映了文化活动项目的基本面貌、传
承情况，也是文化发展、历史发展的间接见证。作为一种珍贵的、
重要的档案文化资源，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不仅有助于完
善现有档案资源，建立特色档案馆藏，更有助于保护与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 培育民族精神， 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近几年，全国各地各级档案部门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行列中，正是基于此目的。实践证明，通过笔录、拍照、录音、
录像等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和挖掘，同时建
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无疑是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
有效措施之一。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有利于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非常容易失传，为
保存需要，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以合适的载体将它们
的核心内容整理、 记录下来， 这样便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作为档案家族的新成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形成是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并不是保护
工作的终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只是一种暂时存在形态，
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研究、开
发和利用，如举办展览、开展编研等，开发出蕴藏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档案中的精髓和灵魂，将固态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原为活态并
以活态的形式传承发展。
而利用恰恰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建档则是利用的前
提和基础。档案利用是档案管理部门以库藏的档案资源为依据，
通过特定的方法与途径，提供档案信息给用户，服务社会各项事
业的一类业务活动。它的基本工作内容包括了解和熟悉库藏档案
资源的内容和成分及各类档案检索工具的使用方法；预测和分析
社会对档案资源的需求特点，掌握档案利用需求的发展规律；向
各方面用户介绍和说明库藏中的相关档案资源线索，主动开展档
案咨询服务；通过各种方式和方法，迅速、准确地向档案用户提
供他们所需要的档案文献。
从档案管理不同业务环节和流程之间的关系来看，利用服务
的重要基础是除其之外的包含接收征集、整理分类和鉴定保管环
节的建档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利用服务虽然在整个档案
管理过程中位于主导地位，但必须依靠于建档工作，没有建档工
作便不能进行和发展。如果建档工作的接收征集、整理分类和鉴
定保管环节开展得不理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利用服务就会
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容易陷于衰竭的境地。同样，如果
不根据社会各方面用户的需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利用服务，而只
是闭门造车，埋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整理分类
和鉴定保管环节，那么建档工作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
此，必须通过加强建档工作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利用工作
的开展，确保服务成效；以搞好利用服务工作来促进非物质文化
遗产建档工作的完善，夯实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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