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诗集范文1
关键词:唐代宗;王维;应制诗;庄园诗
Abstract:Wang Wei was favorably commented as “the poet of poets” by 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emperor's appreciation of Wang Wei didn't represent only an ordinary reader's comment of an average poet but showed also the current supreme ruler's political attitude to and aesthetic interest in literary writing. In terms of imperial politics,Wang's graceful and harmonious poems stood for a novel style of classics in the eyes of the emperor while in terms of everyday life,his poetry reflected the aesthetic norm and artistic taste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prosperous phase of the Tang Dynasty. As a result,of all poets in this historical period,Wang Wei was the only one that fell in with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aesthetic expectation of the feudal rulers and their government.
Key Words:Emperor of Da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Wang Wei;imperially assigned poem;pastural poetry
面对同一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后世读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就王维诗歌而言,后人的评价多是肯定性的,但也有否定性的看法。肯定也有程度上的差异:或以为王维在盛唐时代无人能及,唐代宗在《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中誉之为“天下文宗”,据吴乔《围炉诗话》载唐时流行有“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的说法;或以为王维可以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徐增《而庵诗话》曰:“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后人将李白、杜甫、王维分别誉之为诗仙、诗圣、诗佛;或认为王维没有资格与李白、杜甫并列。陆时雍《诗境总论》曰:“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在今人的文学史中,多把李白与杜甫并列为中国古代诗歌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将王维与孟浩然并列为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否定性的评价可以朱熹和方东树为代表,魏庆之《诗人玉屑》载朱熹之言曰:“王维以诗名开元间,遭禄山乱陷贼中,不能死,事复平,幸不诛。其人既不足言,词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方东树《昭昧詹言》曰:“辋川之于诗,亦称一祖。……然愚乃不喜之,以其无血色性情也。称诗而无当于兴观群怨,失《风》《骚》之旨,远圣人之教,亦何取乎?”
如何理解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呢?西方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作品与不同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交融的结果。“期待视野”决定着读者对作品的取舍标准和基本态度。“所谓‘期待视野’,实际上是指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要求,在具体阅读中,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审美尺度。”[1]在影响读者群之阅读动机、接受心态和评价尺度的诸多因素中,读者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读者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莫不与其社会地位相系。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帝王权贵、文人雅士与庶民百姓之间必然会有审美观上的差异。
在王维诗歌接受史上,唐代宗是一位特殊的读者。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代宗好文,常为(王)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常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王缙《进王维集表》云:“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曰:“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词》。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旰朝之后,乙夜将观。石室所藏,殁而不朽。柏梁之会,今也则亡,乃眷棣华,克成编录。声猷益茂,叹息良深。”据王缙《进王维集表》可知此表上于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代宗于宝应元年(762)四月即位,到宝应二年正月,只有八九个月时间。这八九个月对于代宗而言、对于大唐帝国而言都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宝应元年四月五日,太上皇唐玄宗去世,同月十八日唐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之时,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把持朝政,碍于政治情势,代宗不得不在五月任命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最后平定,史朝义叛军包围宋州数月。八月,浙江起义军袁晁攻占台州、越州等地。十月,唐军收复东都洛阳。这一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吐蕃攻陷临洮、成渭等州。在藩镇势力猖狂、宦官气焰嚣张、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的即位之初,代宗为何时常会提到一位已经故去的诗人呢?
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在少年代宗的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代宗33年的人生中,王维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代宗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到天宝元年(742)时他已经16岁了,他常和其他诸侯王一起欣赏王维的乐章。开元二十九年(741)代宗被封为广平王,至德二年(757)进封为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为成王,四月册为皇太子。在他成为皇太子的次年,王维去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当朝皇帝,他的“期待视野”自然不同于普通读者。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属于审美期待,而帝王的期待则含有政治因素;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主要是一种个人期待,帝王的“期待视野”则同时含有“天下”成分。因此,代宗对王维的高度重视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拟探究代宗推许王维为“天下文宗”的内在原因。
1
代宗誉王维为“天下文宗”,预示王维将“殁而不朽”,其中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肯定。代宗《增修学馆制》曰:“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朕志承理体,尤重儒术,先王设教,敢不虔行。”此制提出的用人标准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它首先要求士人自觉地接受儒家传统道德的教育,培养出“文行忠信”、“祗庸孝友”的人格,继而要求人才“扬于王庭,敷以政事”,忠心服务于封建帝国。
在政治生活中,王维终生奉行“文行忠信之教”。据《旧唐书·王维传》记载,他先后担任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吏部郎中、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尚书右丞等官职。在不同的任内,王维都能够做到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说:“(王维)天机清妙,与物无竞
,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王维在《酬郭给事》中所描写的“晨摇玉佩趋金殿,夕奉天书拜琐闱”也正是他自己朝廷生涯的形象反映[2]。正因为如此,代宗才誉其“位历先朝,名高希代”,王缙才敢于用“常持坚正,秉操孤贞”8个字来评价其兄的官场生涯。后人对王维的诟病主要集中在出任伪职一事上,按照儒家的价值观,士人在危难时刻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旧唐书·王维传》云:“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如果王维是唐帝国的叛徒,其行为不可宽恕,那么最为痛恨他的人首先应该是肃宗。面对失节的王维,肃宗嘉其诗,事后“特宥之”,稍后的代宗也没有对其人品提出异议。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共传收庾信,不得比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身。”也对王维表现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充分肯定了王维对皇帝的忠贞。
在人伦道德领域,王维“崇祗庸孝友之德”。《旧唐书·王维传》云:“事母崔氏以孝闻。与弟缙俱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闺门友悌,多士推之。……居母丧,柴毁骨立,殆不胜丧。”王维为孝敬母亲而购置了辋川别业,其《请施庄为寺表》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王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王维对弟妹也非常友爱。在《偶然作》中他写出:“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他写给弟妹的诗歌为数不少,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林园即事赠舍弟》、《山中示弟等》、《山中寄诸弟妹》等,他的《责躬荐弟表》受到了肃宗的褒扬。《旧唐书·王维传》云:“临终之际,以缙在凤翔,忽索笔作别缙书,又与平生亲故作别书数幅,多敦厉朋友奉佛修心之旨,舍笔而绝。”亲情,让王维至死难以割舍。对于朋友和同僚,王维从不恃才傲物,以仁厚之心待人处世。他与孟浩然、裴迪等人之间的友谊感人至深。晚年时,与杜甫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杜甫《奉赠王中允维》曰:“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王维能够设身处地为朋友考虑,他总是给仕途得意的朋友以鼓励,给人生失意的朋友以安慰。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即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思想上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佛教禅宗的思想也直接影响了王维的诗歌创作。以安史之乱为界,佛教对王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乱前,主要表现为诗人对佛教超越之境的向往;乱后,主要是对自己“失身”的忏悔。后期王维所表现出的内省精神、忏悔意识,在最高统治者眼里也是值得嘉许的。同时,王维也不排斥道家和道教思想,他在《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中表示:“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唐代统治者提倡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思想上与最高统治者保持了基本一致。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曰:“唐时诗家称正宗者,必推王右丞。”王维之所以被视为诗坛正宗,原因是多方面的。王缙曰:“实见时辈,许以高流。” 杜甫《解闷》曰:“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天宝年间殷所编的《河岳英灵集叙》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该集收录王维诗歌15首,李白诗歌13首。殷对李白、高适等人都有人格或道德方面的不满言辞,说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说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但他对王维为人为文皆没有提出批评。
王维善于学习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代宗“抗行周雅,长揖《楚词》”云云,不仅以王维为正宗,而且隐含着以王维诗作为盛唐时代的新经典之意。顾起经《王右丞诗集笺注小引》云:“语盛唐者,惟王、孟、高、岑四家为最。语四家者,惟右丞为最。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王维的诗歌题材广泛,涉及了应制、山水、游览、寄赠、酬答、过访、行旅、饯别、哀悼等范围,尤其是在山水、应制、送别等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代宗说王维诗歌“泉飞藻思,云散襟情”,就是对其山水之作的肯定。王维在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六言诗及骚体诗等体式上皆取得了突出成就。代宗诏书中说他“正五音于逸韵”,强调了王维诗歌在声律方面的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征圣》曰:“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雅丽”是许多古代诗人共同追求的审美标准。胡应麟将盛唐诗歌特征概括为“秀丽雄深”,他在《诗薮·内编》卷4中说:“盛唐一味秀丽雄深。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肥瘦,靡不毕具,参其格雕,实与盛唐大别。”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峻急飘逸,杜甫悲凉沉郁,王维浑厚秀雅。李白为人个性张扬,这种性格特征难以为统治者所喜欢。杜甫诗歌感时伤事,歌哭万端,充满了忧患意识,属于盛唐时代的变风变雅之作。但在许多人的眼里,王维具有中正平和、儒雅谦退、文质彬彬的人格特征。相较之下,王维诗歌最接近“雅丽”和“秀丽雄深”的标准。殷《河岳英灵集》曰:“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李因培《唐诗观澜集》曰:“右丞诗荣光外映,秀色内含,端凝而不露骨,超逸而不使气,神味绵渺,为诗之极则,故当时号为‘诗圣’。”王维诗歌雍容大度,浑厚典雅,秀色内含,充分表达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情感。
2
王维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看,既有清庙之作,也有山林之作;从艺术风格上看,既有高华之作,也有清远之作。徐献忠《唐诗品》曰:“右丞诗发秀自天,感言成韵,词华新朗,意象幽闲。上登清庙,则情近圭璋;幽彻丘林,则理同泉石。言其风骨,固尽扫微波;采其流调,亦高跨来代。”叶燮《原诗》曰:“右丞五言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摩诘七律,有高华一体,有清远一体,皆可效法。”纵观王维接受史,也有一些读者把王维看做“侍从酬奉”者,例如《新唐书·文艺传》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亻全期、王维,……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黄甫公集序》曰:“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王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中,对其应制诗评价不高,重视不够。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2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耳。”初唐诗歌染有六朝诗歌中的雕饰艳丽之弊,在应制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王维以前,应制诗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嬗变阶段,出现了许敬宗、宋之问、沈亻全期等着名的应制诗人。初唐宫廷诗人大都自觉的把自己看做御用文人,把写作奉和应制诗视为自己的天职。他们揣摩皇帝的心意,阿谀奉迎,诗歌中缺乏个性色彩。开元贤相张说、张九龄也写有许多应制诗,应制诗在二张的手中有了一定改变,部分诗中凸现出了独立的人格。继二张之后,王维开创了应制诗的新天地,成为唐代应制诗的集大成者。正如吴乔《围炉诗话》所说:“应制诗,右丞胜于诸公。”
王维的应制诗,以皇帝为中心,描写了皇帝和身边大臣的各种活动,既有朝会之作、游览之作,也有宴饮之作、送别之作等。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声归向凤池头。”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 ,是对贾至的和作,同时和作的还有杜甫、岑参。吴火廷《唐诗选胜直解》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胡震亨《唐音癸签》曰:“《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初唐七言律褥糜,多谓应制使然,非也,时为之耳。此后《早朝》及王、岑、杜诸作,往往言宫掖事,而气象神韵,迥自不同。”颔联写出了大唐之盛,可惜开天盛况在乾元年间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维对开天盛世的向往之情。有时,皇帝会与宰臣们登高望远,为国泰民安而欣喜。其《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云:“山川八校满,井邑三农竟。比屋皆可封,谁家不相庆。……渭水天边映。佳气含风景,颂声溢歌咏。端拱能任贤,弥彰圣君圣。”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君臣欢娱,饮酒赋诗,其乐融融。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云:“侍从有邹枚,琼筵就水开。言陪柏梁宴,新下建章来。对酒山河满,移舟草树回。天文同丽日,驻景惜行杯。”[2]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云:“明君移凤辇,太子出龙楼。赋掩陈王作,杯如洛水流。金人来捧剑,画益鸟去回舟。苑树浮宫阙,天池照冕旒。宸章在云表,垂象满皇州。”[2]当大殿上长出了“灵芝”、天空中飘浮着“瑞气”的时候,他们会热烈欢呼。其《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云:“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2]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云:“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2]
如果说以上诗篇依然沿袭着初唐以来同类诗歌的内容,那么王维的另外一些诗篇则显示了诗人独特的个性。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是一幅帝城雨中春望图,诗云:“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华。”[2]黄生《唐诗摘钞》曰:“风格秀整,气象清明,一脱初唐板滞之习。初唐逊此者,正是才情不能运其气格耳。”尾联的规劝之意符合封建诗教的温柔敦厚之旨,所以得到了沈德潜的推崇,他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结意寓规于颂,臣子立言,方为得体。”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云:“上卿增命服,都护扬归旆。杂虏尽朝周,诸胡皆自郐。鸣笳瀚海曲,按节阳关外。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万方氛息,六合乾坤大。无战是天心,天心同覆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借“天心”传达了自己的反战思想。
此外,在王维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赞圣朝之美”的诗歌。其《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度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浑灏流转,一气磅礴,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之浮天。”其《从军行》云:“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其《少年行》写咸阳游侠少年们的报国精神。“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等句慷慨激昂;“天子临轩赐侯印,将军佩出明光宫”等句气宇轩昂。
以上诗歌既有对帝王之都周边环境的描写,也有对大唐声威的张扬;既有对皇帝圣明的歌颂,也有对臣下忠心的剖白。盛唐时代的繁盛空前绝后,王维写作应制诗的才能举世无双。是盛唐时代催生了王维的应制诗,王维的应制诗充分地再现了盛唐之盛,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庄重典雅,气格雄深,高华精警的清庙之歌,它们深刻表现出大唐帝国国力的强盛,皇都的气象,大国的风范,君臣的和谐,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帝王的赤胆忠心。应该说,在所有诗歌中这是让统治者最为赏识的一类。
3
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上认为王维在张九龄罢相之后,对朝廷政治失望,对李林甫集团不满,从此不再关心世事,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用沉浸山水自然来逃避政治,对抗现实。其实,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在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谓“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在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去了;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也辞别官场,回到始宁庄园隐居。陶谢此时的行为的确有与统治者分庭抗礼之意。但是,半官半隐的王维不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从来没有决裂之意,即使是对自己不满的宰相李林甫也始终虚与委蛇,不敢与之决裂。在张九龄罢相之后,王维《寄荆州张丞相》云:“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对张九龄表现出真挚的思念。但与此同时,王维又有《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颂扬李林甫,诗云:“谋犹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王维与李林甫的亲信苑咸过从甚密,有《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重酬苑郎中》等诗与之交往。读者或以为《重酬苑郎中》中的“丞相无私断扫门”是对李林甫的讽刺,其实未必,正如陈贻火欣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不满意不良政治倾向,不满意李林甫,但也不能不去歌功颂德。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亦官亦隐的‘高人’,始终为统治者所不忍弃。”[3]正因为王维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也由于他长期漂浮在社会上层,因此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没有杜甫那样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
王维走向山水、写作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逃避政治的黑暗。相反,王维山水诗的写作与统治者的热衷庄园山林密切相关。据《新唐书·食货志》载“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从初唐开始,许多宫廷诗人都写到了园林别墅中的风光景致,可以说是初盛唐时代的庄园别墅之风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帝王的鼓励下,一些台阁重臣们会时常组织山池宴集,据《旧唐书·杨师道传》载,贞观年间,侍中杨师道退朝之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刘洎《安德山池宴集》云:“已均朝野致,还欣物我齐。”赞赏杨师道将朝臣与山野合二为一。唐中宗游幸世家望族韦嗣立的山庄,封韦嗣立为“逍遥公”,称其山庄为“逍遥谷”。张说《东山记》云:“韦公,体含真静,思协幽旷,虽翊亮廊庙,而缅怀林薮,东山之曲,有别业焉。……兹所谓丘壑夔龙,衣冠巢许。”《唐诗品》云:“开元之际,君臣悦豫,饯别临流,动纾文藻,而感旧瞩芳,探奇校猎,情欣所属,辄有命赋。”唐玄宗《王屋山送道士司马承祯还天台》云:“江湖与城阙,异迹且殊伦。间有幽栖者,居然厌俗尘。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调神。”对幽栖者的林泉生活不胜歆羡。玄宗还有《同二相已下群臣宴乐游园》等写自己与臣下的山林之乐。朝廷大臣们也多向往“丘壑夔龙,衣冠巢许”的生活方式,李颀《裴尹东溪别业》云:“公才廊庙器,官亚河南守。别墅临都门,惊湍激前后。旧交与群从,十日一携手。幅巾望寒山,长啸对高柳。……始知物外情,簪绂同刍狗。”储光羲《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云:“公府传休沐,私庭效陆沉。方知从大隐,非复在幽林。”钱起《宴崔驸马玉山别业》云:“满朝辞赋客,尽是入林人。”利用政务之余走向山林,退朝之后休憩山庄,成为在唐代官员中盛行的风气。在他们眼里,山林生活是朝廷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山水诗是宫廷文学的自然延伸。王维很早就周旋在这个圈子里,从一定意义上说,王维山水诗是唐代帝王和权贵生活的记录,王维诗歌再现了上层贵族的林泉之趣。《旧唐书·王维传》云:“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前面提到的“逍遥谷”等庄园也是王维时常光顾之地,王维集中有许多描写贵族的山林生活的作品。其《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记载了开元二十五年三月的一次集会中,诗人说:“逍遥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故可尚也。”[2]这正是王维所理解的半官半隐。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云:“谒帝俱来下,冠盖盈丘樊。……鸣玉满春山,列筵先朝暾。”这些山水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帝国的富足安适,祥和宁静,折射了盛唐时代高级士大夫阶层悠然闲雅的生活方式。
相较于在他人别业中的盘桓,王维山水诗更多的还是在写自己的辋川别业。《旧唐书·王维传》云:“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 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据《陕西通志》载:“(辋川)川口为两山之峡,路甚险狭,过去豁然开朗,村墅相望,蔚然桑麻肥沃之地,四顾山峦掩映,似若无路,环绕而南,凡十三区,其美愈奇。王摩诘别业在焉。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等二十景。维日与裴迪游咏其间。”据王维在《辋川集》中的描写,这里“北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他不仅与裴迪互相唱和,完成了庄园山水诗的代表作《辋川集》,还画有表现别业一代景色的名作“辋川图”。
王维的山水诗不染有官场的气息,他诗意的栖居在庄园山水中。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云:“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其《山居秋暝》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归嵩山作》云:“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其《终南别业》云:“兴来美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人和自然合二为一,隐逸与山水对许多人而言,可能是附庸风雅。在王维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生存方式,他从山水中获得了道。半隐是官场生活的一种补充,半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仕宦。王维的一些山水诗喜欢描写“空”、“静”的境界,胡应麟《诗薮》曰:“如‘人闲桂花落’、‘木末芙蓉花’,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许学夷《诗源辨体》曰:“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摩诘胸中渣秽净尽,而境与趣合,故其诗妙至此耳。”这样的空寂境界远离红尘,没有人间的烟熏火燎之痕,诗人自己超然物外,似乎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其实,且不要说这样生活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单说此一审美境界,它需要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修养才能领会把握,无疑,它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
施补华《岘佣说诗》云:“摩诘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其实不仅是王维的五言古诗,王维所有的山水诗中都具有一定的清贵气。正因为王维诗歌再现了统治者阶层对山水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代宗为首的贵族集团欣赏王维山水诗的重要原因吧。
概之,代宗对王维的评价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普通诗人的看法,这一评价折射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对文学创作的政治态度和审美情趣。从朝廷政治的角度看,典雅平和的王维诗歌是代宗眼里的新经典。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王维诗歌反映了盛唐时代贵族阶层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从而可以说在盛唐诗人中,只有王维才最符合封建帝王及其政权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审美期待。
[参考文献]
[1] 姜建国.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119.
王维诗集范文2
唐诗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将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唐诗作品甄别出来，并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述评。文学史著作论析唐诗，也具有类似的评选功能。由于对唐诗进行学理性评论和系统接受是从宋代开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比较重视宋代以来学者对唐诗的看法，而对唐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选唐诗”反映了诸多唐诗在唐代的影响，这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在选评唐诗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史选与唐代选本离合情况举例
文学史著作对于唐诗大家的成就，一般会分类述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被重视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关注。①以李白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将其乐府与歌行类诗作当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诗选家中，殷璠《河岳英灵集》最早认识到李白的乐府诗成就。《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十三首，以乐府或歌行面目出现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灵集》并品题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尝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诸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④［2］120－121殷璠用“志不拘检”评价李白的气质，以“奇之又奇”评价李白善于创新诗体，后来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应该就是对殷璠评语的继承。《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和评语说明，李白乐府诗和歌行体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经被读者所认识。此外，《又玄集》选李白诗4首，2首乐府，2首歌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乐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选录李白的乐府与歌行，在题材上涉及言志、抒怀、应酬三类。不难发现，李白善于用乐府体、歌行体表情达意，其所臻抵的驾轻就熟程度，给唐代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文学史著作重视李白的乐府与歌行，与“唐人选唐诗”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诗在唐代的实际影响。李白绝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确认，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学史著作对李白绝句，一般都要专门加以阐述。这一点，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有较大出入。考察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选录李白诗13首，只有《答俗人问》1首绝句。《又玄集》选录李白诗4首，没有五、七言绝。《才调集》选录李白诗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体五言绝句，但仍然以歌行为题，且用“阿那边”这样的口语，实际上不能算是标准的近体五言绝句。如果说，“唐人选唐诗”能够代表唐人对李白诗接受和认识的情况，那么《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的选诗倾向表明，李白绝句的成就，在唐代还没有引起重视。文学史著作接纳唐后学者的诠释，重视李白绝句，体现了学术的进步。而《才调集》选录李白诗的题材倾向，反衬出文学史编撰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才调集》所选李白诗28首，除《古风》(3首)、《赠汉阳辅录事》外，均与男女情事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的特点，而韦縠对此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实际上，李白诗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题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谓:“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学史著作几乎都试图将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诗人，因而忌讳谈这一点。因为提及这一点，不免损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5］1538－1539这样处理，忽略了李白诗歌在题材上最为重要的特征，因而对揭示诗歌发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学史编撰者这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心理，与唐诗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实、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离的。以杜诗而言，文学史著作一般都要专门介绍杜律，这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比较一致。在唐代唐诗选本中，现在所能知道的，仅《又玄集》选录杜甫诗7首，①［6］193－194所选均为五、七言八句律诗。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时期就撰写了《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因此韦庄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韦庄选择这七首杜律为《又玄集》压卷，则表明唐人已经认识到，杜律不仅可以代表杜诗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个唐诗发展的成就。文学史著作推重杜律，体现了今人对唐诗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准确认识。
至于文学史著作所普遍关注的杜甫“诗史”类作品，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则未见得到认可。那么，在“唐人选唐诗”之外，杜甫“诗史”类作品在唐代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为人所认可呢?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强调其时事性，一则强调其叙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为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3］961这里，白居易显然是把杜甫“诗史”类作品当成符合《诗经》传统、对时政现实有讽喻功用的风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棨为代表，其《本事诗》强调“诗史”类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禄山之难”中所遭遇的社会现实: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15
显然，孟棨已经认识到杜甫“诗史”类作品具有叙事性强的特点。从“唐人选唐诗”的整体倾向来看，时事类和叙事类诗作在唐代地位不高。叙事类和时事类诗作在表现方法上是以写实为主，而辅以议论，一般地说，这是史家擅长的笔法。杜甫将史笔化为诗法，在今天看来，这于唐诗发展无疑是创造性的贡献;但在当时，就不免会因为其偏离诗法之正统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异。而且，叙事类诗作具有乐俗倾向，以其将诗歌娱情悦性的崇高功用降格为好奇以悦众的市井小道，所以不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为有名的两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虽然达到了“童子解吟”、“胡儿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却并不被对白诗甚为青睐的《才调集》所选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杜甫诗史类作品兼具时事性与叙事性，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诗就体现了其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这些可以视为“言志”之作。因为杜甫“言志”类诗作有着深沉阔大的思想境界，表现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对后世正直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文学史著作一般也都很关注这类诗歌。而这，与“唐人选唐诗”的选录情况大相径庭。虽然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诗选本选杜的情况，但结合其选诗的整体倾向，可以判断这类杜诗不受选家青睐。#p#分页标题#e#
如上所述，现存唐代唐诗选本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几种主要的选录倾向，早期以“选秀”为主要倾向，中期以“玄”这一审美性为品评宗旨，后期以“才调”为选录标准。而“言志”类诗作与此三者无关，其不被诗选家视为唐诗的主流，是显然的。况且，杜甫一生官宦未曾显达，早岁旅食京华十年，不仅堕落至“衣不盖体，尝寄食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的困境(《进〈雕赋〉表》，《杜诗详注》卷二十四)，而且于窘迫之际曾不分是非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诗详注》卷一)。后世读者可以忽略这一点，而赞赏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精神。但唐朝的读者则可能介意这一点，而视之为不合时宜。显然，言志类杜诗在中晚唐、五代时期难以产生巨大影响，其不被“唐人选唐诗”所收录，正在情理之中。
二、被文学史著作普遍忽略的诗作举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究其原因，或者是因为该诗流行一时，或者是因为该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有些见录于多种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的诗作尚未得到文学史编撰者的注意。兹举皇甫冉《巫山高》、祖咏《苏氏别业》两诗为例加以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备受推崇，《中兴间气集》、《御览诗》、《极玄集》都予以收录。范摅《云溪友议》卷上记载刘禹锡过巫山时“悉去千余首”以《巫山》为题的诗作，仅保留了四首，并为白居易所认同，皇甫冉“巫峡见巴东”诗就是其中之一。［9］568这说明，皇甫冉《巫山高》在中唐时期声名极盛传诵一时，其被“唐人选唐诗”所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不过，皇甫冉《巫山高》之所以被唐代诗选家所重视，还因为这首诗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范摅《云溪友议》提到，至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以《巫山》为题的诗作竟已达到千余首。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选载《巫山》诗计二十首。［10］(238－243)
唐以前的，有齐朝的虞羲、王融、刘绘和梁朝萧绎、范云、费昶以及陈朝后主、萧诠等人的八首见录。唐代同题诗作早于皇甫冉的，有郑世翼、沈佺期、卢照邻、张偱之、刘方平等人的五首见录。由此可见，以《巫山》为题的诗歌，在皇甫冉之前已经形成了未曾间断的创作传统。以刘禹锡、白居易诗才之盛，如果皇甫冉《巫山高》与其它同题诗作相比，不能显明特出的文学史意义，恐怕是不会受到赏识的。那么，其文学史意义到底何在呢?一则，皇甫冉《巫山高》有意而且有效地继承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这既包括对齐梁时期旧制的模仿，如孟二冬《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指出的，皇甫冉《巫山高》与梁朝的同题诗作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11］也包括对入唐以来新作的效法，如方回《瀛奎律随》卷四所指出的:“此诗与杜审言、陈子昂诗法相似”。［12］164由于该诗的整体格局系脱胎于旧制，因此全诗在写法上自然就呈现出雅正的特点。二则，皇甫冉《巫山高》成功地超越了巫山诗的创作传统。关于这一点，高仲武有明确认识，他在《中兴间气集》中评论皇甫冉诗说:“《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2］480
若结合具体作品分析高氏评语，则首联为巫山拟出类人的活泼飘渺形态，尾联以清猿长啸牵引黯然销魂之情，这是该诗的奇处。至于中间两联，妙在拆用《高唐神女赋》中的“朝云暮雨”之典浑然不使人觉而且对仗工整，这是该诗的丽处。用语秀丽而使全诗呈现出清奇的特点，为以前的同题诗作所不能及。可以说，皇甫冉《巫山高》的出现，证明了齐梁诗风在唐代不仅继续发挥着影响，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皇甫冉《巫山高》所表现出的清雅诗风，又正是大历诗风典型的审美形态。因此，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即就此而论，皇甫冉《巫山高》在唐诗史著作中无疑应该写上一笔，但目前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和所论来为肃、代两朝的诗人及诗作选秀的话，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自然是分列上、下卷之首的钱起与郎士元，轮不到皇甫冉;但若论代表性的诗作，则无疑首推皇甫冉的《巫山高》。如此，我们就不禁要反问:既然张若虚能以《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最终在唐诗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像皇甫冉《巫山高》这样明显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佳制竟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这是否有失公允呢?祖咏《苏氏别业》①也应为文学史著作关注，但实际上已被忽略。
《苏氏别业》见录于《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可以说是盛唐、中唐、晚唐诗选家一致推许的诗作。姚合编选《极玄集》，以大历时期诗人的作品为主，于盛唐仅选录二人作为“极玄”的典范，祖咏当其一，诗被选五首，而《苏氏别业》就在其中。那么，《苏氏别业》为什么会被诸多唐代诗选家所推崇呢?我们可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苏氏别业》是以园林为题材的唐诗典范。在唐代以前，谢灵运游历山水，陶渊明参与农耕，为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树立了典范。虽然唐代王绩、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继承和发展了这两种创作传统，但就其典型性而言，都没有超越陶、谢。唐代能与谢之山水诗、陶之田园诗相媲美的，是园林诗。现存唐诗中有大量优秀的园林诗，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别业，就是唐代园林的重要形式之一。祖咏《苏氏别业》以“南山当户牖，澧水在园林”和“竹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两联，将山水纳入园林写，展现了与山水诗相区别的园林诗特色。而且，《苏氏别业》写出了园林之于唐代士人的基本功用。
在这首诗里，诗人自己是别业的访问者，对自然山水的游赏和隐居情景的体会，都只是暂时所选择的休闲方式;而不像陶、谢那样，以游赏山水和隐逸田园作为基本生存状态。不仅前来访问的诗人祖咏如此，主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别业既以“别”为名，显然是在公事之余用于休闲的。可以说，将游赏山水的雅致、远离尘嚣的隐逸情怀由持之以恒的生存状态，分解为收放自如的片段生活享受，这正是唐代园林的情趣之所在。《苏氏别业》一诗对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林情趣作了典型反映，因而为诸多诗选家所赏识。但《苏氏别业》作为有唐一代园林诗代表作这一点，唐诗史的编撰者似未有明确认识。实际上，自然风景题材是唐诗的大宗，但唐诗史的编撰者仍只是将这些诗作区分为山水、田园两类，而忽略了唐代园林诗已足以自成一类。从山水诗、田园诗的角度看，《苏氏别业》仍然是一首好诗，但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有从园林诗的角度看，其相对于山水、田园诗的特殊性以及在同类题材诗作中的重要性，才能够显明。“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理解。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所达到的成就，认识尚不够深入。#p#分页标题#e#
三、被文学史著作普遍误解的诗作举例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诗时，尚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嫌。而有些诗作，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至于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也是需要讨论的。兹以王维山水田园诗和王翰《凉州词》为例，对这些问题略作说明。一般文学史著作受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经典评语的影响，把王维山水田园诗当作介绍的重点。有的论析更为透辟，认为王维精悟禅理的思想素质，使他的山水田园诗境界自高。这样安排诚然有道理，但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相符合。现存唐代唐诗选本选录王维诗，纯粹的山水诗仅《又玄集》所选《终南山》一首，算不得受关注。而乐府诗与应酬诗，所占比重极大。据《唐人选唐诗新编》统计，《河岳英灵集》选录王维诗15首，《息夫人怨》、《婕妤怨》、《渔山神女琼智祠二首》、《陇头吟》、《少年行》等6首为乐府诗，《赠刘蓝田》、《入山寄城中故人》、《淇上别赵仙舟》、《寄崔郑二山人》、《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等6首为应酬诗。《国秀集》选录王维诗7首，《河上送赵仙舟》、《初至山中》、《成文学》、《送殷四葬》等四首为应酬诗，《扶南曲》、《息妫怨》等二首为乐府诗。《极玄集》选录王维诗三首，均为应酬诗。《又玄集》选录王维诗四首，《观猎》、《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送秘书晁监归日本》等三首为应酬诗。《才调集》选录王维诗二首，《送元二使安西》为应酬诗，《陇头吟》为乐府诗。如果说，“唐人选唐诗”反映了唐人对王维诗接受的大致情况，那么王维透露着禅学思想的山水隐逸诗并没有得到唐人重视，就显而易见。
从现存唐代唐诗选本看，王维诗“写景如画”的特点已经被殷璠、韦庄所明确认识，但在《国秀集》、《极玄集》、《才调集》中却没有被强调的迹象。即使在《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中，所选王维诗能体现“写景如画”特征的，也主要不是指王维以写景为题材的诗作整体，而是指应酬诗中“写景如画”的秀句。比如，《河岳英灵集》“王维”条品藻集内诗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就出自《淇上别赵仙舟》。而《又玄集》中“写景如画”的秀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与“林下水声喧语笑，岩间树色隐房栊”两联，出自《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而像“分野中峰变，阴晴万壑殊”这样的秀句出自写景诗《终南山》，就“唐人选唐诗”而言，属于例外情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王维高超的写景技巧已为唐代选家所重视，但其写景诗本身却未被选家关注。最明显的表现为，后世学者公认体现了“写景如画”特征的辋川系列诗作，唐代诗选家一无所选。原因在于，唐代之前已有“诗言志”、“诗言情”、“诗写意”、“诗绘景”等方面的诗歌创作实践，而且这些在理论上也已得到明确认识。唐诗之胜，在于兼综上述诸多创作倾向而有之。王维的辋川之作，大致被当朝人视为未能体现唐诗之胜的单纯写景之作，而遭到选家的冷落。可以说，文学史著作将山水田园诗视为王维的主要成就，有以偏概全之弊。文学史著作应根据“唐人选唐诗”，增加介绍王维应酬诗和乐府诗的相关内容。对有些唐诗作品，文学史著作的选与评，均有不妥之处。比如王翰，现存诗作虽然不多，但其七绝《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一般要被当成盛唐诗歌的杰作引入分析。从“唐人选唐诗”所反映的情况看，文学史著作仅仅选录这首诗，有不当之处。《国秀集》选录王翰诗《凉州词》二首，其一为“葡萄美酒”篇，其二为“秦中花鸟”篇。从二诗所写的时间和内容看，这两首诗前后相续连为一体。
王维诗集范文3
[论文摘要] 王维“辋川诗”之《竹里馆》，意境清远、形象鲜明、语言自然精炼，以王士祯“神韵说”的三个层面对其加以品读，我们更能体会作品“兴会神到，天人圆融”之美，同时可以更为透彻地理解“神韵说”的精髓要义。
王维晚年将其在辋川别墅与裴迪吟咏山川景物的各二十首诗合编为《辋川集》，集前王维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1]集中诸诗，皆系题咏别业诸景，寄寓闲适之情的作品。而清初文坛盟主、一代诗宗王士祯标举“神韵说”，在其《蚕尾续文》中说：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1]（p83）
可见渔洋先生对王维推崇备至，在其编选之《唐贤三昧集》中选王维“辋川诗”十五首，《竹里馆》便是其中之一。王士祯“神韵说”之要旨可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审美角度看，“诗之美”乃是“传神”与“余韵”的结合；第二个层面，从意境角度看，“诗之境”乃是“禅境”与“诗境”的融通；第三个层面，从创作角度看，“诗之作”乃是“兴会”与“性情”的共鸣。笔者拟由此三个层面，深入赏析《竹里馆》，以期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更为确切地理解王士祯“神韵说”之特色。兹录王维原诗如下：
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一、诗之美：“传神”与“余韵”的结合
坡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3]洵为的评，揭示了王维诗富于诗情画意的特征。绘画是以线条、颜色为媒介，具有诉诸视觉的具体形象，可以使观画者直接感受到；诗歌则是以语言为媒介，无法被读者直接感受到，但是诗歌可以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使读者自行在脑中描绘一幅有色彩、形貌的图画，而且因个人的品味、兴趣、想象力、文字敏感度等等的不同，有时甚至能赋予诗歌更丰富高远的意涵。王维“诗中有画”，就是因为他擅长使用平淡、清丽的语言，塑造生动活泼的意象，唤起读者的联想想象，组或一幅生动的图画。
以《竹里馆》为例，王维对竹林中纷扰变幻的景物，略去次要的部分，只抓住其主要特征，如“幽篁”、“深林”、“明月”等景物，用素描的手法勾画出来，不假雕琢，不加藻饰，留给读者充裕的想象空白。但若单是白描，则会流于平淡寡味，所以王维又用“独坐”、“弹琴”、“长啸”等动态之行来与超远清寂的静态之景相配合，从而表现出个人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唤起读者类似的经验，使之进入作者营造的情境中并且感同身受。
通观全诗，读者眼前仿佛可见一幅“幽篁图”：一片茂密修长的竹林中，幽静空寂，一人闲坐抚琴，打破林中寂静的是那悠远的琴声和自得的长啸，不论有无其他人经过或是朋友到访，这些都不要紧，因为皎洁月华映照身上，以月为友便不孤单。短短二十个字，塑造出极其鲜明的意象，将外界景物与诗人内在情感融为一体，自然入妙、意境浑融。
二、诗之境——“禅境”与“诗境”的融通
欣赏《竹里馆》，若仅见其诗意的清幽、孤寂，则只见表层；若见其入禅，觉得“身世两忘，万念皆寂”[4]，则仅得禅的消极面，未臻禅悟之境。究竟禅宗对王维及其诗的影响在哪里？禅对诗趣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让诗富有了无穷意蕴，二是让诗富于含蓄性，三是让诗具有神秘性。
《竹里馆》运用动静相衬的手法写景抒情，首句写静境，次句写动境，三、四句也是一静一动，而愈见动中之静。与《鹿柴》不同的是，本篇不着重写景，而是侧重写人，写诗人的自我形象。诗中选择具有典型特征的清幽空寂的月夜、竹林为背景，把外物（幽篁、深林、明月）与人的活动（独坐、弹琴、长啸）结合起来，突显出与空寂之境相伴的空寂之心，但是诗人的心虽然空寂，却不颓废感伤，而是拥有超然物外、潇洒绝尘、悠然自得的情趣。在诗人与自然身心交融、化而为一的时候，其心境也进入了心如朗月、性似幽篁的禅悟之境。诗中无一字提到空寂、虚静，却在描述自然的神奇美妙时，予人以幽远深邃、朦胧迷离的感受，而这感受是似有似无、若即若离、隐约而无法确切捉摸的，因此又使之沾染了神秘色彩。
总之，王维诗中“空寂”之美，是受禅宗“不立文字”的影响，《竹里馆》的一静一喧，既给人以直观的美感，又传达出圆融一体的机趣，创造出浑然一体、生动活泼、情景交融的诗歌意境。
三、“兴会”与“性情”的共鸣
王维在《竹里馆》中安闲自得地弹琴、长啸，浑然忘我，不觉时间流逝，这种“时间的超越”正是人与自然浑然交融的表现，正是由于超越了时间，诗人方能超乎悲喜，从而获得心中的静定。
人对自然的态度或曰方式可分为介入和静观二种，而人欲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则务必摒除造作和干涉。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没有人为干扰、自由无碍的环境中，芙蓉花纷纷开放，又纷纷凋落，自在而又自得，这正是王维在包罗万象的世界中静观自然、泰然处之的人生观之写照。
由于日常生活的繁琐、重复、单调、无聊，使人类渴望找到一片心灵的休憩所，而只有将被生活拘束、束缚的经验，转化为不为所拘、别开生面的经验，方能超然物外，最后达到浑然与自然统一的原始生命之和谐。王维的“辋川诗”均有这类想法，他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白“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人生态度，从而做到“超越时间”、“摒除造作”、“转化经验”，而达到人天圆融的境界。
“人天圆融”有几个典型特征：首先，是自足之乐。《竹里馆》中作者“独坐幽篁”，“弹琴长啸”，不欲人知，以月为友，显现出其性情旷达、人格高洁。其次，是逍遥之趣。《竹里馆》所追求的境界正是诗人与天地寂然感通、浑然同化的消遥之趣。再次，是无言之美。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与道家“得意忘言”异曲同工，他们并非完全排斥文字，而是以文字为工具，借由文字表达的直觉达到自我感悟的目的。王维《竹里馆》没有独白、对话，没有激愤之情，也没有婉转藻饰，有的只是作者与明月之间的心灵交流沟通，这是人心与天机交融的写照，也显现出“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无言之美。最后，是朴素之心。《竹里馆》从“独坐”、“弹琴”到“长啸”，诚恳、实在、自然，毫不矫情作态，因此表现出物与人之间交融无间的和谐之美。
王维诗上承陶谢，又融入其画家之思及禅宗之趣，造就了其诗意境清远、形象鲜明、语言自然精炼的特征，带领着唐代山水田园诗进入全盛时期。通过对其辋川诗的品读，我们可以更为透彻地理解王士祯的“神韵说”。
参考文献：
[1](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241.
[2](清)王士祯著,(清)张宗?棺爰?夏闳校点.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王维诗集范文4
王维（公元701年——761年），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就多才多艺，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音乐家、书画家。其生平可考的典籍少，清人赵殿成的《王右丞集笺注》中的《右丞年谱》只是记载王诗的创作年代及时代背景，对王维的生平并无详细记载。从《两唐书》及一些散史的记载来看，王维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状况大致可分为早年、中年、晚年三个时期，各个时期思想的不同特征在其诗作中亦可略见一斑。
早年期：受家庭影响从小奉佛。
王维出生于下级官吏家庭，其父曾作汾州司马，去世较早；其母博陵崔氏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其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王维与其弟（王缙）皆奉佛”（《王右丞集笺注》）。王维的名字摩诘就是取自佛典《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可见佛教对幼年王维的影响极深。佛义佛理的影响及崔氏的言传身教，使王维幼小的心灵逐渐生发出对宇宙自然的朦胧观念：诗人从小所感受到的佛义佛理即是宇宙自然的特殊音律，宇宙中的一切都围绕这种佛性音律自然地律动着。这种佛义佛理对幼年的王维有一种明心见性的作用，使他能精确细致地感受到，并把握住自然界美好的色彩和神奇的音响。王维潜在的音乐、书画天才亦因此而得到启发。据《宋祁唐书本传》记载：王维“九岁知属辞”、“性闲音律”、“妙能琵琶”。我们说王维的多才多艺与他幼年受佛教影响有关，并非牵强附会，这在其早年的诗作中可以得到更好的映证。王维十八岁写的《哭祖六自虚》诗云：“念昔同携手，风其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说明诗人自幼就向往到大自然中像神仙样快活隐逸的生活。另外，幼年王维的奉佛信教，还表现在其对妇女的同情与仁爱上，他十九岁写的《息夫人》诗使饼师妇得以摆脱宁王的魔掌，重回饼师怀抱、过上舒心安适的幸福生活。
我们说王维从小奉佛，并不是说王维从小就信奉那种超尘脱俗、消极无为的佛，而是说佛义佛理所教道的物我相融的宇宙自然观，在幼年王维的心中扎下了根，继而在其脑中无形地植下了一根“佛义佛理弦”。
中年期：通过仕途生活认清了封建政治的黑暗现实。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维脑中幼年形成的“佛义佛理弦”（即自然宇宙观）不断与当时社会争功名夺利禄的入世思想相冲突。《桃源行》诗写道：“不疑灵镜唯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仅映诗人既向往幼年心中神仙样快活隐逸的生活，又想入世进仕，建功立业的矛盾心情。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入世思想战胜出世思想，诗人准备“济人然后佛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于是，王维就到长安、洛阳，凭其出类拔萃的艺术才能游历于诸贵之间，且为岐王李宁所眷重。开元八年，王维应京兆府试。在岐王的推荐下，王维扮乐师奏《郁轮袍》，满坐惊叹，受公主赏识，得中解头。开元九年，王维又中进士，以其杰出的音乐才能调太乐丞，正式开始了仕途生活。可是，好景不长，王维调太乐丞不几个月就因伶人擅舞黄狮子（这只能舞给黄帝看）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刚作官就无辜被贬，这不得不使王维感到前途渺茫；在《早入荥阳界》中诗人发出了“前路白云外，孤帆安可论”的感叹。因此，诗人脑中幼年潜存的“佛义佛理弦”隐隐约约地奏鸣了，出世隐居思想又开始萌生。《送綦母潜校书弃官归江东》云：“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余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既抨击了时政，又表达了诗人归隐山野的愿望。
虽说暂时的官场失意使王维产生了归隐思想，但热心仕途的王维是不会甘心就此罢休的，他在《酌酒与裴迪》诗中说：“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虽然“春风寒”，但还是“花枝欲动”。这说明王维的隐居并非消极逃避，而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开元二十二年，主张开明政治的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作为其开明政治的支持者写诗自荐：“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食梁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六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献始兴公》）诗中赞扬了张九龄“不卖公器”、“为苍生谋”的开明政治，也表达了诗人要求仕进的迫切心情。不久，隐居近十年的王维在张九龄的提拔下，被“擢为右拾遗”（《旧唐书》）。这以后，是王维仕途生活的顶峰时期。可正当诗人憧憬着开明政治的美好前景时，张九龄被口蜜腹剑、极端狡猾的李林甫排挤出朝堂，贬为荆州长史。张九龄的罢相，对王维是极大的打击，这不仅仅是王维个人政治靠山的丧夫，更意味着封建开明政治的幻灭。据《资治通鉴》记载：“九龄即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这种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使诗人脑中幼年潜存的“佛义佛理弦”再次强烈轰鸣；既然是“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絿》），倒不如“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寄荆州张丞相》）。这之后，虽说王维从未真正挂冠归隐；但诗人通过仕途辗转、官海浮沉彻底认清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更兼后来安史之乱的变故，诗人深深感到：在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现实下，家国都不可保，何况个人！至此，王维早年入世仕进的治理想彻底破灭。
晚年期：半官半隐，奉佛愈加。
晚年的王维，虽说仍在作官，并且从左补阙到库部郎中，从给事中到尚书右丞，还时有升迁；但诗人却过起了“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为事”。（《旧唐书》）的佛教徒生活。其斋中“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他在长安还每天“日饭十数僧，以立谈为乐”。（《旧唐书》本传）。开元二十七年左右，王维拜荐福寺和尚道光禅师为师，试图用佛教禅理来进一步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大约在开元二十八年，王维买下初唐诗人宋之问的遗产辋川别墅，经过修缮经营，把它变成了一个幽静恬美的修身养性的“胜地”。每逢休沐假日或其它闲暇之时，王维必到辋川洗涤胸中郁积的官场浊气，领略自然风光。在王母崔代去逝后，王维必到辋川洗涤胸中郁积的官场浊气，领略自然风光。在王母崔氏去世后，王维还曾表请施辋川庄第为佛寺，这一方面表达了诗人一片孝子之情；同时，也说明佛教对诗人有着极深的影响。《王缙进王右丞集表》亦说：“（维）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维临死）敦厉明友奉佛修心。”由此可见，诗人是愈到晚年奉佛愈笃了。
王维晚年奉佛愈加，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王维晚年已认清了封建政治的黑暗现实；另一方面，是由于诗人对人生的感悟。王维本来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幼年丧父，中年又丧妻无子，这使诗人感受到人生的孤独与寂寞；其母崔氏的去世，更使诗人“柴毁骨立”。（《王右丞集笺注》）。这一切都使诗人感受到个人与社会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因此，王维晚年一边作官，一边又主张清静无为，他把思想全心投入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体味自然、生命的真谛与幽韵。逐渐地，诗人发现了宇宙自然的伟大与崇高，无限与完美。可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社会是多么的渺小与残缺不全！因此，王维晚年写了许多山水田园诗来赞颂大自然，来讴歌自己隐逸生活的恬适与安闲。如，《渭川田家》，《辋川集绝句》。
有人说，既然王维晚年奉佛识道，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挂冠而去，归隐田园呢？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只要“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苦三昧。”虽说王维自身在朝庭，不得不与朝庭官员周旋往来，但诗人中年“识道后，就摆脱了现世人生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的束缚，所以他同样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自然解脱。既超脱人生，又能圆通地处理尘间世事，这正是佛理的玄妙！
我们分析了王维一生的三个时期，发现他的一生是从佛到佛的回归，其晚年所信奉的佛就是在其早年所信奉的佛的基础上的完善与升华。而王维中年的仕途经历，只不过是其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超脱人生，获得悟性，获得佛性的一个过程，也即是王维人格的完善与升化过程。
俗话说： “言为心声”，我们研究王维的人格就必须研究他的诗歌。王维的诗歌保存下来的共四百多首。王诗以其空灵洒脱和富有佛理禅趣为历来的研究家所重视。不过，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文章都是肯定其高超的艺术成就，而否定其极富禅趣哲理的思想内容；至使王维的思想及人格也受到长期的曲解和不公正的责难。下面，我们就从内容、风格两方面分析王维的诗歌，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首先，我们分析王诗的内容。总体上说，王诗的内容是复杂的：既有早年的边塞，游侠诗，又有中年抨击黑暗政治的伤感诗，还有晚年奉佛识道的山水田园诗。
王维早年的边塞、游侠诗，或写少年的豪迈，或写大将的英武，或叙征戌之苦，或写凯旋之乐。其代表作有《从军行》、《燕交行》、《老将行》、《少年行》、《出塞作》等。诗人在《少年行》中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写出了游侠少年的昂扬意气，流露了作者对游侠少年浪漫生活的向往。诗中还写道：“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熟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反映了少年王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迫切心情。《出塞作》中也同样反映了这个主题：“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随着诗人对当时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其诗作中愤懑不平的感伤情调不断增多。诗人在《济上四贤咏》中写道：“翩翩繁华子，多出金张门。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学，肉食骛华轩。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无情地讽刺了“繁华子”，有力地鞭挞了当时社会官出私门，权贵显赫和志士不平的不合理现象。“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坐，论心游侠场”的成文学和“著书盈万言”、“饮水必清源”的郑霍二山人，都是胸怀才志，品德高尚的人物。但他们没有地位，无人提拔，不得不“解印归田里”，“谢病客游梁”，不得不“老泉石”本文转自dylw.net ，“安丘樊。”王维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也不时流露在他的许多送别、赠友诗中，“微物纵可采，其谁为至公？”（《送綦母校书弃官还江东》）。诗人除义正词严，直截了当地抨击当时社会黑暗外，还写了一些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反映这一主题。在《西施咏》、《洛阳女儿行》中，作者借“西施”、“洛阳女儿”微贱与尊贵时的不同遭遇来暗喻自己的怀才不遇。沈德潜亦曾评价说：“（《西施咏》）写尽炎凉人眼界。”诗人在抨击整个社会的腐败黑暗的同时，还对那些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世人表示鄙视。“科头箕踞长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
王维晚年的诗作主要是些富有佛理禅趣的田园山水诗，其艺术成就为历来评论家所称颂。其中名篇有：《田园乐七首》、《渭川田家》、《过香积寺》、《鸟鸣涧》、《积雨辋川庄》等。《田园乐》诗写道：“採菱渡头风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树壇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萋萋芳草春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再见封侯万户，玄谈赐壁一双。讵胜耦耕南畝，何如高卧东總。”诗中所描绘的农民，心情安闲，风度萧洒，富有隐士气息。这些形象无疑已深深打上了王维自身鲜明的思想性格烙印；这与其说是农民，倒不如说是诗人自己的理想生活。《渭川田家》更是脍炙人口：“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侯荆扉。雉鷄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诗写暮春傍晚田家的生活情景，秦补、亲切、富于牧歌情调，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对仕途生活的厌倦和对自然景色的眷恋。我们再看《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诗中写作者因“不知”而寻，闻钟声而悟，悟得“清凉安住”之境的过程。这深山中隐约传来的钟声象征着佛教的召唤，“过香积寺”实乃是一次求法得法的参禅过程。王维后期的一些诗更是大谈佛理：“了观四大因，根性何所有。妄计苟不生，是身孰休咎”，“有无断常见，生灭幻梦受。即病即觉担，趋空定狂走。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难怪李梦阳在《空同子》中说：“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此乃得其三昧之言。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王诗的风格。一个诗人风格的形成，虽说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人格方面的因素是最重要的。俗话说：“文如其人”，诗也是如其人的。我们可以从意气风发的边塞、游侠诗中看到少年王维踌躇满志，豪迈进取的影子；可以从愤世嫉俗的伤感诗中看出中年王维不得志时的空虚与迷惘；更可以从极富佛理禅趣的山水田园诗中看出晚年王维的恬淡与安闲。
《出塞作》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此乃王维才气极盛时所作，具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气势。姚范亦说此诗有挥斥八方之概。《汉江临眺》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也同样具有这一风格。而《济州送祖三》则具有另一风格：“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写出了天寒地冷，远山隐约，暮色四起，大河奔腾，而在这苍茫辽阔的景色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年王维对宇宙人生的感慨：宇宙如此静寂，人生多么倏然与苍凉！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最能反映王维思想及人格的山水田园诗，佛理禅趣诗。
王维诗集范文5
关键词：诗歌和绘画 诗情画意 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4（a）-0209-01
王维是盛唐一位文艺全才，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擅长于诗文、书画，也精通音乐，还善于弹琴与奏琵琶。他尤以诗歌和绘画最为突出，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但他的一生可分为两阶段。前段胸怀大志，仕途顺利。后段遭遇当朝政治逐渐走向腐败，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规避政治斗争，他自甘退隐，隐居于终南山、蓝田、辋川等地，追求田园般的闲适生活。
1 诗中有画
王维首先以诗人著称，现存诗近400首，其中，最能代表其创作特色的是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他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
义务教育九年制初中阶段共选用了王维的三首五言古诗，即《使至塞上》《终南别业》《竹里馆》（都选自《王右丞集笺注》）。本文就以这三首诗为例，先进行诗歌赏析后，再进行诗画结合，从而进一步品味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优美意境。
（1）《使至塞上》是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西北边塞时所作（全诗八句四十字）。诗人将自己孤寂的情绪，巧妙地融合在对广阔的自然景色的描绘之中。笔力苍劲，意境雄浑，视野开阔。这是中年时期的王维，此时的他位居要职，正是舂风得意、积极向上之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各有两句的首尾都是叙事，说的是唐代自开国以来，各方面的番夷部落不断入侵，唐朝政府不得不加强边防，以应付战事。开元天宝年间，有许多诗人参加了守边高级将帅的幕府。诗人王维奉唐玄宗之命，赴西北边塞去慰问战胜了吐鲁番的大使崔希逸。他轻车简从，要到远在西北边塞的居延。经过长途跋涉，在萧关遇到了骑兵，却没有遇到将官，（一问才知）将官此时正在燕然前线。
王维在《使至塞上》这首边塞诗中，以景传情、情景交融，为我们后世展现出了幅优美动人的边塞风光及军中生活的画卷。诗画本一律。在这篇必读课教学之中，教师要激发学生查找有关资料，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及绘画基础，给本诗（还有以下的《终南别业》和《竹里馆》）插配有关的图画，随着诗人的笔触，走进那形象鲜明生动的诗画境界中去。
（2）《终南别业》也是八句四十字。这首诗重在表现王维本人隐居在终南山间之时而悠然自得的心境（而没有去描绘具体的山川景物）。后半身的王维感到人生无常，便隐居在终南山和“蓝田别墅”等地方，过着半官办隐的清闲生活。这首《终南别业》和《竹里馆》就反映了这时候的王维。
（3）《竹里馆》是王维《辋川集》第十七首，写诗人在竹林里独自弹琴、长啸、与明月相伴之情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前两句写诗人“独坐”“弹琴”“长啸”等动作。“深夜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后两句写了夜深人寂，惟有明月似解人意，偏来相照而伴。这四句二十字的五言诗，构成了优美、高雅的意境，传达出了诗人宁静、淡泊的心情。
2 画中有诗
文学史论一直把王维与李白、杜甫、孟浩然相提并论，称为诗坛“四杰”。他的代表作品有《雪溪图》《辋川图》《江山雪霁图》《山阴图》等（相传大多数作品都是后世的摹本）。
（1）王维的山水画喜爱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善于画平远之景。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深重”的风格特点。例如，现收藏于台北的《雪溪图》，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王维的唯一传世作品。该画面至下而上地依次分为三部分：下部的近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富有诗意的庭院。画面的中部是占据大面积的水景，上部是远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平远构图。《辋川图》据说是宋代的郭忠恕所临。画面中峰峦簇木，秀丽清润，院落楼阁皆工整，人物生动自然。
（2）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山水画最重要的特色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创造了诗情画意的境界，表现了他诗人兼画家的特色。王维作诗，形象生动鲜明，如象在画中所见；他作画，“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颇有诗意令人回味无穷。从他以后，诗画结合成了中国艺术舞坛上的一股潮流。
（3）王维的绘画境界已经突破了前人那种山川景色的描写，而是把诗的情怀注入绘画作品之中，以诗入画，创造出简淡抒情的意境。特别是他首先采用“破墨”山水的技法，使山水绘画有了“以文化成”的灵魂，从表现山水的外在面貌，发展到表现文人的内心世界，成为文人宣泄情感的最好途径，最后汇成了势不可挡的“文人画”巨流，以至在中国形成了文人成为绘画主流的现象。他的画一变勾斫为渲淡渐近自然，意境幽深接近天趣，在山水画和山水诗中，真正实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1]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七下、八上下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王维诗集范文6
一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这种“禅”的体现形式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人们已有许多分析，但总其大端，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纯粹的佛理教义的说教诗。也就是说，把诗当作宣扬佛教教义的工具。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从他所留下来的诗文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研究颇深，因此，在他的诗歌中，有一些纯粹是宣扬佛教教义的，正如李梦阳所指出的“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空同子》）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诗歌就是禅理的说教诗。
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如是睹阴界，何方置我人。碍有固
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因爱果生病，以贪
始觉贫。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却在演绎禅理，现身说法，用禅宗的思想来解释人生疾患。诗人认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会迷失道路。“五阴”、“六尘”、“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诗中大量出现。至于该诗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种佛教禅宗的人生哲学。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无乘及乘者，所谓智人舟”的句子，则全是宣扬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禅宗”六祖慧能有所谓的“无相、无着、无住”的“无为无碍”的思想，王维也认为万法都在自心，人就不应该执着于外境。
我们再看《秋夜独坐》：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
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诗题曰：“秋夜独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静夜坐禅，而全诗也确是写禅悟的过程，尤其是后半篇，纯属佛理的说教，枯燥乏味。这样说禅的诗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无染，心空安可速？”（《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胡居士卧病遗米因赠》）至于那些有关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扬“色空”、“诸法皆空”的佛教教义的文字，则比诗更多了一些。
这样一些佛理说教诗，在思想内容上并不可取，严格说来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颂。在王维的整个诗作中，也只占有极少数〔3〕， 而绝大多数是属于第二类的“以禅趣入诗”。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4 〕《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王维信佛，尤爱? 段??稻?贰F渲械摹拔奚?惫勰疃运?跋旖仙睢！肮凼兰淇啵??槐??馈！薄缎烈奈搿芬皇?鸵帐醯乇硐至苏庵帧安槐??溃?挥兰琶稹钡摹拔奚?膘?怼R虼耍???胨嫡舛?资?岸林?硎懒酵??蚰罹慵拧保?瞧挠屑?氐摹?BR> 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在王维的山水诗中，象这样有禅趣的诗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诗，都写得很静寂，实即写出了“空”、“寂”、“闲”的禅趣。然而，关键问题是王维的山水诗是不是一种纯粹的禅意诗呢？王维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佛教徒？回答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思想中，真正的佛教信仰是居次要的地位，这也可以从他的诗歌创作中反映出来。
二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 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
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
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
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
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
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
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
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
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pán＠①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pán＠①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据可靠资料证明，王维正式接受佛教大约在开元十五年左右，而开始师事道光约在开元十七年，但是，写于这以前的山水诗作，无论从描写的景物和刻划的意境，还是诗人的心境和表现的技巧，都与后来的《辋川集》相差无几。如《终南山》一诗写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勾勒了一个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禅理来诠释，云虚无飘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禅理，与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无”完全能挂上钩。在王维的整个山水诗作中，不仅是写“空”、“静”多，而且写“云”、“霭”也多，但没有“人生如梦”的喟叹，也没有“物是人非”的颓废，更没有“因果业报”的丝毫表露。这样一种统一的表现格局，又怎么能简单地作出纯粹是受了佛教影响的解释呢？
表现在王维身上的思想复杂性还不仅可从诗歌创作中看出来，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考察得到。对于王维思想的复杂性，人们早有所认识，而对于他的奉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的一致性，陈允吉先生作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的见解。但是他把王维的信佛思想与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矛盾仅仅归结为形象对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说：“佛教哲学无论说得怎么动听，归根结蒂是归于寂灭，它是一种厌世的思想，而诗歌中的那些艺术佳篇，应当说无一不是表现人类对美的创造和向往，这种艺术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与佛教哲学相对立的。……它们之间的渗透，恐怕不仅仅是理念对形象的注入，有时还有形象对理念的逆反。”这种说法是欠妥当的。固然，在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况，但据此判定这就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能达到极高境界的根本原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三
究竟怎样解释王维诗歌创作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呢？首先，我们必须对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层的了解。前面已经说过，王维信佞佛教与社会佞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知道，王维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他十五岁即离家赴都，寻求仕途之路。在长安，“游历诸贵之间”，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会。终于在开元九年（721年）进士及第， 顺利步入仕途。可是，任太乐丞不到半年，因伶人擅舞狮子而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直到开元二十二年才被张九龄擢为右拾遗。正当他振奋精神、积极进取时，又遭到李林甫等奸人的打击，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王维内心是极为痛苦的。“心中常欲绝，发乱不能整。”（《林园即事寄舍弟沈》）在这理想破灭的严酷现实面前，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出路何在？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受佛教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摆脱这种痛苦，就容易从佛教中去寻求解脱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更为甚者是天宝十五年安禄山陷长安，王维迫任伪职，后来尽管他因有《凝碧诗》而得到肃宗的宥? 猓?⒃鹗谔?又性剩??运?男牧榈拇蚧魇蔷薮蟮摹I?畹缆返目部朗顾?苑鸾滩??伺ê竦男巳ぁ？杉??跷?欧鹬饕?且蛳质刀?俪傻模灰部梢运担?欧鹗撬?韵质档囊恢治蘅赡魏蔚慕馔选K?皇墙栌梅鸾痰摹翱铡崩砝磁徘灿敲疲??灰欢ㄍ耆?嘈乓磺薪钥盏姆鸾探桃濉K?谴幼约旱男枰?龇⒗醇橙》鹧?枷氲摹U庋???榷韵质挡宦??辉竿?骱衔郏?植桓矣胄岸褡鞫氛??笸甲咭?莸牡缆罚?欢??植荒芟筇赵?髂茄?戮鲂挠胪持谓准冻沟拙隽眩?枷肷系拿?苁票胤从车绞?璐醋髦欣础?BR> 然而，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王维不仅仅只是一个佛教徒，他还是一个儒教和道教徒。儒道两家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比佛教的影响更大、更为深刻。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以及大量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情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6〕。以这样的观点来估价王维是较为恰当的。早年，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7〕。 尽管他马上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 刮冶菊妗钡牧硪恢志辰纾?庵炙枷刖妥匀坏胤从车搅怂?氖?璐醋髦?小?BR> 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我们知道，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人生是作者认为理想的人生，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形象化。这些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怎样抛弃自“我”呢？庄子认为：要“吾丧我”，就必须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些思想来诠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括上面用佛理分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诠释更为合理些。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沟通，“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如今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注重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修身，都要求“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一样，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面考察王维的山水诗，似乎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 挠湓弥?椤?BR> 闻一多、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观点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要求“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由于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色欲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宛若天成！这样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主张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这样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也许还要多些罢？”〔13〕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总之，个人认为，王维的思想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而尤以道家为主。他是一个佛教徒，但他的信佛是自己在生活中失意所寻求的一种寄托，并非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甚至可以说，他的奉佛仅是一个外部表现形式，其内容实质则更多的是老庄的道家思想。只有这样去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王维的诗歌，才能很好地回答他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不一致性和复杂性，才不会偏激于一端，作出牵强附会的诠释。
注释：
〔1〕苑咸《酬王维序》。
〔2〕《说诗日平语》卷下。
〔3〕大约只有十来首，典型的有《酬黎居士淅师作》， 《饭覆釜山僧》、《登辨觉寺》、《夏日过青龙寺渴操禅师》等等。
〔4〕《诗薮》内篇卷六
〔5〕见《忙经》
〔6〕《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7〕《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8〕陈允吉《佛教唐音辨思录》
〔9〕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10〕见王维《过太已观贡生房》。
〔11〕陆西星《南华经副墨·大宗师》。
〔12〕见《道德经》和《坐忘记·泰定》。
〔13〕《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