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冬晗学习计划范文1
而且，她还有个双胞胎妹妹马冬昕，也是一样的传奇。2011年，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第一名是马冬晗，第三名就是她的双胞胎妹妹马冬昕。该奖项清华大学每年只选评5名，是清华授予学生的最高荣誉。说起这位就读于化学系的马冬昕，和姐姐一样也是保送进清华大学，是清华大学学生会副主席。2011年11月，马冬昕当选北京市海淀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华诞的升旗仪式中，这对双胞胎是国旗的左右“护法”，为了能让升旗时间一秒不差，姐姐设计了个新滑轮，妹妹则跑去把旗杆重新量了一遍。
不过，和网友眼中只会读书的“学霸”不同，令清华大学学子赞叹的是姐妹俩的广泛兴趣和丰富经历。参加下乡支教、出国交流、马拉松比赛，系学生节、校会迎新大会上担任主持人、北京高校演讲比赛一等奖、清华乒乓球单项赛女子单打并列第三名……清华大学校园中留下了姐妹俩青春洋溢的身影。
目前两姐妹在清华直读博士。马冬晗师从曾理江教授。她说：“我的信念是：不相信泪水，只相信汗水，坚韧不拔，追梦不息。”
“学霸事迹”引起网友们非常两极化的评论：质疑者认为“在大学里不必这么要强，非要门门争第一”，因为“发发呆、散散步也是生活”。但赞赏者感叹说“深刻感觉自己连呼吸都在浪费时间”，“跟这位一比，我都不敢说自己读过大学。”力挺她的网友也表示理解，认为人各有志，只要能够承受就是好的，“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
（来源：《广州日报》、新华网等）
对清华姐妹花“学霸”不羡慕不讽刺
李
妍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学霸”姐妹花用完美的成绩单与强悍的计划表，阐释了这句流传甚广的网络俚语的真意。不过，“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既然有对其“灵感+汗水”天才模式顶礼膜拜的，自然也会有对这种学习、生活方式不屑一顾的：因为“大学里不必这么要强，非要门门争第一”，“发发呆、散散步也是生活”。
这或许就是一个多元评价时代的表征。社会对成功、幸福与否的评判，不再是单纯的“唯有读书高”，而是拥有了更多维的视角。当读书不再拥有唯一的市场，社会更加崇尚多元与自由的生活方式时，与社会贴得最近的大学校园，也就难免急于脱离应试的桎梏，投身一种自主、自由的生活。这种状态下，清华“学霸”“头悬梁锥刺股”式的传统学习方式，就难免遭遇冷嘲热讽。
某种程度而言，清华“学霸”姐妹花，绝对是传统意义上典型的“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考得出高分，跑得了马拉松，勤恳坚韧，聪慧过人。纵观如今逃课、挂科横行的大学校园，这样的“好学生”不说完全绝种，至少也算“稀有动物”吧？
只是，过于“埋头读死书”，中断与社会联系，当然需要警惕；不过，当下学风不彰，人们反而对端正学风之人冷嘲热讽，同样值得反思。人生每个阶段，认真做好每个阶段应做的事，是题中之义。做学生，把书读好，今后才不会“书到用时方恨少”。你可以不同意这种方式，也可以不赞同应试教育，宁愿独立而外，自学成才，却不能去嘲讽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对清华“学霸”，旅美学者薛涌就在微博上说：“几年前在哈佛的一个宴席上，碰到燕京图书馆馆长。他听我是北大毕业的，马上说：‘你们北大是一流。’我赶紧说：‘先生客气。’他正色说：‘不是客气。我1980年去北大，看到学生在路灯底下看书。凭这个就是一流。’那时图书馆不足，教室不足，但精神在。欣慰后辈仍保持这样的精神。”
精神足以让人欣慰，时代选择的多元，也教会我们，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应该学会更宽容轻松。不同的个体，应该有不同的选择。成功不可复制，对“学霸”不必惊叹羡慕，也不必冷漠嘲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本文原载于2012年10月23日《重庆时报》，本刊有删节）
不知从何时起，“好好学习”在大学生群体中变成了一种带贬义的状态。君不见“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成了大学生的准则，而那些上课积极发言的同学也被扣上“好学生”的帽子，上自习较多的同学则会被称“学霸”。毋庸置疑，这是大学学风日益不堪的一个侧面，而这种学生自发的“鄙视学习，玩乐为荣”价值取向更是令人感到可怕。
清华双胞胎姐妹的获奖本身并不引人注意，而其代表的“好好学习，积极向上”的学习精神却属少见，随之伴随而来的冷嘲热讽与质疑更凸显了姐妹俩向上精神的稀缺。奖学金可以不要，各种科研活动和学生工作也可以不用事事争先，但是如果连最基本的学习态度都抛弃，真不知上大学所为何事？
马冬晗学习计划范文2
适合心态：模仿不了的可以先膜拜
要评出去年的全国学习标兵，恐怕非孪生姐妹马冬晗、马冬昕莫属。两人的彪悍事迹通过网络传遍了中国的校园：双双入党，双双保送清华，双双获得特等奖学金，如今又双双保送硕博连读……在校期间，姐妹俩不仅学习成绩多年保持全班最优，还担任多重角色：系学生会主席、区人大代表、校国旗仪仗队队长、校迎新晚会主持人……热心文艺活动和公益事业，写诗，拍电影，参加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比赛甚至国际马拉松长跑活动。
在“学霸”扎堆的清华，她们被当之无愧地冠以“清华学霸”的威名。
很多人再怎么努力，有时连一件事也做不好。马氏姐妹却像有忍者分身术一般，在互不相关的多个领域全面开花，不能不令元芳觉得此中必有蹊跷。马冬晗自己上传的一张学习计划表，为大家冰释了疑虑，也新增了压力，刚有了点眉目的“慢生活”、“慢教育”风尚受到冲击。有的朋友觉得自己“连呼吸都是在浪费时间”，有的朋友则开始照搬计划表，但很快就败下阵来——毕竟不是人人都有一副每天只睡五小时就能维持高效运转的好身体。
于是，看到清华姐妹花赏心悦目的形象和成绩，很多人反而显得心态不太好，质疑、攻击声四起。
其实，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行事的节奏和风格各不相同。你既不能要求别人跟自己保持一致，也不应该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正像马冬晗所说：“我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别人。”也正如李开复说的：“做最好的自己。”当然，“最好”的标准又是多元的，因此还是那句老话：“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面对心态：败也要败得像一个赢家
去年11月7日美国大选投票揭晓，现任总统奥巴马赢得连任。选战的一系列演讲、辩论、民调、投票……热闹了一阵之后，一切终归沉寂。历史又一次选择了奥巴马。
奥巴马的胜利，即是罗姆尼的失败。很少有人对失败者的名字感兴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赢家通吃”的哲学，也就是“不是第一就是输”的哲学，或者说是“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哲学。
作为一介凡人，我们虽然很勤奋，但是在能不能赢的问题上，依据的常常是客观现实，而非我们的主观愿望。比如罗姆尼，尽管上一届2008年他就参加了竞选，这次又耗费几千万美元，妻儿老小齐上阵，而且支持他的选民人数超过奥巴马（大选结果是以选举人团的票数来决定的），最后结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到了2013年，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他，甚至已经忘掉了他的名字。记忆中他只是作为奥巴马的竞选配角而存在，曾经一度有过胜利的幻象，也只是增添了“选战连续剧”的剧情张力而已。
那么，是否失败就是地狱？
罗姆尼的败选演讲为我们上了一课。与在现场先是兴奋等待继而痛哭失声的支持者不同，与事后一些报道中描述的“黯然告败”不同，罗姆尼和胜利者——奥巴马通了电话，祝贺他连任，也祝贺他的竞选团队、第一夫人和他们的女儿。他说：“我祝贺总统，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我相信，我们的总统将会成功地领导我们的国家。”在电视镜头上，罗姆尼依然保持着他的美国式微笑和风度，丝毫看不出有半点“黯然”。
罗姆尼有两种可能的心态：一是内心和外表都不“黯然”，因为既然上了竞争的“贼船”，就必须有面对失败的准备；二是内心“黯然”而外表“超然”，那他就有着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强大的情商，也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个“失败的胜者”。
欣赏心态：文化遗产修复先睹为快
南京堂子街的太平天国壁画终于可以参观了！
说起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我们国家官方一直是持正面褒扬的立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8块汉白玉浮雕中的其中一块就记录了“金田起义”。但最近十几年来，坊间舆论来了个180度转弯。历史学者和书籍公布了它的阴暗面，比如降神附体、乱封王、严刑峻法、人口锐减、生产力倒退，等等，而原来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袖，因为提倡改革，发展经济，致力外交，似乎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潮流而备受推崇。他们的家书、语录、兵略、事迹也因而风靡一时，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学习的文化资源，几乎到要重新恢复他们封建时代的“圣人”地位的地步了。
然而，作为时代失败者的太平天国真的一无是处吗？
至少，一部《资政新篇》就很有价值。虽然当时战火连绵，新政没能实施，但它提出的学习西方、兴办学校、发展工商、奖励发明、以法治国、公众选举等施政纲领就很“潮”很先进，很有价值，时间上更是比康、梁的早了近40年。
此外，太平天国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壁画。
文物专家们认为，太平天国壁画把中国壁画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峰，它的艺术价值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
你知道吗？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绘画技艺，就是青年时代师从两位“长毛画师”而得其真传的。
南京堂子街108号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有18幅壁画，是存世时间最早、最完整、影响最大的太平天国壁画群。笔者10年前曾寻访过，可惜铁将军把门，半个世纪以来挡住了多少倾慕者的脚步。
好消息是，这些壁画完成了石膏加固、除菌除霉、临摹修复等“手术”，2013年上半年将对外开放，向世人展露真容。
任何事物的存在自有其一棍子打不死的理由，文物上附着的是历史遗痕和人性之美。经过了沧海桑田，风雨磨洗，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已经为数不多了。所以，有好东西一定要去看看哦。
·有话说·
【本期新闻话题】左右手交叉，双腿膝盖弯曲，半蹲状态，双手做成拉缰姿势……伴随那段欢快的乐曲，4000多名学生跟着领舞同学的动作“high”了起来。最近，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课间大跳“骑马舞”的视频红遍网络。很多网友哈哈一笑之后感慨，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着的课间操，其实是可以有更多不同的“style”的，有人甚至还呼吁，干脆就用骑马舞来替代广播操吧，多好玩！
参与讨论：锐角网“新闻海报”圈子
欢迎登录锐角网（），搜索“新闻海报”，参与话题讨论。
杨子：
做课间操的目的就是把同学们从教室里解放出来，让大家出去走动走动，看看蓝天，赏赏路边的小草小花，闻闻自由的气息，再以最好的状态重新投入到学习中去。So，做哪一种style的课间操，我真的不介意，我只希望老师能不能不要老拖堂，让我们多点时间出去溜达溜达！
青灰色：
感觉这个style的舞蹈有点难做啊……不过，课间操的确应该创新一下了，否则大家几年如一日地做那几个动作，即便从第一套换到第N套，还是挺没劲的。我们学校曾经让同学们尝试打太极拳，同样起到了舒展身体的效果，运动量不算大，还能修身养性。供参考，呵呵！
龙二太子：
我觉着课间操和娱乐需要小小地划分一下。骑马舞如此流行无非是因为：1.动作简单好玩，歌词口水。2.节奏感强烈，简单易学。但骑马舞说到底还是仅限于娱乐，课间操单调归单调，锻炼价值还是有的，虽然很多同学都只是摆摆样子……既然如此，何不编一套节奏感强烈又具有趣味的课间操呢？
·我看见·
【小纸条】
“我是扬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在今天中午的放学途中不小心弄坏了您的车……”最近，一张小纸条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江苏中学生徐砺寒不慎弄坏了一辆轿车的后视镜，苦等20分钟后，留下了道歉及赔偿联系方式的小纸条，结果引来了一连串感人的后续故事：车主感动之余主动不让徐砺寒赔偿；一家修车行表示愿意免费为车主修车；网友们则感慨，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人性的美好……
“这没有什么，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做错了事，就应该负责。”让我们为徐同学鼓掌，他不仅诚实，还很坦率。
【“空瓶计”】
几分钱一个的空饮料瓶，多年累积起来，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吗？武汉钢都中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给出了答案：从2003年开始，他们将所有喝过、捡到的空饮料瓶子集中起来售卖，一共卖了16万元人民币，其中14万元已经全部资助给了学校里的贫困生。
将近10年的时间，一届届同学接力，大家只做不说，“空瓶计”直到最近才被媒体知晓。副校长黄春玲说：“这样一种资助不仅仅是发给每一个贫困家庭学生几百元钱，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并学会感恩。”
【“玩”课】
马冬晗学习计划范文3
“四大须生”在中国京剧200年的发展史上属于第三代老生演员，在此之前京剧界亦是老生名伶辈出。早在京剧形成初期即有“京剧前三杰”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是为第一代；“京剧后三杰”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是为第二代；继后，又有了“四大须生”之说，是为第三代。“四大须生”开始时并非指马、谭、杨、奚4位，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不断变化。
在20世纪20年代，最初的“四大须生”指的是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其后高庆奎因嗓败，退出舞台，谭富英崛起，“四大须生”变为余、马、言、谭。至40年代与50年代之交，余叔岩、言菊朋先后谢世，杨宝森、奚啸伯相继成名，并形成各自的流派，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四大须生”遂变为马、谭、杨、奚，直迄今日。
熟悉京剧史的人都知道，京剧“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都是由报社组织，观众通过投票海！，最后按得票多少来确定的；但“四大须生”却不是由观众投票！出，而是在长期的演艺活动中因德艺双馨并为世公认所形成的。
马连良：绝唱《年年有余》被人遗忘
名剧《海瑞罢官》晚年蒙冤
马连良（1901―1966），北京人，回族，父名马西园，在北京开设茶馆，茶馆附有“清音票房”，名伶、票友时常出入马家茶馆，终日急管繁弦，因此马连良自幼受环境熏陶，酷爱京剧。他8岁进入“喜连成”科班（富连成前身）习艺，师承茹莱卿、萧长华、蔡荣桂、郭春山。10岁的马连良在科内演出即崭露才华，《定军山》等靠把戏，《斩子》、《空城计》等唱工戏，演来都字正腔圆，工架规范。
马连良学戏和出科后演艺的年代，都是私人科班、私人剧团，不像现在分什么全民所有制剧团、集体所有制剧团，演员还都是国家干部，由官方评什么职称，演戏不演戏都发工资；那时都是私营的，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如是，即所谓“靠演戏吃饭”。1917年，16岁的马连良出科后，或搭班，或组班，成为京剧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当年与之合作演出的即有梅兰芳、王瑶卿、荀慧生、杨小楼、郝寿臣等大家。他早期主演的剧目以继承为主，如《定军山》、《南阳关》、《打渔杀家》、《群英会》、《十道本》、《打登州》、《断臂说书》等。此后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马连良不断创新，从唱腔到表演，打造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剧目，观众熟知的如《四进士》、《清风亭》、《借东风》、《苏武牧羊》、《甘露寺》、《赵氏孤儿》等。马连良的表演，手、眼、身、法、步结合一体，准确严谨，凝重潇洒，将剧中人蕴含的复杂感情，节奏鲜明地形之于外，独具艺术魅力，世称“马派”。
作为一名饮誉华夏的京剧艺人，马连良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1938年，即七七事变后全民抗战的第二年，马连良将“晋剧须生大王”丁果仙（河北省辛集人）所赠的《反徐州》剧本，移植为京剧《串龙珠》，首演于他为改革京剧而征股筹建的北平新新戏院（今北京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这出戏表现的是元代末年壮士花云率兵杀死坐镇徐州、横行不法的完颜图、完颜龙父子的故事，其寓意却是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该剧只演了一场，即被日伪当局勒令停演。1943年，马连良被日伪胁迫赴演出，马被迫无奈，只得前往，但他有意挑！表现民族气节的剧目《苏武牧羊》，又遭禁演。由于马连良屡遭敌伪迫害，抑郁成疾，经济拮据，被迫将自己筹建的新新戏院卖掉。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欢欣鼓舞，在北平多次参加义演。1946年春，他赴上海为宋庆龄主办的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多场，翌年又在北平义演10余场。不久又率团赴上海演出，直至1948年春，连演4个月，是年冬由沪赴港演出，因患病滞留香港。
此时的马连良，对新中国的成立由衷激动，渴望早日返回内地，毅然拒绝了台湾方面的约请，于1951年10月1日秘密乘车至罗湖，经深圳到达广州，随即转往武汉，与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君秋组成“中南联谊京剧团”在内地演出，然后北返回京。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在京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赞扬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毅然返回内地之举。同年8月，“马连良剧团”在京成立，旋赴青岛演出，演期未满即返京主动参加第三届赴朝慰问演出，演出了《四进士》等“马派”名剧。翌年，他从朝鲜前线回国后，即参加“鞍山三大工程建成典礼”的庆祝演出。返京后，又积极参加慰问中国人民的艺事活动。
从马连良的演艺经历看，虽然他是出身于旧社会京剧科班的艺人，但在战争年代保持了民族气节，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忠实地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应该称其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按现在的标准应荣膺多种奖励。
任何人的艺术创作和活动都有终结的时候，作为戏曲演员，人人都会有留世“绝唱”。“绝唱”一词，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死前最后的歌唱”，对京剧大师马连良来说，“绝唱”自然是他去世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戏。按照这个定义，笔者查阅了马连良演出年表，他的“绝唱”应是前夕即1965年他参加演出的《年年有余》。这是一出表现农村生活的小型现代戏（当时叫“革命现代京剧”），与张君秋合演，张扮演生产队女队长，马扮演的是一位老汉。这出戏在京剧史上似一颗流星，一闪而过，影响极小，不仅不为广大观众所知，就连圈内人也已遗忘，甚至收有5000多个剧目的《京剧剧目辞典》对这出小戏也不着一字。
而从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上说，马连良确有两个“绝唱”，这两个“绝唱”都是令他本人和广大观众刻骨铭心的。
一个是1964年他以63岁高龄参演现代戏《杜鹃山》。当时，传统戏已从舞台上绝迹，现代戏占据了全部舞台和声屏。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上演了大批现代剧目，其中就有北京京剧团的《杜鹃山》，当年赵燕侠饰贺湘（“样板戏”中改成柯湘），裘盛戎饰乌豆（“样板戏”中改成雷刚），其中有一个群众角色叫郑老万，没有几句台词，但马连良却是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因为在当时，作为演员能参加“样板戏”演出，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对其政治上的肯定，所以都争先恐后。作为“四大须生”之一的马连良，竟在戏中被分配了一个群众角色，从艺德来说，这叫高尚；从艺术来说，这叫人才浪费！至于后来成为“样板戏”的《杜鹃山》，柯湘、雷刚、郑老万的扮演者又统统换人，是为后话。
另一个是马连良主演的《海瑞罢官》。凡经历过的人，对批《海瑞罢官》都会记忆犹新。《海瑞罢官》本来就是一出戏，却酿成京剧史上一个大冤案。广为人知的是，剧本的产生有一个重大的政治背景：1959年春天，针对当时的“浮夸风”，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讲到，要提倡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根据的讲话精神，胡乔木及时找到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明史专家吴晗，让他写几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文章以为呼应。既然讲了“提倡海瑞精神”，史学界有了文章，文艺界也行动起来了。京剧大师马连良对海瑞也动心了，于是他也找到吴晗，让吴给他写一出海瑞戏。吴闻之很高兴，却道：“我倒是想搞一个海瑞的戏，不过，我是个门外汉，从来没有写过戏，怕写不好。”马说：“您就大胆写吧！您写好了，我演。您没写过戏，不要紧，您是大文学家，还写不了剧本？真有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来改。”吴晗便抓紧时间写剧本，不厌其烦地修改，竟至七易其稿，于1960年底定稿，不久进入排练，1961年即开始演出。
天有不测风云，《海瑞罢官》公演不到10场，就被禁演了，观众如堕五里雾中。后来才明白了内情。原来早盯上了这出戏，她要以戏整人。1962年3月上旬，她调看了《海瑞罢官》的两场演出，责令不准再演，诬称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理由是：一、剧中唱词有“冤案重重要”，是暗指社会主义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才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即中大加挞伐的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据此诬称该剧是“大毒草”，于是，、、秘密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奇文，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不久各报刊纷纷转载，揭开了10年的“序幕”，给与《海瑞罢官》有关人员带来灾难。
吴晗被关进监狱，遭受百般摧残，其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她二人分别于1969年3月18日和10月10日先后悲惨死去，吴晗时年60岁。吴的女儿小彦由此精神失常，被抓入狱，于1976年9月23日含冤死去。吴晗一家4口人被迫致死3口，唯儿子吴彰是个幸存者。因《海瑞罢官》一剧，受株连者众。导演王雁，经过10年的批斗，虽然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但已是伤病累累，苦不堪言。曾经为这出戏说过几句公道话的，也招来了灾难。北京出版社因为出版了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廖沫沙的《分阴集》，被诬为“三家村”的黑店，出版社被砸烂，多数人被批斗，全社人员被下放劳动；就连在语文课上讲过有关海瑞课文的广大中学教师，也不能幸免，惨遭批斗……
作为《海瑞罢官》的主演马连良，自然更会首当其冲，受到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早于1966年12月含冤致死，时年仅65岁。
其实，舞台上的“海瑞戏”并不是什么新题材，表现海瑞的《大红袍》，自清代即有演出，50年代它还成为马连良的代表剧目之一。早于《海瑞罢官》的还有《海瑞上疏》等，许多剧种也有演出。这两出戏，笔者在前都曾看过。对马连良主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演出时笔者未看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的1979年春节，笔者曾在北京观看了由赵世璞、王树芳主演的复排版。平心而论，作为京剧剧目，此剧的剧情结构、矛盾冲突、人物安排，乃至唱词，都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类似这种表现“平冤狱”的剧目，京剧传统戏中多多，只因为“”给《海瑞罢官》强加了种种罪名，才有了这样的后果。所幸的是，马连良之女马小曼，作为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至今活跃在舞台上。
谭富英：“谭门”第四代承上启下，一出《大登殿》成为梨园绝响
谭富英（1906―1977）是谭门“京剧世家”中承上启下的一位大家。京剧讲“家传”，传两代三代的不乏其“家”，但像谭门从清代传至今天已届7代，且代代颇具声名，尚不多见。这7代是：谭志道――谭鑫培――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这7代人，除谭志道工老旦外，后6代均工文武老生。7代人中，现在的观众最熟悉的是谭元寿，因他饰演了“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其实，最著名的是谭鑫培（他有“伶界大王”之誉，1905年曾拍了我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且是清廷的“内廷供奉”）和谭富英（他是“四大须生”之一）。
谭富英自幼学戏，11岁时又进富连成科班，坐科6年，打下了十分坚实的艺术功底。22岁时他搭梅兰芳剧团赴广州、香港出，后到天津唱头牌。自津返平后，加盟尚小云的重庆社。继之又到上海，先后与雪艳琴、程砚秋、梅兰芳合作。此间，他演出了大量“谭派”剧目，如《南阳关》、《捉放曹》、《碰碑》、《秦琼卖马》、《四郎探母》、《洪羊洞》、《群英会》，形成了朴实、洗练、明快、自然的艺术风格。在上海天蟾舞台，他与雪艳琴合作演出后，1935年还合拍了电影《四郎探母》，成为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情节的京剧电影片。
经过多年的搭班演出，谭富英从舞台经验和个人声誉都取得了很大收获。于是，1935年他开始组织自己的班社，社名“扶春”。1941年，他又重新启用祖父谭鑫培的社名“同庆”，“同庆社”一直存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谭富英的班社与裘盛戎的班社合组为“太平剧社”，1952年转为北京京剧二团，1956年改为北京京剧团，初为民营公助，后来马连良、张君秋、赵燕侠等陆续加入，北京京剧团成为国家的大剧院。
作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演艺史上有许多高峰，成为他一生的闪光点：他与裘盛戎合演的《将相和》，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获奖，影响深远，迄今演出《将相和》者，大都宗谭、裘；1954年在根据川剧《柴市节》改编的《正气歌》中扮演民族英雄文天祥，誉满剧坛。梅兰芳观此剧后说：“富英的文天祥真正做到临危不惧，从容就义，这跟他的高尚品德的素质有密切关系。诚于中，形于外，不是偶然的。我觉得京剧界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演员值得骄傲。”他在北京京剧团时期与张君秋、裘盛戎合演的《大・探・二》，堪称一时绝唱。非常喜欢谭富英的戏，谭、张、裘璧合的《大保国》，多次在中南海春藕斋为等中央领导演出。谭富英堪称“德艺双馨”，不仅戏演得好，同时赋性忠厚，时人谓“如此高格，能有几人？”
谭富英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也是演的《大保国》。1961年秋天，他查出患有心血管疾病，病情稍有缓解，便携《大保国》参加了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为防万一，演出时还请心血管病专家黄宛教授亲率护士，带着心电图仪器及急救药品在后台“保驾护航”。这也是谭、张、裘黄金搭档的最后一次公演。一年后的1962年8月，为纪念梅兰芳先生逝世一周年，他与梅葆玖合作演出《大登殿》，成为绝唱，从此息影舞台。
晚年的谭富英重病缠身，无缘再登台。但即使躺卧病榻时，还为常来探望他的后辈们吟唱《秦琼卖马》的唱腔：“我本是顶天立地英雄汉，好汉无钱到处难。无奈何出店门我卖……我卖……我卖锏。”
10年，谭富英是在病榻上度过的。粉碎“”之后的第二年（1977年）病逝于北京。
杨宝森：一代宗师英年早逝，《武家坡》一曲绝唱留下宝贵遗产
作为“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1909―1958），在一般观众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似乎不如马、谭、奚大。这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艺术生命较短，享年仅49岁，过世早，且中年因病即退出舞台。其实，“杨派”艺术在当年也是盛极一时的，但在众多的观众中，享誉盛名仿佛是在他去世之后。
杨宝森也是出身梨园世家。其曾祖父杨贵庆工刀马旦；祖父杨朵仙是清末与谭鑫培同时代的名伶，为“四喜班”的著名花旦；杨朵仙的长子杨孝亭亦工花旦，次子杨孝方长于武生兼工铜锤花脸。杨宝林系杨孝方之长子，秀丽拔俗，温文尔雅，谦逊好学。他自幼喜爱京剧老生行当，10岁时便带艺搭班，长期在俞振庭的斌庆社求艺并演出。
杨宝森大器早成，童年时嗓音明亮，十二三岁时专工“余（叔岩）派”，16岁时主演《打渔杀家》，并在《上天台》中饰刘秀，《断密涧》中饰王伯党，少年时即饮誉剧坛，有“小神童”之誉。此间，他主演的《捉放曹》、《击鼓骂曹》、《洪羊洞》、《失空斩》、《秦琼卖马》、《碰碑》等，稳健含蓄，韵味醇厚，体现出“余派”那种刚柔相济、曲中有直、圆而不滑、平中见奇的艺术特色，遂有“小余叔岩”之称。
想不到的是，杨宝森唱“余派”红极一时之日，16岁时倒仓（变声）了。此后，他从舞台上“消失”了。孰料，这个暂时的“消失”，却成为他艺术升华的起点。
演员因变声而创出新流派的，梨园界不乏其人。程砚秋的“程派”，周信芳（麒麟童）的“麒派”，乃至余叔岩的“余派”，都是变声后成名的。杨宝森深谙此道。辍演期间，他并未辍学。一方面，他学古文、练书法，提高文化素养，弥补幼学之不足；另一方面，他钻音韵，研唱法，探索声腔规律，琢磨吐字发音。这一切，集中到他最喜爱的“余派”艺术上。
余叔岩是谭鑫培的主要传人，自1917年谭鑫培谢世后，余已成老生圭臬，京剧舞台上已由“无腔不学谭”，逐步为“满城争说余”所取代。杨宝森于是倾心“余派”，他在悉心研究谭、余唱腔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嗓音条件有偏、宽厚有余而高亢不足的情况，扬长避短，学余三昧，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唱法，自成一家，成为“杨派”的创始人。20岁以后，杨宝森重返红氍毹，别具一格的“杨派”艺术使人耳目一新，逐渐获得南北知音的公认。
自1926年之后，是杨宝森在艺术上的成熟时期。1939年他自组“宝华社”巡回全国演出。在他上演的众多剧目中，以《杨家将》、《失空斩》、《伍子胥》最著称，时人赠他以“杨失伍”的美称。
1956年，天津市组建国营剧团时，盛邀杨宝森加入。杨加入国营剧团自然会服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宝华社诸位与我共事多年，我来可以，但宝华社必须全体吸收入团。剩下一个，我也不便先行。”后来天津方面同意了他的要求。同年8月，宝华社70余人悉数抵津，与天津共和社组成天津市京剧团，杨宝森出任第一任团长。
1958年，杨宝森由津赴京，与程砚秋合作灌制《武家坡》唱片，不料完成不久，杨猝然发病，医治无效，不幸卒于北京麻线胡同宅中，享年仅49岁。更让人痛惜的是，这一年程砚秋也病逝，《武家坡》成为二位大师的绝唱。
杨宝森留下的唱片资料，集中了“杨派”艺术的精粹，已成为京剧的宝贵遗产。其中《杨家将》之《李陵碑》中的〔反二黄〕唱段，为余叔岩同剧唱片中所无，填补了“余派”空白。他最后一部与程砚秋合录的《武家坡》，无论对杨宝森还是对程砚秋来说，都是难得的剧坛珍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任天津市市长时曾明确指示：要把“杨派”艺术作为天津青年京剧团继承的重要内容。而今，“杨派”继者绵绵，遍及国中，仅天津即有程正泰、杨乃彭、刘守仁、武广江、张克、张敏等名家。
在40年的舞台生涯中，杨宝森虽然没有过轰轰烈烈的黄金时期，但其“杨派”艺术却在京剧史上独树一帜，迄今被传人发扬光大。
奚啸伯：绝唱《红云崖》无缘进京，洞箫美韵永响人间
在“四大须生”中，只有奚啸伯（1910―1977）不是科班出身。他出身名门，其祖父裕德是前清文渊阁大学士，后入阁拜相。父熙明，曾任度支部司长，善绘画、书法。奚啸伯在其父熏陶下，自幼喜爱书法、绘画，并对京剧产生了兴趣。他曾跟着唱片学会了《秦琼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洪羊洞》等戏的唱段，并立志“长大了去唱戏”。
言菊朋家与奚啸伯家关系甚密，多有往来，言菊朋的二哥跟奚啸伯的父亲学习绘画，经常到奚家来；奚啸伯也经常到言家听言菊朋吊嗓，于是便产生了拜言菊朋为师学戏的念头，11岁时终于如愿。奚啸伯拜师后，勤奋不辍，刻苦用功，终于艺事有成。
1929年，19岁的奚啸伯正式“下海”，首搭尚和玉班，唱二牌老生，经常演出的剧目有《二堂舍子》、《四郎探母》、《法门寺》、《二进宫》、《空城计》等。1933年，应尚小云之邀，参演尚小云编演的全部《秋胡戏妻》；1935年应梅兰芳之邀，以“二牌老生”身份陪梅去武汉、上海、香港演出。翌年又拜李洪春为师，声誉日隆，常演剧目为《四郎探母》、《汾河湾》、《王宝钏》、《三娘教子》，演唱艺术日臻精湛。
至1937年，奚啸伯开始挑大梁挂头牌演出。后又邀入侯玉兰、李多奎、侯喜瑞、张君秋、裘盛戎等人，阵容整齐，剧目丰富，声誉鹊起，他的唱腔形成了“委婉细腻、清新雅致”的艺术风格，“奚派”艺术遂为世公认。奚啸伯的嗓音音量并不大，但清新悦耳，韵味醇厚，有“洞箫之美”。著名戏剧家、河北省故城县政协原副主席尹丕杰评价他的唱腔为“鹤鸣九皋”、“雁落平沙”，可谓深中肯綮。“奚派”最有代表性的剧目是《范进中举》、《白帝城》以及现代戏《红云崖》、《桥头堡》、《白毛女》。
1953年，奚啸伯自组“啸声京剧团”，遍演大江南北；1956年“啸声”与北京市京剧团四团吴素秋合团。是年冬，北京市举行京剧汇演，他以新编古装戏《范进中举》参演，独获奖金300万元（即今300元）。1957年，在北京被错划为“”，同年自京赴冀，参加石家庄专区京剧团，任团长并领衔主演。1959年摘掉“”帽子。曾任河北省政协第三届委员。
1963年春天，为！拔翌年六七月间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剧目，河北省文化局在省会天津举办全省现代戏汇演，其中有石家庄专区京剧团奚啸伯主演的《红云崖》，尽管剧目不错，但因种种原因没有被！进京。这出《红云崖》遂成为奚啸伯的绝唱。
马冬晗学习计划范文4
朋友像冬日里的骄阳，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温暖你;朋友像一支蜡烛，在黑暗中为你照亮前方的道路;朋友像一把雨伞，在风雨中为你遮风挡雨;朋友更像一朵云，装点你的天空。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好朋友作文700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的好朋友作文700字1我有一个好朋友，它是姥姥家的大乌龟。它有深绿色的硬壳，尖锐的爪子，一双小眼睛转个不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实，这只乌龟是我姥爷在迎泽公园的大湖里钓的，所以它特别有“杀气”，一见到肉就张牙舞爪地扑过来。
大乌龟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吃肉。每当我们吃肉时，如果不给它一两块，它就先在水盆里扑腾，弄得水花乱溅;如果你仍不给它吃，它会在水盆里上蹿下跳，好像要把水盆弄翻不可;如果你再不理它，它就会爬出水盆，对着离它最近的那盆花又踢又咬，弄得枝折花落，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大乌龟还特别爱睡觉，一睡就是大半天。有一次，大乌龟醒了还赖在盆里。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用线系住一大块肉，慢慢地靠近它。大乌龟一看见肉就立刻来了精神，头一下子抬了起来，张大嘴巴就要吃。玩性大发的我才不会那么容易让它吃呢，我把肉往上抬了抬，大乌龟便把脖子伸得老长老长，嘴巴张得大大的，我又往上抬了抬，大乌龟好像生气了，嫌弃地看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哼，大坏蛋，为什么不给我吃?我龟大爷不理你了。”说完便把头埋进了水里，我以为它真不吃了，便把肉放低高度，就在此时，这只大乌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转过身，一口就咬住那块肉，弄断绳子，心满意足地享用起了它的美食。唉，看来，连我一向以为蠢得不能再蠢的乌龟都会用缓兵之计了，我可要加把劲了。
可是，在一次喂食中，大乌龟不小心用尖锐的牙齿划破了姥爷的手，全家人不听我和表妹的极力抗议，仍下定决心把大乌龟放生。路上，我不住地对大乌龟说：“大湖里有许多强敌，你只是一只有智慧的乌龟，要记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道理，明白了吗?”大乌龟好像听懂了我说的话，一个劲儿地点头。分别的时刻最终还是到了，我依依不舍地把它放进湖里，大乌龟在湖中不停地绕着圈子，好像在和我们道别。终于，它游走了。望着它越游越远的身影，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啊!我亲爱的好朋友，我喜欢的好朋友，再见!
我的好朋友作文700字2杨璐荣，一个身材高挑，可爱机灵的女孩;杨璐荣，一个知书达礼、精通书画的女孩;杨璐荣，一个学习用功，善解人意的女孩。杨璐荣，我的好朋友!
她，有一对水汪汪的黑珍珠一般的眼睛，一头乌黑秀丽的长发习惯性的捆成单马尾，绕在脑后，不胖也不瘦，标准体重，一张樱桃小嘴红扑扑，脸上略微有些婴儿肥，即可爱又漂亮。
她，学习十分刻苦，课间休息时，除了上厕所之外，几乎没看见她出去过，是我们班学神级的人物。她不仅是学习小组长，还是大组长，以及英语、语文的领读，集数职于一身。
她，十分善解人意，有一回，我来到学样，刚想买早餐时，发现早餐钱掉了!杨璐荣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走过来问我怎么了，一听我早饭钱掉了，马上走去再买了一份早餐，递给我，我忙着道谢，她却只是笑笑，轻轻地说，不用谢!
她，精通书画，即写得一手好字，又画得一手好画。有一回，我把我认为画得不错的一幅女巫像拿给杨璐荣，让她帮我改进，结果好把那幅画改得完美无缺!身段矮小的女孩变成了身材高挑的少女;弯弯的帽子变成了尖尖的女巫帽;包屁股的紧身衣变成了充满哥特风格的短裙;齐耳的短发变成了大波浪长发;短的扫帚变成长杆扫帚;那双小鞋子变成了长筒靴;一张圆圆的小脸变成了美丽的尖尖脸;一对小小的眼睛变成了黑珍珠般明亮的大眼;一张小嘴中有几颗尖牙浮现。
她画得一手美丽的风景画;在她的图画本上，就有一幅画：一片片绿色的荷叶衬着一朵粉红的荷花，荷叶旁边，一色鲜红的鲤鱼正从水中跃起，身上的小水珠落入池塘，荡漾着一圈圈的波纹，鲤鱼的上方，是三个有重影的大字：图画本。这三个字都特意用了卡通手法，“图”到没有什么，“画”中的“田”的中央四个小格各添了形如玻璃的衬画，“本”中的一竖有了毛笔代替。
这就是杨璐荣，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作文700字3曾经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朋友，是在你最沮丧，最无助的时候，愿意陪你一起的人。友情，是一种很美妙的东西，可以让你在失落时高兴起来，可以让你走出苦海，去迎接新的人生。
我来介绍一下她吧!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一张樱桃小嘴，一脸白白嫩嫩的小脸蛋儿，胖胖的身材，还有一双水灵灵的小眼睛，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田晓晗。
在我眼里她是珍贵的，胜过金银珠宝;她是最美的，犹如夕阳送给天空的最后一抹玫瑰红色的云霞。
那是一年秋天，是一个雨季。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课，随着轰隆隆的一声雷响，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坐在教室里，听着雨声，看着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淌，心里一发酸：“唉!放学时我可怎么回家呀!我好像一个‘可怜虫’。离我家最近的晓晗不知带没带雨伞，现在遇上这么大的雨，我怕……”不一会儿，教室外晃动着许多人影，都是来接同学们的家长。我已经在上学前跟爸爸妈妈说好了，我自己走着回家。看着这些人影，我更加难过。
放学铃声响起了，雨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同学们各自找着自己的父母，父母们找着自己的孩子……我怎么办呢?我难受地小声哭起来。
“咱们一起走吧!我带了一把雨伞。”我的好朋友晓晗说。
“虽然我只带了一把小雨伞，但是可以替你挡雨。我身体好，淋了雨也不会生病的，倒是你淋了雨就怕生病呢!”
这时一把雨伞撑在了我的头上，我如雨水般冰凉的心，在此刻温暖了许多。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感觉滚烫的泪珠从脸颊滑落。
我们就这样打着伞回家了，先是到我家门口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他了，只想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渐渐远去，心里顿觉惭愧……
好朋友总是在你最无助，最沮丧时，愿意陪你的人……
我的好朋友作文700字4我的朋友他是一位男生，他的身高非常矮，却比我出生的快，非常弱不禁风。他的眼睛一点力气都没有，眼睛眯眯的，他非常瘦小但他跑得非常快。他是一位非常爱说笑话的人，每次他讲话都能把我们逗笑，而他自己却不动声色，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他吧。
有一天他和朋友来我家玩，我们几个玩的非常开心，那时他说了一句话把我们全都逗的哈哈大笑，那时他提出了一个提议，我们出去玩吧，我们也是二话不说就听他的提议一起出去玩了。
他的一位朋友问了，我们玩什么呢?有的人说玩捉迷藏有的人说玩抓人，不知道听谁的主意好，这时我提出了一个提议，把捉迷藏和抓人合在一起不就行了吗?
他们都同意了我的说的话，我给他们讲解了一下玩法，然后就各自剪刀石头布看谁抓，结果是我的好朋友抓，他虽然是抓人高手，可我可是捉迷藏高手，就这样我们玩得兴高采烈，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好朋友始终找不到我们，他怒气冲冲的说，都给我出来!而我们听到之后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没想到这是他的计谋，他通过听声音来判别我们的位置，结果他找到了我们。
有个人他跟我们说，要不要我们玩沙包吧，一直玩捉迷藏和抓人也没有意思，我们同意了他的说法，他从家里拿出一堆五颜六色的沙包，让我们挑选选哪一个沙包来玩，有的人说要蓝色的，有的人说要红色的，他们争得火热开交，他们累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在旁边当吃瓜群众。
我的好朋友说管他要什么颜色的，有什么用能玩就行，说完就从盒子里随便拿了一种颜色的沙包拿出来玩，就这样，我们玩了一下午，玩完了，他们都说太晚了，我要是再不回家就死定了，他们心急如焚地回了家。
我们汗流浃背的回了家，而他却和我一起去了我家，他回家把家里的零食都带过来和我玩，他把自己的零食分一半给我吃，我从家里的冰箱拿出了一瓶牛奶给他，我们快快乐乐的玩了一下午。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作文700字5一天清早，碧空如洗，微风徐徐，我带着阳光般的好心情背着书包去上学，一回到校门口就遇到了我的好朋友昕昕，这让我的心情更加明媚。昕昕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亮闪闪的，她笑起来像春天开放的花朵一般动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我的好心情后来竟然被看起来如此可爱的昕昕破坏了。
上课时，趁着老师不注意，我用手捂着嘴，偷偷地和同桌说话，我俩聊得很开心，一边聊一边还用眼角的余光看看有没有被老师发现，突然我发现昕昕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很好奇，她为何无缘无故瞪我，先前一起进教室的时候不还和我有说有笑的嘛。
叮铃铃——，下课铃声响了，昕昕急忙离开座位，一把拽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了走道上，皱着眉头，很生气地说：“雨彤，你怎么能上课讲小话呢?”我急忙辩解道：“我没有讲小话呀，肯定是别人在讲，你是不是听错了?而且你干嘛力气那么大，把我的手都给拽痛了，真讨厌!”原来上课的时候她是为这事瞪我啊，我心想，明明已经说得很小心了，怎么还是被她发现了，但是我说小话也和她没什么关系呀，管得可真宽!
马冬晗学习计划范文5
摘要：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结合众多专业及业内学者的观点，对“獐子岛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獐子岛公司；巨亏；财务造假；实证研究
“獐子岛事件”又称“獐子岛扇贝劫事件”。2014 年10 月30 日晚间，獐子岛公告称，因北黄海遭到几十年一遇异常的冷水团，公司在2011 年和部分2012 年播撒的100多万亩即将进入收获期的虾夷扇贝绝收。受此影响，獐子岛前三季业绩“大变脸”，由预报盈利变为亏损约8 亿元，全年预计大幅亏损。该事件一经曝出便引发巨多争议，铺天盖地的质疑接踵而来，成为A 股市场上又一个令股民跌破眼镜的“黑天鹅事件”。
和12 年的蓝田股份事件一样，獐子岛事件可能造成的沉重代价，其最终承担者，仍然将是二级市场上的普通股民。“獐子岛事件”除了给投资人带来巨额损失，其背后的各种谜团所引发的猜疑和信心危机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国股市的透明和健康发展。獐子岛距离大连市56 海里，海产丰富，盛产海参、鲍鱼、扇贝等珍稀海产品，素有“海底银行”的美誉。当地海产养殖历史悠久，有理由相信冷水团这样的天气现象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而作为一家市值超过百亿元，主营虾夷扇贝、海参、鲍鱼等海珍品育苗和养殖加工的上市公司，难道竟没有任何应对这种可能造成大量减产甚至绝收的自然灾害的避险措施？“海底银行”真如公告所称，被“冷水团”洗劫了8亿元吗？
在越来越大的质疑声中，多方媒体记者陆续爆出与公司解释完全不符的调查结果。有身着獐子岛公司捕捞队统一服装的船员向相关记者透露，公司在2009 年到2011 年间底播苗种时存在大量掺杂沙子和瓦块的情况，而且虚报苗种数量，1000 只苗种实际只有一两百只。而这块被种了沙子和瓦块的海域正是公司宣称遭遇了所谓“冷水团”的海域。
有投资者表示要求提供死亡扇贝的尸体作为证明，对此，獐子岛董事长、总裁吴厚刚回复称，“公司已对相关海域进行了存量调查、会计师监盘，存量调查和监盘过程中即需进行拖网采捕，欢迎来公司调研。”其实这位投资者的要求提供死亡扇贝的尸体作为证明在现实中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就是审计师学会了潜水下海进行抽测也是无法核实的，所以吴总裁有底气欢迎他来调研。
底播虾夷扇贝，在会计上采用" 消耗性生物资产"科目核算，对于底播的虾夷扇贝到底有多少，真的只有天知道了，因为这个造假起来确实容易，因为底播时，不可能点清楚种苗数量后，再去底播。肯定是按照购买单上的数量去记账的，而购买单上的数量，谁又会去数清楚呢？因此，最怕的是没底播那么多，而造假底播了那么多，要去核清楚这个问题，审计的会计师是没辙的，他们不可能下水去看他们具体种了多少苗。这样，就存在上市公司关联方将上市公司资金通过“存货”套走的可能性，将资金通过存货套走后，最后通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洗一次大澡"一洗了之。
渔业在我国经济产业中属于基础产业，然而又属于比较特殊的基础产业。我国海洋资源丰富，渔业已成为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产业，尤其是发展水产养殖业是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人口增长，改善生活的需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发展渔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然而我国渔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不信任文化”导致渔业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较大的垄断性、信息不对称性和较低的市场诚信度等。对于“獐子岛事件”的主要质疑点，就在于该企业是否在三年前投入与报表上相符的扇贝种苗。三年后的今天所谓的颗粒无收，到底是天灾致使，还是账实不符。
上面的二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要验证第一种可能性，就看一看，该区域其他养殖户是否也存在大规模的减产现象，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基本上可以证明存货的减值计提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如果该区域的其他养殖户没有存在大规模的减产现象，也就是波动不是很大，就基本上可以判断獐子岛存在财务造假行为。
第二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也是较大的。根据相关报道和数据，獐子岛的大股东是极度缺钱的。事实上公司大股东不断的把手中獐子岛股权向银行质押贷款，到期后，又不断地重复着质押贷款。据了解，大股东股权质押资金全部投向房地产业务。因此，很有可能发生大股东长期大量通过“存货”项目造假的手段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情况，从而导致其最终通过存货计提一洗了之。
养殖类农业股上市公司通过存货项目将上市公司资金套走是很难找到证据发现的，因为许多农业股本身存在的行业特点，导致其在生产流程或存货等方面难以审计，比如獐子岛，鱼虾扇贝这些水下的东西，审计程序上不可能准确地核实真实数据，这就给财务造假带来便利，而不可知的自然灾害，往往又给农业类上市公司造假提供天然的屏障。
此外，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戴习林也表示，冷水团在夏天造成扇贝的大规模死亡难免引起大家“奇想”。一般来说，对于需要过冬的扇贝，很难想象冷水团温度会低于其生存温度，当然，这也与养殖密度以及生物自身健康状况有关。
戴习林不否认冷水团会造成养殖行业大规模灾难。
但考虑獐子岛是上市公司，应该会有防范措施，如果发现问题就去抢收，虽然在品质和价格方面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至少可以降低损失。但根据公告，獐子岛在9 月15 日至10 月12 日对秋季底播虾夷扇贝进行存量抽测，发现存货异常，并预计将产生重大损失。但此后近20 天的时间里，公司并未披露有实际举措来挽回损失。
獐子岛此次出事的海域集中在50 米以下的深水区。专家告诉澎湃新闻，水域太深，光线不充足，致使扇贝的饵料浮游生物等缺乏，影响其生长。但戴习林认为即使遇到自然灾害问题，扇贝也不是马上就死亡的，公司完全可以根据检测情况对合适的扇贝进行提前采捕，减少损失。
关于检测，獐子岛在其2013年年报中有这样一句披露：“公司在獐子岛海域构建了北黄海冷水团检测潜标网，对低层水温变化实施24 小时不间断监测，提升了海域环境监控能力。”想不到，24 小时检测的设备，难道发现不了扇贝生长海域海水温度的变化？
然而对于14 年底沸沸扬扬的“獐子岛事件”，证监会终于给了我们答案。2014 年12 月7 日，獐子岛8 亿元扇贝消失是否涉造假终于有了结果。证监会经核查未发现，獐子岛2011 年年底播虾夷扇贝苗种采购、底播过程中存在虚假行为；未发现大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獐子岛存在决策程序、信息披露以及财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在大量质疑面前獐子岛虽涉险过关，但或为“平息民愤”，公司还是出台包括董事长自掏1亿元补偿上市公司、总裁办成员集体降薪并增持股票、员工持股计划等系列措施对冲利空。
马冬晗学习计划范文6
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
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罗章龙为了开展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由徐州来到浦镇，不幸被当地的“交通系”人员所获，几遭毒手。这时有一人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来解围。这个人就是当时浦镇机厂工会的会长王荷波。
王荷波，原名王灼华，1882年5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一贫民家里，原籍山西太原。他早年读过两年私塾，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流落到海参崴、哈尔滨等地做苦工。1916年夏，他辗转来到华东，进入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又叫铁路大厂）当钳工。由于他为人正直热情，很快就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并逐步有了较高的威望。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王荷波开始接触新思想、新思潮，阅读了《新青年》、《劳动者》等进步刊物，思想觉悟逐步提高，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
浦镇机厂是英国凭借强权迫使清政府借款修建的，英藉资本家为榨取工人的血汗，制定了一系列野蛮的规章制度。1920年5月，英籍厂长奥斯顿和总监工布拉克又下令拆除厕所，不让工人上班时间大小便，工人奋起反抗。王荷波对大伙说：“英国鬼把我们当牛马，我们是人，是中国人，绝不能让他们任意摆布。”经过工人们商议，向英国资本家提出了取消所有罚款制度、重建厕所、普遍加薪一成等条件。在厂方未答复前，全厂实行罢工。并派出王荷波、李永福等代表与厂方进行谈判。通过说理斗争和几百个工人在门外的声援，布拉克等被迫答应了工人的复工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在斗争中，王荷波逐渐认识到：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光靠结拜几个兄弟力量太小，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反抗洋人、工头的欺压。于是从1920年底起，他开始筹办工会。1921年3月14日浦镇机厂的工会正式成立了，王荷波先后被选为工会副会长、会长。
1922年春，王荷波率领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主要力量开展各地铁路工会的工作，派了北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王振翼(即王仲一)到南京浦镇机厂协助王荷波进行工会活动，开辟党的工作。当年六月，经罗章龙介绍，王荷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不久，组成浦口党小组，由王振翼和王荷波两人负责。在王荷波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很快地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建立起浦口铁路工人俱乐部，连搬运工人也要求加入铁路工会。王荷波常说:“一个人有什么本事?大伙团结力量大。我们铁路工人、全国工人都团结起来，就能推倒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
“坚决不让火车过去”
1923年1月底，王荷波离开浦镇，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去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1日，帝国主义走狗、反动军阀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大会被迫停止。接着，反动军警又包围了代表的住处，监视代表行动，占领、封闭、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的会址，并勒令代表限期出境。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京汉铁路党团组织负责人连夜召集党员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决定2月4日中午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与各界同胞起来声援。会后，王荷波马上赶到郑州西关外钱塘里姚家大院，向各路代表做了传达，并要求坚决贯彻执行。翌日凌晨，他就离开郑州，到津浦路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地，传达会议决定，组织津浦沿线工人响应京汉铁路大罢工。
王荷波赶回浦镇后，6日夜晚召开党组织秘密会议，沉痛诉说了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经过和情况，抓住南京港务处长吴梦兰无故开除工人李金台的事件，决定发动“两浦”工人再次举行大罢工，声援京汉铁路工人。7日晚上，王荷波发动工人首先瘫掉252号车，堵住机务段的总道岔，阻拦机车出库，造成罢工之势。8日上午，浦口站乱作一团，这时有一辆266号机车牵引着一列煤车从蚌埠方向开到浦口，机务段长张殿急忙叫这辆机车牵引着客车保证正点北上，并派十几名武装警察保卫。列车刚开出浦口站，王荷波闻讯后，手执红旗，率领几百工人冲向浦镇车站南首，站在铁轨中间，挡住列车的去路。眼见机车快速逼近，王荷波一声令下:“坚决不让火车过去!”数百个工人一拥而上，扑向冰冷的铁轨。机车被迫停下，很快为工人所包围。同时，在王荷波的统一部署与指挥下，浦口的水路工人也举行罢工。顿时，“两浦”的水陆交通全部陷于瘫痪。
南京军阀头子齐燮元恼羞成怒，把驻扎在浦镇东门老营盘的一千多官兵调来镇压。王荷波从容不迫地指挥“两浦”二千多工人严阵以待。敌人见势不妙，派第四混成旅旅长吴洪赞带车务处长“刺李”(绰号)前来找王荷波问话。由于工人们的英勇斗争，吓得吴贼、“刺李”只好同意到工会办公室谈判。在谈判中，王荷波义正辞严地揭露敌人的罪恶阴谋，并提出了撤掉吴梦兰职务，恢复李金台工作，增加工人工资一成，年终“花红”提前发给，保障工人言论、集会、游行自由等要求。敌人被迫答应上述要求。这时，“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荷波为了保存实力，果断地决定复工。事后，尽管上述条件反动当局并没有全部履行，但这次斗争却有力地声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
1923年6月，王荷波作为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前往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荷波第一次到广州，和很多代表一样对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要人来指引，带去会场。三大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还找王荷波等各地工人代表谈话，交代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
中共三大对二七罢工也很重视，讨论较多，与会代表中过半数参加了二七大罢工。三大选举时，马林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应以工运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 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王荷波首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对他多年来从事工人运动，尤其是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表现所做的充分肯定和崇高评价。
“我们要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奋斗终身”
1923年7月，罗章龙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到达浦镇，向王荷波传达中央要求他尽快到上海中央主持工作的旨意。王荷波起初有些犹豫，说不愿意离开工厂，怕脱离群众。其夫人在旁催促他说：“你走，我同你一道去好了，是真神到处可以显灵。”王荷波遂决定离开多年的工作岗位，携眷赴中央工作。
到达上海后，王荷波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不久，接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经常到铁路、船厂、海军部队以及南京、无锡等处指导工作及向工人群众讲演。据当时同他在一起工作的沈雁冰（笔名茅盾）回忆：“王荷波同志身材高大，说话有煽动力。”
9月，党中央从广州迁回上海，王荷波被补选为中央局委员。那时，中央局由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五人组成，王荷波是唯一的工人党员。他经常同陈独秀、、蔡和森等一起在中兴路三曾里中央办事处工作和学习。
1924年6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王荷波与、刘清扬、彭述之等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王荷波等人到达莫斯科后，受到了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兄弟共产党代表，特别是苏俄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会上，王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7月8日，王荷波参加了在莫斯科国际大剧院举行的大会闭幕式，响彻整个会场的悲壮的《国际歌》，使他周身的热血异常沸腾。在莫斯科期间，王荷波还应邀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会后考察时，他看到了苏联人民的新生活，更对我国革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回国后，王荷波在上海组织起红色救济会（后改为互济会），会址设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A字3号。红色救济会宗旨是为罢工工人和为革命遇难者家属谋利益，主要任务是发动社会各界为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捐助财物，帮助因罢工失业的工人，为革命被捕、遇难者的家属解决暂时困难。尽管王荷波当时生活很困难，但从不动用救济会的一分一厘钱，他还告诫妻子要准备为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牺牲一切。每当他回忆起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度过的美好时光，他总是兴奋地对妻子说：“你等着吧，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也会像苏联那样，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奋斗终身。”
护卫
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北京是中共北方区委所在地，成为当时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1926年3月，王荷波赴大连等地视察铁路工人运动时，途经北京并作了停留，适逢三・一八天安门国民大会及会后的示威请愿，便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且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3月18日中午时分，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分列数十行，面对执政府大门。携王荷波紧靠大门左边石狮子左侧，站在队伍最前面。代表们要求会见段祺瑞，遭到拒绝。这时，只见执政府门前排列卫兵及手枪队，东西辕门都布满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左右两边耳楼的窗口也露出了机枪枪口。时任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的连忙招呼王荷波“赶快把胡子送走”。可是根本不肯离开。王荷波非常着急。形势万分险恶，再也不允许片刻迟疑了。他身高力大，不由分说，就把从右边前方拉到东辕门。此时东西辕门已将关闭，王荷波用力将辕门拉开，护送离开。紧接着敌人向打大旗的王一飞打响了第一枪……
经常亲切地称他“大哥”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王荷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多次去福州指导福建党的工作，发展统一战线，策应北伐。他在福州的工作卓有成效，胜利地迎接了北伐军开进福州城。
在福建策应北伐的同时，王荷波仍兼任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经常与、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一起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中央军委所在地开会、研究工作，和大家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由于他比大十几岁，又长着大胡子，就经常亲切地称他“大哥”。
期间，王荷波参与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特别是他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通过“新海军社”这一士兵群众组织，在海军中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争取海军支持起义，并为上海工人提供大批武器，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中，他说服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脱离北洋军阀，指挥参加起义的“建威”、“列字”等军舰炮轰孙传芳的龙华司令部和高昌庙兵工厂。3月21日，王荷波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根据党和上海总工会的指示，他的主要任务是组建铁路工人纠察队，组织铁路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并协助特别军委书记工作。起义开始后，他为总指挥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在、罗亦农等同志的统一领导下，王荷波他始终亲临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指挥工人武装队伍作战。起义终于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正当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却在密谋策划反革命。4月12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第26军周凤岐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枪声大作。王荷波急忙从“新海军社”赶赴上海总工会，中途被士兵扣住，幸好遇上他的表弟、海军副营长黄桐藩，巧妙地将他释放。王荷波脱险后，立即来到设在半淞园“三山会馆”的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几天之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相继离开上海。4月22日，王荷波扮成渔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同船前往汉口。
危难之际，出任北方局书记
1927年4月27日至5月上旬，王荷波在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6月，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
7月15日，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上，王荷波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以王荷波、蔡和森、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五人为委员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北方局下辖顺直（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满州、山西及内蒙古各支部。
王荷波受命于危难之中，会后急赴北方局主持工作。9月，王荷波奔赴华北各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还亲自到农运基础较好的玉田县，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组织冀东农民准备武装暴动。
9月底10月初，奉系和山西军阀阎锡山火拼。北方局利用这一形势，拟定了工人起义的秘密计划，加紧筹建北京市总工会，积极发展会员。但是，工人在散发传单时不幸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捕，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10月18日，王荷波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不幸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相继陷入敌手。
在狱中，王荷波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反动军阀深怕政局不稳，迫不及待地下令杀害王荷波等人。
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等18人被绑上了陆军军法裁判处的刑车。刑车刚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就猛然煞住。王荷波等人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车上下来，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前进。面对敌人的枪口，王荷波挺直高大的身躯，视死如归。他放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军阀反动统治！”吓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连忙仓促行刑，就地掩埋。
解放后，指示寻找王荷波遗骨
王荷波牺牲后，万分悲痛。但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很好地收敛和安葬其遗体，这成为的一件憾事。
北京解放不久，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同时，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组织力量寻找王荷波的遗体。吴晗安排北京市公安局和民政局抽调人员专门办理此事。好不容易在伪京师警察厅的档案中找到了当时的原始记录，得知王荷波就义的地点是在北京安定门外箭楼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