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作文范文1
可有时侯，当你想做某件事，总有不凑巧的原因，要嘛没空，要嘛就是被一些条件所制约。
当出行坐在车上，你总不能来个语音输入吧，而且十来分钟的路程，一不留神就过了站，又费时间又费精力，得不偿失。
当在公共场合等侯的时候，声音有些嘈杂，语音也录不清晰，人来人往的，看你一个劲地对手机面对面讲话，也有点奇怪。
处理事务，忙学习的时候，那自然没空。可当一有空闲，你发现狭小的空间里，别人已需要休息，你能做的就是悄无声息的事情，语音录入肯定是不能在此时此刻操作。
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要学会变通。
我们学会一样新事物，就是要让它为我们所用，而非被牵着鼻子走。
变通作文范文2
很清楚地记得1996年大学毕业，好多同学依依不舍，离开之前互写留言，在那厚厚的留言本上有这样一栏“联系方式（电话）”，看到这，大家都傻眼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固定电话很少有，移动电话我们见都没有见过，装一部固话需要三千多块钱，而且还必须是在县城以上有电话线路通过的地方，乡村就别说装电话了，连线路都没通。大部分同学在这一栏里留白了，因为都很难想象什么时候才会有一部属于自己电话，都没有那种“奢望”。而有个别人竟调侃地写成“123456”或者“888888”，也算是一种自嘲。只有极个别有“雄心”的同学写着“会有的”三个字，但总之心里还是没个底。
“会有的”三个字一直在我的心里占据着，因为他是一种信念，虽然只有几个人这样写。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象我们情况还算好的单位有一部固定电话，但时常被一个木制的或铁制的盒子锁起来，只留个听筒在外边，钥匙掌握在领导手里，只准接听不准往外边打，情况差的单位根本就没有电话。那时侯，联系同学或亲戚基本上都用书信，工作之余常常往传达室跑，看看有自己的书信没有，与朋友和家人的联络甚是不便。
没过多久，街上陆陆续续办起了话吧，这下打电话方便多了，只是要常常去话吧守着时间接打，因为这次接打电话必须是在上次约定好的时间点，否则对方不在电话机旁，打过去也是白打。这一时期，在街头开始看到有人用“BB机”（寻呼机）了，别在腰上唧唧响，有数字机、汉显机，特别是数字机，来电都是数字码，还得转换成汉字，挺麻烦的。
不多久，开始看到有人用“大哥大”了，象半个砖头那么大，拿在手里很神气，那东西我看大都是“大款”、“老板”们持有，在人多的地方故意大声地说话，不停地“喂喂”，惹得人们眼馋。
通信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生活的变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固定电话很快普及开了，我们单位为了方便科室及同事们间的联系，给每个人的宿办室都安装上一部内部电话，各科室间和职工间可以互相接打，有时高兴了，本来晚上凑在一起说话，现在也可以躺在床上聊了。电话机也有总号和分号，从外边经过转机也可以打进来。
移动时代的到来，可以说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当“老板”们的“大哥大”还没用几天，手机已经快速的上市了，其普及之快令人难以置信。1999年，除过单位几位领导之外，我和一名同事率先去买了手机，成为我们单位最早使用手机的普通员工。摩托罗那、三星、诺基亚等等手机开始普及了起来。
记得最有趣的是，手机刚买回来，办卡开通后，一位女同事很好奇，要用手机给朋友打个电话，大家故意逗她开心，说移动电话要边走边打，她竟信以为真，拿着手机转过来转过去，在院子里边走边打，搞恶作剧的同志在后边偷着乐呢。
普通手机——触屏手机——智能手机，发展之快，在短短的几年完成了飞跃，由合资品牌再到中国的自主品牌，让我们的生活圈子大大的拓展了，让我们的视野大大的开阔了，也让我们的生活幸福便捷了。邮政、固定电话、传真、移动电话、电脑网络，多种多样的通信方式大大便利和丰富了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把我们带进了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变通作文范文3
汤姆在主人家总是抓不住杰瑞，今天他在抓杰瑞时一不小心碰翻了厨房里烧菜的油锅引起火灾把房子烧了，主人很生气把汤姆和杰瑞一起赶出了家门。
一天，汤姆和杰瑞正在垃圾桶里找食物吃，突然，他们找到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一年一度的自行车赛开始了，如想参加请在6月4日中午前到比赛处报名（获胜奖品：一幢别墅）”。两人看到了很兴奋，马上赶去垃圾场，寻找材料制造自行车，汤姆找到了一辆破旧的摩托车，他把发动机拆下，装上了踏盘，又装上了一根链条，找到了一些铁片，补一补。杰瑞小，大自行车不适合他，于是他找了一辆玩具车进行改装。不一会儿两人的车就完成了，可是一看手表，还有半小时报名就截止了，他们骑上车，赶到比赛地点报好了名。
比赛当天，汤姆和杰瑞骑着自己心爱的自行车来到了比赛现场，主持人出现了，他清了清嗓子说：“各位比赛选手，欢迎参加一年一度的自行车赛，我先介绍一下比赛路线。从起点出发，沿着高速公路一直走，最后到达亚马逊森林，森林里有一面旗，谁先拿到旗谁就是胜利者。并且我们会全程直播。现在比赛开始。”话音刚落，所有选手陆陆续续的骑着车向终点驶去。“各位观众现在带头的是汤姆和杰瑞，美国的高速公路特别拥挤，这一段考验的是选手操控自行车的能力。”杰瑞轻松地从车底下穿了过去，可是汤姆过了好一会儿才绕了过去。过了高速公路后，大部分的车手都退出了比赛。接下来是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所有的车手都因为车子陷进了沼泽退出了比赛，只剩下杰瑞和汤姆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杰瑞和汤姆同时拿到了旗，两人决定共同分享别墅。
几天后汤姆原先的主人来到了别墅，谢谢汤姆为她赢了座别墅，这时杰瑞出现了，汤姆的主人说：“怎么有老鼠，汤姆，把他抓起来。”汤姆又抓起了杰瑞，汤姆抓杰瑞时，碰到了一个打火机，打火机掉在地上引起了火灾，别墅也被汤姆和杰瑞烧了。
变通作文范文4
通变是《文心雕龙》中重要的理论范畴，这不仅在于刘勰以专篇来作详细阐述，而且还在于这一观念时时贯彻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和论述之中。《文心雕龙》在总结前世文章创作规律基础上，讨论文章作法，指导文章写作，通变就是刘勰在总结各体文章递延流变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重要的理论、美学范畴，因而对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甚或周秦汉魏各文体递延脉络的考察，自然应当遵循这一概念或原则，但这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关于通变之意旨，旧有复古说，影响甚大。清人纪昀实肇其端：
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又申述之：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又云：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二人皆着眼于纠正时弊，故称彦和属意复古。又有以通变为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通变，实以通和变为二事，而彼此并非并列，有着因果关系。换言之，变为因，通为果，由因致果，从变生通，故通变即西晋陆机《演连珠》中通于变，于有从的意思。故在变则通，变是通的先决条件。以上是片面强调复古或 新变的两种代表观点。对于前者，刘永济先生已予以纠正：
然舍人首言资于故实，酌于新声，赞语复发文律日新，变则可久，趋时乘机，望今参古之义，则竞今疏古，固非所尚，泥古悖今，亦岂所喜？
对于后者，通、变恰是并列之关系，刘勰既意以通，亦在于变。《文心雕龙通变》云：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刘勰于此谈得极为清晰明白，所谓文事实含两端：一者设文之体有常，故名理相因，体资故实，须通；变文之数无方，故通变则久，数酌新声，须变。需指出的是，这里的通变一词实为偏义，刘勰特言变，而并非如上引观点通变特指变之一端。不可变者须通，可变者则须变，故论文之方，譬若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如文之通；臭味晞阳则异品，如文之变。通、变二者，皆乃势之必然。刘勰接着又以此为准，讨论前世作品之优劣得失。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商周之前，虽愈加文、丽，但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该通者通，该变者变，遂为后世之典范。而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 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汉以后作品仅执着于变，而迷失于通，故弥近弥澹，究其根本，则在于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之故。
刘勰通变之适用于文体，即在于揭示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与文辞气力之宜变者，并举前世作品为证，以言其优劣得失。今试以诗、乐府、赋为例略作考察。如《明诗》：
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诗言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谓应物而感，感物吟志，诗为情、志自然之抒发，此即诗之名理相因者；而四言五言、逞气雕采，随时变迁，亦当有取。以言志抒情为主干，兼以文辞气力之强调，这样的诗歌才合乎通变之准则。以此为准则，上古顺美匡恶之诗自不必言，后世诸家亦多有可称道者，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应璩百一，独立不懼，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之类。而有些诗篇则因多崇变而乏于通，而为刘勰批评，如宋之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至于乐府，刘勰称：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釆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乐应感人，亦应由此观盛衰兴废，此为乐府之名理相因之通；后随世流转，亦现新声之因素，可酌以吸收、利用，如刘勰所称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之类。但刘勰对秦之后乐府多所批评，如称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宋书乐志》云：
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可与刘勰丽而不经、靡而非典之评相参照。此为乐府不合通变之例，即仅逐新声，而忽视了乐府应当体资故实之处。而前引魏之三祖例，虽气爽才丽，但因志不出于淫荡，辞不出于哀思，故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则亦归为违忤通变之类。
再看赋。刘勰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之源，出自诗，故而铺采摛文，意在体物写志，这是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之处。刘勰又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屈赋之声貌华采为新变因素。综合二者，赋也者，乃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即赋之通变之内涵。与此相应，刘勰又云：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变通作文范文5
吉林省的关于水文水资源系统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流量平衡所受的影响有哪些；第二，我省的供水量和需水量有哪些变化；第三，气候变化对水质的影响有哪些；第四，干旱频繁是否源于气候的变化。下面，将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相关影响，可以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估，例如气候变化对我省降水、水流蒸发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此外，研究估计所达到的效果很重要。因此，我省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结果，由于每一个省份的气候不同，水文水资源也并不一样。因此，一定要建立适合我省情况的气候变化指标体系，准确分析出气候变化对我省水资源的影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例如GIS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对我省的水资源现状进行分析。此外，我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对水资源的开发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合理开发和管理我省的水资源系统。
2吉林省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研究方法
2.1水文水资源研究步骤
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方法是采用What-if方法，意思就是：（if）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水文水资源又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what），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方法。通过影响方法对我省水文水资源进行评估，可以有着很好的辩证效果。因此，应该准确的按照相关步骤进行评估，一般分为5个步骤：1）气象部门要对我省的气候变化进行相关的定义；2）要建立我省的具体的水文模型，并进行相关的验证；3）通过切入气候变化情景，结合建立的水文模型进行电脑分析，模拟分析出水文循环和水文变化的过程；4）根据分析得出水文水资源受气候变化的影响；5）根据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程度，找出相关的措施实施环境的保护。
2.2水文模拟技术
我省在选择模型的时候，主要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模型的精准度如何，评估的资料是否齐全；模型的参数变化和适用性如何。目前针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的主要评估模型有三种：1）概念性模型所谓的概念性模型是以水文变化过程为准则的模型。概念性模型可以分析气候的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以及对水资源所需要的气候条件进行研究。这种模型最先应用到美国旱地的水资源研究上；2）经验统计模型通过获取经验进行统计，我们称之为经验统计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获取该地区的水流、气候、降水、气温等资料。通过资料的统计和分析，得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影响；3）分布水文模型由于区域的每一处地形和土壤的水分都不一样。关于这方面可以运用分布式进行，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划分，并在每一个单元设立参数，对该部分的水特征进行记录。
3我省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的相关建议
3.1我省要对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视我国对于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设立明确的纲要规定，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当中规定，要将能源和环境的建设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项目。在《中国对应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当中，我国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应对气候的变化，要求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在这种氛围之下，吉林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对此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投身于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工作当中。政府也要不断的实施相关政策，通过政策的鼓励，激发吉林省的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到水文水资源的研究热情，积极投身于研究当中。同时，有关宣传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力度，与各界进行沟通，为科研工作创造更好的平台。
3.2我省的科研部门要与国外加强交流合作对于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学习和吸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与国际的相关科研小组进行交流和合作，不断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省要积极与别的气候部门相合作，例如水利部门、气象研究部门等。通过合作研究，给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技术保障。
3.3建立相关的体系和评价针对气候对水文水资源方面的研究，我省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准确的评价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相关影响。通过GIS技术和计算机模拟，研发出符合我省对水文水资源的预测和管理模型。（上接第145页）
4结论
变通作文范文6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