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振东梁博范文1
求学一波三折
1947年，陈政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市一个银行职员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给了他良好的修养和家庭教育。1968年，品学兼优的陈政清从湘潭市一中毕业。在取消高考制度的情况下，他被下放到岳阳市钱粮湖农场当知青。从此，大部分的青春年华就将在一个陌生的农村度过，在这样一个本该读大学的年龄，陈政清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天有不测风云，他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1971年春天，身体强壮的陈政清彻底病倒了，但幸运的是，通过酒石酸锑钾一个月“以毒攻毒”的治疗，大病竟一天天地好了。因为这场大病，陈政清还错过了被推荐读工农兵大学的宝贵机会。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当初一起来到农场的知青已经陆陆续续回城招工了，陈政清还是在那个不通公路的偏远小镇上做民办教师。直到1977年的夏天，一个好消息如同春风吹过久冻的大地，高考恢复了。陈政清不想浪费机会，继续读书的渴望是如此强烈而明确，8年来数学民办老师的教书生涯帮助他一举考取了湖南大学力学系，而且数学还是全省第一名。这一年，他30岁了，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面对迟来的求学机会，陈政清珍惜着，努力着，不知不觉7年过去了，已经获得硕士学位的他还是忍不住对知识的渴求。在那个研究生像大熊猫一样珍贵的年代，他没有忙着找工作和赚钱，而是在恩师熊教授的推荐下前往西安交通大学杜庆华院士“门下”攻读固体力学博士。在王磊教授的介绍下，陈政清认识了地基专家王贻荪教授和许多土木工程的教授。这不但拓宽了他的知识面，更加深了他对土木工程专业与实践背景的了解，从而有利于他认识和分析怎样将力学原理运用到土木建筑上去。这些为陈政清多年后在力学与桥梁专业之间找到一个自己的空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许是丧失了太多的宝贵时光，孜孜以求的陈政清对知识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仍然渴望抓住每一个学习和深造的机会。1991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专项资助项目，教育部首先在国内选拔一批“可造之材”组成一个培训班，先在国内进行为期半年的语言培训再进行考试。陈政清有幸进入培训班，并且顺利通过了由英方组织的雅思考试，考取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英国。这时，英国在世界桥梁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自从1940年美国旧塔科马桥在建成3个月后就毁于颤振后，英国率先做成模仿飞机机翼理论的悬索桥。陈政清来到英国GLASGOW大学专攻桥梁的抗风工程研究。他曾回忆道：“在英国留学期间，我不像别的博士那样自由散漫，有些博士好几天都不出现一次，而我自己每天都去研究所，很认真地做事情，事情多得做不过来，以至于有人误会我是那个研究所的员工呢。”2002年他又飞往美国，在著名的伊利诺伊大学土木系作高级访问学者，学习美国在桥梁抗风领域的最新成果。
专攻桥梁抗风
陈政清对研究方向的判断也许给今天的青年们有很好的启示。陈政清始终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才能真正做好，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把兴趣变成工作，把工作变成兴趣。另外，陈政清之所以成就斐然，与他对国家发展的大环境和未来趋势的准确判断也是分不开的。
1987年，博士毕业后，陈政清分配到湖南铁道学院桥梁研究室工作。我国是一个桥梁大国，早在1400多年前，我国已经建造了被誉为“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的赵州桥。然而，近代以来，我国桥梁建设方面已经全面落后。陈政清认定，随着国家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桥梁必然成为最重要的土木工程之一。特别是桥身长、跨度大的桥梁必将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桥身变长和跨度加大，大桥就会产生一个非线性问题。
1988年到1989年，铁道部大桥局开始设计中国第一座跨度达400米大桥――武汉长江二桥。当时该桥的设计人员只是了解到，这种大桥会有一种非线性效应，但他们当时只能用线性理论来计算，不能确定非线性效应的影响程度。
获悉这个消息，陈政清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遇未了!因为非线性分析正好是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他注意到在桥梁设计中采用的两参数搜索法，计算十分复杂而且需要人工干涉，难于在设计中直接应用，便开始研究颤振临界风速预测方法。他在国际上最先提出了单参数搜索的思想，创立了预测桥梁颤振失稳临界风速的三维分析方法(简称MS法)，大大简化了搜索过程，而且可实现自动搜索。国际风工程权威Seanlan 教授曾撰文对陈政清的方法作了全面肯定。找准切入口，陈政清仅用6个月的时间，就成功开发出一套悬索桥与斜拉桥的非线性分析计算理论，并依据这个理论为武汉长江二桥编成实用计算程序，为设计方计算出了全桥各部位的非线性影响因子。随后，设计方又引进国外另一套程序核算，与陈政清的计算结果完全吻合。
这套计算方法在1993年的全国风工程会议上公开后，引起我国风工程领域的权威、同济大学项海帆院士的极度关注。他邀请陈政清到同济大学做专场讲学，随后又派出3个研究生前来调研学习，并引进了全套计算程序。这次成功使陈政清成为中国桥梁界横空杀出的一匹“黑马”。
1999年，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陈政清又开发出大跨度桥梁空间静动力非线性分析NACS程序。这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程序，解决了我国大跨度桥梁建设急需空间非线性分析程序的难题，在我国大跨度桥梁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套理论先后被同济大学、铁道部、云南省设计院、湖南省交通设计院等多家单位采用。陈政清的名字也被更多的业内人士所熟悉。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大桥建设项目越来越多，跨度越来越大，桥梁受到的大风挑战也越来越大。跨度大了，桥梁结构刚度就变小，风吹过就会有振动，因此在抗风性研究方面面临更多挑战，桥梁抗风已经成为造桥中最主要的安全问题!这需要领先的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大跨度桥梁建设提供科技支撑，陈政清不敢懈怠。他在向着更尖端的技术、更高的目标去探究……
硕果累累
岳阳洞庭湖大桥是1997年开始设计的，陈政清负责大桥结构静动力特性研究。陈政清敏锐地觉察到岳阳是风雨区，桥建成后可能会碰上“风雨振”。这种“风雨振”的特点是大风作用下雨水在拉索上形成了“上雨线”，大大增强了振动的强度，造成大雨与大风共同“搞破坏”。1940年美国塔科马海湾跨海大桥被风刮倒
的场景，曾被电影摄影师真实地记录下来：桥面像纸片一样被吹起，又像油条一样扭曲在一起，坍塌入海中。作为桥梁抗风专家，陈政清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决不能让这个悲剧在洞庭湖上重演!
然而，让陈政清始料不及的是，2001年4月10日，8级大风连续20多个小时摇撼着岳阳洞庭湖大桥，上百根碗口粗的钢丝拉索上下大幅度地晃动，整个桥身在颤抖，靠近拉索的路灯被打碎。横跨东洞庭湖区的洞庭湖大桥，全长5747.8米，主桥长880米，是我国第一座三塔斜拉桥。为了解决洞庭湖大桥的“风雨振”这个大难题，陈政清时而泡在实验室，时而驱车到大桥现场考察。有一次，他甚至冒着风雨翻越栏杆去观察情况。陈政清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用磁流变阻尼器取代油阻尼器。这种阻尼器是高级赛车的减振设备，可以极大地减轻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振动。然而，磁流变阻尼器只能在受压状态下起作用，抗力的方向与大桥需要刚刚相反，怎样才能将它用在大桥上?2001年11月，他兴奋地一下坐起来，对磁流变阻尼器改造的最佳方案，就在他脑海中一瞬间闪现了。这种手电筒大小的全新设备被连在每根拉索的下端，洞庭湖大桥的“颤抖病”顿时痊愈。这项成功整治“风雨振”的成果，立即获得世界同行的赞誉，美国权威刊物《木工程》杂志称其为“世界上第一套应用磁流变技术的拉索减振系统”。2003年，包括陈政清这项成果在内的洞庭湖大桥的设计，获得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
战胜洞庭湖大桥“风雨振”之后，陈政清冷静地考虑了一个问题：中国桥梁修得太快，创新不够，技术上比较相似，包括施工方法等都没有太多特色。在桥梁的建设中，大风很可能还会给我们提出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要迎接更大的挑战，就应该拥有更好的实验手段。他四处奔波，精心设计，终于在2004年10月建成了达到国内一流水平的湖南大学风洞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占地约1800平方米，在国内建筑风洞中，总规模仅次于同济大学。高速段长度第一，能提供最好的边界层风环境。而低速段尺寸已与加拿大安大略试验中心风洞相等，截面积与同济3号风洞相等，还可满足大跨度桥梁及大型建筑群的要求。而桥梁节段模型试验台还将引进美国的三向自由振动台设计和国防科技大学在国内首次开发的三向强迫振动台，将具有桥梁空气动力学测量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这个实验室可以用各种“人造狂风”冲击大桥模型和重要部件，能为大桥设计提供准确数据。实验室里除了风洞外，还有核电站的冷却塔、风力发电机输电塔、上海的一栋高层建筑和山东东平的一个体育馆模型等等。因为现代化的核电站、风力发电机输电塔以及高层建筑越来越多，如何确保他们不会因为大风的作用而发生危险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陈政清认为：今后，风工程应该逐渐从单一的桥梁方向转向核电站的冷却塔、风力发电机输电塔、房屋抗风、环境中的有害气体扩散等多个领域拓展。
如今，陈政清作为湖南大学985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课题多项，60多篇。他所提出的“双重非线性边界元方法”、“空间杆系结构大挠度问题内力分析的UL列式法”、“桥梁断面颤振导数识别的强迫振动法”、“桥梁三维颤振分析的多模态单参数搜索M－S法”以及“磁流变式拉索减振系统研究”等理论和方法在国外已被SCI、EI、ISTP、Sciencedirect等收录引用累计100多次……陈政清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桥梁与结构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桥梁工程杂志》(JournalofBridgeEngineering)副主编等等。
在成果和荣誉面前，陈政清始终是平静的。因为在他心里是国家的好政策、好的机遇给了自己的机会，每个人在时代和社会面前，都应该抱有一颗感恩的心!
名师风范
在湖南大学，陈政清带着几位博士和硕士，专攻抗风研究课题。已经站讲台40多个年头的他仍然备课认真，从项目实践中来的经验和理论更加容易理解，他在课堂上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受到广大研究生的追捧。他热爱学生，热爱讲台，多次被评为“湖南省优秀名师”等荣誉称号。
面对荣誉，陈政清一笑而过，面对金钱，如云卷云舒。在中央电视台对陈政清的科研成果做过报道之后，有上百个电话要求和他合作开公司，可他坚决不同意。“我的时间很紧，要用来研究新东西，研究新东西比花时间推广我的旧东西有价值，重要的多。”为了把自己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社会做贡献，他不是自己开公司赚钱，实现所谓的“产学研一体化”，而是将专利技术无偿转让给了广西柳州欧维姆公司(OVM)，不仅免费让他们生产，还主动指导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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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民主派对小圈子选举一直抱着不配合的态度，没有积极参与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其结果就是在2005年直接成全了曾荫权，毋须任何考验，只凭借强励政治的口号和改善管治的几点建议，便轻轻松松登上特首宝座。2007年的第三届特首选举，出自泛民的梁家杰抛出“支持有竞争选举”这一口号，从而开启了香港首次有竞争性特首选举的历史。2007年的两场电视直播辩论，两位候选人分别阐述本方政纲和对香港未来建设的规划，共同为香港市民奉献了一次精彩的政治辩论选战。梁家杰在做最后一次总结陈述时动了感情，“我今次参选，我见到香港人求变的心，我见到香港人不计成败的勇气，敢于挑战不公义的制度。我见到香港人的一种承担，令到我好感动。香港其实已经赢了。”
2007年的特首选举，虽然依旧是在小圈子选举团中做道场，但毕竟看到了香港政治发展中一些新鲜的因素；一场有竞争的选举，也对香港最终实行民主普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家杰说“香港赢了”，这样的总结是十分中肯的。
然而这一届的特首角力，一位英叔赢了，香港却输了，甚至有民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指，“今日是回归以来最黑暗的一日”。
你是党员吗？
“Are you a communist?”一名抗议者大声喊道。几个安保人员紧紧围住他，把他向会场外推。刚才，他挥舞着手中纸制的坦克模型，用一串广东话向台上抗议，最后喊出了这一句英文。
三位候选人站在台上，逐次陈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与个人能力。台下坐着选委、新闻记者与抽签的公众。他们在做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争取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的选票。
抗议者的焦点清晰，他是针对梁振英而来。58岁的梁振英站在台上，成功地掩饰了尴尬。他表情的沉着与语调的镇定，也明显超过他的竞争者。
在竞选的整个过程中，两位英叔轮流被媒体揭爆丑闻：一位陷入住宅违建、婚外情、私生子风波中，无奈之下只好弃车保帅，把妻子推到前台承担所有的罪责；另一位则卷入西九漏报的黑金政治诚信危机中，刚刚以一系列“我忘记了，没印象，我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否认指责，又被专程从加拿大飞抵香港的梁慕娴推断为“中共地下党员”，引起全港哗然。
梁振英在香港的公共界至少已活跃了三十年，他却仍是谜一样的人物。他是一位山东警察的后代，一名自我奋斗的专业人士，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对他的自我克制与深藏不露印象深刻。他与唐英年像是现代香港故事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同台竞技也是这个故事中最迷人的篇章――我们都是这个城市的移民者，来自不同的背景，却仍可能获得均等的机会。正是这种可能性，奠定了昔日香港的繁荣，这个满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豪、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城市。但是，梁振英的故事里还蕴涵着些别的东西。尽管没有特别的成就，他却曾令人吃惊地以34岁之龄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在香港的政治与新闻圈，流传着他是“地下共产党员”的说法。这个被怀疑的身份，与他一直过度谨慎的行事风格，倒有了呼应。
香港一位评论家用“猪狼之争”来形容这场特首之争。唐英年是猪，他固然愚蠢，却也没有太多的伤害性，如狼一般的梁振英却可能把香港带入莫测的危险――对香港人来说，它也意味着“港人治港”彻底成为了笑料，它被“党人治港”的取代。
香港回归已经15年，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却仍如幽灵一样存在于此。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却从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在大陆，当你听到“你是共产党员吗”，它一定指的是你该跳入河中救人、拒绝了贿赂、或是揭露了腐败，至少在宣传系统中，它与美好的、崇高的、政治的联系在一起。而在香港，“共产党员”则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特质。
梁振英高调否认
对共产党的敏感，变成了香港深层焦虑的一个爆发点。被指“干部治港”人选后，梁振英急忙撇清自己非共产党员，但奈何传媒不信。包括《信报》主笔练乙铮、《苹果日报》评论员李怡、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前自由党创党主席飞都明指或质疑梁的共党身份。
曾做过港府中央政策组顾问、现任《信报》主笔练乙铮在其专栏中，率先质疑梁振英的共产党员身份，称“干部者，梁振英是也”。
练乙铮的质疑惹恼了梁振英，他连番在博客里反击道：“将政界人士以抹红手法达到抹黑目的，在台湾司空见惯，近年香港也有。”他还主动爆料：五年前《壹周刊》有报导他是地下党员，但他信誓旦旦“再次表示本人从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梁振英高调反攻后，引发轩然大波。其后加入战团的还包括《苹果日报》社论执笔人李怡、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前香港立法局与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自由党前主席飞，没有人认为梁振英不是共产党员。《信报》更以《飞：梁振英肯定是共产党员》作为大标题。飞表示，不计算内地派驻香港的党员，香港本地的共产党党员多达三千多人，他相信梁振英是那三千多人之一。
《苹果日报》社论则质疑他为何对别人质疑他是共产党员会如此敏感而大肆反击。而梁振英也不甘示弱，再次在网络以及在电台、电视台接受访问反击，来来回回，热闹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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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读几本传记，给我的教训是：即使对有些人物算得上了解了，其实这以往的了解中可能包含种种不准确。
获诺奖的杨振宁是中国人
“中国科学家要有获取诺贝尔科学奖的信心”，我们的版面常见此类话语。甚至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未能免俗――“100年来，诺贝尔奖已授予全世界473位科学家，而中国籍的科学家尚无一人入选”，就是我从两年前该报随笔中摘下的一句。
读过《杨振宁传》，方知此说之谬。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之际都尚未加入美国籍――“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是：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时，他们持用的还是当年留学出国时的中国护照。”（《杨振宁传》，徐胜蓝、孟东明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惟其如此，1995年，杨振宁在回答记者关于“你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的提问时，欣慰地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惟其如此，在他们本人那一面，从来是规避此类“误区”的。我注意到杨振宁近年几次谈话，都是说“中国本土科学家将于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如果不局限于“本土”，则中国人早就“阔过”了。
当然，他们今天都是“美籍华裔”。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可以今律昔。须知杨振宁加入美国籍，是嗣后7年才发生的事。这曾经是一个艰难得痛苦的决定。杨振宁于1983年回忆：“1964年春，我入了美国籍。从1945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
“过河卒子”具有的原初意义
胡适在最后的那场演说中，挺有自豪感地说过：我对物理学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和吴健雄成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
对于杨振宁的这位“太老师”，我们曾经批得他体无完肤。比如，从记事以来，我看到的报章就都判定那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是他卖身投靠、拼命的丑恶自白。
自白，诚然是的。然而，定性却忌轻率。事实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历来崇尚无党无派，曾公开声明拒涉仕途、不任官职。只是在1938年9月，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才在各方力劝下出任驻美大使。
此前，由于美国政府持一种不愿卷入战争的“超然”态度，因而中国政府的借款要求屡屡遭到美方拒绝。胡适到任后，即和此前已衔命赴美的沪上银行家陈光甫一起四出奔走，不遗余力。正如白吉庵在《胡适传》中所说：“胡、陈接手后，从各方面努力绕过美国中立法规，以商业借款形式，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于是与美方达成一项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0月25日武汉失守，当晚美国宣布了这项协议，这对敌人来说无疑是个打击，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个支持和鼓舞。31日胡适为此事感到兴奋，送给陈光甫一张照片，并题诗一首作为纪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此乃“过河卒子”的来历。其原初意义很显然，即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惜一己利益，破釜沉舟，鞠躬尽瘁，以此互勉。
问题出在后来，胡适于1946年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又把它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陈回港后予以发表，于是流传开来，“过河卒子”的说法受到不少人的讥评。胡适为此在编《尝试后集》时加了短跋：“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易竹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是解释当年作诗的初衷，二是表明八年后给陈的题赠只是会议期间应酬的若干条幅之一，有偶然性。
如何理解此时此刻的“过河卒子”呢？诗无达诂，只好推想――说此中仍有坚持历来追求的民主科学理想的意味，我想可以。同时，当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命运前途选择的关键期，说此中另有政治上追随政府冲锋陷阵的意味，我想联系胡适的思想表现，也可以。
唯独因八年后加上的种种意义，而淡忘这首诗原初悲壮的抗战大义，不可以。
梁启超当不上“自制”楷模
胡适有个大名鼎鼎的忘年交梁启超，双方既有论战，却也相惜。
这位清末的倡导者，不料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报界再次发现，只是不再作为政治角色，而是充当引导“青年修养”的道德楷模。说的是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1899年赴美，在檀香山结识了年轻华侨何慧珍小姐。何向梁表达了爱慕之情，朋友们也竭力撮合，梁氏终于心旌摇动。然而，最后，梁启超考虑到自己曾经反对男人纳妾，还发起成立“一夫一妻世界会”，遂“发乎情，止乎礼”，毅然斩断情丝。
记得当年的《大众心理学》约稿，我也从俗，在“谈自制”的主题下引用此典。直至2000年，还在河北日报旗下的一个刊物上读到同一故事的更完整版本。一个故事，被作者、编者反复搬用，青睐历经20年未衰，可见其道德楷模效应之绵长。
现在看来，且不说关于梁何爱恋纠葛中，“梁拒何”此一主线尚需论证，因为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的是：“启超赏其才，大为倾倒，颇露乞婚之意。何女知使君有妇，遂以文明国律不许重婚一语却之。”更其值得关注的是，读过《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相关史传即可明t，梁启超接下来很快就另有所瞩。跟随夫人李蕙仙进门的奴婢王来喜，素受主人夫妇信任。自1904年始，梁启超与她育有多个儿女，家中财务也基本委以执掌。也许是考虑到有悖自己以往“一夫一妻”的倡导，梁启超很久都未公开宣布纳妾。直至1924年，梁启超才在《与蹇季常书》中将此事公之于众。但公布与否，都不改变他早已纳妾的事实。
这当然属于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他的。但是，当着我们要在版面上张扬人生的自制，或者爱情的坚贞时，找梁启超当楷模，是明明白白找错了的。
一些明明不准确的说法，为何常常难以在我们版面上革除？“反正大家都这么说的，没事！”――我们有时就这样懒于考究而自我安慰，于是它们就得以“常驻久安”了，真是该汗颜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是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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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时间上来看，在汉唐之间的近四百年里，三国时期四十五年（220—265），西晋时期五十一年（265—316），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百零三年(317—420)，南北朝时期一百六十九年（420—589），隋朝三十年（589—618），在这几个阶段中，在王朝政治领域里是动荡的时间长，稳定的时间短，战乱争夺，权力更迭，此起彼落；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汉代以来的经学一统受到空前的冲击，士人学子不断地开始新的选择，追求新的精神家园。
南北朝时期，南方承袭东晋，而有宋、齐、梁、陈；北方一统十六国，而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其时，在两汉以来的疆域内，戎马交驰，战乱频仍，政权更替，和平反倒成了动荡变乱的间隙。受这种局面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方面体现出与这种政治局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方面则似乎游移于时局而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前者表现为魏晋以来的清谈义理玄学之风的兴起，后者表现为佛道二种宗教信仰的流行发展。当然，政治时局的动荡往往反倒给学术思想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可以说，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学术给留下我们的基本印象。
诚然，从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的视角来看南北朝，是会有另一番印象的。例如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的一些观点就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本文意在以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学术演变的历史为中心而加以考察，兼对皮氏所作的议论和判断略加评论，以期从一个侧面对南北朝时期学术的走向及其思想史意义有所认识。
一、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背景
在传统的意义上，自汉代以后儒家经学被视为国学，经学的发展演变也被后世视为古代学术发展的主脉。这一学术主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生了比较巨大的变化。皮锡瑞所著《经学历史》，将经学历史的演变划分出多个时代，在其笔下，经学在历经东汉的“极盛时代”之后便进入了经学“中衰”和“分立”的两个时代，这就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演变。在皮锡瑞的判断中，经学的发展演变是与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关的。那么随着魏晋南本朝时期政治的变迁，自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从经学本身的发展状况来说，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自汉代形成发展起来的经典注疏学到东汉的郑玄时达到集大成，其注经的风格样式被视为是对汉代经学的总结，也几乎成为后世解经的依据，以及判断后来的经注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样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氏才认为，“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然而“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径庭”。至于“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前人多曾论及，皮氏则又进一步参酌而申述之，对魏晋时代的经注家颇有微词，或显苛责之议。
皮锡瑞综罗历代学者之论，针对魏晋时代的经学演变而大加评判，其指摘责难之意跃然纸上。
（1）王肃注《尚书》，唐代孔颖达指出“王肃之注《尚书》，其言多同《孔传》”；宋人吴棫、朱熹，清人阎若璩、惠栋均曾“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更“考定其书实出王肃”。皮氏也以为然。
（2）王弼《易》注，皮氏称其“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皮氏言其“合包、周之《鲁论》，孔、马志《古论》而杂糅莫辨”，且“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对于王弼、何晏的“祖尚玄虚”，范宁曾“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皮氏显然认同此说的。
（3）杜预的《左传集解》，皮氏言其“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据周予同先生说，此论前后盖本自惠栋和陈寿祺。惠栋称杜预作《左传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陈寿祺则以为“其善者多出贾、服而深没本来”，更有的内容“出何经典，诚所未闻”。又皮氏言杜预还有“谅闇短丧，倡为邪说”之过，且在解释《左传》“凡弑君为君，君无道也”一条时有“亟扬其波”之嫌，又对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据周予同先生说，皮氏此论前后盖本自王应麟和焦循的议论。皮氏则综合王、焦之说，断言杜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
（4）范宁的《谷梁集解》，皮氏认为，其“虽存谷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且称“宋人谓其最公”，盖因“此与宋人门径合耳”。据周予同先生说，此处宋人盖指黄震，或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所称“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谷梁》，而公言三家之失”。皮氏则称：“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可见皮氏对此反以为病。
（5）郭璞的《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所以被惠栋弟子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周予同先生指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亦记有余氏此论，皮氏之说盖据此。
可以看到，以上皮氏的议论和判断，往往有着前人之说为其根据，特别是清人的议论更显突出。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出自对于传世的十三经的经注加以比较而得出的。即除了《孝经注》外，其他经注汉人、魏晋人各居其半。与上述诸家形成对照的就是东汉的郑玄笺《毛诗》、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另外，皮氏如此的评价汉代与魏晋时经注的高低差异，也与清代后期回归汉学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
除了皮氏所关注的方面之外，与魏晋时经注风格转变相伴随的学术转向，又在于人们所熟知的魏晋玄学的兴盛和发展。《南史儒林列传》有云：“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时荀顗、挚虞之徒，虽议创制，未有能易俗移风者也。自是中原横溃，衣冠道尽。”当时，《老子》、《庄子》成为学人之所好，而与《周易》之并称“三玄”成为时尚经典，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走向，以及南学和北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南北各有朝廷，代相对立，反映在传统的经学方面就产生了所谓“南学”、“北学”分立的局面。皮锡瑞称“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列传》以“江左”、“河洛”来概括“南学”、“北学”的分别。皮氏说：“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 皮氏正是以“学出于一”与“道纷于歧”来判断北学和南学的分别的。所谓“学出于一”就是经注同出于郑玄，如其所说的“欲治汉学，舍郑莫由”。所谓“道纷于歧”就是数家并行，如其所说的“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这主要是依据《北史?儒林列传》的记录。也就是北学的《尚书》、《周易》、《诗》、《三礼》皆宗郑氏，《左传》宗服（虔）即是宗郑。而且还有郑玄注的《论语》、《孝经》，何休注的《公羊传》，皆“大行于河北”，从而“可谓知所宗尚”。
《北史?儒林列传序》在比较南学、北学的特点时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皮氏最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此说盖因“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并且举皇侃的《论语义疏》以为说。以为其“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如此“可见一时风尚” 。皮氏还借着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对代表南学的皇侃和代表北学的熊安生二家《礼记疏》的评论而进一步申明自己的判断。不仅隐含着对唐人所谓“约简”与“深芜”之论的不予认同，更对孔颖达称皇侃“微稍繁广”的说法提出驳论。皮氏指出：“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
南学之所传，正是前述皮锡瑞深感不以为然的魏晋时代的几家经注，皮氏评论说：“南朝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覈玄玄者阶之厉乎！” 对于北学，皮氏以为，“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所以能够更多地保留了郑学的风貌。并且以李兴业对梁武帝称“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为证。而在皮氏看来，南学也并非没有可称道之处，“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其以宋初雷次宗最为著名，可以与郑玄齐名。
皮氏的一些议论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只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判断。实际上，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方面所呈现的是玄学风气的余绪留存、道家经典的诠解传习、道教信仰与学说的广泛流布、佛教信仰与学说的大举流传，还有就是传统经学的承继传习，整个思想学术界学术是在多种选择中的又一轮次的整合，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官学的还是私学的。这从史书所记录的当时学人之所习即可见其风貌。
史家作史以示后人，在学术上大体可以反映一代风貌景象。对南北朝的学术，南北朝时期的正史所载，风貌不同。经学史家马宗霍说：“《宋书》、《南齐书》儒林无传”，认为这是南朝初期“人尚清谈，家藏释典”，学术风气尚未转向纯正儒学。然而即使是到《梁书》、《陈书》中有了《儒林列传》，在学术源流授受的记载方面也还是没有北朝的《魏书》、《北齐书》详尽。唐人所修《南史》、《北史》当然详备于以上诸史，观点上则大体反映隋唐时人的认识。皮锡瑞正是多称引《南史》、《北史》来议论当时的学术演变的。实际上，南朝的学术经过宋、齐后，以到梁武帝时为最盛，梁后又有陈朝继而传之。由此，也才有隋朝的政治由北统南，学术由南统北的局面出现。
二、南朝各代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南朝在宋、齐两代，儒家经学（国学，官学也。）的庠序之教在恢复中，尚显得不十分景气，即如《梁书?儒林列传》所说：“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顗、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虽然《宋书》、《南齐书》中没有列出《儒林列传》，但是在其他列传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学术人物的活动踪迹的。当时，可以说既有长于五经之学的儒者，也有兼通儒学与老庄的学人，玄学之风还比较有影响。
（一）刘宋时期的学术状况
在刘宋一代，历朝皇帝对国学庠序之教的兴复和奖掖，为传统学术的传承延续提供了官方性的保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承接了东晋时期，并没有因朝代的的更替而使国学传统断绝。例如，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有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宋书?武帝本纪》）
再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正月乙巳，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宪章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沟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乂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宋书?文帝本纪》）
又同年十二月丙申，宋文帝有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而且，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同上）。
元嘉二十三年冬十月，宋文帝有诏曰：“痒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
睹济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
赐帛各有差（同上）。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八月，有诏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栈山航海，向风慕义，化民成俗，兹时笃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宋书?孝武帝本纪》）
此外，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前废帝为太子时，于大明四年讲《孝经》于崇正殿（《宋书?前废帝本纪》）。
在另一方面，根据《宋书》的记载，当时经学的传学人物也还是不少的。事有详略，各有所专。比如：
臧焘“少好学，善《三礼》”（列传第十五），又傅隆“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同上）。
张敷，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当初，其父张邵使与南阳宗少文谈《周易》的《系辞》、《象传》，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列传第六）。
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列传第二十四）。
何承天，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隆安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列传第二十四）。
谢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曾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列传第四十五）。
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戴颙，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孔淳之弟默之，通儒学，注《谷梁春秋》（《宋书?隐逸列传》）。
周续之，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周续之年十二，受业范宁门下。居学数年，续之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被称为“寻阳三隐。”宋武帝为其开馆于东郭外，使其招集生徒。武帝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宋书?隐逸列传》）。
关康之，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宋书?隐逸列传》）。
还有就是一些好佛老之学的人物，虽不成为主流，却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特色：
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宋书?隐逸列传》）。
杜慧度，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宋书?良吏列传》）。
张淹，素礼佛，为东阳太守时，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宋书》列传第六）。
羊欣，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列传第二十二）。
沈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列传第二十三）。
《宋书》的作者沈约在评论南朝刘宋时期的国学状况时说：
“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列传第十五《臧焘传》）
如此说来，尽管当时是在动荡时局之下，也还有相当不少的学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学术的风格和底蕴，这与当时传统经学总体上的官学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理论依据上与汉儒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其核心的学术载体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典。固然随着时代风习的转变在一些传习者的视野里经典的范围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核心经典的地位始终与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例如三礼之作为核心经典，三礼之学的传习不坠，与其实用性价值密不可分。无论思想走向多么的玄虚，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却是牢固的，虽然在传统经典本身当中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但始终不能脱离传统的经典。
（二）萧齐时期的学术状况
萧齐一代的情况与刘宋相比大体相同，传统学术又略有发展。《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有议论说：
“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虎门初辟，法驾亲临，待问无五更之礼，充庭阙蒲轮之御，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斯故进贤之责也。其余儒学之士，多在卑位，或隐世辞荣者，别见他篇云。”（列传第二十之史臣曰）略考史书所记可知，和刘宋一样，萧齐一代的前几朝皇帝对于传统学术也是颇有重视，从而使之有所振兴。
据《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载，当年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齐太祖萧道成年纪十三而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正是由于其本身曾受教于传统经典学术，所以在其代刘宋而立朝后对国学有所振兴。如建元四年春，齐太祖萧道成有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敩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这种自上而下的举措，使庠序之教进一步有所恢复和振兴。
又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载，齐武帝永明三年有诏曰：“《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斅，犹树木之有枝叶。’果行育德，咸必由兹。在昔开运，光宅华夏，方弘典谟，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经始，仍离屯故，仰瞻徽猷，岁月弥远。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胄子。”
永明四年三月，国子讲《孝经》，齐武帝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永明七年二月，齐武帝有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敩兴立，实禀洪规，抚事怀人，弥增钦属。可改筑宗祊，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与此同时，齐武帝对于佛教有所限制，如永明十一年有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除了一些有醇儒之风的学者外，儒道并行的风气十分明显，或者说道家文献如《老子》、《庄子》在魏晋以后仍得到学人的广泛重视和传习。并且还有儒释道兼习的学人。
《南齐书?刘瓛传》载，刘瓛少而笃学，博通《五经》。后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南齐书?文学列传》载，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
《南齐书?高逸列传》载，沈驎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沈飗士应选。
吴苞，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
徐伯珍，其叔父璠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吴郡顾欢擿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捃遗》三十卷。
顾欢，八岁通《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后与同郡顾顗之诸子，及孙宪之并受经句。年二十余时，更从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又著《三名论》与钟会四本论相类。还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杜京产，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并专修黄老。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授学。
臧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
从前面所列的一些学术人物的学问兴趣和其所长来看，或固守经学，或兼容道家，或专修黄老，表现出多样的取向。可以说在经过魏晋以来的政治变迁和清议玄谈之风的洗礼之后，不少学人仍守候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真的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有其用武之地，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或许真的要像庄子那样永远地采取避世的态度。总之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依归。实际上就学问而言，早在东汉的马融就遍注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这种广博的学风也影响了后世的学人。
（三）萧梁时期的学术状况
到了梁代的梁武帝萧衍时，历经宋、齐两代的传统经学，进一步有所改观。这无疑得益于梁武帝的国学素养和他前期的振兴经学之志。梁武帝萧衍早年就以“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当年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梁武帝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上）。
《梁书?儒林列传》对梁武帝振兴传统儒学的举措有所记述：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蒨等首膺兹选。
梁武帝是一个前期重儒，后期重佛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为兴复儒学颇显得不遗余力。
《梁书?武帝纪中》记载，天监四年春正月，梁武帝有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梁书?武帝纪下》普通四年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
《南史?梁帝纪中》称述梁武帝的学术业绩时说：
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余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何佟之、贺瑒、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一千余卷，帝称制断疑焉。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驱等递互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莫不向风。爰自在田，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
梁武帝以后的几朝皇帝也对国学经学有所奖掖，据《梁书?简文帝纪》载，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既长，器宇宽弘，未尝见愠喜。方颊豊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及居监抚，……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梁书?元帝纪》载：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能诵《曲礼》。年十七时，高祖敕令府谘议贺革为讲其《三礼》。承圣三年九月辛卯，梁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梁书?元帝纪）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而良好的空间。
齐、梁，梁、陈，代相衔接更替，学术人物也往往是两代称名。以下略述其人物事迹。
在《梁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蒨、子革、司马筠、卞华、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袪、皇侃。
《梁书?儒林列传》载，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齐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齐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
何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齐建武年间，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永元末，京师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梁武帝践阼，尊重儒术，以佟之为尚书左丞。是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
范缜，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天监二年，梁武帝诏求通儒治五礼，有司奏植之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贺瑒，其祖父道力，善《三礼》，仕宋。瑒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瓛为会稽府丞，见蒨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蒨谓融曰：“此生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瓛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历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遭母忧去职。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瑒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瑒悉礼旧事。时高祖方创定礼乐，蒨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
贺瑒之二子贺革，字文明。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弟季，亦明《三礼》。
司马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强力专精，深为瓛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子寿，传父业，明《三礼》。
卞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既长，遍治《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蒨同业友善。天监初，兼国子助教，后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
崔灵恩，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报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历官国子助教，三为《五经》博士，迁尚书祠部郎。出为海盐、山阴二县令。佥儒者，不长政术。子俶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广少明经，有儒术，曾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
沈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麟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第谓宜即用此人，命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子文阿，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太清中，自国子助教为《五经》博士。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
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历官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
孔子袪，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袪为西省学士，助撰录。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袪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袪与右卫硃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子袪凡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硃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少好学，师事贺蒨，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此外，《梁书?良吏列传》载，范述曾，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曾注《易文言》。
《梁书?处士列传》载，何胤，字子季，点之弟也。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注《易》，又解《礼记》，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庾承先，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又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
《梁书?文学上》载，济阳江避，博学有思理，更注《论语》、《孝经》。
至于其他一些学术人物则有：
韦爱，博学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义（《梁书》列传第六）。
江蒨，幼聪警，读书过目便能讽诵。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梁书》列传第十五）。
鄱阳忠烈王恢，字弘达，太祖第九子也。幼聪颖，年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擿无所遗。既长，美风表，涉猎史籍（《梁书?太祖五王列传》）。
徐勉，善属文，勤著述，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梁书》列传第十九）。
范岫，恭敬俨恪，进止以礼。所著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梁书》列传第二十）。
陆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门传》三十卷（《梁书》列传第二十）。
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梁书》列传第二十一）。
裴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梁书》列传第二十二）。
徐摛，高祖先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梁书》列传第二十四）。
鲍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四十卷，行于世（《梁书》列传第二十四）。
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问授者此书所载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常愿读之。”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梁书》列传第二十七）。
张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梁书》列传第二十八）。
张绾，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又太清十年，是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绾与右卫硃异、太府卿贺琛递述《制旨礼记中庸》（《梁书》列传第二十八）。
萧子显，高祖雅爱子显才，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梁书》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云，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始建言宜改。启曰：
“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苹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于是乎在。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视燎，尚言‘式备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硃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辞，而犹承例，不嫌流俗乖体。既奉令旨，始得发蒙。臣夙本庸滞，昭然忽朗，谨依成旨，悉改约制。惟用《五经》为本，其次《尔雅》、《周易》、《尚书》、《大戴礼》，即是经诰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寻唐、虞诸书，殷《颂》周《雅》，称美是一，而复各述时事。大梁革服，偃武修文，制礼作乐，义高三正；而约撰歌辞，惟浸称圣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颂》前例，于体为违。伏以圣旨所定《乐论》，钟律纬绪，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悬日月，不刊之典，礼乐之教，致治所成。谨一二采缀，各随事显义，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谨以上呈。”敕并施用（《梁书》列传第二十九）。
孔休源，梁武帝时，太子詹事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议，咸预编录（《梁书》列传第三十）。
江革，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启乞受菩萨戒（《梁书》列传第三十）。
何敬容，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敬容请预听，敕许之。太清年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梁书》列传第三十一）。
硃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后来，皇帝有诏求异能之士，其受《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对左右说：“硃异实异。”后见明山宾，又说：“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硃异执读。大同六年，硃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梁书》列传第三十二）。
贺琛，伯父蒨，为世硕儒。琛幼，蒨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蒨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蒨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蒨于乡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贺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姚察说：“硃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梁书》列传第三十二）。
羊侃，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梁书》列传第三十三）。
司马褧，父燮，善《三礼》，仕齐官至国子博士。褧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其礼文所涉书，略皆遍睹。沛国刘瓛为儒者宗，嘉其学，深相赏好。天监初，诏通儒治五礼，有司举褧治嘉礼，除尚书祠部郎中。是时创定礼乐，褧所议多见施行。褧学尤精于事数，国家吉凶礼，当世名儒明山宾、贺蒨等疑不能断，皆取决焉。晋安王长史，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二卷（《梁书》列传第三十四）。
刘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禀西河之学，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乃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冬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须待夏景，试取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梁书》列传第三十四）
王规，年十二，《五经》大义，并略能通。既长，好学有口辩（《梁书》列传第三十五）。其子王褒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中有云：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学、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复为中舍人，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刘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臧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梁书》列传第三十六）。
贞惠世子方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梁书》列传第三十八）。
庾黔娄，少好学，多讲诵《孝经》；何炯，炯年十五，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江紑性静，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不乐进仕（《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刘霁年九岁，能诵《左氏传》，宗党咸异之。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褚修，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刘昭，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迁通直郎，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其子縚，亦好学，通《三礼》（《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钟嵘，嵘与兄岏、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刘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定林寺经藏，为刘勰所定（《梁书》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
伏挺，字士标。父芃，为豫章内史，在《良吏传》。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同上）。
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既长，好学有才思（同上）。
阮孝绪，年十三，遍通《五经》《梁书》列传第四十五《处士》。
刘■，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一，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同上）
（四）陈代的学术状况
陈代学术以承继梁代的遗绪为特色，既有所绵延，又无太大的发展。如《陈书?儒林列传》称：“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高祖（陈霸先）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
在《陈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缓、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在这些人当中或专精经学，或兼通老庄，成为传学之中坚。
沈文阿，父峻，以儒学闻于梁世，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陈文帝时，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沈文阿所撰《仪礼》八十馀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世，诸儒多传其学。
沈洙，洙少方雅好学，不妄交游。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后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戚衮，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后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性精勤，尤明《三礼》。
以礼学而言，当时还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张崖传《三礼》于同郡刘文绍，仕梁历王府中记室。天嘉元年，为尚书仪曹郎，广沈文阿《仪注》，撰五礼。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沈德威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讲《礼传》。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率常如此。贺德基，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居以传授，累迁尚书祠部郎。德基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时论美其不坠焉。
顾越，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聪慧有口辩，说《毛氏诗》，傍通异义。越于义理精明，尤善持论，与会稽贺文发俱为梁南平王伟所重，引为宾客。寻补《五经》博士。
当时还有东阳龚孟舒者，亦治《毛氏诗》，善谈名理。
沈不害，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学。十四召补国子生，举明经。累迁梁太学博士。转庐陵王府刑狱参军，长沙王府谘议，带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入为尚书仪曹郎，迁国子博士，领羽林监，敕治五礼，掌策文谥议。著治《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王元规，少好学，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简文之在东宫，引为宾客，每令讲论，甚见优礼。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迁国子祭酒。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每国家议吉凶大礼，常参预焉。后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元规著《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陆庆，少好学，遍知《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
还有《陈书?文学》又载，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之伟幼精敏，有逸才。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略通其学。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其早成。
许亨父懋，梁始平天门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以学艺闻，撰《毛诗风雅比兴义类》十五卷。
岑之敬，父善纡，梁世以经学闻。之敬年五岁，读《孝经》。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硃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
还有一些保持玄学遗风的人物，以张讥为最著名。
张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循环，辞令温雅。梁武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讥论议往复，甚见嗟赏，自是每有讲集，必遣使召讥。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犹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
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宫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硃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
张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
其他还有：全缓，其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曾任国子助教，兼司义郎，专讲《诗》、《易》。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陆瑜，尝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
南朝与北朝学术的不同在于，政治上的代相更替并没有影响学术的传承，基本上保持了其延续性。这也是南学崇老庄、尚玄理之风而盛于北学的原因之一。
三、南朝时期佛教道教的流传对学术演进的影响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而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南北朝各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是信则崇，弃则毁，几经曲折。其传播本身却日益向着学术化方向发展。
《宋书?夷蛮列传》说：“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佛教的流布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也就突显出来。于是就有了抑制和排斥的主张提出。宋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上奏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姱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祗，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检，不为之防，流道未息。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其有辄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诏书律，铜宅林苑，悉没入官。”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
又宋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阇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
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闻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盘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缔制八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由靡爽。唯浮图为教，逖自龙堆，反经提传，训遐事远，练生莹识，恆俗称难，宗旨缅谢，微言沦隔，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随方之眇迹，迷制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道人斯拜，目连桑门，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尽宝，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间，延抗体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世祖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迸，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除了官方朝廷方面的抑制之外，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南齐书?高逸列传》载当时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顾欢著《夷夏论》，纵论短长，“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明僧绍则有《正二教论》。《南齐书》载有其文。
宋世名僧有道生、慧琳。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戚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从学术史上各种学术流派的发展演进来说，站在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喜好，对各家之学的判断自有不同。《南齐书》著者萧子显在《高逸列传》后所发的的一段议论，就很可以体现出别样的学术见解：
史臣曰：顾欢论夷夏，优老而劣释。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惟机，低举成敬。
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
阴阳之教，占气步景，授民以时，知其利害；今则耳眼洞达，心智他通，身为奎井，岂俟甘石。
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赏罚；今则十恶所坠，五及无间，刀树剑出，焦汤猛火，造受自贻，罔或差贰。
墨家之教，遵上俭薄，磨踵灭顶，且犹非吝；今则肤同断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鹰庇鸽。
从横之教，所贵权谋，天口连环，归乎适变；今则一音万解，无待户说，四辩三会，咸得吾师。
杂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则五时所宣，于何不尽。农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艺九谷；今则郁单粳稻，已异阎浮，生天果报，自然饮食。
道家之教，执一虚无，得性亡情，凝神勿扰；今则波若无照，万法皆空，岂有道之可名，宁余一之可得。
道俗对校，真假将雠。释理奥藏，无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设，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异旨，儒者不学，无伤为儒；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
若夫神道应现之力，感会变化之奇，不可思议，难用言象。而诸张米道，符水先验，相传师法，祖自伯阳。世情去就，有此二学，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详寻两教，理归一极。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后。广略为言，自生优劣。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
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劝慕之道，物我无隔。而局情浅智，鲜能胜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门。鸡鸣为善，未必余庆；脍肉东陵，曾无厄祸。身才高妙，郁滞而靡达；器思庸卤，富厚以终生。忠反见遗，诡乃获用。观此而论，近无罪福，而业有不定，著自经文，三报开宗，斯疑顿晓。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
以上的几段，不禁使我们想起《庄子?天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等篇章中对古代学术诸家之学的长短议论。萧氏的观点，实与继宋、齐之后的梁代（梁武帝）朝廷崇佛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梁武帝本是一位国学素养很高而且涉猎很广的学者型皇帝。但是，就是这样深谙传统学术并对其大加兴复的人，却是在晚年好起佛来。这既反映了佛学在其时的传播之盛，同时也和梁武帝的精神追求和个人喜好有关。普通五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槃经》义，迄于乙卯。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
《南史?梁帝纪中》在记梁武帝晚年信佛后在生活态度上的变化时说：“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糲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衆，常万馀人。身衣布衣，木绵皁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南史?梁本纪中》在评论梁武帝于儒佛间的取向转变以及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时又说：
“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籙，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还有道教，道教起自东汉后期，无论是张陵所创、子张衡、孙张鲁所传的五斗米道，还是张角所创的太平道，都与黄老道家思想有所联系，更与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之说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其与下层民众反抗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打压对象。不过，魏晋时期士人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的风气，对道教的传播和学术化，起到推波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道教人物又开始对其整合改造，北有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造，南有陆修静和陶弘景对五斗米道的改造。前者主要是援儒入道，“儒道兼修”，将儒家思想与道教理论相结合；后者则更加上佛教的思想，来充实道教。
四、结语
南朝时期学术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隋以后的学术走向，诚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所关注的那样，“学术随世运为转移”，天下归于统一，学术也归于统一。然而学术也有“不尽随世运为转移者”，这就是，经典学术并没有随着“天下统一”而“南并于北”，而是“北学反并于南” 。这也许是皮氏看轻南学而认为不该如此的。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所呈现的学术文化多样性以及就经学本身来说，总是与现实的王权政治密切相关，而无论经学怎样地衰微，怎样地远离传统的样式，远离传统的诠释方法和理论，因为其为官学，所以就始终不会断绝，又因为其所生成的政治与社会的土壤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经学总能在社会变迁和动荡之后全面恢复其官学的地位，伴随着政治的统一而实现经学的统一。这是经学的原生性和经典性所决定的。即使在社会变迁和动荡的时候，经学也不失其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性，传统的经典早已成为王权政治的依据来源之所在，这又是王权政治的历史所决定的，似乎现实政治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传统的经典中、在经学诠释中找到答案。
权振东梁博范文5
[关键词]东江人；辛亥革命；爱国；献身
[作者简介]黄敏，惠州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惠州516015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2―0147―04
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纪元，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光彩的一页。而在这场革命中东江籍志士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像郑士良、邓子瑜、邓铿、陈炯明、廖仲恺、王和顺、李文甫、罗仲霍、林冠慈、蒋光鼐等闻名遐迩的人物。下面笔者拟根据收集的资料，对此稍作探讨。
晚清岁月，列强对中国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将不国，为了自救，不少东江人士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心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一、加入革命组织，聚集革命力量
出于对祖国刻骨铭心的关怀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东江志士不能容忍祖国备受欺凌和沦为贫弱，当时他们纷纷加入以天下为己任，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同盟会，把爱国和救亡结合起来，在聚集革命力量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主动性。
早在1894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归善安墩人林海山就成为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时，归善淡水人郑士良就是总会重要负责人，参与修订《兴中会章程》，并成为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的得力助手。曾与孙中山、陆皓东在广州等地建立分会，1899年又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设立机关，联络三合会众，扩大革命队伍，并参与组织“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为革命力量聚集尽了不少力。
1905年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根本目的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陆续又有大批东江有识之士参与。其中归善人廖仲恺还被推选为同盟会外务部干事，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而林海山则被任命为中国同盟会安南分会会长，归善新庵人翁式亮则出任同盟会暹罗曼谷分会会长，归善人官文森则成为马来亚雪兰莪州同盟会负责人。当时抱着“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心态而加入同盟会的东江志士相当多，其中较有名的还有归善人林冠慈(红花岗四烈士之一)、张可廷(少将)、林振雄(东江警备司令)、练演雄(师长)、钟鼎基(少将师长)、黄公柱(中将)、骆风翔(惠州警备司令)、邓演达(左派领袖)、张友仁(全国政协委员)、叶匡(吴淞要塞司令)、严德明(惠州督办)、何友逖(省侨联副主席)；博罗人李文甫(反清志士)；海丰人陈炯明(广东省长)、陈其尤(致公党主席)、陈演生(致公党秘书长)；和平人徐傅霖(民社党主席)、徐飞(“国大”代表)；紫金人温带雄(反清志士)；东莞人王光海(湖南省政府代主席)、王应榆(梧州警备司令)、冯次淇(中将)、刘纪文(广州市市长)、李章达(民革中央秘书长)、林绍棠(长洲要塞代司令)、蒋光鼐(抗日名将)、王宠惠(国务院代总理)等。
二、开展募捐，资助革命
革命需要经费，经费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基础，因而辛亥时期，不少东江籍志士对捐款助饷，支援革命颇为诚挚热心，而且事迹感人。他们纷纷将自己多年积蓄捐于革命事业，为此缺衣少食也在所不惜。尽管东江人捐款具体数目现在已难以精确计数了，但事实则是确定无疑的。当时归善人陈经曾慷慨将家里积蓄多年的家产变卖用以支援辛亥惠州起义；河源人欧阳铁庵则变卖祖田，购买枪支弹药，组建讨袁军，参与反袁驱龙之役；而东莞人林直勉为策动广东新军起义，更是倾家以助，毅然把个人分得的铺位、田产全部卖掉，得2万两白银，献给同盟会南方支部作为活动经费。寓越南的东莞人叶汝寿则把自己多年来卖芽菜所得全部献出来。事实上，辛亥时期，东江似这样倾其所有、毁家报国者不在少数。1911年6月当孙中山来到美国旧金山筹款时，当地惠州会馆华侨立即捐献3万元港币给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6年为了资助讨袁驱龙运动，各地惠侨更是不甘人后。据《惠州华侨志》载：当时马六甲、雪兰莪的吉隆坡、森美兰的芙蓉、霹雳的怡保、新加坡等地惠州会馆共捐100万港元，美洲的惠州府籍华侨、澳洲的惠州府籍华侨共捐200万港元[1](p50)，令革命党人深受鼓舞。’ 与此同时，为了给即将发动或已经发动的武装起义提供物质基础和帮助，辛亥时期，不少东江人士还往来奔走，积极筹款。譬如邓子瑜赴南洋为广西镇南关、云南河口起义募捐经费；徐飞、林善儒到南洋筹措讨袁军饷；林海山往越南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戴子良发动华侨募捐支持光复后的广东革命政府即是例证。
三、从事舆论宣传，力图唤醒国人
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不少东江人士觉醒，他们认为国家的唯一出路在于革命，而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又直接影响到事业的成败，因而他们相当重视革命宣传，或猛烈抨击清廷的腐朽无能，或沉痛而激昂地警告豆剖瓜分的危险即将到来，或如泣如诉地叙述民族的灾难，或愤怒地控诉列强的种种罪行，或直接倡言革命。
归善白花人罗仲霍在槟榔屿任报刊主笔时，就连续撰文，揭露清政府的卖国嘴脸和列强的侵华事实，要求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表现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民主主义思想。他呼吁侨胞支持孙中山革命，以振兴祖国，号召海外赤子踊跃捐献，以尽国民的责任。在他努力下，槟城《新报》成为宣传革命的主要阵地之一，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惠东人林海山加入同盟会后，在美获埠同德栈创办了发行于东南亚各地的《民报》，亲任主编，并在报上撰文介绍革命纲领，传播孙中山的主张，灌输反清理念，扩大革命派在南洋的影响。他指出，“因清政府的衰弱与腐败，我们必要倾覆清政府，建立民国，实行共和，使祖国富强独立，不受外国帝国主义欺凌”，并“恳请海外华侨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清廷、创立民国的革命运动鼎力支持”[1](p204-205)。
博罗人李文甫出任《中国日报》经理兼主持《时事画报》笔政期间，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他认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危如累卵，中国非革命无以自救，爱国必须革命，救亡必须反清。因为腐朽的清廷是导致国家贫困落后、衰败危殆的总根源，已成为民族的最大灾难，中国要打通走向富强之路，长存世界，只有起来打倒这个反动的封建政权。否则国家民族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地。
东莞人莫纪彭主编《东莞旬刊》期间，提倡民族主义，灌输民主意识，斥责清廷腐败、列强侵欺，鼓励同胞振兴民族精神。而东莞人王宠惠则在日本用英文为《国民报》撰写时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保皇派针锋相对；在美国协助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了对外宣言《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劝说西方各国放弃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呼吁欧美人民对中国革命给以道义与物质上的同情和支援”[2](p32)。
除了上述几人外，归善人廖仲恺也在1905年至1908年前后，以“屠富”、“渊实”等笔名，在《民报》发表大量译著，向读者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土地问题理论，介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诸流派及其学说，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宣传，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先进人物之一。
四、进行反清起义，致力武装夺权
“爱国贵在实行。”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崇高责任心和使命感的驱使下，当时不少东江志士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把忧国忧民之情化为实际行动。他们联络会党，策动清军，披坚执锐，赴汤蹈火，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推动反清革命，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早期革命党人领导的历次反清斗争中，到处可见东江人的足迹。
归善人郑士良参与筹划了1895年广州起义，负责发动三合会众；廖仲恺协助谋划了1907年的饶平黄冈起义；林海山参与领导了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永安志士陈伟湘联合洪门发动了1908年的永安古竹起义；东莞人李文甫、林直勉参加了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
而三洲田起义及七女湖起义，更是发生在惠州，领导者和参与者均是东江人。1900年10月8日爆发的惠州三洲田起义(又称庚子革命)，多次击败清军，打响了20世纪反清革命的第一枪，获得了孙中山极高的评价：“经此次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矣。”[3](p235)而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归善人郑士良(孙中山同学，惠州三合会首领)；义军中英勇善战、独断一面的人物是归善人林海山、杨发，他们率众攻占镇隆，生擒归善县丞兼清军管带杜风梧，击溃清提督邓万林部，所向皆捷；博罗人邓子瑜是郑士良左右手，他负责联络惠阳、博罗等处会党响应；另一博罗人梁慕光是孙中山、郑士良部署在博罗的义军首领。三洲田起义爆发后，他聚众千人，围攻博罗县城，并派出一小队直扑惠州府城，壮大声势；而归善人曾捷夫则是孙中山派向义军传达撤退命令的主要人物。以上诸人均在这次起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1907年6月2日爆发的惠州七女湖起义，一度攻占邻近多处地方，沉重打击了清廷在当地的统治，后因孤军奋战，外援不继，被迫自动解散。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则是受孙中山委派的博罗人邓子瑜(民主革命先驱)、陈纯(绿林之雄、会党首领)。主要参与者是东江一带的会众，包括归善高潭“三点会”领导人朱云石，秋长人叶匡等。
至于1911年4月发生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更有一大批东江志士参与，不少人还用鲜血谱写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壮丽诗篇。归善白花人罗仲霍随黄兴攻打督署时伤足被捕，缚于庭柱，痛斥敌人而英勇就义；博罗人李文甫进攻中受伤，转战至大北门被俘，宁死不屈，在刑场上从容自若称：“大丈夫能为鞑虏而死，死而无憾。”最后引吭高歌《满江红》而壮烈殉国。永安人温带雄、海丰人陈潮战死疆场，成为忠肝义胆为革命、血沃黄花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东莞人莫纪彭则亲率志士，扑攻两广总督衙门，占领观音山阵地，浴血杀贼，巷战达旦，仅以身免。
尽管东江人参与的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但志士们在起义中抛头颅、洒热血、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却起到了打击敌人、振兴人心、促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作用，其意义不容忽视。
此外，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些东江志士不顾安危，采用暗杀手段以助革命。如“支那暗杀团”成员、归善人林冠慈、陈敬岳刺杀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即是一例。
五、参与武昌革命，领导东江光复
坚冰既已破裂，江水奔腾向前势在必然。1911年10月10日，激动人心的武昌起义爆发。在这场激烈的搏斗中，东江人士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少人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东莞人蒋光鼐作为卫队随黄兴参与了武汉阳夏之役。博罗人谢婴白初为湖北都督府军务部督战员，后随战汉口、汉阳。1912年，随黄兴赴上海，任光复军的前队长。归善人叶匡在此际潜归上海，先被沪军总司令李燮和委统炮队，驻守江南制造局。旋至武汉，率军与清兵战于蛇山。继赴九江，与等胁降海容等驻浔诸舰艇。而归善人黄公柱、林振雄、邓演达及东莞人李章达等也直接参与了武昌起义，为帝制、创建共和立下战功。
至于在响应武昌首义、光复广东各地(特别是东江一带)的战斗中，东江人士更是积极的参与者，起到骨干的作用。
191 1年秋，根据布置，东江革命党人分赴各地组织民军起义。旧历九月，陈炯明、邓铿到淡水，曾国琮到陆丰，邓伊臣、刘定叔到海丰，赖仲壁、周锋赴紫金，李子先、欧阳俊往河源、龙川；廖容、廖肃人连平和平，丘耀西、梁镜球人搏罗，王慎堂到增城、龙门。很快各地捷报频传。
1911年11月1日，陈炯明、邓铿率民军在淡水起义，组织“循军”，直逼惠城。同时，在海丰起义的王和顺也组织“惠军”，投人光复惠州之役。在陈炯明策动下，驻扎飞鹅岭的清军洪兆麟营倒戈起义，迫使清提督秦炳直于11月9日与知县阎梦谷、知府徐书祥献城投降，惠州胜利光复。11月17日，陈炯明被推为广东副都督，29日他率“循军”抵达广州，开始了在粤叱咤风云的岁月。
几乎同时，在革命党人的努力下，半个月之间东江各县也相继光复。11月1日，邓伊臣、刘定叔率同盟会革命军和武装学生、农民进入海城，成立海丰临时政府，邓伊臣为县长，海丰宣告光复。11月8日，周锋率革命军千余人抵达永安，知县王宾闻讯弃城逃跑。9日，周锋率队进城，然后与当地革命军合作，肃清境内清兵，光复永安(今紫金)，游克桢任县长。11月10日，陆丰同盟会组织民军在大安等地起义，进攻碣石卫城，迫使清总兵投诚。知县沈秉见各地为民军所占，遂在县城宣告独立响应。同月，丘耀西、陈洁、梁镜球率民军分数路进攻博罗，迫使守城清吏投降，博罗光复。欧阳俊等率民军光复河源、龙川。廖容率民军占据和平县城。王慎堂等组成增、龙二县联合民军营，光复两地。
正是在东江志士与全国各地志士的努力下，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被，中国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曙光。
六、投身护国诸役，捍卫共和大业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中华民国政权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为了捍卫革命成果，不少东江籍志士又投入了战斗。 参与政权建设。辛亥革命后，政权草创，困难重重，但不少东江人却忠诚为国，迎难而上，积极参政议政，为维护共和大业奋斗不已。廖仲恺先生在广东光复后，出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财政司副司长、司长等职。他先后采取了多项行政和经济措施，维持纸币流通和稳定市面金融，为解决广东财政困难、稳定大局和建设新政权呕心沥血。而陈炯明出任广东代都督、广东警卫军总司令、广东绥靖处经略期间，则在振兴实业、兴办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素质、加强社会治安、参加护蒙运动方面颇有作为。至于惠东人林海山就任东江水陆军务督办和行营绥靖公署主任时，则颁布实施了普及教育，鼓励兴办工商业，振兴农垦业等众多革故鼎新，移风易俗的法令，具有民主革命的精神。
参加“二次革命”。1913年宋教仁案真相大白，举国哗然，东江革命党人又纷纷投入反袁“二次革命”中。莫纪彭、黄侠毅等创办《讨袁日报》，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违反、背叛民国的罪行。廖仲恺至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陈炯明则在广州宣布广东独立，武力讨伐袁世凯。叶匡到上海参与讨袁之役，任吴淞要塞司令，与敌力战。蒋光鼐、李章达赴江西参加领导的湖口讨袁之役。
“二次革命”最终失败，但东江志士毫不气馁，继续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而不懈地努力。廖仲恺追随孙中山流亡到日本，开展救国宣传，协助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就任财政部副部长，还多方设法筹款支持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军。而紫金人李荣泰则接受孙中山指示，于1914年8月组织“讨袁军”，自封大元帅，并邀集陆丰、惠阳、博罗等地人士联合行动。
参加护国斗争。随着袁世凯窃国行径加剧，为了捍卫共和，不少东江志士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护国运动。1915年徐傅霖返国通电反袁，在上海创办“政治学会”喉舌《中华新报》并任主笔，声讨袁世凯罪行，力持正义。王宠惠则断然拒绝袁世凯的收买，不肯为帝制鼓吹，称：“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2](p32)尔后他在上海积极策动反袁的斗争。1916年1月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组织“共和军”，与支持袁世凯的龙军展开激战。1916年4月，廖仲恺随孙中山回国，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斗争，并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同月，邓仲元从香港到增城，主持东江起义，打出反袁讨龙旗帜，就任中华革命军东江总司令，指挥中华革命军与拥袁部队展开激战。
事实上参加护国斗争的东江人士相当多。据《惠州华侨志》称：当时南洋惠州府籍就有500多名华侨，回东江参加广东中华革命军，助邓仲元作战，“皆有战绩”[1](p50)。他们均为帝制、捍卫共和作出了贡献。
七、结语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程中，东江人士是有功的，其地位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晚清时代，中国日削，国土日蹙，列强环伺，虎视鹰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在此艰难处境下，大批东江志士不甘心坐待列强纷至沓来的宰割，不甘心静观清政府一块又一块出卖本已破碎的山河。为了拯救祖国，改变命运，谋求富强，他们知难而上，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前仆后继，奋斗不已。无论是加入革命组织，传播革命思想、筹款捐献，或是开展武装起义，投身辛亥光复，还是参与新政权建设、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诸役均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清廷统治、建立民国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功勋，其英名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高昂的民主主义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奋斗精神，英勇无畏，“以死报国”的献身精神(譬如博罗人李文甫、惠东人罗仲霍被捕后视死如归，将一腔热血化作惊醒同胞继之而起的雷鸣，其浩然英气，足为后死者楷模)，更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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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某选镍尾矿再回收镍的研究 桂瀚 杨晓军 邱克辉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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