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江深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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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江深范文1

黄埔军官学校的创建,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与中共的支持,它是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经验来训练干部的新型学校,因而成了国内有志革命青年倾慕和向往的地方。我省一批进步青年,有的当时已经是大学生,他们为了学习革命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纷纷报考这所学校。

第一期,1924年4月招生。这期共招4个大队493人,其中江西籍学生44人。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在江苏办的讲武堂146名学生也随之并入军校,这些学生中的江西籍学员不包括在44人之内。本期实际招生达639人。

这期毕业的学生,大部分留在本校教导团担任基层干部和校本部政治部政治、军训工作。萍乡的吴高林,毕业后直接安排担任第三期学生队副区队长。当时的黄埔学生为革命精神所鼓舞,不管分配干什么,不计职位高低,不论薪水多少,大家都积极工作,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革命骨干作用。

第二期,1924年8月招生,共招450人,其中江西籍学生52人。1925年2月,学生随校军赴粤东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接着滇军军阀杨希闵和桂军军阀刘震寰发动叛乱,占领广州,学生又奉命参加平定杨、刘广州之乱,这期学生实际上课学习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

本期毕业的党员,不少参加了北伐战争。萍乡的张源健,北伐战争中加入中共,后成了赣北工农游击队的创建人;万安的肖素民入党后参加万安暴动,担任军事指挥参谋部成员之一;余干的罗英毕业后,在的帮助下赴苏联留学,后担任红十军军委委员,独立团政委和红军学校校长等职。

第三期,1924年12月招生,共招1224名,其中江西籍学生100名。从这期起,学生入伍期改为半年,入伍期满才能转为军官学生。这期学生毕业后,江西有一批学员分配在步兵科、骑兵科、宣传科以及入伍生部等单位担任基层干部,还有数十人没有分配工作,不知去向。

第四期,1925年10月招生,共招2314名,其中江西籍学生152名。

这时,学校经过改制,学生的思想显得更加活跃。可是,自从“中山舰事件”后,下令学校成立黄埔同学会,拉帮结派,目的是要监视和控制学员的革命言行,削弱共产党和“左”派在学校的影响,因而引起许多进步同学的强烈不满。一些学生走出校园,在广州市召开同学会,公推步科五连吉安籍学员毛学离为十七人请愿团团长,要求学校当局撤消黄埔同学会组织,清除反动分子,得到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熊雄,政治部秘书聂荣臻等人的支持。他们要求党员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行动”,旗帜鲜明地与学校当局作斗争。当毛学离等人将开展反黄埔同学会行动时,被校长亲自下令开除了这17位同学的党籍和学籍。

在这期党员中,江西籍学生有22人选入政治科,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占大多数。赣县的钟友千,中共党员,毕业后回江西从事农民运动,担任安福县工农运动特别指导员,赣县临时县委委员,赣州市总工会副委员长等职,不幸于广州起义战斗中牺牲;吉安的肖韶,1925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经党组织选派到黄埔学习军事,毕业后由政治大队第一队上尉队长陈奇涵带领回江西开展工作。肖韶在赣南领导了于都暴动,创建了赣州市党组织,先后担任赣南特委委员、书记、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后因“左”倾路线被错杀。

前4期招生,共录取江西籍学员346名,遍及67个县、市,人数最多的是萍乡县43人,依次为兴国县30人,修水县22人,南昌县20人,九江县15人,万安县11人。黄埔军校学生以广东省最多,湖南次之,江西列全国5位之前。

江西人在黄埔军校担任教职员的也不少,有的还是学校的主要领导。熊雄,宜丰人,1925年从苏联东方大学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刘峙,吉安人,他不仅是军事教官,还担任校本部参谋和教导第一团营长、团长;饶来杰,南昌人,“中山舰事件”后,以两广区委特派员身份入黄埔军校担任中共的组织工作。还有萍乡的,进贤的李世璋等人均先后担任过政治、军事教官。至于派往该校或毕业后留校担任中、下级军官、教务管理人员的则有数十人之多。

黄埔军校成立之初,由中共学生党员李之龙、周逸群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旨在改造旧军人的思想品行,提高革命军人的素质。不料校长、副校长戴季陶却对此严重不满,后在他们的支持下,由贺衷寒、缪斌为首,组织成立了一个以反对中共、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为宗旨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起来,明争暗斗经常发生摩擦。正当两个组织矛盾日益公开激化之际,江西的段锡朋、萧淑宇与西山会议派童理璋、喻育之联手,迫不及待地在上海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黄埔“孙文主义学会”遥相呼应,互相勾结支持,其目的就是要将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势力排挤出去。

黄埔江深范文2

在这次会战中,大批黄埔师生勇赴沙场,包括10多个军的军长、30多个师的师长系黄埔军校师生。大略列举如下: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黄埔1期教官)、第11军团(军团长兼第2军军长李延年,黄埔1期)、第17军团(军团长兼第1军军长胡宗南,黄埔1期)、第32军团(军团长兼第52军军长关麟徵,黄埔1期)、第37军团(军团长兼第25军军长王敬久,黄埔1期)、田南要塞(指挥官兼第54军军长霍揆彰,黄埔1期)、第6军(军长兼第93师师长甘丽初,黄埔1期)、第8军(军长李玉堂,黄埔1期)、第16军(军长兼第28师师长董钊,黄埔1期)、第18军(军长黄维,黄埔1期)、第71军(军长宋希濂,黄埔1期)、第74军(军长俞济时,黄埔1期)、第92军(军长李仙洲,黄埔1期)、湖口守备区(指挥官兼第167师师长薛蔚英,黄埔1期)、第1师(师长李正先,黄埔2期时用名李正仙)、第2师(师长赵公武,黄埔军校潮州分校1期)、第4师(师长陈大庆,黄埔1期)、第9师(师长郑作民,黄埔1期)、第11师(师长彭善,黄埔1期)、第13师(师长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2期)、第14师(师长陈烈,黄埔1期)、第18师(师长李芳彬,黄埔2期)、第21师(师长侯镜如,黄埔1期)、第23师(师长欧阳保黄埔1期肄业)、第25师(师长张耀明,黄埔1期),第26师(师长刘雨卿,黄埔高教班3期)、第36师(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第49师(师长李精一,黄埔2期)、第51师(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第55师(师长李及兰,黄埔1期)、第57师(师长施中诚,黄埔高教班4期),第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1期),第52师(师长唐云山,黄埔1期)、第60师(师长陈沛,黄埔1期)、第61师(师长钟松,黄埔21期)、第78师(师长李文,黄埔1期)、第79师(师长段朗如,黄埔3期)、第87师(师长沈发藻,黄埔2期)、第88师(师长钟彬,黄埔1期)、第89师(师长张雪中,黄埔1期,时用名张达)、第95师(师长罗奇,黄埔1期)、第103师(师长何绍周,黄埔1期)、第110师(师长吴绍周,黄埔高教班5期)、第121师(师长牟廷芳,黄埔1期)、第185师(师长方天,黄埔2期),第190师(师长梁华盛,黄埔1期,时用名梁文琰)、第195师(师长梁恺,黄埔1期)、预6师(师长吉章简,黄埔2期)等。

武汉会战虽说最终失败了,但也创造了富金山战役的胜利和万家岭大捷,黄埔师生对这两次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9月1日至11日,发生在河南省固始县南部的一场震惊中外的山地阻击战,即富金山战役,是抗战时期武汉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武汉极为惨烈的一场战役。第71军军长宋希濂(黄埔1期)率部在富金山战斗中将日军第13师团歼灭过半,约2万余人。宋希濂放言:“淞沪鏖战,予敌重创。富沙歼敌,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嗣当激励士气,功期再战,驱逐倭寇,还我河山,余之愿也。”

9月2日上午10时,24架日机飞临富金山,狂轰守军阵地。9月2日夜,日军第13师团强渡史河,进攻富金山。宋希濂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第71军第36师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亲率预备队猛烈反击,在敌人面前没有后退半步。两天的激战,日军未能打开富金山大峡口,一怒之下又调来两个大队,会同第10师团希望能从左翼突破富金山阵地。富金山炮声隆隆,终夜不息。

9月7日,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增援第13师团作战。日军第2集团军还调第16师团支援第13师团。当日,日军第10师团攻占固始县城,日军故伎重演,以一个联队的兵力南下攻击富金山以西的武庙集,严重威胁富金山阵地侧后,被中国军队察觉。宋希濂立即将预备队88师523团紧急调到日军南下必经之路的坳口塘设伏,予来犯之敌重创,歼灭日军400余人,迫其退回固始。9月9日,宋希濂亲自到阵地,指示师长陈瑞河:“36师要永远站着,绝不能趴下。狠狠地打,弟兄们才能死而无憾。”敌第13师团在叶家集以西的阵地上尽管全力攻击,可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也伤亡过半。

富金山战役进行到第9天,宋美龄一身戎装来到富金山前线,冒着日军的炮火和轰炸,沿着战壕一路慰问、鼓励一线将士,极大地振奋了军心。

从9日至10日,日军不分昼夜猛攻不止。36师浴血苦战,将日军的进攻尽数粉碎。日军第13师团从11日凌晨起,倾全力猛攻。战至9时许,从富金山与石门口的战线结合部突入,36师在师长陈瑞河的指挥下,抱必死之心进行逆袭,官兵奋勇拼杀,前赴后继,与日军白刃搏杀,战况殊为惨烈。36师迭经多日血战,虽得到88师一个团的增援,但在此死伤甚重的时候不过是杯水车薪,难以击退人数火力均占优势日军的如潮拥进。11日,富金山全线遭敌猛烈炮火轰击,战斗极为惨烈,守军伤亡极大。主阵地相继丢失,各部仍在顽强抵抗,虽欲夺回阵地,但已力不从心。至下午16时,36师除富金山主峰制高点外,其余阵地全告失守。就在这样的紧急时刻,陈瑞河师长还是组织全师残部实施了最后一次强力反击,虽予日军极大杀伤,但36师所余兵员已不足千人,难以再战。宋希濂以61师从富金山右翼发起反击,以掩护36师后撤。日军施放毒气,掩护步兵向富金山突击。守军阵地成为一片焦土,日军扑向西南,包抄第71军后路,守军得到命令,放弃富金山阵地。

整整10天,第71军阻强敌于富金山下,日军的进攻部队损失过半,死伤近万。中国守军也伤亡不小,仅第36师就由参战前的1万多人,锐减到不足千人。整个部队被打残了,但第71军最终阻遏了日军侵略的疯狂势头。

此次阻击战中国守军“以劣势装备,依托有利的地形,彻底粉碎了日军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的战略企图,创造了抗战时期阵地防御作战的成功战例”。

万家岭大捷是整个武汉会战中最出彩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在抗日名将薛岳指挥下,巧设“口袋阵”,在万家岭歼灭侵华日军106师团1万余人,史称“万家岭大捷”。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山不在高,歼敌则名”的佳话。

10月2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孤军深入万家岭地区。薛岳认为机会难得,随即抽调大军,四面包围,全力出击。10余万军队在崇山峻岭中运动。

10月1日至3日,俞济时(黄埔1期)的第74军向已占领万家岭一带的日军连续攻击。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拼死反击,双方伤亡均重。直到4日,双方在小金山、万家岭、张古山、箭炉苏一带连续激战,阵地几度易手。此时,薛岳调遣的各部队已陆续靠拢,对106师团形成合围之势。

10月7日,薛岳认为歼灭日军的时机已到,下达了对敌第106师团展开总攻击的作战命令。当晚8时,总攻击打响。第66军以第195师及160师向石堡山攻击前进。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黄埔3期)指挥下,153旅作为主攻,151旅作为预备队,以主力向张古山进攻,并占领张古山主阵地。当夜,日军反攻,战斗至烈,“305团预备队用尽,营长王之干阵亡,连长以下,伤亡亦众”。到8日晨,在日军二十多架飞机轰炸下,日军发动反攻,双方激战,305团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黄昏,国军再次攻占张古山主阵地,305团代团长于清祥殉国,官兵伤亡惨重,不得已退回。9日,从51师挑选400名突击队员,由第51师153旅副旅长(黄埔4期)率领,晚上8时进攻,再次占领张古山主阵地,并配合援军乘胜向哔叽街进攻,至10日上午全歼哔叽街日军。

我各路大军激战至10日晨,第66军收复万家岭、田步苏,第4军收复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第74军收复张古山,第91师收复杨家山东北无名村,第142师收复杨家山北端高地。战斗中,第4军前卫突击队曾突至万家岭第106师团司令部附近不过百米,因天色太黑,加之自身伤亡重大,未能及时发现松浦中将。据战役结束后一名日俘供认,“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未能生擒松浦淳六郎,成为此战中最大的遗憾。至此,我军终于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第一兵团作战科长赵自立(黄埔6期)曾赋诗叙其战况,诗云:“万牯一声鸣,千岳伏尸盈。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会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汉会战中气壮山河的光辉亮点,更是抗战中唯一几乎全歼日本整个师团的战役。此役,中国军队所表现出的组织严密、机动灵活以及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大大震惊了日军上下、朝野内外和国际社会。而日军第106师团被歼灭70%以上,几遭灭顶之灾,在日本陆军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一代名将叶挺如此评价:“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万家岭大捷,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四大会战”之一,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规模最大的战役,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

黄埔江深范文3

游步瀛,又名步仁,1903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今隆回县金石桥镇)。

金石桥位于雪峰山麓,这里民风纯和,人们世代耕种为生。游步瀛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农民,勤劳质朴,平和谦让,在乡里具有良好的人缘,靠租种地主土地养家糊口,因为善于耕种,又在农闲时贩些东西到乡村走卖,小有积蓄,于是送游步瀛进学校读书。由于游步瀛天资聪慧,加之读书刻苦,成绩十分优异,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小学毕业后,游步瀛考上了宝庆县国民学校高级班。

游步瀛第一次从小山村来到县城,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认为要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首先必须从抓好农业做起。因此,从县立国民学校高级班毕业后,他报考了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结果,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游步瀛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拼命学习。在学校里他结识了贺民范、夏曦、夏明翰等师友。课余,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贺民范是湖南党的早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在贺民范的引导下,游步瀛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省立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游步瀛追随恩师贺民范回到宝庆,出任宝属农业劝建会编辑、主任,青年互助社总务主任兼青年社会服务社副主任。

1924年1月,经夏曦、夏明翰介绍,游步瀛加入。3月,由湖南省工团联合会负责人谭影竺、戴晓云保荐,游步瀛投考黄埔军校。游步瀛外出参加革命时,他的父亲靠着勤劳和智慧已经积蓄了一些家产,并置买了40亩农田。游步瀛告别父亲赶赴广东时,希望父亲少收佃户租谷,并及时接济贫困群众,父亲一一答应。5月,经过长达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游步瀛到达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

广州当时是全国革命中心。游步瀛到了这里,如鱼得水,结识了一大批同学,尤其与周士第、钟彬、、 董钊、宋希濂、罗奇、黄维、郑洞国等同学最为要好。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在入校前入党的有游步瀛、蒋先云、陈赓等28人。进校后入党的有、王尔琢等71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中有中共党员共99人。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于1924年8月成立。在直属支部里,游步瀛以理论宣传见长,经常为支部撰写理论宣传方面的文章。由于他的古文功底深厚,很多同学向他学习古文。11月30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考试完毕,游步瀛以优异成绩毕业。

黄埔军校毕业后,游步瀛留校工作,任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区队长、连党代表。他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1925年2月淡水之战时,陈炯明部熊略旅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工事死守该城,阻碍东征军前进。以游步瀛、刘畴西、李奇中、张际春等为首率100名士兵组成敢死队攻城,取得了淡水大捷,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6年夏,游步瀛任黄埔同学会总务科科员兼文书股长。在黄埔同学会任职期间,游步瀛的主要任务是为《黄埔潮》撰稿,宣传革命。《黄埔潮》本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于1925年10月创办的一份半周刊革命刊物,每星期三、六出版。1926年7月,黄埔同学会沿用《黄埔潮》刊名,另创办周刊出版,为32开本,创刊号主要栏目有时评、特载、论文等,是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刊物。1926年8月20日,游步瀛撰写《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一文,发表在《黄埔潮》周刊第11期。他在文中指出,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述“三大政策”,但是他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在国际上携手苏俄共同奋斗,以及同意帮助工农,实际上就是以行动实施了“三大政策”。他还指出: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有诸多相似之处,必须接受“孙文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联俄’、‘联共’、‘农工’三政策”。在以后各期发表的文章中,游步瀛还分别提到“‘农工’‘联俄’‘联共’三个伟大政策”和“孙总理手订的‘联俄’‘联共’‘农工’三政策”,这是首次将“联俄”、“联共”、“农工”三项政策统称为“三大政策”的公开性文章。该文在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游步瀛的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尤其是对黄埔同学会这个革命组织产生了深刻影响。该会在随后发表的宣言中旗帜鲜明地提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总理订下‘联共’、‘联俄’和‘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我们唯一无二的革命策略,是我们今后唯一革命之路,也就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分水岭。”

1926年11月,游步瀛在《黄埔潮》第19期发表《军中政治工作人员应具备之条件》一文,提出政工人员要以身作则,“在行动上,要站在党的观点上,注意客观事实,光明磊落地与部队长官合作,诱之趋于革命化,并能深入群众、组织群众、获得群众信仰;在宣传上,不单凭理论、口号,要注意当地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和群众心理;在态度上,对长官和群众均应诚挚、和蔼、慈祥,不能有严峻苛刻的现象;在知识上,要刻苦努力学习,对党的主义、世界趋势以及联合战线的政策,都应详细懂得”。

南昌起义显身手

1926年7月,游步瀛随叶挺独立团北伐。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游步瀛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出众的指挥才能受到团长叶挺的表彰,并由排长升任连长。年底,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十二师七十三团,周士第为团长,游步瀛被任命为该团营长。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和先后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针对和叛变革命的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游步瀛是娄邵地区参加南昌起义的最高指挥官,时任起义军营长。

1927年8月1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在起义中,游步瀛所部表现突出,受到起义指挥部表彰。起义胜利后第一天,部队进行改编。叶挺任第十一军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下辖3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参谋长游步瀛。

英雄之花绽放三河坝

南昌起义后,反动派惊恐万状,疯狂进行反扑。中共前敌委分析了这一形势,迅速作出军事部署:撤离南昌,向广东挺进,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8月3日,起义军2万余人撤出南昌,南下广东。9月上旬,起义部队在闽西汀州召开军事会议,对入粤作出了分兵决策:叶挺、部在“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进而谋划占领广州等大城市;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及九军军官教育团,驻大埔县三河坝,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南下。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大埔。起义军入城后,游步瀛与师长周士第、政委李硕勋商议,决定在县城内成立大埔工农政府。为了加强大埔党的地方武装,游步瀛经请示周士第同意,送给当地农民自卫军汉阳造七九步枪150余支。游步瀛还与李硕勋决定,在县城逮捕了反革命分子改组委员谢炬光、县府秘书徐冰川,并报前委委员澎湃批准,对两人立即处以死刑。

起义军进入大埔后,实施前委汀州会议分兵潮汕计划,主力在茶阳停驻了两天。9月20日,起义军兵分两路。叶挺、主力经三河坝继续沿韩江水陆南下潮汕;率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共约3000人留守三河坝,阻击追兵,密切配合叶挺、主力。

三河坝位于广东省大埔县西部,是梅江、汀江、梅潭河的汇合处。

黄埔江深范文4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由陈延年任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渊源颇深。在广东国民政府改造旧军队的过程中,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建立一支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正规军队。经过研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肇庆组建一支团级单位的部队,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由第4军参谋处长叶挺任团长。究其原因,主要考虑到第4军副军长兼12师师长陈可钰原是孙中山警卫团长,副师长张发奎原是警卫团3营营长,而叶挺曾是警卫团2营营长,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交往。而建团选点在肇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肇庆当时是第4军的后勤部所在地,副军长陈可钰负责后勤部的工作,部队给养充足,水陆交通方便,便于与设在广州的中共广东区委联络;二是肇庆是军事重镇,是两广水陆交通要冲,扼西江之咽喉,地形险要;三是当时西江一带农民运动刚开始,农会力量薄弱,而反动的民团猖獗,部队成立于肇庆,有利于支援西江的农民运动。

1925年秋,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等人经过和国民政府负责人、黄埔军校党代表,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等人商议,决定建立34团,财政来源由军部、师部直接供给。9月中旬,、陈延年向叶挺传达了这一计划,叶挺“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党所托付的这一光荣任务”。

34团的骨干成员很大一部分来自“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孙中山逝世后,改名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1924年11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取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从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在广州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简称铁甲车队),徐成章(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为队长,廖乾吾(黄埔军校政治部教官)为党代表,周士第为副队长,赵自选为军事教官,曹汝谦为政治教官。铁甲车队所属成员的配备与调动,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区委军事部长决定的。第二次东征期间,铁甲车队官兵被派到深圳附近的沙鱼涌和投靠陈炯明的罗坤、邓文烈部展开激战。1925年11月,铁甲车队从沙鱼涌返回广州后,近百人调到肇庆组建叶挺独立团,并提级使用。又亲自从黄埔军校调来许继慎、杨宁等一批军事骨干到独立团,并在湖南、广东、广西招收了一批农民,及由工厂、矿山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介绍来的部分工人,作为部队的基本成分。

1925年11月2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旅扩编为第12师时,第4军第12师第34团在肇庆成立,团部设在肇庆阅江楼,下辖3个营和直属部队,共2000余人。据周士第回忆:“该团连以上干部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班、排长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在34团建立的同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设立中共党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支部领导不叫支委会而称支部干事会。建团之初,有中共党员20多人,后来发展至100多人。党支部下设党小组,第1、第2、第3营,直属队(两个)共6个党小组。34团的行政和军事方面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排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动、部队人员的补充及重大的军政训练计划等,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其中,连以上干部都由挑选优秀共产党员担任,有的党员士兵也由亲笔签写意见派到独立团来。据当事者饶卫华回忆:“独立团在组织上属广东区委组织部领导。组织部长是穆青,我当秘书。穆青同志每月都要去肇庆两三次,到独立团参加他们的组织生活,回来后我们谈及很多事情。穆青同志根据的指示,对独立团进行政治建军。”

为了使独立团成为一支刚强有力、无坚不摧的革命军队,叶挺在全团实施苦练计划。他改军队惯常的“三操两讲”为“四操三讲”,即:早晨以连为单位进行一次长跑训练;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一节军事操练或一堂政治及军事课;晚上进行一次集体健身操,熄灯前一个小时进行列队讲评。军官的训练安排与士兵训练同一时间穿行。

团长叶挺以身作则,每天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视察,发现问题他就给连队的官兵做示范。一个月后,部队的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叶挺曾搞了一次全团20公里越野急行军,20公里下来,全团没有一个掉队的,行军速度比原来“整整提高了1小时30分”。

叶挺还注重纪律建设,派出由官兵组成的督察队,专门检查军纪,严禁军纪败坏、欺辱百姓的行为,并抓住典型事例在干部中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士兵的斗争。在他的指导下,全团开展“三反”活动(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并颁布诸如军官不得搞特殊化、另设小灶;经济公开,定期公布收支账目;严禁体罚为内容的三条军纪。经过叶挺的训练,34团在驻防肇庆期间,一扫旧军队的恶习,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34团在组建之初,武器是老旧的粤造七九式步枪,全团仅有两挺重机枪,到1925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军事机构,为34团筹集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之用。1925年底,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副师长张发奎率第35、36团到海南作战,34团留粤。此后,第12师在琼崖整编部队时,另成立了一个第34团(团长许志锐)。1926年1月,34团正式改名称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后来,人们因此称之为叶挺独立团。

黄埔江深范文5

宋美龄《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谈到,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指,当时蒋经国是台湾总统,所以宋美龄称为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

廖仲恺是广东惠阳人,1924年至1925年任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常委、财政部长等职,与关系很好。1925年8月20日被军阀指使的暴徒暗杀。廖仲恺被暗杀后,痛哭失声。这篇文章就谈谈为何会痛悼廖仲恺。

1949年退往台湾,在台湾曾经出版一套纪念元老的丛书,其中就有一本叫做《党军师褓——廖仲恺》的传记,专门讲廖仲恺的生平。解放前,叫人在大陆出版了一套书,黄埔军校史稿——正式名字叫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其中就有一句“廖党代表之抚育本校犹慈母于婴儿也”。

以上,都说明一再肯定廖仲恺对黄埔军校的贡献。廖仲恺对黄埔军校的贡献,还得从黄埔军校筹办时的恶劣环境谈起。

曾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大会上说:总理(指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四面都受了反革命军队的包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险恶。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和在广州珠江河面的永丰舰上,与陈炯明战斗了一个半月。由于陈炯明经常策动海军叛乱,并不断用鱼雷威胁孙中山的炮舰,孙中山、最后失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陈炯明叛乱事件中,廖仲恺遭陈炯明囚禁,身上一段时间锁了三条铁链,生命垂危。后来,孙中山、离开广州,廖仲恺也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等人的营救下,脱离广州前往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孙中山失败避往上海后,派人前往广西,策动在那里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从广西打到广州。同时策动广东的军阀,倒戈反对陈炯明。1923年1月,陈炯明军退出广州。杨希闵,刘震寰等各军占领广州后,请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但实权却掌握在拥有重兵的杨刘军阀手里。用廖仲恺的话说:当时是各军逐陈(陈炯明),请先生(孙中山)仍回粤。

当时中国的地方财税都是由军阀支配的。如陈炯明军的一部退往漳州后、在漳州召开分赃会议,其中陈炯明军分得十八万,北洋军阀十万,其他杂军十万、而当时广州一带的财税主要由杨刘军阀占有。如广东筹饷局总办就是杨希闵的滇军军长范石生担任。廖仲恺也在广东筹饷局任职,但实权却在滇军军长范石生手里。

黄埔军校于1924年1月24日成立筹备委员会,孙中山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当时的军阀对黄埔军校抱敌视态度,拒绝拨款给黄埔军校,再加上作为军校校址的广州黄埔长洲岛杂草丛生,困难很大,军阀又从中阻挠,参加筹备工作才半个月就向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回到浙江奉化家乡去了。

走后,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于1924年2月25日,打电报给,电报上说,党事讵可因兄(指)而败,已代告假半月。

这时候,广州又发生了滇军杨希闵的部队征收苛捐杂税,导致广州部分工人罢工的事件。

1924年3月间,广州不法商人陈某,向杨希闵部的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献计,广州珠江河面运粪船只很多,运粪工人除了领市政局的薪水外,粪运给农民还可以赚一笔钱。可以在各河口上派船征捐。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见钱眼开,立即批准商人陈某承办《征收粪溺出入捐》。孙中山领导下的立即表示,滇军的这一举动有可能引起工人罢工,但军阀和不法商人仍然我行我素。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派出军队,在广州河面的大沙头、洲头咀、泮塘等河口,拦截来往运粪船只,强行征收粪溺出入捐。广州市粪业工人纷纷反抗,于是赵成梁令不交捐者船只扣留,一天之内被扣留的船只达百余艘。

当天晚上,广州市粪业工人开会决定,第二天起全市粪业工人一致罢工。并向广州市政厅递交一份声明:商人陈某勾结赵成梁,强征此种苛捐杂税,粪业工人万难承认,若赵成梁不撤销,工人誓行罢工到底,市政卫生如何秽臭,在所不顾。

当时,广州市长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事情发生后,孙中山立即派人与赵成梁交涉,赵成梁见局面已不可收拾,同意取消这一苛捐杂税。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其他领域的横征暴敛并没有停止。1924年4月间,桂军刘震寰部队又在东莞市私自查封了东莞的当铺10多间,强令当铺上交苛捐杂税,否则当铺继续查封,这又引起了东莞的罢市。

当时,孙中山能依靠的军事力量很弱,黄埔军校又正在筹建,对军阀几乎束手无策。在困难的条件下,廖仲恺经常不得不上门跑到军阀的公馆里去,请求军阀拨一些钱给黄埔军校。经过参加筹办黄埔军校的廖仲恺、、邓演达和苏联顾问的艰苦努力,黄埔军校终于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在主席台上的4个人是: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现在保留下来的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照片,还可看出主席台是用很简陋的竹搭成的,从中可以看见黄埔军校创建的艰难历程。

1928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典礼上说:“总理(指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的时候,四面都受了反革命军队的包围,经济的困难莫过于此,公家的钱一个也收不到,无论铁路的收入以及其他各种税收都被滇桂军陈炯明等一概收去。有些日子,明天的伙食,今天晚上还没有筹到。如果政府给本校5000块钱,各军就纷纷起来责问,困苦的程度十倍于现在,即此一端,可推知广东军阀之专横及其妨害本校的发展为何如也。”①

孙中山打算于1924年9月任命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长,但廖仲恺1924年9月17日在致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等人的通电中,声明不担任财政部长的职务。

廖仲恺在通电中说:“粤省虽号富裕,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迄今两载,财政命令,不出署门,财厅五易长官也都束手无策。”②

在困难的条件下,廖仲恺惨淡经营,艰难应付。曾经对忠心耿耿的张治中,长期在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教育长,1925年在黄埔军校担任学生队总队长。张治中在1936年的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当时叫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情地回忆了、廖仲恺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的情况。

张治中讲道:有时,军校的伙食明天就没有了,廖仲恺当天就四处设法奔跑,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到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面去。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我们廖先生本来是一个革命党人,对于这一班军阀的情形怎么能看得惯?但是他为了要养活500个革命青年,他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份,而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有一笔款子可以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用途,始终不提起是为了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然后我们这500个热血学生,才不至于断炊。

张治中又说:“曾记得我们校长(指)常常讲到这种困难情形,与我们廖先生商量。廖先生总是安慰他说,关于经费的事,都由我负责。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当时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当时的一般学生,没有哪一个不把他当做慈母看待的。所以今天开学典礼中,我们首先要提出我们黄埔的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我们黄埔的慈母廖仲恺先生。”③

廖仲恺被暗杀后,借清查廖案的机会,权力迅速上升,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说,廖仲恺“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代表。” ④

廖仲恺死后多年,多次在黄埔军校的会议上深情地追悼他。当时担任黄埔军校的第二师师长王柏龄,也发表文章怀念廖仲恺,但王柏龄和1982年的陈立夫一样,都说廖仲恺是的。更多的人说廖仲恺是老实人。

孙中山于1925年3月去世时,才59岁。孙中山在世时,和后来担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的,都没有把黄埔军校变为自己的部队的野心。1925年3月孙中山死后,在前面的有国民政府主席,元老胡汉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下面才排到黄埔军校校长,

1925年7月,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大力支持下,、廖仲恺、以黄埔军为骨干(这时黄埔军已发展到两个师),强令各军队交出财政大权,这导致了黄埔军和粤军的激烈斗争。当时,廖仲恺是财政部长、中央常委、黄埔军校党代表、还兼国民政府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等等职务。粤军中针对廖仲恺的流言四起,有些说廖仲恺年将五十,兼职十余,有些说廖仲恺被人利用,有些说外省军(指黄埔军)将解散粤军。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赴中央部开会的时候,遭人用手枪暗杀,年仅48岁。事情发生后,在苏联顾问鲍罗庭的提议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授与、许崇智、全权处理广东局面。

随着清查的深入,发现粤系胡汉民的部下,粤军许崇智的部下,参与政治上恶毒攻击廖仲恺,有些还参与谋杀密谋。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黄埔军迅速改编了粤军,逮捕了一些廖案的嫌疑犯,共产党人,当时已担任黄埔军校的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担任了廖案审判委员会委员,共产党人陈赓也参加了逮捕廖案人犯的行动。

元老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是刺廖的主使人,所以胡汉民被软禁,后被遣使出国。许崇智的粤军多名军官参与刺廖的案件,结果许崇智被解除武装,遣送往上海。

廖仲恺被杀后,、和共产党合作,迅速改编了粤军,改革财政体制,基本实现了财政的统一,继任财政部长的是宋子文。广州国民政府的形势大好。

内原来五个实权人物,元老胡汉民、粤军司令许崇智都被驱逐出广东。财政部长兼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被暗杀。军委主席继廖仲恺担任黄埔军校党代表。

至1926年1月“二大”在广州召开时,在大会上出风头的已剩下和。称下次大会要在武汉、南京甚至北京召开,称以黄埔军为骨干,很快就可以北伐取胜,统一中国。同时,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也得到热烈的拥戴。

没有廖案的发生,要迅速上升是不可能的。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

廖仲恺是老实人,1925年7月,苏联顾问鲍罗庭和共产党人力主财政统一,廖仲恺就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一系列严厉的财政统一命令,要求各军交出财权。而当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部队已被击溃,在广州实力最雄厚的是粤军许崇智的部队。许崇智的堂弟许崇清,是廖仲恺的侄女婿。共产党人担任刚组建的黄埔军第一师党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想插手黄埔军校,廖仲恺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议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廖仲恺的种种做法,维系了黄埔军校和黄埔军的稳定,维系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

廖仲恺在世时,许多人就造谣说廖仲恺被人利用,有些还说他已加入共产党,廖仲恺多次发表声明否认。

廖仲恺去世后,关于廖仲恺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指使他的部下发表回忆录,说廖仲恺是的。而共产党人却说廖仲恺是坚决联共的。1938年,还在新华日报发表回忆文章,称廖仲恺在筹办黄埔军校时贡献很大,还曾开过小差。

1928年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说,当时暗杀廖仲恺的是专横的军阀,反对财政统一的军阀。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可看出,廖仲恺是为了黄埔军(当时有人叫外省军)的壮大而死的。而黄埔军却是赖以主宰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和军事资本,这是追思廖仲恺的历史原因。另外,1924年初离开广州黄埔时,在广州征收《粪溺出入捐》的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于1925年6月间,指挥部队在广州瘦狗岭阻击黄埔军,被黄埔军校的苏联军事顾问开炮击中,当场毙命。1924年权倾广州的广东筹饷局总办,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可以说与结下深仇大恨。但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后,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却在一段时间里隐藏在广东北部的范石生军队里,范石生的有钱,黄埔初期很多人知道。范石生和是云南军校的同学。当时还相当有钱的军长范石生,给了部队很大的物资帮助。这也算范石生后来对共产党的贡献。所以,以后的文章,在提到黄埔初期的军阀专横时,往往痛骂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但却很少提到筹饷局总办范石生。

注释:

①《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

②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2页。

黄埔江深范文6

,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一生说山西话,爱吃山西饭,平生没有官气,平常话不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给人的印象比较“土气”,人称“布衣元帅”。这位“布衣元帅”的革命生涯就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二、元帅

于1897年4月28日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炮科。毕业后他投奔孙中山领导下的“援闽”粤军,开始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立,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讲课深入浅出,善于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俗明白,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当年同在军校执教的聂荣臻称是“军校最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三、聂荣臻元帅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读中学期间,他因带头大闹,受到当局和校方的迫害,遂离川去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达广州,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聂荣臻正是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从而成为我党我军的一位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的。

四、“红军之鹰”

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

五、“黄埔三杰”之陈赓

陈赓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六、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左权

左权当年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八路军最高指挥员。

七、“黄埔三杰”之蒋先云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可见其人分量。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曾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八、因“中山舰事件”名扬中外的李之龙

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学生痛恨。1926年3月,制造“中山舰事件”,将李之龙逮捕,“无罪释放”后被免职。大革命失败后,李之龙先后流亡广州、日本。1928年2月6日,李之龙返回广州,当日即被逮捕,8日遇害于黄花岗。

九、红军第四号人物王尔琢

王尔琢考黄埔时已是最后一批报名,幸好,他和同乡黄鳌、郑洞国一起被录取。王尔琢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军官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的第三号人物。后来上了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王尔琢打仗以勇猛著称,曾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当他牺牲在叛徒枪下时,一捧长髯,飘散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