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货币范文1
朝鲜2009年11月30日突然宣布实施货币改革,原有货币停止使用,从当日至12月6日兑换新的货币。兑换比率为100∶1,即100朝元旧币兑换1朝元新币,并规定每个居民最多只能兑换10万旧币(12月2日上调至15万旧币)。持有旧币的外国人可携带本人护照及11月以来的换汇证明前往银行进行兑换。
外界分析指,朝鲜此举意在控制通货膨胀,追踪合法或非法积累财富的公民,同时为“三代世袭”权力交班巩固基础。但其实际上使民众通过市场活动积累的大部分私人储蓄化为乌有,货币重估也是治理通胀的下下策,极端的所谓改革更可能导致朝鲜经济恶化和政局危机。
强推货币改革
据韩联社2009年12月1日报道,这是朝鲜17年来第一次、自1947年来第五次更换货币,也是公开资料中所显示的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次。朝鲜1947年、1979年和1992年三次更换货币时,新旧货币面值均按1∶1更换,仅在1959年第二次更换货币时,按1∶100更换。而前四次货币更换都没有设定限额。
不同于以往历次货币改革,韩国《中央日报》12月2日报道称,朝鲜此次货币改革甚至省去了对国内外公开说明的程序。朝鲜政府11月30日早晨才通过面向国内民众的广播电台宣布消息,并号召大家及早更换新币。
据悉,朝鲜新发行的货币纸币面值分别为5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200元、100元、50元、10元、5元9种,硬币有1元、5角、1角、5分、1分5种。朝鲜居民超过兑换限额部分要存在政府运营的银行里,由于朝鲜银行属于“强制储蓄所”,这些钱等于“奉献”给了国家。
外媒报道,这引发了朝鲜民众的愤怒和焦虑。韩国《朝鲜日报》12月2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过去推行货币改革政策时,有钱人很少,但现在情况则不同,很多人把10年里节衣缩食攒的钱放在衣柜里。现在知道这一消息的人或者茫然失措,或者愤怒不已。”不少市民大受打击,甚至坐在道路两旁哭泣。在部分城镇的市场上做买卖的妇女冒着被捕的危险,公开咒骂政府机关。
改革导致了一些混乱,人们纷纷前往黑市将旧币兑换成人民币和美元,引发外币暴涨。商店也因此暂停商业活动,等待重新定价。朝鲜国内电话于11月30日被切断,政府下令实施宵禁以消除隐患,并将货币兑换工作推迟至12月2日进行。
韩国民间对朝广播电台“开放朝鲜广播”12月8日报道称,朝鲜平城市两名货币商因试图将1100万旧币通过熟人兑换成10万新币,12月4日遭到非公开枪决。该电台还称,由于人们试图在“大限”之前花掉过多的旧币,导致朝鲜境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短短数日以旧币计的大米价格涨了20倍,玉米价格涨了30倍。
据报道,朝鲜政府为稳定市场,决定从12月14日开始全国关闭市场3天。同时,迫于民众抗议,日前朝鲜已将每个居民兑换新币的限额提高到50万旧币,并向民众保证,存在银行里的超余部分旧币也能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兑换成新币。另外,当局还表示,如果居民的银行存款少于100万则不需要接受资产来源问询;超过100万但在资产来源正当的条件下,其银行存款仍能兑换成新币。
另据《朝鲜日报》12月16日消息,朝鲜自当月20日到2010年2月将禁止外国人入境。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朝鲜逢年末、年初朝中边境海关休息期间经常临时限制外国人入境,但像此次这样一直到2010年2月禁止外国人入境还是非常罕见。”韩国专家分析认为,这可能就是为整顿货币改革所带来的内部混乱而采取的措施。
12月3日,韩国YTN电视台报道亦称,中朝交界的丹东口岸对朝贸易也基本停止,等待朝鲜情况稳定。中国对朝贸易已经受到影响。中朝贸易大多采用美元或人民币进行结算,目前朝鲜政府还没有公布新的外币兑换比例。
劫富不济贫
由于朝鲜没有公开表明货币改革相关的内容,因此很难掌握其意图与背景。外界分析朝鲜此举是为了遏制贫愈贫、富愈富,消除经济失衡的现象。韩国媒体认为,朝鲜的目的是舒缓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和打击地下资金,同时也是为了清除腐败和控制市场上流通的资本。
平壤在2002年实行提升工资和生活品价格的“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后,工人月薪从100朝元大幅提高到3000朝元左右,而物价也相应提高了30多倍。市场开始逐渐活跃,通胀跟着严重化。目前,普通工人的月薪虽然已提高到平均3000朝元至4000朝元,但也仅能从市场购买到两公斤的大米,生活重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朝鲜断然实施货币改革,首先是试图通过重估货币来遏制通货膨胀,想用100∶1的比率交换货币来减少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降低物价。
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政府进行货币改革后,表示给工人、办公人员等发放的薪水金额不变。朝鲜用新货币支付相同数额的薪水,实际等于将员工薪水上调100倍,因为旧币兑换新币的比例为100∶1,货币升值100倍。朝鲜当局还称,将把物价降低到2002年采取“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时的水平。当时,朝鲜当局规定的大米价格为一公斤45朝元。
但韩联社称,工人的购买能力突然提高,即使市场上大米供应充足,价格也会暴涨。而朝鲜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包括大米在内的所有物资都极度匮乏,因此物价暴涨在所难免。尽管无法具体预测物价上涨幅度,但大部分专家认为,物价上升到可抵消货币升值部分的程度,是早晚的问题。
通过新币换旧币让居民的财产暴露在阳光之下,再辅以限制兑换数量的措施,打击近年来通过经商和黑市交易致富的新兴富人阶层,以及特权阶层,被认为是朝鲜此次货币改革的另一目的。
市场经济滋生后,特别是朝鲜政权创建者金日成1994年7月去世之后,部分人做副业或经商,确实积累了一些财富,但这些财富不能存入银行,一是利率低,二是强制储蓄,不能自由提款,三是可能被没收,没有安全保障。货币不能回笼,也就不利于再生产活动。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也影响了社会稳定。而军队、官僚等特权阶层大规模的敛财活动,包括经商、受贿、侵吞公款等,曾使朝鲜领导人勃然大怒。
不过,有分析表示,朝鲜国内的中高层精英,早就把自己的财富转变为美元或人民币。此次朝鲜货币改革,打击最大的还是朝鲜普通劳动者,不但将重创十几年改革开放成果,也断送了未来深化改革的可能。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经济安保组组长董龙升表示:“此次货币改革不会对手握大量外汇的朝鲜中等以上阶层产生太大影响,但会使普通居民的生活急剧恶化。”
据称,此次新旧货币兑换之前,朝鲜中等水平的家庭一般拥有100万朝元以上的现金。而以当局规定的15万旧朝元限额和此前每公斤大米2000朝元计,相当于市场上70公斤左右大米的价钱,仅够一个家庭维持两个月的生活,在地下黑市仅能兑换到约40美元(朝元不能与外国货币自由兑换。上调币值前,根据朝鲜固定汇率政策,1美元兑换135朝元。但在黑市1美元实际可兑换3800朝元,1元人民币可兑换597朝元)。一夜间,朝鲜民众重新回到了均贫境地。
此外,过去朝鲜为了筹措外币,在海外赚外汇的朝鲜人士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忠诚资金”,返回朝鲜时,当局默认他们可携带私用的外币等资产回国。此次货币改革等于要过去奉献“忠诚资金”而获认可拥有私产的人,把私产悉数充公。
铺路“三代世袭”
观点指,朝鲜货币改革更关键的目的在于巩固接班人体制,为“三代世袭”铺路。
目前,对于朝鲜政权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完成权力交接。朝鲜当局宣传“要在2012年开启强盛大国的大门”,2012年是金日成诞辰100周年。朝鲜宪法也在2009年4月得到修订,“先军思想”和“主体思想”一并成为朝鲜的指导思想。
有韩国电台报道称,67岁的有慢性咽喉炎,不能连续多天工作,必须隔天休息,他的病情2009年11月恶化。报道推测的病情与他长期抽烟喝酒有关。
正倾其全力,要将幼子金正云扶正为“金氏王朝”第三代继承人。而市场势力不仅动摇了计划经济的根基,也削弱了统治基础。经过100天和150天“战斗”之后,金正云基本上已在军队和官僚体制中树立起一定声望,但在经济领域却还没有任何建树,通过此次货币改革、没收非法资金,甚至稍能压制市场经济的扩张,都可宣传为金正云的“功勋”,增加其登上最高宝座的理论依据。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朝鲜问题专家佛兰克(Ruediger Frank)2009年12月14日在美国Nautilus研究所官方网站的文章中也表示,朝鲜通过货币改革,将象征的作品首次印刷在新币上,同时将金日成的面貌描绘得更为苍老,也表明这是为权力世袭铺路。
在面值5000朝元新币中,和以往一样出现了金日成的肖像,但以前被描绘成50多岁的中年人,在新币中却成了头发灰白的老人;在面值2000朝元新币中,首次出现了象征革命第二代的画面――正面是出生的“白头山(长白山)密营”和“正日峰”,背面则为白头山全景;过去,1000朝元面值旧币和5000朝元一样,印有金日成肖像和“万景台故宅”,但新币正面和背面却分别印有生母金贞淑出生地“会宁故宅”和革命根据地“三池渊水池”。
佛兰克说,朝鲜高额面值的三种纸币象征着白头山三英雄和革命家庭。重要的是“永远的领袖”金日成不再是“唯一”的领袖,而被描绘成“第一代领袖”,则被象征为“第二代领袖”。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然会安排出现第三代。
或引发政经危机
美国《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登署名崔宇的文章称,如果此次朝鲜将所有商品价格同步降至1/100的水平,那么重估后并不会影响新货币的购买力,就不会改变供求关系,对遏制通胀也就无济于事。而且,无论商品的重新定价过高还是过低都会加剧通胀。前者会削弱新货币的购买力,这相当于更严重的通胀;后者虽然会增加新货币的购买力,但也会助推抢购行为,造成供不应求进而加剧通胀的压力。
政府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货币改革可作为前车之鉴。为了打内战,政府军费开支浩繁,不得不增发货币为财政埋单。截至1949年8月,法币发行额是1937年的47万余倍,上海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时的492万倍。1948年8月,它宣布废除法币改发行金圆券,但也没能遏制通胀,相反物资抢购、供应不足和继续无节制的发行货币还加剧了通胀。1949年5月时相比1948年8月,物价指数又上涨了210万倍。随后政府又花样翻新地推出了银元券,但还是一样的命运。金圆券和银元券搜刮了老百姓手中的黄金和白银,富人阶层却通过私藏美元、黄金和白银受到较小冲击。金融动荡也加速了统治的。
总之,货币重估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下下策,当一国政府企图通过货币重估来治理通胀时,往往预示着该国经济处在十分危险的失控边缘。
文章还称,相比中国上世纪80年代选择继续推进价格改革,朝鲜选择了向计划经济回归,政府重新树立权威加强管制,这也让2002年以来朝鲜出现的一些市场化倾向向后转。2005年起,朝鲜已经在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比如,私营市场只允许每十天开一次,只有50岁以上的妇女可以做买卖。这也被德国媒体称为“再次斯大林化”。
朝鲜货币范文2
关键词：中朝边境贸易；结算
1 中朝边境贸易现状
边境贸易通常被简称为“边贸”，既包括边民互市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也包括边境地区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其中边民互市贸易被限定在边境线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以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者数量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而边境小额贸易，系指沿陆地边境线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边境县（旗）、边境城市辖区内（以下简称边境地区）经批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通过国家指定的陆地边境口岸，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或其他贸易机构之间的贸易活动。
中国和朝鲜两国不仅山水相连，交往历史源远流长，而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进入21世纪后，中国仍然是朝鲜的最大贸易国之一。作为我国最大的陆地边境城市，辽宁丹东市与近邻朝鲜在资源要素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在经济技术结构上也具有相对的超前性，因此沿边开放潜力十分巨大。近几年来，丹东对朝贸易进出口总额每年都以25%左右的速度递增，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最大的对朝贸易商品集散地和对朝贸易物流中心。据丹东海关统计，2005年丹东口岸对朝贸易总值8.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1.7%，其中进口1.9亿美元，出口6.4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4.5亿美元。到目前为止，经丹东口岸过境的货物量约占我国对朝贸易总量的70%，居全国首位。
另外，近年来朝鲜方面积极促进经济改革，仿照我国香港和澳门的做法，建立经济特区，大力吸引外资企业， 并通过采取经济核算、放开物价等一系列经济变革措施使朝鲜国内市场需求迅速增大，需求数量增加、品种增多、档次提高，平壤国际商品展览会也由过去的一年一次增至一年两次。朝鲜国内市场的新变化，为丹东进一步扩大对朝贸易提供了新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仍存在着如交通拥挤/贸易秩序混乱等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地干扰和阻碍了中朝边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在诸多问题中，边贸税收和结算问题尤显突出。
2 中朝边贸结算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由于中朝边贸主要以易货为主，结算方式单一，国际贸易通用的一些结算手段还不能实行，导致一些贸易机会的流失。迄今为止，中朝两国银行间仍未建立边贸结算关系,不能直接进行边贸结算业务，所以两国银行之间采用的是间接式现汇结算,即通过第三国(或地区)银行进行电汇和信汇，结算单位一般是美元。
尽管从1992年开始两国之间就实行了间接现汇贸易，但由于朝鲜境内没有与中方银行直接汇兑的外汇银行，有些朝鲜商社通过朝鲜银行在澳门设立的分支机构以及朝鲜光鲜金融会社的办事机构同中国企业进行信用证或单向支付结算，多数情况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香港的银行间汇款，手续复杂，时间拖得很长，使边贸企业资金流转速度放慢，严重地阻碍了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现钞结算在目前的对朝边贸结算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这种结算方式很快捷，但却与现有政策相矛盾。
（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人民币入境每人每次最多可携带20000元”。因此超出部分企业也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要想方设法将其携带入境，造成大量现金在体外循环或沉淀在朝鲜。
（2）《边境贸易外汇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只对具有人民币汇款证明及资金划转证明的边贸企业办理出口收汇核销作出明确规定，对现钞结算如何核销并无相关说明，因无政策依据，海关不接受企业外币现钞和人民币现钞的入境申报，这既给企业造成损失，又容易导致货币走私，给外汇管理部门及海关对外汇的监管造成风险。
另外，由于通关不畅，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受到很大的限制。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与朝鲜中央银行签订《中国人民银行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间支付结算协议》，批准中国银行丹东分行与朝鲜光鲜银行之间通过丹东口岸调运人民币现钞进出境，开展边贸人民币结算业务。但由于该协定只是中、朝双方中央银行签署的，海关部门没有参与，因此，中国海关禁止人民币现金以朝鲜银行的名义报关入境，使两地银行间无法实现现钞调运并将人民币现金存入其在丹东的账户内，影响了银行间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也使大量沉淀在朝鲜境内的人民币现金无法实现正常回流。
3 改进中朝边贸结算方式的建议
（1）积极推进中朝双方银行相互关系，建立银行间结算制度是改进货币出入境管理、扩大和发展辽宁对朝边贸的当务之急。相关部门应与朝方协商，在对方税关辖区内设立能与中方银行直接汇兑的外汇银行，实现双方通汇通兑。
（2）疏通人民币现钞回流渠道，鼓励和引导外币现钞的流入。鉴于人民币在中朝边境的大量流通，而双方结算方式又不能在近期内改变，建议由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根据边境地区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管理办法。①对中朝口岸边境贸易出入境人员携带人民币的额度限制作出单独规定；②允许边贸企业将他们携带入境的外币现钞和人民币现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验核其有效凭证后为其签发相应的申报单；③取消对朝鲜银行现钞跨境调运的限制。
（3）加快建立中朝人民币跨境流通监测机制。可选择的方法有：①人民银行与海关、商务部门之间建立申报、数据反馈制度；②人民银行地方分支行可将业务量较大的边贸企业及频繁出入境人员纳入监测体系，对其信息适时追踪，及时、准确掌握边境贸易进出口、出入境人数、人民币现钞流入流出等情况。
（4）严厉打击边境口岸货币走私行为，切实加强对跨境洗钱等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人民银行可加强与公安、海关、缉私、边防、工商等部门的协作，对货币出入境的各个环节采取严密的管理和制约措施。
（5）协调海关、人民银行、外汇局等部门，抓住36号文件“研究在东北地区进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退税试点”政策的机遇，尽快争取国家率先把丹东列入对朝贸易人民币结算出口退税的试点城市，扩大对朝贸易中朝方的资金支付渠道和结算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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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货币范文3
德国的“伯恩哈德行动” 德国伪造英镑的行动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称为“伯恩哈德行动”。最早提出发行大量假英镑来搞垮英国经济的是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纳粹党卫军高官海德里希很欣赏这个念头，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领导伪造工作。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后者专门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二战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万张纸币，面值达1.34亿镑，英格兰银行为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德国人制造的票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其中5英镑的占了40%。由于流入市场的该面额假钞数量过多，英国被迫在1943年停止流通面值10英镑以下的纸币，并在战后更换了英镑的版式。沿用了两百多年的白色票面设计被废弃，代之以安全性更高的彩色凸版印刷。
日本“法币谋略”的失算 抗战时期，山本宪藏注意到，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民众防伪钞意识并不强。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向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丞谈他的设想，并就能否造出完美的伪钞咨询了井上。井上不仅认为计划能够实现且表示愿意全面合作。
为达到乱真效果，日本人花费大量精力先后攻克了纸张问题和印刷防伪问题，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制出了合格的法币，在日本本土大量印刷。当时法币印刷成本为每张2到3美分，而日本仿制的法币印刷成本只有4钱5厘，相当于前者的一半。战争期间，日本印制了面值40多亿元的法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得很顺利。
然而，日本伪造的法币完全没有达到扰乱中国经济的目的。因为撤退至西南的国民政府在重庆防空洞内建立印钞厂，大量印钞自行制造了疯狂的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4年，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日本人的伪钞完全被“稀释”掉了。山本宪藏最后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朝鲜无奈的选择 美国在二战期间也试图用伪钞破坏日本经济。当时日元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难以在美国仿造。朝鲜和台湾地区分别流通朝鲜银行券和台湾银行券，纸质与日元相同。
二战结束后，官方伪造他国货币的行动也时有发生。为破坏逐渐走上亲苏道路的几内亚经济，法国特工部门曾在60年代专门印制了一批该国伪钞，质量比在捷克印制的真钞还好，后者不适合炎热潮湿的气候，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的头像不留神会被抹掉。捷克人后来也保留了印版，自己随心所欲地印刷几内亚钞票，在非洲采购物资。
朝鲜货币范文4
一、云南省边贸出口人民币结算退税试点工作基本情况
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边境线4060公里。在德宏、西双版纳、红河、保山等8个州、市的25个边境县（市）分布着10个一类(部级) 陆路、水运、航空口岸， 9个二类(省级)口岸，以及86条边民互市通道。
据海关统计， 2001年、2002年、2003年边境贸易分别占云南对外贸易的17.39%、16.64%、15.74%。2003年全省边贸完成进出口总额4.20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13.21%。其中出口2.53亿美元，同比增长9.6%；进口1.67亿美元，同比增长21.5%。
试点前，该省仅中越银行间建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合作关系，通过中越双边银行对开的人民币资金存款往来账户办理边贸结算，其方式主要有边贸银行汇票、边贸结算专用凭证、汇款3种。
对缅人民币结算包括现钞结算和转账结算，转账结算主要是通过参与边贸交易的非居民、居民在我境内开立的个体工商存折户转账支付，可办理托收、委托、支票和汇票。
对老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方式与对缅结算基本相同。
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在云南试点以来，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年1至9月政策效果不明显，从当年1月1日起开始试点至9月，全省边贸出口人民币结算退税共计11万元，工作进展缓慢。其原因在于：当初所规定人民币退税比率较外汇偏低。在实际边贸出口中，我方企业为与其他国家税率更低甚至免税商品竞争，通常以价格让步先低收益甚至亏损出口，再通过出口退税提高收益或冲减亏损实现收益。因此，退税比率高低决定着企业出口的最终赢亏。在同等条件下，与外汇、易货贸易方式结算全额退税相比，即使没有汇兑损失，实行人民币银行转账结算70%、现金结算40%的退税比率实际运作下来依旧成本更高，收益更低，甚至发生实质性亏损，故企业无意操作。总之，由于边境地区民间货币市场的存在，过去即使没有试点政策，企业也可通过民间货币市场将出口所得人民币收入兑换成外币后获取退税。由于其存在一定汇兑损失且属“非法”性质，因而企业更期待有关部门出台无任何额外损失、成本更低的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以实现收益最大化。但由于第一阶段所规定人民币退税比率偏低，所以导致政策效应并不显著
第二阶段是2004年10月1日以来，人民币结算退税执行了100%退税比率后，试点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边境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执行100%退税比率后，边贸出口人民币结算量增长迅猛， 2004年1-9月边贸人民币结算量为3.96亿元，占同期边贸结算总量的23.24 %；而10月至2005年2月，边贸人民币结算量为7.27亿元，占同期边贸结算总量的63.75%。全省边贸结算币种转变为以人民币为主，且人民币结算占比呈现逐月攀升趋势，2月当月边贸人民币结算占比达81.02％。
边境小额贸易人民币结算100%退税政策的实施，避免了边贸企业的换汇风险，节省了兑换成本，实现了当天到账，比原来用美元结算缩短了一周时间，提高了结算效率，加快了资金周转，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促进了边贸整体效益的提高。从税务部门提供的情况看，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末，全省以人民币结算的边贸出口货物共计退税1940万元，其中2004年1－9月仅退税11万元；2005年全省边贸人民币退税2.53亿元, 完成年计划166.88%。
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有效的促进了云南省边境贸易发展和“兴边富民”发展战略的实施。其政策效应明显：
一是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出现突破性增长，促进了云南外向型经济发展。 2005年云南省外贸进出口实现473822万美元,同比增长26.6%, 其中出口264158万美元,同比增长18%, 进口209664万美元,同比增长39.4%。该省全年边贸进出口65466万美元, 同比增长24.9%, 其中出口38558万美元, 同比增长24.9%, 进口26908万美元, 同比增长24.9%。
二是边境小额贸易出口结算中人民币结算大幅上升。2005年，共办理边贸出口结算38869.88万美元，其中人民币结算26.97亿元，占比由上年的31.36%上升到85%。
三是边境小额贸易结算中银行结算所占比重大幅上升。2005年边境小额贸易银行跨境划转由上年的9789.35万元上升到15786.46万元,增长61.2%。银行境内划转由上年的20836.1万元上升到208856.14万元, 增长了902.38%。外币现钞结算由上年的2197.35万美元下降到597.5万美元,下降了72.58%。规范的银行结算大幅上升,降低了企业结算的风险和成本,同时瓦解了地下钱庄现实的兑换需求,对其形成了有力打击,有利于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监测体系的建立,有利于了解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情况,为人民币的跨境流通做好了监测方面的准备。
二、对我们的启示
与云南省相比较，吉林省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是吉林省也是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省9个市（州）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延边州）、白山市和通化市3个市（州）与朝鲜接壤，而且延边州的珲春市还位于中、朝、俄三国交界之处。在总长1438.7公里的边境线上，设各类口岸14个。其中中朝边境设有一级口岸7个、二级口岸4个和公务通道1个，中俄边境设有一级口岸2个。
二是我省边贸出口业已具有一定规模（具体情况见下表）。
三是也存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流通情况。尽管人民币尚未可兑换，但是，人民币早已在我省周边国家朝鲜、俄罗斯流通，尤其在朝鲜流通历史悠久，规模增长迅猛，在朝鲜部分地区出现了替代当地货币（强势货币）的趋势。据估算，在吉林省沿中朝边境的人民币年流入、流出量约有3.2亿元左右。但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无法在境外银行系统内流通、存储，其在境外作用也主要局限于作为边境贸易部分结算、跨境旅游消费的支付和探亲馈赠，甚至还有用于非法走私结算和非法兑换。据了解，人民币在朝鲜享有“第二美元”之称，在边民互市贸易和朝鲜惠山市的集贸市场可以半公开使用；在外汇商店和大的宾馆、饭店，可以用人民币消费；朝鲜的一般百姓都愿意储存人民币，以求保值、增值。并有边民反映朝鲜政府允许我国的人民币在平壤、新义州和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等地区“限制性流通”，在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的金三角银行还办理人民币储蓄业务。
四是边境地区外贸结算、资金清算及其他相关业务起步较晚。吉林省只有延边州的珲春市建行与朝鲜金三角州银行签订了直接结算合作协议和结算业务协议。协议书是双方在考察的基础上，经各自上级行批准，于1997年6月20日在朝鲜的罗津市签署，7月13日双方互设美元、日元账户，并正式开办直接、结算业务。协议书还明确指出，朝鲜金三角州银行也可以委托珲春市建行办理国际结算业务。如果没有双边结算协议，朝鲜需经第三国转汇。主要是委托澳门亚细银行办理转汇。朝鲜需办理业务时，首先派专人将足额外汇头寸（美元或日元）从罗津转调至澳门亚细银行账户存入，再进行划转。据称，完成一笔转汇业务约30-45天左右。对没有双边银行结算协议的地区，外汇结算款项必须通过第三地-香港汇入。
综上所述，随着吉林省对朝、对俄边贸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央关于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措施，边境贸易已成为吉林省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已成为加快边贸发展迫切需求。为此，我们建议：
1、积极向中央要政策，争取在我省早日实行人民币出口退税。
2、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协作配合。外汇管理部门要积极主动配合税务、商务、海关、外汇指定银行等部门统筹安排，以确保人民币出口退税政策能在我省顺利实施。
3、进一步完善中外双方边贸结算关系，保证区域性结算汇路通畅、快捷，为实行人民币出口退税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对俄、对朝双方中央银行的联系与合作，尽快建立中外双方金融机构在边贸地区相互建立行关系，规范边贸结算，将边境人民币现钞流出流入纳入两国间结算渠道，有效防止大额人民币现钞频繁出入境，避免人民币过多沉淀境外，逐步缓解我国边贸结算手段不足、汇路不畅的问题，从而确保企业资金安全，减少国内货币投放，推动边贸“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4、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根据边贸人民币在边贸流通、结算中的作用，结合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需要，调整完善现有边贸人民币流通管理政策，进一步放宽边境地区人民币出入境限额，明确在边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使用范围，使边境地区人民币流通、管理和使用纳入正常轨道。
朝鲜货币范文5
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
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
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
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地区。在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
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
不是现代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实际上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
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十九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
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
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人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五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
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人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
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一沈阳一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
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
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 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
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
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一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时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
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
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
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
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
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139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纽约黄金期货交易价格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话，大约折合5448.6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五十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
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 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
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一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
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
《财政部一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
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机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3％；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
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一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
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人国际体系。
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
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
朝鲜货币范文6
关键词：汉字起源；钱文书法；金属货币；书法技艺发展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76-02
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发明了许许多多令世人惊叹的优秀技艺。书法便是其中令人向往的艺术之一。同样，自从人类进入物质交换时代，货币作为等价物，大大提升了人们的交易效率。随着货币的进一步发展，文字开始登上了古货币的表面。这里我们称之为钱文，一般指钱面上所铸的文字。从货币的发展史来说，金属货币在我国历史上应用时间最长，直到纸币、电子货币发达的现在，金属货币依然存在。随着朝代的变更，金属货币上的钱文也随之变化。将历史上带文字的货币展开，就是一幅书法艺术演变的画卷。能成为金属货币上的钱文，必是当时那个朝代的代表性书体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之反映。可以说，辨识金属货币离不开钱文的辨识。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同时，钱文书法也成为中国书法技艺演变和发展的例证。它同甲骨、竹简、碑刻、木牍、绘画一样，保存了中国书法字体的变迁，也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营口市博物馆收藏金属币一千多枚，几乎涵盖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另外还有日本、朝鲜国的金属货币，笔者基于对书法艺术的热爱和向往，工作中接触到金属货币，看到上面的汉字，对其书法演变产生兴趣，故查阅大量资料，得出一些粗浅认识。
一、金属货币上钱文起源及发展演变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之久。金属货币之所以在流通使用中取代自然货币和其他商品货币，是因为其坚固耐磨，不易腐蚀，便于保存，可以任意分割，分割后再熔化后可组合。它经历了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金属货币最初是熔炼出的块状的，每次交易都要称其重量。西汉“五铢”钱、秦“半两”中“铢”和“两”都是称量单位。即可看出称量货币的迹象。
商、西周时期是我国金属货币的萌芽时期，是货币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出现金属贝，它是以自然物――贝为原型熔炼出的；还有青铜布币，它是以农业工具铲的形制创造出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大量使用铸造文字的金属货币，这一时期钱文大多以大篆书体为主，它基本保留了甲骨文、金文的遗风，在当时各国的书体也是各有不同。钱文多铸地名。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隶书出现在货币上。汉兴钱即是例证。它分两种，其中一种保持传统的左右横列，依然是篆书，另外一种发展成为隶书，即上下竖列。
进入宋代以后，货币上的钱文书法进一步演变。出现真、草、行、隶、篆各类书体。宋代成为历史上钱文书法最缤纷灿烂的时代，文化繁荣，多位皇帝即是书法名家，他们也得天独厚地成为钱文书法的代表作者，即史上称之“御书钱”。
南宋淳熙七年后，钱文统一为宋体字。此后朝代为实用方便多采用楷书书体。元清时期的钱文因为当时多民族国家共存，为方便多民族人民使用统一货币，钱文的字体除汉字外，还出现蒙、满、维吾尔文等。例如：清代的金属货币一面是汉字，另一面是满文。这是当时钱文书法的又一变化。
现今能确认金属货币上的钱文书法作者有很多，精品不胜枚举。例如：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隶书书写“开元通宝”；宋太宗赵光义以真、行、草三体书写“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宋徽宗赵佶以瘦金体书写“崇元通宝”、“大观通宝”。
二、汉字的起源及书体的演变
汉字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前产生，它承载着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薪火相继，代代相传，成为世界上唯一流传下来的古老文字。我们的祖先在劳动中开始结绳记事，后来传说仓颉造字，后人认为是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代一展成现在世界上古老文明中唯一留传下来的文字。中国书法总体上分为篆、隶、草、楷、行五体。主要有下列几种书体。
甲骨文：又称“契文”出土于河南殷墟，是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汤药中发现，因在龟甲兽骨上刻画字符而得名。它是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成体系的文字系统，也是一种书体。经研究，多反映记录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一般是占卜所用。因为它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多用方笔。已具备书法的三要素：用笔、结字、章法。
金文：又叫钟鼎文。钟鼎为青铜器的代名词。它是中国古汉字发展之后的又一种书体。分为四种：殷金文、西周金文、东周金文和秦汉金文。金文特点：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取代甲骨文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具有古朴之风格，书体间具雄浑壮观。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外貌似鼓而得名。其初唐时被发现。石鼓文为我国最古老的时刻文字。记述了秦皇游猎之事。它的字体一般称为“大篆”。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字行方正，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风骨嶙峋，确有秦朝之霸气。其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是过渡性字体。结构促长伸短，藏锋于用笔起止，匀称适中。
小篆：它是秦始皇时代的标准字体。丞相李斯将战国时期各国不同的大篆，统一为小篆。象形意味削弱，减少书写和人读方面的困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规范文字。书体特点：笔画粗细基本一致，圆起圆收，空间分割均衡，字体时而左右对称，时而上下对称，间或字的局部对称。
秦简和汉简：秦简用的字体和小篆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汉简书法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的珍贵资料。竹简墨书完整地保留书体特征。各地出土的汉简数量较多。他传承了我国书体的演变。
隶书：大约产生于战国末年，极盛于东汉时期。传说为狱吏程邈所创，他为了方便快捷书写，将字体由纵势变为横势，呈长方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汉隶唐楷”之称。
草书：为了快捷书写，西汉时人们在隶书的基础上结构简省，牵带钩连，笔画连绵。同时字与字之间相对独立的草书。草书最初形态为章草。笔画呈“波”行，字形如隶书一样扁方。因之与隶书之关联又称“隶草”或“草隶”。后汉张芝完成今草之变。书体更加绵绕，字形奇妙，变化无穷，称为“狂草”。代表人物：颠张狂素即张旭和怀素。
楷书：楷书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而得名。开创于三国魏晋时期，钟繇被尊为开派宗师。按时期划分，可分为魏碑和唐楷。魏碑指的是魏晋时期，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因而带有隶书写法，楷书性质还不成熟。到了唐末楷书发展到顶峰，楷书四大家为“颜柳欧赵”。
行书：行书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他不像草书那样横行竖直。实际上是介于楷书和草书的中间字体。楷法多于草法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叫“行草”。
三、金属货币上的钱文书法的万千姿态
中国货币上的钱文几乎涵盖了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所有书体，有金文古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行。因货币被广泛应用，钱文多为当时代的书法名家的作品。小小的方寸之间为我们展现历代书法的时间顺序表。现举出营口市博物馆数枚代表性钱文书法艺术精美的金属货币。
一是安阳布币：书体属大篆。随范刻就，追求自然、质朴、笔态自由。
二是秦半两：秦统一六国，铸造半两。其使用小篆书体，左右对称。中韩内敛，流畅通达，笔力藏于其中。用笔不露痕迹，体态端庄。
三是六泉、十布：应用悬针篆，笔画特点纤细，宛若悬挂的针，也是小篆的一种，竖划收笔出锋，像针一样悬起。上密下疏，字形长狭。
四是永通万国：是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始铸。玉箸篆体，形体厚重，钱文精美是我国铸币工艺史上的重要高度。丰满圆润，其形如筋。堪称“北周三品”之首。
五是开元通宝：为唐欧阳询亲手书写钱文，其字在篆隶之间，文字庄重，隽秀，挺拔，点画方雅，自上右环读之。自此，我国方孔圆钱多以通宝、元宝相称，成为后世的典范。
六是崇宁通宝：赵佶瘦金体书写。瘦金体运笔快捷，瘦劲，转折处明显见藏锋，锋芒毕露，富有傲骨之气。正如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推崇的那样：“笔法追劲，意度天成，非可以陈迹求也。”
七是元通宝：相传北宋大文豪苏轼曾书写元通宝钱文。其书法与文章一样体势秀伟，大气磅礴。“元”字点笔如卷起千堆雪，“”字大撇潇洒大气，钱文为行书，苍劲豪放，乃行书精品。
八是泰和重宝：钱文为玉筋篆，由文学、书法大家党怀英书写。字体典雅庄重，清纯精美，为历代收藏家所珍爱。
四、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曾采用中国币制，中国书法艺术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